法律立法与自由txt

❶ 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及其界限是什么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1．政治权利和自由

政治权利和自由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参加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权利和自由。具体包括两大方面：第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二，政治自由。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2．宗教信仰自由

宪法规定我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3．人身自由权利

广义的人身自由权包括公民的人身、人格尊严和住宅不受侵犯，以及与人身自由密切联系的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4．社会经济权利

社会经济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经济生活和物质利益方面的权利，是公民实现其他权利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它主要包括：第一，财产权；第二，继承权；第三，劳动权；第四，休息权；第五，物质帮助权；第六，离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权。

5．教育、科学、文化权利和自由

宪法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发展各种教育事业。

6．特定人的权利

所谓特定人，这里是指包括妇女、母亲、儿童、老人、离退休人员、烈军属、华侨、归侨和侨眷在内的人员。其权利包括：第一，妇女、婚姻、家庭、母亲、儿童和老人受国家保护；第二，保障离退休人员和烈军属的权利；第三，保护华侨、归侨和侨眷的正当权益。

7．监督权利

宪法规定公民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其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公民基本权利的界限
根据现代宪法原理，任何形式的基本权利都是受限制的，反映了基本权利相对化、
社会化的趋势。保障基本权利的命题中包括限制基本权利的界限、标准与限制方式等
因素。
1．限制基本权利的内涵与依据。
限制基本权利是指确定基本权利的范围，使之不得超过一定的限度，超过限度则构成权利的滥用。基本权利的受限制性具体表现为对基本权利主体和基本权利具体活动形式的限制。具体地说限制基本权利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1)剥夺一部分主体的基本权利。一般作为刑罚的附加刑采用。如选举权是公民的政治权利之一，是进行政治活动的基础。我国刑法规定，对于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停止行使某种基本权利。出于某种原因，对基本权利主体的活动加以暂时性的限制，等条件恢复时再准予行使基本权利。
(3)出于社会公益，对基本权利特殊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如对公务员的政治活动、
军人的政治权利进行限制等。
2、限制基本权利的目的
限制基本权利必须有明确的程序与合理目的。由于各国宪法的性质不同，在限制基本权利的目的上也表现出
不同的特点。从各国宪法的规定看，限制基本权利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目的，即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公共利益。
（1）维护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是社会有序状态或动态平衡。正常的社会秩序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社会秩序包含着相应的社会关系内容和某些社会规范与原则。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要求是：合理地确定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明确社会主体的宪法地位；对侵犯基本权利的现象规定预防和解决的程序；保护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当权利被滥用的行为危及社会秩序的基础时，出于恢复或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司对基本权利的某些内容进行必要的限制。
（2)保障国家安全。
限制基本权利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在一个社会里，保障基本权利首先要保障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即国家政权的稳定。当发生国际、国内危机时，正常的宪法秩序就要受到破坏，基本权利的保障也就失去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安全是基本权利保障的前提之一。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出于国家安全的目的限制基本权利时，应明确国家安全机关的权限、限制程序和权利救济的具体形式等。我国国家安全法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在国家安全工作中依法行使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
逮捕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家安全工作中，应当严格依法办事，不得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不得侵犯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这些限制性规定的目的是规范国家安全机关的活动程序，防止滥用职权与侵犯公民基本权利。
