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诉讼法在实践中存在不足

A. 民事诉讼法二审的审理规定是怎样的

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简易程序仅适用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民事案件，进入二审程序的案件绝大部分案情及法律关系较复杂，对这些案件适用普通程序有利于彻底查清案件事实，理清纷繁复杂的法律关系，从而作出公正权威的裁判，有效监督和指导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确保司法公正，但有些进入二审程序的案件案情并不复杂，法律关系也较为明确，当事人对案件事实不存在原则性的分岐，并且这些案件在一审也是适用简易程序，当事人提起上诉并未改变简单民事案件的性质，亦即一审中的简单民事案件，在二审中仍然属于简单的民事案件，故这些案件在二审程序中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法律咨询：

您好，民事诉讼法中二审程序有哪些判决?

法律网律师解答：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

(三)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

本条是关于对不服一审判决上诉案件如何处理的规定。依该规定，二审法院根据一审法院就案件的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履行法定程序情形的不同，对上诉案件的审理结果，既可以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或者依法改判;也可以撤消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相关法律知识：

几乎每一个基层法院民事审判庭的法官都遭遇过一审判决被上诉的情况，二审的几种常规结果是：“(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三)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另外在二审宣判之前，上诉人有权申请撤回上诉，若经二审法院准许，则二审程序终结，一审判决立即生效。或者由二审法院组织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后，由二审法院制作调解书，调解书送达之后，原审法院判决视为撤销。

但最近笔者听闻这样一个案例：某合伙纠纷案件，原告不服一审法院判决结果，在收到判决书15日内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受理之后，原告却忽然反悔，向二审法院提交了撤回起诉的申请。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131条的规定，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同时撤销原一审判决。一个星期之后，原告再次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向原基层法院提起了诉讼。

来源绍兴律师网页链接

通过查询部分地区法院处理相似情形的案例，笔者发现各地二审法院对二审上诉后又撤回起诉的处理各不相同，引用的条文也大不一致，导致在这一问题的司法实践中，类似的案例在不同的法院有了截然不同的结局。面对查询的结果，笔者深深感到，民事诉讼二审中的撤回起诉问题，虽非二审中的主流现象，却也到了需要重视的时候

B. 民事诉讼法的目的

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要求的诉讼证明中，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应当达到的程度，应当符合与定案证据有关联，与定案的证据有采纳性，犯罪构成的事实均有证据证明，证据基本倾向于证明案件事实，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不同，刑事诉讼必须100%证据确凿。

一、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

是指法律要求的诉讼证明中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从近代诉讼史开始，就有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两种不同的证明标准。英美证据法传统上有两种证明标准：一是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的证据，适用于刑事案件;一是盖然性超过他方的证据，适用于民事案件。在证明责任由被告人承担的少数刑事案件中，也适用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二、具体是指符合以下要求：

1. 据以定案的证据具有关联性;

2. 据以定案的证据具有可采性;

3. 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

4. 所有证据

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即证据只要能够基本倾向于证明案件事实即可，并不像刑事诉讼中那样，必须达到百分百的绝对真实确定的证明标准。

三、具体来说，可以落实到证据规定的第72、73条。

1.证据规定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有异议并提出反驳证据，对方当事人对反驳证据认可的，可以确认反驳证据的证明力。”

2.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第73条可以被概括为“明显优势证据规则”。

四、高度盖然性标准

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根据此条规定，在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证据且都无法否定对方证据情况下，一方当事人的证明力较大的证据支持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这一证据作出判决。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对作出此规定原因的解释是：“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实践中，在证明某一事实的证据无法达到确凿程度情况下如何处理，经常使很多审判人员感到困惑。根据审判实践经验，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有差异的，不同案件证据证明所能达到的程度往往也是有差别的，由于法官是不能拒绝裁判的，所以在民事诉讼证据无法达到确实充分，所证明的事实不能达到完全排除其他可能性的情况下。

综上所述，证明标准，证据规定，一方上当事人提出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相反证据，当事人不认可反驳，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一方提出证据，另一方提出反驳证据，当事人对反驳证据认可，可以认定反驳证据的证明有效，但是双方在同一时件，提出相反证据，一方证据较大

