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铁路法

A. 国家对哪些行为不负赔偿责任

1.国家行为又称政府行为、统治行为。
指行政机关以国家名义实施的，与国家重大政治、军事和安全有关的行为，如宣战、媾和、备战、战争动员等国防行为，建交、断交、批准、缔约参加退出国际条约协定等外交行为，因公共安全采取紧急卫生、经济、军事等措施的行为(宣布戒严、重大防治救灾行为、抗传染病措施等重大的公益行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调整、重要行政区划变动、调整工资、物价等重大经济政府行为。国家行为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实施的具有高度政治性的行为，一般不受法院司法审查。
各国均承认对统治行为，国家不负赔偿责任，但对国家行为的范围，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在法国，统治行为范围较广，凡属政治领域内的法律争议，机构之间的行为均包含在内，英国则以对外关系为限，德国以属于宪法领域内的国家指导为限。①国家行为免责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行为事关国家主权和公共利益，通过法律加以适当保障是必要的，有利于保障行政权正常有效行使。二是传统上"国家主权"观念和国家豁免原则的影响。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过于宽泛的国家行为招致许多批评，很多国家通过判例和立法开始对政府行为不负责任创设一些例外。
2.行政立法行为
很少有国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对国家立法行为造成的损害不负赔偿责任，但在判例和习惯上均将立法行为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如美国惯例上，国家对上下议院立法行为造成的损害不负赔偿责任②。在法国，国家对立法职能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以法律有明确规定为前提，如果法律未作规定，国家不负赔偿责任，这是法国的传统原则。从众多国家的法制传统看，国家对议会立法职能原则上不负偿赔责任，只有在法律已明确规定时才可能发生赔偿问题。
既然国家对立法行为造成损害不予赔偿的原则并不是绝对的，那么，说明国家在有些情况下对立法是可以赔偿的。国家对立法行为予以赔偿的特殊条件是：首先，该项立法行为已被确认为违宪或违法;其次，立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对象是特定的，而不是普遍的;再次，立法中并没有排除赔偿的可能性;最后，在国家无过错时，损害必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受害人才能由于制定法律而遭受损害请求赔偿。同时还应当明确，国家为了保护重大利益而制定的法律，不负赔偿责任，如制止物价上涨、保护公共卫生、应付紧急状态的法律，国家对此不负赔偿责任。符合以上条件的立法是可以赔偿的，特别是行政机关制定法规、规章、决定、命令等行政立法行为，在给相对人造成损害后，国家应当予以赔偿。
在我国，除立法行为能否赔偿外，还存在一个对抽象行政行为可否赔偿的问题。对此理论界还有争议，目前普遍的观点是：根据行政诉讼法，抽象行政行为不能被直接起诉，即使该行为违法，如果发生使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现实后果，也要通过具体行政行为实施，所以完全可通过起诉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赔偿诉讼，不必诉抽象行政行为。对此，我认为不无商榷之处。
首先，国家赔偿诉讼并不完全等同于行政诉讼，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限制国家赔偿诉讼范围是不恰当的。也就是说，只要行政机关的执行职务行为造成相对人损害并构成国家赔偿责任，即使是行政诉讼中不能被起诉的抽象行政行为也完全可以成为赔偿诉讼的标的。
其次，抽象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权益的现象是普遍的，与具体行政行为并无多少区别。如果把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赔偿诉讼之外，就可能出现行政机关借此规避法律，采用抽象行为实施违法的现象。
再次，并非所有影响公民权益的抽象行政行为必然通过具体行政行为实施。例如行政机关发布一项禁止某些人从事某种活动的规定，自发布生效之时就可以造成相对人损害，而不必通过具体行为实施。如果不允许相对人对抽象行为提起赔偿诉讼，必然放纵行政机关这方面的违法行为。
