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宝良事件行政法

① 从刘庆龙教授所讲，"杜宝良事件"发生在哪一年

2005年5月23日，杜宝良偶然查询得知，自己于2004年7月20日至2005年5月23日在驾驶小货车运菜时，在每天必经的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头条西口被“电子眼”拍下闯禁行105次，被罚款10500元。此前，从未有交管部门告知他有违法行为。

2005年6月1日，杜宝良前往北京西城交通支队执法站接受了巨额罚款。北京交管部门随后向市属媒体披露“违章大王”接受万元处罚的事情，以期教育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不料，此事在媒体和公众中引起强烈反应，“杜宝良万元罚单事件”迅速成为政府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管理与服务是否失衡的热点话题。有媒体评论称，目前的交通执法有以罚代管、缺乏人性关怀之嫌。 6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单志刚就“杜宝良事件”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北京市公安将整改规范公安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 6月13日，杜宝良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撤销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西单队对他的行政处罚决定。 6月18日，北京西城法院正式受理“杜宝良案”。 6月30日，因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西单队申请补充证据，法院依法裁定，延长举证期限。 7月13日，北京市交管部门向社会公布了交管局规范执法行为的八项具体措施。包括进一步完善规范执法告知制度，规范交通标志设施，规范固定违法监测设备的设置以及规范移动违法监测设备的使用等。 7月27日，在北京交管部门根据《人民警察法》及《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规定》，以内部执法监督的方式，对西单队的执法行为予以纠正后，杜宝良撤诉。

网络

② 从刘庆龙教授所讲述的山西洪洞"黑砖窑事件"中，可以得出以下哪个结论

2005年5月23日，杜宝良偶然查询得知，自己于年7月20日至2005年5月23日在驾驶小货车运菜时，在每天必经的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头条西口被“电子眼”拍下闯禁行105次，被罚款10500元。此前，从未有交管部门告知他有违法行为。 2005年6月1日，杜宝良前往北京西城交通支队执法站接受了巨额罚款。北京交管部门随后向市属媒体披露“违章大王”接受万元处罚的事情，以期教育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不料，此事在媒体和公众中引起强烈反应，“杜宝良万元罚单事件”迅速成为政府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管理与服务是否失衡的热点话题。有媒体评论称，目前的交通执法有以罚代管、缺乏人性关怀之嫌。 6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单志刚就“杜宝良事件”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北京市公安将整改规范公安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 6月13日，杜宝良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撤销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西单队对他的行政处罚决定。 6月18日，北京西城法院正式受理“杜宝良案”。 6月30日，因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西单队申请补充证据，法院依法裁定，延长举证期限。 7月13日，北京市交管部门向社会公布了交管局规范执法行为的八项具体措施。包括进一步完善规范执法告知制度，规范交通标志设施，规范固定违法监测设备的设置以及规范移动违法监测设备的使用等。 7月27日，在北京交管部门根据《人民警察法》及《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规定》，以内部执法监督的方式，对西单队的执法行为予以纠正后，杜宝良撤诉。

③ 什么是违章逆行

机动车来逆行的定义是机自动车、非机动车靠左侧通行，则视为逆向行驶。我国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如未按规定逆行的将处以扣分以及罚款。

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倒车、逆行、穿越中央隔离带调头扣12分;机动车不按规定超车、逆向行驶 扣3分;车辆违章后的处罚分为警告、罚款(扣押车辆)、暂扣驾驶证、吊销驾驶证、注销驾驶证、行政扣留，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杜宝良事件行政法扩展阅读；

逆行的处罚

罚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第九十条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扣分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23号)规定：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分值三、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一次记3分：(九)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超车、让行的，或者逆向行驶的;综上所述：罚款：20-200元(之间)，扣分：3分。

④ 杜宝良事件的介绍

2005年5月23日，杜宝良偶然查询得知，自己于2004年7月20日至2005年5月23日在驾驶小货车运菜时，在每天内必经的北京市西城容区真武庙头条西口被“电子眼”拍下闯禁行105次，被罚款10500元。此前，从未有交管部门告知他有违法行为。

⑤ 求《论幸福——从社会与个人说起》小论文一篇，随便说两句经典的也行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来，她不仅塑造了炎黄子孙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风范，而且也使中国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誉。那么，传承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她的内涵是什么呢？我认为是“礼”。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就被称作“礼乐（yuè）文明”。“礼”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有别于世界其它古代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古代中国，“礼”是最具权威的制度。上至皇帝，下至平民，无一不在“礼”的规范和约束之下。可以讲，“礼”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一份特别厚重的文化遗产。我们北京的“五坛”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中山公园）、以及太庙等这些文化遗产，无一不是用于“礼制”的。著名的文化史专家冯天瑜教授说过:“一部中国文化史，即是一部礼的发生、发展史。”

今天，“礼”依然对我们具有很深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礼”可以说是无时无处不在。我们习惯地将某种仪式称为“什么礼”，如婚礼、典礼，举行一时的地方叫“礼堂”，邀请的客人叫“礼宾”，穿的衣服叫“礼服”，燃放的焰火叫“礼花”，鸣放的火炮“礼炮”，约定俗成的规矩叫“礼节”等等；在日常交往中，我们相互之间经常会赠送“礼品”或“礼物”，当然也要讲究“礼尚往来”；在公共场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讲“文明礼貌”；在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交通话题中，我们大家更要讲“礼让”。

