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学中的道德

⑴ 社会学去道德化是什么意思

首先，几千年来中国对于道德都存在一个误区，认为道德只是约束思想观念，道德与法制是分开。所以在推行依法治国，法治社会的同时排除道德干预，实现司法独立与公正。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自从《联系》理论揭示出：依据道德底线订立法律。从而统一了道德与法律，发现法律仅仅是道德范畴一个比较狭隘的部分。
举个例子来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道德，但是因为证据不足的话，法律是不会支持的，即使有充分的证据，但若司法控制权掌握在了黑帮手中，导致的结果是杀人未必偿命，欠债未必还钱，从而灭失正义。根本没有公正可言。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明面上追求公正，实际上是人性倒退，大搞形式主义。

⑵ 比较法律与道德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表现

一、道德与法律的学理含义：
（一）道德的含义：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恩格斯讲：“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简单的概括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自然人关于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野蛮与谦逊等观念、原则以及规范的总合，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的矛盾统一体系。
（二）与道德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含义。
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道德，也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律。今天的社会，代表不同利益的统治集团仍然还存在，但是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对立的。不同的统治集团各有各自的阶级利益，以及与其阶级利益相适应的道德。法律在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整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体化，而道德当然属于意志范畴，那么法律当然反映统治阶级的道德观。从侧重道德的角度，我们可以将法律定义为：在主观方面，法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客观方面，法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前者体现了法的国家意志性和统治阶级意志，后者体现了法的物质制约性。法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统一体。
结合中国国情，我国法律与道德的现状：
1.一国范围内的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的体现。
2.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相互渗透。忠孝节义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道德规范，在其立法中体现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实践中，甚至是将儒家思想的教义作为办案的根据，《春秋决狱》一书就是其中的典型。
3.法与道德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孟子《离楼上》中讲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它需要其它手段的配合，其中法就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4.道德的状况制约立法的发展。
5.道德对法的实施起着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
6.道德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
7.法必须以道德作为价值基础。
8.法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
二、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一）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⑶ 为什么要重视平衡法律与道德

一个开放的社会首先应是理性有序的社会;一个文明的社会首先应是婚姻道德严谨的社会。婚姻道德是人类最早产生的道德情感,其稳定了家庭、稳定了社会,爱情与责任的统一正是婚姻道德的要求与表达。在文明社会,为了更好地实现这种婚姻道德,法律给予了婚姻更多强有力的保障。婚姻既是一种伦理关系,又是一种法律制度,不管从婚姻的起源还是从其属性来看,婚姻都应当是既合乎法律也合乎道德的。然而,当法律给婚姻注入自由因素,并使其逐渐从家族、社会中脱离出来而成为个人的私事时,社会中便出现了许多不合乎立法原旨的不道德婚姻,发生在浙江萧山的某些入赘婚即是其中之一。舍弃了责任、情感、平等与幸福,婚姻成了手段、人成了工具、法律成了借口,即法律给予了婚姻一个隐藏其不道德内在的合法躯壳。“一切法律在根本上都不可能与伦理道德无涉;理论上如此,实践上同样如此。历史证明,法律有效性的大小程度取决于它所获道德支持的广泛程度。”法律从婚姻家庭道德出发,给婚姻规定了许多保障原则,法律赋予婚姻自由,却似乎又破坏了婚姻自主权;法律让婚姻重视人轻视财产,人却似乎重视财产轻视人;法律意图保障婚姻幸福,“幸福”却似乎成了手段,原来法律并不审查“幸福”.。由此,在法律与道德的双重缺失下,法律原初的目的被利用也就理所当然了。法律的内在道德意欲让人类的婚姻既是合法又是道德的,这样才符合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愿望,然而“法律并不可能强迫一个人做到他的才智所能允许的最好程度。要寻找可行的裁断标准,法律必须转向它的‘表亲',即义务的道德。”“法律之于道德当然要有所贡献,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法律不仅应当成为道德的守护神,而且应当是培育新道德的契机。假如法律不能恰当地形式化,则不仅法律之为法律不复存在,而且道德之本性也将被违犯,最终,将既损害道德,也损害它本身。”而在本文所论述的这类婚姻中,法律正是本着更好地维护社会道德伦理出发来保障婚姻,然而最后被愚弄的不仅是道德,也是法律本身。“法律既不能远离伦理习俗,也不能落后太多。因为法律不会自动地得到实施。必须由单个人来启动、维持、指导法律装置的运转;必须用比法律规范的抽象内容更全面的事物,来激励这些人采取行动,并确定自己的行动方向”。因而,在法律与道德结合得最紧密、冲突也最多的婚姻领域,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和标尺,让法律与道德携手合作,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笔者认为,重视法律目的亦即平衡法律与道德,即不仅应注重法律的运行实效,也应重视法律理想的作用。“过去强调了法和伦理的分离,但是现在两者的关联性的主张成为我们关心的对象。法和伦理这样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再次在新的聚光灯下的亮相,要求我们加以新的反思”。穷根溯源,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之所以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乃是因为任何制度的存在,都必须从人的内心情感中寻找根据;而任何制度要得以维持,也必须从人的情感中得到解释。即法律与道德都是起源于对人性的满足或遏制,由人发明又运用于人。缺失了情感、责任、尊严与幸福,婚姻又回归到了原始社会最初的“自然规律”。而为满足人的社会性出现的法律与道德也最终被这种人性的两面性及不确定性所模糊。本文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实地调查,就浙江萧山的某些入赘婚为研究对象来考察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这一法理学的基本问题。并基于法律目的这一概念,着重探讨此种婚俗中出现的某些婚姻现象其所反映的本质问题即法律与道德的张力问题。本文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以媒体报道的浙江萧山某些入赘婚所引发的争议为引子,分析此类婚姻存在的问题,即形式上的合法性与实质上的不道德性。笔者从规范层面出发,指出此类婚姻的不道德性表现在其违背了道德的基本内涵,即婚姻自由与道德产生冲突、婚姻动机与道德产生冲突。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主要从历史出发,考察婚姻场域中法律与道德之间张力的表现形式。从历史上考察,发现两者在婚姻场域中的张力并非一朝一夕才出现,而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停地变化发展着的。回到现实即本文所论述的此类婚姻中,发现其张力已经被社会赋予了新的内容。第三部分,在现实的婚姻场域中,法律与道德何以能达成平衡以及如何能实现动态平衡。不管从婚姻的起源、本质来看,还是从婚姻的本质属性来看,文明社会的婚姻都应当是既合乎法律又不违道德的。虽然,在现时社会要达到这种理想状态比较困难,但是努力去平衡两者之间的张力还是可行的。因为法律与道德有着相同的起源与归宿。在婚姻场域中,道德比法律起着更大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在道德问题上就无能为力,重视法律目的的作用也就是平衡了法律与道德。最后,在本文的结语中,这也是本文最终的落脚点,作者指出法律与道德的张力之所以亘古不变,是因为人本身的两重属性注定了冲突的存在,特别是在伦理道德占据重要地位的婚姻场域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⑷ 法社会学对法的概念有何独特理解