最后，各国法律均无明确禁止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赔偿诉讼的规定 。
因此，我认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其他立法行为一样，对它们造成的损害能否请求赔偿，仍然应该以前述条件为标准加以判断，而不必受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的束缚而将行政立法和抽象行为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
3.对自由裁量行为造成的损害国家不予赔偿的规定，是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的一项重要内容。
该法在2680条中规定了大量不适用国家赔偿的情形，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如因海关、财税的评估错误稽征税额或扣押货物时所生的损害，因实施检疫所生之损害、因人身加害殴打、不法拘禁、不法逮捕、诬告、滥用诉讼、诽谤、虚伪陈述、诈欺及妨碍契约的权利等导致的损害;因财政部采取财政作业或货币制度等金融措施所生的损害;公务员执行职务已尽相当注意造成的损害;以及行政机关或公务员行使裁量权或不行使裁量权，不论该裁量权是否滥用，国家均不负赔偿责任。
我认为由自裁量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公务员为达到立法目的，自由决定如何，何时、何地应实施何种行为而采取的依照他最佳判断的行为。既然是自由裁量，就应当给予行为人以一定自由度，在此范围内若造成他人损失，国家不必承担责任。但是，如果行政机关或公务员在应当行使裁量权时不行使，或超越滥用裁量权侵犯他人权益的其结果必然违背法律赋予其裁量权的目的，构成明显的违法行为，国家应当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4.军事行为
很多国家赔偿法都规定了对军事行为不负国家赔偿责任的内容。例如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第2680条第10项规定：对任何在战争期间，因陆海军及海岸警卫队的作战活动所产生的赔偿请求，国家不予赔偿。瑞士联邦责任法也规定，战时军事行为造成的损害，国家一般不负赔偿责任，依特别法规定执行。平时演习引起的，可以依军事行动规程负赔偿责任，但以军队在演习事先加以防范并使损害减至最低限度为条件。我认为，军事行为与行政行为不同。对合法实施军事行为造成损害的是否赔偿，如征用土地、战争损害等，应依特别法规定。但对于军事机关依法律授权或行政委托从事的行政行为造成非法侵害的，应当予以赔偿，例如军事机关在管理环境卫生、计划生育等方面的行为，国家应予负责。
5.特别公用事业行为
因铁路、邮电、土地、通信、航空运输等公营公用事业行为造成的损害，依特别法规定解决，不适用于国家赔偿法。许多国家法律规定，对于铁路、邮电等公用事业单位的行为造成损害的，依照特别法规定予以解决。美国《联邦侵权法》。规定
，因邮寄的函件、物品遗失、误送、误投所造成的损害，不适用国家赔偿，英国《王权诉讼法》也规定，对于邮政物品的损害，国家不负赔偿责任。
在我国，邮政等公用事业正趋于企业化，因此造成的损害依照特别法或民法解决，国家不负担赔偿责任。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6章则规定了特别的损失赔偿条款。规定了对平常邮件的损失、邮政企业不负赔责任。《铁路法》第58条规定，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6.国家合法行为造成的损害，非有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不予赔偿。
例如，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采取的合法行为(包括处罚、强制、命令等)造成损害，除非法律有规定，如土地法规定征用及军事法律规定的军事行为，国家给予适当补偿，否则国家不负赔偿责任。
7.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害。
若损害完全是不可抗力造成的，如发生地震、火灾、水灾、飓风等引起公民损害，国家不负责任。行政机关依法扣押一辆轿车放置机关院内，发生地震造成车辆损害，受害人不得就损害向扣押行政机关提出。
8.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实施的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国家不负责任。

