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学角度看扶不扶

① 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怎样看待“赔钱减刑”这一现象

不同利害相关方的参与和合意即使不是对“是否正义”真理性的证明——根本不存在这种证明——也是对“正义”的指示器。而“矫正正义”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多方间寻求平衡的机制，因此我们需要在犯罪人、被害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全面分析各自的“所得”与“所失”。
（1）犯罪人
犯罪人从其犯罪行为中得到其不应得的“所得”，这时他就违背了分配正义，成为了一个不公正的人，要做的就是对他进行矫正。既然刑罚和赔偿不能同时施行，那么，仅仅刑罚能否对这个不公正予以矫正？回答是肯定的，如前所论，只要让他不应得的东西失去就使其得到了矫正，而刑罚恰恰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就连提倡刑罚宽和的贝卡利亚也不会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说：“只要刑罚所带来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会收到它的效果。这种大于好处的恶果中应该包含的，一是刑罚的坚定性，二是犯罪即得利益的丧失。”
（2）被害人
“给予每一个人任何所需要的补救，只要他的权利为他人所违反”，是“矫正原则”的核心。因此，必须恰当补偿犯罪人从犯罪人的犯罪行为中不应失的“所失”。被害人的受损首先是尊严和精神上，这种损害可以用对犯罪人的刑罚来补救，其次是非尊严的损害，可以用对被害人的物质补偿来实现。这种补偿可由国家来承担，即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也可由犯罪人来履行，而其履行结果就是 “应得”刑罚的相应减轻，这一制度或者体现为我国“赔钱减刑”的司法操作，或者规范化为“强制赔偿命令”制度。
“强制赔偿命令”，又名损害赔偿命令制度（Compensation Order），是指作为缓期执行、缓期宣告、缓刑（probation）及假释的条件而命令犯罪人向被害人赔偿损失的制度。这一制度在19世纪向20世纪过渡之际几乎为所有的欧洲国家所采用。如意大利1921年刑法草案规定，以履行赔偿损失作为刑罚减轻、宣告缓刑、假释的理由或条件，前联邦德国刑法规定恢复因犯罪所引起的损害，是对犯人实行保护观察和假释的条件之一。1972年，英国从“让犯罪人赔偿犯罪损害，比目前用以对付重大犯罪的主要武器——拘禁更具抑制效果”的见解出发，强调其回避自由刑的刑事政策上的意义。根据该制度，法院对一定的犯罪案件在宣告有罪判决之时，有权依职权或者依被害人的申请，做出被告人因其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所造成的直接的物质损害及治疗费予以赔偿的命令，并以命令的执行作为从轻、减轻刑罚或缓刑的考虑情节。“强制赔偿命令”制度既保证了规范逻辑的自洽，消弭人们对“赔钱减刑”的争议，又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程序扞格，进而解决民事赔偿无法实际执行的实践困境，完全能够成为刑事责任和民事侵权责任完全分离后，实现被害人正义的有效途径。
（3）国家
在国家看来，犯罪人的行为是对法律秩序和国家政权的侵犯，犯罪人必须通过“刑罚”的矫正才能使国家的权利得到回复。“刑罚”对国家最直观的功能就是它的经济补偿，包括财产刑的执行和无偿占有犯罪人强制劳动的财富。而从根本上看，作为排他性、垄断性国家暴力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刑罚权是国家基于独立主权对犯罪人实行刑事制裁的权力，是国家自我保护的手段，在对犯罪人道德上的否定和精神上、肉体上的严厉惩罚的过程中，国家的侵害也得到了矫正。
作为一项从一系列实践性假说中选取的命题，“赔钱减刑”制度一方面需要规范的和价值的支持，而另一方面，它的正当化论证又依赖于社会常识和大众常情。如何将法律人的判断与理解和公众意识与心理相联结，从而相互交流，彼此认同，仍然是一个重大艰难的问题。因此，“赔钱减刑”的正当化并非一劳永逸的，而须不断接受实践理性的检验。在这一意义上，一种正当的制度必须在逐步的质疑与对话中才能得以建立，而建立的过程无疑又是长久和漫长的。

② 从国学的角度谈谈当前社会出现关于老人摔倒扶不扶和给老人让座的社会道德问题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两条并行线，重德轻法道德就会成为口号，重法轻德就会让社会治理变得僵硬无情。只有德法并重才能把社会治理得刚柔并济。老人摔倒无人敢扶这是个别没有道德底线的人把整个社会秩序搞坏了，讹人的人即使把人坑了，到最后也不会被怎么样重罚，所以这种行为就不会彻底杜绝。被讹的人到最后被澄清了事实，能挽回损失就不错了。如果法律制定了相关的规定，确定坑人者必须受到严惩，而被坑者如果能得到什么精神补偿的安慰，那么以后老人倒地之后的问题不就有人积极介入了吗？现在的某些老人乘车没座要座，理直气壮，连青红皂白都不分了。这都是赏罚不明，德法失衡的后果，不知道立法部门能不能力促这种现象的改观呢？

③ 我想从法社会学理论写一篇论文由于不是法学专业的同学，有些费力，可以帮忙介绍一下思路要点吗

可以从中国知网，中国论文网等搜一下，或是从网络上找一些资料。
先选好回题目答，然后根据题目从资料中把可用的信息筛选出来。选题很重要，不要选很大的题目，最好选择小一点的题目，如果你的论文要求不高只需要4000字左右，你从资料中挑几段一拼就行了！最后别忘了把资料来源写清楚！