（3）维护公共利益。
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各国宪法普遍规定了对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加以限制的范围与具体形式。尽管各国宪法对公共利益内容的规定及表述有所不同，但都遵循一个总的原则，即行使权利和自由不得违背社会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通常指社会全体利益、幸福与福利。
我国《宪法》第51条对基本权利的限制目的作了如下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与权利。这一条是对公民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总的限制性规定，同时也表明限制的基本目标。
在我国，公民合法地行使基本权利的前提是不损害社会、国家与集体利益，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了维护社会、国家与集体利益，在必要时可以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限制，以取得
权利主体之间的平衡。除宪法规定外，其他法律、法规中也相应地规定了有关限制权利的目的、内容。宪法的总体限制目的一般通过普通法律得到具体表现。我国宪法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社会、国家、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根本一致性，维护公共利益是社会与个体利益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宪法是公共利益的高度提炼与概括，是对多种利益关系的总体协调。为了社会和国家利益，有必要限制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这种限制并不影响保障基本权利的社会效果，保障与限制是有机的统一。但我们必须承认，总体上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同判断某一具体行为是否违反公共利益的标准之间有时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和冲突。限制基本权利的具体标准不能拘泥于抽象的原则，应当把原则和界限进一步量化，明确具体的限制目的与限制过程。原则性的、宣言性的标准有时很难调整具体的基本权利的实践活动，有时出现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借口，侵犯基本权利的现象。因此，需要对宪法文本上的“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社会利益”等表述进行合理的分析，寻求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合理平衡。
3．限制基本权利的基本形式。
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限制基本权利的形式主要有：
(1)基本权利内在的限制。
基本权利内在限制主要指基本权利内部已确定限制的范围，不是从外部设定的条件；
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基本权利概念本身的限制，即宪法中规定的基本权利概念本身
对其范围与界限进行了必要的限定；二是通过具体附加的文句对其范围进行了限定。如
宪法规定游行示威时要求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与自由，规定行使言论自由时要求遵循社
会公德等。
(2)宪法和法律的限制。
现代各国宪法一方面规定了保障基本权利的内容，另一方面又规定了限制基本权利的界限。这种界限也叫基本权利的宪法界限。宪法为基本权利运行确定了总的原则与程序，以此作为基本权利保障的内在条件。我国《宪法》第51条的规定是宪法对基本权利活动进行限制的总的原则与标准，确定了宪法内在界限。在宪法上保障与限制基本权利是有机的统一，通过宪法的任何限制应具有合理的界限，不应超过宪法原则与精神所要求的范围与限度。制宪者在宪法中明示限制基本权利的界限，其目的是约束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尊重基本权利价值，依法正确行使立法裁量权。
在宪法原则的指导下，对基本权利的具体活动可通过法律进行适当的限制，它是经常运用的一种形式。通过法律限制基本权利具有两种功能，即作为限制基本权利的手段和不依法律不能限制基本权利的一种界限。合理的限制不仅促进基本权利的制度化、法律化，而且可以消除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对立，协调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
通过法律限制基本权利的条件是：必须有国家通过的形式意义上的法律为依据，而这种法律必须具有合宪性；限制基本权利要有明确的目的；对特定的基本权利不得限制。具体的限制方式有两种形式：法律的一般保留，即法律规定的保留适用于所有基本权利，所有权利受法律限制；法律的个别保留，即根据法律的具体条文而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在具体限制基本权利时一般保留和个别保留有时会出现重复，有些国家只规定个别保留，而没有一般保留，如韩国、日本等国。法律保留主要以行政权活动为对象，但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可约束立法权活动，以保障基本权利不受立法权侵害。我国宪法采取了一般保留的形式，法律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适用于所有领域，但法律在不同的宪法条文中包含着不同的内涵，需要依据宪法解释学的方法，对法律在不同条文中的内容进行具体分析，确定法律解释的合理界限。

