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法立法背景

1. 监狱法的体系结构

监狱法的纵向体系结构，是指由不同层级的规范性的监狱法律文件组成的等级、效力有序的纵向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可以对监狱法的纵向体系结构形式作如下排列：
一、《宪法》中的有关条款，是监狱法的最高表现形式
宪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是其他部门法的立法依据和指导思想，是其他部门法的“母法”，所有部门法的产生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结合本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点制定其具体的法律规范。中国《宪法》第28条明确规定了国家同犯罪现象作斗争的基本方向，其中“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既为监狱法的建立提供了根本依据，同时这一规定本身的内容也成为广义监狱法的一部分和最高层次和表现形式。
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监狱行刑的条款，是监狱法的直接表现形式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作为与犯罪现象作斗争的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除了规制定罪量刑的标准、尺度、原则、程序等外，还有一些具体条款涉及到了监狱行刑的问题，如减刑、假释等。这些有关监狱行刑的条款，是监狱行刑活动的直接依据和表现形式。如《刑法》第46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者其他执行场所执行；凡有劳动能力的，都应当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这一规定指出了监狱行刑的对象、范围和具体条件等，其本身也就成为监狱法的直接表现形式。
三、《监狱法》规定了监狱行刑活动的基本范围，是监狱法的主要表现形式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4年12月29日颁布实施的《监狱法》，它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刑事法律体系，实际上具有部门法的地位。它以规制监狱行刑活动为主要内容，是一部全面、系统、专业的的监狱工作的基本法律。它是依据宪法制定的调整监狱行刑活动内部与外部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的总和，是指导我国监狱行刑活动的主要法律依据，是监狱法的主要表现形式。《监狱法》共7章78条，涵盖了我国监狱行刑活动的基本内容，明确规定了我国监狱的性质、目的、任务，监狱行刑运转的基本原则与机制，监狱行刑的基本制度，罪犯的法律地位与权利保护，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以及监狱经费保障等问题。
四、国务院及其所属部委制定的有关行政法规和规章，是监狱法的重要表现形式
国务院及其所属部委，主要包括司法部、公安部、民政部等，它们依法制定的有关监狱行刑的行政法规和规章，是对监狱基本法律的补充和完善，是对监狱基本法律中一些原则性规定作进一步阐释和补充，主要解决《监狱法》中不够明确或者没有规定细节性问题，以便为监狱行刑活动提供具体的法律标准和要求，并提高监狱法的操作性能，起到特殊监狱法的作用。
五、有关监狱行刑的法律解释，也是监狱法的表现形式
在我国监狱法律规范中，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有两个方面组成：一是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解释；二是国家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前一种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立法机关对于监狱法律的规范要求所作的阐释，和原《监狱法》的规范条文一样，属于《监狱法》的规范条文的有机组成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针对《监狱法》贯彻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作出的具有规范性文件意义的解释为司法解释，该解释对监狱行刑同样具有法律规范的约束作用，也是监狱法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此外，地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和政府制定颁布的有关监狱工作的法规性文件、政令等，只在该地方区域有效。也可视为监狱法体系中的组成部分。
上述监狱法的几种不同表现形式，由多种多样、各种不同层次、不同法律效力的法律形式相互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监狱法或监狱法律法规体系，有机地调整着监狱行刑工作。同时，由于地位不同的机关制定了各种法律或法规，就依次形成不同的法的地位和效力。根据我国的立法原则，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当不同的法律文件内容发生抵触时，应优先适用上位法。比如，国务院及其部委等制定的监狱行政法规，地方性监狱法规均不得与宪法、法律相抵触，如果发生抵触，前者相抵触部分无效。由以上几个层级相结合，使我国监狱法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的，以《监狱法》为主体的，多层次的，内容和谐一致、形式完整统一的有机整体。

2. 中国刑事法律体系的构成

一、<刑法>及其修正案，当前到了修正案八。
二、单行刑法。
三、立法解释、司法解释。
四、《刑事诉讼法》
五、《监狱法》
六，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
七.国际条约
还有最重要的宪法