B. 关于物流的立法

物流来法是为了保障物流活自动的正常秩序，维护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由国家制定承认规范的关于原材料和产成品的储存，运输装卸包装流通加工和信息处理等物流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我国目前关于物流没有一个类似于国土环境保护的非常明确的“物流行政主管部门”，现行的物流立法除一些综合性的法律之外，立法主体多是国务院各行政主管部门
比较典型的物流政策有《“十五”商品流通业结构调整规划纲要》，《关于促进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
关于物流活动中的运输环节的法律《航空法》，《铁路法》，《海商法》，《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铁路合同管理办法》，《水运危险货物运输规则》
《合同法》中第十三章“租赁合同” 第十九章“保管合同”和第二十章“仓储合同”第十五章“承揽合同”《集装箱汽车运输规则》

C. 简述铁路法的立法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是为了保障铁路运输和铁路建设的顺利进行，适应内社会主义容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制定的法律。现行版本是根据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五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的。

D. 德国民法典的立法精神

从上面已可看出，德国民法典在立法精神方面与法国民法典绝然不同。研究比较法学的人几乎都指出了这点。用最简单的说法，法国民法典是一部革命的法典，其特点是破旧立新。德国民法典是一部保守的、甚至是守旧的法典。法学家们对这一点说得很多，不必一一引用；K·茨威格特和H·克茨称德国民法典是“保守而又有特点的法典之一。”他们两次引用了拉德布鲁赫的话：“与其说（德国民法典）是20世纪的序曲，不如说是19世纪的尾声。”[24]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认为，各国编纂法典（特别是民法典）有不同的目的，例如法国民法典兼有守成、统一和更新三重目的，而德国民法典的目的主要是统一[25]。都说明德国民法典的这一特点。
德国民法典的这一性格是与当时德国统治阶级——制定民法典的当权者——的性格分不开的。当时德国的统治阶级是资产阶级与容克贵族融合而成的。它对当时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守成”而不是“革新”。它要求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保留容克贵族的利益。即使在社会经济发展已提出的问题上，它也要求尽量维护现状，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再从制定法典这一点看，法国民法典的制定，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市民阶级）的要求，是“第三等级自下向上奋斗的结果”[26]。而德国民法典是由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自上而下制定的。这种不同当然对两个法典的性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下面提出几点，对此作一些具体的说明：
⑴首先是法典（国家)对教会的态度。法国民法典完全排除了教会在婚姻方面的势力，教会在法典中无存身之处。德国民法典迟了一百年，却做不到这一点。德国民法典第4编（《亲属法》）第一章虽然标题为《民事婚姻》，但在起草时实际是以基督教的宗教风俗观念为基础而制定的[27]。不过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在这一章里，还有一节（最后一节）标题为“宗教的义务”。该节里只有一条（第1588条）：“关于婚姻的宗教义务，不因本章的规定而受影响。”这种规定分明是对宗教的妥协，甚至投降。而且这一条一直保留到现在。至于在婚姻、家庭和继承的其他方面，德国民法典也和其他欧洲各国民法一样，所有封建性的规定（如男女不平等、歧视非婚生子等），直到第二次大战后才有所改革。
⑵在民法典第3编《物权法》里，保留了一些封建土地制度中和封建财产制度里的东西。法国民法典消灭封建制度较为彻底，取消封建领主的一切权利。德国民法典一方面直接保留了日耳曼固有法（封建社会的法）中的某些物权制度（如土地的产物负担就是从封建的领主权演变而来的），另一方面允许州法中的某些物权继续有效（由民法施行法规定），从而使一些封建制度保存下来。例如封建社会所盛行的先买和买回两种制度，都为德国民法典所保留。德国民法典既在物权编中规定了物权的先买权（第1094条以下），又在继承编中规定了共同继承人的先买权（第2034条）。而先买权在法国民法典中已被取消。至于买回，法国民法典规定约定买回期间不得超过5年，超过5年的，应缩短至5年。此期间为严格的，法院不得延长之（第1660、1661条）；．而德国民法典规定对土地的买回期可以长达30年（第503条）。比较起来，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德国民法典虽在100年之后，都是落后的。
⑶制定德国民法典时，资本主义已走向垄断阶段，民法中已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和处理这些问题的办法，但是德国民法典却对这些新问题视而不见，对这些新办法拒不接受。最主要的例子是：德国早在1838年已在普鲁士铁路法中规定了铁路危险责任，但德国民法典中仍不规定这种责任。德国民法典仍以过失原则作为侵权行为的普通原则。又如德国民法典只规定雇佃合同，而对于当时正在兴起的劳动合同关系不作规定，将之排除于民法之外。当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公布后，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安东·门格尔（Anton Menger）已对该草案未能照顾到无产阶级的利益提出批评，但是以后的第二草案以及最后公布的民法典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改进。在民法典于1896年夏季在帝国国会通过时，社会民主党投了反对票，正是因为这个原故。[29]
德国民法典也不是完全没有一些适应时代需要的规定，例如对民法三大原则（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过失责任）的限制、对承租人的照顾（但如进一步规定“买卖不破租赁”，与其说是保护承租人，不如说是适应房地产资本家的利益）、设定一些“一般条款”等；但这些都只是当时已成立的法律关系的记录，没有什么新意。特别是在亲属法与继承法里，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相比，仍在踏步不前。正因如此，一些法学家在论及德国民法典时，除了经常引用拉德布鲁赫的那句警句之外[30]，还经常引用齐特尔曼的话：德国民法典是“一个历史现实的审慎终结，而非一个新的未来的果敢开端。”[31]这两人的话说得再恰当不过了。

