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著作读书笔记

Ⅰ 行政法的内容简介

本书是英国行政法学的经典之作，先后被译成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日文，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回作者先后执教于牛津答大学和剑桥大学，并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中国）讲过学。本书系统地介绍了英国的政府体制，特别详细地讲述了行政系统与立法系统和司法系统的相互关系，阐述了英国法治的基本原则，英国不成文宪法对行政控制的基本原则，英国行政法的演变与发展，英国行政裁判制度及其运作方法，英国对行政系统实行的司法审查制度及其运作方法，英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基本原则。本书资料翔实，观点明确，逻辑严谨，思路清晰，在法学著作中具有相当的可读性。

Ⅱ 行政法的红皮书是哪个编写的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及本书(第二、三版)编写分工
（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行政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行政执法研究》（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控制》（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1期）、《行政的现代化与行政程序制度》（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1期）、《新世纪行政法发展的走向》（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1期）、《行政的“疆域”与行政法的功能》（载《求是学刊》2002年第3期）、《公众参与与行政法治》（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1—10章，负责全书的审稿、统稿。

叶必丰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订版）、《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应申请行政行为判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规范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5期）、《行政行为确定力研究》（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3期）、《现代行政行为的理念》（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6期）、《行政规范法律地位的制度论证》（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等。
撰写本书第11—13章。

杨建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1980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82年赴日留学，1986年毕业于筑波大学，获社会科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一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一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93年回国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要著作有：《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等，译著有：《日本行政法》（南博方著，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行政法》（盐野宏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等；主要论文有：《规制行政与行政责任》（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论行政法的特点》（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3期）和《行政裁量的运作及其监督》（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等。
撰写本书第14—15章。

章剑生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诉讼法基本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监督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论文有：《判决重作具体行政行为》(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行政行为说明理由》（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几个理论问题探讨》（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现代行政诉讼的成因与功能分析》（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之重构》（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等。
撰写本书第16—17、19—22章。

于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教授，任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协议与行政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德国行政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WTO协定国内实施读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采购制度的发展与立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降低政府规制——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论文有：《WTO协定的国内实施问题》（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WTO政府采购协定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加入世贸组织与政府职能转变的法律问题》（载《求是》2002年第24期）、《中国对反倾销措施的司法审查》（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制定紧急状态法的基本问题》（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4期）等。
撰写本书第18章。

王宝明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教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青少年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斯拉丘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与行政诉讼》（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行政法学论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合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读本》（合著，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等；主要论文有：《行政立法评述》（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美国行政机关与美国宪法实施的监督》（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行政程序立法论纲》（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中国公务员立法的合理取向》（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与政府的因应》（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23、28、31—32章。

江必新法学博士，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行政诉讼法疑难问题探讨》（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国家赔偿法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WTO与行政法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WTO与司法审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变更权》（载《法学研究》1988年第6期）、《国家赔偿法价值论》（载《法学杂志》1994年第4期）、《司法解释对行政法学理论的发展》（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先地方后中央：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一种思路》（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2期）、《紧急状态与行政法治》（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24、30章。

刘恒经济学博士，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行政法学研究会总干事。主要著作有：《公安行政复议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行政救济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外资并购行为与政府规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行政行为法律适用判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论文有：《试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权》（载《法商研究》1995年第2期）、《论行政立法权》（载《法学评论》1995年第4期）、《行政诉权面临的若干问题及对策》（载《学术研究》1997年第1期）、《略论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法律规制途径》（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2期）、《政府信息公开立法问题探析》（载《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等。
撰写本书第25—27、29章。

湛中乐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主要著作有：《环境行政法》（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公安行政法》（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高等教育与行政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法治国家与行政法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2期）、《论完善我国的行政立法程序》（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3期）、《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及其司法运用》（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5期）、《中国加入WTO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载《中外法学》2003年第2期）、《行政过程论》（载《行政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撰写本书第33、37—38章。

薛刚凌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专家组委员、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国家赔偿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诉权研究》（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变迁时代的行政法思考》（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组织法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论文有：《行政主体之再思考》（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34—36章。

