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

㈠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该原则是本次新《刑来事诉讼法》修自订的关键所在，具体体现在：
第五十四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非法证据的范围包括：
1、执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制作的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
2、在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时制作或提查收集证据材料；
3、律师或当事人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
4、执法机关以非法的证据材料为线索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

㈡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根据上述规定，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有限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体说，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非法言词证据予以排除。非法言词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陈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陈述。
第二，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后果。在起诉阶段被认定的非法证据不能被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而在审判阶段被认定的非法证据不能被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明确了禁止采取的非法取证手段。法律规定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去获取证据均属于法律禁止的取证方法。

㈢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行政诉讼法中是怎么运用的

论文摘要新《刑事诉讼法》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立。本文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立法上的具体规定，并对其具体内容进行思考分析，并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具体实施中的发展建议。论文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范围证明责任排除程序2012年3月14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获得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法律的形式在我国得以确立，并对非法证据排除范围、举证责任、证明标准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置等方面都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早已设立，并以相当完善的证据法规则。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至逐步完善的过程。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如下法律中：1.《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8年我国加入该公约，其要求各签署国严格贯彻保障人权精神，并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宪法》，在我国，宪法对于非法取证行为也持否定态度，并作了原则性规定，《宪法》第33条、第37条都涉及人权和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保障。3.1997年《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须依法定程序，收集能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法条中并没有将非法获取的证据给与“排除”的规定。4.为解决97年刑诉法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明确了对非法获取的证据予以排除的规定，否定非法证据的证明力。其虽仍未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相比之前的刑诉法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5.2010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关于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真正建立，也为我国司法人员的实践提供了指导。6.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第55条规定了检察院对非法证据的审查，第56条规定了法院审判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以及当事人对非法证据的审查申请，第57条规定了检察院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第58条则规定了将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此次刑诉法的修订，对非法证据排除具体内容做了规定，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二、非法证据规则的内容（一）非法证据排除范围1.对于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采用“无条件排除”。口供被称为“证据之王”，长且期以来在我国实务界，被广泛应用，是司法人员侦破、审查、审判案件的重要依据。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便是为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它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影响和危害最大的的非法取证行为。这不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肉体，也给其带来了精神上的严重侵犯，这种非法取证行为也破坏了口供本身的证明价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讯、威胁、引诱的情况下完全可能做出虚假的供述，而过分倚重这些供述将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规定非法获取的证据将予以排除，这样也就在源头上减免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也是程序正义的内在体现。2.对于非法获取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应当采取“区别对待”。与言词证据相比，实物证据是存在于人脑之外的，在犯罪发现之前形成，它的产生、存在、变化、消亡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转移，加之实物证据证明力和其获取方法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可信度与证明力都要比口供强，也更客观。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此类证据不应采用“无条件排除”的原则，应当是在程序公正优先的前提下，兼顾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需要，并考虑我国刑事司法实务需求和社会治安的形势，区别的、有选择的对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的效力来进行判断。