C. 如何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法官释明权制度

立法上的缺陷是指民诉法中关于释明权制度的规定是相当简单。释明权制度的核心是释明权的范围。他是法官行使释明权的法律根据。在民事诉讼法立法史上，对于法官何时应行使释明权没有明确的规定，仅仅在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才有明确的规定。且该规定仅是对法官对法律适用方面的释明权，而没有规定事实的释明权。纵观世界各国对释明权制度的立法，对法官事实释明权的规定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把法官对事实的释明权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在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中，需要法官对事实的释明时也是相当普遍的。我国民诉法对法官释明权的范围规定得很窄。由于法律规定的法官释明权的范围过于狭窄，因此，在审判实践中，法官行使释明权就属于过度行使释明权。因为立法上法官释明权范围的狭窄，导致在审判实践中法官行使释明权的无法可依，立法上的缺陷严重制约了法官释明权的行使。缺陷问题官行使运用，也不利于该制度在民事诉讼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我国法律对法官释明法律的范围和内容等未作具体规定，法官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着缺陷与难点，主要体现在：1.时间难定。是在庭前释明还是在庭后释明；在审理阶段释明，还是在审结后释明，法官难以抉择。释明早了，当事人会产生规避行为；释明晚了，不利于当事人及时行使诉讼权利。2.场合难选。是双方在场释明，还是单独释明。双方在场释明，对其不利的一方会认为法官是在帮助对方打官司；单独释明，法官又有私下为一方提供法律服务之嫌。3．范围难圈定。有的法律规定，一旦向当事人释明，就会导致另一方败诉。如诉讼时效的抗辩权问题，这样的法律规定要不要向当事人释明，能不能向当事人释明，法官左右为难。4.方式难采用。口头释明，当事人事后不认可，法官无证据，书面释明，遇到需要释明的事项较多，释明的时间不一致，势必增加法官的工作量；询问式释明，不利的一方又会认为法官诱导当事人诉讼。5.难把握。释明少了，当事人认为法官没有完全履行释明义务;释明多了，不利于法官做调解工作，而且还会让当事人产生未决先判的感觉。在审判实践中，法官是根据自己对释明权的理解去履行职责，因此，往往会出现释明不统一、释明不足、释明过度甚至释明错误的现象，破坏了司法的统一性，还给司法公正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对法官释明法律的时间、场合、方式、范围、程度做出明确的规定，是建立释明制度的关键。具体价值任何法律制度背后都蕴藏着这一制度所追求的特定价值，这一价值构成了法律制度的灵魂及存在根据，满足人们对该项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一般学者通说，释明法律是否有价值，既不能以主体的意志、愿望和需求为标准，又不能以法律功能、作用、有用性为标准，而必须是二者的有机结合所形成的第三种东西。其中，效益、公正、自由和秩序，是法律最基本的价值。（一）释明权制度有助于实现司法效率司法效率是指司法投入与司法产出之间的最佳函数关系，它表明在司法投入恒定的情况下，取得最大的司法效益，或在司法产出恒定的情况下，投入最少的司法资源。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可以帮助当事人确定争议焦点，使当事人的举证、质证目标明确，防止当事人由于欠缺法律知识或出于其它原因而漫无目的地收集证据和在细枝末节上进行无意义的纠缠辩论。其次，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可以防止由于当事人的无知和疏漏导致诉讼程序无效。再次，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可以增加裁判的可接受性，从而减少不必要的上诉、申诉。此外，法官释明权的行使还有助于当事人及早达成诉讼和解。（二）释明权制度促进实现实体公正民事诉讼裁判的公正包括程序上的公正和实体上的公正两个方面。实体上的公正是指法律所作的裁判证据充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公正的理想状态是裁判真实再现了客观真实的案件事实，正确适用了法律，在当事人之间公平分配了各自的民事权益。虽然法院确定的事实从来都不可能是纯粹意义上的“客观真实”，不可能与客观上实际发生的事实相吻合且确定无疑，但不论是实行当事人主义还是实行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国家，民事诉讼制度都以发现真实、接近真实为基本目标。