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起源

Ⅰ 从刑事诉讼法治透视反对自证有罪原则 是怎么回事

一方面，惯用演绎法的权威主义法哲学派（注：这里所说的权威主义法哲学派和自由主义法哲学派两种“理想化类型”，只是在某种理论上的抽象设想和夸张化的“观念”或“模式”。在实际政治生活及意识形态中以及社会人类学中，并不存在上述纯粹的绝对化的形式。而是在法庭审判中，立法以及警察的职权行为中常常呈现出对两种模式的倾向性。）教条式地推断：所谓法律是被强加于所有法律主体之上的一系列实体性规则。这一传统观念将法律程序充其量看作是实施实体法的辅助性工具，而实体法，正如大陆法系一直强调法律的实体方面一样，则是国家专政权力机构发出的不容置疑的指令。（注：在这里需要对法律的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并列的观点从程序法的价值上作进一步解释。第一，不要把程序规范与实体规范之间最显著的区别误认作是理所当然的和不证自明的事；第二，问题在于法律是如何通过实体与程序两种规范而实现的，而不是仅通过其中某种规范单独实现的；第三，问题的焦点在于对法律在社会关系中真正的职能作出较之通常的假定更深入和恰当的认识。）正如凯尔森所言：法律的职能是对社会生活中人们相互之间的对抗性关系所导致的非正常的、不合逻辑的、无理性的无秩序的结果所实施的强制性命令。（注：参见凯尔森（kelsen）：《纯粹理论的法律》，加州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另一方面，一向具有探索精神的自由主义法哲学派（注：参见昂格（ynger）：《知识和政治》，纽约自由出版社，1974年版，第63—144页。）从不墨守成规，他们以归纳法合乎实际地认为：所谓法律是为了解决各种冲突而使用的救济手段。（注：译者注：自由法哲学派，是对当时盛行于欧洲大陆的概念法学和司法中的形而上学的反叛，其观点的主要特征是：成文法并非法的唯一渊源，重视社会现实中的活法的作用，主张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允许法官依据正义原则加惯例自由地创制法律规则。）自由主义法哲学派对法律职能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少了些妄想而多了些生机。它把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作为法律的首要目的，而把当前的实体性规则作为诉讼程序次要的铺垫。程序法追随实体规范的同时，也在反作用并检验实体法，以及创造性地或反其道地运用之。只有在这种法律传统中，霍姆斯法官才可能公然声称：“法律的生命不在于其逻辑性，而在于其经验性！”然而，程序法的功效不仅于此，其最核心的也是最易被人们忽视的职能在于：规范和限制国家公共权力的运用。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程序法具有非依赖于实体法的独立价值。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就法律传统而言，两种法哲学（注：也可以说“两种刑事诉讼模式”。）相比较哪一种更为正确和合理，也就是说哪一种更能充分地体现法律的职能所在。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作为公法的一个分支，并不具有法律的典型意义。因为从起源来看，所有法律都源于私人冲突。（注：gumplowitz.dp.cit，n.11. ）私人冲突才是典型的法律关系。所有的实体法从形成之时起，其职能取向就是为了阻止违反契约等私人冲突的发生和补救民事侵权等行为造成的后果，法的公共职能实质上是从这些原始职能中派生出来的。 （注：参见 von bar：《罗马刑法史》（波士顿1916）。虽然von bar 对此未能专门地说明，但书中显示出罗马帝王，特别是奥古斯都大帝对已建树起的私法概念和制度结构进行开拓，并以惩处判国罪为开端在其私法中强行植入刑罚功能。而在此之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在中世纪一些国家的法律中，人身伤害等行为仍被规定为民事侵权行为。具体内容参见h ·伯尔曼（berman）：《西方法律传统的变革》（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而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国家机器的基本要素和维护社会安定的必要武器，并非随着国家产生就具有法律的职能。确切地说，只有当国家在法庭审判的对抗性诉讼过程中，作为一个在程序上与罪犯平等的当事人出现时，它的强制约束力才能具有法律职能。在历史上，英国的大宪章（1215年）和贝卡利亚的《犯罪与刑罚》（1764年）（注：切萨里·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bobbs—merill出版有限公司，纽约，1965年）。） 是这一认识发展的里程碑。显而易见，受大宪章等国家宪法调整的民主国家制定的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与专制国家的刑法典与刑事诉讼法典相比，虽然在表面上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但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在民主国家里，刑事诉讼必然通过对抗性司法程序进行，国家在原则上处于原告的地位，面对法官和陪审团接受审判；而在专制国家里，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只是由国家一手操纵的镇压工具-一个所谓裁决私人冲突的欺骗性赝品罢了。

为了更简单地回答这个理想化问题，我们可以进行如下两种假设，它们分别代表纠问式和对抗式刑事诉讼模式的极端化情形。首先，让我们假设，在一种极端化纠问式模式中，法律是权力至上和万能的上帝主持正义的工具，那么主持正义所依据的实体性规则就代表了一种“绝对道德”，而程序仅仅是执行这些道德规则的工具。显然，上帝对人间的一切事实都能够直接感知和认识，认定事实对于无所不知的神圣权威简直是易如反掌，他在转瞬之间就可以判明其中的错综复杂并作出裁决，用代表着“绝对道德”的规则对违反正义的行为进行惩罚。所以，在上帝的裁决过程中，任何形式的程序都显得多余。其次，与以上极端化的纠问式模式相反，我们可以假设一种更接近人类的境况来反映对抗式模式。在斐济岛或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原始森林里生活着原始共同体，其社会成员之间时常发生冲突。共同体通过让冲突双方进行角斗来解决争端。事实上，此处正义的裁判就取决于体力的强弱。因为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使社会的群体关系转变成为个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必须用一些“规则”对个体的行为加以约束。

国家及其诉讼制度自其产生之时就是为了禁止借助武力解决个人冲突。（注：罗马《12铜表法》（leges odecim tabularum）第一条规则是：“如果你被传唤出庭，你必须去！”该条款基本的法律含义是：（1）所有冲突应通过合法程序加以解决；（2）禁止采用“自助”，被告人必须出庭经过审判后才能定罪和处罚，这已成为当今社会一个重要的程序规则，不允许有例外。帕舒坎尼斯在其著名的论著《法律与马克思主义》（ink links，伦敦出版社，1978年，第166页）中，对罗马法这一规则做了生动的分析。然而，他所引证的龚普洛维奇（gumplowitz）著述《公民权利和社会主义》（innsbruck，1881）中的论断（p145， n，16）：“所有的法律都产生于个人间的争纷”，这是我们最初的前提之一。作为平等（无武力）的当事人间的对抗程序的民事诉讼是解决社会争端的原本方式。而刑事诉讼则是从民事诉讼这种形式中演化出来的。）禁止使用武力解决冲突这一规则在职能方面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证明这一点也并非难事。首先，假设国家不复存在，这一规则也被破坏殆尽，社会上的武力就会四处泛滥，出现混乱的无政府主义；其次，假设任何冲突都诉诸武力这一社会倒退方式来解决的话，法律程序就会成为多余之物。上述两点也反过来说明了国家必须集中控制武力的使用，同时，国家必须制定法律，并依法通过司法裁判来解决冲突，以替代以武力解决冲突。

