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行政法学家汤

⑴ “法”的概念

法的概念

法是什么，法律本质是什么问题，是法律理论、法理学的迷津。“争论日复一日，没完没了”（勒内），反而使人如堕迷雾中，不辩方向。当然，它并非是无关紧要的，作为法学的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是法学最核心的最普遍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涉及法律运作、法律实践的方向、价值取向的根本问题。
第一节 法的本质
一、法的词义
关于中文法字的来源，古代曾有神兽决狱的传说：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部落联盟生息在黄河流域。该部落联盟首领舜委任皋陶为司法官。皋陶正直无私，执法公正，非常受人爱戴。他在处理案件时，若有疑难，就令人牵出一头神兽，该神兽名廌,又名獬豸。《异物志》说：“东北荒中，有兽名獬，一角，性忠，见人斗，则触不直者；闻人论，则咋不正者。”汉代王充《论衡?是应》说：“鹿者，一角之羊也，情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斯盖天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此兽似羊非羊，似牛非牛，似鹿非鹿，也有人说它同麒麟想象。它的头上长着一支独角，锋利无比，故又俗称独角兽。獬豸有分别罪与非罪的本能，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见人争斗时，用它的一只角向无理、有罪的一方触去，是非曲直，立见分晓。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神明裁判。——所谓神明裁判，就是借助于神的力量和方式来考验考察当事人，以确定其人是非曲直，判定有罪或无罪的原始审判方式。神明裁判使诉讼裁决及其形式披上神圣的外衣，使人诚心信服。
中文法字，在西周金文中写作“灋”，与其它汉字一样，是一个绝妙的意象丰富的象形文字。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说：“灋，刑也。平之如水，故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灋由三部分组成：氵、廌、去。氵，平坦之如水，一说喻示法象水一样平，是为公平、公正；一说将人犯置于水面凛去。廌（音），神兽。《说文解字》说：“解廌，兽也。似山羊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象形从豸者。凡廌之属，皆从廌。”《后汉书?舆服志》说：“獬豸神羊，能别曲直。”在这里，廌为图腾动物，一角之圣兽，代表正直、正义、公正，或说是正义之神（性直恶曲），具有审判功能、职能，能为人分清是非曲直、对错，助狱为验。去，“人相违也”。去即对不公正行为的惩罚。一说判决把人驱逐出去，从原来的部落、氏族中驱逐出去，于水上凛去（古代之流刑），或交由神明判决，由神兽“触不直者去之。”由此可知，（1）法是一种判断是非曲直、惩治邪恶的（行为）规范，是正义的、公平的。（2）法律是一种活动，是当人们相互间发生争执无法解决时，由廌公平裁判的一种审判活动；是当人们的行为不端、不公正时，由圣兽行使处罚的惩罚活动。（3）法律的产生、实施离不开廌这一圣兽，它是社会权威力量的代名词，是社会强制力的代表，没有圣兽作为切实保障机制，法律没有神圣性，无法发挥出它的功能、威力。
在古代文献中，称法为刑，法与刑通用。如夏朝之禹刑、商朝之汤刑、周朝之吕刑，春秋战国时期有刑书、刑鼎、竹刑。魏相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改刑为法。“刑，常也，法也。”“法，刑也。”这里的刑，原为

⑵ 中国建国后有那些关于法律法制司法方面是仿制苏联法律系统的，详细阐述

前苏联法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是全面和深刻的。我国1954年宪法的制定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以前苏联1936年宪法为蓝本制定的。在起草讨论宪法时，毛泽东给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开具的参考书就包括前苏联的历部宪法，并强调每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都要熟读前苏联宪法。刘少奇在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宪法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规定就是根据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并参照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规定的。比较我国1954年宪法和前苏联1936年宪法，就会清楚地看到两个宪法和从宪法体制到宪法规定的政权体系是多么的相同。宪法都有序言性的宣告，规定社会制度的原则作为总纲的内容。（注：前苏联宪法为“社会结构”。）有类似的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规定全国人民代表机关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它产生最高行政机关，管理国家行政事务，但要对它负责，向它报告工作。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设立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相似。行政机关有广泛的管理社会职能，设有众多的部委。最高权力机关产生法院和检察院，它们都不是象西方国家那样的司法独立机构，而要对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可见，国家政权体制和法律机构的设立，完全是根据苏联模式建立的。在立法中，大量的前苏联法律制度被引进。重视土地法、婚姻法、刑事法律方面的立法。经济法的概念被接受。在司法方面，关于法院的设置和上下级法院的关系，人民陪审员制度，审判的组织、刑事审判原则、审判程序也都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设立独立的检察机关并赋予法律监督职权，就完全是照搬前苏联的检察制度。前苏联法制被运用到中国法制建设从理论到实践的各个方面，不胜枚举。如果说50年代中国法制建设，特别是法学理论被“苏联化”了，是毫不夸张的。
在法律思想和法学教育方面，前苏联的影响更为强烈。法学教育的空白从一开始就由苏联模式全面填补并相袭不变。以维辛斯基为代表的前苏联法学家关于法律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特别是他关于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是法律最基本特征的观点得到极为推崇，被中国法学家奉为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法的解释。全面照搬移植前苏联法学，在法学教育建立之初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方针，1953年教育部推出统一法学课程规定法学院（系）开设的课程是：苏联国家与法权史、苏联国家法、苏联刑法、土地法与集体农庄法、人民民主国家法、中国与苏联法院组织法、中国与苏联民事诉讼法、中国与苏联劳动法、中国与苏联行政法、中国与苏联财政法。（注：（汤能松等著：《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律教育发展史略》，第485～486页。）从这套教学课程看出，完全是以苏联法律作为中国法学教学的内容，根本没有中国法的内容。整个50、60年代，大学法学教科书基本是前苏联教科书的版本，课程设置是按前苏联的模式，课堂上讲授的是前苏联法学理论，不仅在教材和课程的设计上照搬前苏联模式，就是大学、研究所、教研室的设置和教学计划，授课方式，也无不以前苏联为楷模。为了移植引进前苏联的法学教学经验，中国领导人请前苏联专家按前苏联模式建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全套模拟仿真的前苏联法学教学在中国起着示范作用

