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案件合同法案例

A. 有关民事诉讼法的案例

张某系一农户，娶妻刘某，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张某以务农为生计，用自己的收入盖了十六间砖房并依法办理了相关房产手续，该十六间房产都在张某的名下。后来儿女都长大，大儿子结婚后两年生了一个儿子，小儿子没有结婚，两个儿子和张某夫妇住在一起。女儿结婚后生了一儿一女两个儿子，女儿住在其丈夫家中。

1990 年春天，为了进城购买春耕的种子和化肥，张某向同村的李某家借了一辆客货车和大儿子小儿子一起进城，当时化肥和种子都比较紧缺，因此在进城之前，张某写信给他经常采购化肥和种子的何某，信中称张某决定购买若干化肥和种子，要求何某为他保留该批货物，因为以往在化肥和中子紧缺的情况下张某都是通过写信的方式向何某订货的，因此未等到何某的回函张某就带着两个儿子进程采购货物了。但是途中因为张某驾车不慎并且山路湿滑该客货车不幸翻落，被人发现时，张某和两个儿子都已经死亡，该客货车也已经完全报废。后来经过了解，李某的该客货车在当年并未依照规定进行年检和保险。

事故发生后，张某一家都非常的悲痛，在办理完张某和两个儿子的后事之后，刘某决定将家产予以分配，刘某认为，该十六间房产是其丈夫的，因此都应该归她所有，她同意将其中的一间房产借给大儿媳妇和孙子住，但是她提出如果大儿媳妇再嫁就要把这间房子腾出来，而对于女儿，她认为女儿已经嫁人了是“泼出去的水”没有资格再回娘家分财产。女儿对此很不满意，向刘某提出要求继承张某的房产，双方协商未果，女儿向刘某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确定她的继承权和继承份额。此时，同村的李某找到刘某要求刘某赔偿其客货车的损失，刘某答复他车是张某损坏的，“现在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可赔的”，拒绝赔偿，于是李某也向刘某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刘某赔偿其客货车的损失。过了一段时间，城里的何某来信询问张某何时进城购买化肥和种子，但是刘某并未予以答复，后来何某亲自来找刘某，刘某告知其张某已经死亡，现在不需要这批化肥和种子了，但是何某坚持要求刘某支付该化肥和种子的费用并提货，因为何某为了给张某留着这批货，在当时化肥和种子很紧缺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卖出该批货，现在购买的时节已经过了如果刘某不购买该批货物，该批货物将无法出售。但是刘某认为，货物是张某订购的，现在张某已经死亡她不应该承担责任，而且当时张某给何某写信表示需要这批货物时何某也没有给明确的答复，她当然可以不再购买。几经反复，何某的这批化肥和种子终于还是没有卖出去，造成了何某的损失，何某于是也向刘某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某支付该化肥和种子的货款。

当地人民法院在接到这三份起诉状之后，认为被告是同一个人，因此可以将这三个案件合并审理，于是法院以传票的形式通知三个案件的当事人同时参加诉讼。以法官蔡某组成的合议庭一审对三个案件进行了合并审理，对于张某女儿的诉求，合议庭认为男女平等，张某的女儿也有合法的继承权，张某的遗产由刘某和张某的女儿共同继承，一人一半，因此判决刘某将八间房产交付张某的女儿作为她合法继承的遗产，另外八间归刘某所有；对于李某的诉求，合议庭认为李某未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车辆年检和保险手续，本身存在过错，但是张某确实毁坏了李某的车辆，考虑到张某的收入主要用于张某和刘某的生活使用，因此刘某作为张某的妻子应当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因此法院判决刘某从其继承的遗产中赔偿李某车损的一半，价值按照李某购车时的车价和相关费用的总数计算；对于何某的诉求，合议庭认为张某写信要求何某保留货物，但是何某并没有及时答复，双方并没有成立合同关系，因此何某的损失刘某不应赔偿。

本案是一个关于继承和合同关系的案例，对于本案的分析，还是要先理顺其中存在的法律关系，再对各个法律关系进行分析从而确定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此为基础来评价当地人民法院的判决。

一、张某死亡之后其遗产继承的法律关系，这里主要是哪些财产是张某的遗产，哪些人有继承权，各继承人的继承份额是多少。

（一）确定张某的遗产范围，即哪些财产是张某的遗产。根据案例所述，该十六间房产均在张某名下，但是这样并不意味着该十六间房产均归张某所有，虽然在房屋产权证明文件上并没有标明刘某作为房屋所有权人或者共有人，但是根据婚姻法的规定，除了下列财产之外均应视为夫妻共有财产：

1、一方的婚前财产；

2、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3、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5、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而且根据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因此，该十六间房产中有八间房产因张某和刘某的夫妻关系应属于刘某所有，其他的八间房产应当作为张某的遗产由合法继承人予以继承。

（二），应当确定哪些人对张某的遗产有继承权。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人分为两个顺序，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为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的继承人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丧偶的儿媳对公、婆，丧偶的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而且只有在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情况下第二顺序继承人才有继承权。同时继承法明确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因此，刘某和张某的女儿肯定应当有继承权。但是，由于张某的两个儿子和张某一同死亡而且无法确定死亡的先后顺序，那么他们之间的遗产继承关系如何确定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 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人先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如几个死亡人辈份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几个死亡人辈份相同，推定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 ”本案中因为无法确认张某和两个儿子的死亡顺序，根据上述规定应当推定张某先死亡。因此，本案中张某的财产应当有如下继承人：刘某、张某的两个儿子和张某的女儿。

（三），在确定了张某遗产范围和有权继承人之后应当确定该遗产如何分配。张某的遗产为八间房产，由刘某、张某的两个儿子和张某的女儿平均分配，各得二间。由于张某的两个儿子也已经死亡，张某大儿子的遗产应当首先分出一半即一间房产作为夫妻财产归张某大儿子的妻子所有（理由如前所述），另一间房产由张某大儿子的妻子、张某大儿子的儿子和刘某平均继承。根据继承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夫妻一方死亡后另一方再婚的，有权处分所继承的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因此刘某告诉大儿媳妇如果再婚就腾出房产的要求显属违法。张某二儿子的遗产，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应当由刘某继承。因此，仅就遗产继承考虑，张某的遗产继承完毕后，刘某应当取得十二间房产的所有权；张某的大儿媳妇应当取得一间房产的所有权；张某的孙子应当与其母和刘某共同所有一间房产；张某的女儿分得两间房产。

二、张某对李某客货车毁损的责任以及赔偿的问题。

张某向李某借客货车并造成该车辆全损，张某应当对此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张某死亡，因此根据继承法应当由张某的继承人从张某的遗产中先行支付该赔偿款。根据当地法院的判决，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探讨一下：

