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行政诉讼法原告资格
Ⅰ 如何理解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利害关系"暨如何认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
原告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25条规定的“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至少应当包括：（1）被诉的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2）与被诉的行政复议决定有利害关系或者在复议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3）要求主管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4）与撤销或者变更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除上述情况外，还有哪些公民、法人或者组织可以作为原告，可以根据实践需要，进一步扩大。原则是通过行政诉讼比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争议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更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二、原告的近亲属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若干解释》的规定，这里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承受人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诉讼。法人是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其他组织是指没有取得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若干解释》规定的非法人组织包括：合伙企业以和他合伙组织以及其他非法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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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行政诉讼几种特殊情况的原告资格认定
行政诉讼法规定，依照本法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是原告。根据这一实质性规定来看，所谓行政诉讼的原告，是指对行政机关或授权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依照行政诉讼法，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这一定义，原告具有以下特征：1、原告须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2、原告是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3、原告须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合法权益的人。下面将对几种特殊情况下的原告资格进行阐述。 一、关于受害人能否作为原告的问题。 此处所说的受害人，就是受到其他主体违法行为侵害的人。加害人由于受到行政机关处罚也称为受罚人。在发生侵害时可以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行政机关不予受理，这里没有受罚人；二是行政机关进行了处理，处罚了加害人，但受害人仍然不服。这都涉及到受害人是否有原告资格的问题。笔者认为，受害人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有原告的资格，只要其他条件具备，就有权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其理由是：1、有的法律已明确规定受害人有权起诉，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明确规定了要求主管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2、行政诉讼法承认权利主体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向主管行政机关的要求保护是一种合法权利，即受保护权。例如，《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5项就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如果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申请人有权向法院起诉。这样的规定实际上就是全面承认受害人原告资格而不是仅限于个别领域。 二、对民事纠纷进行行政处理后的行政诉讼原告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已经对这类问题分别作了解释与区分，《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只规定了“调解行为”和“律规定的仲裁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没有区分强制与否等，但是，笔者认为，对民事纠纷进行行政“裁决”、“强制性决定”、“处理决定”不服的纠纷当事人，均可以原告资格提起行政诉讼，而对民事纠纷进行“调解”、“仲裁”不服的纠纷当事人，则只能以民事诉讼原告资格向法院起诉。由此可见，在对民事纠纷进行行政裁决、决定时，是具体行政行为，原民事纠纷双方主体如有不服，均有资格作为原告而起诉。当然在一个案件中可考虑一方作原告，另一方为诉讼第三人。 三、关于企业投资人的原告资格的问题。 在有两个以上投资人组成的各式各样的企业中，投资各方的权益与所投资组成的企业的权益，一般情况下都是混同的、一致的，但是，在个别情况下二者的权益也可以不一致。这就有必要探讨作为投资者的企业内部权利人的原告资格。《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规定：一是规定联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的联营、合营、合作各方，认为联营、合资、合作企业权益或者自己一方合法权益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均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二是规定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等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可以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从以上两个方面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司法解释对于联营、合资、合作企业内部的权利人赋予了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承认无论是企业权益受损还是内部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损，该内部权利人均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可以充当原告，而且都可以以内部权利人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而对于股份制企业则有所不同，由于在股份制企业中，股东的权益被认为是被企业完全吸收，所以，涉及企业权益的时候，它的利害关系人就成为了企业而不包含企业的投资人。至于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等是作为企业的权力机构代表企业权益的，他们以企业名义起诉仍然是企业的原告资格问题。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等，一方面是企业的内部权利人，另一方面，它也是投资人即股东行使权利的组织形式。 所以，笔者认为，司法解释的这条规定，同样可以推导出投资人也是利害关系人的结论。只不过在股份制企业中，投资人行使其权利仍然要通过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等形式。另外，这里面也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股东的权益是否完全被企业吸收？股东的权益与股东大会等所代表的权益是否完全是同一权益？大股东的权益在行政决定中如果被保护了，而成千上万小股东的权益在行政决定中则被侵害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投资人的原告资格能否也适用于股份制企业，目前的司法解释并未解决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投资人的权益应当得到全面承认与诉讼保护，而不能以企业权益或企业权力机构来抹杀投资人的独立权益与主体地位，也不应当人为地以企业性质来限制投资人的原告资格。 四、关于企业被终止或改变形态与隶属关系情况下的原告资格问题。 《若干问题的解释》没有规定国有企业被具体行政行为终止或改变形态与隶属关系的，国有企业是否具有原告资格。这是不是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不具有原告资格呢？笔者认为不是的。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有一定程度的 企业权益，行政诉讼法也明确承认具体行政行为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案件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所以，国有企业被侵犯经营自主权的，该国有企业或者其法定代表人是可以以原告资格提起行政诉讼的。