4、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
一、紧急状态下限制基本权利的宪法依据
宪法上所确认的基本权利都是常态下的基本权利。各国的立法和实践表明，在紧急状态下需要限制或克减公民的基本权利。许多国家的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都明确了这一点。经过2004年修宪，中国已经将紧急状态明确地规定在宪法之中，使紧急状态有了明确的宪法基础。在紧急状态下，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是有宪法依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是针对公共权力而设置的，在保持其价值统一性的同时，其内容并不是绝对的，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之间存在着合理的界限。通过基本权利界限的解释，我们可以确定基本权利的规范领域及其存在的问题，并提供宪法解释的标准与具体规则。
其次，迅速控制紧急状态的需要，恢复宪法秩序。引发紧急状态的事件是不可避免的。紧急状态的发生必然会对整个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冲 击，有可能侵害宪法所赖以发挥作用的环境。按照宪法的原理，为应付可能给宪法秩序带来的任何危害，为了国家安全、社会秩序与公共福利，可以在必要的限度内 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中国宪法第51条的规定也显示出可以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
再次，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减少生命和财产损失的需要。中国宪法修正案第24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 权”。许多国家宪法采用法律保留原则，授权法律可以限制基本权利，这是以宪法肯定基本权利的存在为前提的。国家在紧急状态下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其直 接目的在于保证紧急权的有效行使，防止紧急权的滥用，进而能尽快恢复宪法秩序，从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能尽快在常态之下正常行使。换言之，限制基本权利的 出发点与归属点是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价值。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紧急权的正当行使虽然会给一小部分人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是却能保障更大一部分人的生 命和财产，减少社会整体利益受到更多不必要的损失。这是现代法治社会中一种不得已但也是明智的选择。
二、紧急状态下基本权利的限制界限
在宪法学框架内，国家紧急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宪法对可能出现的国家紧急状况已作出预测性的规定；二是宪法对可能出现的紧急状况 无法作出预测性的规定，有可能出现“超宪法的宪法外的国家紧急状态”。但无论出现何种情况，国家紧急权的发动必须以宪法规定或宪法原则进行，任何违反宪法 规定和精神的做法，都不具有合宪性的基础。
(一)限制的范围 各国对紧急状态下基本权利限制或克减的范围有几种不同的规定方式。
第一，肯定式规定，即规定可以限制或克减哪些基本权利。例如，塞浦路斯宪法规定，任何宣布紧急状态的公告只能中止下列宪法条款的执 行，即生命和人身安全的权利，不得强迫劳动或强制劳动、人身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的权利，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思想、信仰、言论、出版的权利，和平集 会的权利、国家征用动产和不动产时立即补偿、从事职业、贸易、经营的权利以及罢工权[2](P246)。
第二，否定式规定，即规定哪些权利不得限制或克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规定，不得根据紧急状态可以克减基本权利的规定而克减生命权、不受酷刑的权利、不受奴役的权利、非因不履行法定义务不受监禁、罪刑法定、人格尊严、思想良心宗教信仰自由。《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第2条第2款规定：任何意外情况，如战争状态、战争威胁、国内政局不稳定或任何其他社会紧急状态，均不得作为施行酷刑之理由。《欧洲理事会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15条规定，除了因合法的战争行为而引起的死亡外，不得因紧急状态而对生命权有所克减，也不得因紧急状态对禁止酷刑、禁止奴役、罪刑法定的规定有所克减。《美洲人权公约》第27条 规定，不得因紧急状态许可暂时停止下列权利条款的实施，包括法律人格权、生命权、人道待遇的权利、不受奴役的自由、不受有追溯力法律的约束、良心和宗教自 由、家庭的权利、姓名权、儿童的权利、国籍的权利、参加政府的权利，以及暂时停止实施为保护这些权利所必要的司法保证。限制或克减条款表明：“当保护个人 权利与保护国家生存、独立和安全的国家利益间发生严重冲突时，在相当程度上后者优先。”[3](P84)而这种优先性的价值基础也是人的尊严与价值的维护，即个人权利的价值融合在国家与公共利益之中。