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公正作为武力的替代品，意味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开始控制社会，与之相关的是智能、创造力、道德规范等价值观念。而任意地使用武力解决冲突将可能使社会文明的发展毁于一旦，所有这些价值观念都会被战争和无政府的混乱所湮灭。换言之，法律本质并不是一系列得到正面认可的规则，或法哲学家致力去建立其他定义。反之，法律的本质是否定的。它仅仅是为了防止武力的使用。法律就是以“公正”一词所蕴涵的逻辑的力量去代替武力的逻辑。然而，关键并不在于公正的逻辑，因为即使法律毫无逻辑和正义可言，它也会执行其社会职能。（注：参见凯尔森，op.cit.n.3.）福科（foucault ）说国家或世界的和平仅仅是连续宣战的结果。法律，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对社会上那些诉诸武力解决问题的人宣战。国家制定出对武力有威慑力的各项刑事法律，以法律为武器，象持着德莫克利斯的剑一样向社会上的任何冲突宣战。

可以看到，自然的争斗是程序和实体的有机合成，如：战争、原始竞技等，在程序和实体规则之间没有人为的分隔。对于自然争斗而言，所谓的程序就是战斗或运动本身，而判断输赢的实体标准也是竞技的一部分。

但是国家的建立，自然争斗的替代者-法律程序的产生，使自然争斗被杜绝。冲突的解决分化为两方面：程序和实体。比如：谁是最好的网球选手，事实上不再是由打比赛决定（禁止自助），而是由人为的仲裁来决定。这些人为的仲裁包括特殊的裁决程序和程序中所使用的实体标准，如，速度、灵活性、耐力等。
当然，一定会有人谴责：“法律并非体育比赛。”但说话的人并未考虑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事实是否是“体育比赛”。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任何的冲突和争斗本质上都相当于一场“体育比赛”。在这种富有试验性的比赛中，当事人双方都各持胜券在握的假定相互对峙、争斗。
从某种程度上准确地说，在法理学中，将法律隐喻作“体育比赛”是有一定的根据的。霍姆斯的基本自由假定认为：法律的首要职能是取代以下各种对抗性关系中的“试验性方法”（武力），包括个人当事人之间（以私法取代），以及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以国际公法取代）的对抗性关系中的“试验性方法”（武力）。

在用法律取代武力解决冲突的某些场合下，我们可以看到程序作用的优势（协商、调解、裁决、外交谈判）与实体意义的消弱（公正、道德等）。当然，对于解决国际间冲突的实体法标准的缺失，其原由很简单，因为在冲突双方之外没有第三国（超主权国家）来强行维持和平（实体法标准的代理）。

上述内容表明：首先，程序的第一性和实体的第二性；其次，法律的首要职能在于达到程序性的和谐，相比之下，逻辑和实体正义的成分处于第二位；第三，事实上，诉讼程序并非“体育比赛”，而是以自主的法理实体逻辑通过程序取代了比赛中的武力试验逻辑。以公正的逻辑代替武力的逻辑是法律本质的全部所在。其维护社会安定的实体功效是根据在诉讼中排除武力的程度而定的，也就是说，只有武力被排除在程序之外，程序才是合法的。

因此，在遵循这一首要规则的基础上，替代武力解决冲突的各种法律程序随之产生。而从诉讼程序中衍生出的实体规则（由此也产生了人们对实体“正义”的错觉）则居第三位。给人们以“正义的观念”的实体规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律”，实质上，它是人们在运用逻辑方法解决冲突的长期司法程序中的经验积累。
随着文明的发展，国家作为禁止诉诸武力的保证人和武力的垄断者，同时它又是法律程序中的当事人。就事实上来看，国家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武力，但在法律上，为了维护正当的程序，国家必须杜绝使用武力。由此，国家才需要程序法来防止自己成为强权压服者，而反对自证有罪原则便成为制约司法专横的武器。

Ⅱ 口供的起源及发展是什么

其实我们常说的口供，就是某一个人说自己或者是坦白自己犯错误的一个经历，
只要人们开始犯错的时候，就开始有口供的出现。

Ⅲ 传闻证据规则的起源发展

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英美对抗式的庭审方式，由于刑事回诉讼中有关证据的部分答基本未作改动，特别是与对抗式庭审相适应的证据规则尚告阙如，因而，刑事审判不得不面对操作性规则缺乏的困境，举证、采证、质证和认证程序都在一种相对无序中进行。制定相应的证据规则，以规范法官审查运用证据过程，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
证据规则来源于英美法系证据制度，因而在制定中国证据规则的时候，必须先从理论上研究英美证据规则的深刻内涵，解析其对程序运行的基本功能，才能结合中国诉讼制度改革的实际情况，为我所用。诚然，在证据法立法的酝酿过程中，证据规则的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在研究中，诸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似乎已成老生常谈，但是对构成英美证据法中最重要证据规则之一（曾被称为“英美证据法之基石”）的传闻证据规则，却鲜有人涉足，探讨也不够深入。然而，该规则对于完善中国诉讼制度和改革证据制度的现实意义却不容忽视。

Ⅳ 中国法制史的主要内容

第一讲 中国历代立法制度

一、中国法制的起源

二、中国法制的类型中国法制史的发展，经历了奴隶制时期，封建制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每一时期，出现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不同类型的法制。

三、中国历代法制的思想法制思想指导了某一个时代的法制，也就指导了某一个时代的立法和司法，所以应对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一）夏、商、西周的法制思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天命神权的思想。夏朝，“奉天罚罪”，商朝，除此还有“君权神授”，在西周，出现新的天命观，就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同时还加上了宗法思想“亲亲、尊尊”。

（二）春秋春秋时期是过渡时期，这时期的法制思想特点用夫子的话来讲，就是“礼崩乐坏”，从礼制思想向法制思想过渡。

（三）战国及其战国以后的秦朝这个时期的法制思想主要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等人，主要观点为“重刑轻罪”，“刑无等级”，“事断于法”，等等。这一时期，列国争雄，由于法家思想是积极进取的思想，讲耕战，依法治国，刑无等级，所以被采用。

（四）西汉及以后（重点）

1．西汉初期不再采用法家的法制思想，改用黄老思想（黄帝，老聃），也就是道家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这时期的法制思想为“轻徭薄赋，约法省刑，安定百姓，与民休息”。因为用法家思想取天下，是可以的，而无法用以守天下。而且，经过秦末战乱，土地荒芜，百姓不堪重负，所以要用黄老思想安定百姓，巩固统治。这一时期，经历了高祖，文帝，惠帝，景帝几代帝王。

2．西汉中期汉武帝当政的时候，汉武帝希望建立大一统的局面，需要大一统的思想。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这时的儒家思想不同于孔孟之儒。按照宋朝的儒生的观点，称此为杂儒。这时的儒家思想，融合了儒家的德、礼、教和法家的政、刑、罚等思想，还搀杂了阴阳家等其他的思想。所以这时的法制思想可以概括为“德主刑辅，礼法并用”。这一思想对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乃至近代社会影响深远。

四、中国历史上的各类法律形式（主要介绍1840年以前的法律形式）

（一）习惯法

（二）刑、辟、法、律、条画、条例（可以归到法一类）

夏、商、周三代用“刑”，有时用“辟”，还有时“刑辟”连用；春秋时期用“法”；战国商鞅时，改“法”为“律”，对后世影响深远；元朝称为“条画”；明清时期把单行的法称为“条例”。