只不过在实践中，改变国有企业形态与隶属关系的行为往往是由该企业国有资产代表人作出的，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与非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内容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应当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来具体处理其原告资格问题。 对于非国有企业，《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则更明确、统一，凡行政机关注销、撤销、合并、强令兼并、出售、分立或者改变企业隶属关系的，该企业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可以以原告身份提起行政诉讼。所以，1、行政机关的注销、撤销、合并、强令兼并、出售、分立、改变隶属关系这些行为形式，只是示范性质的列举规定，不是也不应该是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全部形式或限定范围；2、涉及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行政行为，企业本身自然具有原告资格。虽然企业可能已经被行政机关注销，但必须赋予其司法救济的权利与资格，原企业与注销行为有利害关系，具有起诉的原告资格，能够代表企业提起诉讼的既有企业的权力机构，也有法定代表人。（作者单位：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
Ⅳ 行政诉讼法中”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是什么意思
简单理解就是，一个人能不能做原告，符合资格的才可以当原告。
Ⅳ 请问，在行政诉讼中原告代理人是否必须为具有律师资格的人。如果是，请问具体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原告代理人必须有律师资格。
Ⅵ 在民事和行政诉讼中，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组织有哪些比如合伙、业主大会、股东大会这种。
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能否直接对违法的企业法人分支机构作出行政处罚及该法人分支机构能否以自己名义提起行政诉讼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认识不一。本文拟从一典型案例出发，就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在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问题作一探讨。
A股份有限公司（下称A公司）的分支机构B分公司（系依法设立并取得营业执照）因违法经营被C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称C市工商局）给予行政处罚，B分公司不服该处罚决定，于是一纸诉状将C市工商局告上法院，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对于B分公司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及C市工商局直接将B分公司作为行政违法主体作出处罚是否得当问题，合议庭意见不一。
第一种意见认为，B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不具备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B分公司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能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中的“其他组织”，其属于法人内设机构，应由A公司行使诉权，故C市工商局对不能承担民事责任的B分公司直接处罚属认定违法主体错误。
第二种意见认为，对分公司只要行政机关直接对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该分公司就可以自己名义起诉，本案中C市工商局直接对B分公司作出处罚，故该分公司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C市工商局直接认定B分公司为违法主体正确。
第三种意见认为，B分公司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但C工商局认定其为违法主体，并直接作出违法主体正确。
一、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就无原告主体资格？
民事责任作为民法学上的概念，它是指民事主体（即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因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法律义务，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权利，而依法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民事责任主要是财产责任，以补偿性为主。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之民事行为能力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实为民事主体能以己之能力对己之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主要表现形式是财产赔偿。
如上文所言，能否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实与有无民事行为能力相对应。譬如在民事立法上，就自然人而言，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要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就组织体而言，只有有无民事行为能力之分，而无是否为限制行为能力之说，对于法人（即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有民事行为能力，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对于非法人组织（如企业法人分支机构），无民事行为能力，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仅规定了公民和法人作为民事主体，且将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列在“公民”一章，作为公民的特殊表现形式，并未承认非法人组织（如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的民事主体地位。大概就是因为考虑到非法人组织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但是，尽管立法上以列举方式排除了非法人组织（如企业法人分支机构）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或者说无民事主体资格，不意味着实践中非法人组织从事的民事活动就是无效的，如合伙企业、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民商事活动是受法律保护的，其在民商事交往中出现了纠纷，在立法上（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其能并且实践上也是以诉讼当事人的身份参加诉讼的，无论是作为原告还是作为被告。也即是说，民事主体资格与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不完全对应，非法人组织（如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取得诉讼主体资格不以其能否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为前提条件。
所以说，认为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就无民事诉讼主体资格，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同样，在行政诉讼中，以作为行政相对人的企业法人分支机构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为由，而否认其原告主体资格，同样于法于事无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依之，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不影响其诉讼主体地位，所以，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
二、有无原告主体资格关键看什么？
起诉一方要想取得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是什么？也即其凭据什么成其为原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四十一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可见，只要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的行政作为或不作为侵害或影响了其合法权益时，其就能提起行政诉讼。也即该提起诉讼的一方必须与被诉一方的行政作为或不作为存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时，才能将对方诉诸法院，由是取得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通篇没有规定“起诉人必须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才能具备原告主体资格”。而作为参照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也是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见民事立法上的原告资格也仅以“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为已足，并未要求起诉一方必须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才可成其为原告，或说才能取得原告主体资格。