Ⅲ 关于读书笔记的问题

1、读书笔记的概念

人们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把自己阅读书籍的心得体会和精彩内容整理记录下来的文字材料,就叫读书笔记.
2．读书笔记的作用
（1）作读书笔记可帮助记忆，弥补脑力不足，有效提高读书效率。
（2）做读书笔记可锻炼思考能力。读完书用笔记记下来，想一想，这便是思考，常思考，可锻炼人的思维的条理性，逻辑性和分析综合能力。
（3）可积累有用材料，开拓视野，提高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4）作笔记会产生新的思考，有利于发现新问题，有利于研究新问题。
3．读书笔记的种类
读书笔记种类很多，一般分为四大类。
（1）摘要式。
即将书中或文章中一些重要观点、精彩警辟语句，有用数据和材料摘抄下来，目的是积累各种资料，为科研、教学、学习和工作作好准备。可按原书或原文系统摘录；也可摘录重要论点和段落；还可摘录重要数字。
（2）评注式。
评注式笔记不单摘录，还要写出自己对这些要点的看法和评价。常用方法有书头批注。即在书中重要地方用笔打上符号或在空白处加批注、折页作记号；也可用提纲方法把书和文章论点或主要论据扼要记叙下来；还可用摘要式综合全文要点、记下主要内容；读完全书或全文对得失加以评论也是一种方法。
（3）心得式。
即读后感。是读书或读文章后写出的自己的认识、感想、体会和启发。常用方法有：札记，也叫札记，是摘记要点与心得结合的产物；心得，也叫读后感。将读书体会、感想、收获写出来；综合观点、见解，提出自己看法并记录下来，也是很好的读书方法。
（4）记载式。
1）笔记本。
成册笔记本可用来抄原文、写提纲、记心得、写综述。长处是便于保存，缺点是不便分类，但可按类单独成册。
2）活页本。
可用来记各种各样笔记。便于分类，节约纸张和日后查阅。
3）卡片。
好处便于分类，可按目排列，便于灵活调动又节省纸张，但篇幅小，内容不宜长。
4）剪报。
把报纸和有用资料剪下来，长文章可贴在笔记本或活页本上，短小材料可贴在卡片上。剪报材料可加评注，也可分类张贴，要注明出处，以便使用。
5）全文复印。
重要读书材料，为保持完整性，可全文复印编目分类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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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时候做的笔记

读课外书，怎样才能不忘呢？学到的东西怎么才能不丢呢？正如你说的，写读书笔记是个好办法。

记忆，对于积累知识是重要的，但是不能迷信记忆。列宁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他却勤动笔，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俗话说：“最淡的墨水，也胜过最强的记忆。”所以，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要求自己：身边永远带着铅笔和笔记本，读书和谈话的时候碰到一切美妙的地方和话语都把它记下来。

写读书笔记，对于深入理解、牢固掌握所学到的知识，对于积累学习资料，以备不时之需，很有必要。做读书笔记，方法是多样的，不同的方法作用不同。下面给你介绍几种常见的写读书笔记的方法。

最简单的一种做读书笔记的方法是“摘抄法”。

所谓摘抄就是读一本书、一篇文章，把其中的一些83 好的句子和段落摘下来，抄在本子上或卡片上。

摘抄的内容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可以抄录领袖导师的教导，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的至理名言，人民群众、英雄人物的豪言壮语和格言谚语等。例如：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Ⅳ 行政法领域好的书籍有哪些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推荐理由：回这是由大答陆一些著名行政法学家共同撰写的行政法学教材，由于每个撰写者都是相关领域里的专家，所以这本教材的成就巨大，其很多观点已经成为通说，也是很多学校考研的指定教材。对于法学本科学生学习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具有重要作用。

Ⅳ 翁岳生的主要著作

Die Stellung der Justiz im
Verfassungsrecht deRepublik China（59）
行政法与现代法治国家（65）
法治国家之行政法与司法（83）
行政法(上、下册)（87编著,89再版）
行政诉讼法逐条释义（92主编）

Ⅵ 有哪些好的行政法著作可以看

1.王名扬三部曲：
《英国行政法》政法大学出版社《法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版《美国行政权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哈特穆特.毛雷尔（德），高家伟译：《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
3.盐野宏（日）：《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4.翁岳生：《行政法》（上、下），中国法制出版社

