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事诉讼法专家教授

Ⅰ 《民事诉讼法》课程主讲老师是谁

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民版事诉讼法研究室主权任，中国人民大学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北京市副主任委员。科研领域及教学的课程包括《中国民事诉讼法》、《外国民事诉讼法》、《比较民事诉讼法》、《证据法》、《破产法》及《司法制度》等。

Ⅱ 民事诉讼法领域 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者

张卫平、汤维建、条件方面比较突出的，你可以参见《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范瑜。

Ⅲ 中国民法学的泰斗有哪些有哪些经典著作

中国民法学的泰斗有：

1、江平（1930—— ），最负盛名的民商法专家，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编纂负责人，被誉为“中国民法三杰”之一。

江平教授1930年12月出生，浙江省宁波市人。1948年至1949年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6年毕业；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导师。

2、梅仲协

梅仲协 （1900-1971） 字祖芳，浙江永嘉人。法国巴黎大学法学硕士，1933年后在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和中央政治学校担任民法讲席，曾任中央政治学校法律学系主任，抗战期间重庆东吴大学教授。

3、谢怀栻

谢怀栻，男，汉族。湖北省枣阳县（现为市）人。1919年8月15日生。1938年在重庆入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法律系，1942年毕业。次年参加高等文官考试司法官考试合格。

1944年后历任重庆、台北、上海各地法院推事。1948年任上海国立同济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兼任上海大夏大学教课，讲授民法、民事诉讼法。

1979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工作，任副研究员、研究员，担任过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于1988年退休。

4、佟柔

佟柔(1921年6月20日——1990年9月16日)男，满族，辽宁省北镇县人，中共党员。生前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法专业博士生导师。

国内法学界，尤其民法学界，公认佟柔教授是新中国民法的开创者、民法理论的奠基人，是民法学的带头人，称赞他是中国民法的权威或“泰斗”。

日本有的法学家誉其为“中国民法之父”，美国有的法学家称他是“中国民法先生”。

5、史尚宽

史尚宽先生（1898—1970），字旦生，安徽桐城人，生于1898年农历元旦，性厚重而颖悟，十一岁能文章，十五岁留学日本，由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而东京帝大法律系，获法学士学位。

史尚宽先生的“民法全书”对民国的立法时间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对后世的法学的研究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国民法学经典著作：

《民法要义》、《公司法概论》、《公司法教程》、《国际私法新论》、《中国票据法释义》、《法学绪论》、《中国司法大辞典》等。

Ⅳ 我国民诉教授，哪一位最权威

中国法学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是中国法学界、法律界的全国性群众团体和学术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法学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力量。

李仕春

1969年12月生，浙江省瑞安市人。1992年获哲学士学位；1999年获法学硕士学位；200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国法学会法律信息部（中国法学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杂志社副总编、中国法学会食品安全法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创新讲坛秘书长、中国法学青年论坛秘书长；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秘书长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研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常务副秘书长、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会秘书长；先后被湘潭大学法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南京师范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聘为兼职教授，被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聘为兼职研究员。