3. 监狱法的实施工作

我国《监狱法》明确规定，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要坚持监狱工作原则，达到监狱工作目的，监狱一切工作的内涵和推进方式均应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实行依法治监，推进监狱工作法制化进程是对监狱工作的最基本的要求。
在新形势下，要做到依法治监，推进监狱工作法制化进程，需要重视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加强监狱立法建设
尽管我国的监狱立法建设经过建国几十年的努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1994年《监狱法》出台，在监狱立法建设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在进一步加强监狱立法建设上下功夫。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特别需要制定出一整套与《监狱法》相配套的具有较强操作性的监狱法规，如《监狱法实施条例》、《监外执行和假释罪犯管理条例》、《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办法》、《狱务公开与狱务监督制度》、《未成年罪犯管理教育办法》等，以使监狱各项工作权限确定化、责任明晰化、程序公开化、行为规范化，从而为依法治监提供更为完备的法律保障，促进监狱法制化建设进程。
二、加大执法力度
依法治监的关键是执法，因此必须加大执法力度。而公正是执法的本质要求。监狱执法公正贯穿于惩罚和改造工作的全过程，无论是罪犯的收监、减刑、假释、释放还是监外执行，又犯罪的处理等都涉及到执法公正的问题。执法公正是监狱法制的基石所在，灵魂所在，是保持和促进监狱事业发展的生命线，因此要把执法公正作为衡量执法力度大小的主要标尺。这是我国监狱法制化建设在当前和今后要努力追求的一个目标。
三、重视保障罪犯权利
罪犯人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保障是监狱法制化的一项基本内容，也是现代监狱行刑制度的基本要求。因此，必须确保法律赋予罪犯的各项权利得到有效的实现，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罪犯的合法权益。如要根据《监狱法》的规定对罪犯的分押、分管、警戒、通讯、会见、生活卫生、考核奖惩等方面作出详细可行的规定，特别是对程序性规定一定要明确化，使罪犯的权利保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再如监狱民警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要通过依法行刑保障罪犯的权利。特别是罪犯没有剥夺的政治权利、人身权利，监狱都要依法予以保护。与此同时，要对罪犯加强法律知识的普及和宣传，让罪犯明白享受权利应在法定的范围内进行。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要享受权利必须以履行一定的义务为条件，而履行义务时也同时在享受权利。
四、提高执法者法律素质
不论法律有多么良好、科学和完备，要真正发挥作用，还必须由执法者予以执行，这就决定了执法者应当具有良好的法律素质。要提高作为执法者的监狱民警的法律素质，首先，要通过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学习，在头脑中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定做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捍卫者的信念。其次，要组织广大监狱民警系统学习监狱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做到精通、准确把握，并在监狱行刑活动过程中正确运用法律法规来处理问题，维护法制尊严。再次，要坚决按照“违法必究”的要求，加大查处执法中腐败行为的力度。坚决做到依法从严治警，不护短，不包庇，不留后患，对不合格的干警坚决清除干警队伍，以保持干警队伍的纯洁。
五、加强执法监督
对监狱执法活动进行必要的法律监督，是依法治监，调节监狱工作法制化进程的重要保证。在具体做法上，一是要深化狱务公开工作。增加狱务公开的内容，加大对狱务公开的宣传力度。对涉及罪犯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准假探亲、记分考核等敏感环节，要坚持条件、程序、权限、结果的“四公开”，实行公示制度，并接受罪犯及其亲属的监督。二是进一步加强监狱系统内部纪检、监察审计部门对执法执纪情况的监督工作，建立健全定期、不定期的检查监督制度，及时有效地发现执法执纪中的问题，根据不同情况予以不同的处理。三是认真接受各级人大、政协、检察机关、新闻媒体等和人民群众的监督。通过公布举报电话、聘请社会执法监督员、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有关人士定期视察监狱，向罪犯亲属介绍罪犯改造情况等形式，接受广泛的社会监督，总之，只有从多方位、多层面、多渠道对监狱执法活动加强执法监督，才能保证监狱执法活动的合法性、公正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4. 关于《监狱法》宣传活动日的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以下简称监狱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有关监狱的重要法典，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的一件大事。它的颁布和实施，对于进一步强化监狱职能、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伴随着依法治国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依法治监成为监狱工作者的普遍共识。依法治监必须有法可依，且有法能依。然而笔者觉得我国现行《监狱法》虽然结束了新中国监狱法典空白的历史，使我们当前依法治监的基本方略有法可依，但是由于《监狱法》尚不够完善，在实践过程中，当人们适用它时，难免面临种种现实的困惑，时常会感到一些法律条文有法难依。据此，笔者觉得有必要指出《监狱法》存在的不足，探讨解决的办法，帮助人们摆脱困惑。
一、关于罪犯劳动的法律规定
关于罪犯劳动，《监狱法》共有19条内容涉及这一问题。其中第二条规定：“监狱……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罪犯必须……参加劳动，……”，第六十九条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透过上述规定的具体文字。不难看出，第二条规定告诉我们，如果罪犯需要的不是劳动改造手段，则可以不组织罪犯参加这些劳动，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则告诉我们：一切罪犯都必须参加劳动，参加劳动是法定的义务。第六十九规定则又表明罪犯参加劳动是有条件的，前提是必须有劳动能力，从实践来看，此条规定所要求的条件实际是空的。监狱劳动的种类多种多样，在监狱能够动荡的罪犯即使不能进行生产性劳动，也可以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杂务。对于狱内押犯而言，只存在劳动能力强弱大小的区别，不存在劳动能力有无的区别。笔者认为：罪犯应当参加劳动，劳动是罪犯必须履行不能回避的法定义务，因此对于第四条应去掉“根据改造的需要”几字，第六十九条应改为“有生产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生产劳动”。
二、对减刑、假释的适用程序不完善
对减刑、假释，《监狱法》共有6条内容对此作了规定。从减刑的条件、减刑的办理、假释的办理，不当减刑、假释的禁止等方面进行规定。但这些规定并未能全部涵盖减刑、假释的全部适用程序，表现在：第一，人民法院裁定罪犯被减刑、假释时，监狱应当在什么时间内予以告知？《监狱法》对此没有涉及。笔者认为确定对罪犯减刑、但如果监狱机关在接到减刑、假释裁定之后，不及时告知，很容易导致对罪犯合法人身权益的侵犯。曾经有监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罪犯的刑期在上年底已剩余不多，如果被减刑，则可能被告知之日就是回家之时，然而监狱单位迟迟不予告知，则罪犯亦迟迟不能刑满释放。等后来被告知，真相大白时，却发现罪犯已被多关押数十日。假释更是如此，如果越过了假释开始的期限、而罪犯仍未被告知假释，则不仅人民法院裁定的法律效力受损，而且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遭到侵害。笔者认为：对于人民法院裁定的减刑、假释裁定，罪犯能否上诉。《监狱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提出抗诉，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在这里的抗诉可能因为两种原因。一种是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罪犯却被减刑、假释，另一种是应当被减刑、假释的罪犯却被错误地裁定不予减刑、假释。检察监督不可给每一次都能明察秋毫。如果在监狱机关向所在地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合适的减刑、假释时，罪犯的正当权益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罪犯可以用什么办法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呢？笔者认为，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实践上考察，这种减刑、假释的不当裁决都具有现实可能性，对此应当予以防范，即应当给予罪犯上诉的权利。倘若罪犯对此不能进行上诉，这不仅违背了刑诉法的基本精神，也不利于保护罪犯的正当利益。再者，既然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作出的减刑、假释裁定进行抗诉，罪犯当然应当对应地享有上诉的权利。因此，笔者建议对第三十四条增加第三款，内容为“被监狱机关建议减刑、假释的裁定，有充分理由认为裁定不当，可以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内提出上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三、关于监狱侦查权的规定过于简略，不利于实际操作
《监狱法》第六十条规定：“对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进行侦查。”一般而言，所谓侦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可见侦查的具体活动包括两个方面，即进行专门调查工作，采取相关强制措施：这里的强制措施，其种类包括拘传、取保侯审、监视居住、逮捕和拘留。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三款规定：“对罪犯在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机关进行侦查。”“监狱办理刑事案件时，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由此不难判定，监狱在作为狱内犯罪案件的侦查时，其拥有的侦查权利同样包括两个方面。但是理