Ⅶ 给我提供一片行政法读后感

读《中国行政法的创制与面临的问题》后有感

行政法的创制的主体是立法者，而不是行政者。行政法的创制却又是行政法范围内的命题，这真是一对悖论。
行政行为法是规范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法，还是规范相对人行为的法？规范相对人行为的法是不是行政法？行政组织法可以由行政主体自己制定吗？如《公务员暂行条例》——如何体现管理管理者？《行政诉讼法》从属于行政法吗？那么，本人期待的未来的《司法法》体系将如何构建呢？诉讼法的本质是规范司法主体的司法行为，还是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
立法监督形同虚设。司法监督走走过场。根源：行政权一权独大。
行政权的特征：不需民主（立法需民主），可以主动（司法必被动）。换言之——行政权可以——主动不民主！！！普天之下，如何让人不爱“她”。为什么独大呢？唯追求者甚众，其中还不乏精英豪杰。在中国，原本就是先有行政权（也可以说是诸权合一），而后，直至近晚才出现立法权和司法权。而且，此二权皆脱胎于行政权。因之，必受制于行政权，必仰赖于行政权，必胆寒于行政权，必依从于行政权。特别是当此二权羽翼尚未丰满之时，注定唯行政之命是听。这就是铁的事实。就象江河是流淌的一样，上述流变的事实已经逝去，未来的事实也一定流变。这就是钢的规律。有分歧的只是对流向的理解和把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则是金科玉律。
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无异于“左手打右手”。自己监督自己，这是连话语者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大义灭亲是例外，手足情深是规律。
行政复议作为一种成体系化的制度，其存在的合理性应当追问。在诸多方面与行政诉讼制度雷同，因而具有替代效应。差异性是事物存在的根本理由。的确，复议比之于诉讼在合理性审查、受案范围、附带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简便程度、不收费用等方面有可取之处。但在整体上，是诉讼的翻版。两种惊人相同的制度居然“前仆后继”、“薪火相传”，不排斥，却链接。实在是一种惊人的浪费。复议不在于实质有别于诉讼，而仅仅是审查者的身份的差异。复议的弊端更是致命：属自我监督，有悖公正；不开庭审理，无法公开。是想节省资源，还是多此一举？是想维护尊严，还是威信扫地？实际效果是：费力并未讨好。也许诉讼法完善之时，就是复议法正寝之日。
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没有能够恰当的处理审查相对人行为的合法性与审查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名义上是审查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但实质上却将二者混为一谈、纠缠不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的整个行政法体系没有清晰的区分相对人违法与行政主体违法二者的界限。
恰当的制度可以这样设计：区分行政管理之诉与行政侵权之诉。一、行政管理之诉是指，行政主体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权，应主动管理行政违法行为（即相对人违法行为），有权先行处置，如相对人信服，则纠纷归于平静。如相对人不服，则可由行政主体将其公诉至法院，由法院最终裁决相对人的行为是否违法。而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不是行政管理之诉审查的对象。在诉讼中，行政主体负举证责任，证明相对人的行为违法。二、行政侵权之诉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行政（含不作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相对人将其诉至法院，由法院裁决行政主体的行为是否违法。此时的相对人也可能另有违法行为，但不是本诉的审查对象。在诉讼中，相对人负举证责任，证明行政主体的行为违法。
如此划分绝非多此一举，梳理了法律关系，明确了控辩双方的地位，确立了诉讼规则，将两类截然不同的诉讼从混杂到分离，是行政法体系构建质的飞跃。
由于行政管理之诉的被告不是行政主体，而恒定是相对人，因此这种诉讼不存在“民畏官，而不敢告官。”这一根本制约现有“民告官”诉讼制度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因素。在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中，行政主体“三位一体”——一身兼三职：“立法者”（规则的制定者）、执法者（规则的实施者）、“司法者”（纠纷的决断者）——俨然就是全能的“上帝”。试问，站在“无所不能”的行政主体的对立面，有谁能够不粉身碎骨？行政管理之诉至少让解决纠纷的职能与行政主体相分离。只要相对人不服，就可以“坐享其成”的当上“免费”（败诉者，应付费。）被告。此种设计绝非异想天开、空穴来风，而是将现有的行政主体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制度进行合理化改造之后的制度升华。同样面对相对人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为其设定的义务，均要过法院这一关，与其“暗审”，不如“明审”。正如两人赛马，比谁慢。要不突破固有思维模式，无法比。只有善于求异思维，才能敢于换乘坐骑，快马加鞭、争先恐后。原有的诉讼模式无论如何完善，均无法解决相对人“不敢告”、“不愿告”、“不能告”的体制性弊端！！！近几年，每年的民事诉讼案件均已达数百万件，而行政诉讼案件却徘徊在十万件上下。真应该统计一下，每年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数量，以及理论上的“出错概率”（当然，只具参考价值。）。我想，就算是万分之一，也应该远远超过十万。只需因势利导，便使得解决在行政管理领域中出现的纠纷——“天堑变通途”。
行政管理之诉的另一个思维来源就是刑事公诉。至于刑事公诉权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由于答案太过明显——当然属行政权，因而不再展开。在此，有必要谈一下行政违法（即相对人违法）与犯罪的关系。很简单，“五十步笑百步”——同质不同量。两种行为均是对社会有危害的违法行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对它们的防范与制裁也自当机理相通。于是行政公诉应运而生。只是出于投入——产出的效益考虑，才设置行政主体的先行处置权（准司法权）。从中过滤大量轻微、明显的行政违法行为。只有重大且有争议的行政违法行为才会启动行政公诉。理性相对人自然也不会虚掷败诉费用，甚至还有宝贵的时间。
国家在国家范围内，无疑是第一强势主体，超越于任何其他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在享有更多权力的同时，理应尽到更多的义务。其中就包括赔偿义务。其赔偿范围及额度，理应最宽广、最充实，而不是相反。按支付能力计，在个案中，强势民事主体的赔偿数额尚可达天文数字，国家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要合乎国情。而且是在一国之内进行比较。关键不在于能不能，而在于愿不愿。
当然，赔偿之诉与侵权之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与管理之诉则毫不相关。这也正面解决了以往行政诉讼与行政赔偿诉讼之间不尴不尬的关系的难题。