（三）誓、诰、命、遗训、令、制、诏、敕、条格、谕（属于令的一类）

（四）课、科、格（指具体的法律形式）

如牛羊课，讲如何养牛羊的具体规定。秦有课，汉有科条，南北朝时期有麟趾格。

（五）程、式战国时秦国和秦朝时开始有，如《工人程》、《封诊式》，也是官府的具体法规。

（六）典、会典、则例（属于行政法一类）

（七）故事、廷行事、比、例、断例、判例（指的是各个时期对判例的不同称谓）

西周称故事，秦称廷行事，汉朝称比或决事比，例是泛称，宋朝称为断例，近代称判例。

（八）法律解释秦有法律答问；汉朝的大杜律，小杜律，郑氏章句；晋朝的张杜律；唐朝称为律疏。这个作为知识，一般掌握。

掌握几个朝代的主要法律形式，如汉朝的律、令、科、比；唐朝的律、令、格、式；宋朝的敕、令、格、式。

五、中国历史上的立法机关

（一）古代法自君出

（二）近代南京临时政府的参议院

第二讲 中国历代主要法律

一、奴隶制社会的主要法律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此外，注意郑国铸刑书；竹刑。

二、封建社会的主要法律

（一）战国时期——《法经》掌握其作者、篇目、意义，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最系统的封建法典。

（二）秦朝——《睡虎地秦墓竹简》

（三）汉朝——约法三章的原始意义；九章律；其余作一般性了解。

（四）三国、两晋、南北朝主要是分裂割据的时期，但法制建树较大1．魏律注意改具律为刑名2．晋律又称泰始律，分刑名为刑名和法例两篇。

3．南朝法律沿用晋律

4．北朝律

5．麟趾格改科为格

6．大统式提高式的地位

7．北齐律定律12篇，影响深远；合刑名、法例为名例律；规定重罪十条；规范刑罚。

注意从战国法经的具法；战国秦以及秦汉的具律；到曹魏时改为刑名；到晋律中分为刑名和法例两篇；北齐律又合为名例律的发展过程。

8．北周律建树不大（五）隋

1．开皇律定十恶；定五刑（笞、杖、徒、流、死）

2．大业律（六）唐（七）五代（略）

（八）宋掌握宋刑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刷的法典；编敕；编例（九）元

1．《至元新格》元朝第一部法律2．《风宪宏纲》有关纲纪、吏治3．《大元通制》元朝比较完备的法律4．《元典章》地方官府所汇的法律5．《至正条格》最后一部（十）明1．《大明律》改篇目为7篇，被后世沿用。

2．明大诰重典治民，重典治吏的体现3．大明会典（十一）清1．《大清律例》共7篇，436条2．《大清会典》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太平天国1．《天朝田亩制度》体现平等、平均的思想。

2．《太平刑律》主要规定太平天国所定的一些罪名和一些刑罚。

3．《资政新篇》超前的成分很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战乱的环境下，无法实现。

（二）清末（1840——1912年）

1．宪法性法律钦定宪法大纲；十九信条

2．刑法大清现行刑律的特点：根据大清律例删改而成；对民事条款予以分出，不再科刑；解除同姓相婚的禁令。它是过渡性的刑律。

大清新刑律是新型刑律。分总则和分则两编；规定了新式的刑法原则；规定新刑罚，区分主刑，从刑；规定了一些新罪名。这些内容要重点掌握。

3．民律草案共五编，1911年完成，未及公布实行。

4．商律（略）

5．《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

6．《法院编制法》规定各级审判厅的设置，实行四级三审制。

（三）南京临时政府

1．宪法性法律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重点掌握：背景，公布时间，五点内容，三个特点，意义；

（2）不要认为是孙中山亲自制定的第一部正式宪法——孙中山没有亲自制定；也不是第一部正式宪法（尽管革命派说相当于宪法，但毕竟不是宪法）。

2．其他法令：保护人权，保护私产，废除陋习，保护华侨，废除刑讯逼供，废除体罚，反对株连等。（大体上看一下）

（四）北洋政府（1912-1928）

1．宪法性法律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天坛宪草）

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

中华民国宪法（贿选宪法）（1923年10月10号）：它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正式宪法——虽然在程序上是贿赂的结果，但在形式上和名称上，并非一无是处。

2．刑事法律暂行新刑律：基础是《大清新刑律》，其刑法原则，刑罚制度都一样，仅仅把一些帝制下的用语，改成民国下的用语。

（五）国民政府1．宪法性法律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党治下的产物，其基本精神是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虽于1936年5月5号公布了，但没有实施，理由是日本侵华使得没有条件实施。

中华民国宪法：了解基本内容及条文。

2．民法五编。注意与清朝的五编（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不一样，而是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采取国家本位主义和民商合一制，大量抄袭外国的。

3．刑法1928年和1935年两部。新的内容主要是规定了保安处分。

4．民事诉讼法注意其当事人进行主义。

5．刑事诉讼法注意自由心证原则。

其他如行政法和法院组织法，一般性了解。

（六）人民民主政权

1．工农民主政权时期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制定的第一部宪法性法律文件，其特点是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规定的政治制度是工农兵代表大会制。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主要掌握它反映了一些左倾的影响，即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2．抗日民主政权时期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为代表规定的参议会制。

3．人民民主政权时期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最大的建树是规定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奠定了以后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基础。

第三讲 中国历代刑事法制一、罪名

1．昏、墨、贼、杀（夏）

2．寇攘奸宄（西周）

3．五过之疵：审判官在五等过失免人之罪时所出现的五种弊病：惟官（旧僚属）

惟反（恩人）

惟内（亲属）

惟货（行贿）

惟来（故交），从而把不该开脱的人开脱了，这要以开脱之罪治之。（西周）

4．漏泄省中语：泄密（汉）

5．重罪十条（北齐）

6．十恶（隋开皇律）

二、刑罚旧五刑；新五刑（笞、杖、徒、流、死）；清末过渡刑罚（现行刑律规定的：罚金、徒、 流、遣、死）；近代刑罚（主刑：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从刑）

三、刑法原则

1．区分过失和故意：惟眚和非眚（眚即过失）（西周）

2．区分偶犯和惯犯：惟终和非终（西周）

3．区分主犯和从犯：造意和非造意（汉）

4．罪疑惟轻（吕刑）

5．株连：缘坐（株连亲属）；连坐（株连非亲属）

6．赎：也可以认为是刑罚，区别罚金

7．宽严适中

8．诉讼时效和法律时效

9．因时因地制宜：“刑罚世轻世重”（因时）；“三国三典”（因地）：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

10．老幼残疾犯罪减免刑罚

11．据实定罪和论心（动机）定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至唐朝之前的春秋决狱，特别强调当事人的动机。

12．考虑犯罪的情节和认罪的态度

13．类推：吕刑中的“上下比罪”，一直沿用到新刑法的颁布前。

14．正当防卫原则：最早可以推到西周

15．诬告反坐：最早起码可追溯到战国的秦国

16．更犯（累犯）加重

17．数罪并罚

18．自首减刑或免刑

19．上请（请）：某些人的犯罪和某些情况下的犯罪必须报请皇帝裁决的原则，起源于西汉汉高祖刘邦，一直到清朝。

20．议（八议）：周礼中有“八辟”，三国《曹魏律》始入律；八种贵族官僚犯罪可免死，一般犯罪可减等；亲故贤能功勤贵宾。重点

21．亲亲得相首匿（汉）和同居有罪相为隐（唐朝及以后）：后者的范围更大，甚至包括部曲和奴婢。其共同的理论源头：孔子的父子相隐的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重视伦理的特点