所以，起诉方取得原告资格不以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为必要条件，起诉时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为已足。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财产赔付或支付能力的反映，这在组织体承担民事责任上表现尤其突出。我们不能因为疑虑起诉一方因败诉而无力承担不利法律后果而不予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置原告的诉讼利益于不顾，这样对其不公平。
况且，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者如企业法人分支机构，未必会败诉；即便其败诉，民事责任的承担也未必由其直接承受，譬若民事诉讼中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责任，多由其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代为承担，企业法人分支机构败诉时，作为设立方的企业法人承担补充责任。
同理，在行政诉讼中，即便作为起诉方的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如分公司败诉，不能独立承担责任时，作为设立方的总公司应该就行政责任（此时该企业法人据以承担民事责任的财产化作承担行政责任的物质基础）承担补充责任。这点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认定违法主体有关问题的答复》（工商企字[1999]第233号）得到验证：“……各类企业法人设立的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分支机构，均属于从事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企业和经营单位），依照《行政处罚法》等现行有关规定，该经济组织可以作为行政处罚案件的当事人，当该经济组织不能完全承担有关行政责任时，应由其所隶属的企业法人承担。”
三、企业法人分支机构是否属于“其他组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涉及诉权、原告、起诉条件的有：第二条，第二十四条、第四十一条；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涉及受案范围和诉讼参加人的有：第一条、第十二条。这些条款中的行政相对人均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那么，法人分支机构到底是法人内设机构，还是属于其他组织呢？
如上所言，法人分支机构虽然在民事立法上未取得民事主体资格，但现实生活中，其拥有可以支配的财产、经费、名号、组织机构，其是以实际民事主体的身份存在着，能对外为意思表示，从事民事活动，唯一不同于法人的是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所以，法人分支机构已不能说是法人的内设机构，说是“外设机构”较妥。
1991年制定且实施并于200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就是说在《民事诉讼法》中也无一例外地采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说法，民事诉讼如何界定“其他组织”的内涵外延，对行政诉讼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Ⅶ 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有哪些条件如何认定
1、原告资格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
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
有权提起诉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诉讼。
2、认定条件
（1）主体条件，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
（3）主张的权益是合法权益；
（4）主张的权益受到损害；
（5）主张的权益受到损害和行政行为有因果关系。
(7)新行政诉讼法原告资格扩展阅读
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其他非法人组织，可以作原告。其主要包括：
1、个体工商户（包括起字号和未起字号的两种）。
个体工商户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自然人。个体工商户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开始于营业执照的取得，终止于营业执照的缴销或吊销。
2、农村承包经营户。
农村承包经营户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承包合同的规定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农村承包经营户享有对外订立合同的权利，自由处分其投入承包经营的自有资产和合法收益。
3、合伙组织（包括起字号和未起字号的两种）。
合伙组织，指是两人以上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的共同体。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4、法人分支机构。包括：
①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
②法人非依法设立的分机构，或者虽依法设立但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
③中国人民银行、各专业银行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
④保险公司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
5、其他。包括：
①依法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独资企业；
②依法领取营业执照的合伙型联营企业；
③依法领取营业执照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
④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的社会团体或者其他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社会团体；
⑤依法领取营业执照的乡镇、街道、村办企业；
⑥法律法规特殊规定的未领取营业执照的协作型联营体、破产清算组、业主委员会等。
Ⅷ 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有哪些条件如何认定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是指行政诉讼的身份条件，在本质上是指起诉人与行政主体的行为或不作为或所争议的行政法律关系的利害关系。我国法律、司法解释有关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主要有两条，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称《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是《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若干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根据上述规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核心要素可以概括为三个：一是“认为“;二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三是“合法权益”，而司法实践中的分歧主要体现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上。
“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指起诉人与被诉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利益关系，这种直接利益关系是基于具体的法律关系而产生的。可见，利害关系的前提是有具体的法律关系。
“无利益则无诉权”是行政诉讼法的重要理念。对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能孤立地理解。《若干解释》第一条将“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排除在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之外，意味着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必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从产生实际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将“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解释为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这种实际影响，应当包括积极(不利)影响和消极(有利)影响两种情况。也就是说，如果行政主体的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不利影响，原告资格方可具备。