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在性质上并无二致。除了主体不同之外，余皆相同，自然也包括归责原则。这是公理，但不是现实，好在我们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关于公务员的责任追究问题，不是空白却胜过空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活生生的自然人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责任归属主体。否则，一定是责任虚置。虽然国家责任与个人责任不可同日而语，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却客观存在。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行为不是由自然人来决断、来实施的。除了作为整体的最高立法机关（因为他们就是全体国民的化身，自己说自己错了只有象征意义，而无实际意义。）的公职行为外，任何其他公权机关的违法行为，其行为的自然人均难辞其咎。然而现实却是，只要不触犯刑律（即使触犯刑律，也因职位高低，罪减若干不等。），皆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政”（非行政法之行政）责任形同虚设。原本，公职人员违法（不论故意还是过失）理应“罪加一等”，却由于没有完善、有效的追究机制，反而使某些人有恃无恐，变本加厉。系统内的自我约束何堪众望。至善之道应是确立外部惩戒制度，即在侵权之诉中，只要行政机关败诉，就自动启动监察执法程序，将个人责任落到实处。
行政主体职权法定也不尽然。例如，现行《宪法》授予行政机关“立法权”——没有人能否定行政立法的本质是立法，而不是行政。除非不承认立法与行政的差异。我以为，公法领域至少有如下三条公理（当然，如果不被世人所认可的话，我将试图通过证明使其成为定理。）：一、权力分立，界限清晰。二、权力专属，不可让渡。三、权力有限，越权无效。显然，《宪法》也应该服从这些至高无上的原则。立法机关将专属自己的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似有不妥，其效力值得疑问。立法的本质是制定规则，而且是一体遵行的规则。因此，只有民意代表才是唯一适格的制定者。此种与主体的身份特质密不可分的专属性决然排斥转让。自然，包括民意代表自身也不享有此种权利，他或他们不可以也不应该把国民的重托“转赠他人”。此等职权法定值得商榷。
依法行政的前提是行政主体法定。时至今日，其立法之路仍漫漫且修远。究其原因，是行政权的性质与边界无从确定。我们先人沿袭了千余载的、卓有成效的吏、户、礼、兵、刑、工的行政权力格局在新时代遇到了新挑战。在不能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情况下难免摇移不定。常识告诉人们，法律规范越少、越晚的往往是权力越大的部门。因为没有谁天生愿意受到约束，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
我的观点非常鲜明，所谓的抽象行政行为当然不是行政行为，而是立法性质的行为。其存在又缺乏法理基础（前已论及），实属怪胎。我建议的时间表是：在未来五年内，取消乡级（抽象行政行为，下同）；在未来十年内，取消县级；在未来十五年内，取消市级；在未来二十年内，取消省级；在未来二十五年内，最终取消国务院级。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未来十五年内彻底从地球上消失。地方规章在未来二十年内，转制为地方法规；部门规章转制为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在未来二十五年内全部转制为法律。到那时，中国不再有“红头文件”，有且只有法律和地方法规。当然，我希望在未来五十年内，所有的地方法规也将全部转制为法律或特别法律（只对特定地区或特定人群适用）。再大胆，再乐观一点，在未来一百年内，各主要发达国家国内法将全部转制为统一的世界法。试看未来的环球，必是法律大同的天下。
上述设想的实现还有赖于立法机关自身性质和地位的回归和实现。最突出的、需要迫切解决的就是代表专职、机构常设问题。目前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均是定期临时召集会议制，只有各级人大常委会才是常设机构。其人员虽为专职，但人数极为有限。形成了一元双层体制，大会与常委会的权力界限极为模糊。给人的印象是，常委会往往起着比大会更为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大会的权力虚置。代议机关在民主社会无疑居于至关重要的核心地位，而且须臾不可或缺。仅仅常委会常设，远远不能适应其工作的难度与强度。我们的立法任务绝不是因为太少而需要精简机构，恰恰相反，立法机构远远没有起到其应该起到的作用。人大的各项职权远未落实到位，人大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远未在国民心目中树立。所有这些的实现，均有赖于改革现有的一元双层体制，将人大自身常设，而且让每一位人民代表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由各级各类机关领导来兼任。至于具体人数，会议的频度，则属细节问题，无须赘述。
《行政处罚法》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处罚目的与边界的迷失。有受害人的刑事责任与所有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复仇与补偿，使受害人的心灵得到慰籍。那么，无受害人的刑事责任与所有行政责任（相对人违法所应承担的责任）的目的呢？惩罚的结果得不到受害人心灵慰籍的效果。为过错付出代价吗？那就要首先分析论证过错所侵犯客体本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此种客体显然不是恒定的、当然的。正如行政许可的范围一样，应做最窄的界定，且具有流变性。但愿，世人不会认为我们是一个滥罚的国家。
法治，法治，还需良法之治。良法又有高低之分：低者符合民意是也；高者符合天理是也。看来，立法的理论与实践还是我们的软肋。只谈行政，以及以行政机关为主体的立法，实乃隔靴搔痒。
行政强制更是一团乱麻。所谓行政强制只能是行政主体实施之强制行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根本与本题无涉。如果法院居然也能成为行政强制的主体，那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是一种简易司法审查程序，早已超越行政行为的范畴。即时强制与强制措施也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目的与手段。自行强制则应根本杜绝。劳教无疑是行政处罚的变种，自然应——依法予以取缔。
行政程序是行政行为存在的方式。它所能规范和约束的只是行政行为的表，而非里。它可以解决最表象化的问题，行政权的根本是由授予行政权的立法来决定的。
如何监督行政机关？最简单的道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至少要有一种不逊于行政机关的力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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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求篇行政管理学读书笔记，最好是关于拆迁的话题的