那么，我们的古代先民是如何在交通中体现“礼”的呢？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实施了“车同轨”，规定“男子由左，女子由右，车从中央”。这种“礼法”，奠定了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车辆与行人分道行驶的交通管理法则。南宋时期，宋太宗御笔钦定了“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来避去”的交通法规。所谓“避”，就是“避让”、“礼让”的意思。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除了“贱避贵”带有浓重的封建等级色彩以外，其余三条都接近于今天的交通法规，就是：年轻的要礼让年老的，担负轻的要礼让担负重的，进来的要礼让出去的。当然，比这12个字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它传承了我国一千年来的一种观念，就是行有规矩，要讲究文明礼让。到了明清时代，由于车辆的增多，北京城采取了各城门分别进出车辆的规定，比如：前门行驶粮车，德胜门行驶军车，东直门行驶木材车，西直门行驶水车，阜成门行驶煤气车等等。这种规定，同样体现了我国古代分道行驶的礼让原则。

讲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说，“礼”是封建社会的腐朽产物，应该彻底废除。我认为不然。“礼”作为我国五千年来一种生生不息的文明传承，已经在我们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为一种文明传统或者道德规范，对于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所有炎黄子孙，乃至亚洲的一些国家，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我想，如果我们消除浓重的封建色彩，将“礼”发扬光大，必将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汽车不再是权力、地位的象征，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中。近几年来，中国人对于汽车的关注和热衷程度，似乎是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强烈。一些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们，全然不顾国际油价的不断飞涨、街头车辆的日益增多、小区停车位的爆满，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汽车一族之中。但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形成了一个悖论，那就是：人们为了便于出行，获得更高的速度而买汽车；汽车越多交通越拥堵，我们反而失去了效率和速度。这不由得促使我们进行思索：我们该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汽车文明？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成熟的汽车文明应当建立在遵守交规、相互礼让、步行者优先的精神之上。以美国为例，高度发达的汽车文明不仅改变了美国的交通模式，也改变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念，提高了文明素质。多数美国人都自觉遵守法律，维持秩序，几乎达到了我们中国老祖宗的“君子”标准。即使没有监督也不会闯红灯。对陌生路人不像敌人而像朋友，做手势请先行，被礼让的一方也会挥手致谢。在夜晚，若对面有车驶来，双方大多会将自己的大灯关闭，待错车后再打开，以免晃了对方的眼睛。在单车道上，慢驶的车辆如卡车、拖车、宿营车，会自动停靠路边，让后面快车超车后自己再上路。

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我们目前的状况，很显然，我们距离汽车文明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虽然交通管理的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公众脑子里的“拼抢”潜意识还像过去一样牢固，遵守、避让这样的文明观念并没有成为共识。不文明的现象随时、随处可见，但是大家却习以为常。不少司机被交警纠正违章后，往往说：“我今天又被交警查到了”，却没有意识到“我今天又违章了”；很多人开车或坐车没有使用安全带的习惯，即使用了也是为了应付交警。其实，使用安全带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与警察何干？！一些人明明是醉意朦胧，可还要开车，说什么没事儿，警察逮不着。实际上，酒后驾驶真要出了事儿，受害的还不是自己！与警察何干？！我们可以扪心自问，能在深夜无人的时候还能自觉按照红绿灯指示行驶的能有几人？前一段时间，杜宝良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大家似乎众口一词，口诛笔伐，一夜之间智能化交通管理成了罪魁祸首！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归根结底在于大家的交通文明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时常会听到不少违章的司机这么说，没事儿，这儿没有“电子眼”。我真想问问他们，设立“电子眼”的目的是什么？处理违章的目的什么？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保证交通安全！罚款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如果拿生命和一万元做一个交换，我想所有的人都不会同意。新加坡是一个以秩序井然、重罚著称的国家，比如：乱穿马路可能会被判入狱。与此相比，一万元算什么？试想如果有一天，我们北京的大街上没有交警，没有交通协管员，但人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大家各行其道，相互礼让，秩序井然，那将是多么令人惊喜的场面！

众所周知，在2008年的夏天，我们北京将举办第29奥运会。“人文奥运”是北京奥运会的核心理念，它对北京的城市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了《人文奥运行动计划实施意见》，提出实施人文奥运的四大工程，第一项工程就是“市民素质提升工程”，要以“礼仪北京、人文奥运”为主题，在全市广泛内开展市民文明教育活动，塑造北京人讲文明、重礼仪的良好形象，特别提到要克服交通方面的不良习惯。因此，交通文明已经成为“人文奥运”的重要组成部分。

礼仪北京、人文奥运、交通文明。我们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前面的话题，回到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文明礼仪。我想，我们应当通过奥运会展示我们华夏“礼仪之邦”的胸怀，展现我们炎黄子孙谦逊礼让的美德。

令我们欣喜的是，“迎奥运，共建首都交通文明”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已经正式启动，将要在全市范围开展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和五项道德实践活动，努力提升首都交通文明水平。这次活动，将贯穿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包括“与文明同行”、“文明交通，从我做起”、“做交通文明带头人”等等一系列的活动。我们的“交通文明伴我行”主题演讲比赛也是这项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很欣慰，我能够为这次活动尽了一点微薄之力。

“文明交通，从我做起”。在此，我作为一名科技界代表，向大家庄严承诺：自觉增强交通文明意识，并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争作交通文明人，为北京争光，为奥运添彩