因此，法院所作裁判的结果是否合乎真实，或者接近真实的程度有多高，当事人所主张的权利是否得到了保护，就取决于认定事实的证据是否确定、充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适当、明确。法官对释明权的行使正是公正裁判的需要，因为在当事人主义支配下，查明案件事实必须的诉讼资料由当事人提供，法官也必须尊重当事人的这种权能，但若由于当事人的能力或条件的原因，致使他们不能提出或说明自己的主张，而法官却不闻不问，该释明时也没有释明，就会影响诉讼效率，拖延诉讼时间，出现应胜诉者不能胜诉，而败诉者却胜诉的结果，有违实体公正。（三）释明权有助于维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包括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平等、保障和便利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两个方面。而在实践中，由于双方当事人的文化程度不同，或者是法律知识水平不一，往往造成在诉讼中难以实现地位平等，而释明权要求法官在诉讼过程中，对当事人不明确的法律问题或程序问题加以释明，防止了一方当事人以对方当事人对法律条文的不理解为缺口，故意使对方当事人陷于不利的地位。理论界关于释明权的性质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权利说；二是义务说。在大陆法系国家，释明权通常是作为法官的权利来规定的。比如在法国的民事诉讼法中，法官的释明，被认为是法官的权利，故一般称为释明权；在德国早期的民事诉讼中，法官的释明曾被认为是法官的权利，而现在，德国学者修正了以前的观点，认为释明是法官的一种义务，如果法官疏于履行该项义务，则要受到一定的约束。区分这两种观点的意义在于，是否把释明权作为法官的一种责任，而在违反这种责任的时候，法官是否应当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承担判决无效的责任。中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释明权并无明确的规定，对释明权在审判实践中的意义也缺乏足够的研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才引入了释明权的内容(该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五条)。根据国外的学说和判例，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关于释明权的法律性质，笔者更倾向于释明权应归属于法官的义务，基于义务的属性，如果法官疏于履行自己的义务，将要承担一定的后果。根据统计，截止到1990年底有四起案件因为原审法院没有行使释明权、没有履行释明义务，此案上诉后，被上诉审法院将原审法院的判决废弃。把释明权定性为义务，更有利于推动释明权制度的积极运用，促进法官的素质提高。制度意义的释明权最早源于德国1877年民事诉讼法，那时世界各国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与此相适应，民事诉讼模式也要求以当事人主义为基调，实行辩论主义。在日本，1890年《日本民事诉讼法》是以《德国民事诉讼法》为蓝本制定的，它仿照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官的释明义务。1926年日本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将释明权视为法院的一项权利。二战后，在美国法律的强烈影响下，日本对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以当事人为基调的改革，尽管没有对释明权进行修改，但人们普遍认为，应尽量抑制释明权的行使，法院对释明其持消极态度。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在规定法院的释明权时，与大陆法系相似的是，也有出于避免诉讼因依赖当事人的诉讼技巧，财力等所可能招致的不公正的考虑，即实现诉讼的实质正义。不过，英美法系法官释明的动因是由于当事人控制诉讼程序的进所所带来的诉讼迟延，并且对应于英美国法国家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完备和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失权制度的严格，因而法官的释明也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实施，在言词辩论程序即开庭审理中法官仍然保持着“超然”的裁判者的地位，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审判的效率。