22．五服治罪：晋律首先将服制作为定罪量刑的规定。

23．区分公罪和私罪（唐律）：前者是官吏因公事而犯，可以从轻处罚，保障官吏积极履行公务；后者是官吏因私事或因假公济私而犯，要从严惩处，打击官吏徇私枉法和贪赃枉法。

24．官当：用官品抵销刑罚。最早由南朝的陈律规定下来，在后来唐律和宋律中也有反映，但在明清律中就没有了。因为当徒刑的比较多，故又称“以官当徒”，但不仅仅是这样。

25．外国人在中国犯罪的处理原则：唐律：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表现了既尊重外国习俗和法律的友好态度，又坚决维护主权的精神。原因在于唐的强大。）明朝：化外人犯罪以律拟断。清末：《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首先攫取领事裁判权；大清新刑律第八条承认了领事裁判权；1943年才真正废除。

26．同罪异罚：在我国存在了很久，从奴隶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甚至民主政权时期，都有此类规定。

27．罪刑法定：最先由大清新刑律规定

第四讲中国历代民事法制

一、所有权制度（主要是土地所有权问题）

（一）奴隶制时期土地王有制，土地不可以买卖。

（二）封建制时期私田可以买卖，国家保有一部分官田。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在民法的物权编里具体规定。

二、契约

（一）奴隶制时期西周时期买卖契约：质，剂；借贷契约：傅别

（二）封建社会（略）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略）

三、婚姻制度历史上变化不大掌握内容：六礼的内容和影响。在这部分，教材上的第七到第十二部分属于误印，应删去。同姓不婚的内容和目的。目的:生育健康的后代；附远，扩大本家族的势力；厚别，严格区别同宗，防止紊乱纲常。这一规定影响深远，到大清现行刑律才开禁。七去和三不去的具体内容。

四、家庭制度：父权制、夫权制五、继承制度：嫡长子继承制度（始于西周成王后），与古代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婚姻家庭制度有关。

第五讲 中国历代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

（一）奴隶制社会传说的成分较重。西周的内容较肯定，西周的大司寇，小司寇，士师。

（二）封建制社会战国时期：秦的廷尉；齐的大理；楚国的廷理。

秦朝至南北朝的北齐前：基本上是廷尉。

北齐改为大理寺。在隋、唐、宋时期，主要是三法司，大理寺负责审判，刑部负责复核，御史台负责监察。元朝较特殊。在明清时期，大理寺负责复核，刑部负责审判，都察院负责监察。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主要类型：清末，中央刑部改为法部，负责司法行政；大理寺改为大理院，负责审判。地方省设高等审判厅，府设地方审判厅，县设初级审判厅。审级制度为四级三审。与此相对应，设立了四级检察机关，分别是总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初级检察厅。北洋政府普通法院的设置与清末相同，北洋政府实行审检合一制，在各级审判厅设立各级检察厅。在中华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审判机关中央设最高法院，省设高等法院，县市设地方法院，实行三级三审制。人民民主政权时期设置较复杂。

注意隋唐和明清三法司的区别；廷尉到大理寺的变化；清末，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变化。

第六讲中国历代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

二、诉讼制度

（一）奴隶制社会重点掌握五听

（二）封建制社会重点掌握：秦的公室告和非公室告。汉朝的秋冬行刑，春秋决狱。登闻鼓制度确立于西晋。北魏开始实行死刑奏报制度。明清时期的三司会审，九卿圆审，热审，秋审，朝审及厂卫制度。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重点掌握领事裁判权、会审公廨。

此外掌握马锡五审判方式。
中国古代主要立法思想概述
一、夏商时期

1、“天讨”、“天罚”的神权政治法律观

二、西周时期

1、“以德配天”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2、“明得慎罚”的法律主张。

三、秦朝
1、法自君出，君主独断。
2、以法为本，严刑峻罚。
3、统一法律法令，注重法律宣传。

三、汉朝

1、“与民休息”、“宽省刑罚”的指导思想。
2、“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指导思想。

四、隋初的立法思想

1、 以德为主，德刑并用的正统法律思想。（以轻代重，化死为生。）
2、 严格执行法律，依法办事，不徇私情，也是隋初君臣的法律思想之一。

五、唐朝
1、“德本刑用”的指导思想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2、立法要求宽简、稳定、划一的思想。
3、严格守法与执法的思想。

六、宋代

1、 重惩“贼盗”的法制指导思想。主张采用重法，使用酷刑严厉镇压“贼盗”犯罪。“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
2、 强干弱枝，集权中央。

七、元代

1、 参照唐宋之制，附会汉法。
2、 沿用本民族习惯法。

八、明代

1、 朱元璋重典治乱的思想。
2、 “重典治吏”与“重典治民”的思想。
3、 礼法并用的指导思想。

九、清代
1、清初“详译明律，参与国制”的立法思想。
2、“参汉酎金”的立法思想。

Ⅳ 两大法系刑事诉讼模式的区别和联系

法系是指根据各国法律的特点和历史传统等外部特征进行分类将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法律传统、法律制度的若干国家的法律划为同一法系。在当代一百多个国家中，有两个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法系，即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前者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后者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自20世纪以来，上述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互相借鉴、吸收或融合，但由于法律的传统、文化和习惯的不同，客观上仍然各自具有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法律形式上的特点

英美法系发源于英国，自11世纪起，以中世纪英国普通法的概念和原则为基础、根据资本主义的需要重新解释和改造而成。

英美法系以判例法（Caselaw）为主，英美国家高级法院的判例是重要的法律渊源之一。适用判例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即“遵照先例”（starede~isis）的原则，下级法院必须遵守上级法院的判例，尤其必须遵守最高法院的判例，因而判例实际上起着法律的作用。20世纪下半叶以来，英美法系国家也加强了议会立法和修订原有立法，如英国《1965年证人出庭法》、《1974年陪审团法》、《1976年保释法》、《1980年治安法院法》、《1985年犯罪起诉法》、《1995年刑事上诉法》等；美国《1975年联邦刑事诉讼规则》、《1983年联邦司法官审理轻微犯罪程序规则》、《1984年联邦保释改革法》以及各州的立法，如《纽约州刑事诉讼法典》等，但是上述议会立法或国会立法，多系单行法，不是统一的法典。

大陆法系以罗马法为基础，盛行于欧洲大陆诸国，以后又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大陆法系以成文法典为主，实体法与程序法分开，既有总则又有分则，内容比较严谨，形式比较完整。在古罗马，查士丁尼[1]就禁止法官引用判例，当然法官更无权造法（1awmaking）。直到如今，1804年《拿破仑法典》第5条仍然是大陆法系国家公认的一个原则，该条规定：“审判员对于其审理的案件，不得用确立一般规则的方式进行判决。”[2]因此，成文法才是大陆法系法官判决案件的依据，判例仅供参考而已。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分卷首和五卷，共803条，《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分8编，共477条；《日本刑事诉讼法》分7编，共506条和附则；《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分11编，共746条；都自成体系，比较严谨和完整。

