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简化

㈠ 党的十八大如何体现了科学立法原则

科学立法不仅包含了对立法质量的要求，也包含了完善立法、为执法司法守法提供法律依据的意蕴。科学立法本身也要求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及时制定、修改法律法规，不断健全法律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逐步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11年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10月27日发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共240部、行政法规706部、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涵盖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个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科学和谐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推进科学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法律体系，需要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 努力使每一项立法符合宪法精神。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这是对立法工作的重大要求。立法符合宪法精神，主要是要做到：（1） 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我国实行的是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在不同层次的法律规范中，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2） 制定、修改法律法规要以宪法为根本依据。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具有最大的权威性、稳定性，是制定、修改法律法规的基础和依据。（3） 制定、修改法律法规要体现贯彻实施宪法的要求。宪法规定了一个国家的性质、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等重大问题，但要落到实处，还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出进一步具体规定。完善宪法相关法，健全宪法实施的法律制度，是完善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

2 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推动作用。法的功能和作用一般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规范功能，二是社会作用。法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之分的观点，是由英国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拉兹首先提出的。立法的引领推动作用，更多或者主要体现在法的社会作用上。历史经验充分证明，法对行为方式的养成和社会生活的引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相当繁重，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压力非常大，法不仅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更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引领改革，推动发展。发挥立法的引领推动作用，最重要的是要做到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相同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先立法、后行动，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社会一体遵循的法律规则，真正将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3 切实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按照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的要求，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应当重点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促进文化事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保护生态环境等领域，着力研究和推进立法工作。建议重点加快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慈善事业法、公共图书馆法，制定、修改土壤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食品安全法等，引领推动相关领域改革；加强财政税收立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在2020年前，全部将国务院根据授权制定的税收方面的行政法规制定法律；制定行政机构编制法、行政程序法、行政收费法、国家公务人员财产申报法，修改立法法、有关组织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完善国家机构设置、运行监督程序和反贪污腐败等方面法律制度；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等，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和文化产业发展；制定社会组织法、社区矫正法、社会救助法、电信法，修改刑法、军事设施保护法等，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安全方面的法律制度。

4 更加注重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法律体系是动态的、发展的、开放的，它需要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而不断完善。立法工作要把握改革要求、发展变化，统筹做好立、改、废、释工作。及时对现有法律法规修改完善，是完善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要通过法律法规修改、废止和立法的解释等方式，及时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补充完善，努力使法律制度适应发展变化的现实情况。要建立法律法规定期清理工作制度，适时开展法律法规清理工作。

5 积极探索法的编纂工作。法的编纂又称法律编纂、法典编纂，是指“将现存同类法或同一部门法加以研究审查，从统一的原则出发，决定它们的存废，对它们加以修改、补充，最终形成集中统一的、系统的法”。法的编纂有助于推动法制统一，促进法的体系完善，有助于实现法的科学化、系统化。在中国古代，唐朝《永徽律》就是在《武德律》、《贞观律》两部法典的基础上编纂的；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就是经过编纂而成的法典；在美国，有经过编纂而成的统一的联邦刑法典、商法典等。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可以在总结过去立法经验，改造、统一、简化有关同类法的基础上，编纂《刑法典》、《民法典》、《商法典》。法典编纂的时机已经成熟，法典编纂的时代已经来临。

㈡ 请谈一谈你对我国公司法立法之改革

公司法修改中的几个问题：

一、进一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

我国公司法在起草时，借鉴了国外许多经验或国际通例。但是，当时对国外许多作法未来得及全面、认真地研究和考虑，一些好的经验未能吸取。经过六年多的研究和实践中的比较，人们对有些经验的认识明朗化了，因而现在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借鉴国外成功的作法。

1、降低法定资本最低限额。 现行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普遍高于其他国家，不利于吸引国外的投资。现在，我国尚保留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一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行“国民待遇”，实行企业法律制度一元化，过高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将意味着过高的投资“门槛”，影响国外投资者的积极性，也不利于调动国内投资者的积极性。

2、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折衷授权资本制。 现行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规定，还存在着忽视公司资金使用效率的问题。换言之，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法定资本制，使有些公司在募足资本后，不能将资金充分利用起来，导致部分资金闲置或者用于非经营活动。有鉴于此，有必要仿效国外普遍的作法，实行折衷授权资本制，即在公司章程中规定注册资本总额和第一次应募足的资本额。只要第一次应募足的资本额募足了，公司即可合法成立。注册资本总额和第一次募足的资本额之间的差额，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一定期间内募足。该期间的长短，由公司法明确作出规定。

3、公司设立实行准则主义。为简化投资手续， 应在公司法修改中确认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即公司依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登记而成立。当然，在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之后，特殊行业的营业许可仍可存在，这是符合国际通例的。

4、结合我国公司运营中已经出现的问题， 借鉴国外行之多年的作法，应对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滥用有限责任原则采取相应对策，即规定“股东违反诚实信用和权利滥用禁止原则，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简化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则，突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区别

我国公司法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公司形式，其用意是让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对两者作出选择。但是，现行公司法的规定，没有突出两者的差别。为了突出有限责任公司简便易行的特点，可否在公司法修改中作如下改革：

1、仿效国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作法， 总结外商投资有限公司的经验，不再设置股东会。同时，组织机构的职权作相应调整。