同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和《若干解释》第十二条规定，起诉人必须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否则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有事实根据”的要求不同，法院必须首先对起诉人有无主体资格予以严格审查。“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是指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已经或将会产生实际影响。可见，这种利害关系必须是一种已经或者必将形成的关系，不能仅是事实上、不确实的，而必须是法律上、已经确定或者必将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Ⅸ 如何理解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利害关系"暨如何认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
最高法案例: 如何理解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利害关系”暨如何认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
1.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条也有关于利害关系的规定。显然，上述法条规定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扩大理解为所有直接或者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谓“利害关系”仍应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当事人）。同时，行政诉讼乃公法上之诉讼，上述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般也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规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关系。因而，举凡债务人夫妻的离婚登记行为、债务人的非抵押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抵押人的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行为，虽有可能影响民事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债权或抵押权的实现，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因而与上述行政登记行为有了一定的利害关系，但因此种利害关系并非公法上的利害关系，也就不宜承认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在行政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上述债权人的普通债权和抵押权人的抵押权等民事权益，首先应考虑选择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申言之，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适格），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
2.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
公法（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同样较为复杂。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与司法体制、法治状况和公民意识等因素密切相关，且判断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标准多重，并呈逐渐扩大和与时俱进态势。其中，保护规范理论或者说保护规范标准，将法律规范保护的权益与请求权基础相结合，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价值。即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统称权益），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实践中，对行政实体法某一法条或者数个法条保护的权益范围的界定，不宜单纯以法条规定的文意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应坚持从整体进行判断，强调“适用一个法条，就是在运用整部法典”。在依据法条判断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存有歧义时，可参酌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行政实体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目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判断，以便能够承认更多的值得保护且需要保护的利益，属于法律保护的利益，从而认可当事人与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承认其原告主体资格，以更大程度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但需要强调的是，个案中对法律上利害关系，尤其是行政法上利害关系或者说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的扩张解释，仍不得不兼顾司法体制、司法能力和司法资源的限制；将行政实体规范未明确需要保护、但又的确值得保护且需要保护的权益，扩张解释为法律上保护的权益，仍应限定于通过语义解释法、体系解释法、历史解释法、立法意图解释法和法理解释法等法律解释方法能够扩张的范围为宜。
3.法律上保护的权益。
⑴将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重要标准，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也相互契合。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判，除了依据行政诉讼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据行政机关所主管的行政实体法；在实体问题上的判断，更多是依据行政实体法律、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诉请保护的权益，并不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需要考虑和保护的法律上的权益，即使法院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但在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实体审查时，仍然不会将行政机关未考虑原告诉请保护权益之情形，作为认定行政行为违法的标准。也即，即使当事人所主张的权益客观存在，也可能会间接受到行政行为的影响，但因不属于行政实体法保护的权益，故并不会得到实体裁判支持，原告最终仍然只能承担不利的后果。申言之，即使法院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受理其起诉，因其所诉请保护的权益并不会在诉讼中得到保护和尊重，其起诉也就丧失了必要性，不具备诉的利益；因而不承认其原告主体资格，也并不会侵犯其任何权益。对于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权益的当事人而言，也不能以被诉行政行为被作否定性评价后，可能会间接有利于保护其所主张的权益为由取得原告主体资格。申言之，当事人民法上的权益或者习惯法上的权益，只有在有关行政法律规范对其加以保护的情形下，才能成为行政法上保护的权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才能取得原告主体资格，才能请求司法保护该权益。否则，上述相关权益，只宜通过民事诉讼或者针对直接对其设定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等方式来保护。而且，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主要依据行为作出时的事实和法律状态，一般不受事后变化了的事实和法律规定的影响；因而当事人主张的权益，应当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存在和需要考虑的权益，原则上对于事后形成的权益或者已经消失的权益，当事人无权提起诉讼，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关系存续而事后受到影响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有特殊规定。