大概1000多或者2000字，适当的删减一下就OK啦！

⑥ 电子眼的“电子眼”执法的公开原则的重要性

电子眼作为现代行政执法手段的一种媒介，按我国刑事诉讼法证据种类的相关规定，电子眼取证后的证据属于视听资料。视听资料是指存于一定的介质中，借助一定的工具、设备、技术手段转化后变为可知可读信息，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作为案件的有效证据必须经过取证、举证、质证、认证的过程。在现实的行政执法过程中，由于电子眼执法是非现场执法，通常当事人违章被拍时是不知情的，当事人知道被电子眼拍到违章时，已经收到了处罚决定书，何谈质证和认证。但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否则作出的处罚决定无效。同时根据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4 条确定了所谓的电子证据如果其制作情况和真实性经对方当事人确认，或者以公证等其他有效方式予以证明的，即具证据效力。用如此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得来的证据对当事人进行处罚，又如何能使人信服呢？只有公开原则能够保证当事人对电子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情况作为违法处罚的证据的信服。公开原则是电子眼执法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因为电子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情况作为违法处罚的证据，使得当场处罚成为不可能，所以电子眼的设置也要公开，并且对于处罚要及时告知当事人，同时要保证事后处罚的公开 。
（一） 公开电子眼的设置和处罚结果
《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要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公开、公正原则不仅要求执法程序没有偏私，同时要求行政处罚应当公开、透明。一个人在得知自己的违法行为对社会造成的不利法律后果时，一定会提高警惕，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法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行政处罚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惩戒违法，使其不再犯。如果当事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犯的错，为什么受到处罚。你让他如何改正？那就无怪乎杜宝良105 次的违法记录了 。
（二） 及时告知义务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指出：办理行政案件应当遵循及时原则。同时根据《行政处罚法》第31 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应当告之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行政处罚法》规定应当在7 日内告知。综上所述，电子眼执法尚存在一些违法，违规操作问题逞待解决，只有规范了电子眼执法，体现公开原则，才能在执法过程中尊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强化人性执法，使执法行为更具正当性、合理性，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

⑦ 伊川小记者作文展示

1．泸州遗赠案：

四川泸州的黄永彬与妻子蒋伦芳结婚30多年，有一养子。1994年起黄开始与张学英来往，1996年起二人公开同居，依靠黄的工资（退休金）及奖金生活，并曾经共同经营。但黄永彬与蒋伦芳并未离婚。2001年2月起，黄病重住院，蒋伦芳一直在医院照顾，法院认为其尽到了扶养义务。4月18日黄永彬立下遗嘱：“我决定，将依法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卖泸州市江阳区一套住房售价的一半（即4万元），以及手机一部遗留给我的朋友张学英一人所有。我去世后骨灰盒由张学英负责安葬。”4月20日，该遗嘱在纳溪区公证处得到公证。黄去世后，张根据遗嘱向蒋索要财产和骨灰盒，遭到蒋拒绝。张遂向纳溪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依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判令被告蒋伦芳按遗嘱履行，同时对遗产申请诉前保全。从5月17日起，法院经过4次开庭之后（其间曾一度中止，2001年7月13日，纳溪区司法局对该公证遗嘱的“遗赠抚恤金”部分予以撤销，依然维持了住房补贴和公积金中属于黄永彬部分的公证。此后审理恢复），于10月11日判决驳回原告张学英的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依据《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原则，认为黄某的遗嘱虽然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形式上也合法，但遗嘱内容存在违法之处，且黄某与原告的非法同居关系违反了《婚姻法》的有关规定，黄某的遗赠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序良俗和法律的行为，因此是无效的。本案判决获得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支持，但却被很多法律界人士评价为“道德与法”“情与法”的冲突，甚至认为这是在舆论的压力下做出的一起错案。

2．齐玉苓受教育权案

齐玉苓与陈晓琪均系滕州八中1990届应届初中毕业生，陈晓琪在1990年中专预选考试时成绩不合格，失去了升学考试资格。齐玉苓则通过了预选考试，在统考中成绩为441分，超过了委培录取的分数线。后来济宁商校发出了录取“齐玉玲”为该校1990级财会专业委培生的通知书，陈晓琪在其父陈克政的操纵下，从滕州八中领取了该通知后即以“齐玉玲”的名义入济宁商校就读。陈晓琪从济宁商校毕业后，以“齐玉玲”的姓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齐玉苓经过复读，后就读于邹城劳动技校，1996年8月被分配到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工作，自1998年7月，有相当一段时间下岗待业。1999年齐玉苓在得知陈晓琪冒用其姓名上学并就业这一情况后，以陈晓琪及有关学校和单位侵害其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并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陈晓琪侵害了齐玉苓的姓名权，判决陈晓琪停止侵害，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齐玉苓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失费35，000元。齐玉苓不服，提出上诉，要求陈晓琪等赔偿各种损失56万元。

该案二审期间，最高人民法院于8月13日专门就该案作出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1】25号），明确指出：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山东高院8月23日作出了终审判决，判决陈晓琪停止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齐玉苓赔礼道歉；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7，000元由陈晓琪和陈克政赔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由陈晓琪、陈克政赔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赔偿齐玉苓精神损害赔偿费50，000元。

3．杜宝良巨额交通罚款案

2003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2004年10月22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实施办法》，该办法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2005年5月23日，安徽进京务工人员杜宝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得知，他在北京真武庙路同一地点违反禁行标志105次，均被“电子眼”拍摄记录在案，须交罚款10500元、交通违章记分210分。这意味着，起早贪黑、以贩菜谋生的他一年白干了。自打交了1万多元的交通违法罚款后，老杜两口子的生活就被打乱了，“每天在家就是复习交通法规”。