⑶ 浙大毕业的名人有哪些

1、陈独秀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安庆）人。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与改革家、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

1920年初前往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任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二、三大）、中央总书记（四、五大） [1] 等职务，并任第一至五届中央委员。1927年7月离开中央。1929年11月因就中东路事件发表不同意见而被开除党籍。1931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1932年10月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抗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重庆（原属四川）江津。1942年5月逝世。他是杰出的政论家，其政论文章汪洋恣肆、尖锐犀利，《敬告青年》等很多篇章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少有的、杰出的代表作。晚年进行的文字学研究，是极其重要的学术成果。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陈独秀思想论稿》、《陈独秀著作选编》等。

2、林俊德

林俊德（1938年3月13日—2012年5月31日），男，福建永春人，中国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领域著名专家、总装备部某试验训练基地研究员，196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1993年晋升为少将军衔，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8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增加“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林俊德为全军挂像英模。

3、程开甲

程开甲（1918年8月3日-2018年11月17日），男，汉族，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江苏苏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01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 1918年8月3日出生，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人，祖籍徽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8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教授，第二机械工业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国防科工委核实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及基地副司令员，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科技委正军职常委、顾问。

程开甲是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在核武器的研制和试验中作出突出贡献。开创、规划领导了抗辐射加固技术新领域研究。是中国定向能高功率微波研究新领域的开创者之一。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专著，提出了普遍的热力学内耗理论，导出了狄拉克方程，提出并发展了超导电双带理论和凝聚态TFDC电子理论。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3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7年7月28日，被授予“八一勋章”。2018年3月27日，获得“世界因你而美丽——2017-201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终身成就奖”。2019年2月18日，获得“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荣誉。 2018年11月17日上午，在北京病逝，享年101岁。

4、邵飘萍

邵飘萍（1886年10月11日—1926年4月26日），男，汉族，原名镜清，后改为振清，字飘萍，笔名萍、阿平、素昧平生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人，革命志士，民国时期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新闻摄影家。

是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先驱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乱世飘萍”、“一代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等。1926年因发表文章揭露张作霖统治的种种黑暗，而被张作霖杀害。有“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之称。

5、谷超豪

谷超豪（1926.5.15—2012.6.24），汉族，浙江温州人，数学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1948年，谷超豪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9年6月，获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2年1月，任复旦大学副校长；1988年2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1999年8月，担任温州大学校长。

谷超豪主要从事偏微分方程、微分几何、数学物理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齐性黎曼空间、无限维变换拟群、双曲型和混合型偏微分方程、规范场理论、调和映照和孤立子理论等方面取得了系统、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首次提出了高维、高阶混合型方程的系统理论，在超音速绕流的数学问题、规范场的数学结构、波映照和高维时空的孤立子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⑷ 中国历史上的法律

一、中国历史上比较出名的法律

好多啊 给楼主说点例子吧 ：

1、《法经》

战国李悝制定，共六篇，分别为《盗法》、《贼法》、《囚法》（亦作《网法》）、《捕法》、《杂法》、《具法》。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以先秦法家“法治”、“重刑”思想为指导，参考、总结、吸收前代各个扒让厅政权的立法经验，取得了空前的最高立法成就。在中国古代法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法经》作为一个开创法制建设新时代的重要标志，对后世的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成为秦国商鞅变法制定秦律的直接蓝本，而且也为后世的魏晋南北朝等各代立法所宗。从这个意义上说，《法经》是中国古代成文法典之源，开创了中华法系独树一帜的立法先河。

2、曹魏《新律》

①改《具律》第六为《刑名》第一，突出了法典“总则”的性质与地位，并使之名副其实，堪称我国古代法典篇章体例结构的重大创新；

②精简“旁章科令”，增加法典篇目，突出了基本法典的主导地位，也使其篇目分类更为系统、条理、规范，推动了立法技术的进步；

③明令废止旧刑罚体系，确立新五刑制度，不再包括汉代的宫刑和斩右趾滑败刑，标志肉刑已不再作为法定刑罚列入国家法典；缩小了族刑连坐范围。这些规定显然是刑罚制度方面的一种历史进步。

3、西晋《泰始律》

4、北朝《齐律》

确定了十二篇的法典体例。北齐律共计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具有“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立法特点。这一法典篇章体例结构及其律文内容的调整和确定，是立法技术日趋成熟完善的结果，反映了当时立法的最高水平。

5、《唐律》

《永徽律疏》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作了精确的解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永徽律书》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作为中国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几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因此前的《春隐贞观律》等至今都已秩失，所以《永徽律疏》成为中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得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会影响的古代成文法典。在中国古代立法史上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

还有唐朝的《唐六典》，中国最早的行政法

6、《宋刑统》

7、明朝就是《大明律》和《明大诰》

8、后来到了近现代，有名的有：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天坛宪草”与“袁记约法”》这个可是算是反面教材吧，以批判为主等等吧

基本上就这些了 因为最近在复习考研的中国法制史 所以比较清楚

望楼主采纳！ 谢谢啦

二、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法律是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始于夏朝