2、限定设董事会、监事会的范围， 扩大现行公司法中只设执行董事和一两个监事的作法。

3、明确允许设立一人公司， 取消有限责任公司至少有两个股东的规定和有关国有独资公司的规定，实行投资主体平等待遇的原则。

三、公司立法与国有企业改革立法宜分别进行

制定公司法时，恰逢在我国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而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公司制作为国有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又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因此，公司法容纳了不少国有企业改革的内容。由于公司立法与国有企业改革立法的混同进行，使公司法中出现了不少仅为国有企业改革或国有投资主体规定的规则，导致规则之间的不协调，不利于公司法的实施。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自身特点很突出的问题，将其与其他立法（包括公司立法）一起进行，不利于解决这些问题。相反，单独立法则有利于解决国有企业改革的特殊问题。依此思路，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特殊问题，诸如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有财产保护、国有职工的安置、土地使用处置、国有资产的运营体制、国有股股权的行使等等，可以单独制定为一个立法文件，譬如命名为“国有企业改制法”。而公司法修改则不必再与国有企业改革扭在一起，只需完善公司应遵循的共同规则，包括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后遵循的规则。

四、公司法的修改应充分体现公司法的精神

公司法的基本精神是以法律的形式塑造公司法律人格，并在公司所有与公司经营分离的前提下，以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其法律人格。与此相比，现行公司法中尚存在一些不协调之处，甚至有个别明显违背之处，要作相应的调整。

1、现行公司法第4条第三款规定，“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显然，这与同一条中第一、二款规定的精神冲突。因为，所有股东出资后仅有股权，而不再对其作为出资的财产享有所有权和直接控制权。同时，公司则享有对所有股东出资形成的公司财产的全部法人财产权（首先是法人财产所有权）。为此，应删除第三款的规定或修改为“公司中的国有股股份属于国有出资人”。

2、借鉴国外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 规定出席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股东所代表的表决权法定数额，以避免在实践中代表表决权过少比例的股东主宰股东大会现象的屡屡出现。

3、纠正现行公司法第35条第二款规定和第38 条第（十）项规定之间的冲突。前者，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后者，作为股东会会议决议事项通过，须依“资本多数决定原则”。为求其贯彻公司法精神的一致性，应统一为后者。

4、实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 强化公司的监督机制。现行公司法中已确认股东大会对董事、监事的监督，董事会对董事长、经理的监督，监事会对董事、经理的监督。但是，监督流于形式的问题比较突出。所以，可考虑引进国外的经验，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的部分成员中，依照法定程序，由既非股东代表又非员工代表，与公司没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外部人士充任，专司公司监督职能。当然，鉴于公司组织机构引入外部成员仅是为了实现监督，结合到我国公司组织体制中已专设监事会负责监督，也可考虑仅设“外部监事”。

还应注意到，现行公司法中有许多关于由国务院作出规定的授权，而国务院在公司法实施多年后仍未作出规定。这表明，一方面，涉及公民、法人投资权利和相关民事、商事权利的行使，应由立法机关直接作出规定；另一方面，国务院无力对此作出规定。在这次公司法修改中，应由立法机关统一完善。

㈢ 新《企业所得税法》的立法原则是什么啊

《企业所得税法》的几个特点 :
（一）引入了“居民、非居民企业”的概念。
（二）25%的税率在国际上属于适中偏低。
（三）优惠重点转向以产业优惠为主。
（四）5年过渡期安排有利于维护企业利益。
（五）税率调整对港澳台企业影响较小。

立法原则：(一)统一税法，公平税负，促进竞争的原则
(二)理顺和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
(三)兼顾我国实际，向国际税收惯例靠拢
(四)简化税制，提高征管效率

新企业所得税改革遵循了以下原则:
1.贯彻公平税负原则,解决目前内资、外资企业税收待遇不同,税负差异较大的问题.
2.落实科学发展观原则,统筹经济社会和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社会全面进步,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发挥调控作用原则,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优化国民经济结构.
4.参照国际惯例原则,借鉴世界各国税制改革最新经验,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尽可能体现税法的科学性、完备性和前瞻性.
5.理顺分配关系原则,兼顾财政承受能力和纳税人负担水平,有效地组织财政收入.
6.有利于征收管理原则,规范征管行为,方便纳税人,降低税收征纳成本.