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引起广泛关注，舆论称之为“杜宝良现象”。

北京市交管局法制处认为，“暗中执法符合法律规定，是交管部门针对交通违法行为采取的一种执法手段”。新交法赋予了交警查处交通违法行为的权力，交警拥有执法权，暗中执法正是交警行使执法权、查处违法行为的一种方式。为达到严格执法的效果，交管部门采取了多种手段，包括现场疏导指挥、电子眼监控、交警直接拍摄等，其中也包括暗中执法。

有出租车司机就此事发表感言：我们开车走在没有交警和电子眼值班的地方，还要不要遵守交规？我们很多驾车人都有一种心理，好像遵守交规是为对付交警而不得已的行为。现在设置交通电子眼的目的也就在于针对这种心理与现象而设的吧。如果哪天我们的驾车人独自一人行驶在没有交警和电子眼的路上，仍能自然而然地按交通规则开车，那电子眼就可以休息了。电子眼刚刚开始不久，碰到这种事恐怕也是头一次，应该有个改进的过程，所以把板子打在交管上有点感情色彩。我倒觉得驾车人应该多想想自己如何守法。“这个人不知道这里不能这样走”恐怕不能作为逃避责任的借口，否则还怎么去执法？我们这里，讲借口而推避责任的事太多了。这里更不应该以农民还是律师来划分该不该遵守交规的界线。

也有社会人士认为：作为司机，无论是什么水平的司机，不管有什么理由都必须遵守法规，不能因为不懂法就可以违法，然后人们对他们表示同情，这不符合情理。“杜宝良违章事件”其实暴露出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对交法普及教育不够。我国现行的新交法是40多年出现的第一部交通法规，到现在实行才一年多，而各地相关细则实行的时间更短，因此需要几千万有车人以各种方法进行交通法的普及宣传。制定法规的目的是让人们都遵守，如果仅仅靠罚那便偏离了制定法规的目的了。对于司机来说，有义务主动学习新交法及相关细则，不应该以不知道等理由推托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说这件事有什么意义，那只能说暴露了交通管理的弊病和驾车人素质这一现实。此外，这也正是一次对新交法的普及教育。

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就此表示，在日常的执法中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在告知违章中，就没有很好考虑到，现实中一些公民还不能及时通过网络了解违章行为。在今后的整改中，要强化交通标志，使人一目了然。市局将整改规范公安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

6月13日，杜宝良在律师的陪同下，就“万元罚款单”一事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今年40岁的杜宝良告诉记者：“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打官司。”

杜宝良的律师王英指出，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107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发现机动车有未处理的违法行为记录的，应当书面告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驾驶人，机动车所有人或者驾驶人应当按照告知的时间、地点接受出处理。” “西单队记录了杜宝良未处理违法行为高达105次，却从未履行过其‘书面告知’义务”。

6月18日上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告诉庭正式向杜宝良发出了《行政案件受理通知书》，内容为：“杜宝良：你诉西城交通支队西单队一案的起诉状，本院已于2005年6月13日收到，经审查，你的起诉基本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本院决定立案审理。”

在得知法院立案的消息后，杜宝良表示，过去他一直认为，打官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这次是他平生第一次走进法院大门，而且还是“民告官”，老家的人都知道了。但现在他改变了以前的想法，“那么多人帮助我，尤其是为我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我也开始知道一些法律知识了，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了。”

4．河南洛阳种子案

2001年5月22日，汝阳公司与伊川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约定由伊川公司为其繁殖玉米种子。2003年初，汝阳公司以伊川公司没有履约为由将其起诉到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赔偿。双方对案件事实不存在争议。双方的分歧主要在赔偿损失的计算方法上。原告主张适用《种子法》，以“市场价”计算赔偿数额；被告则要求适用《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以“政府指导价”计算。

2003年5月27日，承办该案的李慧娟在院审委会的同意下，下发“2003洛民初字”第26号判决书，支持了原告的主张，判令伊川公司按市场价格进行赔偿。判决书中写道：“《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位阶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抵触的条（款）自然无效。”。判决后，双方都提出了上诉。

同年10月18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违法宣告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有关内容无效问题的通报》，要求河南省高院对洛阳市中院的“严重违法行为作出认真、严肃的处理，对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依法作出处理”。省人大认为，李慧娟无权以法官身份宣布地方性法规无效，洛阳市中院的判决违反了《宪法》；人大是立法机关，法院是执法机关，主要任务是适用法律，法律的修改和废止是人大职权范围的事情，所以不管是否冲突，法院都无权去宣布法规有效还是无效。

随后，洛阳市中院党组根据要求作出决定，撤销判决书签发人——民事庭副庭长的职务和李慧娟的审判长职务，免去李慧娟的助理审判员。

10月21日，河南省高级法院在一份对全省下发的通报中称，“个别干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意识淡薄，政治业务素质不高。……无论案件具体情况如何，均不得在判决书中认定地方法规的内容无效。”

2004年3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河南省汝阳县种子公司与河南省伊川县种子公司玉米种子代繁合同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认为：根据《立法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性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性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为依据”，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应当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

4月1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实施办法》，办法自7月1日起施行。《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5．“见不救”案

2004年11月12日晚11时30分，海南东线高速路122公里处发生一起车祸：海南某公司的韩某被大货车挤压到护栏上两个多小时，万宁市人民医院的120急救医生到达现场后仅仅是摸黑简单地查看了一下情况，并没有采取任何救援措施就返回急救车上。韩某因失血过多，两小时后亡。