第三，折中式规定，即宣称不得限制或克减某些基本权利，又规定可以限制某些基本权利。例如加拿大危机法规定，在采取特殊临时的措施 时，应该遵守《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加拿大人权利法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特别是那些即使在全国性危机时也不得限制或剥夺的基本权 利。同时在各种危机情况下可以采取措施限制某些基本权利的行使，如第8条规定可以在公共福利危机宣告生效期间，限制公民的迁徙自由，征用、使用财产，要求公民提供必要的服务并给予补偿等。
第四，模糊式规定，即不对紧急状态下可以限制或克减的基本权利作出具体规定。例如，尼泊尔王国宪法第81条规定，如果国王认为出现了严重的紧急形势，“国王可以发布文告宣布中止执行除本条款以外的本宪法一切条款或任一条文或某些条款中的某些规定。”[2](P245)中国宪法第51条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紧急状态的实施，其目的在于维 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国家可以依据本条规定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限制，但是基本权利中哪些可以克减，哪些不得克减，有时界限并不十分清楚。
从上述规定来看，限制或克减范围的确定有一个大致的标准：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一般可以克减，人权的最本质部分———人的生命、思想、信仰方面的权利则不得克减。
(二)限制的程度 基本权利的克减应该有一个程度上的限制，不得侵害人权的本质内容。
人权的本质内容通常是指成为人权核心的实体内容，本质内容的侵犯就是指因这种侵犯，公民的自由或权利变得有名无实。德国基本法第19条规定，“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受到侵害。”韩国宪法第37条规定，“对人权进行限制时也不能侵害自由和权利的本质内容。”俄罗斯宪法第56条 有一个具体的规定，即生存权、尊严权、私生活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自由地利用自己的能力和财产的权利以及拥有住宅的权利等权利与自由不受限制。但是，每 个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的限度还是一个宪法解释上的难题。在这方面，德国的理论是可以参考的。在德国主要有三种理论。其一，残余论或绝对说。该理论认为，法 律除了不可以掏空某种权利之外，还至少使其他人仍然可以拥有该权利。在宪法政策上更要作进一步的考虑———该法律施行后人民所拥有的该项人权是否已经名存 实亡?每一个人权，无论如何都会有最起码的内容存在，而不至于被剥夺殆尽。其二，利益论或相对说。该理论以实务界的主张为代 表，认为唯有基于更重大的法益及特殊的理由，才可以对人权予以限制。它将人权所绝不可被侵犯的核心内容，利用手段有无过分及有无更重大法益冲突作为界定本 质内容的界限，因此它并不承认有绝对本质内容的存在。其三，折中说。它认为，每个人权的规定，至少都需要保留起码的内容，作为人类尊严内容的表征。而且立 法者在立法时，也要受到比例原则的拘束，不立不必要的法律限制人权。①在人权实践中，认定人权本质内容的标准有时不易掌握，对一些基本的人权在限制上采取 更慎重的方法是必要的。但从人权社会化、相对化的发展趋势看，一概否定本质内容的限制也是不适宜的。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如果都受到了侵犯，该权利即不再存 在。所有权利条款的核心就在于保障人的尊严与价值。在限制或克减基本权利的时候，要努力保证基本权利的合理内核，确保人的尊严仍然能够得到体现。另外，还 要严格遵守比例原则的要求，不得过分侵犯基本权利。
(三)限制的条件 限制或克减基本权利需要符合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使政府行使的紧急权不仅具有合法性，而且具有权威性，防止可能出现的紧急权的滥用。
1.时间起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规定，“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命并经正式宣布时，本公约缔约国得采取措施克减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义务。”加拿大危机法第8条规定，“在公共福利危机的宣告生效期间，总理可以依照合理的原因采取其认为处理危机必要的如下命令或规制措施……”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不得克减公民的基本权利。
2.限制依据：形式法律。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最高权力机关制定法律来进行，这是宪法的一项基本原理。宪法文本中的法律在不同条文中有不同的价值表现形式，内涵也不尽相同。一般情况下，这一项权力不可以授予行政机关或其他机关来行使。