㈣ 我国物权变动制度中立法的变化,原因和意义

物权变动模式要解决的是物权变动的条件问题，一般认为，德国、法国、瑞士三国民法典的规定具有代表性，即前述之物权形式主义、债权意思主义与债权形式主义。三种模式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认可“物权行为”这类表面化问题，而在于形式化与物权变动的原因两个方面。
就形式化而论，德国、瑞士同宗，即物权变动需要一定的外在形式；就物权变动的原因而论，法国、瑞士一家，即物权变动基于债权意思的表示。在形式主义模式下，由于贯彻物权变动原因与变动结果的区分原则，从而所谓物权变动是否需要原因(即无因性或有因性)是在变动原因是否影响变动结果意义上而言的。意思主义没有所谓区分问题，物权变动为债权意思生效的当然结果，因而所谓物权变动是否需要原因只能是在物权变动结果以债权意思为因的意义上理解。但无论如何，这种有因化的内部差异只是表现在物权变动结果是基础行为的直接结果，还是需要具备其他要件才能构成方面。基础行为本身独立于物权变动结果而存在。
依孙宪忠先生研究，意思主义模式与形式主义模式在不动产物权理论上有如下差别：
1．依双方法律行为创设、移转、变更、废止物权时，意思主义模式认为该行为仍然是契约或者合同，不认为该种契约与一般债权法的契约有本质的不同。而形式主义模式把该种行为规定为两种契约：一种是目的在于建立、变更或解除债的法律关系的契约，就是债法上的合同；另一种是以物权的创设、移转、变更、废止为目的而成立的契约，这种契约是物权契约。在德国民法中，这两种契约有着本质的不同。为强调其不同，《德国民法典》将物权契约命名为“合意”(Eini-gung)，以示其与债权法上的契约或者合同(Vertrag)的区别。在物权变动的法律行为中，债法上的合同为原因行为，而物权契约为结果行为。
2．依意思主义之模式，物权变动的双方法律行为以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为生效的唯一要求，这一点与一般的债权法上的合同并无区别。但依形式主义之模式，当事人的物权合意的生效除要求双方当事人对物权各项变动意思表示一致之外，还要求必须将其合意进行不动产物权登记，不登记者无效。
3．对双方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意思主义模式认为它是债的合同的当然结果，因此债的合同的无效必然会导致物权变动行为的无效；而形式主义模式认为它与债的合同无关，作为原因行为的债的合同的无效不能导致物权变动的当然无效，因为物权变动被认为是物权合意的结果，它是当事人之间的另一个有效的协议，即物权契约。
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是一个思想解放和斗争的曲折过程。罗马法早期的严格形式主义为所有权笼罩上了神圣的光环，这绝非理性认识的结果，而纯系古代资源稀缺状态下对物的盲目崇拜所至。帝政后期，开始出现了观念交付。但此时出现的观念交付并非承认物权变动可以通过当事人的意思直接实现，而完全是为了交易便捷的需要。至法国民法典时，人性之光极盛，遂将物权变动直接视为人的意志的结果，无须任何形式要素。此后，商品经济的发达使交易安全的保护越来越受到立法者的重视，物权变动要承担维护交易安全的义务。因而，《奥地利民法典》选择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应当是考虑到维护交易安全的需要。《德国民法典》则按照这一思路通过物权形式主义的方式将交易安全的保护推向了极致。《奥地利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均要求物权变动要具备一定的形式。由此，也就形成了近代以来物权变动模式意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对立。
在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登记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在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登记则非物权变动要件，这是这两者的根本区别。从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考察，物权形式主义与债权形式主义的区别主要在是否承认“物权行为”或者说是否承认物权的无因性。
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截然分开，债权合同仅使债权发生变动，若欲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在债权合同之外，还需有专以引起物权变动为使命的物权合同和公示形式，即“物权合意+公示”。债权形式主义将物权变动规定为债权意思表示的结果，并不要求债权意思表示之外的另一以物权变动为直接目的的意思表示，若欲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在债权合同之外，还必须进行公示，即“债权合意+公示”。概言之，无公示，即无法完成物权变动，这样观念中的交易就外化为一定的物质形式，社会借此获得了认识当事人之间物权变动法律关系的手段。
从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考察，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认为，物权变动仅以当事人的意思合意足矣，即纯粹根据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就可发生物权的变动，交付或登记行为仅作为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且物权变动为债权意思生效的当然结果，并不存在“物权合意”一说。
但需要指出的是，当代法国法的意思主义为相对意思主义，法国物权变动的发展过程是意思主义形成流程和公示主义相互影响与排斥的互动过程，并最终妥协与调和，合流为意思对抗主义。也就是说，目前我们所研究的意思主义为相对意思主义，其与绝对意思主义已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尽管物权的变动仅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能发生，但却要以登记或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严格说来“公示”已被引入意思主义模式。不应以绝对意思主义的观点否定相对意思主义，这种否定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公平。
造成物权变动模式立法差异的原因，如于海涌先生指出的，尽管“债权具有相对性，物权具有绝对性，但是，债权往往是物权发生之原因，而物权往往又是债权履行之结果。我们不难发现物权变动其实并不纯粹地属于物权法的范畴，也不纯粹地属于债权法的范畴，而是处于物权法与债权法的交叉口上”。各国往往因为坚持不同的基本理论而导致立法体例中的制度设计相差甚远。在我国讨论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时，学者们尽管认为无孰优孰劣之分，但主流还是对形式主义情有独钟，大都认为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在制度构建上存在的颇多缺陷。