⑵将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重要标准，与现行公益诉讼的立法和实践相一致。行政诉讼的立法宗旨，体现了权利保护和权力监督的统一性。适格原告的起诉，既在主观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又在客观上维护法秩序，监督依法行政，有利于法治国家建设，从而体现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样态。因而，通过适度扩大原告主体资格、坚持合法性全面审查、严格审查标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行政诉讼主、客观诉讼的争议。但行政诉讼虽有一定的公益性，却显然不能将原告主体资格范围无限扩大，将行政诉讼变相成为公益诉讼。现行行政诉讼法在确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上，总体坚持主观诉讼而非客观诉讼理念，行政诉讼首要以救济原告权利为目的，因此有权提起诉讼的原告，一般宜限定为主张保护其主观公权利而非主张保护其反射性利益的当事人。即使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等领域，部分原告提起的诉讼，客观上具备一定程度公益诉讼特点，呈现自益为形式而公益为目的的特征；但在原告主体资格上，一般仍然限于提起自益形式的公益诉讼，仍然坚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与普通公众不同的独特的权益，且该种权益受行政实体法律规范所保护，并存在为被诉行政行为侵害的可能性；法律明确规定其属于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除外。因而，在行政机关不依法处理投诉举报事项等行政不作为引发的诉讼中，认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权益受侵害而投诉举报的当事人的原告主体资格，就比认可因公共利益受损而投诉举报的当事人的原告主体资格，更具有正当性。
4.审理方式。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原则上应当公开进行，但人民法院可依法决定书面审理或者开庭审理、公开开庭或者不公开开庭。不能认为所有的一审行政案件和二审行政案件，都必须要经过公开开庭审理程序。为节约司法成本，减轻各方当事人诉讼负担，对于原告或者上诉人所诉之请求，在法律上显无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于职权，不经言词辩论，直接不予支持。
【案件基本信息】
案号：（2017）最高法行申169号行政裁定
案由： 行政复议
审理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审理程序： 再审复查与审判监督
【当事人信息】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广明。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中路33号。
法定代表人：黄戟，市长。
【诉讼记录】
再审申请人刘广明诉被申请人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张家港市政府）行政复议一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3日作出（2016）苏05行初59号行政判决，驳回刘广明的诉讼请求。刘广明不服提起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苏行终1415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刘广明仍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耿宝建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白雅丽、汪军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案件基本情况】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11月24日，张家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张家港市发改委）向江苏金沙洲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沙洲公司）作出张发改许备〔2015〕823号《关于江苏金沙洲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金沙洲生态农业旅游观光项目备案的通知》（以下简称823号通知）。该通知内容涉及项目名称、主要功能及建设内容、项目选址、项目总投资及资金筹措、有效期等五个方面。刘广明于2016年1月通过信息公开的方式取得了上述通知，认为该通知将其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福利村悦丰片一、二组拥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纳入其中，该通知存在重大违法情形，遂向张家港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要求确认违法并予以撤销。张家港市政府经审查认为，刘广明与823号通知不具有利害关系，遂于2016年3月21日作出〔2016〕张行复第2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并于2016年3月22日送达刘广明。刘广明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应当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江苏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暂行办法》第十七条规定，项目申报单位凭项目备案机关出具的项目备案通知书，依法办理土地、环保、规划等各方面的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本案中，823号通知系对建设项目的备案行为，是职权机关就申请人申请备案的项目是否符合项目备案条件依法进行审查后作出的行政行为，该行为产生实体影响的利害关系人是备案申请人金沙洲公司，对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并不产生直接影响。金沙洲公司仅凭该通知是不能实施开发建设的，还必须依法办理土地、环保、规划等各方面的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故刘广明与823号通知并不具有利害关系，其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实施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根据《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的，应当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因此，张家港市政府作出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符合法律规定，遂判决驳回刘广明的诉讼请求。
刘广明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基本相同的事实与理由，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刘广明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张家港市政府承担。其申请再审的事实和理由为：823号通知具有行政审批效力。该通知是涉案地块进入征收程序的必备文件。唯有该通知通过，涉案项目才能启动其他程序。因此，823号通知并非只影响到备案申请人金沙洲公司，还直接对用地范围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产生影响。823号通知将再审申请人的土地纳入项目选址范围，对再审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823号通知的作出，导致再审申请人的土地因涉案项目需被征收的法律后果，且再审申请人作为相关地块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仍未获得合法补偿，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严重侵害，故再审申请人与823号通知有重大利害关系，再审申请人有权提起行政复议，张家港市政府理应受理并履行行政复议职责。二审法院并未就案件情况向再审申请人进行任何询问即决定进行书面审理，严重违反法律规定。
【裁判分析过程】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如何理解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利害关系”暨如何认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条也有关于利害关系的规定。显然，上述法条规定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扩大理解为所有直接或者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谓“利害关系”仍应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当事人）。同时，行政诉讼乃公法上之诉讼，上述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般也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规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关系。因而，举凡债务人夫妻的离婚登记行为、债务人的非抵押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抵押人的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行为，虽有可能影响民事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债权或抵押权的实现，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因而与上述行政登记行为有了一定的利害关系，但因此种利害关系并非公法上的利害关系，也就不宜承认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在行政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上述债权人的普通债权和抵押权人的抵押权等民事权益，首先应考虑选择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申言之，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适格），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
