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事诉讼法的理解

『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155条，在实践中应如何理解和适用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

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

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

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

二、最高人民法院刑诉法解释 第155条第二款规定之理解

“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

上述规定，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给出了一个可予支持的范围。

从其罗列的各种项目看，参照民法通则(1986年)第119条、侵权责任法(2009年)第1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第17条等法条的表述形式与顺序看，该款规定彻底排除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三项赔偿”)。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办理案件时也是明确告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及其代理人“最好与被告协商，如果协商不成，法院不会判决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与刑事案件一并判决时不会判，单独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也不会判”。按照上述规定，办案法官这种告知是正确的。

三、刑诉法解释第155条第二款之规定，值得商榷

从立法目的、法律体系、价值取向、社会效果上看，刑诉法解释第155条第二款之规定均属于最高法有意放弃“三项赔偿”形成的“盲区”，而不是有意或无意遗漏形成的“法律漏洞”。但这与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与任务，与立法者于立法当时确立的价值取向以及所要追求的社会效果是不相符合的。

如果对于普通的民事侵权案件，可以请求“三项赔偿”并能获得法院裁判的支持，而在侵犯生命、健康权的刑事案件中却无权请求“三项赔偿”，即使提出请求，也得不到法院裁判的支持。

这不仅凸现了公民生命健康权在不同形式的侵权案件中遭受到了不平等待遇，也显露了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缺陷。如果对“三项赔偿”不依法予以支持，则会对刑事被害人造成“第二次伤害”。

事实上，对于法律适用产生的社会效果，既需要从当事人利益纷争的平衡与妥当方面去考量，更需要从个案裁判结果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去考量，如果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就是符合法律所要追求的价值取向，就是合法、公正、妥当的裁判；反之则会产生负面的和消极的影响，就是不公正的判决。

从任何方面讲，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都不应当排除“三项赔偿”。因为，我国尚无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如果不能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处获得赔偿，无异于 “死了白死”、“伤了白伤”。

所以，建议立法机关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有关刑事犯罪的民事赔偿责任以及刑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或者作出立法解释。

将“三项赔偿”纳入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犯罪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范围，在刑法、刑事诉讼法修正或者作出立法解释前，最高法院可以对刑诉法解释第155条进行修改，将“三项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和判决支持的范围。

(1)对刑事诉讼法的理解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一条 秘密侦查的适用原则

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 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

第一百五十二条 技术侦查措施取得证据的适用原则

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

第一百五十三条 通缉的条件及程序

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公安机关可以发布通缉令，采取有效措施，追捕归案。 各级公安机关在自己管辖的地区以内，可以直接发布通缉令；超出自己管辖的地区，应当报请有权决定的上级机关发布。

第一百五十四条 一般侦查羁押期限

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

第一百五十五条 特殊侦查羁押期限

因为特殊原因，在较长时间内不宜交付审判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延期审理。

第一百五十六条 重大复杂案件的侦查羁押期限

下列案件在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二个月：

（一）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

（二）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

（三）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

（四）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

第一百五十七条 重刑案件的侦查羁押期限

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延长期限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二个月。

参考资料：网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贰』 刑事诉讼法第26条的理解

该条是关于指定管辖的规定。即出现管辖不明的情况时，下级法院要报告上级法院，上级法院可以指定该院管辖本案，也可以指定该院将案件移送其他法院管辖。‍
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 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

『叁』 谈谈对刑事诉讼法的认识

刑事诉讼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新律师法的出台，应该进行必要修改了

『肆』 如何理解刑事诉讼法第271条

第二百七十一条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

对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公安机关要求复议、提请复核或者被害人申诉的，适用本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起诉的决定。

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确立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多立足于对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特别要求，彰显出我国刑事司法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促使其更好地回归社会。

意思就说未成年犯罪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一年以下的，如果表现好可以不起诉但是有一定的条件，中心思想是希望给未成年人一个改错的机会，不希望他们有案底。

(4)对刑事诉讼法的理解扩展阅读：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款的解释：

（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讨论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款的含义及被害人对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能否依照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问题，解释如下：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及考验期满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被害人的意见。