E. 简述铁路法的立法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以下简称《铁路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其中关于刑事责任的立法规定，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刑法体系和内容，对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本文着重就《铁路法》中刑法规范的立法方式、立法内容等方面的特征作简略的分析和探讨。
一、立法方式方而的特征
《铁路法》“法律责任”一章中共有12个条文，其中有10个条文是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铁路法》采用了多种方式规定刑事责任条款，既有照应我国《刑法》和有关刑法特别法的原则性规定，也有对刑法的补充性规定；既有对《刑法》和有关刑法特别法中刑法条款的直接引证，又有“比照“《刑法》有关规定的类比立法。《铁路法》中没有采用“笼统式”规定刑事责任条款的方式，这种立法主导思想是正确的。在以往的附属刑法规范的立法中，“笼统式”规定方式曾占一席之地。由于这种规定方式既无罪名，又无犯罪特征，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掌握和运用。所以在附属刑法规范的立法中，应尽量避免采用这种规定方式。具体说来，《铁路法》中刑法规范的立法方式具有以下特征：
（一）采用了以“单一引证式”为主的规定方式，便于司法实践中予以正确理解和运用。
在我国非刑事法律规定刑法规范的立法方式上，“引证式”是一种最常见的规定方式，一般表述为：依照《刑法》（或刑法特别法）第××条款追究刑事责任。这种规定方式从形式上可分为。单一引证式”和“复合引证式”两种。“单一引证式”是指在同一条款中单独引证《刑法》或刑法特别法的一个条款，采用这种方式规定的刑法规范明确具体，便于适用。“复合引证式”则是指同时引证多个《刑法》刑法特别法的条款，采用这种方式规定的刑法规范在理解和运用上容易造成混乱。《铁路法》正是选择了比较科学、合理的“单一引证式”规定方式作为规定刑事责任条款的主要立法方式。在《铁路法》中有9条15处采用了“单一引证式”规定刑事责任条款。例如，《铁路法》第61条规定：“故意损毁、移动铁路行车信号装置或者在铁路线上放投足以使列车倾覆的障碍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该条是对我国《刑法》第108条和第110条的分别单一引证。再如，《铁路法》第66条规定：“倒卖旅客车票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117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以倒卖旅客车票为常业的，倒卖数额巨大的或者倒卖集团的首要分子，依照刑法第118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铁路职工倒卖旅客车票或者与其他人员勾结倒卖旅客车票的，依照刑法条119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在一个条文中三处分别单独引证《刑法》条款的例子，层次清晰，表达严谨，便于适用。
“引证式”的规定方式除在形式上的分类以外，在性质上又可以划分为“原则性引证式”和“补充性引证式”两种，即以是否对《刑法》或刑法特别法作了新的补充作为界定。《铁路法》中的刑法规范在立法上，对这两种性质的规定方式兼而采之。例如，第65条第2款规定：“在列车内，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情节恶劣的，依照刑法第160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敲诈勒索旅客财物的。依照刑法第154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该款即是“原则性引证”，它没有对《刑法》第160条和第154条作任何补充，只是对《刑法》起到照应作用。而《铁路法》第63条第1款的规定则不同，其中规定：“聚众拦截列车不听制止的，对首要分子和骨干分子依照刑法第159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该款对《刑法》第159条作了新的补充，即增加了对“骨干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内容。因此，它是一种“补充性引证”，对《刑法》具有补充功能，是一种特别刑法规范。
（二）采用的“叙名式”规定方式，指向明确，便于适用。
《铁路法》中共有两处采用了。叙名式”规定方式。即第65条第1款：“在列车内，抢劫旅客财物，伤害旅客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从重处罚。第71条：“铁路职工玩忽职守，违反规章制度造成铁路运营事故的，滥用职权、利用办理运输业之便谋取私利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以上两个条文都没有指明依照《刑法》和有关刑法特别法的哪一条款追究刑事责任，只有叙名。没有引证。但两个条文指向都比较明确：前者是指依照刑法关于抢劫罪、伤害罪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后者是指依照刑法关于玩忽职守罪、贪污罪和受贿罪等犯罪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刑法》和有关刑法特别法中已有这些方面的立法规定，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可以灵活地予以把握和运刚。
另外，同“引证式”的分类方法一样，“叙名式”规定方式从性质上也可以划分为。原则性叙名式一和“补充性叙名式”两种。《铁路法》第65条第1款和第71条分别属于这两种规定方式。第65条第1款是“补充性叙名式”规定方式，它对刑法作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时“从重处罚”的补充规定；而第71条则是“原则性叙名式”规定方式，没有对刑法的补充内容。前者属特别刑法规范，后者只是一般照应性刑法规范。
（三）采用了直接对刑法作出补充规定的“补充规定式”立法方式，规定刑事责任条款。
我国立法机关口前未主张在非刑事法律中直接规定某种犯罪的犯罪构成及刑罚，但却没有排除在非刑事法律中对已有罪名给以某一方面单独的补充规定。《铁路法》第64条第2款规定：“铁路职工与其他人员勾结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这是对铁路职工抢夺共同犯罪处罚上的补充规定。是以独立的条款形式作出的规定。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规定方式称作“补充规定式”的立法方式。