（一），李某只起诉刘某请求赔偿法院应否认可。造成李某车辆毁损的责任人是张某，由于张某的死亡，才导致李某起诉张某的继承人从张某的遗产中支付该笔赔偿款，赔付的最终责任财产仍然是张某的财产，张某的继承人在李某车辆毁损这一事件上并无过错，只是基于继承关系和继承财产的处分才成为本案的被告，或者说张某的继承人是因为继承关系而成为张某的代理人参与关于可能对张某财产加以处分的司法程序。而本案中，刘某、张某的女儿都是张某财产的合法继承人，李某对车损赔付提起的诉讼，法院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追加张某的女儿为共同被告。而对于张某的大儿媳妇和张某的孙子，他们虽然实际上因为张某死亡基于继承关系取得了张某的财产，但由于本案中他们对于张某的财产并没有直接的继承权利，而是基于他们和张某大儿子的婚姻关系和对张某大儿子的继承关系取得的，因此张某的大儿媳妇和孙子不应当列为李某诉讼的共同被告。

（二），李某未对车辆进行年检和保险的过错是否可以作为张某的继承人减免赔付责任的适法理由。笔者认为，李某未对车辆进行年检和保险确实违反了有关车辆管理的规定，但这是李某和当地车辆管理部门的行政管理关系的过错，该过错并没有影响李某和张某之间出借和赔偿的民事关系，法院在审理张某是否应当在双方租借关系中对可归则于张某的原因导致的车辆毁坏承担责任及承担多大责任的民事案件中，不应当将李某在行政管理关系中的过错作为张某减免民事赔付责任的适法理由。因此，张某的继承人应当以张某的遗产为限对李某的车辆毁损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三），赔偿金额的确定标准问题。法院判决中的赔付标准是以李某购买车辆时的价款和办理车辆牌照手续的相关费用的总和来计算，本案中所述李某未对其车辆进行年检和保险，应当认定这辆客货车至少已经使用一年以上，作为一种可磨损的消耗品，车辆价值在其使用之后应当有相应的贬损，法院应当考虑已经使用的车辆价值的折旧问题，以该车辆的价值和办理手续的相关费用减除成本折旧之后计算张某应当赔付的款项。如果原被告一方或者双方对价值确定存在争议，还应当由法律认可的机构对该车辆当时的实际价值进行评估。

三、张某向何某致函的法律关系。张某向何某致函要求何某为其预留春耕的化肥和种子，这一行为应当属于要约。何某确实在当时化肥和种子都很紧缺的情况下为了照顾老客户为张某预留了这些物品，但是并没有以合同法上一般的承诺方式??通知的方式作出，因此何某提起诉讼的关键问题即是何某的行为是否为有效的承诺，张某遭遇不幸之后，刘某在何某的催促之下告知其张某要求何某预留的货物不再需要是否为有效的要约撤销，张某和何某的合同关系是否成立。

（一），根据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由于张某和何某是常年的贸易伙伴，彼此之间有一定的交易习惯和交易默契，因此何某有理由相信该要约的有效性并且根据双方一贯的交易习惯只要预留该批货物张某就会按期采购，而且根据张某的指示何某不需要通知张某，只要将相应数量的化肥和中子准备好等待张某前来购买就可以了，虽然这是一种不作为的行为方式，但是也确实符合张某要约（信函）中的明确指示，所以对于合同法第二十二条所述的“通过行为作出承诺”中的“行为”我们当然也可以认定为包括不作为的方式。

（二），根据合同法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要约撤销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但是如下情况要约不得撤销：“（一）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二） 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如上所述，虽然何某并没有发出承诺通知，但是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以及张某在要约中的指示，何某实际上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虽然是不作为方式，但是在当时的市场条件下，何某完全可以将该批货物出售而不至积压受损，因此刘某的撤销要约的行为是无效的。因此，张某与何某的合同关系已经成立并且有效，张某的意外不幸不能作为何某损失的免责事由，何某的损失应当从张某的遗产中先行支付。

四、法院对上述三个案件的审理。

（一），法院合并审理上述三个案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 2 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可见，合并审理应当符合一定的条件，三个案件的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张某的遗产，虽然他们对该诉讼标的的诉求即他们对诉讼标的的权利义务并不一致，但是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也认可了这种共同诉讼的合法性，但是三个案件的被告是同一人并不能成为合并审理的适法理由，因此该法院合并合理三个案件的理由不能成立。而且法院合并审理这三个案件并没有经过三个案件的当事人同意应属程序违法，因此该法院合并审理不符合法律规定。

（二），法院对于张某女儿的继承权的确认和继承份额的确认损害了张某大儿媳妇和孙子的权利。关于张某女儿的继承份额在前面已经阐述了，法院认定的份额有误。此处要探讨的是法院的这一判决是否损害了张某大儿媳妇和孙子的权利。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张某大儿媳妇和孙子应当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他们没有要求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应当通知他们参加诉讼，即使他们没有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在判决分割张某遗产时，也应当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确定他们的继承份额，而不应当因为他们没有参加诉讼而剥夺了他们的继承权利。

关于该法院判决的其他不当之处在前面的分析中已有详述，此不赘言。

B. 求民事诉讼案例

事实法律都对已有利 无奈不懂程序致败诉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 ：2007-6-21 阅读 ： 353 次

王先生与深圳某公司老总是朋友，1999年11月，王先生与该公司签订一份购销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王先生负责山东省市场的产品销售工作，王先生与山东客户商定买卖合同后，由该公司根据王先生发来的合同信息，向山东客户发货，山东客户把货款汇到该公司帐户上，每笔业务五先生提取5%的提成。合同签订后，王先生开始负责该公司在山东省的销售工作，截止2005年3月王先生已经工作六年之久，期间有部分山东省客户共计欠公司货款21万元。

咨询者：我是否应该偿还山东客户拖欠的货款？
律师：首先我们来分析1999年10月份你与深圳某公司签订的这份协议书，该份协议书实际上是一份代理合同，你在代理权限内从事代理行为，其销售风险由被代理人承担，而且购销是一种买卖行为，买主接收卖至货物后，再继续销售，其销售风险由自己承担。
咨询者：我们签订的协议书名称是购销协议书怎么能够认定为供销呢？
律师：根据《合同法》规定，认定合同性质，并不以合同名称为主，应当以合同实质内容为准，所以根据你们鉴定协议的内容，应认定为代销合同，双方是一种代理关系。
咨询者：2005年2月份，公司搞了一个对帐单让我签字，以前也搞过但是这一次公司在对帐单上有一个注明，内容为山东客户王某某其欠公司货款21万元，由于以前搞过我没仔细看就签了。
律师：欠款是要基于一是事实基础上的行为，由于公司与你之间并不存在欠款的基础事实，所以说，你对这份对帐单上的签字行为是一种误解行为，是可以撤销的。
咨询者：可是公司就根据这份对帐单起诉我，法院判决我败诉这是为什么？你看这是判决书。
律师（看完判决书后）：判决书认为你没有证据证明你与该公司之间不存在购销关系，只存在代理关系。请问，你把协议书向法院提交了吗？
咨询者：我开庭的时候把材料都带去了，对方律师说不予质证。
律师：你有没有收到法院的举证通知书，草证通知书上有举证期限。
咨询者：什么是举证通知书和举证期限？
律师：举证期限又称举证时限，是指在特定期限内，当事人向法院或者对方当事人提证据，否则逾期将产生相应责任的时限。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会向你送达举证通知书，告知你举证期限的，你必须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
咨询者：我没有收到举证通知书呀！这是法院给我的材料，你看一下。
律师（看后）：这不是举证通知吗？
咨询者：法院给我这么多材料，我以为这东西没有用呢！
律师：法院已经向你送达举证通知书，在举证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你没有举证，在开庭时你举证已超过了举证期限，由于对方不同意质证，所以，法院判决你没有证据证明。这就是由于你不懂程序导致败诉的原因。
咨询者：这太没有道理了，我有理还有证据，就因为我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前，就判决我败诉，太不公平了！
律师：我国设立举证时限制度是为了防止当事人利用程序上空当实施突然袭击，拖延诉讼是一种进步，以前在我国民事审判过程中，当事人在整个一审诉讼过程中可以任意提出“补充证据”或“新的证据严重影响法律的严肃性，法官的权威性，当事人举证行为的正当性与诉讼程序进行的及时性、有序性，现在有了举证时限，这些问题就能克服了，更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