5. 论罪犯的法律地位

罪犯法律地位略论
罪犯的法律地位问题是一个时代性很强的问题，也是一个法治环境下不容回避的问题，它不仅涉及罪犯权利保护问题，更事关国家的刑事政策与刑事执行立法问题，直接影响到行刑效益与行刑效应。目前大量存在于刑罚执行实践中的执法随意性问题，都与罪犯的法律地位问题相关。深层次分析起来，近年重新犯罪率的逐步攀升，也与罪犯的法律地位问题解决不好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社会对罪犯的歧视及其合法权益的侵犯往往会加深其反社会性。本文试就罪犯法律地位的价值定位、法理阐释与基本特征阐明几点意见。

一、价值定位

罪犯法律地位问题的价值定位，其出发点和目标必须紧紧围绕监狱法治这一宏伟工程，必须首先确定监狱法治的价值定位。而对监狱法治价值定位的探寻，又必须正确解读依法治国的含义。

事实上，当前将“依法治国”混同于“以法治国”的认识误区并不少见。“依法治国”意味着“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遵守，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来是制定很良好的法律”（亚理士多德语）；而“以法治国”则突出法制范畴，它只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法治蕴含了法律至上的价值理念，监狱法治则具有要求监狱制度应体现特定社会正义的良法控制。而单纯的法制则很可能带有浓重的工具主义色彩，监狱仅仅被视为维护统治阶级秩序的手段和工具，其价值是控制罪犯个体，而非限制监狱权力。

刑事法律的法理价值是社会防卫和人权保障，而两者在价值结构的序列上并非等量齐观。其社会防卫机能的一般预防和个别预防效应，在监狱行刑阶段伴随着罪犯进入监禁状态基本上已经实现。至于监禁过程中对其实施的矫正改造活动，则追求更高的效益。可以说，监狱法治的价值主要是权利和秩序，其价值重心在于人权保障，当然体现秩序价值的维护监管秩序和提高改造效益，在监狱法治中也具有重要地位。因此，权利和秩序应当是新时期罪犯监管改造制度发展与创新的时代主题，也是我们对罪犯法律地位定位的价值内核。

考察一下历史发展的轨迹，我们会发现，罪犯法律地位问题只有在法治社会才有实际的意义。由于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对罪犯“人人喊打”、“人人可打”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有人对此产生质疑，一定会被认为别有用心或者脑子有毛病。当法律对犯罪人施以满门抄斩甚至诛灭九族的刑罚时，对罪犯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罪犯还有什么法律地位可言？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中期，人道主义得到提倡的时候，充其量也不过是主流社会对罪犯的一种恩典，不仅不能说明罪犯地位的变化，恰恰是罪犯地位在主流社会人们眼中不屑一顾的反证。作为专政对象，自然应该以铁拳待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仍给一口饭吃，就是人道主义的体现，罪犯应该为此感激万分。这时候讨论罪犯的法律地位，显然既不合时宜，也实在没有意义。只有到了法治成为现实的时候，讨论罪犯的法律地位，在实践上才有意义，在理论上才不致走上歧路。

二、法理阐释

要在法理上对罪犯的法律地位作比较清晰的阐述，必须借助于一个基本的法律概念--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是由法律规范所确认的法律主体之间的规范性关系，是一种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很显然，就像普通公民不可能是单一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样，罪犯也不可能是单一法律关系的主体（事实上身份越特殊，所处的法律关系越复杂，就越可能成为多种法律关系的主体。）。罪犯作为主体之一的法律关系，可大致分为两个类别，即监内法律关系和监外法律关系。其中监内法律关系又可分为基于受刑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和其他法律关系两类。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从法律关系的视角来看待“罪犯的法律地位”，需要分别考察罪犯作为不同法律关系主体的情形。以下试做简要分析：

1、基于受刑而产生的监内法律关系

基于受刑而产生的法律关系是罪犯所处的最主要、最核心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即通常所称的监狱法律关系，是由监狱法所规范的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罪犯与监狱及监狱人民警察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毫无疑问，监狱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监狱法所规定的监狱法律关系主体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在这里，权利是指监狱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法定权利，即由国家法律规定的、监狱法律关系的主体可以从事某种行为的许可或保障。所谓许可，就是主体可以从事某种行为的选择自由和自主决定权。有了法律上的许可，权利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某种行为（作为或不作为）。所谓保障，是指国家对权利主体从事某种行为的选择自由和自主决定权的保护，它意味着当权利主体的利益受到侵犯时，国家会运用其强制力制裁侵犯者，排除主体享受权利的障碍。另一方面，义务是指监狱法律关系主体依法承担的法定义务，即由国家法律规定的、监狱法律关系的主体必须作出一定行为或不得作出一定行为的约束。“必须作出一定行为”是指主体进行一定的积极行为（作为），用积极的行为去进行法律规定的事项；“不得作出一定行为”是指主体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得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不作为）。

罪犯作为监狱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方，既依法享有相应的权利，又依法承担相应的义务。和其他任何一种具体的法律关系的情形一样，这种权利义务在内容上有其特有的属性即特点。罪犯因处于监狱法律关系的主体地位而承受的权利义务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罪犯与监狱及监狱人民警察之间在地位的不平等上。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关注这一特点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充分注意到，监狱法律关系中罪犯权利义务的一般本质仍然是其法定性，即如前所述，权利由国家法律许可和保障实现，义务也由国家法律约束实现。只有充分注意到这一本质，我们才会将罪犯的法律地位问题导向真正的法治的轨道，才不至于回到从“身份”出发看待罪犯的法律地位的老路上去。

