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法的角度分析瓮安事件

1. 如何从行政法角度理解我国当前的负面清单制度

负面清单应以法律文件形式出现。当然，这里的法律文件主要是各种形式的国内法律，同时也包括双边协定或多边公约等。目前，我国关于负面清单的实践主要是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和双边投资协议谈判的成果。国内的实例主要是上海市政府2013年制定、2014年修订并公告发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从这一清单本身来看，它是一个关于外商投资准入的小负面清单，还不是一个全面覆盖贸易和投资、货物和服务的大负面清单。负面清单管理是上海自贸区的一项重大突破。传统的投资管理，是告诉投资者哪些能做，列出清单给予投资指引；而负面清单管理，则是告诉投资者哪些不能做，把不能做的列出清单，清单以外没有规定的都能做。它在公告说明中设计了三个兜底条款，前两个兜底条款是专门针对投资的，第三条是关于“禁止从事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经营活动”的条款。很明显，该条款的覆盖范围实际上超越了投资活动而涉及任何经营活动。
从负面清单的发展和实践可以看出，准入是制定负面清单的自然结果。当然，准入多少与清单长短成反比关系。从权力清单角度看，准入是行政权力的一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准入权。这种市场准入权力的设定很多时候是基于公众利益保护的考虑，如食品药品的生产或销售、公众存款的吸收、理财产品的销售等，通过对业务经营的许可方式来实现。无论准入权还是非准入权，其产生和存在都要有法律依据。
实际上，虽然负面清单产生于区域经济合作和国际经济交往领域，并更多地运用于这些领域，但在法理上其运用空间并不仅限于经济领域。

2. 瓮安6.28事件发生有哪些原因与教训

用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7月3日召开的瓮安“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的话说，瓮安“6.28”突发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争议，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导致干群、警民关系紧张。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看来，损害群众利益，伤了群众感情，这是汲取“深层次”教训之一。

汲取“深层次”教训之二呢？不能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警察也不能乱听“招呼”。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社会里，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胡锦涛总书记5月31日在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看望慰问地震受伤群众和抗震抢险人员时，拉着正躺着输液的65岁陶耀秀老人的手说：“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事情我们都应该关心。”（见6月4日《人民网》）可是，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没有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勤务员”，往往在处理发展经济与社会稳定、政府部门与群众利益关系上，忘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工作方法简单，随意动用警力，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现实中，少数警察被迫无奈也变得很“乖”，忽略了忠实履行法律授权的应有职责，反而忠实履行法律授权之外的有关领导的“指示”。这次在瓮安“6.28”事件中，严重失职渎职的原瓮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政委罗来平和原县公安局局长申贵荣已被免职，不就一面很好的镜子吗？若动不动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滥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岂非咄咄怪事！

至于汲取“深层次”教训之三，即：信息发布渠道的畅通不能打折扣，最大限度地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回过头来，瓮安“6.28”事件的起因就是部分群众对一女生的前二次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引发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和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突发事件。按理说，在信息化社会里，本应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知情权的需要。如果“6.28”事件发生之前的信息发布不遮遮掩掩，而在第一时间内召开新闻发布会、利用互联网、新闻媒体等发布渠道公开信息，并做好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群众还能不相信当地政府，提出的质疑能量还能“爆炸”吗？正像石宗源在会上还表示的那样，对群众的合理诉求，能够解决的，要竭尽全力去解决；无法解决或者要求不合理的，要耐心地劝导说服；对于确因政策失当、决策失误、侵犯群众利益的，要据实向群众承认错误，及时纠正，决不能回避矛盾、敷衍群众。

3. 拜托各位朋友帮忙分析几个病句 1.有关部门对瓮安事件中极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市委市政府的事件，及