《宝安日报》义务法律服务律师团成员：广东深宝律师事务所

律师：韦汉平

----------------------------------------------------------------------

债权人运用程序不当败诉案
2005年07月13日

一、案情简介 2000年6月22日，原告李毅在放学回家途中，攀爬10千伏高压电杆玩耍时，被电击伤致右臂高位断离，经法医鉴定为二级伤残，需要配制假肢辅助器具，以代偿部分功能。为索赔原告李毅于2003年3月6日诉至襄樊市中级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老河口市供电局（下称供电局）赔偿假肢费118万元。

二、审判情况 i湖北省襄樊中级法院根据原告提供的襄樊假肢站出具的《假肢证明》，预测认定其成年前假肢费用为25万元/具，结合成年后的假肢费共计118万元，遂判令被告供电局赔偿80%计付945160元。

本案判决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襄樊晚报》曾以《天价赔偿》一文作过报道。其后，中央电视台也作过两次相应报道。

被告供电局不服一审判决，以一审判决假肢费用严重过高为由上诉要求改判。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开庭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假肢费标准系国外产品价格，其后，在省高级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即由被告供电局赔偿原告李毅触电事故损失30万元结案。

三、律师评析： 本律师未参加一审程序，系从二审程序中代理被告供电局参予诉讼。经阅卷后认为，本案焦点为根据赔偿预见性原则应准确界定假肢费的数额，并以此为切入点展开代理工作。后调查发现，襄樊假肢站出具的《假肢证明》确定的假肢费系法国产假肢价格不符合法律规定。

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残疾用具费必须凭医院证明按照国产普及型器具的费用计算”的规定，襄樊假肢站出具《假肢证明》中涉及的智能假肢费25万元/具系法国产的假肢价格，而国产的假肢价格为2.6万元/具，原判以法国产的假肢价格作为认定损害数额的依据，有悖司法解释中关于以“国产普及型器具”的价格标准界定损失的规定。

该案在一审判决被动的情况下，二审中紧紧抓住原判采信证据不当，错误预测假肢费用的关键所在，展开代理工作，最终促成达成调解协议，将94.5万元的高额赔偿费用降至30万元，已经达到了供电局上诉的预期效果。

一、案情简介。

被告戴丰勇系原告随州车辆厂的职工，一直为原告主持南方片的销售工作，从1995年到1997年期间，被告经手共向南方片的客户发货价值203万多元，收回150多万元，尚有540184.13元未收回。

此前，原告内部制定了《销售管理制度》，其中第七条规定，销售人员经手对外发货，如货款不能回收，则由销售人员进行赔偿。据此，在1998年6月10日，被告针对未收回的款项，向原告出具了《还款协议》，承诺自已偿还540184.13元。后经原告催讨，被告未按期偿还欠款，原告遂诉至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张该债权。

二、审判情况。

湖北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受理本案进行审理后，作出了（2003）随民初字第20号判决，认为该还款协议合法有效，判令被告依约定偿还540184.13元并承担诉讼费12000元。

被告不服不一审判决，遂委托本律师代理，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省高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之间不属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应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2005）鄂民终字第 11号裁定：撤销了一审判决，直接驳回了原告的起诉。至此，原告手持的还款协议仍无法实现债权。

三、律师评析。

原告之所以败诉，没有实现这540184.13元债权，原因在于其对法律关系定性不当，且选择程序错误。

本律师接受委托后，经过调查和研究后遂形成了代理观点，即原告主张的债权，不是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而是执行内部制度产生的劳动争议纠纷，不宜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理由如下： 被告是原告的工作人员，负责南方地区销售工作（发货、收货款）是职务行为，双方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权利义务，除双方所签劳动合同外，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在不违法的前提下，约束劳动者，实质是劳动合同的组成部分。本案中，原告的《销售管理制度》第七条规定了销售人员的赔偿责任。

可见，后期形成的《还款协议》确定的付款义务，实质上是在执行《销售管理制度》中的赔偿责任，换言之，被告是在承担劳动合同中的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职工执行公务在单位借款长期挂帐发生纠纷法院是否受理的答复》精神，这种具有人身属性的劳动关系中，由于执行职务行为而形成的债权债务纠纷，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而是劳动关系。因劳动关系产生争议，应当遵循先裁后审的程序原则，原告未经仲裁而直接起诉，不符合程序规定，应驳回起诉。

在二审中，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了上述观点，最后直接从程序上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二00五年七月二日

摘自 华律网

以上都来自网络

C. 找一个有关合同法的案例,并写出自己的感受

2003年，房地产开发商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向中行平果支行申请“平果铝含笑小区”公寓楼按揭贷款支持。经协商一致，2004年1月16日双方签订了《楼宇按揭项目合作协议》，协议约定：中行平果支行向符合贷款条件的“平果铝含笑小区”公寓楼购房人提供按揭贷款支持；双方同时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确定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为该楼盘的购房人向中行平果支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004年3月31日，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与黄某签订了虚假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持虚假的首期付款收据及收入证明等相关证件，与黄某到中行平果支行办理按揭贷款手续。当日，中行平果支行与黄某签订了《楼宇抵押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85000元，借款期限为15年，月利率为4.2‰，还款方式为：按月均等额还贷款本息。同日，中行平果支行依合同约定将85000元转入“平果铝含笑小区”的开发商户头上。此后，中行平果支行从黄某在该行的活期普通存折中逐月扣划应归还和支付的贷款本息。抵押物已在平果县房地产管理所办理了在建工程贷款抵押登记手续，明确了抵押权人为中行平果支行。截至2006年4月30日止，黄某尚欠中行平果支行借款本金76808.30元及利息643.19元。2005年7月4日平果县人民法院以（2005）平民保字第252-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上述抵押物（平果铝含笑区8-603号房）。中行平果支行由此得知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与黄某之间签订的是虚假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遂引发纠纷，中行平果支行诉至平果县人民法院，请求判令：1、黄某偿还借款本金76808.30元及利息；2、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连带清偿责任；3、中行平果支行对“平果铝含笑小区”8栋603号房享有优先受偿权。