3.实施主体：实体和程序合法。中国宪法修正案第26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宪法修正案第2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宪法第29条 规定，国务院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可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从今后的 发展趋势看，需要进一步明确实施限制或克减公民基本权利的主体，即进一步明确紧急状态法的具体规定，需要授权给实际的指挥者、现场应对人员和其他享有法定 职权的人员。②在执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和措施时，应该履行一定的程序义务，如表明身份、说明理由、告知救济渠道等较低程度的程序义务。
三、紧急状态下基本权利的保障与救济
紧急状态下限制或克减公民的部分基本权利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某些基本权利即使在紧急状态下也需要加以保障。这里，我们仅探讨所限制或克减的基本权利的保障问题。
(一)宪法限制基本权利的合理界限 在紧急状态下，宪法仍然能够发挥作用，仍然发挥着保障基本权利的功能，只是保护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在限制或克减基本权利的时候，需要严格遵循比例原则，进 行利益衡量，以确保宪法维护秩序与保障人权的价值能够得到实现。具体而言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采取的方法应有助于目的达成，这在学理上被称为 “合目的性”或“适当性”原则；第二，有多种同样能达成目的的方法时，应选择对公民权益损害最少的方法，这在学理上被称为“必要性”原则；第三，采取的方 法所造成的损害不得与想要达成目的的利益显失均衡，这在学理上被称为“合比例”或“狭义的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具有宪法位阶，能对立法、行政和司法活动进 行直接约束，能作为宪法解释、司法审查的标准而适用。它对于控制国家权力行使目的的正当合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适当链接、收益与成本之间的比例均衡等都具 有重要作用。中国宪法中有不少地方包含了比例原则的要求。宪法修正案第2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两条都规定了征收、征用的合目的性原则。宪法修正案第14条 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宪法原则的比例原则是现代国家控制公共行为目的理性的重要工具，同样能够适用于紧急状态 下对克减基本权利的限制和保障。国家在制定法律时，应遵守比例原则的要求，对克减基本权利的目的性、必要性和比例性进行仔细综合审查。在具体适用法律时， 亦须遵循比例原则的要求，合理裁量紧急权。限制或克减基本权利的目的只能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克减到何种程度要视紧急状态的情势而定，不得超过紧急状态情势 需要过度地限制甚至剥夺基本权利的行使。当然，这里所讲的公共利益应当是具有正当性的公共利益，对抽象的公共利益应进行具体的判断。为限制或克减基本权利 所采取措施的收益不能与公民所受损失显失均衡。例如，为了消除疾病源而将感染者杀死，这虽然可能符合比例原则的前两个要求，但是却不符合比例原则的最后一 个要求，这同样是违反比例原则而不能允许的。
(二)限制基本权利的救济 对于限制或克减公民的基本权利，也要给以救济的渠道，只是紧急状态之下的救济与常态之下的救济有所差别而已。
1.对规范性文件的违宪违法审查。在紧急状态下，从法律法规到其他规范性文件，从议会立法到授权立法， 规范性法律文件将得到广泛应用。一个合宪合法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将取得良好的效果，有助于提高应对紧急状态的效率；但是一个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则可能 带来无数个违宪违法的行为，造成恶劣的效果，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有必要依据《行政诉讼法》、《立法法》等进行审查。审查的方式有两种：其一为附带式审 查，即有了具体的损害案件之后，在案件审理中对其进行审查；其二为抽象审查，即在规范性法律文件公布之后，有权人员和机构依照立法法的规定向有权机关提出 审查的要求或建议，由其进行审查。当然，中国目前的请求审查及具体审查的程序在操作性上还有欠缺，还需要对请求权的主体要件、案件的性质构成、审查主体及 其权限、审查结果的效力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明确。
2.对限制行为的违宪违法审查。在具体实施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过程中，针对限制行为的违宪违法现象也有必 要设定法律的救济渠道。当然，这里我们所说的法律救济应该与常态之下的法律救济有所区别，它应该更能体现出紧急状态对效率的要求，也应该提供更便捷的途径 方便当事人提起救济程序。在紧急状态之下，为了保证紧急权有效行使，原则上只应允许对超出合理界限的限制行为提起救济途径；对于尚处于合理界限之内的限制 行为，司法应保持谦抑状态。另外，无论是行政复议还是行政诉讼，均需在受理程序、审理组织构成、审理期限上作简易的规定，以确保纠纷的迅速解决。
21世纪国家紧急权应充分体现人的基本尊严与价值，突出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保持国家紧急权的合法性与 权威性。在国家紧急状态法的基本理念、内容与程序安排等基本问题上，需要充分反映现代宪政的基本精神，明确公共利益的界限与标准，合理地协调公共利益与公 民个体利益之间的平衡，使国家紧急状态制度成为实现宪法价值的基本制度。