禹刑是夏朝法律的名称，是后人为纪念夏的 先祖禹而命名的 ，是后人追述的。一般认为，《禹刑》的性质相当于现代的刑法典；《禹刑》的具体内容已经无法考订。但文献中又有零星的记载。《左传》昭公六年。晋国的叔向在抨击郑国子产“铸刑书”时提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继夏而起的商朝，在开国之初就制定了刑法，即《汤刑》。这部由汤在都城西亳制定的法律，在祖甲时期，作了修订。它是初具规模的一部奴隶制的刑法法典，是一部成文法典。 《汤刑》在立法思想上是《禹刑》的继承和发展。《汤刑》的罪例有三百条，最重的刑例是不孝。正如《吕氏春秋》所谓的“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这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重视以“孝”为代表的“礼”与“刑”的相互借鉴。

三、我国法律发展史

以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为起点，中国法制历史传承四千余年，其总体的发展脉络、相互间渊源继承关系是异常清晰的。

不过，四千多年间，朝代不断更替，政权屡经变更。所以从宏观上观察，各个时期法制的内容、特色也各有不同。

按照发展的阶段及风格特色等粗略的标准来划分，中国法制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早期法制、战国以后的古代法制和近现代法制三个大的部分。一、中国早期法制（奴隶制法制时代）中国早期法制，一般是指夏、商、西周及春秋时期的法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奴隶制时代的法律制度。

在时间上包括自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476年这一历史阶段。中国早期法制的突出特点，是以习惯法为基本形态，法律是不公开的。

在中国早期法制中，夏、商是奠基时期。自公元前21世纪夏启建立夏代开始，夏王朝前后存在约五百年时间。

在此期间，中国早期的刑罚制度、监狱制度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商取代夏以后也维持了将近五百年。

在继承夏代法制经验的基础上，商代在罪名、刑罚以及司法体制诉讼制度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20世纪初出土的甲骨文资料证明，商代的刑法及诉讼制度已经比较完备。

中国早期法制的鼎盛时期是在西周。在中国历史上，西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

在西周政权存续的五个多世纪里，中国传统的统治方式、治国策略以及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已经初步形成，作为传统文化基石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等思想文化因素也都在此时发端。从法律上看，西周法制的形式和内容都达到了早期法制的顶峰。

在西周时期所形成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老幼犯罪减免刑罚、区分故意和过失等法律原则，以及“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都是具有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法律制度，对中国后世的法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西周法律制度是中国法制史学习的重点之一。

春秋时期处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变革的前期，此时社会变革的重心在于“破”，即西周所建立的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都受到否定和挑战。在法制方面，以反对“罪刑擅断”、要求“法布于众”为内容的公布成文法运动勃然兴起。

郑国子产“铸刑书”、邓析著“竹刑”及晋国“铸刑鼎”等，都是这一法制变革运动的代表性成果。二、战国以后的古代法制（封建法制时代）战国以后的古代法制，一般是指战国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各主要封建王朝的法律制度，在时间上包括自公元前475年至公元1840年这两干余年的法制历史。

自春秋以后，中国开始有了向全社会公布的成文法，从此，中国的法律开始由原来的不公开的状态，过渡到以成文法为主体的状态。在从战国到清代后期这两千多年中，无论是法律理论、立法技术、法制规模，还是法律内容、司法体制等各个方面，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法律文化”、“传统法律制度”，其主体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发展和成熟的。根据法制发展状况以及在整个法制传承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划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1.战国时期。

这是由早期习惯法向成文法转变的重要阶段。战国时期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变革时代的后半期。

而社会变革的许多重要成果，中国的许多思想文化精华都出自这个时期。与春秋时期相比较，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重心在于“立”。

在法制方面，“立”主要表现为以成文法为主体的新的法律体制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成熟的形式建立起来。其中，战国初年魏国李悝（音亏）制定的《法经》，就是战国时期法制变革运动的代表性成果。

另外，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术流派——儒家和法家的主要政治法律思想，也都在这一时期内成熟并在政治舞台上发挥广泛的影响。2.秦汉时期。

这是中国古代成文法法律体系全面确立时期。时间上包括自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这段历史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统一的专制王朝，确立了以后几千年中国传统政治格局和政治模式。在指导思想上，秦代奉行的是法家学派的“法治”、“重刑”等理论，而且在实践上贯彻得比较彻底，秦代的法律制度很自然地带有明显的法家色彩。

在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和秦代是法家学派最活跃的时期，而法家理论得到完整的实践，也仅仅是在秦代。所以，从整个中国法制史上看，秦代法制特色是极为鲜明的。

自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以后，许多以前鲜为人知的秦代法律得以重现于世。从这些珍贵文物资料中可以看出，秦代的法治观念极深，法律制度也很严密。

在两汉（西汉、东汉）时期，中国古代法制在秦代法制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总体上看，汉代的法律制度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

也就是说，汉代法律体制，从风格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指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前，主要是“汉承秦制”，就是在秦代留下的法律框架内进行局部改造，形成了一套与秦代法制有根本差别的法律体制；后期则是指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在指导思想上接受儒家的理论，使儒学。

四、中国历史上比较出名的法律

好多啊 给楼主说点例子吧 ：1、《法经》战国李悝制定，共六篇，分别为《盗法》、《贼法》、《囚法》（亦作《网法》）、《捕法》、《杂法》、《具法》。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以先秦法家“法治”、“重刑”思想为指导，参考、总结、吸收前代各个政权的立法经验，取得了空前的最高立法成就。在中国古代法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法经》作为一个开创法制建设新时代的重要标志，对后世的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成为秦国商鞅变法制定秦律的直接蓝本，而且也为后世的魏晋南北朝等各代立法所宗。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经》是中国古代成文法典之源，开创了中华法系独树一帜的立法先河。2、曹魏《新律》①改《具律》第六为《刑名》第一，突出了法典“总则”的性质与地位，并使之名副其实，堪称我国古代法典篇章体例结构的重大创新；②精简“旁章科令”，增加法典篇目，突出了基本法典的主导地位，也使其篇目分类更为系统、条理、规范，推动了立法技术的进步；③明令废止旧刑罚体系，确立新五刑制度，不再包括汉代的宫刑和斩右趾刑，标志肉刑已不再作为法定刑罚列入国家法典；缩小了族刑连坐范围。