[裁判]

一审法院认为：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为套取中行平果支行的按揭贷款，与黄某恶意串通，持虚假的购房合同和相关资料与中行平果支行签订《楼宇抵押借款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二）项的规定，该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黄某与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是共同侵权人，对返还贷款本金及赔偿利息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因此，对中行平果支行要求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由黄某、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返还中行平果支行借款本金76808.46元及赔偿利息损失；二、黄某、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对上述债务互负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中行平果支行要求对“平果铝含笑住宅小区”8栋603号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

中行平果支行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其与黄某签订的《楼宇抵押借款合同》为有效合同，其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黄某答辩称：本案贷款是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使用，用以抵押的房屋也是属于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所有，其不是借款人，不应由其偿还贷款。

平果县房产开发公司答辩称：法院审理案件应当主动审查当事人行为的效力，如是合同纠纷就要审查合同是否有效，不受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影响。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的有关规定，主合同无效，必然导致从合同无效。请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认为：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与黄某以欺诈手段与中行平果支行签订的《楼宇抵押借款合同》属可撤销合同，享有合同撤销权的是受欺诈方中行平果支行，该行在知道撤销事由后并未主张撤销权，因此《楼宇抵押借款合同》为有效合同。担保合同的设立亦是担保人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并办理抵押登记，因此担保合同亦属有效合同。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应当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原判；二、解除中行平果支行与黄某签订的《楼宇抵押借款合同》；三、由黄某向中行平果支行偿还借款本金76808.46元及该款利息；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黄某届期不履行上述第三项付款义务的，上诉人中行平果支行可以与抵押人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协议，以座落于平果铝业公司外招宾馆旁含笑住宅小区第八栋603号的抵押物折价，或者申请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所有，不足部分由被上诉人黄某、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连带清偿。

[评析]

1、本案借款合同是否有效合同。

一、二审法院对本案的分歧在于本案主合同属无效合同还是可撤销合同，而认定主合同有效与否，对债权人担保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即认定主合同有效，除非担保合同本身存在瑕疵，则担保合同也应认定有效，担保人应承担担保责任。而在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情形下，从合同也应认定无效，担保方不承担担保责任。担保方有过错的，其只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且其承担责任的范围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被上诉人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开发“平果铝含笑小区”公寓楼项目过程中，为套取上诉人中行平果支行的楼宇按揭贷款，与黄某协商签订了虚假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伪造黄某的个人资信证明等相关资料，以黄某的名义向上诉人申请按揭贷款，经上诉人审查同意后，上诉人与黄某签订了《楼宇抵押借款合同》，合同订立当日，上诉人依约发放了贷款，但该贷款并没有由黄某用于按揭购房，而是由被上诉人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使用。因此，黄某与平果县房地产开发公司之间恶意串通，对上诉人中行平果支行构成欺诈，使上诉人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与黄某签订了《楼宇抵押借款合同》，因此，被上诉人平果县房产开发公司和黄某在签订合同时，主观上构成欺诈，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上诉人中行平果支行的利益。对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三）项规定为无效合同，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以欺诈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方为无效合同，否则为可撤销合同。根据后法优于前法原则，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的《楼宇抵押借款合同》因存在欺诈行为而属于可撤销合同，享有合同撤销权的主体是合同相对方中行平果支行，非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不主动认定合同无效。本案中，上诉人在知道撤销事由后并没有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合同的请求，而是主张合同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上诉人的撤销权消灭，因此，本案的《楼宇抵押借款合同》为有效合同。被上诉人主张本案《楼宇抵押借款合同》因损害国家利益，应属无效合同。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国家利益，特指当事人签订具体合同时所损害的具体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泛指包括统治秩序在内的国家整体利益。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行为侵害的是上诉人的财产权益，而非国家利益，被上诉人的辩解违反了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有悖立法精神，其主张不成立。

