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民事诉讼法的案例
❶ 民事诉讼案例分析2
1.不能。理由：此案是人身损害侵权纠纷案件，刘英是由王娟所伤，刘英之母是由王娟之女所伤，不符合合并审理或一个案件。
❷ 有关民事诉讼法的案例
张某系一农户，娶妻刘某，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张某以务农为生计，用自己的收入盖了十六间砖房并依法办理了相关房产手续，该十六间房产都在张某的名下。后来儿女都长大，大儿子结婚后两年生了一个儿子，小儿子没有结婚，两个儿子和张某夫妇住在一起。女儿结婚后生了一儿一女两个儿子，女儿住在其丈夫家中。
1990 年春天，为了进城购买春耕的种子和化肥，张某向同村的李某家借了一辆客货车和大儿子小儿子一起进城，当时化肥和种子都比较紧缺，因此在进城之前，张某写信给他经常采购化肥和种子的何某，信中称张某决定购买若干化肥和种子，要求何某为他保留该批货物，因为以往在化肥和中子紧缺的情况下张某都是通过写信的方式向何某订货的，因此未等到何某的回函张某就带着两个儿子进程采购货物了。但是途中因为张某驾车不慎并且山路湿滑该客货车不幸翻落，被人发现时，张某和两个儿子都已经死亡，该客货车也已经完全报废。后来经过了解，李某的该客货车在当年并未依照规定进行年检和保险。
事故发生后，张某一家都非常的悲痛，在办理完张某和两个儿子的后事之后，刘某决定将家产予以分配，刘某认为，该十六间房产是其丈夫的，因此都应该归她所有，她同意将其中的一间房产借给大儿媳妇和孙子住，但是她提出如果大儿媳妇再嫁就要把这间房子腾出来，而对于女儿，她认为女儿已经嫁人了是“泼出去的水”没有资格再回娘家分财产。女儿对此很不满意，向刘某提出要求继承张某的房产，双方协商未果，女儿向刘某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确定她的继承权和继承份额。此时，同村的李某找到刘某要求刘某赔偿其客货车的损失，刘某答复他车是张某损坏的，“现在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可赔的”，拒绝赔偿，于是李某也向刘某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刘某赔偿其客货车的损失。过了一段时间，城里的何某来信询问张某何时进城购买化肥和种子，但是刘某并未予以答复，后来何某亲自来找刘某，刘某告知其张某已经死亡，现在不需要这批化肥和种子了，但是何某坚持要求刘某支付该化肥和种子的费用并提货，因为何某为了给张某留着这批货，在当时化肥和种子很紧缺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卖出该批货，现在购买的时节已经过了如果刘某不购买该批货物，该批货物将无法出售。但是刘某认为，货物是张某订购的，现在张某已经死亡她不应该承担责任，而且当时张某给何某写信表示需要这批货物时何某也没有给明确的答复，她当然可以不再购买。几经反复，何某的这批化肥和种子终于还是没有卖出去，造成了何某的损失，何某于是也向刘某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某支付该化肥和种子的货款。
当地人民法院在接到这三份起诉状之后，认为被告是同一个人，因此可以将这三个案件合并审理，于是法院以传票的形式通知三个案件的当事人同时参加诉讼。以法官蔡某组成的合议庭一审对三个案件进行了合并审理，对于张某女儿的诉求，合议庭认为男女平等，张某的女儿也有合法的继承权，张某的遗产由刘某和张某的女儿共同继承，一人一半，因此判决刘某将八间房产交付张某的女儿作为她合法继承的遗产，另外八间归刘某所有；对于李某的诉求，合议庭认为李某未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车辆年检和保险手续，本身存在过错，但是张某确实毁坏了李某的车辆，考虑到张某的收入主要用于张某和刘某的生活使用，因此刘某作为张某的妻子应当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因此法院判决刘某从其继承的遗产中赔偿李某车损的一半，价值按照李某购车时的车价和相关费用的总数计算；对于何某的诉求，合议庭认为张某写信要求何某保留货物，但是何某并没有及时答复，双方并没有成立合同关系，因此何某的损失刘某不应赔偿。
本案是一个关于继承和合同关系的案例，对于本案的分析，还是要先理顺其中存在的法律关系，再对各个法律关系进行分析从而确定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此为基础来评价当地人民法院的判决。
一、张某死亡之后其遗产继承的法律关系，这里主要是哪些财产是张某的遗产，哪些人有继承权，各继承人的继承份额是多少。
（一）确定张某的遗产范围，即哪些财产是张某的遗产。根据案例所述，该十六间房产均在张某名下，但是这样并不意味着该十六间房产均归张某所有，虽然在房屋产权证明文件上并没有标明刘某作为房屋所有权人或者共有人，但是根据婚姻法的规定，除了下列财产之外均应视为夫妻共有财产：
1、一方的婚前财产；
2、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3、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5、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而且根据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因此，该十六间房产中有八间房产因张某和刘某的夫妻关系应属于刘某所有，其他的八间房产应当作为张某的遗产由合法继承人予以继承。