这些规定显然是刑罚制度方面的一种历史进步。3、西晋《泰始律》4、北朝《齐律》确定了十二篇的法典体例。

北齐律共计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具有“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立法特点。这一法典篇章体例结构及其律文内容的调整和确定，是立法技术日趋成熟完善的结果，反映了当时立法的最高水平。

5、《唐律》《永徽律疏》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作了精确的解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永徽律书》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

作为中国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几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因此前的《贞观律》等至今都已秩失，所以《永徽律疏》成为中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得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会影响的古代成文法典。

在中国古代立法史上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还有唐朝的《唐六典》，中国最早的行政法6、《宋刑统》7、明朝就是《大明律》和《明大诰》8、后来到了近现代，有名的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天坛宪草”与“袁记约法”》这个可是算是反面教材吧，以批判为主等等吧 基本上就这些了 因为最近在复习考研的中国法制史 所以比较清楚 望楼主采纳！ 谢谢啦。

五、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法律是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始于夏朝 禹刑是夏朝法律的名称，是后人为纪念夏的 先祖禹而命名的 ，是后人追述的。

一般认为，《禹刑》的性质相当于现代的刑法典；《禹刑》的具体内容已经无法考订。但文献中又有零星的记载。

《左传》昭公六年。晋国的叔向在抨击郑国子产“铸刑书”时提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继夏而起的商朝，在开国之初就制定了刑法，即《汤刑》。这部由汤在都城西亳制定的法律，在祖甲时期，作了修订。

它是初具规模的一部奴隶制的刑法法典，是一部成文法典。 《汤刑》在立法思想上是《禹刑》的继承和发展。

《汤刑》的罪例有三百条，最重的刑例是不孝。正如《吕氏春秋》所谓的“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

这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重视以“孝”为代表的“礼”与“刑”的相互借鉴。

六、古代中国有法学嘛

中国历史上的法学 在中国，法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那时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极为辉煌的时期，各学派相继兴起，百家争鸣。法就是各家（主要是儒墨道法四家，尤其是儒法两家）争论的问题之一。

这一时期法家的法律思想对中国后来的思想家有深远影响。 诸子百家的法学思想 总的来说，儒家的法律思想是 ：强调主要依靠道德、礼仪教化手段并由圣君、贤臣来治理国家，法律（刑罚）只能作为辅助手段。

主张“德治”、“礼治”或“人治”，反对“法治”，实行“德主刑辅”。 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反对儒家学说，他们从“兼相爱，交相利”，即从人们互爱互利的社会信念出发，主张以“天的意志”作为法的根源，以天为法，顺法而行。

并认为饥寒是犯罪的原因，应重视生产和节约；要求选拔贤才，执法严明公正。墨家所讲的法是很广泛的，包括法律、道德等所有规范。

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认为国家应实行“无为而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们既反对儒家的“人治”，也反对法家的“法治”，提倡以道为核心的自然法则。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春秋时期，中国古代法律已从习惯法向成文法、从秘密法向公开法发展。

子产铸刑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到战国时期，魏国执政李悝在各诸侯国法律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完整的封建社会的法典《法经》。

这部《法经》虽早已失传，但在一些历史著作中载有其篇目。《法经》开创了中华法系独树一帜的立法先河，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法典的基本体系，以后的《秦律》、《九章律》、《曹魏律》、《泰始律》、《开皇律》、《唐律疏议》的体例都是在《法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主要是由商鞅、韩非等人为代表的法家提出的。与儒家相反，他们强调法律及其强制作用，而轻视圣贤或道德感化作用，即主张“法治”。

法家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法律思想，如法作为一种权衡、规矩、尺度，提供一个判断是非的客观准则；法应随时代而变；法由国家制定；法应公开，应平等适用；应严格守法，法与赏罚不可分，等等。那时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以加强君主专制和严刑峻罚为基础的，不同于西方17~18世纪反封建专制 、反酷刑的法治。

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采纳了法家另一代表人物李斯的建议，下令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代替法律，而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思想来立法。 汉代以后的律学 汉武帝采纳儒家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此，在思想领域中，儒家学说被奉为正统，儒家的法律思想垄断了长达2000年的法学领域。现在通常所讲的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法律思想就是指这2000年的儒家法律思想，事实上是推行政治上、思想上的专制主义，其结果是导致法学在中国的衰落。

在这一时期中，继百家争鸣而起的是依照儒家学说，对以专制君主名义发布的成文法进行文字上、逻辑上解释的律学，即通常所说的注释法学。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等都曾对汉律作章句注解。

晋代张斐和杜预也曾对汉律作注解 。东晋后，私家注解逐渐由官方注解所取代。

唐代大臣长孙无忌等人于公元 652 年奉诏编写《唐律疏议》一书，对《唐律》作了权威性的解释，与唐律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保存的法律文献 。

它以儒家的“德主刑辅”作为主导思想。《唐律》及其《疏议》集战国至隋各代法律之大成，又成为唐以后宋、元、明、清各代法律的典范。

《唐律》对当时中国近邻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法律也有重大影响。因而在国内外法学著作中，通常将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法律以及其他国家仿照唐律而制定的法律，称为中华法系或中国法系。

《大明律》书影 从三国魏明帝时起，设律博士职，专门传授法学。这一官制一直延续到宋，至元代才被废除。

清末法学家沈家本在总结中国历史上法学的发展时曾认为，元明清时法学已日趋衰落。1740年编成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律。