D. 急求一篇合同法案例分析的论文

案例1.甲乙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甲为借款人，乙为出借人，借款数额为5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两年。
丙、丁为该借款合同进行保证担保，担保条款约定，如甲不能如期还款，丙、丁承担保证责任。戊对甲乙的借款合同进行了抵押担保，担保物为一批布匹（价值300万元），未约定担保范围。
请回答下列问题：
1、设甲、乙均为生产性企业，借款合同的效力如何？为什么？
2、设甲、乙均为生产性企业，甲到期无力还款，丙丁应否承担责任？为什么？
3、设甲、乙之间的合同有效，甲与乙决定推迟还款期限1年，并将推迟还款协议内容通知了丙、丁、戊，丙、丁、戊未予回复。丙、丁、戊是否承担担保责任？为什么？
4、设甲、乙决定放弃戊的抵押担保，且签订了协议，但未取得丙、丁的同意。则丙、丁是否承担保证责任？为什么？
5、设甲到期不能还款，乙申请法院对戊的布匹进行拍卖，拍卖价款为550万元，扣除费用后得款520万元，足以偿还乙的本金、利息和费用。乙能否以拍卖所得清偿自己的全部债务？为什么？
6、设戊的布匹因不可抗力灭失；丙被宣告失踪，其财产已由庚代管。现甲不能偿还到期债务，丁偿还了乙的全部债权，丁的追偿权可向谁行使？为什么？
参考答案：
1、无效。借款合同属于违法资金拆借行为，合同无效。
2、不承担保证责任，但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该过错赔偿责任为不能还款数额的三分之一。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各自相应的过错承担责任。
3、保证人丙丁不承担保证责任，但抵押人戊仍应承担担保责任。保证合同未约定保证期限的，为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六个月，现甲乙推迟还款期限一年，未取得保证人的书面同意，保证人只在原保证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因超出了六个月的保证期限，故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而抵押权消灭的期间为主债务诉讼时效届满之日起两年。虽然甲乙推迟还款期限一年，仍未超出抵押权的消灭期间，故戊应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4、保证人丙丁仍应承担200万元的保证责任。因为债权人放弃物保的，保证人在放弃物保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
5、可以。同一债权既有第三人提供的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的抵押且未约定担保范围的，债权人可向任一担保人请求全部清偿。
6、可向债务人甲和财产代管人庚追偿。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就取得了对债务人的追偿权。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就取得对其他担保人的应承担份额的追偿权。戊作为抵押担保人，其抵押物灭失，抵押权消灭。故其丧失抵押担保人的身份，丁不能向戊追偿。丙已失踪，其财产由庚代管，财产代管人在诉讼中可为诉讼当事人。故可向庚追偿。
案例2. A地甲公司与B地乙公司签订一份书面购销合同，甲公司向乙公司购买冰箱200台，每台价格是1500元。
双方约定由乙公司代办托运，甲公司在收到货物后的10日内付款，合同的违约金为合同价款的10％，并且约定了因合同发生纠纷由合同签订地C地的法院管辖。但是，在合同签订后，乙公司因为资金不足，发生生产困难，没有能够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交付货物。甲公司要求乙公司支付违约金，乙公司拒绝，双方发生争议，甲公司提起诉讼。
请回答下列问题：
1、甲乙双方约定合同的签订地的法院为合同纠纷的管辖法院，该管辖协议是否有效？
2、如果双方当事人约定C地为合同的履行地，并且约定合同履行地的法院为合同纠纷的管辖法院，请问此时就本案而言，C地的法院是否因此而取得管辖权？为什么？
3、本案件中，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管辖协议，那么，甲公司可以向哪个法院提起诉讼？
4、如果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仅仅约定了合同的履行地为C地，并没有约定管辖协议，此时甲公司应当向哪个法院提起诉讼？
5、如果双方当事人为了平等地保护双方的利益，在合同中约定因为合同发生纠纷，当事人可以向原告住所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法院提起诉讼，那么，此时甲公司可以向哪个法院提起诉讼？
6、如果乙公司已经交付了货物，合同的实际履行地是D地，但是，甲公司没有能够按时支付价款，双方发生争议，乙公司提起诉讼，此时，乙公司向D地的法院提起了诉讼，甲公司应诉答辩，没有提出异议，此时D地的法院是否因此而享有管辖权？
7、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并没有约定合同纠纷的管辖法院，而是在合同发生纠纷后，才书面约定了合同签订地的法院为合同纠纷的管辖法院，此时的管辖协议是否有效？
参考答案：
1、该管辖协议有效，因为是在书面合同中约定了合同签订地的法院为合同纠纷管辖法院，不违反专属管辖和级别管辖等特殊规定，具备了管辖协议生效的条件。
2、此时C地的法院取得管辖权，因为双方当事人约定C地的法院为合同纠纷的管辖法院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规定，而且也符合管辖协议的生效条件，因此，C地的法院取得管辖权。
3、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管辖协议。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合同纠纷应当由合同履行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意见》的规定，因为合同纠纷提起诉讼，如果合同没有实际履行，而且双方当事人的住所地又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应当由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因此，在当事人双方没有约定管辖协议的情况下，因为本案件中的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如果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没有约定合同履行地或者是合同中约定的合同履行地与原告住所地和被告住所地均不同，则原告只能向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就是向B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此时，甲公司应当向被告所在地D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理由同上题答案。
5、此时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管辖协议无效，甲公司只能按照法定管辖向被告住所地或者是合同履行地的法院提起诉讼。同时，考虑到本案中的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因此，此时应当按照上述第三题的情况处理。因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法意见》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选择的协议不明确或者选择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或者是标的物所在地的人民法院中的两个以上法院管辖的，选择管辖的协议无效，此时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管辖处理。
6、此时D地的人民法院取得管辖权。虽然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合同纠纷的管辖法院，但是原告没有向约定的管辖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在答辩期间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应当视为双方当事人放弃了管辖协议。
7、此时的管辖协议依然有效，因为管辖协议可以作为购销合同的一部分，也可以独立于购销合同。只要当事人双方书面约定，符合合同生效的一般要件，并且不违反法律关于管辖协议的禁止性规定，管辖协议就具有法律效力。

E. 合同法的案例

转买卖合同与加工承揽合同的区别

在法律实务中买卖合同与承揽合同有着明显的区别，同时两者也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其中买卖合同与承揽合同中承揽人提供原材料的定作合同最为相象，比如中央空调定作合同、印刷合同等等。由于二者的相似性，给合同的定性和处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此在处理具体案件时，首先应当对一份具体合同的性质做出准确判断，然后才能选择适用具体案件的法律依据，基于此掌握两类合同的区分标准就成为一种必须。
一、买卖合同与承揽合同的区分标准。
法律之所以区分各种有名合同，并在实体法和诉讼法中针对各类合同作出不同的法律规定，原因在于立法者对各种契约关系中的利益关注程度不同。换句话说，在纷繁复杂的契约法律关系中，由于立法者更侧重于对某一秩序的干预和调整,或对某一利益的保护，因此通过成文法赋予了相关一方当事人某种不同与其他人的权利和义务，正是由于这些权利义务的不同，才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有名合同。
首先，从实体法即《合同法》的规定来看，虽然加工承揽合同与买卖合同有着相似性，但是定作合同还是有着与买卖合同的显著区别：比如合同法规定定作人对承揽人的工作有监督、检查权，定作人有单方改变定作方案的权利，有单方要求承揽人停止加工行为的权利，承揽方未经许可不得留存技术资料和复制品等。法律赋予定作人如此诸多的权利，其结果几乎使定作人达到了控制整个加工过程的程度。其实也就是让定作人控制整个加工过程，反过来也就是说，只有定作人控制整个加工过程的合同，法律才确认其为承揽合同。从合同当事人的角度来解释也就是说，只有在定作人有控制生产人生产过程、而相关商品生产人也同意定作人对自己的生产过程进行必要控制时，双方才称得上达成了“加工承揽”的合意；如果双方虽然达成了某种合同合意，但该合意中不包含定作人对生产过程进行必要控制的内容，则双方达成的就不是“承揽”合意而是别的合同合意，双方签定的合同也就不是承揽合同而是别的合同。因此，在现实中，即便有的合同作了诸如“留置权”的约定，但如果该合同中没有定作方控制生产过程的意思表示，或者该合同明确排斥定作方对生产方的必要控制，则不论双方在合同中如何约定留置权，都不能认定双方签定的合同是承揽合同。
其次，从诉讼程序法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法的适用解释中，明确将承揽合同的加工地作为承揽合同的履行地以及诉讼管辖地，这与买卖合同一般以标的物交付地为合同履行地是有明显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做如此规定，一般来说，，为了达到最大限度的查明案件真相的目的，即通过诉讼管辖权的制度构建，使法院最大可能的接近案件主要事实的发生地，以方便办案。而最高法院将承揽合同的“加工地”作为承揽合同的履行地，并进而将加工地作为诉讼管辖地，这说明司法机关关注的也是承揽合同的加工过程，审查的重点也是加工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行使和履行。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也说明法院系统亦认为注重加工过程约定的合同才是承揽合同，反过来解释就是，不注重加工过程而只注重标的物交付和转让的合同的应当是买卖合同。
由此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在承揽合同中，定作人注重的是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和监督；如果一个合同规定了定作人对生产过程的必要的控制权，而且这些控制权显然属于该合同的重要部分，则该合同应属于承揽合同，反之则属于买卖合同。
二、区分买卖合同和承揽合同的具体方式方法。
现实中的案件事实是多种多样的，如何适用这一标准处理具体案件仍须进一步探讨，否则即便掌握了区分标准也无任何益处。，在实务中应针对不同情况做如下处理：
第一，在审查一份合同时，应首先审查该合同有无意在强调标的物的接受人（具体合同中可能写作购买人或承揽人）对生产进行控制的内容。比如审查合同有没有约定标的物接受人享有材料选材或者生产过程的监督检查权、是不是享有单方设计变更权或终止定作权。这些约定不一定全部具备，但是必须能显示出定作人对生产过程的必要控制，如果没有体现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应认定为买卖合同。反之则认定为承揽合同。
第二，标的物的特定性一般不应作为两类合同的区分标准，只能作为最后的辅助参考标准。但不是实质区分标准。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标的物是特定的，但如果合同没有体现定作方的任何生产控制权（比如合同虽然约定由定作人提供图纸，但合同没有约定或明确排斥了定作人的监督权和随意解除权，则可以视为双方只有买卖特定物的合意，并无承揽的合意），也不能认定是承揽合同。
第三、在前述两种情况仍不能确定合同性质时，如何处理？，那要看合同的性质和内容，并加以区别对待：因为买卖合同更具有一般性，而承揽合同相对来说属于一种“特殊”合同，因为买卖合同的规定基本上都适用承揽合同，而承揽合同的不一定是用于买卖合同，既然该合同不具备承揽合同的特殊要件，应当按照买卖合同来来处理，这样更为简便易行。