D.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现状和问题

二、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立法现状
“诚实信用” 的精神在我国各项民事诉讼法律中早已有了零散的体现，比如：《民事诉讼法》第50条关于当事人诉讼义务的规定，第96、98条关于申请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错误赔偿的规定，第102条关于作伪证和阻止作证的制裁的规定，第103条关于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制裁的规定；《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85条关于禁止当事人对其陈述反悔的规定等等。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首次明确表述了“诚实信用原则”，但就我国目前民事诉讼立法的总体而言，诚实信用原则还没有被赋予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地位。
三、我国民事诉讼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必要性
是否应在民事诉讼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学者们从不同视角阐述了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有必要确立诚实信用原则：首先诚实信用原则符合民事诉讼追求公正价值的要求。在程序公正方面，诚实信用原则要求诉讼主体在进行民事诉讼时善意诚实、讲求信用，禁止滥用诉讼权利（力），不当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诉讼状态。在实体公正方面，诚实信用原则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承认司法活动的创造性与能动性，便利了法律追踪日益变化的社会生活，弥补法律体系固有的不周延性和滞后性的缺陷，“更好地把确定性和灵活性两者都具有的各种可能性结合起来”。[3]最终实现法律的公正。其次，诚实信用原则弥补了其他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法律规范的缺陷。比如，辩论原则与处分原则可谓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灵魂，其实质就是对当事人意愿的充分尊重，但是过于强化这一点，可能会导致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从而造成诉讼活动违背公正。诚实信用原则可以作为法院适度干预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武器，有利于缓和矛盾，有利于诉讼按照立法者的意图进行。再次，诚实信用原则强调诉讼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对解决纠纷当事人为达到胜诉目的不择手段、破坏诉讼的稳定结构这一诉讼症结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也符合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目标。

E. 民事诉讼法出示保证书对事实不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是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已于2014年12月1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36次会议通过，自2015年2月4日起施行。司法解释：在1991年现行《民事诉讼法》颁布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大量的与民事诉讼法有关的司法解释，其中重要的司法解释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92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528次会议讨论通过）法发〔1992〕22号（以下简称《民诉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1998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92次会议通过自1998年7月18日起施行）法释〔1998〕15号（以下简称《执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通过2001年12月21日公布自2002年4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证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3年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80次会议通过2003年9月10日公布自2003年12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简易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2004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21次会议通过）（以下简称《民事调解规定》）；其他比较重要的司法解释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1994年12月22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3年6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579次会议讨论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02次会议通过自1998年9月15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1993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602次会议讨论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之一（1993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602次会议讨论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1998年6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95次会议通过自1998年7月11日起施行）在这些司法解释中，《民诉若干意见》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该司法解释共320条，《民事诉讼法》的所有条文只有270条，从诉讼管辖、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证据直至各种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民事诉讼的主要制度、程序都作了规定。《执行规定》共137条，《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执行的规定为30条，对执行机构、执行管辖、执行的申请和移送、执行前的准备、金钱给付的执行、交付财产和完成行为的执行、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执行、对案外人异议的处理、被执行主体的变更和追加、执行担保和执行和解、多个债权人对一个债务人申请执行和参与分配、对妨害执行行为的强制措施的适用、执行中止、终结、结案和执行回转、委托执行、协助执行和执行争议的协调执行监督等问题作了规定。《证据规定》共83条，《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执行的规定为12条，对当事人举证、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举证期限和证据交换、质证、证据的审核认定等问题作了规定。《简易程序规定》共34条，《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为5条，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起诉与答辩、审理前准备、开庭审理、宣判与送达等问题作了规定。《民事调解规定》共24条，《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民事调解的规定为7条，对调解的适用范围、调解如何具体进行、调解与和解的关系、调解异议的处理等问题作了规定。在上述司法解释中，《民诉若干意见》内容最全面、丰富，实际上可以说是《民事诉讼法》的实施细则，它的出台，与我国司法机关的传统做法是一脉相传的。国家颁布一部基本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就出台一个落实该法律的司法解释，以使得法律中的一些原则或概括性的规定好体制度或程序作出一些具体的规定。毋庸置疑，这些司法解释对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或者加强法律相关条文的可操作性方面在民事诉讼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它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国家在立法上的不足，法律条文的过于概括或粗疏，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需要司法解释来弥补。同时也说明我们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存在一些不足，有必要通过实践进行修改。而现行的这些司法解释，对我们修改《民事诉讼法》应当说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F. 论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诚信原则的不足

07年我国民事诉讼法还没有规定诚实信用原则，我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第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一般性原则，在实务应用中会有一定的难度，在不同环境下对诚信原则的认识不同，可能会出现裁判不统一。