现代法学思想传入中国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步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领域也发生相应变化。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思想、严复所翻译的许多西方名著，都包括了西方18~19世纪流行的法律思想，既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又有社会学、进化论方面的内容。

如果说严复等人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是西方法理学方面的思想，那么，以沈家本为代表的 *** 官员则主要传播西方法律制度，特别是基于罗马法的民法法系法律制度的思想。沈家本任修订法律大臣时，主持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仿照西方模式改革中国传统法律的工作。

他派遣 *** 官员和学生出国考察和学习西方法律，聘请日本法学家来中国修订法律和讲学，1906年创立第一所近代法律学校；组织翻译了大量外国法律。 在1911 年辛亥革命后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法律思想，继续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国。

西方。

七、我国古代最早的法律是什么

我国古代最早的法律是《周礼·秋宫·司刑》。

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法律总称为“禹刑”。《周礼·秋宫·司刑》注：“夏刑大辟二百，膑刑三百，宫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国古代的刑与法含义相同，刑罚的出现，标志着夏代法律制度已经产生。

中国古代最早的法律起源与“礼”“刑”之间的关系，即“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1，刑起于兵：一方面，“师出以律”，中国古代最初的刑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中产生的军法。另一方面，“兵狱同制”。军事战争需要及时处置敌人、俘虏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某些军法同时就是定罪量刑的刑法。

2，法源于礼：礼产生于祭祀，在祭祀过程中，仪式得到强化和系统化，随着阶级的分化，祭祀的仪式等级不同而不同，此时“礼”成为等级的标志。随着阶级的划分，上层阶级演化为统治阶级，他们借助政治势力手段将“礼”上升为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 至此，“礼”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具有了法律的内涵，直至周公之礼，“礼”得到规范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中国古代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总称。 礼是中国古代法的重要渊源，中国古代法的最初表现形式主要以礼表现出来。

⑸ 江西历史上的名人

江西历史上的名人：
秦汉之交 ：吴芮、梅鋗
汉朝：徐稺、唐檀、程曾、陈重、雷义
三国吴： 聂友、徐整
晋朝：陶侃、陶渊明、许逊、吴猛、慧远、周访、雷焕、周续之、熊远
南朝：雷次宗、胡藩、邓琬、吴迈远、胡谐之、黄法氍
隋朝：林士弘
唐朝：郑谷、钟绍京、綦毋潜、刘昚虚、卢肇、王贞白、行思、吉中孚、王季友、许和子、吴武陵、熊孺登、陈陶、来鹏、来鹄、任涛、陶玉、杨筠松
五代十国 董源、巨然、徐熙、李颇、王定保、沈彬、孙鲂、宋齐丘、元德昭、钟传、卢光稠、危全讽、谭全播、刘江东、曾文辿
宋朝：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晏殊、晏几道、黄庭坚、朱熹、陆九渊、杨万里、姜夔、文天祥、乐史、李觏、刘敞、刘攽、刘恕、洪皓、洪迈、洪适、洪遵、曾几、刘过、刘辰翁、谢枋得、王钦若、王安国、王雱、曾布、胡铨、周必大、赵汝愚、江万里、王韶、张叔夜、杨再兴、曾安止、陈自明、孔平仲、谢逸、惠洪、洪炎、徐俯、王庭珪、汪藻、裘万顷、邓剡、王炎午、向子湮、赵长卿、赵善括、袁去华、石孝友、张辑、俞国宝、朱弁、吴曾、罗大经、罗烨、姚勉、陆九龄、傅子云、李燔、徐元杰、欧阳守道、徐梦莘、徐天麟、罗泌、彭大雅、周应合、赵希鹄、杨无咎、陈彭年、陈恕、夏竦、陈执中、刘沆、欧阳澈、杨邦乂、汪应辰、京镗、崔与之、马廷鸾、侯叔献、张潜、舒翁、曾民瞻、严用和、赖文俊、佛印禅师、慧南、方会、陈景元、王文卿
元朝：马端临、吴澄、虞集、揭傒斯、范梈、周德清、危素、朱思本、汪大渊、程钜夫、刘将孙、赵文、姚云文、曾允元、刘埙、陈苑、陈澔、刘时中、汪元亨、饶介、颜辉、方从义、陈汝言、熊朋来、阴时夫、熊梦祥、杜本、张留孙、刘玉、陈致虚、释惟则、赵友钦、危亦林、杜可用、彭莹玉
明朝：解缙、汤显祖、宋应星、黄子澄、杨士奇、况钟、严嵩、夏言、谭纶、邓子龙、朱权、魏良辅、艾南英、吴与弼、胡居仁、娄谅、罗伦、罗钦顺、邹守益、聂豹、罗洪先、欧阳德、颜钧、何心隐、罗汝芳、王时槐、刘元卿、邹元标、练子宁、胡俨、陈诚、夏原吉、金幼孜、胡广、李时勉、陈循、周忱、彭时、费宏、桂萼、舒芬、毛伯温、张位、姜曰广、袁继咸、杨廷麟、朱宸濠、刘綎、梁寅、刘崧、张羽、李昌祺、邓志谟、陈际泰、郭子章、陈邦瞻、张自烈、魏良弼、胡直、章潢、邓元锡、邓以赞、郭诩、何震、廖均卿、龚廷贤、徐贞明、周颠、张宇初、邵元节、伍守阳、邓茂七、娄妃
清朝：朱耷、魏禧、李绂、江永、蒋士铨、黄爵滋、陈宝箴、陈三立、文廷式、喻昌、王猷定、周亮工、吴宏、罗牧、牛石慧、闵贞、揭暄、雷发达、彭士望、谢文洊、朱轼、曹秀先、裘曰修、彭元瑞、蔡上翔、王谟、王聘珍、罗有高、谢启昆、戴衢亨、纪大奎、舒梦兰、刘凤诰、曾燠、乐钧、吴嵩梁、陈用光、陈孚恩、齐彦槐、杨希闵、高心夔、龙文彬、李有棠、尚镕、柳华阳、黄元吉、傅金铨、陈炽、朱益藩