如何解决这种耻辱性的“见不救”为标志的时代道德困境，诉诸法律，还是重建道德？人们面对道德的失范，往往会想起法律的武器。

“见不救”事件屡屡发生一再表明，这一社会问题，仅仅靠道德的约束和有限的法律责任是远远不够的，惟有施以全面的法律手段，方能惩治这种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质的冷漠和怠责行为。也就是说，国家公务员在树立和倡导社会公德和善良风俗上应当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这种“应当”可以提升到法律义务的层面；每个公民应当对自己义务范围内的危险情势负有义不容辞的救助义务，这种责任也可以强制提到法律的层面上。

早在2001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即有32名代表就增加刑法罪名提出议案。建议刑法增加新罪名：“见危不救和见不救罪”。

“见危不救”和“见不救”等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见危不救”和“见不救”造成的社会影响相当恶劣，在有些国家早已有此类立法。在这次人代会上，刘如军等32位代表也就此提出议案，他们建议在刑法中增加“见危不救和见不救罪”，立法内容应包括犯罪行为的法律界定和惩治条款等。

有法律学者建议规定：公民对于国家公共利益与他人的合法权益遭受危害时，负有救助义务；对于“见不救”的行为，可以按其社会危害性及责任人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追究其刑事责任。

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倪正茂和一些政协委员也曾提出建议——设立“见不救罪”，并同时制定“见义勇为奖励法”。

他们认为，“见不救罪”的量罪依据，可以参考造成事情后果的轻重、事情发生时当事人的处置态度等等。见义勇为者奖励可根据当事人当时的献身程度、事情发生时的危急情况，以及所取得的有效后果等来决定。

6．里格斯诉帕尔默案

1882年帕尔默在纽约用毒药杀了自己的祖父，他的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遗产。帕尔默因杀人的罪行被法庭判处监禁几年，但帕尔默是否能享有继承其祖父遗产的权利成了一个让法官头疼的疑难案件。帕尔默的姑姑们主张，既然帕尔默杀了被继承人，那么法律就不应当继续赋予帕尔默以继承遗产的任何权利。但纽约州的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如果继承人杀被继承人将当然丧失继承权，相反，帕尔默祖父生前所立遗嘱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条件。因此，帕尔默的律师争辩说，既然这份遗嘱在法律上是有效的，既然帕尔默被一份有效遗嘱指定为继承人，那么他就应当享有继承遗产的合法权利。如果法院剥夺帕尔默的继承权，那么法院就是在更改法律，就是用自己的道德信仰来取代法律。

审判这一案件的格雷法官亦支持律师的说法，格雷法官认为：如果帕尔默的祖父早知道帕尔默要杀害他，他或许愿意将遗产给别的什么人，但法院也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祖父认为即使帕尔默杀了人（甚至就是祖父自己）他也仍然是最好的遗产继承人选。法律的含义是由法律文本自身所使用的文字来界定的，而纽约州遗嘱法清楚确定，因而没有理由弃之不用。此外，如果帕尔默因杀被继承人而丧失继承权，那就是对帕尔默在判处监禁之外又加上一种额外的惩罚。这是有违“罪行法定”原则的，对某一罪行的惩罚，必须由立法机构事先作处规定，法官不能在判决之后对该罪行另加处罚。

但是，审理该案的另一位法官厄尔却认为，法规的真实含义不仅取决于法规文本，而且取决于文本之外的立法者意图，立法者的真实意图显然不会让杀人犯去继承遗产。厄尔法官的另外一条理由是，理解法律的真实含义不能仅以处于历史孤立状态中的法律文本为依据，法官应当创造性的构思出一种与普遍渗透于法律之中的正义原则最为接近的法律，从而维护整个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厄尔法官最后援引了一条古老的法律原则——任何人不能从其自身的过错中受益——来说明遗嘱法应被理解为否认以杀继承人的方式来获取继承权。

最后，厄尔法官的意见占了优势，有四位法官支持他；而格雷法官只有一位支持者。纽约州最高法院判决剥夺帕尔默的继承权。

⑧ 关于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程序的履行形式有哪些

法律规定告知程序的重要目的就是保护当事人陈述权、申辩权的充分行使。

⑨ 辩论赛：打官司是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正方观点：打官司是一件光彩的事。
背景资料：“杜宝良案”

“杜宝良案”的启蒙与检验

新华网安徽频道 2005-06-20 07:51
“杜宝良案”终于进入法律程序，这是社会舆论衷心期待的结果，不论这起行政诉讼案的最终裁决如何，都已经成为一堂非常生动的公民权益启蒙课。在这堂公民权益启蒙课中，最先被改变的当然是杜宝良本人。原先那个因为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连续105次被电子眼拍下在同一地点闯禁行，不得不委屈地交纳10500元罚款的小贩杜宝良，经过传媒的关注和律师的援助后，有两点变化：一是一改过去不经常看报的习惯，每天阅读从附近报摊买来的报纸；二是过去一直认为，打官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但现在他改变了以前的想法。一位老实本分的卖菜农民，开始认真阅读报纸，这说明他开始关注时事；他不再认为打官司“不光彩”，并且明白可以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说明他已经不满足于做一个忍气吞声的“顺民”，而是要堂堂正正的做公民。

一位农民，一位进城谋生的农民，一位以小货车作为运输工具的驾驶员，杜宝良的这三重身份在当代中国都有着广泛的代表性。相对于城市居民，相对于都市白领、国家公务员，相对于习惯在马路上行使绝对权力的交警，杜宝良永远处于弱势。但是，他为了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能和政府机构公堂对峙，寻求司法裁决，那么，所有的农民、所有进城的民工、所有的汽车驾驶员为什么就不可以？“杜宝良案”的立案受理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通过这个事件，已经并将传播更多的民权知识。