2、其他监内法律关系

在监内其他法律关系中，比如买卖、委托等民事法律关系中，罪犯作为这类法律关系的主体，其权利义务在形式和内容上应和普通公民毫无二致。监内营业性的超市、餐馆和监狱机关脱钩以及监企的彻底分离，使罪犯这方面权利的保障有了体制上的保证。

从表面上看，监内其他法律关系是依附于基于受刑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即监狱法律关系的，或者是由监狱法律关系派生出来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这种认识只看到了这两类法律关系在形式上的联系，而没有看到他们在本质上的区别。监狱法律关系是因为刑罚执行活动的存在和展开而形成的，是一种不平等主体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只存在于罪犯和监狱及监狱警察之间；监内其他法律关系与监狱法律关系虽然在空间上具有同一性，但产生的原因却不一样，大多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一般不发生在罪犯与监狱及监狱警察之间，即使监狱警察个人与罪犯之间发生了这种关系，也大多与监狱警察的职务行为无关（以权谋私行为由于是非法行为，所以不在讨论之列）。

在监内其他法律关系中，罪犯法律地位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罪犯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在地位上与其他主体是平等的。这是与监狱法律关系比较最主要的区别。明确这一点对罪犯权利保障意义极大。在监狱实际工作中我们常常发现，无论是社会上一般老百姓还是监狱管理人员，都习惯于把罪犯的一切都纳入监狱法律关系来看待，在民事法律关系领域也不能平等对待罪犯（比如卖给罪犯的商品质次价高还觉得理直气壮），因此，在理论上把监内法律关系区分为监狱法律关系和监内其他法律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3、监外法律关系

监外法律关系仍然是和罪犯关系密切的法律关系，从时间维度上看，对罪犯而言监外法律关系是本原的、基本的法律关系。因为失去自由，罪犯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方式发生某些变化，但罪犯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未发生变化。因此，就本质而言，在监外法律关系中，罪犯的法律地位与普通公民是完全一样的。

由于“身份”社会思维定式和刑罚报应思想的影响，整个社会还远未形成现代文明理性的刑罚观念，使得诸如罪犯继承权得不到保障、责任田无故被取消、合法财产被哄抢瓜分之类的事件屡见不鲜。现实已经提示我们，重视罪犯在监外法律关系中的法律地位，有效保护其合法权益，已经显得非常紧迫了。

目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罪犯法律地位或者权利义务问题的关注，基本上仅限于上述第一种情形，即罪犯作为基于受刑而产生的监内法律关系的主体的情形，对其他两种情形，则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种偏废的后果，直接导致了罪犯狱内狱外涉权事项落实的较大差距。根据河北省监狱学会最近组织的一次问卷调查，罪犯对狱外涉权保障的满意度仅为59%，而对狱内涉权保障的满意度大多超过90%，最高为98%，一般在85%以上，只有极个别项目如监外执行权、保外就医权的保障满意度在60%左右。这个调查结果也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说明了全面重视罪犯法律地位问题的意义并不仅限于高墙之内，对于全社会，都有着思想观念上拨乱反正的革命性意义。

三、罪犯权利义务的基本特征

罪犯的法律地位,主要内容包含其权利与义务。对罪犯的权利和义务的特点可概括为权利的不完整性和义务的特殊性。

所谓“权利的不完整性”，意指由于罪犯被剥夺了自由，从而导致其在权利上与普通公民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突出表现在罪犯权利的不完整性上。罪犯作为被剥夺了自由、具有特殊身份的公民，其权利是依据法律被限制和约束的公民权利。将权利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罪犯与普通公民享有的权利是不平等的；而从具体权利来分析，罪犯与普通公民的部分权利是平等的，部分权利是不平等的，此外还有部分权利是特有的。从这样的分析出发，将罪犯的权利大致分为以下四类：

1、完全享有的权利

所谓完全享有的权利，是指根据宪法 、监狱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罪犯享有和其他普通公民一样的权利。

如：人格权。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罪犯同样享受这项权利。监狱法明确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同时规定，警察不得侮辱罪犯的人格，否则将受到行政处分直至刑事处分。又如：人身安全权。罪犯虽然在监狱服刑，但其生命和健康必须得到保护，禁止对罪犯殴打、体罚、虐待、刑讯逼供。再如：合法财产权。罪犯对合法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支配和处分权，还享有合法财产继承权，任何人都不得非法占有罪犯私人所有合法财产。

2、部分享有的权利

所谓部分享有的权利是指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 ，罪犯因其身份特殊 ，有些权利只能部分享有。

如：选举权。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行使选举权。但由于其特殊身份，不可能享有被选举权。此外，罪犯实际上也不可能享有言论自由、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政治权利。再如：宗教信仰自由权。法律保障罪犯的宗教信仰自由，但为了维护监狱的正常秩序，监内不允许设经堂、教堂，不得宣讲教义和进行传教活动。

3、限制享有的权利

因罪犯身份特殊，根据监狱法有关规定，罪犯享有的部分权利与普通公民相比较受到一定的限制。

如：会见权。罪犯虽然可以会见，但会见的时间、地点、对象、人数均有限制，且须经监狱机关批准。又如：通信权。罪犯可以通信，但信件须经监狱机关检查，内容反动或妨碍罪犯改造的信件可以扣留。再如：婚姻家庭权。罪犯的婚姻家庭受法律保护，但这一权利又受到限制。罪犯实际上不享有结婚自由，不享有正常的家庭生活。

4、特有的权利

这是罪犯基于其特定身份所享有而普通公民不拥有的权利。如：物质生活、医疗卫生保障权。罪犯的吃、住、零用和医疗卫生等均由国家予以保障，尽管目前国家的保障水平还有待提高。再如：获得减刑、假释权。罪犯改造表现好可以依法获得减刑、假释。