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实务探讨

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以下简称拆迁裁决）是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拆迁当事人之间不能达成补偿安置协议而发生纠纷，由特定行政机关依法处理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它是当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拆迁裁决的属性

拆迁裁决法律关系具有复合性。其中，既包含行政法律关系，又包含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机关和拆迁当事人之间是地位不平等的行政法律关系，拆迁当事人之间是地位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三者互相之间形似一个三角形。这种法律关系上的复合性，贯穿于裁决过程的始终，决定了裁决机关公正而且中立的角色特征。

本质上，拆迁裁决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具体分类上，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行政裁决。行政裁决根据争议标的不同，可以分为权属纠纷裁决、侵权纠纷裁决、损害赔偿纠纷裁决。（1） 拆迁裁决的争议标的是房屋拆迁补偿与安置，显然不同于权属纠纷、侵权纠纷以及损害赔偿纠纷的争议标的。由此笔者认为，拆迁裁决是一种独立类型的行政裁决。

裁决作出后，具有一般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因其执行力，裁决一经作出，裁决的内容就应当得到执行和实现；因其公定力，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不应当停止裁决的执行。

二、裁决机关

通说认为，裁决机关是审批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市、县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区（直辖市的区除外）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属于裁决机关，但可以接受裁决机关的委托。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据此，裁决机关包括：

1、市、县房屋拆迁管理部门；

2、直辖市的区房屋拆迁管理部门；

3、市、县人民政府；

4、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

三、拆迁裁决的管辖范围和管辖原则

管辖范围此指裁决机关能够受理的拆迁纠纷案件的范围，既包括哪些拆迁纠纷案件可以通过裁决解决，又包括这些案件在裁决机关之间的内部分工。对于前者，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之间历来存在不同看法。目前，一般的观点认为，拆迁纠纷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要件，才可以提请裁决:

1、标的物是国有土地上的房屋；

2、该房屋在拆迁范围内；

3、尚未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4、拆迁期限尚未届满。

相应地，以下拆迁纠纷不属于拆迁裁决管辖范围：

1、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纠纷；

2、没有核发拆迁许可证的拆迁纠纷；

3、拆迁期限已届满的；

4、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后又发生争议的；

5、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已经受理的。

管辖原则实行属地管辖，即由被拆迁房屋所在地的裁决机关管辖。在此基本原则之下，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管辖是一般原则，由县、市人民政府管辖是特殊原则。

当前，实践中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拆迁公房时，作为被拆迁人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与拆迁人已经达成了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但公房承租人与拆迁人因补偿安置问题发生纠纷，应由哪个部门管辖？大多认为应由同级人民政府管辖，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无管辖权，直接依据是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 16条中关于“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的规定。笔者认为应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管辖，理由是：

首先，结合第16条第一款，（2） 该规定中的“被拆迁人” 不仅指房屋所有权人，同时也是拆迁纠纷的一方当事人。第16条第一款共含三段，都是关于裁决的规定，内容上三段之间互相衔接。分析第一段可以得出，拆迁纠纷的当事人包括被拆迁人；分析第二段可以得出，拆迁纠纷中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3）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能再充当裁决机关。可见，同级人民政府管辖的案件，应当符合两个条件：第一，被拆迁房屋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名下的公房；第二，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拆迁纠纷的一方当事人。而上例中的拆迁纠纷却不能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因此不应认为由人民政府管辖。