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的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和不起诉的决定，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不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关于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

对未成年人进行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处理，体现了国家对未成年人偶犯轻罪给予区别对待的政策。这有利于保护被告人权益。

检察机关按照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虽然较好地保护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但案件毕竟没有经过法院审判。

为全面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该条第二款规定允许被害人按照刑诉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或直接向法院起诉。表明立法机关扩大了被害人提起刑事自诉的适用范围，使被害人提起刑事自诉成为权利救济的必然选择。这有利于保护被害人权益。

“被告人附条件不起诉”和“被害人刑事自诉”制度的实施,既保障被害人自诉救济权,又关注未成年被告人刑事处罚特殊性，符合《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以下简称《北京规则》)确立的双向保护基本原则。

《北京规则》在总则1.4条中规定:“少年司法应视为是在对所有少年实行社会正义的全面范围内的各国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还应视为有助于保护青少年和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可见对于有被害人的未成年人轻罪犯罪案件。

可能发生检察机关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与被害人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程序”并存的情况。但《解释》关于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不服，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的规定，打破了平衡需求，再次无限扩大了检察机关司法处置权,这不利于对被害人的保护。

『伍』 对刑事诉讼法上的“自由心证”的理解

一切诉讼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法律预先不作规定，而由法官、陪回审官根据内心答确信进行自由判断。法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所形成的内心确信，称为心证。心证如果达到深信不疑的程度，即谓之“确信”，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心证又称“内心确信”。法官审判案件只根据他自己的心证来认定案件事实。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陆』 学习刑事诉讼法的几点体会

通过对刑事诉讼法的学习，让我懂得了一些法律的基本知识，为以后的生活和工作打下了基础。我们可以利用我们所学的法律知识来维护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权利。总的体会是；
一、社会性
法律首先是一种社会规则，如刑法学是研究犯罪学等，民法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财产与人之间的关系。
二、规范性
既然法律是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因此法学也就有了范性，它是法学区分于其他学科的特征。
三、概念性
法学之概念性来源于法律规则。如欺诈行为，欺诈、行为分别为两个概念，欺诈行为又是一个新的概念；再如损害赔直接损害赔偿，人身损害赔偿为三个不同概念，只有掌握概念才能很好地理解法律规则。
四、目的性
法律是行为规则，是人制定的。在我国是由人民代表代表人民来制定各项法律的。既然是人制定的，就一定有目的。法学当然也有目的性，在历史上曾不被人注意，特别是德国的概念法学，它们过分注意概念问题，而忽略了目的性。
五、正义性
法学正义性源于法律正义性，法律规则因为有正义性才能区分于技术规则，同时法律也就有了良法、恶法之分。
六、实用性
我们学习法学是为了用法律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就不能只知道闭门读书，我们还要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案件，讨论实际发生的和假设的案件，讨论它应怎样判决。
通过对法律的认识和平时的学习，我更加了解到了法律的重要性，无论走到哪，都离不开法律。法律对人人都是平等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们每个人都要知法、懂法、用法。

『柒』 刑事诉讼法：结合杜培武案件谈谈你对“刑事诉讼目的”的认识

按照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大修之前刑事诉讼，目的是坦白从回宽抗拒从严框答架下形成的惩罚犯罪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国家利益，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则是在任何人没有义务自证有罪的框架下的惩罚犯罪保障人权。

『捌』 你对刑事诉讼法第134条的理解

该条是关于搜查的规定，他的限定条件是只有侦查人员可以进行，内搜查的目的是寻找罪犯或者容是犯罪证据，搜查的对象是人身、物品、住处和其他与案件有关的地方。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 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侦查人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

『玖』 你对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的理解

第一百三十六条【公诉权】凡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一律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人内民检察院刑事容诉讼规则》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共同犯罪的部分犯罪嫌疑人在逃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在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另案移送审查起诉，对在案的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起诉应当照常进行。
理解：1、所有案件，要向法院提起公诉的，只有人民检察院才有这个起诉权，由检察院来审查决定，是起诉或者不起诉，人民检察院说了算。
2、属于共同犯罪的，先抓到的这个人要按正常程序进行起诉，同时，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采取必要的措施把逃跑的人员抓回来，再另行起诉。
这是最通俗的理解。