所谓“义务的特殊性”，即认为罪犯必须履行法定的特殊义务，如遵守监规纪律，而普通公民无需承担这样的义务。认为罪犯在以下四个方面的义务与一般公民有很大的区别：

（1）罪犯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

（2）罪犯必须服从监狱机关的管理；

（3）罪犯必须接受监狱机关组织的各种教育活动；

（4）罪犯必须参加生产劳动。

应该说，这些关于罪犯权利义务的概括，是基本上符合目前我国监狱的实际情况的。但这种概括本身，却提示了我们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只要稍作分析，我们就不难看出，这种概括更多的是政策和政治观念的图解，而缺少法律规范的提炼，尽管使用了一些法律概念和术语。可以说，这里所有的表述都是建立在对“罪犯身份”的确认和强化的基础上。这种从“身份”出发而不是从关系“出发”考察罪犯权利义务特点的思路，仍然是人治思维的延续，其突出的特征就是把罪犯看作理所当然低人一等的异类，认为罪犯是“专政”对象，主要是受约束的，强制性地履行义务是其法律地位的主要特征。在这种思维支配下，有的论者把罪犯看作法律关系的客体，在理论上陷入了严重的混乱。

因此，对罪犯的法律地位明确与兑现应进一步强化制度构建。首先，在理论层面，应该加强对于罪犯法律地位基本原则的研究，为监狱法典的修订完善提供理论指导。理论研究应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能仅仅注解现行法律。其次，在立法层面上，要进一步改进立法技术，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成果，努力做到科学、严密、准确、明晰界定罪犯的权利义务，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予以规范，避免目前普遍存在的因标准不一造成的执法不公。将来修订《监狱法》时，可以考虑以现行《监狱法》第七条为基础，确立罪犯法律地位基本原则；另设“罪犯的权利义务”专章，放在第二章“监狱”之后。第三，在目前监狱法未修改的情况下，可考虑在制定实施细则时对罪犯法律地位基本原则和罪犯的权利义务予以明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给罪犯的法律地位下这样一个定义：所谓罪犯的法律地位，就是罪犯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法律保障。当前关注罪犯法律地位问题，应以罪犯合法权益的保护为重点，这既是我国目前行刑实践的需要，也是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