在杜宝良的背后，有两位很好的启蒙导师。新闻媒体，许多报纸整版地报道他的遭遇，许多电视台将镜头对准了他；为他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不仅强烈地申诉他的权利，而且公开揭露了交管部门“可能”存在的明显标志错误。一是新闻媒体，一是律师，这是现阶段承担民权启蒙任务的最好导师，在“杜宝良案”之外，人们也同时期待着他们能有更多作为。

诚然，司法裁决或许因为种种原因，做出不利于杜宝良的结果。但是，那也不要紧，因为民权进步本身就是一个持续博弈、谈判和协商的过程。另一方面，假如杜宝良败诉，也恰好可以检验出民权状况的现实差距。

以下为辩词：

自古以来，生不入公门，成为很多人终生的信条。所谓不入公门就是不上衙门告状。官家也有民不告官不究的说法。此两句 藏住多少冤情！
国人还有一句话：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
打官司的结果往往是官府吃完被告吃原告。最后落个家财散进的结果。
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今天已经是法制社会了。对于打官司的观点世人也有所变化。
从以上的这一则新闻报道来看，打官司在人们的认识上至少已经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世上的事不是非黑即白的，现在人们转变了，越来越多人的开始认为其实打官司 是件光彩的事。如上的资料，这位杜宝良，打了官司之后很是光彩哟。成了电视台的焦点，媒体与律师都在其中做出了贡献。