其实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与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各有利弊。意思主义将公示与物权变动本身分开，不以公示作为物权变动要件，因而交易较为便捷。应当说，意思主义将物权变动从形式的樊笼中解放出来，使物权交易得纯然地依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地发展，是对古代法形式主义的超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意思主义模式对物权变动缺乏必要的能够为外界知悉的表征(公示)，过于强调主体的意思而忽视了交易安全的社会价值，很容易使第三人遭受不测之损害。形式主义将公示与物权变动本身结合为一体，“无公示，即无物权变动”，有利于统一确定物权变动时间，使物权的归属关系明晰化，这对保护交易安全特别是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较为有利。但形式主义模式并非形式主义论者想象得那么完美，也存在固有的局限。形式主义的局限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在价值取向上，形式主义过于注重形式，强调交易安全，忽略了对于交易效率的要求；二是过分强调公示，从而抹杀了当事人间不必公示的交换利益。通说认为意思主义模式注重当事人的意思和交易的效率，形式主义模式偏重于交易秩序的维护。
【立法选择】
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是一个如何运用民法语言来解释、表述生活世界的问题。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民事立法上选择何种模式，是该国家或者地区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法律历史环境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脱离各国的具体立法环境来评述各种模式孰优孰劣。下面从社会经济条件、法律历史环境、法律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分析其与物权变动模式选择的关系。
(1)社会经济条件。1804年公布的法国《民法典》，展现给人们的社会风景更多的是农村风景而非都市风景，生产的规模和社会化程度都处于较低的水平：参与市场交易的主体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以及雇用少数工匠的小工业主和小作坊主，交易对象是特定物，对商业信用没有太大要求。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正是着眼于与这种特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特定物交易。
形式主义的典型代表德国《民法典》制定于19世纪末期，当时的德国工业化生产的规模和社会化程度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经济活动的重心从农业向商业和工业逐渐转移，国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大市民阶层；主要民事主体不再是农民、手工业者、小业主和小作坊主，而是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企业家和农场主，交易对象主要是种类物和未来物；信用交易的发展使物权和债权的成立在时间和职能上发生分离，并由此引发了物权和债权在现代的对立，从而使交易出现了对于形式主义的要求。可以这样说，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正是着眼于对现代盛行的信用型契约的交易形式的规制。
(2)法律历史环境。从法律的价值取向来看，法国《民法典》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成果，自然法思想对其具有重大影响，正如有学者所言，自然法思想之于法国《民法典》，被认为是“成文法的见证人或守护者，给予所有规则以生气，对规则加以说明和补充，并分别赋予其真正地位”。以自然法思想为基础，法国《民法典》主张个人意思及自由的绝对权威，强调国家对于个人的干预必须是最低限度的，从而实现市民阶层追求自由、平等的要求。并且，自然法思想主张所有权是一种纯粹的观念性构造，其转让只要有单纯的观念形态的合意即可，即只要经过原所有人的同意就足以取得所有权。因此，意思表示一致即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是适应当时法国的历史背景的。
1900年公布的德国《民法典》则有所不同，其产生之时，个人主义的经济观念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虽然仍在盛行，但新的经济思想即国家应该有规律的干预各种力量的自由放任，从而保护经济上的弱者的思想也已经产生。德国《民法典》处于两个时代的交接点，它的双足仍然立于自由市民的、罗马个人主义法律思想的土壤之上，但是，它的双手已踌躇迟疑地向新的社会法律思想伸出。因此，德国物权变动模式，一方面体现了自然法思想，物权变动的基础建立在当事人的物权合意之上，另一方面又适应了新的社会法思想的要求，物权变动必须具备一定的外部形式。
(3)法律文化传统。从法律的文化传统来看，法国《民法典》深受罗马法和习惯法的影响。法国南部形成了深受罗马法影响的成文法地区，而北部则形成了以日耳曼习惯法为基础的习惯法地区，两者并非截然对立，成文法地区也存在一些成文规定的习惯，习惯法地区的人们也并不是全面拒绝罗马法。而法国《民法典》的制定者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通过法典形式来协调两种法律传统。在罗马法上，“交付”是重要的所有权取得方式，而当事人单纯的合意仅能发生债权关系，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法国民法为“符合法国民法中简化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不讲求行为形式，民事行为不需司法的或行政的事先授权的倾向”，在继受罗马法的过程中尝试运用“假装的占有改定”或者“交付的契约条款”，即在契约中规定如下条款：“卖主虽未交付标的物，但买主仍根据这一事实取得占有。”于是，物权变动理论逐渐被改造为“所有权的移转无需以标的物的交付为要件”，并规定于法国《民法典》第1138条第1款。
德国《民法典》同样受到了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深刻影响。在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上，德国选择了物权形式主义模式，一方面，它继承了罗马法的传统，认为当事人间单纯的合意仅发生债权关系，并不能发生物权移转的效力；另一方面，德国对于不动产转让实行实质审查制度，为了克服这种制度带来的国家对于市民生活过度干预的弊端，学者们提出了物权契约理论，使登记官的审查对象由债权合同变为物权行为，并且该理论为德国《民法典》所采纳。