因此我认为该合同应为买卖合同。

F. 关于合同法公序良俗原则的案例及详细分析

案例：现年60岁的蒋伦芳与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某厂职工黄永彬于1963年5月经恋爱登记结婚。二人收养一子（黄勇，现年31岁，已成家另过）以养儿防老。1990年7月，蒋伦芳因继承父母遗产取得原泸州市市中区顺城街67号房屋所有权。1995年，因城市建设，该房屋被拆迁，由拆迁单位将位于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2号的77.2平方米的住房一套作还房安置给了蒋伦芳。1996年，黄永彬与比他小近30岁的张学英相识后，二人便一直在外租房公开同居生活。2000年9月，黄永彬与蒋伦芳将蒋伦芳继承所得的位于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2号的房产，以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陈蓉。黄永彬、蒋伦芳夫妇将售房款中的3万元赠与其养子黄勇在外购买商品房。黄永彬因患肝癌病晚期住院治疗。黄永彬于2001年4月18日立下书面遗嘱，将其所得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卖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2号住房所获款的一半4万元及自己所用的手机一部，将总额6万元的财产赠与张学英所有。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对该遗嘱出具了（2000）泸纳证字第148号公证书。黄永彬因病去世。黄永彬的遗体火化前，张公开当着原配蒋伦芳的面宣布了黄永彬留下的遗嘱。张学英以蒋伦芳侵害其财产权为由诉讼至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

审判

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遗赠人黄永彬患肝癌病晚期立下书面遗嘱，将其财产赠与原告张学英，并经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公证，该遗嘱形式上是遗赠人黄永彬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在实质赠与财产的内容上存在以下违法之处：1、抚恤金不是个人财产，它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死者单位对死者直系亲戚的抚慰金，不属遗赠财产的范围；2、遗赠人黄永彬的住房补助金、公积金是黄永彬与蒋伦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应为夫妻共同财产，遗嘱人生前在法律的允许范围内，只能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其个人财产。遗嘱人黄永彬在立遗嘱时未经共有人蒋伦芳同意，单独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理，其无权处分部分应属无效；3、位于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2号住房一套，应为夫妻共同财产。蒋伦芳将该房以8万元的价格卖给陈蓉，该8万元售房款还应扣除房屋交易时蒋伦芳承担的税费，实际售房款不足8万元。此外，在2001年春节，黄永彬、蒋伦芳夫妇将售房款中的3万元赠与其养子黄勇在外购买商品房。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便对其遗嘱进行了公证显属不当，违背了《四川省公证条例》第22条：“公证机构对不真实、合法的行为、事实和文书，应作出拒绝公证的决定”的规定。

《民法通则》第7条明确规定，民事行为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违反者其行为无效。本案中黄永彬与被告蒋伦芳系结婚多年的夫妻，应相互扶助、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但在本案中，遗赠人从1996年认识原告张学英后，长期与其非法同居，是一种违法行为。遗赠人黄永彬基于与原告张学英有非法同居关系而立下的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讲，本案被告蒋伦芳在遗赠人黄永彬患肝癌晚期住院直至去世期间，一直对其护理照顾，履行了夫妻扶助的义务，遗赠人黄永彬却无视法律规定，违反社会公德，漠视结发夫妻的忠实与扶助，将财产赠与其非法同居的原告张学英，实际上损害了被告蒋伦芳合法的财产继承权，破坏了社会风气。

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据此，纳溪区法院依照《民法通则》第7条的规定，驳回原告张学英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张于2001年11月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的事实后，以与一审法院同样的理由，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分析

本案属遗赠纠纷。遗赠是公民以遗嘱的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赠给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遗赠行为成立的前提是遗嘱，而遗嘱是立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的方式处分自己的财产及其他财物。本案中遗赠人黄永彬立遗嘱时虽具完全行为能力，遗嘱也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但遗嘱的内容却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遗赠人黄永彬对售房款的处理违背客观事实。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2号的住房为夫妻共同财产。但该房以8万元的价格出售，黄永彬生前是明知的，且该8万元售房款还缴纳了有关税费，黄永彬与蒋伦芳共同将该售房款中的3万元赠与其子黄勇，实际上已经没有8万元。遗赠人黄永彬在立遗嘱时，仍以不存在的8万元的一半进行遗赠，显然违背了客观事实。其次，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剥夺了蒋伦芳一发享有的合法财产继承权。他们的婚姻关系受法律的保护。“夫妻有互相继承遗产的权利。”夫妻间的继承权，是婚姻效力的一种具体表现，但黄永彬将财产赠与其非法同居的上诉人张学英，实质上剥夺了其妻蒋伦芳的合法财产继承权。因此，遗赠人黄永彬所立书面遗嘱，因其内容和目的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遗嘱。其遗赠行为自然无效。

我国《公证暂行条例》第2条规定，“公证是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公证机关作为行使国家证明权的机关，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对所要证明的法律行为、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认真审查。遗嘱行为属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法律行为公证的条件就必须与《民法》上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要件相符合。《遗嘱公证细则》第17条也规定：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拒绝公证。因此，遗赠人黄永彬所订立的将其死后遗产赠与上诉人张学英的遗嘱虽然经过公证机关办理了公证手续，但因该遗赠行为本身违反了法律，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属无效民事行为。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所作出的（2001）泸纳证字第148号公证书依法不能产生法律效力，法院不予采信。

本案涉及的法律、法规中，《继承法》、《婚姻法》为一般法律；《公证暂行条例》系国务院制定，为行政法规；《四川省公证条例》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制定，为地方性法规；《公证程序规则》、《遗嘱公证细则》。为部门规章。《民法通则》是民事基本法律，依《立法法》规定，上位法效力高于下位法效力，因此《民法通则》的效力等级在法律体系中仅次于《宪法》，故在审理民事案件中使用各法律、法规和规章时，应结合适用《民法通则》相关规定。遗赠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还必须符合《民法通则》对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民法通则》第7条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充分体现了国家、民族、社会的基本利益要求，反映了当代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一般道德标准，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公序良俗”原则所包括的“社会公德”或“社会公共利益”，又可称作“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两者的概念基本一致。并非一切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都是违反社会公德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但违反已从道德要求上升为具体法律禁止性规定所体现的，维持现行社会秩序所必须的社会基本道德观念的行为，则属于违反社会公德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属无效民事行为。