G.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是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已于2014年12月1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36次会议通过，自2015年2月4日起施行。
司法解释：
在1991年现行《民事诉讼法》颁布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大量的与民事诉讼法有关的司法解释，其中重要的司法解释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92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528次会议讨论通过）法发〔1992〕22号（以下简称《民诉若干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1998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92次会议通过自1998年7月18日起施行）法释〔1998〕15号（以下简称《执行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通过2001年12月21日公布自2002年4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证据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3年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80次会议通过2003年9月10日公布自2003年12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简易程序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2004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21次会议通过）（以下简称《民事调解规定》）；
其他比较重要的司法解释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1994年12月22日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3年6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579次会议讨论通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02次会议通过自1998年9月15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1993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602次会议讨论通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之一（1993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602次会议讨论通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1998年6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95次会议通过自1998年7月11日起施行）
在这些司法解释中，《民诉若干意见》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该司法解释共320条，《民事诉讼法》的所有条文只有270条，从诉讼管辖、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证据直至各种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民事诉讼的主要制度、程序都作了规定。《执行规定》共137条，《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执行的规定为30条，对执行机构、执行管辖、执行的申请和移送、执行前的准备、金钱给付的执行、交付财产和完成行为的执行、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执行、对案外人异议的处理、被执行主体的变更和追加、执行担保和执行和解、多个债权人对一个债务人申请执行和参与分配、对妨害执行行为的强制措施的适用、执行中止、终结、结案和执行回转、委托执行、协助执行和执行争议的协调执行监督等问题作了规定。
《证据规定》共83条，《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执行的规定为12条，对当事人举证、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举证期限和证据交换、质证、证据的审核认定等问题作了规定。《简易程序规定》共34条，《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为5条，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起诉与答辩、审理前准备、开庭审理、宣判与送达等问题作了规定。《民事调解规定》共24条，《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民事调解的规定为7条，对调解的适用范围、调解如何具体进行、调解与和解的关系、调解异议的处理等问题作了规定。
拓展资料：在上述司法解释中，《民诉若干意见》内容最全面、丰富，实际上可以说是《民事诉讼法》的实施细则，它的出台，与我国司法机关的传统做法是一脉相传的。国家颁布一部基本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就出台一个落实该法律的司法解释，以使得法律中的一些原则或概括性的规定好体制度或程序作出一些具体的规定。毋庸置疑，这些司法解释对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或者加强法律相关条文的可操作性方面在民事诉讼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它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国家在立法上的不足，法律条文的过于概括或粗疏，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需要司法解释来弥补。同时也说明我们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存在一些不足，有必要通过实践进行修改。而现行的这些司法解释，对我们修改《民事诉讼法》应当说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H. 高分悬赏！！简述最新施行的《民事诉讼法》在结构和内容上与原来文本有哪些大的变动

亮点一：细化再审事项明确权利

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5项可以申请再审的事由，《决定》将其具体化为13项，包括：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法院调查收集，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此外还增加一款，“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亮点二：提高法院审级减少质疑

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申诉可以有两种选择：向原审法院或上一级法院提起。而《决定》明确规定当事人申诉只有一种选择：向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提起。

亮点三：明确相关期限减轻讼累

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对于再审的一些期限如审查时间等并没有规定，而《决定》明确规定，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作出再审或驳回申请的裁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须由本院院长批准。
此外还规定，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五日内将再审申请书副本发送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交书面意见。

亮点四：延长申诉期限着力纠错

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决定》在此基础上又做了一个例外规定，即“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

【解读】

应该说，对于当事人而言，用二年的时间去发现一个案件的错误，在时间上应该足够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再审事由确实是在二年之后发现或出现的，如果拘泥于“二年内”的规定，就不能申请再审，这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因此需要针对一些特殊情况作出例外规定以适当延长申请再审的期间。
《决定》正是抛弃了原有规定一刀切的做法，作出了两类情况的例外规定：一是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二是二年后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这两种例外都是合情合理的：就法律文书被撤销或变更而言，首先，这不是当事人所能掌控或预料的；其次，在此期间，当事人也不存在怠于行使申诉权利的情形，所以不能以期限规定来惩罚或督促当事人；再次，既然法律文书都已经被撤销或变更了，说明原来的判决或裁定是有问题的，如果还不允许当事人申诉，不合情理。
就法官在审理中的有违公正或廉洁的行为而言，主要是因为这些行为大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有的可能在几年之后才会被发现，因此在发现后理应赋予当事人申诉权。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例外情形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即当事人必须“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否则视为弃权。