『拾』 谈谈你对《刑事诉讼法》第五条的理解

《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不需要判刑的，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这条规定应如何理解？在理论界和实践中都存在模糊不清的认识，有必要提出来加以明确。
首先，人民法院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案件范围。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案件是指“不需要判刑的案件。”这一点是明确的，无可争议。但问题在于，对“不需要判刑的案件”如何理解？普遍认为，人民法院对公诉案件经过审查程序，认为无罪的，或应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都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例如，高校法学统编教材《刑事诉讼法教程》在论及人民法院对公诉案件审查的结果和处理时称：“对于被告人行为不构成犯罪或依法不需要判刑的，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显然，将人民法院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不需要判刑的案件”，普遍理解为两种案件：一种是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案件，另一种是被告人的行为虽已构成犯罪，但按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案件。
我们认为，“不需要判刑的案件”，不应包括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案件。上述对“不需要判刑的案件”的理解，人为地扩大了这类案件的范围，与刑法理论和刑法规定是相违背的。要准确确定“不需要判刑的案件”范围，就得正确理解“不需要判刑的案件”的真正含义。根据我国刑法关于犯罪与刑罚关系的理论，犯罪是刑罚处罚的唯一根据和前提条件，而刑罚处罚是犯罪所产生的结果，就是说，没有犯罪就谈不上刑罚处罚的问题，有犯罪存在就应受到刑罚处罚。但犯罪行为应受到刑罚处罚，并不等于一定要处以刑罚，是否处刑，还应考虑是否需要。是否需要处以刑罚，是以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的。不构成犯罪的行为，本来就不应受到刑罚处罚，当然也就谈不上是否需要处以刑罚的问题。由此可看出，“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案件”，就是指那些已经构成犯罪，但按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案件。并不包括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的案件。根据我国刑法总则的规定，“不需要判刑的案件”具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我国刑法总则第32条规定的，被告人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而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另一种是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根据刑法总则规定被告人具有免除刑罚的法定情节，如被告人为聋哑人或盲人、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或有防卫过当等情况，而免除其刑罚处罚的案件。这两种案件的特点在于：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本来应受到刑罚处罚，但考虑到行为人的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被告人具有刑法总则规定的法定免刑情节，而免除其刑罚，属于一种从宽的性质。这与被告人的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的案件，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把不构成犯罪的案件纳入“不需要判刑的案件”的范围，进而作为人民法院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案件，显然是缺乏根据的，与立法原意是相背离的。
不构成犯罪的案件，《刑事诉讼法》没有将其作为人民法院要求人民检察院撤诉案件的范围，我们认为，主要是从这类案件与“不需要判刑的案件”的性质不同来考虑的，两者存在罪与非罪的根本界限。对不需要判刑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认为构成犯罪，两家在案件的定性上并无分歧，只是人民法院认为不需要判刑，因此，人民法院完全可以不交付审判而要求人民检察院撤诉，作免予起诉处理，这样既能起到检法两家相互监督制约的作用，又能减少不必要的诉讼环节，保证案件及时正确地得到处理。如果人民法院在审查后，认为是无罪的案件，从人民检察院角度，却是按有罪起诉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对案件性质的看法明显存在分歧，对于这种关系到罪与非罪的案件，就应当由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程序最终加以解决。在法庭调查、辩论的过程中，使法庭充分听取被告方和控诉方的意见，全面收集能够证明被告人有罪、无罪的各种证据，在这个基础上作出慎重的判决，同时，人民检察院如认为人民法院所作的无罪判决有错误，还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抗诉。这种做法不仅能够确保案件正确合法的处理，而且也体现了人民法院在案件定性上的慎重态度，有助于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允许人民法院对无罪的案件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诉，实际上就把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的权力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如果人民检察院仍坚持被告人有罪的看法，撤诉后，就可依其职权，作出免予起诉的决定，这样就会导致案件处理上的错误，影响司法机关执法的威信和效果，同时也严重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