❷ 法律与自由的重要性

我推荐你看一下哈耶克的这篇文章，应该对你有帮助的，下边是网址和节选
http://www.china-review.com/sao.asp?id=2212
人们往内往认为容自由主义偏重于强调自由而忽略了正义问题，所以有了自由至上之名，民主主义偏重于强调平等，特别是经济上的平等，而忽略了个人自由的基本前提，所以有了社会正义的幻象。但在哈耶克看来，自由与平等的二元矛盾并不是根本性的，其背后的自由与正义的关系才是最要紧的，他通过一种建立在普通法之法治秩序中[1]的自由正义（liberal justice）观念解决了这个问题，法律、自由与正义在他的理论中不再是分立的，或对立的，而是互动的关系。当然，哈耶克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又是在一个否定性的价值背景之下展开的，以他之见，只有否定性的法律规则才提供了一个否定性的自由与正义。

❸ 法律、立法与自由 除了邓正来的,还有没有其他版本

没有其他了的

❹ 我国宪法对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的规定有哪些

公民的基本权利
一、政治权利和自由
政治权利和自由是指宪法和法律规定公民有参加国家管理、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以及在政治上享有表达个人见解和意愿的自由.它包括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和游行的自由.
（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指公民享有选举与被选举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代表或者某些国家机关领导人的权利.它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1)公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公民有被选举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
3)公民对被选举的代表享有监督和罢免的权利.
2.我国宪法规定,除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外,所有的年满18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受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的限制.
（二）言论自由
1.言论自由是指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通过口头、书面、著作及电影、戏剧、音乐、广播电视等手段发表自己意见和观点自由权利.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1)狭义的言论自由是公民在公共场所发表意见或者讨论问题的权利；
2)广义的言论自由则既包括在公共场所发表意见和讨论问题的权利,还包括出版自由、学术自由和新闻自由等权利.
2.言论自由作为近现代宪法上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是资产阶级干革命的产物.1776年美国弗吉尼亚州宪法最早规定了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宣布“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也同样重视言论自由,我国建国以来的历部宪法都将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写入宪法之中.
3.言论自由人作为公民的法律权利,其核心是指国家的任何立法与行政活动都不得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但是,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主要有以下几种：
1)保护个人不受诽谤或者对权利的其他分割；
2)维护社会道德水准的需要；
3)当国内发生暴力或者骚乱行为时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
4)当外敌入侵时为捍卫国家安全的需要；
※我国宪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权利和自由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具体表现为在行使权利和自由时：
1)不得用言论进行反革命宣传、反革命煽动；
2)不得用言论进行诬告、陷害其他公民的活动；
3)不得用言论侮辱、诽谤、诋毁其他公民的人格尊严.
4.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范围、限制方式,许多国家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加以调整,如新闻法、出版法、诽谤法、广播法等.宪法学将各国不同的法律限制方式分为预防制和追惩制两种：
1)预防制是事前限制,即所有的演说、出版等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为在表达以前要受一定的国家机关的干预和审查,前者只有通过后者的审查才能实现其表达言论的意愿.
2)追惩制是事后限制,即所有的言论与出版不受事前的审查,都事先被假定为可以行使,只有在表达言论后构成违法的才依法定程序予以制裁的制度.英国、美国等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实行这种制度.
（三）出版自由
1.出版自由是言论自由的扩展,是广义的言论自由.它指的是公民有权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通过出版物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思想的权利.
2.在英美等国家,出版自由的观念根深蒂固.英国在1695年的时候就取消了出版领取许可执照的制度；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来剥夺出版自由.”我国的历部宪法都专门规定了公民出版自由的权利.
3.但是,出版自由并非毫无限制,对于出版自由的限制方式主要有追惩制、登记制和审批制.英美等国实行追惩制,我国则实行登记制和审批制：
1)前者不受任何的事先审查,只在出版后构成违法才予以追究法律责任；
2)后者在出版前要接受新闻审查,经批准并登记后才能出版的制度.
3)从禁止出版的范围看,有伤风化的出版物为各国所普遍禁止.
（四）集会、游行、示威自由
1.集会、游行、示威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各国宪法大多赋予公民以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规定：“和平集会的权利应被承认.对此项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除去按照法律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者道德或者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而加以限制.”
2.我国的历部宪法都明确规定了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自由,1989年10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对我国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自由作了全面规定：
1)集会是指聚集于露天公共场所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活动；
2)游行是指在公共道路、露天公共场所列队行进、表达共同意愿的活动；
3)示威是指在露天公共场所或者公共道路上以集会、游行、静坐等方式表达要求、抗议或者支持、声援等共同意思的活动.
※集会、游行、示威具有如下特点：
1)它是由公民自发举行的,而非由国家机关组织进行；
2)它是在露天公共场所公开举行的,而非在室内秘密进行；
3)它的目的是表达某种意愿,而非为了娱乐.
3.由于集会、游行、示威是一种较为激烈地表达意志的方式,在客观上往往会给社会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因而,世界各国法律对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权利的行使都给予一定的限制,其方式有三种：
1)申报制,即仅须在集会、游行、示威前向有关机关报告,无须经过相关机关批准的制度；
2)批准制,即集会、游行、示威须取得有关机关许可方能举行的制度；
3)追惩制,即在集会、游行、示威前不受任何机关的干涉,也无须向任何机关报告,只有在集会、游行、示威中有违法行为时才依法予以惩罚的制度.
※上述各种限制方式中,批准制限制最为严格；追惩制限制最为宽松；申报制处于两者之间--它既不会不当限制公民集会、游行、示威权利的行使,同时又使相应的维护公共秩序的国家机关可以有所防范,能平衡秩序和自由的矛盾,所以是一种较合理的限制方式.
4.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规定,公民在行使这些自由权利的时候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1)不得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
2)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
利；
3)集会、游行、示威的时间、地点、路线等都要按事先批准的内容
进行.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国采取的限制方式是批准制.
（五）结社自由
1.结社自由是指公民为了一定的宗旨而依照法律规定的手续组织某种社会团体的自由.
2.结社可分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结社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结社,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结社又可分为政治性结社和非政治性结社.以营利为目的的结社如组建公司,政治性结社如组织政党,非政治性结社如组建慈善机构.
3.在国外,结社自由包括组建政党自由,在我国一般不包括此项内容,因为我国由共产党一党领导,其他八个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参政党,故不允许组建其他政党.
4.1989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国家社会团体依照其登记的章程进行活动,其他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干涉.对社团的成立登记、监督管理等基本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为公民行使结社自由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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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在和会社会中重要意义

