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疑罪从无

A. 请问，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有疑罪从无原则吗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有疑罪从无原则的。

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裁定驳回。

疑罪从无，是指刑事诉讼中，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充分，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1)新刑事诉讼法疑罪从无扩展阅读：

疑罪从无的案例：

谋杀亲夫

采用疑罪从无原则审判的案件。2003年邓某的丈夫曾某死在鱼塘，胃里含有安眠药“三唑仑”的成分。警方发现105万元的人身保险，投保人是邓某，被保险人是曾某，受益人是夫妻两人。

两人夫妻感情不好，并且邓某在2002年买过大量安定片。审问后邓某供出伙同其妹夫杀死丈夫。2003年11月26日，邓某被广州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保险诈骗罪两罪并罚判处死刑，其妹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两人不服，均向广东省高级法院提出上诉，2004年9月9日，省高院以该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广州市中院重新审理。2004年12月16日，广州市中级法院对该案再次进行开庭审理。

庭审中，邓某推翻以前的有罪供述，连自己签字的供述也不承认。另一名被告人也只承认自己全程目击了邓某杀人的过程。法院认为：检察机关指控邓某犯故意杀人罪、保险诈骗罪，其妹夫犯故意杀人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成立，分别宣告两人无罪。

B. 疑罪从无是不是刑法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

疑罪从无不是刑法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而是在刑事诉讼法里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有本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当同时对侦查中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解除查封、扣押、冻结。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有关主管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

(2)新刑事诉讼法疑罪从无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不起诉的决定，应当公开宣布，并且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不起诉人和他的所在单位。如果被不起诉人在押，应当立即释放。

第一百七十九条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

第一百八十条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告知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法院。

C. 新刑事诉讼法中哪些法条体现了疑罪从无原则

审判阶段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是对疑罪从无原则的典型概括。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裁定驳回。”这也是在审判阶段贯彻疑罪从无原则的表现。“从无”即是无罪。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人民法院对成立犯罪具有专属的认定权，反之，认定无罪也是人民法院应当享有的权利（但并非是专属权利，检察机关也享有无罪认定权）。疑罪从无原则在审判阶段得到彻底地贯彻毫无疑问。
审查起诉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检察机关享有的不起诉权即是无罪认定权，行使这项权利即是适用疑罪从无原则。须注意的是，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这里使用的是“应当”而不是“可以”，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的法律发展对疑罪从无的原则的进一步肯定。
侦查阶段
侦查机关适用疑罪从无原则的法律依据是相对模糊的： （1）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2）第七十四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 （3）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 （4）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对于发现不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解除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 上述众多条文虽然没有明确赋予侦查机关对证据不足的疑罪案件可以直接适用疑罪从无原则的权利，但也未明文否定。从条文的相互关系中，我们是可以推理出适用疑罪从无原则的可行性的： 侦查机关终结案件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若证据不足则不得终结，不得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由于不能启动下一诉讼程序，则事实上是适用了疑罪从无原则。侦查机关撤销案件的理由是“发现对犯罪嫌疑人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是指查明案件不存在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②] “不存在犯罪事实”应是指有确凿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没有触犯刑法的规定，不应包括缺少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情况。故从严格意义上讲，“证据不足”不属“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也就是说，对证据不足的案件侦查机关一般不得直接撤销案件，而应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后改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待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期限届满按自动撤销案件处理。最终结果是，证据不足的疑罪案件还是在侦查机关就已经终止。上述推理说明的是，疑罪从无原则在侦查阶段是可以适用的。但由于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适用疑罪从无原则完全依赖于侦查或羁押的期限，故这种适用仅仅是被动适用，侦查机关不具有适用该原则的主动权。

望采纳，谢谢！

D. 疑罪从无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

1996年新修正的《刑诉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第162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E.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疑罪从无原则有什么新

全是速度法是指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他调整的对象专是公检法机关在属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揭露证实，惩罚犯罪的活动，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刑事诉讼中的任务，基本原则与制度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与相互关系，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如何进行刑事诉讼的具体程序等

F. 法律术语"疑罪从无"是什么意思

疑罪从无的意思是刑事诉讼中，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内确实容、充分，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疑罪从无”作为无罪推定原则的一项具体内容，其意义在于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推定被告人无罪。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为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审判阶段是适用疑罪从无的典型阶段，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享有选择适用疑罪从无原则的权利。

(6)新刑事诉讼法疑罪从无扩展阅读：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1、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2、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3、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4、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6、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G. 如何理解疑罪从无原则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疑罪从无”原则？
——“错案防范系列谈”之三
发布：2013-06-28 14:57:41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 作者：■ 本社评论员 刘桂明 浏览：0次 【大 中 小】