其次，该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防止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情况发生，保证裁决机关的公正地位。但本例拆迁纠纷发生在公房承租人与拆迁人之间，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是纠纷的当事人，对争议标的不享有利益，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管辖，不违背立法目的。相反，“只要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承租人与拆迁人之间的拆迁纠纷一律由人民政府管辖”的大多数观点是错误的，是对法律条文断章取义、片面机械理解的结论。

四、拆迁裁决的依据

拆迁裁决的依据是裁决所依据或者所适用的有关规定。有人认为，裁决只能依据拆迁管理方面的法规作出，裁决书只能引用这方面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4） 这种看法欠妥，因为：

第一，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仅应依据规范性法律文件，还可以依据其他规范性文件。只要其他规范性文件与规范性法律文件不存在冲突，就可以适用；

第二，有些情况下，处理拆迁裁决案件必须依据拆迁管理法规之外的其他法律、法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8条明文规定，拆迁文物古迹等房屋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当涉案被拆迁房屋是文物古迹等特殊类型的房屋时，如果不依据文物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裁决，很容易出现违法后果；

第三，通常，处理裁决案件必须依据其他规范性文件。由于立法本身的局限性，拆迁管理方面的法规规定比较原则、概括。现实中，各地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制定了大量的规范性文件，并发挥着巨大作用。离开了这些规范性文件，很多细节问题，例如搬家费、通讯线路迁移费、临时停产(业)补助费等，都难以解决。

所以，拆迁裁决的依据至少应包括三类：

1、单行拆迁管理法，即专门规定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行政法规即《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2、附属拆迁管理法，即附带规定于法律以及其他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或者部门规章中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范。例如，《文物保护法》第 13条规定，因建设工程和特别需要而必须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迁移或者拆除的，应当按照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履行相应的报批手续；国务院颁布的《邮政法实施细则》第18条规定，因建设需要拆迁邮政企业、分支机构或者邮政设施时，拆迁人应当将之迁至适宜的地方或者另建；对于环境卫生设施的拆迁，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拆迁人必须事先提出拆迁方案报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广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第17条则进一步规定拆迁人必须事先提出拆建方案并报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先建设、后拆除，谁拆谁建；对于宗教房产的拆迁，《广东省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第 46条规定，应当征询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广州市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第39条也进一步规定因市政建设需要拆迁宗教活动场所的，应事先征询市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其他建设需要拆迁宗教房地产的应事先征得市有关宗教团体和市宗教事务部门的同意，等等。

3、拆迁行政管理规范性文件。即不属于严格意义上法律渊源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具体指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拆迁管理的规范性文件。

对上述三类依据，裁决机关可以并且应该在裁决书中加以引用。但是，应注意在适用拆迁行政管理规范性文件时，必须慎重审查是否与单行拆迁管理法或者附属拆迁管理法相抵触。

五、相关期间及其法律效力

在执法实践中，有两个问题不时引起争议：一是拆迁期限届满后，裁决机关还能否作出裁决？二是拆迁期限届满后，能否依据拆迁裁决实施强制拆迁？不少人基于对拆迁期限届满后就不能实施拆迁活动的认识，在两个问题上都持否定态度，并得出结论：拆迁期限届满后作出的裁决是无效的；由于拆迁期限届满，不能再依据拆迁裁决强制拆除被拆迁房屋。这种观点对于不服拆迁裁决的行政审判工作以及根据拆迁裁决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工作影响甚巨。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有四种期间规定与拆迁裁决密切相关，分别是拆迁期限、裁决期限、搬迁期限和过渡期限。不同的期间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

拆迁期限是拆迁人经批准在一定拆迁范围内实施房屋拆迁活动的期间，是依法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以拆迁公告形式公布的拆迁许可事项之一。拆迁人从事拆迁活动必须遵守该时限。在拆迁期限内，拆迁人可以实施动迁工作，拆除已达成补偿安置协议的被拆迁房屋，并可就拆迁纠纷申请裁决；拆迁期限届满后，拆迁人继续进行动迁活动的，应当承担擅自延长拆迁期限的行政法律责任，对其提出的拆迁裁决申请，裁决机关应不予受理。

裁决期限是裁决机关受理拆迁纠纷案件并作出裁决的期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裁决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5） 裁决机关处理拆迁裁决案件必须遵守该时限规定。无正当理由超过裁决期限所作出的裁决，因程序违法而无效。

搬迁期限指拆迁当事人在补偿安置协议中自行约定或者裁决机关裁定的被拆迁人（承租人）搬出被拆迁房屋的期间。被拆迁人（承租人）必须在约（裁）定期限内搬出，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或者强制执行的法律后果。

过渡期限是被拆迁人（承租人）搬迁到周转房临时居住或者使用的期间，和搬迁期限一样是通过拆迁当事人协议约定或者通过裁决机关裁定的。各方当事人都必须遵守过渡期限。拆迁人擅自延长过渡期限的，应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法另行支付或增加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被拆迁人（承租人）不按时腾退周转房的，应负违约责任或者承受强制执行的法律后果。