曾供职于温州大学（1992—1996）、国务院法制办公室（1999—2005，2002年7月任中国法制出版社编辑部主任）。

曾获浙江省优秀大学生（1991）、全国中青年诉讼法学优秀论文一等奖（1999）、2002-2003年度中央国家机关优秀青年（创新奖）等荣誉。

主要研究领域为：程序法基础理论、民事诉讼法学、民法与民事程序法的交叉问题。

Ⅳ 谁能提供一个司法考试各科辅导老师的排行榜

民法：
李仁玉：北京民商法学会副会长，政协委员，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被学员誉为：“民法辅导第一人”。
钟秀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司法考试民法资深辅导教师，多年的辅导经验，对司考命题规律有深入的研究，擅长讲理论与案例的结合。
席志国：中国政法大学民法学博士。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授课条理清晰，教学风格严谨，善于总结、把握司法考试的脉搏。
民诉：
常英：中国政法大学资深教授，硕士生导师，政法英杰校长，著名教育家，学者。被学员誉为：“民诉辅导第一人”。
卜开明：北京师范大学诉讼法学博士。
司考辅导经验丰富，高级辅导员，具有很强的应试辅导经验，师从著名导师及命题专家宋老师，深受学员欢迎。
刑法：
杨艳霞：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副教授。授课经验丰富，讲课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幽默风趣。
李金明：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著名司考辅导专家，09年押中刑法卷四原题。
刑诉：
李奋飞：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副教授，八年司考辅导经验，讲课生动，课堂十分活跃，逻辑思维严密，命题准确。
袁家德：中国政法大学，具有丰富司法考试辅导经验，多次参与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的编纂，授课中重点突出，富有激情。
史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诉讼法学博士，着名司考辅导专家，权威名师，司法考试民事诉讼法新生代名师，讲课风格贴近考生，应试性强，深受学员好评。
行政法：
吴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行政法博士，教授。司考辅导权威专家，多次参加辅导书的主编和司考的组题及阅卷，串讲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重点法条有很高的命中率，讲课幽默风趣，深入浅出。
王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副教授。司法考试资深辅导专家，授课深入浅出，思路清晰，简明扼要，有极强的感染力。
三国：
杨帆（女）：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法学硕士、兼职律师。授课特点：条理清楚，准确把握商法、经济法司法考试的命题规律和答题技巧。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商经复习、记忆及临场答题技巧，深受考生欢迎
李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副教授，有多年的司法考试辅导经验，讲课严谨、命题准确。
黄建军：司法考试著名辅导专家，授课重点突出，简明扼要，知识体系性强，考试辅导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主讲：三国法
商经：
司艳丽：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博士，多次参加司法考试教材及辅导资料的编写，擅长讲授商经法，串讲重点法条、讲评典型案例，其讲课信息量大、深入浅出、条理清晰、重点突出。
张海峡：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司法行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讲知识产权、商经法。著名商经辅导专家。
法理：
杨帆：中国政法大学博士，任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法律史学研究中心。司法考试法制史辅导课的开拓者、授课风格深入浅出、逻辑缜密，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望。
法制史：
叶晓川：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誉满京城的著名辅导专家，睿智、幽默的讲课风格很受学员喜爱。讲课重点突出、辅导方法得当、命题预测准确，主讲法理、宪法、法制史。
张龙：法学博士，著名的司法考试培训专家。授课经验丰富，讲课条理清晰，重点突出，逻辑缜密。

Ⅵ 段厚省的复旦大学法学院民事诉讼法专业教授

1、专著类
（1）《请求权竞合与诉讼标的理论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年4月出版
（2）《民事诉讼标的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年12月出版
（3）《民法请求权论》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6年7月出版
（4）《证明评价影响因素分析》法律出版社 2008年3月出版
（5）《海峡两岸民事司法协助研究》（合著第二作者）海峡出版社 2005年9月出版
（6）《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理论与实务》(合著副主编) 上海社科出版社 2005年9月出版
2、论文类
（1）论身份权请求权 《法学研究》 2006年第5期
（2）法官造法与司法权威 《政治与法律》 2004年第5期
（3）论检察机关支持起诉 《政治与法律》 2004年第6期
（4）请求权竞合研究 《法学评论》 2005年第2期
（5）检察机关提起公益民事诉讼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法学》 2006年第1期
（6）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涉及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6年第1期
（7）论证明责任与证明评价的相互制约，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07年第4期
（8）民事诉讼标的与民法请求权之关系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06年第4期
（9）民事诉讼目的：理论、立法与实践的背离和统一《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07年第4期
（10）海峡两岸民事管辖权冲突研究《金陵法律评论（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特刊）》 2004秋季号
（11）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与证明评价的实践互动与制度协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2）审判权分享机制对法官证明评价的影响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8年第1期
（13）论证明对象对法官证明评价活动的影响 《法律适用》 2008年第2期
（14）论民事裁判方法——在事实与法律之间探寻 《法律适用》 2006第第5期
（15）既判力理论与民事抗诉机制之改造 《人民检察》 2006年第7期
（16）民事行政检察证据问题研究 《中国检察官》 2006年第2期
（17）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机制之相互制约 《中国检察官》 2007年第8期
（18）请求权竞合与诉讼标的研究 《民商法论丛》第33卷 法律出版社 2005年出版
（19）共同诉讼研究——以诉讼标的理论为方法《诉讼法论丛》第11卷 法律出版社 2006年出版
（20）诉讼标的的实践 《民事诉讼法论坛》第1卷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年出版
3．获奖情况
（1）2005年获得复旦大学法学院年度教学优秀奖
（2）2007年获得复旦大学法学院年度科研工作二等奖
（3）2007年与章武生教授、谢佑平教授共同获得复旦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列在章武生教授
和谢佑平教授之后）
（4）2006年，论文“检察机关提起公益民事诉讼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法学，2006第1期）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涉及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第1期）分别获得最高人
民检察院年度优秀检察理论研究三等奖。
4、主持项目：
（1）教育部2009年度规划项目：“请求权竞合问题研究”，编号：09YJA820009
（2）上海市教委2009年度重点项目：“证明评价原理——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Ⅶ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的著名教授