公法（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同样较为复杂。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与司法体制、法治状况和公民意识等因素密切相关，且判断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标准多重，并呈逐渐扩大和与时俱进态势。其中，保护规范理论或者说保护规范标准，将法律规范保护的权益与请求权基础相结合，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价值。即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以下统称权益），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实践中，对行政实体法某一法条或者数个法条保护的权益范围的界定，不宜单纯以法条规定的文意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应坚持从整体进行判断，强调“适用一个法条，就是在运用整部法典”。在依据法条判断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存有歧义时，可参酌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行政实体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目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判断，以便能够承认更多的值得保护且需要保护的利益，属于法律保护的利益，从而认可当事人与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承认其原告主体资格，以更大程度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但需要强调的是，个案中对法律上利害关系，尤其是行政法上利害关系或者说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的扩张解释，仍不得不兼顾司法体制、司法能力和司法资源的限制；将行政实体规范未明确需要保护、但又的确值得保护且需要保护的权益，扩张解释为法律上保护的权益，仍应限定于通过语义解释法、体系解释法、历史解释法、立法意图解释法和法理解释法等法律解释方法能够扩张的范围为宜。
将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重要标准，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也相互契合。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判，除了依据行政诉讼法等行政基本法，更要依据行政机关所主管的行政实体法；在实体问题上的判断，更多是依据行政实体法律、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如果原告诉请保护的权益，并不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需要考虑和保护的法律上的权益，即使法院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但在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实体审查时，仍然不会将行政机关未考虑原告诉请保护权益之情形，作为认定行政行为违法的标准。也即，即使当事人所主张的权益客观存在，也可能会间接受到行政行为的影响，但因不属于行政实体法保护的权益，故并不会得到实体裁判支持，原告最终仍然只能承担不利的后果。申言之，即使法院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受理其起诉，因其所诉请保护的权益并不会在诉讼中得到保护和尊重，其起诉也就丧失了必要性，不具备诉的利益；因而不承认其原告主体资格，也并不会侵犯其任何权益。对于仅具有反射性利益，而非法律上权益的当事人而言，也不能以被诉行政行为被作否定性评价后，可能会间接有利于保护其所主张的权益为由取得原告主体资格。申言之，当事人民法上的权益或者习惯法上的权益，只有在有关行政法律规范对其加以保护的情形下，才能成为行政法上保护的权益，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才能取得原告主体资格，才能请求司法保护该权益。否则，上述相关权益，只宜通过民事诉讼或者针对直接对其设定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等方式来保护。而且，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主要依据行为作出时的事实和法律状态，一般不受事后变化了的事实和法律规定的影响；因而当事人主张的权益，应当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存在和需要考虑的权益，原则上对于事后形成的权益或者已经消失的权益，当事人无权提起诉讼，除非存在因行政法律关系存续而事后受到影响等特殊情形或者法律有特殊规定。
将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重要标准，与现行公益诉讼的立法和实践相一致。行政诉讼的立法宗旨，体现了权利保护和权力监督的统一性。适格原告的起诉，既在主观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又在客观上维护法秩序，监督依法行政，有利于法治国家建设，从而体现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样态。因而，通过适度扩大原告主体资格、坚持合法性全面审查、严格审查标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行政诉讼主、客观诉讼的争议。但行政诉讼虽有一定的公益性，却显然不能将原告主体资格范围无限扩大，将行政诉讼变相成为公益诉讼。现行行政诉讼法在确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上，总体坚持主观诉讼而非客观诉讼理念，行政诉讼首要以救济原告权利为目的，因此有权提起诉讼的原告，一般宜限定为主张保护其主观公权利而非主张保护其反射性利益的当事人。即使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等领域，部分原告提起的诉讼，客观上具备一定程度公益诉讼特点，呈现自益为形式而公益为目的的特征；但在原告主体资格上，一般仍然限于提起自益形式的公益诉讼，仍然坚持原告本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与普通公众不同的独特的权益，且该种权益受行政实体法律规范所保护，并存在为被诉行政行为侵害的可能性；法律明确规定其属于可以直接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除外。因而，在行政机关不依法处理投诉举报事项等行政不作为引发的诉讼中，认可因自己法律上的权益受侵害而投诉举报的当事人的原告主体资格，就比认可因公共利益受损而投诉举报的当事人的原告主体资格，更具有正当性。
就本案而言，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中央预算内直接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江苏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暂行办法》等规定，发展改革部门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行为和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备案行为，主要是从维护经济安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优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现垄断等方面，判断某一项目是否应予审批、核准或备案（以下统称项目审批行为）。考察上述一系列规定，并无任何条文要求发展改革部门必须保护或者考量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人权益保障问题，相关立法宗旨也不可能要求必须考虑类似于刘广明等个别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障问题。发展改革部门在作出项目审批行为时，也就无需审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事宜，无需考虑项目用地范围内单个土地、房屋等权利人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保护问题。因此，项目建设涉及的土地使用权人或房屋所有权人与项目审批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也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以项目审批行为侵犯其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为由，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并不具有申请人或者原告主体资格。具体到本案中，张家港市发改委作出823号通知即使涉及刘广明依法使用的土地，刘广明也不能仅以影响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申请行政复议。张家港市政府以再审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为由，作出驳回其申请之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一、二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刘广明如认为项目建设过程中行政机关的土地征收与补偿等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当通过其他法定途径解决。
