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1846

㈠ 那位能提供拿破仑的简介,先谢谢了

拿破仑 · 波拿巴

(1769 –1921)

拿破仑·波拿巴，法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1769年出生于科西嘉岛阿雅克修城的一个破落贵族家庭。
1779年，在法国布里埃纳军校学习军事。1784年，升入巴黎军官学校，毕业后被任命为瓦朗斯炮兵团少尉军官，时年仅16岁。
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拿破仑同情革命，一时成为雅各宾派的拥护者。他三次回到故乡科西嘉岛，积极开展争取科西嘉岛自治和自由的活动。由于受到当地亲英反法的保利集团的排挤，被迫举家迁至法国本土。
1793年7月，拿破仑带兵一举攻下了保王党的堡垒土伦，深受雅各宾派奥古斯都.罗伯斯庇尔的赏识，1794年1月14日，被任命为少将、炮兵旅长。热月政变发生后，雅各宾派共有103人遇害，拿破仑亦受牵连，于8月5日被捕。后经审讯，无罪释放，但被免去少将、炮兵旅长职衔。拿破仑一时困居巴黎。
1795年10月4日，巴黎发生保王党人的武装叛乱。督政官巴拉斯请来拿破仑帮助平息叛乱。拿破仑用大炮一举击垮了叛乱者，挽救了危局。督政府晋升拿破仑为陆军中将、巴黎卫戍司令。一夜之间，穷困潦倒的拿破仑成为军界和政界无人不晓得大人物。
1796年3月2日，年仅26岁的拿破仑被任命为法国意大利军司令官，从此开始了独立作战的生涯。3月9日，拿破仑与巴黎著名的交际花约瑟芬.博阿尔内匆匆举行了婚礼。两天后，他告别新婚妻子，赶赴意大利军团上任。他统率数万大军直驱意大利，与处于优势的第一次反法同盟军奥军和撒丁军连续作战，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胜利。从意大利凯旋巴黎时，他暗下决心，要做一统天下的社稷首领。 崛起的拿破仑使督政府感到了威胁，督政官员们决定把他调到远离巴黎的地方去。
1798年4月12日，拿破仑被任命为法国埃及军（东方军）司令官。5月18日，拿破仑挥师东下，远征埃及。他希望借助新的胜利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1799年8月22日，拿破仑看到国内局势急转直下，人民怨声载道，认为时机已到，立即率亲信离开埃及，返回巴黎。
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发动了雾月政变成功，成为第一执政。
1800年6月14日，拿破仑在马伦哥大败奥地利军，迫使第二次反法同盟解体。拿破仑利用欧洲大陆短暂的和平，励精图治，发展国力，一时间法国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 1802年5月，经全民投票通过，拿破仑成为“终身执政”，集行政、司法、立法大权于一身，向帝制过渡铺平了道路。
1804年5月18日，拿破仑黄袍加身，宣告自己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称号为“拿破仑一世”。
1805年8月9日，奥、英、俄结成第三次反法同盟，拿破仑率军东进应战，取得了乌尔姆、奥斯特里茨等大战的胜利，俄皇、奥帝狼狈而逃。拿破仑乘胜在南德、中德、西德各诸侯国组成“莱茵同盟”，把它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1806年秋，英、俄、普等国组成第四次反法同盟。10月1日，普鲁士率先对法宣战。14日一天当中，法军同时在耶拿和奥尔斯塔特打了两个漂亮仗，普军几乎全军覆没。10月27日，法军进占柏林，海涅曾夸张的说：“拿破仑一口气，吹去了普鲁士。”接着，法国东击俄军。
1807年6月14日，拿破仑在弗里德兰大败俄军，俄皇被迫求和。 为了窒息英伦三岛，严格实行“大陆封锁”政策，1807年10月，拿破仑发动了征服伊比利亚半岛战争。法军入侵激起岛上人民的强烈反抗，法军很快陷进了民众战争的泥潭难以自拔。拿破仑不得不吞下自己种下的苦果。
1809年初，因对付普、奥等国的第五次反法同盟，拿破仑不等西班牙战事结束，就匆匆率兵一部回国，东征奥地利。拿破仑凭着他那钢铁般的意志，转败为胜，迫使奥地利再一次割地求和。
1810年3月，娶奥国公主玛丽亚.路易莎为妻。拿破仑帝国达到极盛时期。 可是，这个欧洲枭雄最得意的时刻也是其霸业发生决定性逆转的时刻。
1812年，拿破仑集兵50万远征俄罗斯。他长驱直入，直捣莫斯科城。然而，俄国的严寒气候和当地军民的抗法斗争终于使法军大败而归。
1813年，欧洲第六次反法同盟成立，拿破仑率军40万余联军作战，不料在莱比锡战役中一败涂地，各附庸国及诸小邦乘机起来摆脱法国控制，拿破仑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1814年，联军向法国本土进军。3月30日，巴黎沦陷。4月6日，拿破仑被迫退位，并被放逐到意大利的厄尔巴岛。波旁王朝复辟。 然而，这个失败者再次创造了历史上罕见的奇迹，他从戒备森严的厄尔巴岛上逃了出来。
1815年3月20日，他不费一枪一弹进占了巴黎，重新登上皇帝宝座，建立了历史上所称的“百日王朝”。 欧洲各君主国重新又调集重兵，组成第七次反法同盟军。
1815年6月，法军在滑铁卢战役中覆没，拿破仑第二次退位。10月，被流放至圣赫勒拿岛。
1821年5月5日，拿破仑在岛上病逝，终年52岁。 四天以后，岛上的人为这位征服者举行了葬礼。在礼炮的轰鸣中，棺木徐徐下葬在圣赫勒拿岛上的托贝特山泉旁。在这幽静的峡谷深处，几棵垂柳掩映着一条流水，秋海棠、海芋和美人蕉竞相开放。拿破仑，这位一度叱咤风云、有功也有过的盖世英雄，便长眠在这些绿叶鲜花之下。 19年后，法国七月王朝的路易.菲力浦派军舰到圣赫勒拿岛接回了拿破仑的遗骨。
1840年12月15日，巴黎人民满腔热情地举行了隆重的接灵仪式。数不尽的人群冒着严寒、迎着风雪，护送着灵柩前往塞纳河畔的荣军院。从此，拿破仑的遗愿得到了实现，他以一个老兵的身份安息在塞纳河畔，安息在他热爱的法国人民中间。