㈤ 为了避免重复立法，一般在立法中怎么表述

不必要重复立法的应对既包括对地方立法思维的塑造，同时也包括制度上的应对措施。鉴于应对不必要重复的制度机制比较复杂，本文将单独列出，本部分主要解决立法思维的问题。
（一）树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体系性立法思维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要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必然要求体系内部具有统一性和逻辑性。统一性要求各组成部分之间要一致，不能互相冲突。而逻辑性则要求各部分之间互不相同、各具特点，否则就犯了同义反复的逻辑错误。因此，地方立法需要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树立体系性的立法思维。而要找准这一位置关键要把握地方立法的地方性。根据《立法法》第64条的规定，无论是实施性立法还是自主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都必须立足于地方。实施性立法要求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自主性立法要根据“地方性事务”，先行性立法要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这些规定都明确了地方立法的地方性。如果地方立法的地方性缺失了，也就丧失了地方立法的意义和功能。从这种意义上说，地方立法都应当具备“地方特色”，这一点无需过分强调。[25]如果法律和行政法规已经规定得十分具体，适应地方的需要，地方就根本无需重复上位法，只要依照上位法即可。因此，地方在立法时必须树立一种体系性的立法思维，将地方立法纳入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去考量立法的必要性。在实施性立法中，需要根据地方实际具体化上位法几条就立几条，破除那种整全性的立法思维，真正履行为地方服务的功能。（二）彰显地方立法的应有空间[26]如果将地方立法空间视为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那么立法不必要重复对地方立法空间的占据无疑会缩小地方立法空间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不必要重复立法使得地方立法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为地方解决实际问题，而是徘徊在上位法同地方创新条款之间的边缘。因此，防范立法不必要重复还需要彰显地方立法的自主空间，使地方立法的注意力转向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优势，因为“对一些影响范围仅限于特定地方的立法事务而言，地方立法有着中央立法所不可比拟的信息优势和因地制宜条件”。[g]48 因此，地方立法要敢于对上位法规定的法律后果按照地方实际予以细化，敢于制定符合地方实际的新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然而，从地方立法现状来看，往往规定的行为模式条款多，但规定法律后果条款少，排除那些仅重复上位法行为模式而没有重复法律责任的立法不必要重复条款外，依然存在许多新的行为模式但没有规定法律责任的情况。这就导致了本来属于地方自己的立法空间，却因为没有规定法律后果而处于虚置的状态。[27]我们以《南京市固废条例》为例。该法在第7条规定了产生有害废物单位的申报义务，在第16条中规定了企业堆放工业固体废物建立台账并定期检查、监测的义务，在19条中规定了企业堆放、填埋工业固体废物的场地停用或者关闭的监测、管理和安全防范义务，在24条中规定了禁止医疗废物的回收利用，在29条中规定了从事利用、处置有害废物的单位的备案义务，这些都是上位法并无规定的新的行为模式，但遗憾的是，南京市并无相应的法律责任与之对应，使自己的立法空间虚置。因此，地方立法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着广阔的立法空间。当然，造成法律责任条款较少的原因主要是对违背“不抵触”原则的担心。对“不抵触”原则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地方性法规不得与上位法已有的明文规定相抵触，同时还不得与上位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相抵触，也即既不能直接抵触，也不能间接抵触。[h]434-435 对上位法明文规定允许的行为，地方立法不能禁止，对上位法明文规定禁止的行为，地方立法不能允许。而对上位法既没有允许也没有禁止的行为，地方立法是否可以允许或禁止呢？其实这正是地方立法的空间所在。但是，这种情况存在限制，即必须遵循《立法法》第8条的法律保留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1条对设定行政处罚的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15条对行政许可设定的限制等相关法律的概括性条款。同时，对上位法既没有允许也没有禁止的行为，地方立法还应当符合上位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因此，地方立法在属于自己的立法空间内，只要符合上述条件，就应当敢于为新的行为模式制定法律后果，敢于细化上位法规定的法律责任，从而排挤立法不必要重复占据的空间，彰显地方立法的自主性。5应对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复的立法设计（一）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复审查机制的立法设计要杜绝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复的问题，应当从制度上将立法重复的审查机制建立起来，使之与合法性审查一样，成为地方立法的一项常规性和前置性工作。一旦在地方立法草案中发现立法的不必要重复，应当及时剔除，在地方立法公布之前竖起一道有效的屏障。要建立重复立法的审查机制，有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考虑。一是如何在立法中界定不必要重复，避免对某些重复的“误伤”；二是这种审查机制究竟是采取自上而下的审查方式，还是采取地方立法机关内部审查的方式；三是如果采取自上而下的审查方式，必然涉及到对存在的不必要重复如何处理的问题，是直接撤销或宣布无效，还是纡回建议；四是建立审查机制之后，对依然出现的立法不必要重复状况，如何处理；五是如何选择建立重复立法审查机制的立法时机，等等。为了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当把握三个原则。首先是科学性原则，应当通过立法明确界定不必要重复的核心特征。其次是合法性原则，这种审查机制不能违背现有的立法体制，导致中央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的紧张关系。第三是现实性原则，这种审查机制能够适应当下地方立法的现状，并对不必要重复的遏制能够起到现实效果。对于立法不必要重复的界定，贵阳市和浙江省在立法设计上并不成功。即使浙江省用“一般不重复上位法”的表述意识到了某些重复应当排除在不必要重复之外的情况，但在立法实践中并无具体的指导标准。[28]我们认为，根据前面对不必要重复的定义，在立法设计中应当表述为“法律、法规对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有明确规定且符合地方实际的，地方立法机关不应当重复规定”。[29]这种表述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明确将不必要重复限制在法律规则的重复之内；第二，排除了那种因地方实际需要改变上位法的法律责任而对上位法行为模式重复的情况，因为它是将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结合起来一起评价，而非单独将行为模式抽离出来评价；第三，从立法语言的逻辑性而言，也排除了那种不符合地方实际而存在立法不必要重复的情况。因为如果不符合地方实际，从逻辑上讲，地方立法当然不应当出现重复的情况。界定好立法不必要重复之后，应当由谁来审查？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审查方式还是内部审查的方式？首先分析自上而下的审查方式。如果同合法性审查一样，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对下位法的条款进行不必要重复的审查，那么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发现了不必要重复的条款，全国人大常委会该如何处理？学术界有人提出“重复上位法无效”的观点，[30]如果按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可以对不必要重复的条款予以撤销。但是，重复立法并没有“抵触”上位法，将重复立法从上位法单独剥离出来，本身属于地方立法权限范围内的立法事项。它完全符合《立法法》规定的主体要件和程序要件，是合法的立法主体经过合法的立法程序制定出来的，让地方立法机关承担“效力否认”的法律责任并无宪法和法律依据。[30]如果我们放弃“撤销”这种方案，是否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建议废止的纡回方式来作出处理？虽然这解决了立法权限问题，但从现实来讲也不可行，因为这不仅加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负担，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有了一个要求地方性法规定期清理的常规机制，完全可以将“不重复”纳入到地方性法规的清理指标体系中，无需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就某部法规的立法重复建议废止。