1、孙长永

孙长永，男，1964年8月生，安徽寿县人。曾任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内、博士生导师。重容庆市首批学术技术带头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咨询专家、中国诉讼法学研究会刑事诉讼法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唐力

唐力，男，汉族，1964年1月生，四川富顺人，中共党员，研究生，法学博士，法学教授，民事诉讼法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西南政法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研究领域主要为民事诉讼法、仲裁法、行政诉讼法。

Ⅷ 民事诉讼法著作推荐

1、《民事诉讼法（第二版）》

是年9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张艳丽。本教材吸收和借鉴既有民事诉讼法教材编写经验，在内容上注重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前沿理念和问题的介绍，以及民事诉讼法法规及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

该教材在全面系统的介绍我国民事诉讼法理基础上，更为注重学生对民事诉讼程序规定的掌握和运用，为此在教材的体例设置上，每章分设六个部分。

2、《新民事诉讼法 》

本书由邱联恭教授发起并组织的民事诉讼法研究基金会参与编写，本研究会为台湾首屈一指的民诉研究会，每年集合台湾地区此领域菁英，收录一次性发表当年研讨会的重要论文，于文后注明原刊载论文的期别及年月，命名为《民事诉讼法之研讨》。

该内容常列为台湾地区学术与实务研究者的指标性学术研究成果。 本集集合台湾民诉界实务与学界菁英作者群。历年来有许多台湾民事诉讼领域的专家学者相继加入，对于推动台湾民事程序法研究之进展及革新，贡献匪浅。

本书对大陆民事诉讼领域的学术发展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并对即将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相关理论有一定的参考。

3、《万国法源·国家司法考试万国授课精华:民事诉讼法(2013)》

《万国法源·国家司法考试万国授课精华:民事诉讼法(2013)》作者郭翔，是最接近我讲课时随堂所发讲义的一本书。

4、《民事诉讼法》

是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也是也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重点教材。《民事诉讼法》在修订中吸收了民事诉讼法教学科研的最新成果，强调了程序法的理论，并更加突出了其教学适用性

5、《民事诉讼法》

张卫平著法律类图书，以现行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为根据，系统地、全面地阐述了民事诉讼各种制度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原理。

《民事诉讼法》概念清晰、准确、分析简明、透彻，难点、重点明确，体系结构合理，充分吸收了法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关注了民事诉讼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注意民事诉讼制度的实际运作。《民事诉讼法》有助于读者正确理解、全面掌握民事诉讼理论和各种制度的动作机理。

Ⅸ 中国民事诉讼法方面的大神是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于1991年4月9日公布施行。
《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版》于1991年4月9日第七届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一次修正；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Ⅹ 参考与民诉法起草的有哪些人

江伟曾经有个介绍，供你参考：

一、江伟其人

我国当代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草创时期的奠基人之一，国内外公认的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的泰斗。从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一直到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修改，一直到现在，都全面地、深入地、主要地参加了其中，可以说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发展的重要见证人。

社会兼职：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律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司法部公证律师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和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湘潭大学法学院、海南大学法学院、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等多所高等院校兼职教授。

二、江伟的介绍：

民事诉讼法的起草与修订，实际上应该是一本书，但由于自己年纪比较大了，精神也较为有限，这本书迟迟没有写出来。由于时间限制，今天就不能讲得那么详细了，我们只能将这个过程给大家讲一讲。

首先，我要讲一下民事诉讼法的起草，民事诉讼法的起草很有特色，因为当年在1979年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下面专门成立了民事诉讼法起草小组，过去法律起草没有这个。其采用了三结合的安排，一共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为民事诉讼法的起草学者，一部分为在职的法官，第三种人就是领导了，所以称为三结合，这个班子一直延续了三年多之久，1979到1982年，这个小组一直存在，起草很慎重，用了三年时间才起草了一个《民事诉讼法（试行）》，但是在当时他也是正式的法律，写“试行”只是为了慎重，这是简单的过程。