药剂1102 201118350218 吴云勇

摘要：法律区别于道德规范、宗教规范、风俗习惯、社会礼仪、职业规范等其他社会规范的首要之处在于，它是由国家创制并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法律不但由国家制定和认可，并且由国家保证实施。也即是，法律具有国家强制性。法律的强制性，既表现为国家对违法行为的否定和制裁，也表现为国家对合法行为的肯定和保护。

关键词：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市场 先进文化 民主

一、法律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要保障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强社会法治建设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和保障。 社会主义法治对和谐社会的保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保障作用体现在立法方面。有法可依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要求，也是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有了完备的法律体系做保障，才能更好的引导、规范和约束公民和政府的行为，使之依法办事，循章而为，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2）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保障作用体现在司法和执法方面。公正、高效的司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司法往往被视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而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只有建立一个公正、高效的司法体制，真正形成公平和公正的社会环境，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民群众才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才能实现社会安定。同样，执法的公正、高效也是当然要求。

（3）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保障作用体现在守法方面。社会成员遵纪守法，政府严格依法办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守法意识和政府依法行政的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要件。

（4）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保障作用体现在法律监督方面。法律监督可以通过对立法、司法和守法三个方面的作用来间接保障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二、法律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推进

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与公民关系最密切，因而也是权力最大，机构最多、人数最多的一个部门。由于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使经济受政府的直接干预太多，使本应属于企业、个人的权利受到行政机关的侵犯，使法律赋予市场主体的权利不能实现。

所以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具体的说就是用法律的形式重塑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废除那些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旧职能，另一方面确定市场经济要求的新职能。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打破以政府为中心、以计划命令为手段的经济模式，将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将经济规律作为市场运营的准则。因此，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必须由直接的微观管理，转变为制定战略计划、确立市场规则、向市场主体提供服务、促进市场发育、维护市场秩序的宏观、间接管理为主的管理模式。实践证明，政府职能不转变，自由、竞争、公平的市场机制就无法形成。其次，政府的执法行为要遵守职权法定原则。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凡法律没有规定的，政府就无权行使，这就是强调政府权力的有限性。传统的官本位的管理型政府强调的是企业的权利是有限的而政府的权力是无限的，这种权力倒置现象最终使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部门，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管理，使企业失去自由和活力。所以不注意政府权力的有限性而任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那么就可能导致一系列破坏市场关系，损害自由竞争，漠视市场主体权利的恶果，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法律在文化建设方面作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亲亲相容隐”的人伦主义：“慎刑恤狱”的司法人道主义：“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法律的“集体主义本位”：“为政在人”的人治观：“亲民”的政治道德观；法律语言的简洁；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行政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及历史上“变法”的经验等等，这些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仔细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良莠不齐，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成分的同时还包含着更多的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已被时代抛弃的糟粕，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必须仔细地鉴别。对于其中的专制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泛刑事主义等明显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应毫不犹豫地予以抛弃，对于其中含有的优秀成分，亦必须仔细鉴别，巧妙合理地予以运用。

四、法律在民主进程的重要意义

一是强立法、弱司法。在我国，立法主体包括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政府。司法机关虽然可以做出司法解释，但司法机关并不是形成法律体系的主体，司法解释并不能在法律之外创制新的原则和规范。也就是说，在我国只有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才可能成为形成法律体系的主体，“法官造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完全不被认可的。从国家权力的实际配置看，司法权弱于立法权，不能审查立法，也不能审查违宪。尽管有行政诉讼制度，司法机关因此可以对行政行为做出司法审查，但司法权在事实上也明显弱于行政权。在这样一种体制下，我国形成法律体系采取的是强规定式的立法模式，这使得我国法律实践中理性“逻辑”的分量重于日常“经验”的成分。

二是强国家、弱社会。从理论上讲，规则的产生有多种途径，立法和司法活动能产生规则，社会或共同体成员通过长期互动也能自发形成规则，因此，在法理上有“国家法”与“活法”、“立法”与“法”、“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的区分。在强规定式的立法模式主导下，不仅司法在法律规则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受到抑制，而且，短短30年间，社会或共同体成员通过互动而自发形成规则也是不充分的。在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立法机关和政府居于明显的主导地位，立法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法律移植以及基于国家立场对社会的变革和改造。这可能导致法律规则与社会对规则的实际需求不一致，或者说，法律规定与社会实际发生一定脱节。由此，法律实践中时常会出现法律快速而频繁的修改，而社会生活中那些没有得到有效规范的领域的法律秩序往往通过“治理”色彩浓厚的社会管理来实现。