㈡ 历史法学派的学派分化

随着历史法学派的发展，在该学派的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即尽管大家都强调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法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应是对历史上的法律渊源的发掘和阐述，但在哪一种法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哪一种法最为优越这一点上产生了分歧。因此，便形成了强调罗马法是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渊源的罗马学派（Romanisten）和认为体现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是德国历史上的日耳曼习惯法（德意志法），强调应加强古代日耳曼法的研究的日耳曼学派（Germanistik）。罗马学派的代表人物，除了胡果、萨维尼和普赫塔外，还有温德海得（B. Windscheid，1817～1892）和耶林等人。 该学派强调当前德国法学家的任务，是对德国历史上的罗马法穷根究底，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其中内含的原理，区别其中哪些是有生命力的，哪些是已经死亡了的。胡果和萨维尼，都试图在研究罗马法的基础上构造一门概念清楚、体系完整的民法学学科，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罗马学派开始向概念法学发展。
法的精神
19世纪中叶以后，罗马学派又分为两派，一派以温德海得等人为代表，在研究《学说汇纂》的基础上，使概念法学发展得更为充分、更加系统化，从而形成了“潘德克顿法学”（Pandektenwissenschaft）。另一派则以耶林为首，逐步意识到概念法学的弊端，主张对法不应当仅仅作历史的、概念的研究，还必须从法的目的、技术、文化等角度来研究。
历史法学派中的罗马学派转变为“潘德克顿法学”，是当时德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19世纪中叶以后，德国开始出现统一的趋势，统治阶级开始认识到，统一的德国对于其挤入帝国主义列强是必要的。为此，在德国出现了统一立法的趋势。1848年以后，《德意志一般票据条例》开始在德意志关税同盟的绝大多数盟国实施。60年代，《德意志一般商法典》在绝大部分德意志同盟成员国实行。其后制定民法典的呼声也甚高。而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则体现了国家的意志。这无疑刺激了“潘德克顿法学”的成文法至上主义。 “潘德克顿法学”的体系，由专事研究《学说汇纂》的学者海塞（Heise）创立，而最有代表性的是温德海得。
温德海得既是“潘德克顿法学”的核心人物，也是后期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温德海得的代表作品有：《关于前提的罗马法理论》（1850）、《条件成就的效力》（1851）以及《潘德克顿教科书》。温德海得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后者中。该书是德国“潘德克顿法学”的集大成。首先，该书在对所有“潘德克顿法学”文献进行概括、整理和阐明内容的同时，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其进行了公正的批判；其次，该书体系完整、理论结构严密，不仅在各项制度研究上运用了由概念的形式逻辑性操作构成的系统的法学方法，而且将其推广到了整个私法学领域；第三，传统的“潘德克顿法学”作品，或偏向于理论或偏向于实用，而本书则第一次将理论和实用结合在一起。它是对以往“德国普通法”理论的集大成，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具有极大的权威，不仅支配了整个德国的民法学，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1900年《德国民法典》 （1888年的民法典第一草案就曾被说成是“小温德海得”。）。
“潘德克顿法学”的特点，一是对概念的分析、阐述非常完善；二是注重构造法律的结构体系，尤其是温德海得在《潘德克顿教科书》中确立的五编制民法学体系，成为1900年《德国民法典》（包括后来的日本和旧中国等的民法典）的渊源；三是以罗马《学说汇纂》作为其理论体系和概念术语的历史基础。“潘德克顿法学”，顾名思义，它是《学说汇纂》（Pandekten之音译）的注释学，
历史法学派
这是近代德国民法学明显区别于《法国民法典》的地方（后者以查士丁尼《法学阶梯》为蓝本）；四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脱离现实、从概念到概念、从条文到条文的倾向。
在温德海得将“潘德克顿法学”发展至顶峰的同时，以耶林为首的“目的（利益）法学”（功利主义法学）也在罗马学派内部形成。耶林的主要作品有《罗马法的精神》（全4卷，1852～1863）、《为权利而斗争》（1872）、 《法的目的》 （全2卷。1877～1884）。在这三本书中，耶林对“潘德克顿法学”只注重概念、脱离社会现实利益（权利）斗争、脱离社会法的目的的倾向进行了批判。在《罗马法的精神》一书中，耶林首先分析了权利概念。萨维尼将权利定义为“意思的力”，耶林主张将权利定义为“在法律上受到保护的利益”。〔10〕在《法的目的》中，耶林又对人的目的和动机作了研究，这种目的或动机形成两个大的系列即个人的和社会的。个人对社会行为的利己动机有两种：报答（Lohn）和力（Zwang）；社会动机也有两种：义务的观念和爱的观念。这一学说为强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结合的新功利主义法学出台创造了条件：目的是法的创造者，而目的就是利益，利益又有个人的和社会的，两者不可偏废等等。这些思想，对以后的社会学法学的勃兴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历史法学派中另一个学派日耳曼学派，其特点是埋头于德国本民族法（日耳曼习惯法）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其创始人是艾希霍恩，代表人物有米特麦尔（K.J.A.Mittermaier，1787～1867）、 阿尔普莱希（W.Albrecht，1800～1876）、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 ）以及祁克等。该学派自1830年以后，开始与罗马学派决裂，而1846年在吕贝克召开的“日耳曼法学家大会”则是这种决裂的公开化。
日耳曼学派坚持历史法学派的基本观点，认为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该学派也赞成罗马学派的研究方法，主张用逻辑的、概念的、体系的手段来研究历史上的法律。但是，与罗马学派不同，该学派主张发掘德国私法自身发展的历史。与罗马学派为近代民法学的体系、原则、概念和术语奠定了基础相对，日耳曼学派的贡献除了为近代提供社会团体主义理念之外，还表现在促进了近代商法学和有价证券法学的发达方面。而对日耳曼法学的总结、整理和定型化作出巨大贡献的则是祁克。祁克（O.F.von Gierke，1841～1921）的理论主要集中在他的《德意志团体法论》（全4卷，1868 ～1913 ）和《德意志私法论》（全3 卷，1895～1917）等著作中，其内容非常广泛，其中，关于法的本质、法和道德的关系以及社会法思想代表了他的历史法学派的基本立场。

