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第5258条
A. 如何依据《合同法》第52条的“恶意串通”认定合同无效
一 、恶意串通”的含义。包括《合同法》在内,我国现行民事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并未对“恶意串通”作出明确界定,通常说法将“恶意串通”定义为牟取不法利益合谋实施的损害他人利益的违法行为。其构成要件有二:一是主观心态是故意而为之,即明知某行为会损害他人权益,仍积极促成该行为发生或实施;二是为了牟取利益,即通过实施该行为可以获取一定收益,包括直接增加自身收益,以及通过减少支出而间接增加自身收益。
二、如何认定“恶意串通”。当事人主观心态如何,是认定是否构成“恶意串通”的关键,而主观心态属个人内心活动范畴,除当事人自行承认外,难以直接予以证实或查实,若仅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分配举证责任,要求主张权利的当事人承担全部举证责任,其基于客观原因而导致举证不能,进而败诉的可能性较大,不具备可操作性。对于类似情况,采取推定方式完成举证、认证则较为合理,即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或已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照日常习惯经验,推理、判断未知事实是否存在,并允许相关当事人进行反证、辩驳,只要存在高度盖然的可能性,则可择优判定某种事实,从而在最大限度内反映案件真实情况。《证据规则》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因此在民事诉讼过程中采取推定方式认定案件事实,符合法律规定。需注意的是,推定方式仅限于难以用证据直接证实的情况,推定事实仍需以可知事实为基础或以有效证据佐证,并且不因采取推定方式而免除当事人需承担的其他举证责任。在认定是否“恶意串通”时,推定方式仅适用于认定当事人在实施某行为时是否故意而为之的心理状态,对于当事人基于该行为是否牟取了利益,主张权利的对方当事人仍需举证。
B. 违法合同是什么意思
违法合同是指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具体来说:
- 定义:违法合同因其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从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
- 法律依据:根据《民法通则》第58条和《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特别是《合同法》第52条第项明确指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 后果:当事人因违法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若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则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返还第三人。
C. 《民法通则》第58条与《合同法》第52条的关系
1、规定范围包含关系
《民法通则》第58条是对所有民事行为效力的规定,《合同法》第52条是对合同效力的规定,合同行为属于民事行为的一种,所以《民法通则》第58条相对《合同法》第52条的范围更广。
2、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
《民法通则》第58条和《合同法》第52条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民法通则58条规定的是民事行为无效的情形,合同法52条规定的是合同无效的情况,合同行为属于民事行为的一种,因此该两条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
(3)合同法第5258条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 下列民事行为无效:
(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
(2)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
(3)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
(4)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5)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6)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2009年8月27日,删去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第七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变更为第六项)
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D. 民法通则58条与合同法52、54条的区别联系
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因为胁迫,欺诈或者乘人之威缔结的合同是无效的合同。而根版据合同法第权54条规定,这些合同则是可撤销的合同。所以合同法第54条与民法通则第58条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赋予了当事人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也意味着法官有了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来决定合同中哪些条款应该撤销,哪些条款应该保留,以及哪些条款应予以变更。如果我们看一下合同法第5条、第6条以及第7条的规定,那么我们将会更加清楚的看到在民法通则与合同法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合同法第5条规定了公平原则,第6条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第7条则规定了公序良俗原则。这种条款我们称之为一般条款,因为公平、诚实信用以及公序良俗这些概念在法律中并没有非常确切的涵义,对于其涵义的确定是法官所要作的。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中是没有这种规定的,当然合同法中的这种规定同时产生了一种危险:法官在适用这种一般条款的时候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可能会导致不同的法官对同一个案件的不同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