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迷信
⑴ 如何培育民众的法治信仰
1、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这是培养公民法律信仰的前提条件。公民的权利是一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没有权利内容的法律就激发不了公众对它的渴望。权利意识的增强导致对法律的认识与对其价值的认同,有利于人们法律信仰的生长;同时,对法律的信仰也必将推动人们权利意识的提升,从而又推动法律意识的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尤其是对权利的主张是近代自觉的主体者人格的呐喊,如果缺乏权利意识,法律规定的权利只能是写在纸上的而不会转化为现实中的权利。而权利意识的培养在于主体者自主意识的觉醒。我们说权利意识的培养主要在于主体——公民的自我意识的苏醒。如果立法者一直崇拜和迷信国家政权的强制与威慑,而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公民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那么公民在国家的强制和威慑下,只能无可奈何地被动服从法律,自主判断的思维就会逐渐麻木,参与的热情也会逐渐泯没,独立的人格丧失了,那么顺从的、充满奴性的依附人格便长成了,权利意识在其心中荡然无存,我们所倡导的法律信仰就无从谈起。2、增强公民对法律价值的感受、体认与认同,是培养公民法律信仰的内在原动力。法律信仰具有亲历性。法律信仰不是被灌输出来的,被教导出来的,而是基于人们对法律的自觉信服和认可而使法律被认为是值得尊敬的、应当尊敬的。人们通过自己参与到法律实践的过程,借助一系列的社会实践、个别经验和亲身感受而逐步到对法律的归依,对法律神圣性的认同。从这一意义上说,法律就使人们信仰它获得了必要的价值基础。公民就是通过对价值的感受、体认和认同,才转化为法律价值即价值法律化,这是法律信仰产生的主观前提。对法律的信仰归根结底是基于法律体现着主体的价值追求与价值理想,这也是法律之所以能够被人信仰的最初原动力。正如西赛罗在《论法律》中说,罗马人自儿提时便受到如此教育:“一个人要求求助于正义,就去诉诸法律”。因为只有法律体现着正义,反映着正义,保障着正义,实现着正义,从而使人们信仰法律、信仰正义获得了发自主体内心的一种心灵的相契,法律信仰也由此而确立。所以,只要法律的内容体现并反映了主体的价值追求,法律才会得到社会主体的普遍体认与认同,并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去遵守法律、尊重法律、信仰法律,最终完成信仰法律的理念塑造。3、增强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执法、司法人员的法律信仰,是培养公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证,也是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环节。只有国家公职人员对国家法律具备良好的信仰,才能在形成、培养、增强自身信仰的同时,有助于民众法律信仰的培植,党和政府的法律信仰是社会民众法律信仰的榜样。从心理学角度上说,这是一种模仿效应。律人先律己,法律信仰这一社会风气形成的直接因素就是公职人员对法律的认同。国家公职人员作为由人民委托执掌一定权力的代表和法律的卫士,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假使执法者、司法者自己首先知法执法又犯法,就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违背党的领导,也会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这样的话,就会众叛亲离,甚至会使政府和法律的威信丧失殆尽,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诚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言:“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十倍于犯罪,因为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污染了水源”。因而,为了公民法律信仰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应切实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法律素质教育,首先培养其法律信仰。4、 彻底摈弃法律工具主义,扫除思想上的障碍,是培养公民法律信仰的重要步骤。目前存在一个最大的思想误区是法律工具主义持有者居多,法律工具主义是一种关于法律本质和法律功能的法学世界观和法学认识论,认为法律只是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不具有任何目的和价值意义,把法律视为国家的工具和政策的工具。有时候法律工具主义者非常重视法律的作用,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发展。但是由于他们把法律视为工具,而工具又是可以替代的,一旦达不到预想目标,这一工具就会被弃之不用。政策、命令甚至长官意志都可与法律发挥同等的甚至更大的作用,就容易出现以权压法,权大于法的现象,这时法律就形同虚设,伴随的危机亦会爆发,并最终导致人们对法律丧失信心。文革期间时而把法律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时而又砸烂公检法,一切都无法无天的做法就是最好的说明。法律工具主义是人治思想的特殊表现。其实我们知道,法律在具有工具性手段性的同时,亦具有目的性。在一定条件下,它是工具,在另一条件下它就具有目的性了。法律只有始终贯穿着人类的价值追求这一目的,才能真正具有公平与正义,才能具有这一法律调整下的经济、政治与道德等的公平与正义。而法律工具主义是把法律视为一种工具,与目的价值等无关,那么在立法时就不能最大值地记载法律的价值,执法时也不可能实现其价值,自然人们的守法活动也不能享受其应有的价值,导致法律价值的虚化,降低了人们对法律价值的期待,自然无法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5、通过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进行舆论导向和法治宣传,是培养公民法律信仰的广泛基础。现在电视、报纸和手机都已普及,网络也纵横各区域,这些现代化工具的作用就是迅捷,让人第一时间去感知外部世界。尤其网络舆论的功能日趋强大,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质。经过近十年发展的中国网络媒体已成为全球互联网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中国网民人数,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各种媒体是通过个案对法律实施关注的。针对每一个热点事件,新闻媒体及网上言论都会非常活跃,进而马上形成舆论趋势,甚至产生巨大的舆论压力,使任何部门、机构甚至公众人物都无法忽视。例如孙志刚案、刘涌案、宝马案等新闻、网上舆论的汹涌对该案的最终公正解决,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公民也直接或间接自发培养了对法律的情感。公民通过多种途径站在一个局外者的角度“冷眼”触摸法律,长期坚持下去,对法律逐渐习惯并认可,对法律产生一种不可阻隔的亲切,这种亲切感会使社会人群对周围事物乃至自身事务第一时间以法律者思维去思考,使权利意识更深入民心,受到鼓舞的公众将会继续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对法律事件的关注中去,法律信仰就会潜移默化地在公众内心形成。法律堪称人类迄今为止所能拥有的相对而言最为有效、最为合理和最为完善的治理手段,服从法律的规则治理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对法律产生信仰是一个法治社会的终极标志。卢梭说:“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只有一个国家的公民具备法律信仰的心理基础,那么才有可能迈进法治社会的门槛。