因此，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自上而下地审查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复的方案不可取。再来分析地方立法机关内部审查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关键在于内部审查是否能够取得现实的效果。至少从《浙江省地方立法条例》规定实施来看，效果并不明显。而原因同究竟由谁来立法建立这种审查机制有关。通过地方立法的方式来建立审查机制缺乏一种外部监督机制，在当下不必要重复得不到地方立法机关重视的情形下，这种方式对改变重复立法的惯性思维缺乏实质性的推动力。为了彰显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我们应当在立法主体上予以更佳的选择，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方式来设定地方立法机关内部审查的义务，比通过各地的“地方立法条例”来规定更为可行。此外，从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复对中央立法权威的损害而言，由中央立法的方式来建立这种审查机制也彰显了中央应对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复的立场和态度。如果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来建立这种内部审查的机制，这又涉及到了立法权限问题，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要求地方立法机关承担审查立法不必要重复的义务？是否有损地方立法权的自主性？笔者认为，这并未损害地方立法权的自主性，也不会导致中央立法权同地方立法权的紧张关系。由于不必要重复立法发生在实施性立法中，按照《立法法》的要求，实施性立法的功能本来就是对上位法进行细化和补充，重复立法显然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并且实施性立法本应当就是地方立法权从属性的表现，地方立法权的自主性应当体现在自主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中。因此，规定地方立法机关负有审查不必要重复的义务并未损害地方立法权的自主性。从立法时机的选择上，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之后，建立这种审查机制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在我国基本解决了有法可依的前提下，理清法律体系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关系，加强这个体系的逻辑性、统一性和整体性，应当是今后立法工作的重要任务。综上，我们可以通过《立法法》修订，单独列出一条：“法律、法规对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有明确规定且符合地方实际的，地方立法机关不应当重复规定。地方立法机关应当在地方性法规公布之前对立法重复予以审查。”对于《立法法》修订之前存在的不必要重复以及修订之后依然可能存在的立法不必要重复，应当通过地方性法规的清理予以废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2009年下达了《关于做好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的意见》，重点针对地方性法规的“不适应、不一致、不协调”进行清理。[31]之所以没有加入“不重复”的清理指标，可能因为在这种审查机制并未建立的情况下，并无法律依据。因此，在《立法法》修订后，加入“不重复”的清理指标，并要求地方立法机关将清理结果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显得有理有据。（二）立法规划协调机制的立法设计对因抢先立法导致的立法重复现象应当通过制度机制加以避免，防止立法资源的浪费。有些地方已经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不同层级的立法规划进行了规范。如《浙江省地方立法条例》第5条规定，“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已经或者正在就某一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应当避免就同一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对“正在”的理解，一般理解为已经启动的立法项目，但包不包括已经列入立法规划，还未正式启动的立法项目呢？从立法实践来看，立法规划一般有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之分，这里应当以年度计划为限。即凡是被上位立法机关列入年度立法计划的立法项目，下位立法机关就不应当立法，而应当等待上位立法机关立法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细化的，再进行立法。从全国各地的“地方立法条例”来看，除了浙江省的规定外，普遍都是“闭门立法”，不同层级的立法主体之间在立法规划上没有一种沟通机制。在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层面上，也还没有建立协调机制，导致地方抢先中央立法现象时有存在。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修订《立法法》，在其中加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正在或准备就某一事项制定法律法规的，地方立法机关应当避免就同一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至于省级地方立法和较大市地方立法的协调问题，可以通过各地的“地方立法条例”予以类似规定。注释[1]笔者的查阅，最早提及地方立法重复上位法的弊病问题，可以追溯到王灿发：《地方立法将国家环保法具体化的技术方法》，《中国环境管理》1989年第5期。此后，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唐孝葵等主编：《地方立法比较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2年版；周旺生：《立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林：《走向宪政的立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朱力宇主编：《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与科学化问题研究——以北京市为主要例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2]参见孙波：《试论地方立法“抄袭”》，《法商研究》2007年第5期，第3页。[3]关于立法体系和法律体系之间的关系，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法律体系应当是立法体系与部门法体系二者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李龙、范进学：《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科学建构》，《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5期，第45页。因此，以下笔者论述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体系性当然包括作为立法体系一部分的地方性法规。[4]根据我们的查阅，在各地固废条例（办法）中，那种仅重复上位法的行为模式但未规定法律责任的情形占据绝对数量。这就意味着执法和司法机关必须去寻找这些行为模式的法律责任，这无疑增加了适用法律的成本。如《南京市固废条例》第10条第4款规定，“禁止焚烧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固体废物”。该条实际上是《固废法》20条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1条的立法重复，但它在无意中却扩大了上位法规定的义务范围。因为上位法均规定只是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需要保护的地区”禁止该类行为，而本条无情节、无范围的规定实际上扩大了公民的义务。当然，如果将南京市的规定理解为是一项更为严格的新的规定，它就应当有相应的新的法律责任相对应，但《南京市固废条例》并无法律责任与之对应。可能的解释是设计立法的人员为了使本条的各款在文字风格上保持统一，对上位法的规定进行了“简化”地照搬。[5]虽然学术界对法律规则的要素有一些争论，但目前前提条件（假定）、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三要素说已经成为学术界的通识。参见张文显：《法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公丕祥主编：《法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页。