亮点五：完善检察监督加强救济

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院应当提起抗诉的4种情形，《决定》将其修改的与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事由一致，即将4种情形细化为13种情形，并加上另外一款规定。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对于检察院抗诉后法院多长时间内裁定再审没有规定，《决定》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

举措一 协助执行单位负责人拒不协助可拘留

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有义务协助调查、执行但拒不履行义务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还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决定》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条强制措施，即法院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

【解读】

执行难不是法院一家的问题，仅靠法院单打独斗是不行的，需要其他部门的配合与协助。比方说，查询、冻结或划拨被执行人的账户资金就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配合。但是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对于协助执行单位不履行协助义务的情况，仅仅规定法院可以对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进行罚款，强制措施单一，震慑力度不够，致使司法实践中屡屡出现协助单位拒绝协助的情况。而《决定》增加了拘留这一强制措施，相比于单纯的罚款，从对身外之物的处罚转到了对人身自由的拘束，震慑和控制力度更大，从而有利于促使有关单位积极履行协助执行义务。

举措二 “老赖”被罚额度提高至10倍

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千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决定》将金额提高了十倍，即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万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

【解读】

罚款作为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的违法成本，对于执行程序的顺利进行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但问题是原有的罚款额度是在16年前制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罚款额度过低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缺点逐渐暴露，使得司法实践中不少被执行人宁愿被罚款也要转移、隐匿财产以逃避债务拒绝履行。《决定》将罚款额度提高10倍，既考虑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也考虑了对被执行人的震慑力度，加大了赖账行为的违法成本，可以使罚款的效果得到充分发挥。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罚款额度对于协助执行人同样适用。

举措三 被执行财产所在地法院可管辖

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决定》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家执行法院，即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

【解读】

对于执行管辖，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仅仅规定了第一审法院有资格管辖，不是很符合效率和效益原则，因为有些案件（比方指定管辖的案件）中被执行人的财产或住所均不在第一审法院辖区内，这就需要到异地执行。而异地执行，尤其是跨省市执行，不仅会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往往还会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严重的还会遭遇暴力抗法。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委托执行制度，但由于司法实践中往往将委托执行的案件仍视为原执行法院的案件，致使被委托法院积极性不高，执行效果不佳。而《决定》增加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法院弥补了这一不足，通常情况下，就给付金钱或交付财产的案件而言，被执行财产所在地法院更方便采取执行措施，更容易掌握被执行人财产的变动情况，也更有利于节约执行成本。这样一来，债权人就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执行法院，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将更有利于债权的实现。此外，《决定》明确了被执行财产所在地法院要与第一审法院同级，使得实际操作中更容易准确确定执行法院。

举措四 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可提出执行异议

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仅仅规定了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决定》不仅对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进行了完善，明确了相关期限，增加了一条处理方式，即“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还专门增加了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执行异议制度：“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解读】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执行中难免会出现执行人员违法执行、不当执行、拖延执行、消极执行以及执行错误等现象，为此就需要提供程序上的执行救济。
根据原有规定，只有案外人可以提出执行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只能通过申诉等渠道向法院反映问题，由于缺乏明确的程序，法院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有时显得比较随意，导致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难以及时、充分地得到救济。
而《决定》明确赋予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对违法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权利，明确规定了异议的处理程序和期限，同时考虑到异议由原执行法院处理难免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还赋予了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的权利。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填补了民事诉讼法中对违法执行进行程序救济的法律空白，标志着我国执行救济法律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同时，《决定》对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的完善也值得称道，明确的期限规定使得司法实践中更具有可操作性，而赋予案外人通过诉讼维护自己实体权益的权利也更具合理性。对案外人而言，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异议涉及自身的实体权利义务，另行提起诉讼可以更加积极主动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对法院而言，可以保障争议双方进行充分的言词辩论以查明案情，而且由于诉讼不必与原来的案件纠缠在一起也可以更好地梳理矛盾，解决纠纷。