我主要想讲的是我们的起草不是随便进行的，现在有人批评我们这个法律是超职权的法律，而且批得很厉害，有一段甚至认为我们中国的这个民事诉讼法给人家一个很不好的印象，完全讲职权主义，不讲当事人主义，对当事人的地位予以漠视。实际上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他们主要是抓住了《民事诉讼法（试行）》的56条，因为这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进行证明，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地、客观地收集、调查证据，最主要就是攻击这一款，认为这叫超职权主义。为什么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起草工作是建立在对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对中国司法实践的状况彻底了解的基础之上，也包括刚才所说的56条的条文，举个例子，在我们动手起草这个法律之前，我们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专门听取了全国各级法院领导介绍他们民事诉讼的运作过程和存在的问题，包括安徽、河北等等。不仅如此，我们起草小组有四名是来自法院的一些实践部门的同志，其中包括上海、天津、北京、辽宁，四个省法院的领导，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听取了来自全国各地法院法官的介绍，还专门听取了我们起草小组内部实践部门同志的介绍，所以说我们对司法实践是做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之后我们才起草了条文，因此应当说我们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而且事实证明我们民事诉讼法确立的原则、制度和程序基本上是符合国情得、是正确的，绝不是所谓的超职权主义。

这里要强调一点，因为中国历来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都是处于主动的地位，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个法官，包拯、海瑞、狄仁杰，你们都看过他们的电视，他们这些人主要办的就是刑事案件，当时民事案件不太受重视，清代将民事案件称为“细故”，这些大清官办案都是到现场去调查，这一点很重要，这是中国根深蒂固的做法，因为中国与西方不同，有比较完备的律师强制代理制度，我们一般当事人力量都比较弱，如果要让当事人在诉讼中起主导一切的作用，实际上当事人的权利是得不到保障的，所以我们的法官要关心当事人，甚至帮助当事人，现在西方国家提出来比如绝对的中立，当事人主张什么就审什么，没提出来的就不要管，那么你们看看包公办案，当事人没有提出来的也要管，所以我们要顾及历代的传统，我们并不是要发明一个什么东西，这就是中国固有的国情，我们只不过是要在法律上将其明确化，因此我们1982年已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后来1991年第一次大的修改，我当时有一篇文章，最早发表在《法学评论》1991年第3期，叫做《新民事诉讼法的重大突破》，当时我一共写了十二个大问题，也就是说我们1991年修改主要针对十二个大问题，但只是处于修改和补充的性质，并没有对我们的原则、制度和程序做重大改变。比如，当时第一个大问题，民事诉讼法的任务，就是强调这个法律能够保证法院正确、合法、及时地审理案件，但没有提出保证当事人的诉讼权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缺陷，所以1991年增加了一条，第一句话是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然后才是保障、保证法院正确、合法、及时地审理民事案件，也就是说我们的民事诉讼法的任务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保障当事人能正确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其次就是给法院审理案件提供一个制度或者程序的保证，这样就比较全面了，这是修改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民事诉讼法的调整范围，这些问题都是根据当年各地所谈的情况制定的。我们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法院不立案，要有介绍信、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证明，没有这些就拒绝受理，因此我们这里必须明确一个问题，就是法院到底要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审理哪些问题？如果不加以规定，各地法院就会自定政策，无法统一，我们规定的审理范围就是按照民法的原则，平等主体间发生地财产或者人身的问题，这个都化为民事诉讼法的调整范围，但这个调整范围问题也不小，太过于原则，但这个原则毕竟有一个标准，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个修改的地方。

第三个问题就是基本原则，基本原则是当时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我们中国历来地在民事审判方面奉行一个基本方针，“就是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的十六字方针，这是在战争年代，解放区根据地一直实行的原则方针，在建国后即1949年建立新中国以后仍然奉行这个方针，那么现在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是不是还把这个十六字方针原本内容一字不动地放在民事诉讼法中？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在当时争议也很大。我当时的态度是：精神可以保留，但要用法律的语言来表达。后来经过大论战，把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调解，至于“就地解决”并不是一个方针性地问题，我们在有些地方规定便利群众、审理地点就行了。这就是原则的问题。

因为这十二个问题我不能一一都讲，我就讲其中几个大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1991年法律确定的，美国不是搞集团诉讼吗，我们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也有大量地群体性诉讼发生，因此我们1991年的法律明确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因此就当事人的问题我们有所突破。……

第二次大修改就是2007年，这次修改就与以前不一样了。以前都是由起草小组来进行的，1991年的修改也有1982年起草小组成员的间接参与，而2007年的修改则不同了，它是由最高法院牵头，重点是修订了一个再审问题、一个执行问题，当然也不限于这两个问题。实际上2007年的修改也是一个大的修订，它不仅仅是重点放在再审和执行两个程序，而且对强制措施在法人方面增加到30万，另外删掉了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因为破产法已经制定，包含了这个问题，一切以破产法为准，民诉法再规定则没有必要了。当年规定的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实际上补充破产法的规定，当时我国破产法实际上是很狭窄的，规定就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法》，它只限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这个制定法本身就很有问题，在实践中我还特意进行了调查，实际处理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案件就一个、两个，实践中较多的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破产案件还有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破产案件，那么这类案件则无法可依，所以民事诉讼法只能拾遗补缺了，所以说2007年的修改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修订。比如再审增加了许多再审事由，另外再审的法院升一级，另外执行上也做了许多重要的规定。