6. 监狱企业的监狱企业简介

一、监狱企业具备企业性质
监狱企业是适应罪犯劳动改造的需要而产生的特殊企业，具有特殊性。监狱企业又是社会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从内容和形式上具备了企业的基本条件，具有企业一般性质，特殊性不能否定一般性，研究监狱企业必须首先肯定其企业的一般性质。
(一)监狱企业是我国监狱系统组织罪犯进行劳动改造的最适宜的组织形式。一方面，它是最适宜的生产组织形式。“罪犯生产劳动不是无效劳动，也要出产品、出效益，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要组织生产就会有计划管理、生产管理、技术管理、物资供应和产品销售等活动，而这些正是企业管理的内容”。所以“监狱生产具有一般社会生产的共性，也必须纳入企业管理范围”我国的罪犯生产早在建国初期就已采用了企业的组织形式，1952年《第一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决议》中明确指出：“劳改生产从政治上看，是属于改造罪犯成为新人的一项政策，从经济上看是属于国营经济性质的特殊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监狱生产与社会需求结合更加紧密，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也只有采用更加适宜的企业组织形式，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监狱企业是最适宜的罪犯劳动改造组织形式。监狱企业把罪犯改造的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为罪犯提供了生产性、开放性和社会化的劳动岗位，使之在生产产品的同时，学习有用的技能，获取劳动的报酬，体味劳动的艰辛与收获，接受企业的制度和管理约束，时刻感受到社会化的工作环境，并通过产品销售实现其劳动的社会化。使罪犯既服从法律管制又经常接受各种社会规范，既是被监管改造的对象，又是社会生产者的角色，这对罪犯改变恶习，更新观念，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有用之才具有更为适合的作用。
(二)我们不能因为监狱和企业目前的复合存在而否认监狱企业的性质和客观存在。监狱企业在组织和管理上与监狱是有本质区别的，是监狱无法替代的。在国家财政部1997年1月1日制定执行的《监狱财务制度》和《监狱会计制度》已经明确地把监狱和企业的资产、财务和会计工作区分开来。在财政部《关于制定(监狱财务制度)和(监狱会计制度)的说明》中明确指出：我国监狱与监狱生产经营单位属于不同的主体，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体现专政性质，而监狱生产经营单位是为组织罪犯进行生产劳动和改造的场所，是特殊性质的国有企业。”并指出：“监狱生产经营单位财务实行企业管理，执行《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及行业财务会计制度。”在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司法部1997年2月1日联合颁布的《关于监狱资产划分有关规定的通知》的第一条规定：监狱资产划分为监管改造用资产和生产经营用资产，两部分资产分别按照行政单位、企业的资产管理办法进行管理。”这说明监狱企业已经有了自己独立支配的资产和独立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工作，这是其作为企业的重要条件。
(三)监狱企业作为企业的生产要素齐全，集合了以罪犯劳动力为主的各种生产要素，符合企业的基本条件。罪犯特别是有劳动能力的罪犯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劳动力，他们并不因为被收监而丧失劳动的资格，《监狱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因此，全国的罪犯形成了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不加以合理的组织和利用不符合现实，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监狱企业以罪犯为基本的生产者，其实是以特殊的形式雇佣的特殊的劳动力一在监狱企业中，与罪犯劳动力相结合的是“国家提供的罪犯劳动必需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费”，从而以合法的途径和形式集合了基本的生产要素，通过企业管理形成现实的生产力，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劳务，也为国家分担了一定的困难，这更符合国家组织罪犯生产劳动的初衷，同时也是监狱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组织的本质所在。
(四)我们也不能因为监狱企业难以取得完全独立的地位而否认其企业性质。从监狱企业的自主程度上看，监狱企业是非完全自主经营的企业，而且仅凭其必须接受罪犯劳动力一点看，甚至永远不能成为完全独立自主的企业一人们往往从市场经济的规则出发要求把监狱企业改革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似乎不如此，监狱企业就不成其为企业其实，在很多企业管理学家研究的各种类型和性质的企业中，并不排除非完全独立的企业的存在。例如德国的企业管理学家施维策尔博士在同样把企业定义为“自主决策、自我承担风险l内社会的基本单位”的同时指出：“企业的自主程度可能会因企业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他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与企业，行业和行业之间，通过市场连接成有机体，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多种关系，企业的自由度因此而受到其他单位和社会的制约，虽然在法律上企业依然保持其独立性，但实际上，企业在增加自主决策权的同时，却在一步步的丧失其独立性。”因此施维策尔博士指出：“这也不排除在例外的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补贴的办法对企业出现的风险损失加以赔偿”监狱企业必须以罪犯为劳动力，必须受到监狱及其主管部门的干预或控制，甚至不能自由地选择市场，从而失去了部分独立性。同时，监狱企业也因此享受了国家和政府的预算拨款、银行低息或贴息贷款以及增值税先征后返等各种优惠政策，这都证明了监狱企业是非完全独立的特殊企业。
二、监狱企业的特殊公营企业性质
监狱企业不是普通的国有企业。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监狱企业的性质与监狱的性质是密切相联的。监狱企业的主管部门是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监狱管理机构，其投资主体是国家，因此监狱企业是由政府投资的，是属于政府所有的企业，而不是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按国际惯例应该定性为公营企业。
(一)国有企业与公营企业有什么区别?
第一，国有企业只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而公营企业是各个国家都有的企业。在我国国有企业的特定涵义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是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共唰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公有制经济组织彤式，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基础。公营企业又称政府企业。1980年，欧洲共同体在其法规指南中对公营企业的定义是：政府当局可以凭借它对企业的所有权、控股权或管理条例对其施加直接或问接支配性影响的企业。严格地说，在非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出资办的企业不叫国有企业而叫公营企业。资本主义国家有的只是公营企业，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则既有由国家即中央政府代表全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企业即国有企业，又有由各级政府出资兴办的公营企业。因此，公营盎业是世界各国都有，是各个国寡的共性，而国有盎业则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是社会主义的特性。我国一直将本应独立的公营企业包括在国有企业范围中，是产权不清晰的突出表现。
第二，国有企业的设立主要是在竞争性行业，而公营企业的设立主要是在非竞争性行业。改革国有企业关键是要使国有企业具有市场竞争力，不参与竞争并不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要求。如果说国有企业被迫退出市场，那就意味着这种公有制经济形式，最终不能同现实的市场经济相融合。而如果要求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那实际上等于取消国有企业这种组织形式的存在，与公营企业相混淆，只有公营企业才会出于政府调节经济或公共与公益目的退出竞争性领域，只在非竞争性行业发展。
第三，国有企业的改革要求是政企分开，而公营企业的基本性质是政企不分，公营企业是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由特殊性调整，市场的定位是特殊法人。在日本，政府设立一家公营企业，同时制定一部专门适用于这家企业的法律，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政府对企业的控制权力，特别是规定政府直接任命企业的主要领导人。政企不分才是公营企业，公营就是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这种作用是明确进入企业内部的。而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切断政府对企业的直接控制。