⑵ 我国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其目的是 [ ] A.保护正常的宗教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贯彻宗教自由政策,国家要依法加强对宗教内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容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中央历来重视宗教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就做好当前宗教工作作出过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了许多重要论述。特别是习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把做好新疆宗教工作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揭示了宗教的发展规律、阐述了宗教工作的基本原则、重要方法和努力方向。
(2)法治迷信扩展阅读
在我国,全体公民和所有社会组织都应当遵守国家法律,不允许有超越国家法律的特权,宗教也不例外。宗教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一样,应当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
《宗教事务条例》以及相关配套规章,对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宗教活动、宗教财产等均有明确规定,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应当自觉遵守。违反这些规定从事非法活动,就会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扰乱正常的宗教秩序,必须依法予以制止。
⑶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是什么
法治与法制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一,法制的概念不包含价值;法治包版含了价值内涵,权强调了人民主权。
二,法制只是强调形式意义方面的内容,而法治既强调形式意义的内容又强调实质意义的内容。
三,法制更偏重于法律的形式化方面,强调“以法治国”的制度、程序及其运行机制本身,它所关注的焦点是法律的有效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3)法治迷信扩展阅读: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当前,社会上对执法司法状况意见还比较多,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还比较突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实现公正司法的目标,强调了“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明确了“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对以法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出了全面部署。
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让人民群众感到不公时有地方说理、有地方评理、有地方处理,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让司法为社会撑起公平正义的天空。
参考资料:网络:法治
⑷ 优秀申论范文 官员应当敬畏什么
您好!“官员应当敬畏什么”的申论范文如下:
官员应当敬畏什么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些地方官员的迷信现象令人吃惊,部分领导干部敬畏鬼神,身后经常出现所谓“大师”的身影。他们或因官迷心窍,求“大师”指点升官捷径;或因做了亏心事,在反腐高压下,祈求菩萨保佑,逢凶化吉。
迷信是一种盲目信仰和崇拜,迷信与部分官员的“亲密接触”现象令人担忧。
官员迷信的例证在现实中可谓层出不穷。几年前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为了升官,经风水先生“点拨”在水库上修了一座桥,还绞尽脑汁地命名为“岱胡大桥”。桥建成了,官不但没有升反而因贪污受贿被判了死缓。难怪后来当地群众将这座桥称为“逮胡大桥”。
据观察,痴迷于求神拜佛等迷信活动的官员大多有贪污、受贿、渎职等腐败之嫌,这些人将迷信作为自己的“护官符”。从这个意义上讲,腐败阴影下形形色色的官员迷信现象基本上属于一种颇为典型的“腐败后遗症”。
官员们应当扪心自问:我们该对什么执着?该对什么虔诚?该对什么敬畏?人,是需要有一点敬畏之心的,否则就可能变得浮躁、庸俗甚至为所欲为。一言以蔽之,官员应当对法律敬畏,对民意敬畏,对责任敬畏。
敬畏法律,是因为法律作为限制公权力的利器,是约束官员恣意妄为、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枷锁。从一定意义上讲,依法治国的精义在于依法治“官”而不是依法治“民”。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依法领导应当是各级官员必须恪守的法治信条。将依法治国的第一要义理解为“依法治民”,是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内涵的严重误读,也是不少官员尤其是某些基层领导干部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
敬畏民意,是因为民意是正义和公道的发源地。古语云:“民可载舟,亦可覆舟”、“顺民者昌、逆民者亡”,可见民意的重要性。“执政为民”是全体领导干部必须牢记和努力实践的信条。只有对民意真正持一种敬畏之心,才可能真正体察民情,才可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敬畏责任,是因为拥有权力就意味着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责任是权力的“潜台词”,责任意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应当具有的基本理念。责任追究机制乃是高悬于“一切有权力的人”头上随时可能坠落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官员的官德修炼应当与时俱进,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和自我反省能力,不断清除积淀于灵魂深处的陈腐观念。这就要求官员应当“诚信”而不应“迷信”。衡量现代官员诚信与否的重要标准就是是否敬畏法律、敬畏民意、敬畏责任,而不是敬畏什么鬼神和“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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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怎样分析