除裁决期限是法定期间外，拆迁期限、搬迁期限和过渡期限都是指定期间，其中搬迁期限和过渡期限也可以是约定期间。

在上面分析的基础上，针对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拆迁期限只是影响裁决案件管辖的一个条件，并不能限制裁决期限。裁决期限是法定的，它和拆迁期限可以并行不悖，即裁决机关只要在拆迁期限内受理了拆迁纠纷，既使拆迁期限届满，也可以依法作出拆迁裁决，并且裁决具有行政法律上的效力。

对于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7条，只要被拆迁人（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搬迁，就可以实行强制拆迁。强制拆迁是属于强制执行，与拆迁期限没有必然关系，只与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有关，而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也不受拆迁期限的限制。拆迁期限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据行政许可权批准的，适用于拆迁范围内的所有被拆迁房屋，搬迁期限是裁决机关依据行政自由裁量权裁定的，适用于特定被拆迁房屋，两者都是指定期间，通常都由同一个行政机关指定，都合法有效。搬迁期限可以是拆迁期限内的一段时间，也可以是拆迁期限之后的一段时间。仅仅根据搬迁期限不在拆迁期限内，从而认定不能从事搬迁、拆迁活动，缺乏充分理由。拆迁期限只能限制拆迁人实施房屋拆迁行为，不能限制有关行政主体依法实施强制拆迁。（6） 必须强调，强制拆迁的前提条件只有一个，即被拆迁人（承租人）未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履行搬迁义务，而不论拆迁期限是否届满。因此，不能以拆迁期限届满为由拒绝受理强制拆迁申请。

六、实行房屋产权调换补偿的具体操作问题

实行产权调换补偿，在实务操作中有两个问题要解决：第一，是否一律补差；第二，按照什么方法进行产权调换。

第一个问题，实质上与法律适用有关。《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5条明确规定，实行产权调换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结算差价。但是现行的一些地方性法规却有特别规定，例如，根据1995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广东省拆迁城镇华侨房屋规定》，补偿房屋的建筑面积与原房屋建筑面积相同的，不结算差价。据此，许多人认为这类地方性法规只适用于特定区域，在得到修改或者明令废止前，特定区域内的该类房屋产权调换补偿仍应互补差价。但是该观点却面临着一个法理拷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原则有一个前提，即两法必须属于同一位阶，而上例中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根本就是上、下位阶的关系，效力有高低之分，在对拆迁补偿存在原则性冲突规定的情况下，应该选择适用的是行政法规而非地方性法规。笔者倾向于认为，裁定实行房屋产权调换补偿的，应裁决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互补差价。不过，该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7）

第二个问题，实质上是实行产权调换补偿的具体操作标准。用于产权调换的补偿房屋，拆迁人可以按照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提供，也可以按照被拆迁房屋的市场评估价格提供。根据补偿房屋确定标准的不同，产权调换的具体方法有两种：等面积产权调换和等价格产权调换。以等面积产权调换方法补偿的，根据上引拆迁行政法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结算差价；以等价格产权调换方法补偿的，差价为零，无需结算。无论哪种方法，都贯彻了等价有偿原则。但是从裁决的执行角度看，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着可能导致不公平结果的缺陷：实行等面积产权调换，在被拆迁人应支付差价而无力支付或者拒绝支付的情况下，可能损害拆迁人的利益；实行等价格产权调换，在补偿房屋建筑面积比原房屋建筑面积减小而被拆迁人居住人口较多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被拆迁人的实际居住水平下降。因此，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拆迁双方的合法权益，两种产权调换方法都应该允许存在，以备选择。如果在地方立法中限定只能实行等面积产权调换或者只能实行等价格产权调换，则很难避免产生上述弊端。

所以，对于实行房屋产权调换补偿的案件，裁决机关应慎重选择适用的法律，以确定是否互补差价。至于房屋产权调换的具体方法，可以根据具体案情，裁定等面积产权调换或者等价格产权调换。为了弥补两种具体方法各自的缺陷，保证被拆迁人的居住水平不因房屋拆迁而下降，同时保证补差易于实现，可以遵循以下指导思想处理：首先，补偿房屋的建筑面积应不小于原房屋的建筑面积；其次，优先选择补差金额较小的产权调换方案，即当存在着两个以上产权调换方案且都需补差时，宜选用补差金额较小的方案。