法社会学是专门以社会学的眼光分析法律的一门交叉学科。
对于法的概念，有很多不同的学派与理解，最普遍的解释是：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权利义务为内容，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以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
对于最普遍的解释，社会学在这几个方面有着与其不同的独特解释：
1.法的产生。普遍解释认为，法是由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但就社会学的研究来看，一些社会习惯与社会道德也能发挥法的作用，也具有调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点，这在学术界称为习惯法，它并不是由国家制定和实施的，但实际上发挥着法的作用。成文法虽然是国家制订和实施的，但它的制订和实施仍然不能脱离社会，否则人民不会遵守，人民不会遵守的法律，也不能称之为法。因此，法社会学认为，法是产生于社会的。
2.法的主要属性。普遍解释认为法的阶级属性是法的主要属性，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法社会学认为，法的主要属性是社会属性，因为法归根结底是规范社会秩序，只反映阶级属性的法律脱离社会，不会被人民所接受。
3.法与道德的关系。分析实证主义认为法即国家意志的表现，和道德无关，只要是国家制订和实施，就是法，即恶法亦法。但自然法学认为，只有为人民所接受的法才能称为法，认为道德与法有关，即恶法非法。法社会学在这一问题上倾向于自然法学派并进一步进行了发展，对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阶层，法社会学认为只有在社会阶层，法与道德的联系才最为紧密。