④ 请从道德和法律角度·分析扶不扶的问题

从道德那就扶，从法律那可以不扶！法律永远不可能强制人民做这种事的，应为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

⑤ 法社会学的如何理解

法律的产生先于国家的起源，而法律又只是法的表现形式之一，或者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法律只是法的真实或虚假的表现形式。既然如此，那又如何理解作为权威性价值准则的法的强制性或强制力呢？
法的强制力量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首先，在原始习惯法产生的初期（有些学者认为原始习惯法产生于血缘家族之后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主要靠社会舆论、氏族首领的威望等社会强制力来保障习惯法的实施。其次，在氏族社会末期，法庭和诉讼已经成为保证原始习惯法实施的手段。再次，随着国家的产生，习惯法逐渐向成文法过渡，国家强制力（指国家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有组织的国家暴力）也逐渐成为保障法律施行的主要工具。此外，“阶级对抗社会的法能够代表全体居民的利益越少，法律形式依赖于国家强制力就越多”.
法的实施之所以要以强制力为后盾，国家法之所以要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乃是因为法作为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器，必然会触犯一定社会主体的某些既得的或预期的社会利益，从而必然会受到这些人的抵触甚至反对。因此，如果没有一定的强制力为后盾，法在许多方面会变得毫无意义，违反法的行为得不到惩罚，法所体现的意志也就得不到贯彻和保障。由于法律由国家创制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在整个国家主权范围内实施，法律因此而具有统一性、普遍性和权威性。

⑥ 老人扶不扶从道德法律和谐社会角度分析（

这个是社会热点问题，既包含了法律方面的内容也涉及到了道德层面，具体如下：内

• 道德层面：由于社容会上碰瓷现象的出现，导致部分老年人的道德素质有待提高，作为路人，并非不愿意去做，而是切实害怕；

• 法律方面，这个由于我国现阶段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所以作为好心人，在做这样的好事儿的时候，应该提前做准备，比如说用手机拍摄、让路人作证等。

⑦ 从法律角度看老人倒地扶不扶

理论上要扶，可我要看条件的，人多或者附近有监控器等因素我才扶，什么条件都没有，我是能有多远跑多远，现在的社会都被这些可耻的老人败光了。

⑧ 法社会学对法的概念有何独特理解

法社会学是专门以社会学的眼光分析法律的一门交叉学科。
对于法的概念，有很多不同的学派与理解，最普遍的解释是：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权利义务为内容，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以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
对于最普遍的解释，社会学在这几个方面有着与其不同的独特解释：
1.法的产生。普遍解释认为，法是由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但就社会学的研究来看，一些社会习惯与社会道德也能发挥法的作用，也具有调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点，这在学术界称为习惯法，它并不是由国家制定和实施的，但实际上发挥着法的作用。成文法虽然是国家制订和实施的，但它的制订和实施仍然不能脱离社会，否则人民不会遵守，人民不会遵守的法律，也不能称之为法。因此，法社会学认为，法是产生于社会的。
2.法的主要属性。普遍解释认为法的阶级属性是法的主要属性，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法社会学认为，法的主要属性是社会属性，因为法归根结底是规范社会秩序，只反映阶级属性的法律脱离社会，不会被人民所接受。
3.法与道德的关系。分析实证主义认为法即国家意志的表现，和道德无关，只要是国家制订和实施，就是法，即恶法亦法。但自然法学认为，只有为人民所接受的法才能称为法，认为道德与法有关，即恶法非法。法社会学在这一问题上倾向于自然法学派并进一步进行了发展，对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阶层，法社会学认为只有在社会阶层，法与道德的联系才最为紧密。

⑨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如何解决扶不扶

一是建立健全公共社会保障机制。我们不能仅仅试图用道德戒律来解决道德问题，“扶不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台湾岛内有一公交站，大家等公交、上公交都不排队，公交门一开，就蜂拥而上、异常混乱，尽管大众谴责、媒体呼吁，可是这种混乱场面依旧，舆论一边倒的批评台湾民众文明缺失。直到几年之后，这种混乱场面才消失，是公众文明意识提高了么？有媒体调查发现，这条线路的公交车增多了，3-5分钟就有一辆车过来，大家不用挤、不用抢就能上车，运气好还有位子。这个例子对“扶不扶”问题很有借鉴意义。老人的讹诈也许并非由于其道德的低下，可能是出于对医疗费用的担心，总之是为了转嫁“成本”。如果建立健全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机制，把这种公共成本降下来，“老人们”不再为“钱”担心，我想，讹人的事儿也就会慢慢消除，毕竟古语有云：人性本善。
二是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约束机制。第一点是基于“老人们”的角度来考虑，消除他们讹人的诱因和动力。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不排除“坏人变老”的可能，或者心理疾病的因素。那么我们需要采取措施，保护助人者的利益。道德的约束不具备强制性，违约的成本可能仅仅是“对不起”“我错了”“我道歉”，起不到惩治的效果。这就需要依靠法制的力量来提升“讹人”的成本，从而约束他们的不良行为。因此，建议国家立法机关考虑制定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用法律武器打击“讹诈”行为，保护助人之人，捍卫道德精神。
三是引领普及社会主义道德观。自古以来，我国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修身”排首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可见传统文化对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视。在新时代，我们继承和发扬了道德教育的传统，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指明了价值追求的方向。在此背景下，家庭、学校、媒体和社会机构等应当积极参与进来，构筑一条完整的德育链条，传播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质，营造全社会崇尚道德、践行道德的良好氛围。相信在国家、社会、媒体、学校、家庭等各方共同努力下，法制昭彰、正义归位，“扶不扶”将不再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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