二、侦查程序的特点

英美法系的侦查由警察机关负责。现代的警察机关起源于英国，于1829年9月由当时担任内政大臣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伦敦创建，负责维持社会治安和侦查刑事犯罪。美国于1845年依照英国的模式在纽约市建立起第一个警察机关。这一模式还对世界上许多国家产生过影响。英国警察机关根据1984年制定的《警察机关与刑事证据法》开展对犯罪的侦查[3].英国警察机关具有较广泛的询问权，警察机关为了了解案情和收集证据，可以询问任何人，而不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但除了成文法有特别规定的（如恐怖主义分子）以外，被询问人可以拒绝回答。自1991年起，警察机关询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用同一部机器同时录制两盘录音带和录像带，不许复制，一盘供诉讼中使用，一盘封存，如果以后在法庭审理时，被告人及其律师对警察机关的录音、录像记录提出异议，就可以由法官主持，当众启封另一盘进行对比，以核实口供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当警察机关认为被询问人确有犯罪嫌疑时，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即可以不开口说任何话。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沉默权问题上，英国已有所变化，虽然《1994年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仍保留沉默权，但在某些法定的情况下的沉默，法庭或陪审团可以对此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推论[4].此外，为了提高侦查和鉴别犯罪的技术手段，英国向警察机关投资1.07亿英镑，扩大建设含300余万件样品的脱氧核糖核酸（DNA）数据库，计划到2004年用于对所有犯罪进行DNA鉴定。[5]在美国，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是一项宪法性权利，并且通过判例规定警察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其律师必须在场，否则，该证据应当排除，不得作为证据采用。在侦查阶段，英美的警察机关还有权采取搜查、扣押、有证逮捕和无证逮捕等强制措施。同时，英美在侦查阶段对保释的运用比较广泛，即除了具有社会危险性的重罪、逃犯和曾经违反过保释规定的以外，一般的轻罪嫌疑人均可在提供担保、承诺随传随到和履行必要的手续后予以释放。

大陆法系国家负责侦查的司法警察要受检察官或预审法官的领导或指挥。法国的预审法官是从法官中选出任命的，任期3年。预审法官有两项主要职能，一是领导、指挥侦查，二是有权签发传票、拘票、拘留证或逮捕证[6].德国的检察官领导和指挥警察的侦查，但一般案件仍由警察机关进行侦查，案情基本查清之后，移送给检察官，检察官可以要求警察机关补充调查证据[7].日本法律赋予犯罪侦查权的有检察官、检察事务官和司法警察职员，三者无明确分工，但检察官对司法警察职员有指示、指挥权[8].意大利规定，在初期侦查阶段，由检察官领导侦查工作并且直接调动司法警察。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或继续危害社会，大陆法系各国均有搜查、扣押、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但在名称和分类上有所不同。关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在拘留20小时以后，被拘留人可以要求会见律师。”[9]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被指控人可以在程序的任何阶段委托辩护人。”[10]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或者被疑人，可以随时选任辩护人。被告人或者被疑人的法定代理人、保佐人、配偶、直系亲属及兄弟姐妹，可以独立选任辩护人。”[11]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在初期侦查阶段，即48小时之内应讯问嫌疑人，同时应告知他有权委托律师，与律师会见和通讯。”[12]

三、起诉程序的特点

英国在传统上是由警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权限和作用较小。1985年5月英国议会通过了《犯罪起诉法》，该法规定自1986年1月1日起，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设立皇家检控署（CrownProsecutionService），[13]强化了检察官在公诉中的作用，即警察机关在案件侦查终结以后，认为应该起诉的案件，必须移送检察机关，由检察官独立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这明显是吸收大陆法系的制度和做法。

美国起诉有两种形式，一是经大陪审团（由16至23人组成）审查后批准的起诉书（indictment），二是检察官提出的告发书（information）。联邦和半数的州规定重罪案件必须由大陪审团决定是否批准起诉。在起诉书或告发书送达法院以后，法院应迅速及时安排传讯。如果被告人作认罪答辩，而且法官确信该答辩系出于自愿，被告人懂得其后果和意义，在一般情况下法院不再开庭，法官可以迳行判决。如果被告人作无罪答辩，法院将安排开庭审理。基于此，审前程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许多案件在审前程序阶段已经解决，只有少部分案件才进入开庭审理程序，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辩诉交易（又称答辩谈判、答辩协议）在美国合法化以后更是如此，即起诉方和被告方律师在庭外进行磋商或谈判，如果被告方满足起诉方的要求作认罪答辩，检察官则作出撤销部分指控、降格指控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刑的承诺，即控辩双方达成辩诉交易；法院如果接受该辩诉交易，将在定罪和判刑中体现辩诉交易的内容；法院如果拒绝该辩诉交易，则应将这一事实记录在卷，通知双方当事人，并给被告人以撤回其答辩的机会，而且要告知被告人如果仍然作认罪答辩，案件的最终处理可能比辩诉交易所期待的更为不利于被告人。

检察官制度始于14世纪的法国，因此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及其制度比较完备。法国的检察官一般派驻于各级法院内，实行检察官一体原则，即同一级检察官系统的检察官相互之间可以调换。法国没有自诉案件，公诉案件均由检察官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但重罪案件必须经过两级预审，即预审法官预审和上诉法院刑事审查庭预审，经刑事审查庭裁定起诉，重罪法庭才能受理。德国的起诉不作为一个独立的程序，而是与侦查共同组成审判前程序。德国的检察机关对应设置在各级法院内。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除了8类轻微的刑事案件为自诉案件以外，都是公诉案件。德国在刑事诉讼中一直实行法制原则（又称起诉法定原则），自20世纪60年代又引入机会原则（又称起诉便宜原则），即赋予检察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用以撤销案件或者决定不起诉。从80年代以来，提起公诉的案件不到案件总数的20％。日本没有自诉案件，实行国家追诉主义、起诉垄断主义（一律由检察官提起）和起诉便宜主义（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节和犯罪后的情况，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提起公诉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即只能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具有法定格式的起诉书，而不得载人可能使法官对案件产生预断的文书和证物。意大利的检察官派驻于各级法院内，由于检察官领导初期侦查，因此有一个快速的审查程序即初步庭审阶段，由法官主持该程序，检察官、被害人及其代理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参加，但证人不参加。初步庭审结束，法官可以决定提起诉讼并发出审判令外，还可以宣告不追诉判决，对后者，任何一方均可提出上诉。决定提起公诉以后，与意大利旧刑事诉讼法典不同的一点是，新法对移送至法院的案卷材料作了很大的限制，许多证据由当事人在庭审时当庭提出。起诉以后，检察官可变更或增加指控的内容，但要给予被告方以充分的辩护机会。

四、审判程序的特点

英美法系实行当事人主义，庭审采用对抗制（adversary sys-tern），即原告、被告双方地位平等，权利相同，控、辩双方就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证据以支持本方的主张，申辩事实并进行辩论，法官负责主持庭审，不主动调查证据；参加庭审的陪审员（juror），负责判断证据，认定事实，庭审结束后，由法官向陪审团作总结提示，指出所控之罪的法律，该案的争议点、各种争议问题的证明责任归哪一方、不同问题所要求的证据的可靠程度等，然后陪审团进行秘密评议和表决；法官不参加评议，原则上要求12名陪审员一致作出有罪或者无罪裁断，实在不能取得一致，也至少要10名陪审员取得一致意见；在陪审团作出有罪裁断之后，法官负责适用法律和判刑。