⑸ 法律社会学的基本思想

第一，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发生实际作用的社会规范。这首先意味着法与国家是不可分的，所有的法都是“国家的”。至于那些在功能上与法相似或相同，对法起着辅助和加强作用的社会规范（如政党、社团的章程及乡规民约等），可以称之为“准法”，但不能归属于法的范畴。否则，就会导致法的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出现把法律没有禁止、但其它社会规范禁止的行为作为“非法行为”处治等扰乱和破坏法治的现象。其次也意味着那些仅仅停留在书面文字（法典、法律、法规）上，长期不对社会生活发生实际作用的规则、原则，并不能算作法，正象一台根本不起计时作用的“钟表”不能算作钟表一样。
第二，法是一种复杂的体制。这种体制代表着国家对权利和义务（即社会合作的成果和负担）所进行的权威性分配。所以，法的核心内容是权利和义务。这是法区别于宗教、道德和习惯的主要之点。宗教以人对上帝的义务（信仰和服从）控制社会，道德以人际之间的义务和责任调整社会关系，习惯则表现为行为的经常性，依一定习惯模式活动是无所谓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则是以“权利”和“义务”这对对应范畴来调节社会关系的。法既是一种体制，自然就包括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硬件”指制定和实施法律的国家机构，软件指国家机关的各种指令。如果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是由一定的国家机构按照事先确定好一定的规则和程序进行的，这种法定权利和义务的配量就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
第三，法是一种秩序。秩序意味着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系的稳定性、结构的一致性、行为的规则性、进程的连续性、事件的可预测性以及人身财产的安全性。秩序的存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所以，除了极少数试图从混乱中渔利的坏蛋，大多数人都希望有某种秩序的存在。秩序是与无序（混乱）相对的。当无序（混乱）发生或将要发生时，人类必须采取措施去保护受到危害的秩序。在文明社会中，法是预防和制止无序（混知）发生的首要的、经常起作用的手段，因而也是秩序的标志。
法是秩序，它突出地表现于以下各方面，即：现代民主社会的阶级控制秩序，社会生产和交换秩序，社会生活秩序，以及权力运行秩序。所有这一切都表现为法律秩序。
第四，法是实现一定社会目的或价值的工具。法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工具。就现代法来说，法的工具性表现为：赋予个人从事某种活动，实现某种利益的资格、机会、条件，维护个人期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为不使用私人武力解决纠纷和冲突提供权威机构和正当程序，以维护公共秩序、和平和安宁；授于政府合法权威，使之能够公平地、有效地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教育和促进公民参与政治程序和法律秩序，并为公民参与提供保障；引导社会变迁或为社会变迁开辟道路，等等。既然法是工具，人们就可以根据确定的目的来评价法，并按照不断变化的环境和价值标准对法进行解释和修改。

⑹ 在社会学里习惯，伦理道德和法律对人们的约束力大小是怎样排列的

伦理道德 是靠自觉，自身素质。
法律是国家规定。
当然是法律约束力大。

⑺ 如何理解法律和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的关系，如题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的论文作内容摘要: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不管法治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治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就是两种体系或渊源、形态的法律并存。一种是国家制定法，一种是“礼法”、“德法”。这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种社会现象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当代社会法律是唯一的社会调节手段，道德作为另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缺位。这样的一元法体制亟待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吸收其合理内核，建立起德法并治的二元法体制。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之考察“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只能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而使用时必须慎重。儒家对“德”加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权与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导方针，即主张“德主刑辅”。儒家的这种德治是以“礼”做为根本内容的。“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礼的起源与宗教、祭祀、宗法有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宗法身份等级，同时作为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也促成了礼的繁衍，两者互为支架。但礼的范围很难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做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又是社会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细腻地对人的行为做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理论上的抽象。再论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因此要正确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入中国古代这片土壤中，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审视。(一)道德的法律化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二)法律的道德化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下面再谈另一主题--法律的道德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礼入刑”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三)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嬗变的特点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
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论思想道德与法律有关一从社会学角度讲，我国正在融入法治社会。对置身于未来社会的任何一个人，是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场主体都得遵循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在这种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法制手段”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这意味着，从个体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到丰功伟业之创造，均离不开一定的法律知识或法律技能。当我们以审思发展和关切生活的态度来判断实践视域时，自然会发现，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何为法律素养，简言之，是指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或素质。一个人的法律素养如何，是通过其掌握、运用法律知识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识表现出来的。法律知识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制定法中关于规则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条文体系;二是法律学问中关于原理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原理或法律理论。一般意义上的学法、懂法，就是要求既熟知一些基本的法律条文，同时又掌握一定的普遍适用的法律原理。而法律意识，它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
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积极守法。公民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识，才能使守法由国家力量的外在强制转化为公民对法律的权威以及法律所内含的价值要素的认同，从而就会严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就会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权利和自由;就会积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和争议，自觉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就会主动抵制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为。另外，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理性守法，实现法治目标。理性守法来自以法律理念为基础的理性法律情感和理性法律认知。法律意识，一般由法律心理、法律观念、法律理论、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构建，其中，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识的最高层次，也是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核心。
来源：网络收集

⑻ 道德习惯与法律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的交叉与渗透，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法律意识与道德观念具有同一属专性而属相互联系，二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调控范围有所重叠而相互包容。一般来说，凡是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为，也是道德所禁止和谴责的行为；凡是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所培养和倡导的行为。反言之，许多道德观念也体现在法律之中，许多道德问题也是可以诉求法律解决的问题。不过，从规范作用的范围来看，法律与道德对人们行为有着不同层次的要求。前者一般只能规定最起码的行为要求，而后者可以解决人们精神生活和社会行为中更高层次的问题。例如，道德可以要求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法律只能规定人们不许损人利己或损公肥私。

⑼ 尽然说只有注重法律社会才会越来越有道德，注重道德社会就越来越黑暗，那我们为什么还有听儒家和论语

儒家思想、论语，是一种风气与修养的载体，尽管有坏的地方，但在大方向上利于社会进步、文化传承，它的价值不是对人的束缚，而是让人明事理，这是儒家思想的意义

文化是载体，如果不注重道德的风气，法律的实施也会受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