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诉讼法与监察法对接问题

A. 监察证据有什么证明标准和要求

《监察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专书证、证人证言、被属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刑事审判对证据的标准和要求，是合法、真实、与案件有关联，刑事判决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B. 有谁知道最新刑诉法都改了哪些吗

一）调整检察职能，为改革和完善国家监察体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建构了缺席审判制度
（三）总结试点经验，规定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和速裁程序
（四）完善律师制度的新措施
（五）刑诉法修改决定关于刑诉法与其他部门法相衔接的有关问题
一）调整检察职能，为改革和完善国家监察体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刑诉法修改决定中，删去原《刑事诉讼法》第18条规定的由人民检察院管辖的“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转隶为国家监察委管辖。与此同时，为保障案件管辖的转隶，对刑事诉讼法与国家监察法的衔接问题，刑诉法修改决定也作了详细的规定。包括：
1.基本原则的衔接。《监察法》第4条规定了监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笔者认为，监察委在调查案件过程中，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处于相互配合、制约的关系，监察法、刑事诉讼法应当遵守刑事基本原则。
2.管辖衔接。《监察法》第11条规定监察委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犯罪进行监督、调查。
为了与《监察法》的内容相衔接，刑诉法修改决定第二项将原《刑事诉讼法》第18条修改为第19条，删去由人民检察院管辖的“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转隶为国家监察委管辖。
这两类犯罪涉及刑法规定的六大类案件：（1）贪污贿赂犯罪；（2）滥用职权犯罪；（3）玩忽职守犯罪；（4）徇私舞弊犯罪；（5）重大责任事故犯罪；（6）公职人员的其他犯罪。
3.强制措施的衔接。强制措施的衔接主要涉及监察机关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中已经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刑诉法修改决定第十二项规定：“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已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动解除。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拘留后的十日以内作出是否逮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定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人民检察院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期间不计入审查起诉期限。”
4.审查起诉的衔接。为了跟《监察法》更好地衔接，刑诉法修改决定第十二项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依照本法和监察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
《监察法》第47条对移送给检察院的案件，其强制措施的适用以及审查起诉后的处理，规定如下：
一是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对被调查人采取强制措施。
二是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犯罪事实巳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
三是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对于补充调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内补充调查完毕。补充调查以二次为限。
四是人民检察院对于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起诉的情形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监察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议。
5.证据的运用和要求的衔接。《监察法》第33条规定“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以及“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
刑诉法修改决定第二十五项明确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起诉，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巳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移送到人民检察院的案件，其证据标准仍然是“犯罪事实巳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方能提起公诉。即调查终结、移送起诉、提起公诉和法庭裁判均适用统一的证明标准，司法机关必须遵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来审查监察委提供的证据。
6.关于涉案财产的处置。《监察法》第46条明确规定关于涉嫌犯罪取得的财物处置，应当移送人民检察院。刑诉法修改决定第十七项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当同时对侦查中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解除查封、扣押、冻结。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有关主管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