1.批评教育和严肃处理改为严肃的批评和处理

4. 如何吸取瓮安事件的教训

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我们必须学会如何更科学地、更公开地处理危机，使发生管治危机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所谓管治危机，按照于建嵘教授的说法，就是指国家在管理社会秩序的有效性存在问题。一般而言，管治危机主要有两大因素：一个是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一个是管治能力的低下。二者又是互相关联的。要想解决管治危机，从根子上化解社会矛盾，就必须提高干部的施政能力、法治能力，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四个层面做好工作，让人民群众更多地参与社会发展事务中来，让人民群众更多地知晓信息，从而提高人民群众对执政者、施政者的信任度。

5. 贵州瓮安县"6·28"事件的事件概况

从李树芬22日凌晨溺水身亡起，一些“小道消息”就在瓮安县城内传播：最初说王某是县委书记王勤的侄女，因为中考时李树芬不把试卷给王某抄，王某找了两个社会青年来报复；之后又说凶犯被公安机关放走，是因为其中某人是县里某个副县长的儿子，李树芬叔叔被打，也是这些人叫黑社会的人打的；最后出现了李树芬尸体被打捞上来时一丝不挂等等说法。 这些传言中，有的是事实，如李树芬在班上平时学习成绩确实比较好，王某则较差；李树芬死亡后，其叔叔在大街曾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也确有其事。但王某是王勤侄女、给李树芬要试卷抄、李树芬被打捞上来时一丝不挂等，则完全不符合事实。 这些事实与谣言混杂，激起了不少群众对死者的同情。此时，公安局再次给死者家属下发了《催办通知书》。
2008年6月28日下午，大堰桥头的围观群众买了一块白布，现场签名写字制作成横幅，让两个学生在前面举着，从西门河边上出发，到县政府请愿。 据当时去河边看热闹，后来举着横幅参加了游行的瓮安三中初一年级学生张少华（化名）说，游行开始时，现场学生只有十多人。 一路上，人越来越多，游行队伍从瓮安县城西门河边出发，经环城路文峰大道到瓮安三中门口，再前往县政府。 七星村是瓮安县城边上水库移民居住比较集中的村，游行队伍出发时，部分移民跟在后面看热闹。 从当时在场的人了解到，游行队伍一路上边走边有人加入，在经过李树芬生前所在的瓮安三中时，加入学生较多，队伍规模已在200人以上。 另外，游行的消息传开后，瓮安县城此前在政府征地、城市拆迁等行为中利益受损的一些失地农民和市民等，也纷纷跟在后面一起往县政府走。 最终游行队伍抵达县政府时，已达上千人的规模。
当天是星期六，县政府没人上班，请愿者在县政府门前表达诉求后，又转到距县政府100米左右的公安局大楼。 到16时30分左右县公安局民警与请愿者发生冲突时，围观人群已有上万人。
据当时在场的群众讲，2008年6月28日，这件事在县城里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听说有人喊冤，不少人都以为是死者家属真把李树芬尸体抬到公安局来了，聚集到公安局门前围观，其中绝大多数人还是想去看热闹。
当天下午14时50分，事件发生前，肖松、县委书记王勤、县政府办主任宋辉等人正在县电信局参加“全国处理信访突出问题”电视电话会议。
16时许，游行队伍从李树芬死亡的大堰桥出发。收到消息的玉华乡政法委书记李安平、派出所所长陈甚学立即向肖松、周国祥等人报告了这一情况。
16时30分左右，周国祥分别向肖松、罗来平、申贵荣作了汇报，肖松接到报告后，立即向会场内的王勤作了汇报，并按王勤安排赶赴现场，王勤继续参加会议。
期间，宋辉接到县政府值班人员电话后，离开会场赶到县政府大楼劝说学生离开，并于16时40分左右电话报告了县长王海平。
肖松率黄亚平等人驱车赶到县公安局后，向王勤汇报现场小青年比较多，王勤立即打电话给县教育局局长张世德，要求其通知各校校长带教师到现场去劝散学生。接到指示的张世德立即通知城区各校校长安排老师到现场疏散学生。但此时聚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警戒线已开始受到冲击，并有人冲进一楼开始打砸。此时，肖松将情况向王勤汇报，同时上楼召开会议，研究对策。
17时50分左右，结束了电视电话会议的王勤再次接到肖松报告后，安排工作人员通知县四家班子领导到电信局集中商量对策。