第四，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只归中央政府代表国家掌握，而公营企业的所有权分别掌握在出资的各级政府手中。公营企业分为中央公营企业和地方公营企业，中央公营企业是中央政府出资兴建的企业，地方公营企业是地方政府出资兴建的企业。国有企业虽然设在各地，地方政府却没有所有权，只能有中央政府授权的代理产权，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来源主要是国有企业自身的积累，也可以是明确的由中央财政作出的代表全民利益的追加投人，而公营企业的资本金就是直接的各级财政拨款。
(二)为什么监狱企业应定性于公营企业?
第一，监狱企业的资本金是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企业的所有权是政府权属性质的而非全民性质的，这是由我国监狱生产的法定保障体制所决定的《监狱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提供罪犯劳动必须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费。这表明监狱生产的保障主体是国家，由于我国监狱履行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管为主的管理体制，所以这里讲的国家是指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和省级地方人民政府”。《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工作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将监狱，劳动教养所生产性基本建设投资和技术改造投资列入中央和地方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单立户头并视财力情况逐步有所增加，中央分配到各地的这两项投资，各地应根据本地财力情况予以配套安排”这说明监狱企业的投资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接照法律和国家政策进行的，且多数是省财政投资的，按照谁出资谁所有的原则，监狱企业当然属于投资的政府所有。它与由中央政府代表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是有根本区别的，而与其他国家政府所有的企业具有同样的属性，即政府权属性。因此是公营企业。
第二，监狱企业是为改造罪犯提供场所和手段设立的，其特殊的政治目标决定了监狱企业不仅为政府所有而且受政府的直接控制。监狱企业和监狱是随着我国监管改造事业的发展相伴产生的，可以说它们都是我国监管改造事业的机器，它们共同隶属于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下设的监狱管理局。当监狱企业和监狱的资产财务和会计工作分开以后，监狱企业虽然有了独立财产并独立核算，但在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层次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监狱管理局和监狱的控制。一方面，监狱要代表政府即监狱管理局行使主要控制权，如对监狱企业劳动力的使用、经营领域的选择、干部的使用等；另一方面，人民警察对罪犯生产过程的监管更是必要和直接的。此外监狱企业在资本的追加、经营结构的重大调整、主要领导人的任命等方面都必须受监狱管理局的直接或间接控制，这些情况既反映了监狱企业的本质要求，又说明了其具有公营企业的本质特征。
第三，基于以上对监狱企业的认识、可以把监狱企业重新定义为：监狱企业是为了，罪犯劳动改造的需要，由政府投资和控制的公营企业。在进入市场经济以后，监狱企业大面积的亏损，出现生存危机，也恰恰反映了监狱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种种不适应，这正是公营企业的主要弊端。
三、明确监狱企业的企业性质和公营企业性质的重要意义
(一)监狱企业是企业的认识可以使我们扫清认识上和观念上的障碍，从监狱企业的实际出发在企业管理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长期以来，许多监狱企业的管理者从监狱企业的特殊性出发，怀疑和否定监狱企业的企业性质，抱怨监狱企业的企业存在，丧失了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影响了监狱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而面对监狱企业的客观存在，只有做出现实的选择，才能摆脱被动的局面。
(二)把监狱企业定性为公营企业对监狱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具有战略指导意义。
第一，监狱企业改革应以产权清晰为突破口。按照我国省管为主的体制，大部分监狱企业是各地方政府财政投资的，监狱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的关键就是将监狱企业从现时的国有企业中分流出来，将其产权明确为所属政府所有，还其公营企业的本来面目，地方政府可以以监狱管理局为主行使其对监狱企业的所有权，所有者的身份直接处置和运作监狱企业，而不是原来的代理中央政府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从而可以提高地方政府的管理积极性。
第二，有利于我们对监企分开的改革进行重新认识和把握。一方面，把监狱企业改革成为自主经营的企业不是公营企业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在监狱管理局的控制下，为了监狱企业管理的需要，实行适度的监企分开还是必要的，即按照《监狱财务会计制度》和《监狱资产划分有关规定的通知》的要求把监狱和监狱企业在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相对分开，使监狱企业相对独立。
第三，有利于我们对监狱企业的经营领域进行重新选择和调整，按照公营企业的特性和各国公营企业主要以非竞争性领域为主的惯例以及监狱企业的特殊性，今后，除目前少数经营较好的监狱企业，大多数逐步向非竞争性领域进行调整，其产业领域应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领域。对此，国家应有宏观政策，地方要有长远打算，结合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可把部分公共事业、基础设施产业等交由监狱企业经营，这样既可以发挥监狱企业的作用，又可以减少监狱企业的亏损
第四，监狱企业是企业中的一个特例，也是公营企业的一个特例，中央和地方要针对监狱企业制定关于监狱企业的特殊的法律或管理条例，以约束监狱企业的经营并保护其合法权益。此外地方政府应有计划地按《监狱法》对监狱企业进行投资和扶持，落实投资保障体制。相信经过各级政府良好的控制和经营，一定会在完成罪犯劳动改造任务的同时，完成一定的经济任务。
四、 监狱企业立法的必要性
监狱企业既已成为一个特殊的市场主体，它不同于普通企业，这是肯定的，当然不能直接适用其他类型的企业法，它能适用《乡镇企业法》吗？不能！它能适用《外商投资企业法》吗？不能！它能完全适用公司法吗？不能！监狱企业能否不适用任何法律、法规，任意发展呢？更不能！因此，监狱企业立法应当是必要的，也是急迫的！关于监狱企业立法的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国《监狱法》并未对监狱企业做出相应的规定。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立法步伐明显加快，各领域的立法风起云涌，《监狱法》也是在此历史背景下出台的，监狱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监狱事业逐步走上法制化的道路，过去依靠政策羁押罪犯的模式正逐步转变为依法羁押罪犯。然而，对罪犯的劳动改造毕竟涉及罪犯如何劳动，其劳动成果如何交付，《监狱法》并未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监狱立法将监狱经济这一块遗留在外。
第二，我国监狱企业无法可依。在不适用普通企业法时，我国监狱企业几乎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企业内部组织管理、企业与监狱之间的关系、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处于没有法律予以规制的无序状态。监狱企业的老总就是监狱长，监狱长既是国家公务员，又是企业老板，是真正的红顶商人。一定程度上，这些红顶商人有党纪而无国法，极易滋生腐败现象。由于无法可依，没有法定的国家倾斜政策、优惠政策，部分政策不到位的企业就可能面临窘境；而已经在市场中掏得第一桶金的监狱企业由于缺乏法定的上缴比例、利润使用的渠道，企业一经赢利就滥发工资和奖金，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一旦效益稍差，监狱企业工人工资就直线下降。
第三，无法把握监狱与监狱企业的合理分工。监狱的羁押罪犯职能与监狱企业改造罪犯的职能是不同的，监狱与监狱企业的混同，一方面是人员的混同；另一方面是职能的混同。目前，不少地方的监狱企业，其管理人员，尤其是中高级管理人员大多为监狱人民警察，或者是专门负责生产经营的人员挂有警督、警监等头衔的“两栖人”，他们在监狱企业管理中，将监管犯人的方式方法带到企业管理中来，甚至用同一方法管理企业中的普通职工；在对外关系中，常常出现穿着警服签合同的现象。所谓的职能混同是指，监狱企业在改造罪犯过程中实质上承担了羁押任务，这正是近年来罪犯常常出逃、逃避惩罚的关键所在。上述理由应当足以成为《监狱企业法》起草的理由。