三是强制定、弱执行。法律制定是一回事，法律是否得到切实执行是另外一回事。改革开放初期，在法制建设初见成效之时，法律执行问题其实已经显现出来。1982年，党的十二大就此曾专门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不但有相当数量的群众，而且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包括一些负责干部，对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已经制定的法律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遵守和执行。”此后，在诸多法律纷沓而出的同时，维护法制的统一以及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强调。尽管如此，违法甚至违反宪法的行为、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执行难”仍然存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一些权利和原则在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完全落实。就实践而言，不定期的执法检查、专项整治、“严打”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严格执行法律的常规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健全。

四是强政治、弱法律。就政治与法律的关系而言，政治需要受到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政治的支持和维护。在政治与法律的关系上，一方面，尽管与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相比，后30年政治和行政越来越转入法治轨道，但政治对法律实践仍有过大的主导作用和实际影响。例如，宪法虽为国家根本大法，但它仍是一部需要修改、而且事实上也是可以时常被修改的、改革时代的宪法；一些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受到部门、行业等利益的影响和干扰；立法、司法活动的专业化程度还不够高，特别是司法机关在司法职能之外还承担着大量政治、行政乃至社会职能等。另一方面，立法和法律实践在有些方面需要受到的常规化的政治影响还不够有力，例如，民主立法、立法的公众参与、立法监督等。

查阅文献：《思修道德修养与法律建设》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❼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包括立法上适用法律的平等对吗为什么

不包括。

原因介绍：

因为当事人的行为能力是不可能平等的，因年龄、精神能力不同而不同。《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平等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指适用法律上的平等，不得表述为“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后者还包括立法平等内容在内。

(7)法律立法与自由txt扩展阅读

平等权并不只是指在适用法律上的平等，严格地说，它由四部分组成：

一是权利平等，即所有的公民平等地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

二是义务平等，即所有的公民平等地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

三是法律适用平等，即国家机关在适用法律时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公民，在保护或惩罚上一视同仁，不可因人而异；

四是法律界限平等，即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没有超出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四部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的统一构成了法律上的平等权。

其次，平等权表达的是一种原则和信念。它否定那种强调有差别的个人，且把社会等级的存在视为社会正义的基础，依据各个人的身份或社会地位有差别地分配权利义务，对多数人的自由严加限制而对少数人的自由加以特殊保护的社会现象和制度。

与公民的其他权利相比较，平等权的特殊性在于，它所强调的一视同仁对待的原则渗透在个体、群体彼此之间，或公民与他人相联系的各种法律权利的享有中。

中国民法中的公平原则，继承法中关于继承权男女平等的规定，刑法中有关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条款，以及对执法公正和司法公正的要求等，无一不体现着这种一视同仁的原则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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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是属于个体的，法律是属于国家的。个体约定而成国家的合理性，是法律有效性和政权合法性的终极判断。自由，不是来自法律对个人的保护，而是来自个体对立法的彻底参与。这是切实保障个体自由的先决条件。在这一过程里，个体利益的“交集”而非“并集”（不完全是数学上的那种）形成公民意志－主权者的意志－一般意志，而这种主权者因为个体的不断参与，其内容是常新的，其利益与个体利益共荣的。从这一点出发，多数人说了算的约法三章必然地成为主权在民的道德的体现方式。

卢梭把政权明白地分成了立法和行政两个部分，前者属于社会契约的范畴，而后者不是契约的内容（因此是可变可推翻的）。这个理念对后来民主政治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卢梭之前，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对法律的理解更加深刻，唯缺卢梭的“主权在民”的动力。《社会契约论》本身是自恰的政治理论专著。它自始至终只扬弃了一种体制：专制政府。按卢梭的话，这就是那种蔑视法律把个体的权力高于主权者之上的体制。其他的体制，卢梭仅仅论述了它们合法的自然依据。从直接民主制、贵族代议制到君主立宪制，统治的根据必须是人民主权－其真正表达就是法律。卢梭并进而把任何真正依法而治的政体统称为共和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