（二），应当确定哪些人对张某的遗产有继承权。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人分为两个顺序，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为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的继承人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丧偶的儿媳对公、婆，丧偶的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而且只有在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情况下第二顺序继承人才有继承权。同时继承法明确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因此，刘某和张某的女儿肯定应当有继承权。但是，由于张某的两个儿子和张某一同死亡而且无法确定死亡的先后顺序，那么他们之间的遗产继承关系如何确定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 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人先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如几个死亡人辈份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几个死亡人辈份相同，推定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 ”本案中因为无法确认张某和两个儿子的死亡顺序，根据上述规定应当推定张某先死亡。因此，本案中张某的财产应当有如下继承人：刘某、张某的两个儿子和张某的女儿。
（三），在确定了张某遗产范围和有权继承人之后应当确定该遗产如何分配。张某的遗产为八间房产，由刘某、张某的两个儿子和张某的女儿平均分配，各得二间。由于张某的两个儿子也已经死亡，张某大儿子的遗产应当首先分出一半即一间房产作为夫妻财产归张某大儿子的妻子所有（理由如前所述），另一间房产由张某大儿子的妻子、张某大儿子的儿子和刘某平均继承。根据继承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夫妻一方死亡后另一方再婚的，有权处分所继承的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因此刘某告诉大儿媳妇如果再婚就腾出房产的要求显属违法。张某二儿子的遗产，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应当由刘某继承。因此，仅就遗产继承考虑，张某的遗产继承完毕后，刘某应当取得十二间房产的所有权；张某的大儿媳妇应当取得一间房产的所有权；张某的孙子应当与其母和刘某共同所有一间房产；张某的女儿分得两间房产。
二、张某对李某客货车毁损的责任以及赔偿的问题。
张某向李某借客货车并造成该车辆全损，张某应当对此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张某死亡，因此根据继承法应当由张某的继承人从张某的遗产中先行支付该赔偿款。根据当地法院的判决，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探讨一下：
（一），李某只起诉刘某请求赔偿法院应否认可。造成李某车辆毁损的责任人是张某，由于张某的死亡，才导致李某起诉张某的继承人从张某的遗产中支付该笔赔偿款，赔付的最终责任财产仍然是张某的财产，张某的继承人在李某车辆毁损这一事件上并无过错，只是基于继承关系和继承财产的处分才成为本案的被告，或者说张某的继承人是因为继承关系而成为张某的代理人参与关于可能对张某财产加以处分的司法程序。而本案中，刘某、张某的女儿都是张某财产的合法继承人，李某对车损赔付提起的诉讼，法院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追加张某的女儿为共同被告。而对于张某的大儿媳妇和张某的孙子，他们虽然实际上因为张某死亡基于继承关系取得了张某的财产，但由于本案中他们对于张某的财产并没有直接的继承权利，而是基于他们和张某大儿子的婚姻关系和对张某大儿子的继承关系取得的，因此张某的大儿媳妇和孙子不应当列为李某诉讼的共同被告。
（二），李某未对车辆进行年检和保险的过错是否可以作为张某的继承人减免赔付责任的适法理由。笔者认为，李某未对车辆进行年检和保险确实违反了有关车辆管理的规定，但这是李某和当地车辆管理部门的行政管理关系的过错，该过错并没有影响李某和张某之间出借和赔偿的民事关系，法院在审理张某是否应当在双方租借关系中对可归则于张某的原因导致的车辆毁坏承担责任及承担多大责任的民事案件中，不应当将李某在行政管理关系中的过错作为张某减免民事赔付责任的适法理由。因此，张某的继承人应当以张某的遗产为限对李某的车辆毁损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三），赔偿金额的确定标准问题。法院判决中的赔付标准是以李某购买车辆时的价款和办理车辆牌照手续的相关费用的总和来计算，本案中所述李某未对其车辆进行年检和保险，应当认定这辆客货车至少已经使用一年以上，作为一种可磨损的消耗品，车辆价值在其使用之后应当有相应的贬损，法院应当考虑已经使用的车辆价值的折旧问题，以该车辆的价值和办理手续的相关费用减除成本折旧之后计算张某应当赔付的款项。如果原被告一方或者双方对价值确定存在争议，还应当由法律认可的机构对该车辆当时的实际价值进行评估。
三、张某向何某致函的法律关系。张某向何某致函要求何某为其预留春耕的化肥和种子，这一行为应当属于要约。何某确实在当时化肥和种子都很紧缺的情况下为了照顾老客户为张某预留了这些物品，但是并没有以合同法上一般的承诺方式??通知的方式作出，因此何某提起诉讼的关键问题即是何某的行为是否为有效的承诺，张某遭遇不幸之后，刘某在何某的催促之下告知其张某要求何某预留的货物不再需要是否为有效的要约撤销，张某和何某的合同关系是否成立。
（一），根据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由于张某和何某是常年的贸易伙伴，彼此之间有一定的交易习惯和交易默契，因此何某有理由相信该要约的有效性并且根据双方一贯的交易习惯只要预留该批货物张某就会按期采购，而且根据张某的指示何某不需要通知张某，只要将相应数量的化肥和中子准备好等待张某前来购买就可以了，虽然这是一种不作为的行为方式，但是也确实符合张某要约（信函）中的明确指示，所以对于合同法第二十二条所述的“通过行为作出承诺”中的“行为”我们当然也可以认定为包括不作为的方式。