以上仅供参考，希望能抛砖引玉，顺祝你辩论成功。

⑩ 中国影响性诉讼2005的作者是谁

《2005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件》原文作者：冰山之火
2005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件
一， 佘祥林案
简要案情：11年前，佘祥林因涉嫌杀妻被判有期徒刑15年。2005年其妻突然的出现证明佘案是一起冤假错案。
公众意见：舆论影响力巨大的佘祥林案是推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个案。该案引发了我们对侦查权边界、死刑复核程序、证据规则、“沉默权”、“疑罪从无”等司法制度和司法理念的深刻反思。而随后加速进行的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及刑事诉讼法改革，可能就是佘祥林案发生影响力的初步见证。
专家点评：
江平：这个案子的影响力就像孙志刚案一样，表明了我们国家对人权保障问题越来越关注。该案暴露了我们制度中的一些缺陷，正视这些缺陷可以促进我们制度的改善，孙志刚案件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佘祥林案也加速了对死刑复核制度、死刑案件二审制度的改革。
姜明安：佘祥林案作为影响性诉讼的第一个案件是很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不在于案件本身，而是通过该案，引发了我们思考如何平衡司法公正与民意要求，思考整个刑法的原则甚至是法治理念，思考对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修改提议，以及引发我们对疑罪从无、死刑制度的反思。
莫纪宏：该案促使我们反思死刑的功能和死刑适用的范围。
何海波：这个案件以一种戏剧式的方式揭露了我们刑事追诉制度当中的问题。我认为佘案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个人的正义最终的实现，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完善，而比制度完善更重要的是我们曾经以一种公开、理性的方式来讨论我们制度当中的问题，来反思我们制度当中的问题并且加以改进。
甘功仁：通过佘案，我觉得需要反思的问题是我们整个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问题，刑事诉讼应该从观念到制度都进行变革。包括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适用问题，证据问题和证据密切相关的口供问题，防止冤假错案产生机制等问题。
二、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
简要案情：2005年12月19日，来自山西的原侵华日军“慰安妇”万爱花等10名受害者对日诉讼再遇挫折。当天，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原告败诉，驳回她们要求日本政府赔偿2亿日元并正式谢罪的诉讼请求。理由是“诉讼时效已过”和“个人不能起诉国家”。该案的败诉成为了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缩影———十年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组织中国律师参与的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有25起，主要案件类型有中国“慰安妇”案、中国劳工案、遗留毒气弹案、南京大屠杀案，这些案件绝大多数都败诉了，胜诉的很少。
公众意见：从默默无闻到引起国际广泛关注，持续十年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让人看到了坚持的力量。通过证据的搜集与公示，让全世界看到了日本在华所犯下的罪行，让人时刻警醒战争的危害；诉讼把民众的爱国情绪纳入到理性轨道之中；日本友好人士的支持与援助，让人们看到了部分日本民众对战争罪行的反思，看到了中日友好的希望所在。
专家点评：
于宁：这些案件对我们国内来说，制度层面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观念影响是巨大的，民间索赔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到我国的进步。这些案件具有极强的教育功能和宣传功能。所以这个案件的意义，可以说超越了诉讼本身的意义。能够进入“十大”，说明老百姓还是有眼光的。
姜明安：这个案件，可以让我们以史为鉴，可以让日本正视这个历史。但是我们也需要思考一些法律问题，比如时效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对于这种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不适用时效制度。
江平：从法律的角度探讨这些案件，更有利于争取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理解。诸多法律上的问题应该进行更深入的讨论，比如国家赔偿与民间索赔的关系，比如时效问题等等。
莫纪宏：我曾经提议能否在中国法院起诉日本政府。可以考虑怎么样使我们在保护人权的过程中使我们国民基本人权得到更大范围的保护，不仅得到我们国内法的保护也要得到国际法的保护，将国内与国际的保护机制结合起来。
三、马德、韩桂芝、田凤山连环腐败案
简要案情：2005年7月至12月，随着三位曾在黑龙江省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相继在京受审并被判刑，这一系列惊人的受贿卖官案件终于落下了帷幕。
公众意见：网民的投票使得马德、韩桂芝、田凤山腐败案入选“2005年十大影响性诉讼”，不仅仅因为该案被媒体称作“建国以来最大的卖官案”，还在于它反映出我国政府的反腐决心与公众对于腐败的痛恨。
专家点评：
江平：这个案子有一个很大的特别，就是卖官，这点性质不同。我认为腐败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腐败是最厉害的腐败，可以威胁国家的命运前途：其一是卖官；其二是司法腐败；其三是贪污救济款、扶贫款。卖官可以列为最厉害最根本的腐败，这样的腐败对一个国家来说是致命性的。
姜明安：这个案子确实令人深思，腐败的事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反腐要从制度上进行反思，我认为要遏制腐败当前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完善选任监督制度，可以考虑在县乡一级进行直选，让老百姓直接监督腐败；第二，健全责任体系，让为政者真正负起责任来；第三，必须进行制度建设，要用制度反腐；第四，完善行政程序制度，用程序来防治腐败。
甘功仁：为什么他会卖官，还是因为他说了算，权力放在他的口袋里面，我认为最大的腐败是用人的腐败。
四、顾雏军案
简要案情：2005年，顾雏军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民营企业家在事业几近巅峰时翻身落马。海信出资9亿元成功收购科龙电器。科龙电器从私有资本控股上市企业又重新转变为国有控股上市企业。
公众意见：顾案给企业界、学界乃至公众带来的震荡令人吃惊。早在2004年，因顾而起的“郎顾之争”以及随之而来的“郎张之争”就引起了关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广泛讨论。顾雏军的落马似乎印证了专家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判断。而证监会监管漏洞、独立董事形同虚设、经济学界公信力等问题一度成为讨论焦点。
专家点评：
江平：该案反映的最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公司法和证券法有漏洞。目前公司法和证券法中涉及“资本制度”和“公司治理”的诸多修订，以及2005年最后一天颁布的《证监会冻结、查封实施办法》等反映了我国对公司证券制度的逐步反思和完善。
姜明安：顾案凸显经济发展的理念问题———经济发展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经济指标为准。企业家犯罪不完全是制度问题，而往往是理念问题。
莫纪宏：该案引发我们思考国有资产如何保护，如何管理。没有健全的法制和程序，国有资产肯定会有流失的情况。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最重要的是建立动态、严格、有程序性的监管制度。
五、黄静疑案
简要案情：两年前，小学教师黄静被人发现裸体死于其工作的小学宿舍内，是自然死亡还是被强奸死亡，鉴定结论成为关键的证据，然而，不同的鉴定机构对黄静进行的5次尸检，出具的6次死亡鉴定，却每次都给出了完全不同的鉴定结论。黄静之死成为一桩疑案。
公众意见：也许我们可以乐观地估计，随着司法鉴定改革的推进，曾让公众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产生空前非议的黄静案很快会水落石出。也许我们还乐观不起来，因为现实在于，仅仅有较为完善的司法鉴定管理制度仍是远远不够的。
专家点评：
姜明安：制度的设计和对制度的执行都要考虑，建立制度、制定制度的人要从有利于制度执行的角度想问题，司法鉴定的规则应该由人大机关来制定，这件案子也是给了我们一个教训。
江平：这个案件就算人大常委会再制定一个统一办法也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因为鉴定结论本身仅仅是证据的一种，并没有什么规定要求法官一定要采信某个鉴定结论，鉴定的采纳应当由法官来确定，不能说鉴定结论不一样法官就无法下判了。