C. 刑事诉讼与监察调查衔接，有什么问题要明确

刑事诉讼与监察调查衔接，需要明确的问题：
一、监察材料是否可以全部作为刑事证据？
证据资格方面，《监察法》第33条第一款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明确了监察委收集的证据可以在刑诉中直接作为证据。但该款并没有明确：一是监察委收集的证据材料是指立案调查后依法收集的证据材料，还是也包括立案调查前收集的证据材料。从《监察法》的规定看，第38条赋予了监察委对监察对象的问题线索，可以采取初步核实的方式进行处置。第39条规定：“经过初步核实，对监察对象涉嫌职务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监察机关应当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办理立案手续。”也就是说，监察委对监察问题的处理实际可以包括立案前的“核实”与立案后的“调查”两个阶段。
严格意义上，立案前的“核实”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立案后的“调查”，“核实”针对的是“监察对象”，调查针对的是“被调查人”，在“监察对象”身份下，因核实形成的材料不符合“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的法定证据形式要求，当然不应当作为刑事证据使用；二是《监察法》第四章所规定的“监察权限”中，还涉及第19条规定：“对可能发生职务违法的监察对象，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可以直接或者委托有关机关、人员进行谈话或者要求说明情况”，那么，“进行谈话”或者“要求说明情况”所形成的材料，特别是“委托有关机关、人员进行谈话或者要求说明情况”所形成的记录、材料等，是否可以作为刑事证据移送，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刑事诉讼中是否具有排除非法证据的可能？
《监察法》第33条第二款规定：“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明确了刑事诉讼中对监察委收集的证据应当以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进行考量。从正面理解，“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当然也包括非法证据排除。
但是，这里面可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监察法》第33第三款规定“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只是明确了“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此处的“案件处置”只是监察委的处置，并未涉及刑事诉讼；二是理论上非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当然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前提是要查明调查取证活动是否违法，或者说证明调查活动合法的责任在控方。但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没有对监察调查监督的权力，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也没有涉及现行《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168条和第171条，即未赋予对监察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调查核实的权力，也未对“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的内容中，查明“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第(五)项查明事项）进行修改， 检察机关也就难以查明监察调查取证活动是否合法；对“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也没有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其（监察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的权力。由此，刑事诉讼中排除非法证据，其基础条件似乎并不充分。
三、法庭审理时监察人员是否可能出庭作证？
《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一款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如前所述，在检察机关既无对监察调查监督权，刑事诉讼法修改也没有涉及对监察调查活动“查明”权的情况下，法庭审理时对证据合法性的调查则可能会适用该条第二款的规定，即“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在目前的讨论中，有的建议应对《刑事诉讼法》第57条进行修改，即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将监察人员（或调查人员）也纳入必要时可以通知出庭说明情况的人员范畴。基于监察委对职务犯罪调查权实质类同于侦查权，但调查权又不等于侦查权的前提，将监察人员纳入《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二款中，确有必要。另一方面，在已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并未对此涉及的情况下，该条款中的“其他人员”其实也可以将监察人员包含其中。因为，按照“出庭说明情况”及《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二款：“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的内涵，监察人员的出庭更主要是证人而非监察人员的身份。
四、是否有权要求监察委提供或调取其证据？
《刑事诉讼法》第17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第39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法院调取。”也就是说，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有权要求其提供证据，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辩护人申请调取其证据材料。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无论是依职权还是依申请，检察机关或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情况也为数不少。目前的《监察法》中，第40条规定了“监察机关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进行调查，收集被调查人有无违法犯罪以及情节轻重的证据，查明违法犯罪事实，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虽然第45条第（四）项也要求“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监察机关经调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制作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但基于现实的考量，未完全移送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材料的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的情况下，检察机关的“要求提供”和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依申请调取，都可能会遭遇法律上的障碍。
与调取证据材料相关的是同步录音录像问题。《监察法》第41条第二款规定了“调查人员进行讯问以及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留存备查。”即《监察法》对监察委形成的录音录像规定了，一是留存（——不移送）；二是备查。此处的关键在于“备查”二字，包括是否属于可以调取的证据材料，以及公诉人是否可以依《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定（试行）》第446条和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1条规定，要求法庭播放讯问录音、录像等，有待实践中进一步细化。

五、补充调查期间辩护人是否拥有完整辩护权？
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审查起诉开始，辩护人拥有三项基础权利，即阅卷权、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这三项权利的核心都和证据相关。从《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看，职务犯罪在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律师即可以辩护人的身份全面介入，并行使各项辩护权利，这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监察法》第47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对于补充调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内补充调查完毕。补充调查以二次为限。”目前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也对检察机关审查职务犯罪案件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的原则进行了强调。从过去职务犯罪的诉讼进程看，补充侦查几乎就是一个常态，加之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调查方面知识、技能的欠缺，可以预测今后一段时间内，职务犯罪的退回补充调查比例不小。这就涉及到辩护人权利如何行使的问题。
已经十分明确的是，监察委调查期间，律师不得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那么，补充调查也是一种特殊状态下的监察委调查，已经参与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人，能否全面行使《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权利——比如根据第37条的规定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核实有关证据？特别是在补充调查针对漏罪或发现新罪的情况下，此罪的辩护权能否及于漏罪、新罪？另一方面，因为补充调查是职务犯罪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的一种特定程序，审查的主体，尤其是对犯罪嫌疑人决定适用逮捕措施的主体都是检察机关，在此期间限制辩护权利实质是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必然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产生冲突，等等，都是亟待解决的困惑与疑问。

D. 新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发布，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可适用什么程序

1外逃贪官在境外的，可以缺席审判

根据《监察法》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新刑诉法解释》完善审判程序与监察调查的衔接机制，细化完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的规定，为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和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根据《监察法》的规定，《新刑诉法解释》明确，监察机关依法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对于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的审查判断，适用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

《新刑诉法解释》增加对监察调查相关事项进行审查的要求，规定对提起公诉的案件，应当审查起诉书是否写明被告人是否受过或者正在接受处分、被采取留置措施的情况，以及监察调查的各种法律手续和诉讼文书是否齐全；明确监察讯问录音录像的审查规则，规定在法庭决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时，可以有针对性地播放监察调查讯问的录音录像；明确监察调查人员出庭的有关问题，规定法庭决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的，可以由公诉人通过宣读讯问笔录、提请法庭通知有关调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等方式，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

根据《监察法》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经验，《新刑诉法解释》规定对于贪污贿赂、失职渎职、恐怖活动、黑社会性质组织、电信诈骗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可以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也可以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为适应新时代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需要，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新刑诉法解释》设专章对缺席审判程序作了细化，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的，可以适用缺席审判程序依法作出判决，并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作出处理，决不让腐败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逍遥法外、逃避惩罚。