举措五 六个月内未执行的可变更执行法院

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对于当事人如何如应对法院拖延执行的情况缺乏规定，《决定》对此予以了规定，即“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责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执行，也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执行。”

【解读】

当前执行难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特别是在对本地的被执行人比如企业等地方纳税或用工大户进行执行时，地方党委政府为了本地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或职工就业，难免会以批条子、打招呼等方式对法院执行工作进行干扰，而当前法院在人财物方面都受制于地方，再加上地缘关系形成的“熟人社会”，在面对这些情形时执行法院往往处于一个十分尴尬或无奈的境地，致使出现拖延执行、消极执行、变通执行、折扣执行等种种不合规定的情况。

由于当前这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以及“熟人社会”的大环境难以一时改变，因此摆脱当前执行困境的最好办法就是变更执行法院以尽量减少或排除出这种大环境的干扰。虽然根据原规定，上级法院可以提级执行或指定执行，但是目前执行实践中的提级执行或指定执行等做法，主要是由上级法院依职权决定，具有被动性和不敏感性，申请执行人虽然能通过申诉等渠道提出要求，但并不必然启动相应程序，而且由于缺乏明确法律规定以及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上级法院对一些受干扰的案件往往难以及时提级或指定执行。一般情况下，申请执行人对自己的权益最为关心，对案件的执行情况有最切身的体会，更具主动性和敏感性，因此在出现拖延执行等异常情况时，有必要赋予其申请变更执行法院的权利。而《决定》的修改显然符合这一理念，不仅明确赋予申请执行人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变更执行法院的权利，还详细规定了申请变更执行法院的条件以及上一级法院的处理程序。（未完待续）

提要

■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有义务协助调查、执行但拒不履行义务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决定》增加了拘留这一强制措施，相比于单纯的罚款，震慑和控制力度更大。
■《决定》将罚款额度提高10倍，既考虑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也考虑了对被执行人的震慑力度，加大了赖账行为的违法成本，可以使罚款的效果得到充分发挥。
■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决定》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家执行法院，即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
■《决定》明确赋予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对违法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权利，明确规定了异议的处理程序和期限，同时考虑到异议由原执行法院处理难免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还赋予了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的权利。
■《决定》不仅明确赋予申请执行人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变更执行法院的权利，还详细规定了申请变更执行法院的条件以及上一级法院的处理程序。

举措六 两级高院可设立执行机构

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仅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执行机构。”而《决定》将其扩展为“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执行机构”。
【解读】
由于考虑到绝大部分执行案件都集中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以及精简机构的需要，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仅仅规定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可以设立执行机构。但是从现有情况看，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也担负着一定的判决或裁定执行工作，另外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也负责着对下级法院执行工作的管理和监督，而在其中设立执行机构，有利于执行工作的指导、监督和协调，有利于执行工作的整体部署，有利于缓解“执行难”问题。
此外，就实际情况来看，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也大都根据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设立了执行机构，只是还没有法律上的正式名分而已。因此，《决定》将设立执行机构的职权扩展到所有法院，不仅考虑到了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设立执行机构的现实必要性，也给已设的执行机构一个名正言顺的法律名分，对于完善执行机构，加强执行工作和推进执行机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举措七 申请执行的期限延长为二年

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而《决定》统一规定为“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而且明确“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举措八 特殊情况下可立即强制执行

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其在指定的期间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决定》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补充规定，即“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有可能隐匿、转移财产的，执行员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举措九 未如期履行义务须报告个人财产

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对于被执行人是否需要报告个人财产没有规定，《决定》则增设了财产报告制度：“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
举措十 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可被曝光

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一些促使当事人履行判决裁定的措施，如支付迟延履行金。《决定》在此基础上又加大了对于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的威慑力度：“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

I. 我国法律对民间借贷规定的不足，也就是目前法律对民间借贷的规定存在哪些问题请大家告诉我，谢谢。

依据《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袭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有权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但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则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应当被认定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