“疑罪从无”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尽管见仁见智，但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这对我们如何有效防范冤假错案来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实际问题。
应当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是不难理解的概念，但却是一个很难理解的理念。那么，究竟什么是“疑罪”呢？我们为什么要主张并追求“疑罪从无”呢？那就让我们先从佘祥林、赵作海、张高平等案件开始说起吧。
当佘祥林被作为杀妻的犯罪嫌疑人而被侦查之时，当赵作海被作为杀害同村村民的犯罪嫌疑人而被起诉之时，当张高平叔侄被作为杀害搭车的同乡人的犯罪嫌疑人而被审理之时，摆在司法机关面前的问题就是这些案件不知不觉地就成了疑罪。面对类似的疑罪，我们的司法机关怎么办呢？
对此，大多数机关基本上都是采取“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的原则。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所谓“疑罪”，是指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两难情况。一般来讲，疑罪可以划分为三种情形：案件事实认定上的疑罪、犯罪性质认定上的疑罪、罪数与刑罚适用上的疑罪。对此，如果司法机关均以“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的原则处置，自然是最保险乃至最保守的办法。但是，这对被告人来说可能却是最可怕最危险的办法。事实证明，许多冤假错案都是因为如此而造成的。那么，我们的司法机关乃至全社会究竟应当如何理解“疑罪从无”呢？
首先，“疑罪从无”原则本来就是一项众所周知的司法原则。作为一项司法原则，“疑罪从无”原则首先来自于“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曾经是在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被作为一项思想原则提出来的。1764年7月，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首先提出了“无罪推定”的理论构想：“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随后，“无罪推定”原则逐渐被载入许多西方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当中或被国际性文件所采用，最后被国际社会确认为一项基本的刑事诉讼原则。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我国司法制度也开始将其吸收为一项重要司法原则。1996年我国首次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并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按照“无罪推定”原则，被告人在被法院依法判决有罪以前，应当视为无罪。因此，当被告人有疑罪而不能证明时，以无罪处理。也就是指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犯罪，既无法证实其有罪也无法证实其无罪的情况下，不认定被告人犯罪，从而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裁决结果。
其次，“疑罪从无”原则应当成为一种工作常态。我国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疑罪从轻”或“疑罪从挂”的现象，即对于事出有因又查无实据的疑难案件，先从轻处理或挂起来拖着，对已经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则实行长期关押不予释放。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如此修订规定，显然不仅确认“疑罪从无”原则既是无罪推定原则的重要派生规则，而且也是证据采信规则的重要法则。根据这些规则规定，证明有罪的责任应由控诉机关来承担。为此，控诉机关必须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以证明犯罪，如果不能证实犯罪或者依据收集到的证据定罪存在异议，则应当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裁定和处理，从而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不仅如此，还应当使其成为一种工作常态。正如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同志在《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一文中所言：我们必须坚持“疑罪从无”原则，指控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罪，就应当依法宣告无罪，不能再搞“疑罪从轻”“疑罪从挂”那一套；我们必须坚持证据的客观性与合法性相统一原则，查明认定存在非法证据的，就应当依法予以排除；特别是在适用死刑上不能存在任何的合理怀疑，在定罪和量刑的事实、证据上凡存在合理怀疑者，坚决不适用死刑。现在制度规定应当说比较完善了，关键看我们敢不敢于拿起法律制度武器，敢不敢于坚持原则。对于掌握审判权的法官而言，这不仅仅是个法律职业素养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品质问题。同时要看到，法律制度才是我们法院和法官真正的护身符、保护神。如果我们放弃原则，冤假错案一旦铸成，除了老老实实承担责任，没有谁能够救得了我们。
最后，“疑罪从无”原则能否造就一种崭新的司法环境。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作了很多具体的规定，让法律人为之欢欣鼓舞。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真正落实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措施和保障性条款，从而切实让“疑罪从无”原则完全落到实处。也就是不仅要让司法人员在思想上深入根除“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司法观念，也不仅要让“疑罪从无”原则成为一种工作常态，更重要的是要让“疑罪从无”原则真正造就一种全社会接受的司法环境。尽管“疑罪从无”原则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对刑事司法中的定罪量刑乃至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方面，已经逐渐被人接受。但是，这两个最基本的刑事司法功能在司法实践中乃至社会意义的理解上，未必已经达到全心全意的接受。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有时由于主客观原因，往往对有些案件的事实未能查得水落石出，因而出现了疑难问题。对于这类疑难案件，侦查机关往往比较消极，社会各界往往比较被动。于是，有专家认为，只有在一个事实上犯了罪的人，因为 “疑罪从无”而不是其它法外因素暂时没有受到法律追究，公众、社会舆论、被害人家属在揪心之余还能够理解并接受时，那才是 “疑罪从无”得以大行其道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杜绝像张氏叔侄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聂树斌案等冤案的发生。
由此看来，“疑罪从无”原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心理问题、文化问题。因为所谓“疑罪”，既可能涉及事实认定问题，也可能涉及法律适用问题，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司法机关乃至全社会法律评价与道德评判。
因为“疑罪从无”司法原则，不仅仅是一种为了解决刑事疑案的技术性手段和原则，而且还是一种折射我们在关注保护社会之外，能否接受事关每一位公民人权保障尤其是彰显现代刑事司法文明与进步的“有利被告”的思想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