另外，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原则上应当公开进行，但人民法院可依法决定书面审理或者开庭审理、公开开庭或者不公开开庭。不能认为所有的一审行政案件和二审行政案件，都必须要经过公开开庭审理程序。为节约司法成本，减轻各方当事人诉讼负担，对于原告或者上诉人所诉之请求，在法律上显无理由者，人民法院可基于职权，不经言词辩论，直接不予支持。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应诉若干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对于一审行政案件，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对于二审行政案件，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因本案的主要争议是法律适用问题，二审法院未开庭审理而采用书面方式审理，系法院职权所在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再审申请人有关二审法院未经询问即书面审理违法的再审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再审申请人刘广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裁判结果】
驳回再审申请人刘广明的再审申请。
【文尾】
审 判 长 耿宝建
审 判 员 白雅丽
审 判 员 汪 军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孙辉妮
书 记 员 周 萍
Ⅹ 请谈谈对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原告资格规定的认识，谢谢
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本身就意味着一定限制性质的存在。资格首先是一种许可，是对某人作或不作某事的许可；同时也是一种限制，规定了某人作或不作某事的边界。合理界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内涵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有必要本着反思精神，科学理解现行法律规定的原告资格标准，展望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发展模式。
当前我国学者关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概念可谓见仁见智，其中尤以“条件说”和“利害关说” 影响最大。“条件说”在行政诉讼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流行范围较广。例如，“原告资格是个人或组织请求法院保护自己合法权益所应具备的条件 ”；“所谓原告资格，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具备一定条件而取得的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 所谓原告资格， 是指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行政诉讼原告”。在理论界莫衷一是时，我们有必要寻找权威观点的支持，在《布莱克法律大辞典》中， 原告资格是指某人在司法性争端中所享有的将该争端诉诸司法程序的足够的利益，其中心课题是确定司法争端对起诉人的影响是否充分，从而使起诉人成为本案诉讼的正当原告[4]。在这里，笔者认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是指某人就某事而具有的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从而成为行政诉讼原告的法律能力。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关系到什么样的人能够提起行政诉讼并启动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程序，其实质是如何正确处理行政权和公民权、行政权与审判权的关系。
一、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历史演变
建国以来，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法律制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这一过程与我国行政诉讼的发展相一致，每一阶段的发展状况在大体上也是与我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适应的。
（一）“无标准” 阶段（1949年－1982年）
70 年代以前， 我国实行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个人的主体地位完全被抹杀，长期无民主法治可言。因此，此时我国尚没有孕育行政诉讼制度的土壤，当然也就无所谓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后来，实行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得到初步发展，个人利益也开始受到重视，但是控制公权、保护私权的思想和法律都还处于酝酿阶段。所以，到 1982 年《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前的这一阶段，是我国原告资格的“无标准时期”。
（二）“法律规定的标准” 阶段（1982年－1990年）
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经济和政治民主都得到大力发展，但是行政诉讼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尚处于摸索阶段。此时建立行政诉讼制度已成必然，但还无法取得独立地位，原告资格问题也处于“摸索”状态，只能由各个法律法规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规定。
（三）“合法权益标准” 阶段（1990年－2000年）
80 年代中后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己取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个人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很大程度的重视，建立独立的行政诉讼制度已成为时代的需要，“合法权益标准”也就顺应时代的要求而得以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施行标志着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相分离，取得了独立地位。该法第 2 条的规定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上取消了“法律规定的标准”，代之以统一的、宽大的“合法权益标准”。与原有法律相比，《行政诉讼法》在立法的价值取向上已从保障行政权转变为保障公民权和保障行政权并重。
（四） “合法权益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用” 阶段（ 2000年－至今）
2000 年最高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涉及原告资格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受案范围和诉讼参加人两部分，“这应当视为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认识的一个新发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具有重要的指导义。”根据第 12 条“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很多学者以“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标准界定原告资格，但是仍有一些学者继续用合法权益”标准，于是出现了两者的并用阶段。
二、国外有关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确定标准
西方法治国家普遍经历了一个放松原告资格严格限制的过程。以英美为例：美国司法审查诉讼中的原告资格标准实际上经历了从“权利侵害”标准到“法定损害”标准，再到“双层结构”标准，最后是“事实不利影响”标准的演变过程。美国40年代以前，规定当事人只能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才有起诉资格，而现在，当事人所主张的利益，只要有可能处于法律所调整或保护的利益范围以内,就有起诉资格。在英国,1978年以前的原告资格因救济手段不同而有所区别。当事人申请私法上的救济手段时,只能在个人权利受到公共机构的违法决定侵害时才能起诉。而申请公法上的救济手段由于以英王的名义提起,起诉资格的限制较宽,只要当事人的直接利益因公共机构的违法决定受到侵害,就有资格向法院起诉。另外,在公法上的救济手段中,对申请强制令的资格比申请调卷令与禁令的资格的限制更严,这种复杂的起诉资格对公民起诉很不方便。1978年最高法院新规则统一了申请公法上的救济手段和申请私法上的救济手段所适用的原告资格,方便了当事人的起诉。