七、抵押房屋的处理

对于设定抵押权的被拆迁房屋，按照目前有关抵押的法律法规，（8） 裁决机关在处理过程中，应把拆迁裁决立案情况告知抵押权人，并限期被拆迁人（即抵押人）和抵押权人以重新设定抵押、清理债权债务等方式解除被拆迁房屋上的抵押关系。被拆迁人和抵押权人解除抵押关系的，涂销房屋抵押注记，按照被拆迁房屋不存在抵押的情况作出裁决，由拆迁人向被拆迁人作出补偿；不解除抵押关系的，要求拆迁人办理抵押房屋的证据保全公证，把抵押权人列为第三人，裁决拆迁人向公证机关办理货币补偿款或者补偿房屋的公证提存手续，不能裁决拆迁人直接向被拆迁人补偿，以保障抵押权的实现，方便被拆迁人或者抵押权人以后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抵押纠纷。

对于拆迁公告发布后设定抵押权的被拆迁房屋，鉴于《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8条明确规定“已依法公告列入拆迁范围的房地产”不得设定抵押，笔者认为裁决不需把抵押权人列为第三人，但应写清楚查明的有关事实，并阐明理由，裁定拆迁人直接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当然，由于牵涉到抵押登记的效力问题，裁决机关应根据具体案情灵活处理，最好先由抵押登记管理部门以抵押人隐瞒房屋拆迁事实、违规设定抵押为由涂销抵押注记，然后裁决机关再作出裁决。

为了理顺关系，有法可依，建议在拆迁管理地方立法中明确规定“拆迁公告发布后拆迁范围内的被拆迁房屋不得设定抵押，否则不作为拆迁补偿的依据”。如此，今后再遇到这类情况时，不需涂销抵押注记裁决机关便可径行作出裁决。

八、拆迁裁决的强制执行

拆迁行政裁决送达生效后，当事人在裁决规定的期限内拒不履行相关义务的，可以强制执行。根据不同的标准，裁决的强制执行可作不同划分。

1、以强制执行的主体和途径为标准，可分为人民政府的强制执行和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前者即市、县人民政府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所进行的强制拆迁；后者的执行主体是人民法院，除强制拆迁外，还包括对其他裁决事项的强制执行。

2、以强制执行的标的和内容为标准，可分为强制拆迁和其他强制给付。其他强制给付指除强制拆迁之外的对于裁决的强制执行，主要包括强制拆迁人给付货币补偿款或者提供产权调换房屋、给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或者提供周转房，强制被拆迁人腾退周转房等。

3、以申请强制执行人为标准，可分为裁决机关申请的强制执行和拆迁当事人申请的强制执行。对于申请强制执行人，单行拆迁管理法或者拆迁行政管理规范性文件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规定的由拆迁人申请人民政府强制拆迁或者由裁决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虽然裁决的强制执行在主体和途径上有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之分，但并不存在行政强制执行和司法强制执行之分。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也是行政强制执行的一种，是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延伸和继续。（9） 按照标的和内容划分裁决的强制执行，是一种相对周密的分类法。根据行政职权法定原则，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的，应由裁决机关提出；申请人民政府强制拆迁的，各地方有规定的按有关规定，没有规定的可由拆迁人提出；其他强制给付则宜通过裁决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作者E-mail：[email protected]。）

【注释】
① 张正钊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153页。
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6条第一款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
③ 该款中之所以仅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一种情形，是因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0条已明文禁止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为拆迁人，同时现实经济生活中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为承租人的情况也极少见。
④目前，各地裁决机关作出的裁决实际上也是如此。
⑤地方性法规可以对裁决期限的起算点作进一步明确规定，如自立案之日起或者自拆迁人补齐案件必要资料之日起等。
⑥受理强制拆迁申请的行政主体有两类:一为市、县人民政府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一为被拆迁房屋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
⑦此处对于法律适用的探讨限于2001年11月1日之后颁发拆迁许可证（不含延期许可）的情况。
⑧主要指《担保法》（1995年颁行）、《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建设部1997年发布，并于2001年8月修订）、《房屋拆迁证据保全公证细则》（司法部1993年发布）以及各地有关房屋抵押管理的法规、规章等。
⑨ 参①第144页。

【写作年份】2002
【学科类别】行政法

Ⅸ 朱维究的著作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程》（监察干部岗位培训系列教材）（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行政法学总论》（合著），工人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3．《行政诉讼法原理》（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4．《行政法行政诉讼法教程》（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5．《海峡两岸关系政策与法律研究》（独著），海峡学术出版社92年10月版；
6．《政府法制监督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监督机制》（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7．《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独著），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8．《中国民主政治法律化研究》（独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
9．《新中国行政管理简史》（合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版
10．《行政法在中国》（合著），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1．《与领导干部谈中国行政法治》（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12．《中国民主政治法律化探究》（独著） 2003年4月版
13．《政府权力运筹学》，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4．《海峡两岸关系与政策法律研究》，海峡学术出版社，2003年10月
15．《大陆公法学精要》，海峡出版社，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