[6]类似的情况还包括立法的调整对象。比如浙江省和南京市将“有害废物”纳入到了固体废物的种类中，而《固废法》规定的固体废物并无“有害废物”。我们的理解是，地方立法当然可以规定更严格的标准，但是，对于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了的调整对象地方立法不能将其排除，否则就涉嫌合法性问题。[7]举例说明。《固废法》第57条规定，“禁止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第77条规定了法律责任，“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江苏省固废条例》第34条重复了《固废法》第57条规定的行为模式，但在第50条中对上位法的法律责任进行了细化，规定“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在这种情况下，江苏省的规定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法律规范，它对上位法行为模式的重复应当排除在不必要重复之外。[8]细化了上位法行为模式但重复了上位法的法律责任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因为法律责任是为行为模式而设，对上位法行为模式的细化就已经变成了新的行为模式，法律责任就不可能是重复。[9]《江苏省固废条例》第4、6、7、11、16、22、31、34、35、36、50条同《固废法》（2005年4月1日实施）以及国务院《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规定的条款全部或部分重复。[10]《浙江省固废条例》第4、9、10、11、13、24、25、28、29、31、34、37、40条同《固废法》（2005年4月1日实施）以及国务院《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规定的条款全部或部分重复。[11]《广东省固废条例》第7、20、21、22、24、30、32条同《固废法》（1996年4月1日实施）以及国务院《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的条款全部或部分重复。[12]《山东省实施〈固废法〉办法》第9、10、15、16、17、27、28、31、32、33条同《固废法》（1996年4月1日实施）规定的条款全部或部分重复。[13]《河北省实施〈固废法〉办法》第3、16、20、25、28、36、40条同《固废法》（1996年4月1日实施）规定的条款全部或部分重复。[14]《安徽省实施〈固废法〉办法》第5、6、7、11、13、23、25、30、35、39、44条同《固废法》（1996年4月1日实施）规定的条款全部或部分重复。[15]《南京市固废条例》第10、15、16、19、20、21、23、25、32、33、34、35条同《固废法》（2005年4月1日实施）以及国务院《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规定的条款全部或部分重复。[16]参见李步云、汪永清主编：《中国立法的基本理论和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17]在地方性法规中，实施性法规占据绝对的数量优势。据初步了解，山西、江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上海、浙江等很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约有50%以上属于实施性立法。参见法言：《法律体系的主干和重要组成部分——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中国人大》2011年第18期，第33页。[18]关于电子废物的规定，已经被2011年实施的国务院《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涵盖，关于南京市对有害废物的规定，已经被2010年实施的《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涵盖。[19]在地方自主性立法和先行性立法中，这种整全性立法思路并无问题，这里指的地方实施性立法。[20]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除了惩罚、补偿和强制之外，还应当包括效力否认这种方式。参见孙笑侠主编：《法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21]笔者不将立法后评估活动称为“审查”方式，而仅称为“评价”方式，主要因为立法后评估在当下并非一项法定的立法行为，在立法实践中也并非一项常态性的工作。将立法重复作为立法后评估的指标，参见俞荣根主编：《地方立法后评估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该书将立法重复表述为“上位法的援引性条文”。[22]我们以当下立法后评估研究的两个典型文本为例。在俞荣根教授主编的《地方立法后评估研究》中将立法的必要性、法制统一、权力配置、地方特色、技术规范作为立法后评估的指标。沈国明教授等著的《在规则与现实之间——上海市地方立法后评估报告》中将合法性标准、适应性标准、操作性标准、绩效性标准、特色性标准、参与性标准作为立法后评估的指标。第一个文本中的五项标准实际上都应当是在立法当时就做好的工作。第二个文本中的一些标准符合立法后评估的应有功能，如适应性标准、操作性标准、绩效性标准。但合法性标准、特色性标准、参与性标准也应当是在立法当时就应当论证清楚的。参见俞荣根主编：《地方立法后评估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218页；沈国明、史建三、吴天昊等：《在规则与现实之间——上海市地方立法后评估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23]当下立法后评估工作一般是通过由制定机关委托某一主体进行，由于受到制定机关委托经费的支持，这种委托模式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受托主体的中立性。[24]当下立法后评估中将“地方特色”作为一项指标，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即似乎地方立法中只有部分条款是有“地方特色”的。实际上，按照地方立法权的功能，所有的地方立法条款在立法当时都应当从地方实际出发，都应当具备“地方特色”。关于“地方特色”作为立法后评估的指标，参见俞荣根主编：《地方立法后评估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
[25]有论者指出，在现行国家政治体制许可的范围内，应当合理引进“影响范围”来对中央和地方立法权进行界定，即中央对纯粹地方性事务要“有所不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地方真正“有所作为”，藉此彰显地方立法空间。笔者认为，除了地方先行性立法和自主性立法之外，即使在实施性立法中地方依然有较大的自主性空间，但必须突破重复上位法的思维惯性。参见封丽霞：《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标准：“重要程度”还是“影响范围”？》，《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5期，第47页。
[26]此处的法律后果当然包括否定性法律后果和肯定性法律后果。那种认为地方立法中只有行为模式而没有法律后果的“规范”是一种“提倡性规范”的认识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即使我们承认“提倡性规范”这种规范形式的存在，它其中也必然包含明确的肯定性法律后果，否则就违反了法律规范的逻辑完整性。在地方立法中，排除了上位法已经规定了法律后果的行为模式之外，相当一部分行为模式既无肯定的法律后果，又无否定的法律后果，对于此类现象，只能理解为它是地方立法的一项“硬伤”，违背了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基本原理。[27]可能正是由于缺乏不必要重复的认定标准，导致了《浙江省固废条例》不必要重复占到所有条款的26.6%。这种状况同时也说明了通过利用中央立法的方式来规制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复更为有效。[28]此处的“法规”，既包括行政法规，也包括省级地方性法规。这种表述将较大市地方性法规重复省级地方性法规的情形也包括在内。[29]参见李林：《走向宪政的立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页。[30]《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7条第8款以及《立法法》第88条第2款均规定只有在“抵触”的前提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才能行使撤销权。[31]全国人大法工委在2009年发布的《关于做好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的意见》（法工委发[2009]70号）中指出，“清理工作主要围绕以下四类问题进行梳理和研究：一是地方性法规已经明显不适应国家确定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二是地方性法规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省法规不一致的；三是地方性法规规定之间明显不协调的；四是地方性法规操作性不强，需要也有条件加以细化的。”