概念有些模糊,这句话应该理解为法律的制定是最低的道德标准。所以法律才被我们接受。
⑹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把斗争矛头指向什么都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
入学考试的角度来看,这些地区应该是要点:
历史背景:文艺复兴发生在14-17世纪资本主版义发展初期,资权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西欧封建社会内部增长。启蒙运动在17世纪和18世纪,资本主义已经在世界上的进一步发展。
理念:文艺复兴时期的非基督教教会的斗争中把矛头指向强调人性反对神性,其核心要求是要摧毁的神学世界观。启蒙运动的斗争矛头指向封建教会,但也指出了封建制度,强调理性。的核心是批判专制主义,教权主义的倡导者。
影响: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两个重要思想运动的世界近代历史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作出了新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准备。文艺复兴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全球,他掀起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趋势的直接后果是,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动员。
等级: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更具包容性,更深入,反封建,反宗教神学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推进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建立,按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制度更彻底,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建设的高度,它的倡导者理论上上升到高度的政治结构。
⑺ 宣传普及有关妇女儿童的法律法规知识,抵制封建迷信
为认真来贯彻落实依法治区的要自求,区妇联多举措加大妇女儿童法律法规宣传力度,有效引导妇女依法维护合法权益。
一是抓住关键,学法用法。积极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号召干部职工深入、广泛的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把依法治理的全局工作与服务妇女的本职工作紧密结合,与深化妇联职能改革紧密结合。进一步增强法治观念,提升法治素质,将四中全会精神及“依法治区”真正贯彻落实到实际行动中。
二是突出重点,普及法律。区妇联始终把“送法下乡”作为工作的重心,多形式、多途径的拓宽法律普及面,真正把法律送进基层、送进群众心坎上。有效的提升妇女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努力形成依法办事、依法维权良好氛围。
三是夯实根本,主动作为。运用法律知识对上访事件进行调解。妇联作为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机构,在处理妇女儿童上访事件的时候,区妇联除了从道德的层面来调解,更多的是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法规知识,用法律说话,做到处理的上访事件有法可依,让上访人心服口服,也让他们知道学法、用法、懂法的重要性,在生活中也学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⑻ 我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和依法传教的自由。对不对为什么
不,说的是好,不一定让传,就像本来有神灵,你说神灵他说你讲迷信,传教也不对,钱都有真假,何况传教,教不用传,自有正规道场宣讲,说错了敬请朋友们原谅,批评指正
⑼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无神论,不信教,投身于宗教或者参加宗教活动的人也越来越少
不会消失,因为这是一种信仰也是心理安慰,就算这种信仰消失还会有替代品德的,统治者总会给你惊喜
⑽ 以封建迷信为由骗钱的是否属于诈骗公安机关能否依法逮捕
属于诈骗。可以报警。
根据《刑法》
第三百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致人重伤、死亡罪;强奸罪;诈骗罪】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10)法治迷信扩展阅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是认定诈骗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情节。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1)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2)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3)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
(4)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5)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
(6)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7)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
(8)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9)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至10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数额在20万至30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
对共同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依法处罚。
已经着手实行诈骗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2千元至4千元”、“3万元至5万元”的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个人诈骗“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单位实施诈骗,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参照本条第四款规定的数额,确定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或者第一百五十二条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