英国和美国的正式审理程序基本相同，包括以下几个阶段：1.选定由12人组成陪审团；2.开庭陈述，先由起诉方，后由被告方在审判开始向法庭作陈述，即简述案情，说明准备提出的证人和证据要点；3.起诉方出示证据，证人逐个在法庭上就事实问题作证，同时法庭也可以出示物证、专家证人的证明，还可以让证人当庭鉴别文件、图片或其他物证；4.主询问（美国称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询问本方的证人即主询问（直接询问），由对方询问本方的证人即交叉询问；5.再次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如有必要可以进行第二轮询问；6.被告方提供证据，原则上不要求被告方提供证据，如果被告方希望作证，则同样要接受对方即起诉方的交叉询问；7.法庭辩论（美国称终结辩论），在陈述和提证的基础上，可以对证据加以评论；8.法官向陪审团作总结提示，包括适用于所控之罪的法律、各种争议问题的证明责任归哪一方等；9.陪审团退庭进行秘密评议；10.陪审团返回法庭宣布陪审裁断，如果陪审团宣布为无罪裁断，法官必须接受，被告人如系审前拘留，则应立即释放被告人，审理程序即告结束；如果陪审团宣布为有罪裁断，则以后由法官判刑。英美法系的判决书由法官个人署名作出，多数意见作为判例，判决书中必须写明判决理由，判决所用的推理形式多用归纳法。

大陆法系实行职权主义，庭审采用审问制（inquisitorial sys-tern）。审判长指挥整个庭审，由他主动询问当事人，主动追查犯罪，收集调查证据，按照审判长规定的次序，证人出庭依次作证，审判长还要向合议庭和诉讼双方出示物证、勘验报告、鉴定结论等。大陆法系的参审员（assessor）“[14]在法院执行职务期间，与法官有同等权利，即由法官和参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共同听审，共同评议，在判断证据、认定事实和判处刑罚上，均由法官和参审员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共同决定。

大陆法系国家的庭审程序虽已吸收英美法系的交叉询问和辩论原则，但仍有几点不同。1.强调法官在庭审中的指挥作用。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09条规定：“审判长有权维持法庭秩序和指导审判。”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38条规定：“审判长负责指挥审判。”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94条规定：“在公审期日的诉讼指挥，由审判长进行。”2.职业法官和参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法国的重罪法庭由3名职业法官和9名参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德国也是由职业法官和参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但参审员的人数各级法院有所不同。日本不实行陪审或参审制度。3.法官可以主动调查证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10条规定：“审判长享有自由裁量权，可以凭自己的荣誉和良心，采取自己认为有助于查明真相的任何措施。”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44条规定：“为了调查事实真相，法院应当依职权将证据调查延伸到所有的对于裁判具有意义的事实、证据上。”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98条规定：“检察官、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可以请求调查证据”，同时又规定“法院认为必要时，可以依职权调查证据。”现在，意大利的法庭审理以当事人为主而展开，但法官还有权调查新证据，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507条规定：“在取证结束后，如果确有必要，法官可以主动地决定调取新的证据材料。”大陆法系的判决书以法院的名义作出，推理的形式多用演绎法，法典中的有关规定是大前提，具体案由是小前提，最后推导出结论，即从一般法则推演到特殊事例而后获得结论。

当代西方国家刑事诉讼法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扩大和增设简易程序和其他速决程序。英国按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97％，美国（包括通过辩诉交易结案的）占90％，德国占85％以上，日本占94％，意大利新刑事诉讼法典增设了5种特别程序，为了鼓励被告人选用简易程序，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被告人选择简易程序，则减轻法定刑的的三分之一或者减少罚金的百分之五十。

五、救济程序的特点

由于主客观上的各种原因，法官作出的判决裁定，难免不会出现事实上或法律上的错误，因此各国有必要根据其审级制度，设计出各种救济程序加以补救，通常有上诉程序（包括事实上诉和法律上诉）、再审程序与监督程序。

英美法系的上诉程序，在上诉理由和审查范围上有更多更严格的限制。英美法系国家对于一审案件中被告人自愿作出有罪答辩（认罪答辩）的，一般不能就事实问题提出上诉，而只能就法律问题提出上诉。上诉审法院一般由法官合议，实行书面审，而且是法律审。少数案件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并且涉及有普遍意义的重大法律问题，才能上诉至最高审级。

大陆法系都有统一的刑事诉讼法典，对上诉程序的规定更为明确和完备，而且上诉制度与法院的审级制度密切相关，基本上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实行两审终审制的，以一次上诉为限；实行三审终审制的，第二审为事实审，第三审为法律审，如法国、德国和日本。

再审程序与监督程序，前者是对已生效的判决裁定，发现事实有错误而进行重新审理的程序，法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均有再审程序。后者是发现裁判有违背法律的错误而依法纠正的程序，英国的审判监督权由高等法院王座庭行使，总检察长和内政大臣也依法行使某些审判监督权，以纠正审判工作中的违法错误。英国还在伯明翰市还设有独立的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CriminalCasesReviewCommission），负责接受申诉并进行审查，如有新证据，认为可能有错误，则转上诉法院处理，至于如何认定，完全属上诉法院的权限。“[15]美国设有”调卷令“程序，当事人不服终审判决，经过特别申请，由联邦最高法院颁发调卷令，进行重新审查，不过获准者为数不多。大陆法系国家的监督审案件由最高法院管辖，统由检察总长提出，如法国和日本，日本的监督程序称非常上告，即检察总长在判决确定后发现案件的审判违背法令时，可以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告。

Ⅵ 中国国家与法的起源的特点

《中国国家与法的复起源》阐述中国制国家与法起源于黄帝时代，距今已有近五千年的历史，中华民族享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无愧为炎黄子孙。
《中国国家与法的起源》阐释了国家的定义与标准，为炎帝、黄帝创立中华文明帝国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并对国家起源的不同主张进行了商榷。
《中国国家与法的起源》还说明了法的定义与在古代“法定”的含义，介绍黄帝时代已经有法，并强调了苗民始创刑法。

作者简介
茅彭年，1986年，受国家教委委托，编写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刑事诉讼法教学案例选编》，担任主编。1992年任国家社会科学“七五”项目主持人，编写《中国律师制度研究》，任主编。1993年后陆续出版国家社科项目《贿赂犯罪研究》等26部著作。
曾受最高人民检察院委派到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深入司法实践，挂职一年。90年代，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特邀监察员8年。
1999～2006年，连续7年应邀到北京大学法学院给刑法学博士生讲授“中国刑事司法制度”课程，获得师生好评。

Ⅶ 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起源

一事不再理原则起源于罗马法的“诉权消耗”理论。所谓“诉权消耗”，是指所有诉权都会因诉讼系属而消耗，对同一诉权或请求权，不允许二次诉讼系属。诉讼系属是指因为诉的提起，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就有争议的法律关系受有管辖权的法院审判的状态。在诉讼已经发生诉讼系属后，到诉讼终结的时候止，称为在诉讼系属中。
古罗马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实际上包含了诉讼系属效力和判决的既判力双重内涵。在古罗马法中，案件的审理分为“法律审理”和“事实审理”两个阶段。原告先向法官提出告诉，就讼争进行陈述，被告进行申辩，然后由法官决定诉讼在法律上是否成立，是否应当受理，这就是“法律审理阶段”；如果是应当受理的讼争，就进入“事实审理阶段”，由选定的承审员进行审理，查明事实，作出判决。法律审理的终点是“证诉”，经过“证诉”，诉讼才能正式成立，案件才能系属于法院，同时原告的诉权即行消灭，不得再对同一案件起诉。此即“一案不二讼”，是一事不再理的第一重内涵。
但是虽然“证讼”产生的“一案不二讼”的效力可以制止原告对同一案件再次起诉，却不能阻止败诉的被告另行起诉，由于其在前诉中未行使诉权，“证诉”并不能消灭其权利，所以其败诉后可另行起诉，控告胜诉的原告，从而导致判决的不稳定。于是，为了维护判决的稳定，古罗马法学家在“一案不二讼”效力的基础上发展了判决的“既决案件”效力。 “既决案件”效力发生在案件的事实审理阶段，以判决作为终点。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对案件均不得再起诉。这是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第二重内涵。
另外，罗马人奉行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因为当时奉行的是神示证据规则，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的大小由神来判断，通过神的启示对争端作出裁判，因此该裁判代表着神的意志，由此法院的裁判在古罗马人眼中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一事不再理原则首先在民事诉讼中确立下来，后来在刑事诉讼中也适用。
现代刑事诉讼普遍将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被告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但由于理论基础和价值评判不同，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对该原则在适用上也有所不同。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直接接受了古罗马“既决案件”的理论，发展为既判力理论，强调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不再理”；而英美法系国家继承了古罗马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精髓，并将其发展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本文仅就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进行论述。
一事不再理原则起源于罗马法，近现代刑事诉讼法普遍将其作为保障被告人人权的一项诉讼权利。一事不再理原则，就是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的被告人，不得再次起诉和审理。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一项古老的诉讼原则一直延续至今，是基于现代刑事诉讼功能的多元化取向。