三、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在立法、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对我国及英美两国关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规定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一）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模糊。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条件众说纷纭。但是，不管各学说存在什么样的分歧，自从“法律上利害关系”这一概念明白引入原告资格的规则之后，它已经成为理论与实务共同的聚焦点，甚至成为考虑原告资格的核心。但是我国现行法律未能对“法律上利害关系”从司法审判的操作层面进行界定，按照通常观点，利害关系有直接与间接之分，也有切身利害关系与非切身利害关系之分。每一种解释都可能导致诉讼范围的伸缩，从而影响到公民权益的保障程度。
（二）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合法权益”范围狭窄行
政诉讼法第2条使用的概念是“合法权益”，但是11条又规定“认为侵犯其他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事实上第11条是对第2条作了限制性的规定。因此学界和实务界存在
争议，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行政诉讼对原告资格上限于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争议，即除了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外，只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的，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行政诉讼，而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其他合法权益，如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利、政治权利、受教育权和劳动权等则不受行政诉讼的救济和保障。
（三）原告只能以自身利益受到侵害为前提提起行政诉讼
在我国根据目前法律的规定，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即只有其自身利益受到侵犯才具有原告资格，不能以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侵犯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实践中还有大量的为维护公益而提起的行政诉讼被法院以“无利害关系”为由拒之门外。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权对社会生活的介入越来越广泛，违法行政行为不公是对相对人利益的侵犯，也是对公共利益的侵犯，依法行政本身就是公共利益的要求，而且有时行政行为直接针对公共利益而无特定相对人，国外多数国家均规定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以行政行为侵犯公共利益为由提起行政诉讼。
四、完善与发展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具体对策
借鉴英美逐渐放宽对原告资格限制的发展规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对于完善与发展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提出以下建议：
（一）立法上明确阐述“法律上利害关系”标准起诉人是否具备原告资格
从根本上说应当看起诉人与被诉行为或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否具有利害关系。为了给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留有余地，为行政管理相对人提供更充分的救济机会，至少在理念上对“利害关系”不宜作过于严格的限制，既不要将其限定在法定权利的范围，也不要将其限定在直接利害关系的范围，只要起诉人在案件中具有一定的诉讼利益就应当认定为有利害关系。确定原告资格时，既不能仅凭起诉人的主观认识（否则原告资格就会形同虚设），也不能要求起诉人的权益必须受到现实的损害（否则就会出现在立案时就必须对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裁判的不合逻辑和正当程序的现象），但原告资格所要求的“利害关系”必须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即起诉人应当证明其在该案件中具有客观的诉讼利益存在。这种利害关系应当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不能泛指一切利害关系，即由于某一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使原告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受到了影响；这种法律上的影响是由于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作出某一特定的具体行政行为所导致的，是行政权动作的结果。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对原告应享有的合法权利的影响是必然性，而不是可能性。“法律上利害关系”是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与行政行为之间存在的一种因果关系，因此可以从合法权益、行政行为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角度来界定“法律上利害关系”。
（二）扩大“合法权益”保护范围
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没有明确界定“合法权益”是“法律上保护的利益”还是“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合法权益”作“法律上保护的利益”的界说,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应以“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为标准,而无论这种利益是现实的还是将来的,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只要公权力主体的行为对相对人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造成了不利影响,而法院能提供有效救济的则该相对人就应该享有原告资格。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合法权益”的外延规定有限,仅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范围过于狭窄。在实践中,往往出现行政机关侵犯公民受教育权、公平竞争权等情况，却无法得到行政诉讼法的保护。所以，应扩展行政诉讼法中“合法权益”的外延，更好的保护公民在宪法和其他法律中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更好的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实现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宗旨。
（三）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所谓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当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行为对公共利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法律允许无直接利害关系人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如何确定行政公益诉讼主体问题，如果根据先行行政诉讼法规定，那么就无法确定适格原告，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也就无从谈起。实际上，保护好我们公民生存、生活环境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如果行政主体对破坏生态、破坏自然环境等现象不闻不问，从公民作为环境权所有者角度上讲，公民就与行政主体产生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从而具有了行政诉讼的诉权，也就可以对行政主体相应不作为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了。随着民主、法治和人权的发展，许多国家不仅赋予法定权利受到行政行为直接或间接侵害的个人、组织以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而且在法治较发达国家如美国，还赋予公民个人或组织据此可以以纳税人、竞争人、消费者和环境消费者等身份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有些国家甚至建立起民众诉讼制度。而在我国，虽然公民（非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尚可通过其他途径（如向监察机关或人大、政府反映等）寻求处理，但司法途径往往是最公开、公正和最迅捷、有效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为了加强对公民个人权益保护和对社会公益维护的双重目的，我们有必要拓宽原告资格，同时赋予公民以维护自身权益和社会公益的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