⑹ 什么是法的渊源

法的渊源简称“法源”。通常指法的创立方式及表现为何种法律文件形式。分为直接渊源和间接渊源两种。前者为成文法，后者可以是判例、惯例甚至法理。
含义
法的渊源一词在中外法学著述中是一个有种种诠释、包括多种含义而并非特指某一确定含义的概念。它可以指法的实质渊源，即法是根源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还是神的意志、君主意志或人民意志；可以指法的形式渊源，即法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如宪法、法律、法规；可以指法的效力渊源，即法产生于立法机关还是其他主体，产生于什么样的立法机关或其他主体；可以指法的材料渊源，即形成法的材料来源于成文法还是来源于政策、习惯、宗教、礼仪、道德、典章或理论、学说；等等。但无论中西方法学著述，对法的渊源的解说，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认为法的渊源主要指法的效力来源，亦即根据法的效力来源不同对法所作的基本分类。在中国，法的渊源的含义的规范化表述，是指由不同国家机关制定、认可和变动的，具有不同法的效力或地位的各种法的形式。
渊源
法的渊源理论通常把法的渊源分为正式意义上的和非正式意义上的两种。正式意义上的法的渊源，主要指以规范性法文件形式表现出来的成文法，如立法机关或立法主体制定的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条约等。非正式意义上的法的渊源，主要指具有法的意义的观念和其他有关准则，如正义和公平等观念，政策、道德和习惯等准则，还有权威性法学著作等。
法的渊源是发展的，不同时代和国情之下的法的渊源多有不同。如古罗马的法的渊源主要是法律、习惯、最高裁判官的告示、法学家的著作；中国封建社会的法的渊源主要有成文法、有关的封建纲常礼教和习惯，其中成文法在不同朝代又常有不同形式。就是说，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国家，不可能有种类完全一样的法的渊源。一国有多少种法的渊源，有什么样的法的渊源体系，主要由该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
中国法源
中国法的渊源有较为明显的特点，这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形成了以成文法为主要的法的渊源的传统。而成文法的表现形式在不同历史时代则不尽相同。中国现时成文法渊源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行政规章、特别行政区法、国际条约。其中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中国法的渊源体系中分别居于核心地位和尤为重要的地位。这主要是从立法体制、法的效力等级和效力范围角度所作的分类，亦可以说是从立法的角度所作的分类。这一类法的渊源是中国现时各种立法主体进行立法活动的结果，其中主要是从中央到地方有关权力机关所立的法；也有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所立的规范性法文件和其他有关政府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法文件。不成文法往往是中国法的渊源的补充。现时作为中国法的渊源补充存在的，主要是政策、习惯、判例。
宪法