对于未经法定的审批进行搜查、扣押、冻结、查封等严重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获取的非法实物证据，因其获取手段的违法性严重，应当坚决予以排除。但对于获取手段仅违反立法上某些“细节性”或者“技术性”的一般违法性手段取得的实物证据，如侦查工作人员在对犯罪现场进行检查、勘验的过程中，没有见证人到场等其他违法行为所获取的证据，其效力就可以由法官结合具体案情进行自由裁量。3.“毒树之果”应否排除。所谓“毒树之果”是指以非法的方法所收集的证据为线索，但用合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且这个果应该是独立的新的证据，而不是原有证据的重复收集。对待毒树之果，英国采用了排除毒树但食用毒树之果的原则，即对于从被排除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中发现的证据和事实，只要其相互关联，就可作为定案的依据。而美国的证据排除规则不那些违反证据规则所获得的实物或言词证据，而且对于毒树之果也予以适用。但鉴于我国的现实条件，如简单的排除毒树之果，这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因为不可否认，通过一些非法取证行为所间接获得的证据对于查清犯罪案情、佐证犯罪事实以及形成证据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证据与非法搜查、查封、扣押、所获取的证据相比较，区别在于非法搜查、查封、扣押获取的证据的程序本身是违法的，而“毒树之果”的收集证据的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发现这些证据之前的程序存在有违法的情形。笔者认为，在我国对于“毒树之果”的效力，我们应当予以承认，这既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二）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承担证明责任，即意味着承担诉讼的风险，然而是否排除非法证据同证明责任的承担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所进行的司法活动应当符合法定的要求，遵循法定的程序，当其行为的合法性遭受质疑时，其必然也要承担证明其取证行为合法性的责任。可是如果让控诉方对每一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证明，那无疑是增加了案难度，也会造成司法资源的大大浪费，但若让不懂法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话，也是相当困难的。鉴于此，我国刑事诉讼法采用了由双方分别证明的方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6条、57条的规定，被告人一方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的线索或材料，人民检察院对于收集证据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即我国刑事诉讼中，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初步责任是归于被告人一方的，但证据合法性问题之证明责任便是控诉方承担的。（三）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5条规定，被告人可在庭审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而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则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过程中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书和判决的依据”，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的职责不仅赋予了法院，还赋予了检察机关，使得检察院有了审查证据合法与否的职责。在排除程序的启动主体上，我国则采取了被告人申请启动和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两种方式，给予了被告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也能够让检察机关更好的发挥其法律监督职能。在非法证据的法庭处理上，《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然而，笔者认为，此规定也有不足之处，即未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救济性权利，如果在司法实践过程汇总法院拒绝或未能准确的作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时，被告及其辩护人应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呢？故笔者认为，相关机关可考虑出台司法解释对此类问题予以规定。三、关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建议“法律不是抽象的存在，相反，法律必须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实效才能证明自己的生命”。故如何让这一规则在司法实务界进行贯彻实施，仍然是我们需要研究讨论的问题。第一，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贯彻到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初期，必定会面临诸多困难，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司法人员的人权保障意识薄弱。但我们要知道，该规则的确立不是为了补救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个人权利所受到的伤害的，更不会放纵犯罪行为，而是为了从宏观上改善我国的人权状况，使我国的法制更加健全，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落实到具体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当中。第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实施应当注重发挥司法解释的规范作用。虽然新刑诉在排除证据的范围、证明责任及排除程序的设置上都做出了具体详细的规定，但这其中也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操作过于原则化、排除条件特别严苛以及程序设置存在未涉及之处等等。我们应及时研究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内容进行规范和补正，指导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各项问题。第三，加强司法队伍人员的整体素质建设，强化对其专业知识方面的培训，提高其业务能力水平。“法不徒以自行”，再完善的法律也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发挥其作用的，而在此过程中，人的素质和能力的高低，也决定了法的作用发挥的大小。因此，我们应该注重对司法人员队伍的建设，加强其对于新《刑事诉讼法》中新的规定的内容进行学习，规范其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行为，严格要求其遵循法定程序、运用法律规定的方法，将新刑诉法各项具体规定贯彻运用到具体工作当中。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书中提到，“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他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此次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是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该项规则在此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其中的相关法律条文所规定的内容，仍需要经受司法实践的检验，发现不足之处，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进步和完善。