本案中，黄永彬无视夫妻感情和道德规范，与上诉人张学英长期违法同居，其行为既违背了我国现行社会道德标准，又违反了《婚姻法》第3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法律规定。黄永彬基于其与张学英的非法同居关系而订立遗嘱以合法形式变相剥夺了被上诉人蒋伦芳的合法财产继承权。因此，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应属无效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G. 求合同法的案例，最好有法院的判决结果

××年8月19日，广东省某市海化贸易公司（以下简称海化公司）委托供销员吕某某和孙某某持本单位介绍信和盖有单位图章的空白合同书到浙江省临海县订购蛇皮。吕某某和孙某某来到某镇蛇类养殖场（以下简称养蛇场），看样后比较满意，于10月3日将情况电告海化公司，征求订货意见。海化公司复电：“要求坚持质量标准，脱鳞不要，有多少订多少。”吕、孙接到电报，即与养蛇场洽谈，于10月4日签订了购销眼镜蛇等7种类型、3种规格的无脱鳞蛇皮5万张的合同。合同规定：总价款为40.75万元；由海化公司先付给养蛇场货款总值的30%作为定金；养蛇场收到定金之日起10天内到深圳北站交货，运费自理；如一方违约，按货款总值的25%支付违约金给对方。合同签订后，养蛇场即行备货。吕某某也将合同的内容电告海化公司，并让海化公司快给养蛇场定金。海化公司复电时未对合同的签订及内容提出异议，只讲银行不给款。此后，虽经吕某某多次催促，海化公司一直没有汇出定金。同年11月28日，海化公司发给吕某某的电报称：“长度欠标准，外商不签订合同，银行不给款，此批货不接收，说明情况，你俩即回。”吕某某收到电报后，将电报内容转告养蛇场，并欲回海化公司，一走了事。此时养蛇场已备好蛇皮25000张，对吕某某和孙某某拒不放行。双方遂发生争议。养蛇场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海化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海化公司辩称：10月4日所订合同无效，因为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且合同规定的定金未付。
问题：

1、 本案宜如何处理？
2、 本案各有关方面应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分析：本案应该属于合同签订过程中需要谨慎防范的“成约定金”合同。否则很容易引发不必要的复杂纠纷，处理起来非常棘手。

请看：双方在合同中这样约定：总价款为40.75万元；由海化公司先付给养蛇场货款总值的30%【双方约定的定金过高应属无效，应该不超过总价款的20%，超过的10%无效】作为定金；养蛇场收到定金之日起10天内到深圳北站交货，运费自理；【也就是说，收到定金之日起10日内才进行交货这一主要合同义务，不收到定金则不用交货，这点上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只是我的个人理解】

所谓成约定金，是指作为主合同成立要件而约定的定金。合同是否成立，是否发生法律效力，取决于定金是否交付。交付了合同就发生法律效力；不交付，合同就不成立。既然合同不成立则养殖场就不能主张海化公司的违约责任。【从这点上来看，对蛇类养殖场非常不利，但本人认为应该还不至于彻底悲观】
‘
因为：如果给付定金的一方当事人没有支付定金，但是主合同已经履行或者已经履行主要部分的，不影响主合同的成立或者生效。此时，已经履行或者部分履行的合同就不再以定金交付与否作为成立或者生效的标志，即合同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再有权宣称合同不成立或者不生效。履行合同的主要部分，指履行合同的主义务，如买卖合同中的供货义务，而不是合同的次要义务、附随义务，如通知义务、说明义务等等【而蛇类养殖场确已完成备货并准备交付的主要合同义务】。基于上述分析的情况下，我个人的意见是应当认定双方约定的定金合同无效，但主合同有效，蛇类养殖场有权主张违约责任。考虑到继续履行会导致双方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应该不予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百二十一条当事人约定的定金数额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百分之二十的，超过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一百一十六条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主合同成立或者生效要件的，给付定金的一方未支付定金，但主合同已经履行或者已经履行主要部分的，不影响主合同的成立或者生效。

H. 3个合同法案例，麻烦各位法律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一、
1、本案件的要约、承诺如何认定？
甲公司：“询问乙公司是否愿意以860元（每立方米）的价格购买松木，并由甲公司代办托运，限3天内答复，过时不侯。”为要约一。
乙公司回复，愿意该价格下购买3000立方米，视为新要约，为要约二。
三天后，双方就价格、数量、运输方式达成一致，合同成立并生效。其中的要约为：“甲公司出售860元/立方米松木3000立方米，由买方办理运输。”为要约三。乙公司作出以该条件购买，即为承诺。

2、甲乙双方的合同是否成立？为什么？
成立，合同真实有效，符合法律规定，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所以合同成立。

3、甲公司提出的理由是否合法？为什么？
不合法。合同已经成立。乙公司要约被甲公司接受，且承诺方式没有限制。

二
1、甲与乙之间订立保管合同何时成立？为什么？
当手表加付给乙时成立，无偿保管合同为实践合同，交付行为完成时合同成立。

2、乙为无权处分行为，乙丙合同为效力待定合同，需甲确认。

3、可以。虽然乙为无权处分行为，但是根据善意取得制度，丙可善意取得表的所有权。注意，无权处分和善意取得并不同时成立，注意两者关系，区别很大。

4、如甲对乙提起诉讼，甲可以行使何种请求权？可以请求的金额是多少？为什么？
可以提起违约之诉，行使返还原物请求权（物权请求权）；也可提起侵权之诉，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债权请求权）
金额为2万，不当得利者，应当返还所有利益。法不保护恶意当事人。

三
1、乙拒绝丙的要求是否合法？为什么？
违法。从合同可知，乙丙为一个债权人，内部的55约定合法有效，所以甲对乙的偿还应当视为对乙丙的共同偿还，因此丙可以不当得利要求乙返还2.5万。

2、丙请求法院撤销甲对乙的清偿行为是否应当得到支持？为什么？
不支持，债务人清偿合法，不应当撤销，但乙应当将多拿的钱返还给丙。

3、丙请求法院撤销甲对其弟弟的赠与行为，要求甲弟直接向自己支付，是否应当得到法院支持？为什么？
不支持，应当撤销，当合同撤销后回到合同之前，则钱应当给甲，然后由丙起诉甲要求甲清偿。