因此我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起草这个法律的时候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我们的修订是在基本原则、制度和程序基础上的完善和补充，从来没有过颠覆我们这个原则、制度和程序的修订之举，两次大的修订都秉承这一原则，我们现在面临第三次大修订，加上原来的起草，相当于第四次大修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修订，而且法工委现在态度也很诚恳，陆续召开许多会议，而且委托最高法院今年年初在房山召开了一次大型修改民事诉讼法研讨会，法工委连续几次来讨论修改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来修订呢？所以我刚才定了一个原则，我们现在并不是说把我们现在的民事诉讼法给颠覆了，什么问题都提，难道说我们现在的法律到了破落不堪、不堪收拾的地步，要重头再来，我们的态度是修订和完善，而不是全部破掉，这一点要不明确很容易走偏方向，就像当年民事诉讼法颁布，有很多人对这个法律进行指责，其中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拿着外国的法律来指责中国的法律，这是很不对的，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因此不能拿外国法律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法律，这一点必须要正确对待。当然我们并不否定要借鉴，但是借鉴是借鉴，主体还是我们自己的国情和问题，而不能以外国的标准来看待我们的法律。……

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法工委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广泛吸取意见，……我这次去上海是一个私人问题，我的亲戚朋友都不懂法律，但是他们对于彭宇案意见还是很大的，怎么能弄成这种好人却成了侵权的人，这正好是我们这个学科应当回答的问题，这就与刚才说的“真伪不明”有很大的联系，这个案件也有所不同，他就是想把案件弄一个真伪分明，但是他用了一个反道德的原则来针对一个道德的行为，这个推定是反道德的，首先应该肯定人家将老太太扶了送到医院去，应该给予肯定，否则以后就没人去做了。现在有人提要设立一个基金会，专门对这种被人诬赖的行为予以负责，损失由基金会来负责。所以我们现在讨论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也是一个学习、分析民事诉讼法理论问题的机会。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问题。人民调解委员会做出的调解协议如果要是经过人民法院确认的话就具有强制执行力，这个确认程序究竟是什么程序呢？对此法工委认为是一个特别程序。如果不说是特别程序是什么程序？我可以表一个态度，说是特别程序怎么都不对。中国说的“特别程序”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与普通程序不一样的就是特别程序，这是一个笼统说法；另外一个特别程序又分为两种，一种就是非讼程序，另外一个就是特别类型案件的特殊程序，比如劳动争议案件的特别程序、知识产权案件的特别程序，还有就是已经有了的海事特别程序，这种特别程序意思就是说原则上还是适用普通程序，但是因为案件本身的特点又应当有一些特别的规定，我看就像日本的票据诉讼规定的一些特色，另外像我们现在规定涉外民事诉讼为什么要有特别程序？涉外民事诉讼也要适用普通程序，但是也要就特色的地方设置特别程序，因此有这几种理解。那么能说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的确认称为特别程序吗？尤其司法确认是在什么阶段来进行的，实际上是在诉前，人家只需要法院确认一下并非要法院解决问题，是起诉以前，因此不能称为特别程序。将来法律上规定了可以，但是规定了以后我们也必须要搞清楚，这究竟算是什么程序？我这里有一个命题，多元化的裁判程序可以包罗多一些，有些是进入诉讼以后的，有些没有进入诉讼也可以算。

另外一个就是执行程序，最高法院执行局强烈呼吁要单独制定“强制执行法”，现在也做了很多论证，最高法院也搞了许多项目来论证。但现在法工委表态赞成单独制定“强制执行法”，但是怎样制定，要先修订民事诉讼法，修订后再说。许多学者听了以后比较灰心，认为什么时候再定就难了。实际上法工委这一说法也很有道理，要么就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对执行部分也一起修订，之后制定“强制执行法”时废止这一部分就行了。但最高法院不同意，认为既然要单独制定“强制执行法”，我们现在就不需要修改了，以防单独制定被搁置，只需要在修改时加入一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现在的问题是将来还是做点实际的，就是论证一下。要说“强制执行法”已经有学者论证了好几稿了，将来还要进一步论证，执行程序依我的看法，在修改的时候还不如将强制执行单独作为一编为好，现在这种相互对抗并没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