Ⅷ 刑事诉讼法中辩护的原则

《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内。”宪法第125条规容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因此辩护原则不仅是一项刑事诉讼原则，而且还是一条宪法原则。
一）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

我国法律规定被告人享有辩护权，是不附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没有“但书”规定的限制。这就表明：

Ⅸ 自证其罪的历史渊源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最早起源于英国，人们关于这一规则的斗争历经了数百年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英国12世纪的早期。根据中国政法大学易延友博士的考证，在1066年诺曼征服英国后，结束了英国法律不统一的状态，为了实现司法权的集中，威廉要求原有的司法机构根据国王的令状并以国王的名义进行审判，以防止其权力的扩大，同时又建立了由僧侣贵族及高级官吏组成的“御前会议”。起初，它只在国王安宁受到重大威胁而各地法院又无法满足正义的要求时才行使最高审判权；后来，它的司法职能受到重视，逐渐从中分离出一系列专门机构，分别行使皇家司法权，其中包括王座法院，这些法院的权力有所扩张。而当时在英国，教会是一个较有影响的政治组织，教会法院对教徒之间的纠纷有“专门”的管辖权，教徒之间的争议不得诉诸于普通法院。
在这种纠问式程序下，法官享有极大的职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享有任何诉讼权利，他们仅是被审讯和被拷问的对象。当时，英国的教会法院还设计了一套特殊的宣誓程序，这种宣誓程序要求被告人必须忠实地回答所有针对他提出的问题，由于当时被告人不会被告知指控他的具体内容，也不知道反对他的证据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种程序下，无论他怎么回答，都有可能被歪曲成证明他有罪的含义。如果他拒绝宣誓，或者未能提供受欢迎的可采性证据，他都将被判罪处刑；如果他未能说出真相，他还得承受被判伪证罪的风险，所以，一旦被告人进入了宣誓程序，他基本上是在劫难逃了。
当时的普通法院就是以此为借口来反对教会法院的，普通法院的法官们签署反对宗教官员主持的诉讼程序的人身保护令，来抵制教会法院的越权，后来一系列反对“宣誓程序”的成文法相继出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萌芽。美国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问题专家莱纳得·利维，在他所写的《第五修正的起源》一文中也指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是在两种对立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斗争中产生的，一边是支持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普通法，它逐步形成发展了不得被强迫回答可能导致自我归罪的权利（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另一边是罗马法传统以及适用审讯制度的英国教会法庭，它的执法者们强烈反对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
后来随着王权的兴起，普通法院在反对教会法院“宣誓程序”的同时，却相应发展出了自己的纠问程序，其中也包括纠问誓言的使用，这些经常体现于王座法院、星座法院和高等委员会的行为当中。这些法院受王室的直接支配，所以它们也经常运用誓言的纠问程序来迎合国王的主张。在1568年，普通上诉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戴尔在赐于一个被迫宣誓者以人身保护令时，他第一个公开反对在王室法院中进行这种宣誓，并提出了一句响亮的口号：“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提供反对他自己的证据”——这成为之后人们在赞同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时乐于称道的一句名言。
之后，当清教徒托马斯-卡特被指控犯有信仰上的罪行时，他认为进行宣誓是对一个人隐私的侵犯，也是对一个人良心的侵犯，还是对宗教教义的违反。不久，普通法和英国《大宪章》成为反对宣誓的首要理由。一位备受尊重的律师兼议员詹姆斯-莫里斯就认为，纠问誓言违背了普通法规则，也违背了《大宪章》第29条，因为该条宣称，刑诉程序应当由议会制定的法律来调整。据此，英国议会于1534年宣布禁止使用宣誓这种审判方式，同时取消了1401年以来允许教会法院中的主教使用纠问技术的法律，这些都反映了英国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斗争。
最后，议会取得了初步胜利，在17世纪初叶，英国法律朝着限制使用宣誓和纠问程序并确认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方向发展，当然，这也遭到了纠问程序的报复，“李尔本案件”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是：李尔本这个人，一生中曾多次受到过刑事指控：第一次是1637年，因为政治犯罪在星座法院受审，最后一次是因为叛国罪在普通法院受审（开始于1694年）。李尔本的名声主要来自他在最后一次审判中进行的精彩辩护，即主张被告人应当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以及陪审团应当同时裁决事实和法律问题；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有关的案件则是他第一次受审的审判。在这次审判中，李尔本因为涉嫌输入煽动性书籍进入英国，而遭到星座法院的指控，在审判中，李尔本对星座法院的指控予以否认，同时要求与控告者当面对质，并拒绝宣誓或回答任何“无礼的”提问，以免自己因回答这样的问题而受到伤害。具体地说，在这次审判中，李尔本主要是在两个地方行使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一是在“罪状认否程序”中，他宣称：“根据英格兰的法律，我不回答任何不利于我或关于我的问题”；第二次是在主审的凯博法官要求他辨认笔迹时，他拒绝看控方提交的文件，并且再次主张不回答任何问题，反而要求控方先证明其犯罪。
当时，星座法院不光不采纳他的要求，反而以此为由于1639年判决他藐视法庭罪，并将他投进监狱，同时对他处以肉体上的刑罚。李尔本在遭受鞭打时，他向一大群富有同情心的人宣讲纠问程序的坏处。正是李尔本这种大义凛然的态度，赢得了民众的同情与支持，使舆论倒向议会一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议会掌握了政权，并于1641年议会宣布李尔本案件的判决不合法，废除了星座法院和高等委员会，并且禁止在刑事案件中使用“依职权宣誓”。又过一年后，一个由12名盎格鲁主教组成的代表团向由清教徒控制的议会起诉，呼吁国王保护他们在上议院的豁免权，在这一案件的审理中，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被人们所主张；1688年，国王詹姆斯二世起诉七个主教违抗他关于取消所有反对极端主义法律的命令，在这个案件中，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在英国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自1688年在英国正式确立后，1848年通过的《约翰杰维斯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必须被告知在审判前的调查程序中有权拒绝回答问题，并且警告他，他在审判前审讯中所作的回答可以在审判中用作不利于他的证据；1898年通过的《英国刑事证据法》也规定，被告人在审判中享有不被强迫提供不利于自己证据的权利；1912年制定的《法官规则》也再次确认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告知他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否则因此而作的任何供述并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这里的“法官规则”在英国既不是法律也不是法官作出的判例，它是应警察部门的要求，由王座法庭的法官们制作的关于审讯犯罪嫌疑人程序的指南，对于警察的讯问行为具有实际上的约束力。这一规则在1912年制定时只有4条，1918年追加5条，1930年后又作过多次“补充说明”，1964年“法官规则”经过全面修改，与“补充说明”一起以内务部规章的形式公开发表，成为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制定以前，指导警察审讯犯罪嫌疑人活动的基本准则。在这些“规则”当中，都有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规定。也就是说，“法官规则”在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准据法》制定之前，具有实际上的法律效力，而在“法官规则”中又有大量的有关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规定。
在美国，尽管其最先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美国正式确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却不能说完全是受英国的影响。因为最先到达美洲大陆的人，大多是清教徒或者是被英国法院判刑的人，所以他们对自身的处境有切身的体会，坚决主张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这也是后来美国把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的重要原因。