（二），根据合同法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要约撤销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但是如下情况要约不得撤销：“（一）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二） 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如上所述，虽然何某并没有发出承诺通知，但是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以及张某在要约中的指示，何某实际上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虽然是不作为方式，但是在当时的市场条件下，何某完全可以将该批货物出售而不至积压受损，因此刘某的撤销要约的行为是无效的。因此，张某与何某的合同关系已经成立并且有效，张某的意外不幸不能作为何某损失的免责事由，何某的损失应当从张某的遗产中先行支付。
四、法院对上述三个案件的审理。
（一），法院合并审理上述三个案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 2 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可见，合并审理应当符合一定的条件，三个案件的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张某的遗产，虽然他们对该诉讼标的的诉求即他们对诉讼标的的权利义务并不一致，但是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也认可了这种共同诉讼的合法性，但是三个案件的被告是同一人并不能成为合并审理的适法理由，因此该法院合并合理三个案件的理由不能成立。而且法院合并审理这三个案件并没有经过三个案件的当事人同意应属程序违法，因此该法院合并审理不符合法律规定。
（二），法院对于张某女儿的继承权的确认和继承份额的确认损害了张某大儿媳妇和孙子的权利。关于张某女儿的继承份额在前面已经阐述了，法院认定的份额有误。此处要探讨的是法院的这一判决是否损害了张某大儿媳妇和孙子的权利。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张某大儿媳妇和孙子应当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他们没有要求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应当通知他们参加诉讼，即使他们没有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在判决分割张某遗产时，也应当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确定他们的继承份额，而不应当因为他们没有参加诉讼而剥夺了他们的继承权利。
关于该法院判决的其他不当之处在前面的分析中已有详述，此不赘言。
❸ 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我的理解，对于管辖权异议，二审裁定已经生效，就不能对原审法院回提出答管辖权异议（除非申请再审）。
原告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后，二审法院仅应就实体部分（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理。根据民诉规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错误的，依法改判；事实认定错误，或者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申，或者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
因此，我认为二审法院应该改判，或者发回原审法院重审。
❹ 《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的案例有哪些
《 民事诉讼法 》证明标准的案例有哪些 有这样一件 人身损害赔偿 纠纷案件：某甲与某乙系邻居，素无矛盾。某日，甲诉至法院，原告甲诉称：2005年10月的一天，乙看见甲正在一废水塘边钓鱼，遂朝水塘内扔了一块砖头。为此，甲、乙双方争执，争执中，乙用拳头打甲面部一下，致甲面部软组织受伤。现要求法院判令乙赔偿 医疗费 132元，并向法院提供了医院病历和医疗费票据。被告乙在庭审中辩称：与甲发生争执属实，但没有打伤甲。 对如何认定此案事实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甲提供的 证据 可以证明乙致伤了甲;另一种观点认为，甲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乙致伤了甲。 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本质上是对民事 诉讼 证明标准问题认识上的分歧。 （ 一 ）、证明标准的内涵 所谓证明标准是指证明主体对案件事实及其他待证事实的证明所应达到的程度。在证据法学中，证明标准是证明目标是否已经达到的分界线，线上为已达到证明目标，负有 举证责任 当事人的证明任务完成;线下则被认为证明任务没有完成，因而其证明责任不能免除。 证明标准的存在以举证责任为基础，如果规定举证责任而不确定证明标准，将难以确定证明的程度是否已经达到要求，证明是否还应继续。因此，确定证明标准的功能在于使证明责任更具有可操作性。 （ 二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发展轨迹 纵观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发展经历了从“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到“高度盖然性”的过程。 1、“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活动采用基本一致的证明标准，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有的学者称之为“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我国《 刑事诉讼法 》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162条和《 行政诉讼法 》第31条都有关于此标准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对7种法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这里的“查证属实”，指的是符合客观真实。《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这里规定的“全面”、“客观”是对审查核实证据的严格要求。为了实现上述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就明确了民事诉讼的举证和证明责任。 一般认为，“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没有顾及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诉讼活动的不同特点。在 刑事诉讼 中应当坚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这有助于正确贯彻“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刑事审判工作政策。而在民事诉讼中实行和刑事诉讼基本一致的严格的证明标准，这就会过分加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从而会使他们产生畏讼心理，对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开展产生不利影响，这不符合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 2、“高度盖然性”标准 为了正确适用《民事诉讼法》，保证依法、正确、及时地审理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1998年6月19日讨论通过了《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该司法解释第11条规定：“案件的同一事实，除举证责任倒置外，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首先举证，然后由另一方当事人举证。另一方当事人不能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对这一事实可以认定;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再转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继续举证。”这里的“足以”就是表达了有关证据在法官内心确信上所形成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200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从此正式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该司法解释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则和辩论原则为基础，要求当事人为自己的主张或自己的反驳意见提供证据，如果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那么，如果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则认为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如果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不能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时，则人民法院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 （ 三 ）、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应注意的问题 “高度盖然性”是指证明虽然没有达到使法官对待证事实确信为绝对真实的程度，但已经相信存在极大可能或非常可能真实的程度。 如果将即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或“可信赖性程度”设定在“0-1”的范围内，则“可能性”在0.5(不含0.5)-0.7之间即为“盖然性”标准，“可能性”在0.8—0.9之间则称为“高度盖然性”标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与法官的“自由心证”密切联系，即法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形成“心证”，当这种“心证”达到深信不疑的程度，便形成确信。 “自由心证”应当达到两个境界：一是“自由”境界，即法官在分析认定证据时，完全处于“审判独立”的状态，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扰，并且对当事人双方平等对待，不偏不倚;二是“心证”境界，“心证”不是简单地要求“内心的确信”，这种确信应该能用严密而有逻辑的语言表达出来，使得法官的认证结论在裁判文书中得到充分的说理论证，让当事人赢得堂堂正正，输得心服口服。 至此，再看本文开头给出的案例，赞同第一种认定案件事实的观点。理由是：原告甲与被告乙发生过争执是事实，有被告乙的自认为证。原告伤从何来?原告陈述是被告致伤，而被告否认，原、被告均无其他证据证明自己主张。原告甲受伤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在与乙争执时被乙致伤，其二是原告自伤。比较二者，原告自伤面部而向被告追索医疗费的可能性小，而被告因与原告争执，一时愤怒致伤原告的可能性大。况且，原、被告系邻居，且素无矛盾，原告为了区区132元医疗费，与被告对簿公堂，不顾双方结怨，甚至可能结下“子孙仇”的风险，也不顾诉讼风险，将自已完全置于被告的对立面，而到法庭上向被告讨要说法的可能性极小。相反，被告致伤原告后，因一怕受到道德遣责、二怕承担法律责任而矢口否认的可能性极大。按照“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法官可以形成“自由心证”，认定被告致伤原告的事实。 以上是通过一则简短的 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的案例 来对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的具体分析。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主要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标准和“ 高度盖然性 ”标准。在这些标准之下，法官必须形成内心的确信，使案件的判决符合《 民事诉讼法 》的基本原则。
❺ 民事诉讼法的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
1、刘某因买卖合同纠纷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冯某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法院按照普通程序审理该案件，由于被告要求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法院决定由法官张某和人民陪审员乔某、吉某组成合议庭，张某任审判长。刘某得知陪审员乔某是被告的表弟，便要求其回避，但回避申请被张法官当场拒绝。在审理中，被告提出自己未能按照合同约定交货，是由于天降大雨，冲垮了公路。法庭审理后认为，原告未及时告知交货地点是造成被告迟延履行的主要原因，因而驳回了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原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一审法院组成合议庭对该案件再次进行审理。
问：
（1）本案合议庭的组成是否合法？
（2）张某申请回避的理由是否成立？
（3）张法官的作法是否合法？
（4）对法院的决定不服，是否可以提出上诉？
（5）张法官是否可以参加新的合议庭？新合议庭可否由人民陪审员参加？
（6）一审法院对案件的审判是否存在程序上的错误？
分析：
本案虽不属于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但被告要求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法院决定由陪审员参加审理是合法的。然而，法院未采用随机抽取办法而是指定陪审员，此做法不合法。在合议庭组成上存在重大瑕疵。原告的回避理由成立。乔某作为被告的表弟，虽非近亲属，但民诉法将“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的公正审理”列为回避事由，乔某情况符合此情形，故回避理由成立。张法官的作法不合法。根据民诉法，审判人员回避应由院长决定，其他人员由审判长决定。乔某为审判人员，张法官无权决定其回避。原告不宜提起上诉。民诉法规定，当事人不服回避决定，可申请复议，无权上诉。张法官不得参加新合议庭。为防止先入为主，保证程序公正，发回重审案件应另行组成合议庭，原合议庭成员不得参加。另行组成的合议庭仍为一审合议庭，故可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原陪审员不得成为新成员。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存在重大瑕疵。审判违反辩论原则，被告未主张违约系原告过错，未陈述原告未及时通知交货地点事实，法官将未主张、未经辩论事实作为裁判基础，背离辩论原则，对当事人造成裁判突袭。
❻ 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题
1.贺甲是被告，贺乙是原告，贺丙是有独立请求的第三人。贺乙向法院起诉专贺甲，认为属侵害离自己的继承权，故二人存在权利义务上的争议，确定了原告被告的地位。
2.能，他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3.贺丙应该与贺乙一并列为原告。首先，这是关于继承的争议案件，是必要共同诉讼，所以，必须一并审理，贺丙与贺乙的诉讼请求相同，均要求继承其父的遗产，所以，为共同原告。
4.依职权追加贺丙为原告。通知她参加诉讼。
❼ 列举三个案例说明什么是民事诉讼
1、张三起诉与李四离婚；
2、张三起诉李四借款5万元不还；
3、张三将李四打伤，李四起诉张三赔偿医疗费等损失。
以上三个案件就是典型的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法》第三条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