7. 监狱法的演变

监狱法的概念随着监狱职能的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监狱作为刑罚的附属物,具有与刑罚同专样悠久的历属史。早期的刑罚方式,主要是生命刑和身体刑,附之以流刑,自由刑在刑罚体系中不占主要地位。那时的监狱主要是未决犯和刑事被告人的看守场所,判处自由刑(徒刑和拘役)的已决犯在囚犯中所占比例很小。那时监狱法调整的主要对象不是监狱对罪犯执行刑罚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所以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监狱法的属性。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以自由刑为核心的刑罚体系的确立,监狱的主要职能是对判处自由刑的罪犯执行刑罚。与之相适应,监狱法就成为对罪犯执行刑罚的法律。由于各国监狱制度和监狱立法的多样性,不同国家的监狱法除了具有共性特征外,还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如有的国家将未决监作为监狱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监狱法中加以具体规定。有的国家将监狱作为死刑犯的执行场所,因而在监狱法中规定了死刑执行的制度和方法。

8. 什么是监狱法

监狱法是由国家制定的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调整监狱行刑活动中所发生的一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国家刑事法律的组成部分。它调整的主要对象是监狱对罪犯执行刑罚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
监狱法有广狭二义。广义监狱法指有关监狱的法律、法规的总和,包括监狱法典和有关监狱的法规、条例、细则、办法等。狭义监狱法指国家立法机关颁布的专门、系统地规定监狱行刑的监狱法典。如意大利、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智利、巴西、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等国的监狱法,德国、波兰、土耳其等国的刑罚执行法,芬兰的刑事监禁法,保加利亚的惩治执行法,前苏联的劳动改造立法纲要,等等。这些法律虽然名称不尽相同,但从其所调整的基本对象来看,都属于狭义的监狱法。各国监狱法在指导思想、结构、内容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点。有些国家的监狱法除了规定自由刑执行的基本事项外,还对未决犯羁押、死刑执行或民事犯处遇等问题作了专门规定。中国古代的立法体系是“诸法合体”,关于监狱的法律规定,主要混列于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等各朝大法的有关篇目之中,历代封建王朝从未颁布过独立的监狱法典。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拟制的《大清监狱律草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独立的监狱法典(草案),但未能正式颁行。后来,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颁布的《监狱规则》(公元1913、1928)是以《大清监狱律草案》为蓝本制定的。直至1946年1月19日国民党政府才正式颁布了监狱法,即《监狱行刑法》。新中国成立后,彻底废除了旧的监狱制度和法律,创建了新型的劳动改造罪犯的制度。1954年9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是新中国第一部劳动改造法规,四十多年来实际上起着监狱法典的作用。1994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社会主义监狱法典。它标志着我国监狱工作已经进入了全面法制化的轨道。广义监狱法和狭义监狱法二者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独立的监狱法律部门。目前,世界许多国家都以监狱法典或刑罚执行法典为基干制定一系列配套法律、法规等,以构成完整的监狱法律体系。

9. 监狱法的渊源的定义是什么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监狱学理论基础 1.监狱学：是研究监狱、监狱法制、监狱行刑理论以及对罪犯实施惩罚和改造这一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是监狱工作的科学总结和理论的概括。 2.监狱学基础理论：是研究监狱行刑和履行罪犯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和基本原理的科学，是监狱科学体系中主要的理论学科。 3.监狱法律制度：简简称法制。指监狱立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构成的整体模式。它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工程，是社会主义国家法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4.监狱法：是国家立法机关和有关司法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刑罚执行和改造罪犯活动，确立罪犯权利义务内容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5.监狱法渊源：又称监狱法的形式渊源，是指监狱法创立的形式。即监狱法渊源是由特定的国家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创立的，表现为一定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监狱法的形式渊源反映了不同的立法规格，又体现为不同的法律效力。 6.监狱单行性法规：是由司法部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根据《监狱法》，为适应改造罪犯的实际要求，而制定的规章。 7.监狱行刑法律关系：是指由监狱行刑法律规范所确认和调整的，监狱与在押罪犯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8.监狱行刑法律关系主体：是指参加监狱行刑法律关系，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国家机关或个人。监狱行刑法律关系主体的一方是具有刑罚执行权的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监狱；另一方面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受刑人－罪犯。 9.监狱行刑法律关系内容：是指监狱行刑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其中包括监狱一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与罪犯一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10．监狱行刑法律关系客体：是指监狱行刑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其中包括行为、物和精神财富三种。 11．监狱行刑法律事实：是指监狱行刑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能够引起监狱行刑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现象。 12．给出路：指对犯罪他子除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外，都实行改造，给以他们重新做人、悔过自新的机会，它包括生活上的出路、政治上的出路和就业上的出路。 13．区别对待：是指针对不同的改造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措施进行管理教育，区分各种不同情况，对症下药。体现在管理、教育、劳动、奖惩等方面的区别对待。 14．社会参与：是指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之材，单靠监狱的干警是不够的，还必须动员和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监狱对罪犯的改造工作。 15．行刑个别化：是近代刑罚个别化思想在刑罚执行制度中的具体体现，指在对罪犯执行刑罚中，批行刑重点放在对罪犯的个案设计上，关注每一个罪犯的改造，因人而异，有的放矢进行矫正和改造。 16．监狱：是指统治阶级关押已决犯场所，即依照国家法律而设置的刑罚执行机构。 17．监狱人民警察：是指在我国的刑罚执行机关从事执行刑罚和改造罪犯任务的人民警察。它包括从事政工、监管、教育、生产和生活管理等与改造罪犯工作有关的一切在编干部。 18．监狱人民警察管理：是指监狱政治工作机关组织部门遵循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考察、培养、选拔、调配、使用干警等工作的总称。 19．罪犯：是指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在监狱内执行刑罚的受刑人。 20．罪犯构成：是指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罪犯群体内的各种类刑及其数量之间的比例关系。 21．罪犯主观构成：是指导致罪犯实施犯罪，需要在监狱执行刑罚中进行改造和矫治的罪犯精神结构。 22．罪犯法律地位：是指罪犯这类特殊的公民在监狱服刑期间，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应当享有哪些权利和义务承担哪些义务。 23．刑罚执行：是指监狱依照法律规定的执行范围，将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和裁定付诸实施的活动。 24.监狱行刑运作机制：是指在刑罚实际执行过程中，由行刑手段、措施、制度、行刑环境、行刑权、行刑主体、受体等诸种要素组合而成的复杂的工作系统。 。

求采纳

10. 《监狱法》的立法目的有哪些

根据我国的“监狱法”第一条 为了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版犯罪，根权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
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在监狱内执行刑罚。
第三条 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
第四条 监狱对罪犯应当依法监管，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
以上法律条文可以看出，把犯人关进监狱的目的主要是对罪犯实行惩罚和i进行劳动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