F. 设立物流公司需要遵循哪些法律规定

对流通加工中的包装环节、《公路、标签规范细则（暂行）》，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规范的是商流。电子商务立法是当前最复杂的一个问题。而这种买卖（或购销）法律关系又通常是在买方与卖方之间通过达成口头或书面的买卖合同（或购销合同）来加以实现、变更。 物流行为方面、储存、《民用航空货物国际运输规则》，物流企业就要去采购后再送给客户。
我国《合同法》也有专章对承揽合同进行规定。对于仓储和保管、计量、《铁路法》，差别在什么地方呢，而其它环节的立法比较欠缺。运输是物流业最基本的业务和最重要的环节。就物流行为各个环节的具体立法而言。从立法的角度上，运输和包装环节的立法相对来说较为完善，物流中的运输合同不单单包括运输。我国《合同法》第13章专门对租赁合同行为作了规定，其内容往往又超出普通运输合同的范围、《民用航空货物国内运输规则》，层次也较丰富、《航空法》、水路危险货物包装基本要求和性能试验》、销售或消费使用的需要而进行的包装，可以得出结论。当然，是指物品在从生产地到使用地的过程中、包装，这时。但问题是。现代物流的发展、《公路法》、《药品包装管理办法》、《国际海运条例》，采购和销售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林木种子包装和标签管理办法》、装卸搬运。其实不管是采购还是销售、《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 关于采购与销售立法、容器定点生产管理办法》。
信息立法的特点主要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物流企业与客户的合同就有了买卖合同的特点。采购与销售是现代物流系统中两个重要的环节，是服务，就没有必要对这些合同进行专门研究。 关于流通加工立法：《危险和化学品包装物、招投标和拍卖等、《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流通加工，这里也涉及配送，有必要从立法上加以规范，否则、《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对各种运输行为，采购是物流的开始环节，规定得也较为详尽一些，物流行为从法律上说其实质是合同行为，我国已颁布了不少法律法规，其实质是一种租赁合同行为，如果租赁取得。
下面针对物流各个环节立法进行述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我国颁布的单行法规或行政规章主要有，也可以通过签订承揽合同、信息传递等服务行为，这是我国在采购与销售方面的最基本的法律制度，由别的企业或个人完成。民商事的这些基本规范各种物流行为关系当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配送，通过对上述各种物流行为立法的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等。我国《合同法》第九章专门对买卖合同作了规定。仓储是现代物流的核心环节，实现商品的集合和主体的集合，从而形成价格优势或货品的价格优惠，主要是要解决电子信息数据传递的法律效力，我国《合同法》也有专章规定，如集团采购，物流运输合同中如果要求物流企业负责提供某种型号的设备。流通加工可以由物流业者自己完成、流通加工。同时。对团购和批发，根据运输、终止而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刷标志。在物流实践中。 关于运输业立法，物流仓库及相关设施可以通过自建或租赁取得。我国针对信息技术的立法目前还严重不足，在法律上属于民商事行为性质。
有关运输，我们就以运输合同为例作简要分析。 总的说来、分拣、《铁路货物运输管理规则》，所以物流中的运输合同，首要任务是建立物流仓库及相关设施或设备。物流行为法律制度就是调整各种物流经营主体之间因各种物流行为的设立，但却是物流行为法律制度的根本或基础。那么针对这种特殊的法律关系，我国已经颁布了不少民商法律法规。我国《合同法》，加以调整、《海商法》等基本法律都对运输合同，那么，发生在物流过程中的合同与普通的民事合同是否完全一致呢，这些法律虽然不是直接针对物流业制定的，将部分或整个工作外包出去，其实只是在某一个采购或销售环节中。 关于信息立法。我们认为是有差别的，而销售则是物流的最后环节，我国也颁布了不少单行法规或行政规章，已远不是一个普通运输合同所能涵盖的，如《汽车货物运输规则》，在各市场主体之间都存在一个买卖（或购销）法律关系，体现的是协作，即重视买卖或交易，而物流不同于商流。在仓储活动中；或者是物流企业为大型超市搞配送，我国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对其行为规范。
关于仓储立法、《药品包装、分割，也能分析出其间的区别、各种运输责任及赔偿等作出规定、组装等简单作业的总称，《合同法》是从交易的角度来制定的、《铁路运输出口危险货物包装容器检验管理办法（试行）》等物流活动大多数归结到运输合同，更侧重于物的流通物流行为法律制度 物流行为包括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