2死刑、死缓二审案件一律开庭审理

最高法副院长李少平介绍，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两审终审制、完善死刑案件审判程序、保证死刑案件质量，《新刑诉法解释》规定，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包括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律应当开庭审理；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被告人没有上诉，同案的其他被告人上诉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也应当开庭审理。

最高法刑一庭庭长沈亮答记者问时解释，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也属于死刑案件。

沈亮说，最高法已于2020年12月17日发出通知，就相关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各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要深刻认识做好死缓二审案件一律开庭审理工作的重大意义，确保相关工作要求不折不扣、有条不紊落实到位。

沈亮说，各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要切实解决死缓二审案件开庭所涉人、财、物保障及相关问题。要加强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的协调，保证公诉人和律师出庭，确保死缓二审案件开庭工作顺利进行。

E. 监察法刑诉法的关系都有哪些

监察法和刑诉法的关系有，二者都是我国特色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但监察法主要是为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而刑诉法主要是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并且监察的机关是监察委员会，刑诉法中的权力机关主要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一条
为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四条
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条
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五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F. 2020年能否实施监察官法

监察官制度是在监察法中首次提出的，迄今尚未在部分地方或部门开展试点。

1月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下简称《公报》）。《公报》明确，2020年要制定监察法实施条例，并推动研究制定监察官法。

今年将制定监察法实施条例

全会提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做好纪检监察工作意义重大。要持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推动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其中还提到要制定监察法实施条例，推动研究制定监察官法。

2018年3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下简称监察法）。出台此法是为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央纪委法规室主任、监察法起草组成员马森述曾指出，制定监察法，有利于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探索中国特色监督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今年是《监察法》正式施行第三年，中央层面提出要在今年制定监察法实施条例。

南都记者注意到，早在2018年4月，监察法通过施行不到一个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就印发《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创制政务处分。同月还制定出台《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规定（试行）》，进一步明确了六类监察对象的具体范围，列明了监委管辖的88个罪名，明确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管辖分工和协调等事项，为监察机关履行好职责提供了制度保障。

2019年7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员会印发《监察机关监督执法工作规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有关负责人表示，《监察机关监督执法工作规定》作为监察法的实施办法，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相衔接，与刑事诉讼法、刑法等国家法律有效对接，将发挥推进监察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的重要作用。

制定监察官法被纳入2020年立法工作计划

监察官法则在监察法表决通过的当年就已被提上立法日程。

南都记者注意到，按照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将深刻把握执纪执法贯通、有效衔接司法的基本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有条不紊推进政务处分法、监察官法等法规项目的起草工作。2018年9月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公布，监察官法被纳入。

2019年12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举行第三次新闻发布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新闻发言人岳仲明首次亮相，介绍立法工作相关情况。

据岳仲明介绍，2020年立法工作计划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委员长会议原则通过。岳仲明表示，2020年要加强重要领域立法，将制定监察官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乡村振兴促进法、社会救助法、法律援助法等。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近日撰文指出，改革领域的立法通常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固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至今已近三年，但监察官制度却是在监察法中首次提出的，迄今尚未在部分地方或部门开展试点，在短期内恐怕也难以形成比较全面、稳妥、有效的经验做法。倘若匆忙制定，可能导致法律内容脱离现实，从而难以为预期的监察官制度提供良善的规范和指引。

秦前红建议，从立法思路层面考虑，制定监察官法宜遵循“宜粗不宜细”的思路，即只对相对宏观和实践中已经明确的内容作出规定；至于更为细致的内容，可以先不做规定，经过实践探索后，今后可以通过修改法律的方式加以完善，以免规定过于细致限缩了实践探索的空间，以及实践突破规定的情形发生。

G. 新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什么时候实施

新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将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2月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与上一版本相比，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增加了“认罪认罚案件的审理”“速裁程序”“缺席审判程序”三章，增加107条，作实质修改的条文超过200条，共计27章655条。

发布会介绍，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进一步强化辩护权保障、质证权保障、被告单位的诉权保障以及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强化证据裁判要求，强化庭审中心地位，并明确了死缓二审案件一律开庭审理；

充实完善对涉案财物审查、处理、执行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强化对涉案财物的庭前审查、当庭调查和处理执行。

(7)新诉讼法与监察法对接问题扩展阅读：

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意义体现

最高法审委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刑一庭庭长沈亮说，这是严格执行刑法、刑事诉讼法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加强司法人权保障，防范冤错案件。开庭审理死缓二审案件，应当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重点审查对第一审判决有争议的问题或者有疑问的部分。

同时，司法解释根据监察法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完善审判程序与监察调查的衔接机制，细化完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的规定，为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和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提供有力司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