由于美国是联邦制国家，不同的州也都有各自的“宪法”，所以到1780年代的时候，已经在九个的州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也就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即使后来通过的的人权法案，对此也作了明确的规定。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明确指出：“任何人……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后来的“米兰达规则”也就是从此发展起来的。
后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对这一宪法修正案进行了解释，它的主要内容有：（1）这一特权仅适用于刑事案件，它不仅包括实质上的导致自我归罪的陈述，而且包括所有可能导致自我归罪的其他证据；（2）这一特权不仅能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主张，而且能为证人所主张；（3）这一特权不仅可在侦查程序中主张，而且可在审判过程中主张；（4）这一特权限于为本人利益而主张，不能扩大适用于他人利益；（5）这一特权只适用于自然人，不适用于法人等。
而且，这一宪法的权利在各州中也可得到了适用实施，按照华尔兹先生的接受，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在各州适用中起关键作用的一个案件是发生于1964年的马洛伊诉霍根一案。在此案中，马洛伊这个人，以前曾在一个赌博的指控中被认定有罪，在他服刑之后，一位受法庭委托正在进行赌博活动调查的人将他传唤并询问，当调查人所问的问题涉及到马洛伊被判罪的事件时，马洛伊以“这可能归罪于我为理由”而拒绝回答，任命该调查人的州法院以“藐视法庭罪”对他判了刑。对此，马洛伊不服，上诉到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最终推翻了该下级法院的判决，认为调查人对马洛伊提出的问题与他曾犯过的罪相牵连，马如果回答将“可能会构成那足以使（他）与近期的犯罪联系起来的证据链中的一环，而且他可能仍会为该犯罪而受到追诉”；同时，最高法院还裁定：不仅各州法院要像联邦法院一样尊重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特免权，而且各州法院在适用该特免权时遵循联邦的标准。该法院对“联邦标准”的描述为：“所提供的特免权不仅涉及那些本身会支持有罪判决的回答…… 而且同样包括那些会构成起诉所需证据链之一环的回答”。正是通过这一判例，美国确立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可以通过联邦第宪法十四条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而适用于各州。
另外，在英美法系的其他国家，也相继确立了这一规则，例如，1982年加拿大通过的《权利与自由宪章》第7条就规定：每个人都有生存、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除非“依据基本正义的原则”，不得剥夺，据此，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判例认为，在警察拘捕后的讯问过程中保持沉默的权利，是《权利与自由宪章》所规定的“基本正义”原则之一，并指出：“刑事诉讼中或许唯一最重要的组织原则是被追诉者不得被强制协助对自己的指控”。
法国属于大陆法系的典型国家，大陆法系国家对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规定表现出以成文法典为核心的模式与特点。具体说来，在传统上，法国奉行的也是一种纠问主义的诉讼模式，它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有“如实陈述”的义务，否则法院可判以“虚言罚”或者“不服从罚”，并且当时明确赋予司法机关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对其进行拷问的权利。虽然法国1789年公布的法律，效仿英国而废除了对被告人要求宣誓后进行讯问的规定，但是1808年通过的《治罪法》又规定，法院可以为发现真实而采取一切方法，并以此为根据实行预审及法庭审判中的讯问被告人的作法。
直到1897年，法国才通过新的法律，要求在预审法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明确告知其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和律师在场权。现在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已成为法国的一项刑事诉讼原则，除有关被追诉者的身份事项外，他们没有必须回答警察、检察官或者预审法官提问的义务，被追诉者在审判中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保持沉默，无需担心而因此会受到处罚。1993年修正的《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4条、第116条、第128条和第133条，规定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相关规则。
在德国，于1994年10月28日修改并于1994年12月1日生效的《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基于对二战中纳粹暴行的反思，该法典专设了“第十章、讯问被指控人”的规定，在这一章中，第136条第一款对又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作了专门规定：“初次讯问开始时，要告诉被指控人所被指控的行为和可能适用的处罚规定。接着应当告诉他，依法他有就指控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不予陈述的权利，并有权随时地，包括在讯问之前，与由他自己选任的辩护人商议。此外，对他应当告知可以申请收集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在对此适当的情况中还应当告诉被指控人可以用书面陈述。”从而确立了讯问人员在初次讯问被指控人时所应当坚持的严密的“告知”义务，比如应当告知他被指控的事由、可能适用的处罚，以及可以收集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等，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告知被指控人“有就指控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不予陈述的权利”。
按照德国学者施米特的说法，在德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仅有权保持沉默，而且有权说谎，而无须被追究伪证罪的刑事责任。对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德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审讯人员在发问前的告知程序，按照另一德国学者的解释：“如果审讯官员没有提出这种警告，只有在能够证明嫌疑人知道这项权利的情况下，其陈述才能被用作证据”，“嫌疑人可以限定愿意回答问题的范围，可以撤回所作的回答，甚至可以对某个或者某些特定的问题拒绝回答”；在法庭审判中，审判长在审查被告人的个人情况之后，应当告知其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接下来当庭就所控犯罪事实进行审问，被告人可以拒绝回答每个具体问题，法庭不得就这种拒绝回答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推论。
在日本，1946年制定的《日本国宪法》第38条中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规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的压力下制定的，在此之前，日本警察一直对犯罪嫌疑人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持敌视态度，当然这也和那时的立法规定有关：1890年的明治刑事诉讼法，一方面禁止以恐吓或者欺骗的方法获得口供，同时又规定了“讯问被告人”的程序；1922年的大正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必须给予被告人陈述有利事实的机会，但也没有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现在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不光在日本国的宪法中有所体现，而且在日本刑事诉讼法中也有明确的规定。
另外，荷兰《刑事诉讼法》第29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没有义务回答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提问，警察在有合理的理由怀疑某个人有罪时，在讯问之前必须告知他“没有义务回答问题”；如果因为警察未能提出警告而使嫌疑人的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嫌疑人受到来自警房的任何不当压力，那么由此获得的口供不得作为证据使用。意大利新《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在开始讯问前，除第66条第1款的规定外，还应当告知被讯问者，他有权不回答提问。”葡萄牙《刑事诉讼法》第61条也规定，被追诉者在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都有权不回答有关指控他的犯罪事实或者对于这些事实的陈述内容的问题，关于受到指控的犯罪事实方面的提问，嫌疑人可以拒绝回答或者作虚假的回答，不得从其沉默中作出不利推论，也不得因其作虚假陈述而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保加利亚、波兰、南斯拉夫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刑事诉讼法律”，都有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