甘功仁：我不赞成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机构，即使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机构，在最终决定谁来负有鉴定责任时，是不是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复核性的司法鉴定机构。
六、杜宝良巨额罚单案
简要案情：外地来京打工的杜宝良2005年5月23日收到一张10500元的罚单，同时交通违章记分210分。他被北京市西城区交管部门认定，交通违法105次。杜宝良随后将交管部门告上法院。但随后又撤回了诉讼。
公众意见：“杜宝良案”的出现反映了政府行政执法部门执法理念中服务意识的不足以及程序意识的缺乏。本案发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北京市交管部门大整顿，使其堪称“小人物产生大影响”的又一范例。就个案与法治的关系来说，“杜宝良案”的影响还没有终结，它必将促使有关部门从立法上对这一制度漏洞进行弥补。
专家点评：
姜明安：在执法过程中，一定要看法律的目的、法律的原则和法律的精神。
莫纪宏：案件的关键不在于数额，而是105次罚款这一数字。如果交警执法在发现一个人违法时及时通知就不会出现这么多次数了。另一方面也有执法理念的问题，105次罚款是不是都要罚10500元，一张一张罚，实际上法律并没有这样规定。
何海波：现有电子眼执法的方式必须改变，解决的途径是所有的电子眼要通过大众化的方式公布出来，要坚决废止用数码相机偷偷执法的方式。另外，警察要改变工作作风，不能仅仅依靠执法设备，要及时发现违法问题，及时制止，电子警察是帮助执法的，是执法的手段，不能说电子设备是帮助不执法或者可以放任执法行为的，这是不行的。
七、奥拓车撞人案
简要案情：2004年5月9日20时55分，在北京市菜户营桥附近，曹志秀夫妇由北向南横穿主路。刘寰驾驶奥拓车经过，将曹志秀撞死在绿化带里。2005年12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判决刘寰承担责任共计10.08万元。
公众意见：“撞了白撞”还是“撞了不白撞”？关乎有车一族与步行大众冲突的立法，而引起持续不断的关注。该案启示我们———以立法对不同利益进行平衡协调也是一个法治系统工程。
专家点评：
江平：对这个案子的宣传报道其实并不准确，“撞了白撞”还是“撞了不白撞”的提法，其实忘了两个前提，第一受害人有没有过错，第二司机要不要赔，关键要看司机是否尽到了应有的注意责任。笼统说“撞了白撞”与否而没有正确宣传法律条款，如果司机确实没有过错，那也不是一定要赔，也不符合民法通则规定的公平原则。
姜明安：“撞了白撞”和“撞了不白撞”的说法是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但是新闻仍然抓住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解决法律交锋中如何平衡当事人的利益，有一些人老说司机是强势群体，老百姓是弱势群体，其实强势、弱势是相对的。
莫纪宏：这其中实际上是有一个法律原则问题，解释空间应当更大一些。现在按照举证责任大小来定责任的承担，在法律上没有免除司机绝对责任的条款。如果司机和行为人都没有违反交通规则，比如说司机为了躲避行人，采取了措施，结果导致司机和行为人都死了，难道让司机家属向行为人家属赔钱吗？
八、福建农民环境污染侵权案
简要案情：福建屏南县村民对屏南县榕屏化工有限公司提起环境污染侵权诉讼，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并赔偿原告损失。
公众意见：当公害侵害大众利益时，法律程序上应当有怎样的回应才能满足公众维权需要？如何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通过法制的进步求解协调、化解利益冲突的理性方式？在更深层面，该案引发人们对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反思。
专家点评：
江平：这个案子很具有典型意义，也极具现实意义。在环境受到损害的时候，运用司法程序启动赔偿制度，在现阶段要广泛推广仍具有相当的难度。
姜明安：环境问题涉及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环境也是一种权利，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以环境权提起诉讼的。环境诉讼首先要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莫纪宏：该案让我们知道如何通过诉讼的方法进一步防止环境污染。该案重点在于侵权、集团诉讼问题。农民权益受到损害，可以通过集团诉讼对受害人进行统一赔偿。该案还涉及公益诉讼问题，我们既要对受害者提供民事赔偿，还要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治理，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根本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九、郝劲松因发票状告铁路局案
简要案情：郝劲松因退火车票时，火车站开具的小票是铁路系统自己印制的收据，不是正规发票，不能报销而状告铁路局。
公众意见：公益诉讼是正义之士超越一己之利为公益而寻求司法救济，因其关乎公共利益、挑战既得利益，从来都是公众关注热点。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但本案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专家点评：
江平：郝劲松案主要体现了以私权的诉讼来维护公共利益。我们现在还没有公共团体来行使公益诉讼的主体权利，民事诉讼法还只是修改，还只是建议，将来消协能不能代表消费者，妇联能不能代表妇女等等这是另外的问题。实际上，以保护私权的方式提起公益诉讼，达到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姜明安：公益诉讼的范围有多大？如果公益诉讼无限制扩大，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提起公益诉讼，那么司法资源有限性就会受到挑战。这需要思考。
甘功仁：该案很有代表性的，其所涉及的类似问题太多了。应该尽快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十、通用大宇诉奇瑞公司案
简要案情：通用大宇因QQ车缺乏独立开发应有的原创性，且奇瑞并不具备其所自称的“独立开发”的时间和技术条件而起诉奇瑞公司。通用大宇和奇瑞公司知识产权纠纷，历经三年时间，双方于2005年11月中旬达成最终的和解协议。
公众意见：通用大宇与奇瑞的纠纷，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需定位于何处才能与我们的大国崛起战略相匹配？
专家点评：
江平：该案引发的问题很重要，我们应该创立自己独立的品牌和专有技术等。
莫纪宏：通过该案，应该说要搞民族工业就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这样我们的民族工业才会有很好的发展。
姜明安：该案反映出了有关知识产权、国家贸易政策制定以及如何遵守国家贸易准则，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如何结合等问题。
江平：中国的法治进程既要有自上而下的推动也要有自下而上的推动，而舆论是自下而上推动最有力的工具。同时，中国的法治进程不仅要有立法的完善，还要有司法实践理念的更新。而立法的完善常常是由个案诉讼特别是影响性诉讼引发的。这些影响性诉讼会使我们发现立法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并在解决这些缺陷和问题过程中，得以完善我们的法治。
姜明安：2005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将在中国法治进程中产生影响，这个影响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它暴露和凸显了我国现有法律制度的某些缺陷；二是它引导人们对我国法律制度如何完善进行思考；第三，它可以催生一些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建立；第四，它可能确立一些影响我国法制化进程的原则；第五，它可能形成影响我们法律发展进程的法制理念。
莫纪宏：2005年的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件代表的面比较广，在全社会关注影响性诉讼过程中，我相信，我们的法律制度会得到不断的完善和进步。
甘功仁：我觉得“2005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将对我们从纸上的法律变成活生生的法律发生重要的影响，希望每年都搞一次这样有影响性的诉讼评选。
何海波：诉讼曾经被认为是在封闭的法庭之内解决公民的纠纷问题，现在在公民关注和互联网诞生的时代，诉讼变成了一种公众的论坛。影响性诉讼这个评选活动非常有意义，每个入选的案子都代表法治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的关怀，所有这些案子连在一起以后就成为浓墨重彩记录中国法治进程的一部巨著。
谢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