4、丙等否代位行使甲对丁的权利？为什么？
不可，专属于人身的债权，不可代位。

虽然很多，感觉像回到了司法考试复习时

I. 求合同法案例（含裁判要旨）

经适房买卖合同效力的成功案例及裁判要旨(2011-02-15 22:31:21)转载▼标签： 北京市合同法经济适用住房合同无效规定杂谈
一、案情概要：
2009年3月27日，原、被告通过北京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居间，订立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北京市存量房屋居间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将其位于某区西苑41号楼3单元01号（建筑面积147）住宅房屋（已取得产权）以九十万元价格转卖给原告，付款方式为：订合同时交定金两万元，2009年4月5日首付二十三万，余款通过贷款方式付清。合同约定被告（出卖人）在收到首期购房款的当日将该房屋交付给原告（买受人）。原告按约交付了首期购房款，被告将涉案房屋交付原告。双方订立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第十条约定了权属转移登记事项：“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430日内，双方共同向房屋权属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原、被告双方在合同补充条款中约定，“买卖双方在签订本合同后430日内（房产证发放日期满五年后），卖方（被告）配合买方（原告）申请贷款”。但在合同约定的办理产权过户及银行贷款时限届满后，被告拒绝提供办理过户及贷款的手续，依据《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第十条、补充条款2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履行合同义务，并依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双方订立的合同条款约定，被告承担违约责任。
二、诉辩主张：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提出反诉，请求确认经适房买卖合同无效，理由是经适房不得上市效易，主张的依据是国务院关于保障困难家庭住宅相关规定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经适房管理办法。
原告对反诉的辩称：反诉原告与答辩人双方通过居间房屋买卖，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反诉原告的三项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并请人民法院支持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反诉状依“经济适用房未满五年不允许上市交易”为由，要求确认无效，其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
1、从住房面积和上市起算时间上看，反诉原告诉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经济适用住房单套建筑面积控制在六十平左右，本案中的房屋面积远远超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规定的限制性条件，不能依据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做为确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及《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21条规定，上市交易时间均从购买之日起计算，不是从取得产权证之日计算，北京市2008年4月份以后的相关规定也是按两种条件计算起点，从取得契税完税凭证或者所有权证的时间计算，2008年4月8日以前建成的房屋，仍按购房合同订立之日计算五年时间。本案中的房屋属2001年建成，上市交易的时间自购房之日计算，超过五年时间，符合上市交易条件，如果按反诉原告所述的产权证取得时间，根据双方订立合同第十条约定“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430日内，双方共同向房屋权属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应视为本条对合同效力作了附期限或条件附加，照此计算，双方约定的交易时间是2010年5月27日，已超过五年时间，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双方订立的合同合法有效。
2、依据《合同法》第八条、《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四条，《司法解释（二）》第八条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只能依据全国人大的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的禁止性强制性规定，目前关于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规定，并非合同法规定确认无效合同的法律依据。
3、实践中根据老房老办法新房新办法的处理原则，北京市相关规定，自2008年4月8日以后新建的经济适用住房，依照面积六十平米的标准和产权证取得之日计算上市交易，本案中的房屋建成时间在2002年，按照老房老办法规定，符合交易条件。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成就；反诉原告的起诉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相对人的请求作出判决；参照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的法理精神，在起诉前已满足了条件的，可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是对合同效力的补正。
三、法院裁判：
原被告双方订立的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虽然违反了北京市关于购买经适房的政策，但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故被告关于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辩解与反诉请求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履行了自己的付款义务，被告如约交付了房屋，现涉案房屋已经具备上市交易的条件，故原告要求办理过户登记及贷款手续，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反诉原告要求返还房屋并给付房租的反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依据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协助原告办理贷款及过户手续；驳回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以原有主张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向原告发送了解除合同的通知，二审经审理后，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四、律师评案：
一、本案无争议的事实：⑴、房屋建成时间为2001年；⑵、面积147平米；⑶、产权取得日期2005年；⑷、交易时间2009年；⑸、入住时间2009年；⑹、合同明确约定办证过户时间满五年后的2010年5月27日；⑺、付款方式为首付加贷款。
二、被告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理由例举了“有限产权、土地划拨、无权处分、公共利益、未获通知”等，这样的诉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二审程序中上诉方补充提交三份证据，并非新证据，不能成为改变案件事实的依据，依据最高院证据规定审核不符合证据三性；解约告知与上诉请求有矛盾，系一审庭审后才形成，被上诉人已经提起继续履行合同之诉，其解约告知失去法律意义；银行的贷款规程与本案没有关联，仅属于实际贷款业务中的操作程序及银行审核规则层面的问题，概与本案争议的履行贷款义务及办理过户责任（前期义务）无关。
三、双方之间的争议集中在法律适用方面，经济适用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无效，上诉人主张无效，但不能提供无效的法律依据。
国务院若干意见不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该意见第（十）规定和《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控制的是六十平米以下的经适房。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效力层级低，不能成为确认合同无效的基础性规范依据。上诉人在签约时明确约定五年期满后过户，表明其明知“限售期满后”的交易合法。涉案合同系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
四、根据“老房老办法、新房新办法”的处理原则，北京市规定的新办法规范的是2008年4月8日以后新建的经适房，新办法限制面积是六十平米，新办法限制交易起点自产权证取得之日起未满五年。《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及《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老办法），上市交易五年时间的起算点从购房之日起计算，不是从取得产权证之日计算。涉案房屋建成时间是2001年，上诉人购房时间是2001年10月17日，交易时间为2009年3月27日，依照老办法规定交易的行为远远超过五年限售期规定。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规定，原被告之间的交易具备法定条件，上诉人关于未满五年限售期不得交易的理由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式下进一步做好房地产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2号）》规定，正确理解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土地使用权转让条件的规定，准确把握物权效力与合同效力的区分原则，尽可能维持合同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五规定，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三）关于房地产案件审判工作，针对房地产案件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就如何认定合同效力和情势变更原则适用问题：严格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尽量维护合同关系的稳定，站在维护法律严肃性和社会经济关系有序协调发展的高度，严格把握无效合同的认定标准。按照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分析和把握法律规定的性质和精神，正确界定当事人民事行为的目的，凡不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要坚决维护合同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力，通过稳定的合同关系提高市场行为的可预见性和合同利益的确定性与可信赖性，促进经济生活的协调发展，不要让司法裁判成为当事人违反诚信避险趋利的途径和手段。提出无效主张的一方，真实动机和目的在于房价上涨，合同无效为借口，以破坏诚信原则为代价，损害买受方的合法权益，其不当诉求不应得到法律支持。整理律师张生贵13240422999

J. 合同法 案例分析

甲方因不可抗力请求延迟履行，并及时通知乙方，符合免责法律规定，因此不构成违约。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第一百一十八条 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乙方因甲方延迟交货供不上市场需求，及时通知甲方宣告解除合同合法，不构成违约。
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第九十六条 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 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本案中甲方虽因不可抗力造成迟延履行，但乙方合同的目的因此无法实现，并且该买卖合同的解除无须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所以符合解除合同法律规定。

因此，双方指责对方违约均不成立。甲方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损失、乙方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的请求都是错误的。

2、本案不应通过诉讼解决。因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发生争议通过仲裁解决。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2项：“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纠纷自愿达成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而且涉外货物买卖合同的诉讼时效和仲裁期限为四年,此时已超过。
3、本合同争议的处理办法即不履行该合同。

是我把时效这一点遗漏了，补充提问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