㈣ 刑事诉讼法非法言词证据

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直接关系到刑事审判实践中证据合法性的认定。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在立足当今我国司法现状的前提下，借鉴域外法治国家有益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制定出适合我国自身需要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范围。
违反程序收集的言词证据予以“强制排除”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作出了相应规定：一定情形下因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的获取违反法定取证程序，予以“强制排除”。《刑诉法解释》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犯罪嫌疑人承认笔录没有错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的要求将“没有经被告人核对确认”的询问笔录作为非法证据。一方面，从法理上看是为了确保犯罪嫌疑人核对过该笔录并且记录的事实与其供述的无异，保证该笔录的客观真实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办案人员虚假作出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笔录，造成错误追究的冤案错案。聋哑人或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犯罪嫌疑人若没有翻译人员的协助就无法接受办案人员的讯问，也就无法作出供述和辩解，在这种情形下作出的询问笔录的客观真实性自然会受到质疑。为上述人员提供翻译等辅助人员是《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的法定诉讼权利。因此，对于证据收集违反法定程序并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从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诉讼权利角度来看，是应当予以严格排除的。关于询问证人“没有个别进行而取得的证人证言”，《刑诉法解释》将其归入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范围。
程序上有瑕疵的言词证据应“补正排除”
《刑诉法解释》对程序上有瑕疵的言词证据也作出了相应规定：在收集程序上对于有瑕疵的询问笔录、证人证言可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补正排除”。由于证据收集存在一些技术性瑕疵，但在实质上并没有影响证据的真实有效性，司法解释将此种情形下收集的证据赋予可补正或可合理解释的资格，以体现“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区分。
与程序上严重违法而收集的言词证据不同，瑕疵的言词证据，在收集程序上并没有剥夺或限制当事人法定的诉讼权利，也不会对证据的真实性产生实质性影响，若仅仅是因为程序上有技术性失误就将其认定为非法证据加以排除，显然与刑事诉讼追诉犯罪的基本价值理念背道而驰，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是，对于瑕疵言词证据，并非因其仅有轻微的瑕疵就将其与非法证据完全隔离开来。此种情形实际是，法律规范给予瑕疵言词证据两次评价。当证据收集程序有技术性偏差的时候，法律规范给予其第一次“评价”，即通过赋予办案人员自行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形式，将瑕疵言词证据的真实性、证据能力加强，使对该证据的质疑降低或消除，从而扭转为合法言词证据。但是，若当法律给予第二次“评价”的时候，瑕疵言词证据的命运就会有质的变化，法律规范的态度会从支持到否定，瑕疵言词证据就会被认定为非法言词证据，从而加以排除。
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坚决排除
我国法律对于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一直以来都是采取严格禁止的态度。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予以严格的排除。新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不仅规定了将刑讯逼供收集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还细化了其他非法方法、即“违法程度和对犯罪嫌疑人的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而迫使其违背意愿供述的方法”。
从证据能力上看，由刑讯逼供等获取的口供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自由意志的表达，那么，其供述的客观真实性就会受到极大地质疑。尽管司法实践中，不乏经过刑讯逼供获取到与案件主要事实基本相符的证据，但并不能消除人们对这种证据的质疑。此外，将采用刑讯逼供等方法获取的言词证据作为非法证据，也与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相符合。
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视情而定
为何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中将“威胁、引诱、欺骗”含括于非法方法之中，却在其后的第五十四条中未将此类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置于排除之列？笔者认为，法律将“威胁、引诱、欺骗”列为非法方法的同时，并不绝对排除由此取得的一切言词证据，其实也是赋予办案机关一种适当的自由裁量权。另外，“威胁、引诱、欺骗”的标准难以界定，从气势上压倒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算不算是一种威胁？若算是的话，将会导致大量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排除。因此，将非法方法的界定放置于具体案件之中，交由办案人员裁量、权衡后决定，在当前形势下应该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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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内容包括四部分：
第一，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和外延。非法证据涉及的面较广，具体处理时如何把握也很复杂。一方面，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的绝对排除。非法言词证据是指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另一方面，对实物证据，确立了有条件的排除。理论上，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是否应当排除还存在较大争议。司法实践中一般很少予以排除。为规范取证活动，确保办案公正，现阶段宜对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效力予以限制，即对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取得的物证、书证，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究竟何谓“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尚需要有权机关作进一步解释。
第二，明确了当事人在审判阶段申请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初步责任。尽管控方承担对被告方审判前供述合法性的举证责任，但是在审判阶段当事人主动启动这一程序，需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即应当提供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以避免不负责任地随意启动对证据合法性的“审理”程序的情况。
第三，明确了应由控诉方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和相应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承担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方犯罪的证据，对于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所提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同样承担证明该证据系合法取得的证明责任。在控方不举证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则应当承担不能以该证据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法律后果和责任。
第四，明确了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作证问题。法庭审理中，对于有无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控辩双方往往各执一词，查证十分困难。根据两个《规定》，经审查，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公诉人当庭不能举证的，可以建议法庭延期审理。2012年《刑事诉讼法》吸收了以上内容，确立了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前提下，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的出庭作证制度。这一规定既避免了动辄要求侦查人员到场，也保证了其必要时就其执行职务情况出庭作证，有助于便捷、有效地查明证据取得的合法性问题。

㈥ 在刑事诉讼中刑辩律师如何进行非法证据排除

现行法律框架内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对非法证据进行了原则规定，请大家务必高度注意本法第50条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将“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均纳入了非法证据的范围，不限于刑讯逼供所收集的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证据一章第54条到58条对排除非法证据进行了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在证据一章第67条、第68条对排除非法证据做出了专门规定；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65条到第75条对非法证据排除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内容，检察院作为公诉案件的举证义务主体，非法证据排除是检察院行使职责的重要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章证据的第八节对非法证据排除进行详细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8项规定：“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讯问以外，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应当排除。”
我们辩护律师必须注意最高法院的《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中的疲劳审讯和非办案场所讯问这两个问题，尤其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这两个问题最为常见。
以上就是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规定。
由法律规定可见，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规定有个渐进的轨迹，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精细的完善过程。
由以上的法律规定可见，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贯穿于全部的司法程序之中。公安机关有权利和义务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检察院有权利和义务启动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法院有权利与义务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犹以检察院和法院启动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最为重要。
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方法：
（一）、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主体
非法证据排除的义务主体可以分为两类，私权利主体与公权力主体。第一类是依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所确定的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审判机关，它们均具有法律义务去排除非法证据，排除非法证据是公权力机关的法律义务。第二类是依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所确定的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排除非法证据是私权利主体的法律权利。
从当前司法实践来看，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均为通过私权利主体的申请所启动，可见，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是通过对私权利进行救济从而保障司法公正的法律制度，侧重于私权利的救济。
（二）、可以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三个阶段
1、非法证据排除可以分为侦查阶段（包括审查批准逮捕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审查起诉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审判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2、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主要集中在庭前会议这两个程序之中，虚置了侦查阶段、审查批准逮捕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弱化了审查起诉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强化了审判阶段所出现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