宪法既是法的渊源概念，也是法的体系概念。作为法的渊源，宪法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经由特殊程序制定和修改的，综合性地规定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的根本问题的，具有最高法的效力的一种法。它在法的渊源体系中居于最高的、核心的地位，是一级大法或根本大法。从实质特征看，宪法制定和修改的程序更严格。只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才能行使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权力，宪法须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宪法的修改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五分之一以上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宪法规定和调整的内容比其他法更重要、更系统。它综合性地规定和调整诸如国家性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的总任务、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这些带根本性、全局性的关系或事项。宪法具有最高的效力等级，是其他法的立法依据或基础。其他法的内容或精神必须符合或不得违背它的规定或精神，否则无效。从技术特征看，现行中国宪法是成文宪法、有标题宪法、单一文件宪法；是折中了规范封闭、具体的宪法和规范开放、含糊的宪法这两种特征的宪法；也是折中了严密宪法和纲领性宪法、起指导作用宪法和不起指导作用宪法、制度性宪法和职能性宪法这几种特征的宪法；又是集中了有条件宪法和无条件宪法这两种特征的宪法。
法律
这里所谓法律是指作为现行中国法的一种渊源的法律，不是各种法的总称。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制定和变动的，规定和调整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中某一方面带根本性的社会关系或基本问题的一种法。通常亦被人们称之为狭义上的法律。它是中国法的渊源体系的主导。法律的地位和效力低于宪法而高于其他法，是法的形式体系中的二级大法。法律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的立法依据或基础，后两者不得违反它，否则无效。法律分为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两种。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有权对其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同其基本原则相抵触。基本法律规定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基本问题，如刑法、民法等。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规定由基本法律调整以外的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中某一方面的重要问题，其调整面相对较窄，内容较具体，如商标法、文物保护法等。两种法律具有同等效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有权就有关问题作出规范性决议或决定，它们与法律具有同等地位和效力。
行政规范
行政法规是由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依法制定和变动的，有关行政管理和管理行政事项的规范性法文件的总称。它是中国法的渊源体系中一种特定的法的渊源，而不是指的各种规定和调整行政关系和行政问题的规范性法文件的总称。行政法规在中国法的渊源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
行政法规的基本特征在于：
第一，行政法规作为一种法的渊源，在中国法的渊源体系中处于低于宪法、法律和高于一般地方性法规的地位。行政法规要根据宪法、法律来制定，不得与宪法、法律相抵触。而一般地方性法规亦不得与行政法规相抵触，否则无效。
第二，行政法规在中国法的渊源体系中具有纽带作用。行政法规的立法目的是保证宪法和法律实施，有了行政法规，宪法和法律的原则和精神便能具体化，便能更好地、有效地实现。行政法规又是联结地方性法规与宪法和法律的重要纽带。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不得与行政法规相抵触，就进一步保证了宪法、法律得以实施。
第三，行政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和规定的事项，远比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和规定的事项广泛、具体。经济、政治、教育、科学、文化、体育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关系和事项，只要不带根本性，或只要不是一定要由宪法、法律调整和规定的，行政法规都可以调整和规定。
地方法规
地方性法规是由特定的地方国家机关依法制定和变动的，效力不超出本行政区域范围，作为地方司法依据之一，在法的渊源体系中具有基础作用的规范性法文件的总称。
地方性法规是低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但又具有不可或缺作用的基础性法的渊源。现阶段，省、自治区、直辖市、省级政府所在地的市、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地方性法规在本行政区域的全部范围或部分区域有效。地方性法规的基本特征在于：立法主体只能是地方国家机关，任务是解决地方问题；有更多的关系需要处理，比中央立法更复杂、具体；具有从属与自主两重性；城市地方性法规在整个地方性法规中逐渐占据重要位置。地方性法规的作用主要有：使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大政方针得以有效实施；解决中央法律、法规不能独力解决或暂时不宜由中央解决的问题；自主地解决应由地方性法规解决的各种问题。地方性法规要坚持两条基本原则：一是体现地方特色。二是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不相抵触。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
自治法规
自治法规是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机关所制定的特殊的地方规范性法文件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总称。自治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根据自治权制定的综合性法文件；单行条例则是根据自治权制定的调整某一方面事项的规范性法文件。根据现行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各级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都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与地方性法规在立法依据、程序、层次和构成方面，在与宪法和其他规范性法文件以及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关系方面，均有区别。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中国法的渊源中是低于宪法、法律的一种形式。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作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依据。
行政规章
行政规章是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制定的事关行政管理的规范性法文件的总称。分为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两种。部门规章是国务院所属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所发布的各种行政性的规范性法文件，亦称部委规章。其地位低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不得与它们相抵触。政府规章是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地方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制定的规范性法文件，亦称地方政府规章。政府规章除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外，还不得与上级和同级地方性法规相抵触。行政规章本来不属于法的渊源的范围，但自1989年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规章是司法机关办理有关案件的参照依据后，便成为中国法的形式中的一种“准法”，可列入法的渊源范围之内。通过的立法法中，行政规章更有了作为法的渊源一个成员的正式的地位。
国际条约
国际条约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国际组织间缔结的确定其相互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的各种协议，是国际间相互交往的一种最普遍的法的渊源或法的形式。缔约双方或各方即为国际法的主体。国际条约不仅包括以条约为名称的协议，也包括国际法主体间形成的宪章、公约、盟约、规约、专约、协定、议定书、换文、公报、联合宣言、最后决议书。国际条约本属国际法范畴，但对缔结或加入条约的国家的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社会组织和公民也有法的约束力；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条约也是该国的一种法的渊源或法的形式，与国内法具有同等约束力。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与别国交往日益频繁，与别国缔结的条约和加入的条约日渐增多。这些条约也是中国司法的重要依据。
其他法源
除上述法的渊源外，在中国还有这样几种成文的法的渊源：
一是一国两制条件下特别行政区的规范性法文件；
二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军事法规和军内有关方面制定的军事规章；
三是有关机关授权别的机关所制定的规范性法文件。
经济特区的规范性法文件，如果是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的权限制定的，属于地方性法规；如果是根据有关机关授权制定的，则属于根据授权而制定的规范性法文件的范畴。