㈥ 汉字简化是立法倡导的，为什么人民币可以使用繁体字

人民币上没有繁体字啊。人民币中的元和圆是一个意思，可以通用。

㈦ 立法、司法、执法有什么区别

1、司法机关仅指法院和检察院，他们行使的是司法权；执法机关是行政机关，行使的是行政权。司法与执法 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主体、内容、程序性要求、主动性四个方面。

2、主体方面：司法，司法机关（法院和检察院）及其公职人员；执法，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

3、内容方面：司法，对象是案件，内容是解决纠纷；执法，以国家的名义对社会进行全面管理，内容比司法广泛。

4、程序性要求：司法，有严格的程序性要求，如果违反程序，将导致司法行为的无效和不合法；执法，执法活动不如司法活动的程序性要求严格。主动性：司法丁被动性，“不告不理”；执法；主动性和单方面性。

拓展资料:

1.司法必须独立，公正至上，主要为被统治者服务，活动范围狭；执法不能独立，效率至上，主要为统治活动服务，活动范围广。执法不过是严格依法办事，执行法律；司法则不然，职能要广泛些，如司法审查职能、造法职能等。

2.执法实行首长负责制，司法实行法官负责制。二者适用的法律程序区别很大。司法活动要依法进行。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从事司法活动必须要在法定权限内，在司法过程中要严格遵守程序法的有关规定，保证司法权正确、合法、及时地行使。

3.司法活动要有表明法律适用结果的法律文书。这些法律文书具有法律约束力，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

㈧ 你对我国公司法立法之改革的看法

一、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 1、降低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现行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的资本最低限额普遍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过高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不利于调动出资人的积极性,并且有可能在一定程度是不利于外资的进入。因此,注册资本最低额的限制应根据公司的经营方式的不同而灵活的掌握。 2、减少制度规则为公司设立增加的成本。为了简化投资设立的手续,我国公司法的改革应确认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即公司依公司法所规定的条件在工商行政机关注册登记而成立。以前公司的设立方式有特许主义,行政许可主义,通过这两种方式设立的公司都需要政府的审查。公司设立依准则主义并不是排斥政府的一切审查,它只是要废除政府主管部门对公司法人成立的审批,而不是废除公司登记机关的审查。公司实行准则主义设立的方式是在纠正市场准入的限制的竞争中向前迈进了一步,提高公司的透明度,减少了不必要的成本。 二、不断改进和完善公司治理,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 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和制衡机制,即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合理地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利益的背离,其主要特点是对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所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治理。 1、健全股东大会制度,落实股东大会作为权力机构的法律地位。股东大会是股东行使监督权、表决权和知情权等一系列权利的重要平台。在中国,股东大会只是具有形式上的权利并无实际上的权利,有些公司的股东大会被大股东操纵控制,而有些股东大会议事程序不规范。因此,在公司法的改革中,应在健全股东会的具体规则上加以详细的规定,确保股东大会及时、顺利地召开,使有表决权的股东能够按自己的内心真意行使表决权,保护股东合法的权益,推进股东大会运转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2、完善董事会制度。董事会是一个通过召开会议集体行使表决职权的机关。一般情况下,董事会是由若干董事组成,通过董事行使表决权来做出决定。不同的董事会制度对董事会的独立性及科学的决策的公正性、合理性的影响很大。因此构建一套合理的董事制度对完善公司治理至关重要。 其一,设立专门委员会。完善董事会制度应从董事会的组织机构入手,保证董事会有一定的独立性,避免董事会成为大股东操纵公司的工具。目前,外国公司董事会制度就是在董事会下设立各专门委员会,以保证董事会能做出独立、合理公正的决议。 其二,完善董事会的动作机制。健全的公司组织机构是完善董事会制度的前提,但是公司机构的有效运作是实现组织机构设置的目的,保障董事会能够对公司的经营、市场的变化做出迅速的反应,并且能迅速化解经营中出现的风险。它主要包括董事会权力的完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的完善及对董事会会议瑕疵救济的完善。首先,董事会的权力是私法上权力,不同于公法上的行政权力,它是一种私法自治的扩张和补充。董事会实际上代行着公司的权力。其次,从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是上看,董事会的会议频率应合理化,而不用强制的法律条文加以规定。同时,为了避免董事会成为某些人争权夺利的工具,董事会必须牢牢掌握会议议程,如明确会议前的准备工作,完善并严格遵守董事会会议召集程序,而不能任凭经营者操纵董事会会。 3、有效发挥监事会的监督职能,是保证公司治理中权力制衡机制的重要方面。在我国,监事会职能虚化的现象十分严重,上市公司出现了内部人控制,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利用职权进行违规的关联交易或对披露的财务报表造假等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不力,也因此引发了社会经济问题。首先,法律规则没有完全体现监事会制度的本意,权限不完备、手段缺乏、义务不充分。其次,信息严重不对称导致监事会无法监督。公司的信息最容易被接近信息的执行业务的董事,经理层独占,监事会完全依靠经理层提供的信息进行监督,或根本得不到应有的信息而无法行使监督权。因此,保持独立性是监事会有效履行监督权的根本前提,而且监事会要形成激励约束机制,强化监督会的责任,保障监事会责、权、利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充分发挥监事的积极性,确保监事会的监督作用。 三、不与WTO 规则相悖。 为更好地与国际上各国及WTO规则的顺利接轨,我国应在公司法改革中实现外商投资企业与公司法的并轨,赋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我国从1979年陆续制定了三部外商投资企业立法,这三部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对于吸引和规范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与经营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三部法律已不在符合国际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大大落后于中国现行公司立法。为了鼓励外商投资,应尽快废止这三部外资企业立法,实现外资立法与公司法的并轨。

㈨ 中国开始推行简体字是几几年的事当时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呀

中国开始推行简体字是1952年，从1952年以后逐步完善推行简体字。

1952年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重点研究汉字简化问题。1953年毛泽东主席指出：“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出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减缩。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

1954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直属于国务院。1955年1月文改会拟定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6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由国务院正式公布。为慎重起见，方案中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从1956年2月至1959年7月先后分四批推行。

1964年5月文改会编印出《简化字总表》。经过补充、调整，简化字由方案收录的515个增加到2236个，1986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又对原来总表中的个别字进行了调整。

(9)立法简化扩展阅读

废除汉字运动

鲁迅曾经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并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鲁迅临终前接受《救亡情报》记者访问时指出：“汉字的艰深，使全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绝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

毛泽东最早在1940年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1956年中国大陆讨论文字改革的时候说“汉字是一种落后的字体”，所以“必须要改革成像拉丁文那样” ，方便学习及辨识，以使其能够符合其救国的思想。

随着中苏决裂，大陆学者认识到废弃汉字不现实。

于是简化汉字与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大陆主流。反对者则认为，现今的中国简化字是中国共产党受苏联影响而制定消灭汉字的步骤，并且进行思想文化控制的方法，正如《一九八四》小说中的新语一样，简化字只是一个政治性产物而不是一个文字自然的进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