18时20分左右，县长王海平从都匀赶到瓮安县电信局临时指挥部。罗来平也从都匀赶到瓮安，并组织外围民警到县武警中队集中，由于没有防暴装备，无法开展工作，后接到州公安局负责人指示，要求由州里统一指挥。申贵荣赶回瓮安后，要求公安干警全部穿警服，并让35岁以下干警穿上防暴服后，由州统一指挥。
18时30分左右，电信局工作人员担心遭受围攻，临时指挥部转移到离现场更远的县武装部。
19时许，黔南州公安局负责人赶到现场，在外围转了一圈，未采取措施。
20时许，“等不来一个领导说话”的人群向县政府转移。 与此同时，黔南州委组织召开了处置瓮安事件专题会议。会后，原州委一位负责人赶往瓮安县城，在外围“转了又转”，等候从省里赶来的领导。
23时左右，与县政府大楼相邻的县委大楼被点燃，并因是木结构，最后全被烧毁。
据当晚一直在县政府大楼上坚守的瓮安县副县长郑毅说，晚上20时10分左右，瓮安县政府才开始被打、砸、抢、烧，但当时实际冲入县政府楼内的真正暴徒只有十多人，并且已基本没有学生。当时集结待命的公安和武警已有200多名，如果处置得当，至少县委大楼是完全可以不被烧毁的。 有关部门统计，瓮安事件中，直接参与打砸烧的人员超过300人，现场围观群众在2万人以上，事件持续时间7个小时以上。
这一事件中，瓮安县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财政局等被烧毁办公室160多间，被烧毁警车等交通工具42辆，不同程度受伤150余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600多万元。
受访的有关专家认为，无论从事件参与人数、持续时间、冲突剧烈程度、在国内国际上造成的影响上看，瓮安事件在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堪称“标本性事件”。
2008年6月29日凌晨，数千群众继续到县政府、县公安局门前围观，甚至用石块等攻击部分值勤的公安干警、武警官兵。 当天下午事件基本平息后，瓮安县委有关负责人在与黔南州有关部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这一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起因是死者家属对公安部门的鉴定结果不服，组织了一些人员拉着横幅在街上游行，围观人员跟随聚集到县政府上访。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抢烧。
贵州当地媒体一位资深记者说，当地政府在尚未展开充分调查的情况下，就作出这一结论，稍显匆忙。有关部门依照惯性思维急于寻找幕后“黑手”的做法，也很难令人信服。随后，当地媒体即开始大规模地刊登和播放“瓮安群众愤怒谴责不法分子”等新闻，引起了更多群众的反感和猜疑，引发了广泛的争论。

6. 从行政法的角度看，能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有哪些

行政主体与行政机关两个概念的关系极为密切。行政机关是行政主体的一种，也版是行政主体中最重要的权一种。在行政主体中，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只占较小的比重，国家基本的主要的行政职权都是由行政机关行使的。以至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将行政机关作为行政主体的代名词。
但是，行政机关与行政主体仍然是有重要区别的。这些区别主要如下：
首先，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律关系一方当事人的总称，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它与行政相对人相对，是行政相对人的对称；在行政法制监督关系中，它与行政法制监督主体相对，是监督主体的对称。而行政机关只是行政法律关系具体当事人的称谓，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法律关系对方当事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等并列。
其次，行政主体主要是一种行政法学的概念，而行政机关主要是一个具体法律概念，用以指称享有某种法律地位，具有某种权利(权力)、义务(职责)的法律组织。
此外，行政主体与行政机关具有包容关系，前者包容后者。尽管行政机关在行政主体中占有极大的比重，但毕竟行政机关不是行政主体的全部，行政主体除了行政机关以外，还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