⑺ 苏州大学的知名校友

李济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董事长。 许德珩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治活动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社会事业行政学系主任。 周谷城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 雷洁琼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政治活动家、社会学家。东吴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赵朴初 全国政协副主席。192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 费孝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社会学家。193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医预科。 孙起孟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29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政治学系。 荣毅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江南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钱伟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1926至1927年就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马寅初 经济学家、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898年入上海中西书院。 金善宝 农学家、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江南大学教授、农学系主任。 谢少文 微生物学家、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1921年毕业于东吴大学。 高尚萌 病毒学家、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193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 胡经甫 昆虫学家、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1917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 刘承钊 动物学家、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1934年于东吴大学任教。 周同庆 光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江南大学教授。 谈家桢 遗传学家、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1929年毕业于东吴大学。 陆志韦 语言学家、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13年毕业于东吴大学。 顾翼东 化学家、中科院化学部学部委员。1923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化学系。 钱俊瑞 经济学家、中科院院士。1928年入江苏省立教育学院。 苏元复 化学工程家、中科院化学部学部委员。1929年保送东吴大学化学系。 时钧 化学工程学家、中科院化学部学部委员。1929年保送东吴大学。 宋鸿钊 妇科肿瘤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 汪菊渊 花卉园艺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29年考入东吴大学化学系。 陆宝麟 昆虫学家、中科院生物学学部委员。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 刘健康 鱼类学家、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 冯新德 高分析化学家、中科院化学部学部委员。1933年考入东吴大学。 钦俊德 昆虫生理学家、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194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 郁铭芳 化纤制造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4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 潘君骅 光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苏州大学现代光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乔登江 核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5-1963年在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任教。 陈子元 核农学家。苏南蚕丝专科学校教授。 薛鸣球 光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苏州大学现代光学技术研究所所长。 沈之荃 高分子化学家、中科院院士。1952年至1961年任教于江苏师范学院。 宋大祥 蛛形学与无脊椎动物学家、中科院院士。1953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生物系。 阮长耿 血液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述汤 化学家、材料学家、中科院院士。苏州大学教授。 詹启敏 中国工程院院士。1982年毕业于苏州医学院。 陈衍 近代诗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 金松岑 诗人、教育家。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 吕思勉 历史学家。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东吴大学教授。 黄人 文学家。东吴大学中文教授。 王宠惠 法学家，法学博士。东吴大学法律学院任教。 吕凤子 书画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艺术教育学系主任，江苏师范学院教授。 章太炎 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东吴大学任教。 吴梅 词曲学家。东吴大学教授。 顾维钧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上海中西书院毕业。 雷沛鸿 教育家。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任教。 梁漱溟 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郭绍虞 语言学家、文学家。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 钱基博 国学家。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务主任、教授。 许崇清 教育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俞颂华 著名新闻工作者。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兼新闻系主任。 洪深 戏剧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潘慎明 化学教育家。江苏师范学院二级教授。 陈调甫 化工专家，化工实业家。苏州东吴大学化学毕业，1917年获硕士学位。 顾颉刚 历史学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林语堂 文学家。东吴大学任教。 钱穆 国学家。1947年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朱东润 文学家。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沈青来 数学家。江苏师范学院二级教授、数学系主任。 童润之 教育家。苏州省立教育学院院长。 刘湛恩 教育家，沪江大学校长，191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医预科，1938年4月7日被日伪特务暗杀。 周予同 经学家。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 戈绍龙 耳鼻喉科专家。苏州医学院副院长、一级教授教授。 王遽常 中国哲学史家。1920年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徐志摩 现代诗人散文家。东吴大学教授。 吴福桢 我国昆虫学科和植物保护科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农教系系主任、教授。 吴经熊 法学家。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 夏承焘 词学家。国学专修学校教师。 盛振为 法学家。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 董渭川 社会教育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鄂森 东吴大学法学院教务长。 梁实秋 文学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朱正元 物理教育学家。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主任、二级教授。 唐兰 文字学家、历史学家。1917年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王同观 妇产科学专家。苏州医学院二级教授。 端木恺 东吴大学行政法教授。台湾东吴大学董事长。 曹聚仁 作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程有庆 化学教育家。江苏师范学院化学系主任、二级教授。 李一氓 外交家。在东吴大学求学期间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而肄业。 许幸之 画家、影剧编导。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电化教育系主任、教授。 蔡尚思 史学家。东吴大学教授。 胡曲元 哲学家。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教授。 秦柳方 经济学家。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任教。 杨兆龙 法学家。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刘雪庵 作曲家、音乐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倪征燠 法学家。联合国际法院法官，二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东吴大学教授。 潘汉年 我党历史上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就读无锡国家专修学校。 吴其昌 历史学家。1920年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焦菊隐 著名导演。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李浩培 法学家。1982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 张奎 寄生虫学专家。苏州医学院一级教授。 周有光 语言学家。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任教。 钱仲联 国学家。1926年于无锡国学专修馆毕业，苏州大学教授。 陈汀声 电影技术教育家。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任教。 杨绛 作家。1932年毕业于东吴大学。 陈白尘 戏剧家和电影剧作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柴德赓 史学教育家。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系主任。 吴强 作家。早年就读教育学院民众教育系。 郑君里 著名演员、导演。国立社教学院教授。 马荫良 著名新闻工作者。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教授兼系主任。 郭影秋 云南省省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就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 汤不器 组织胚胎学专家。苏州医学院学院二级教授。 陈明斋 外科学专家。苏州医学院教授。 周振甫 文学家。就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徐迟 作家。就读东吴大学。 吴大琨 经济学家。东吴大学任教。 周孝谦 物理教育学家。江苏师范学院二级教授、苏州大学副校长。 陈王善继 放射医学专家。苏州医学院一级教授、附属第一院院长。 钱仁康 音乐学家、作曲家。江苏师范学院任教。 蒋纬国 军事学家，蒋介石次子。就读东吴大学物理学院物理系。 饶宗颐 历史学家，文学家。1943年至1945年任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教授。 陈务民 儿科学专家。苏州医学院二级教授。 许国璋 英语教育家。在东吴大学执教英语。 戴爱莲 舞蹈艺术家。1942年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 陈悦书 血液病学专家、我国血液学专业奠基人之一，苏州医学院教授。 王绍堉 台湾东吴大学董事长。就读于东吴大学。 冯其庸 文学家、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1948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 柯岩 作家、诗人。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戏剧系1948级学生。 林斤澜 作家。1945年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 方汉奇 新闻学家。1950年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 范敬宜 新闻学家。1949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金庸 小说家。1946年入东吴大学法学院修习国际法。 杨铁梁 香港高等学院首席大法官。就读东吴大学法学院。 熊黛林 中国女演员、模特

⑻ 江西历史上的名人

1、欧阳修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

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他的平易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2、黄庭坚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黄庭坚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也自成一家。学书尤为推崇王羲之《兰亭序》。

黄庭坚的诗以唐诗的集大成者杜甫为学习对象，构建并提出了“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等诗学理论，成为江西诗派作诗的理论纲领和创作原则，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宋代大诗人之一，黄庭坚对宋诗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一代大文豪苏轼。

3、文天祥

文天祥，初名云孙，字宋瑞，又字履善。道号浮休道人、文山。江西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人，南宋末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抗元名臣、民族英雄。

文天祥在文学研究上除了《御试策—道》这篇哲学专著外，文天祥创造诗、词最多，除了《指南录》和《指南后录》和《吟啸集》外，还有《集杜诗》200首以及《十八拍》和少量的词等。这是最有价值的著作，称之为史诗。此外还有在抗元前的部分诗稿。

4、朱熹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

朱熹的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二是关于“朱子读书法”。

5、陶渊明

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陶渊明长于诗文辞赋，诗多描绘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而这田园生活也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

其中的优秀作品寄寓着对官场与世俗社会的厌倦，表露出其洁身自好，不愿屈身逢迎的志趣，但也有宣扬“人生无常”，“乐安天命”等消极思想。其艺术特色，兼有平淡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极为精炼，具有独特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