㈢ 速算巧算法

一、30以内的两个两位数乘积的心算速算 1、两个因数都在20以内 任意两个20以内的两个两位数的积，都可以将其中一个因数的”尾数”移加到另一个因数上，然后补一个0，再加上两“尾数”的积。例如： 11×11=120+1×1=121 12×13=150+2×3=156 13×13=160+3×3=169 14×16=200+4×6=224 16×18=240+6×8=288 2、两个因数分别在10至20和20至30之间 对于任意这样两个因数的积，都可以将较小的一个因数的“尾数”的2倍移加到另一个因数上，然后补一个0，再加上两“尾数”的积。例如： 22×14=300+2×4=308 23×13=290+3×3=299 26×17=400+6×7=442 28×14=360+8×4=392 29×13=350+9×3=377 3、两个因数都在20至30之间 对于任意这样两个因数的积，都可以将其中一个因数的“尾数”移加到另一个因数上求积，然后再加上两“尾数”的积。例如： 22×21=23×20+2×1=462 24×22=26×20+4×2=528 23×23=26×20+3×3=529 21×28=29×20+1×8=588 29×23=32×20+9×3=667 掌握此法后，30以内两个因数的积，都可以用心算快速求出结果。 二、大于70的两个两位数乘积的心算速算 对于任意这样两个因数的积，都可以用其中的一个因数将另一个因数补成100求积，再加上100分别与这两个因数差的积。例如： 99×99=98×100+1×1=9801 97×98=95×100+3×2=9506 93×94=87×100+7×6=8742 88×93=81×100+12×7=8184 84×89=73×100+16×11=7476 78×79=57×100+22×21=6162 75×75=50×100+25×25=5625 掌握上述两方法后，30以内两个因数的积和大于70的两个两位数的积，都可以用心算快速求出结果。 三、大于50小于70的两个两位数乘积的心算速算 对于任意这样两个因数的积，都可以将较小一个因数大于50的部分移加到另一个因数上求积，然后再加上这两个因数分别与50差的积。（运用一个因数乘以50等于将这个因数平分后乘以100）例如： 51×51=26×100+1×1=2601 53×59=31×100+3×9=3127 54×62=33×100+4×12=3348 56×66=36×100+6×16=3696 66×66=41×100+16×16=4356 四、大于30小于50的两个两位数乘积的心算速算 对于任意这样两个因数的积，都可以用较小一个因数将另一个因数补成50求积，然后再加上50分别与这两个因数差的积。（运用一个因数乘以50等于将这个因数平分后乘以100）例如： 49×49=24×100+1×1=2401 46×48=22×100+4×2=2208 44×42=18×100+6×8=1848 37×47=17×100+13×3=1739 32×46=14×100+18×4=1472 五、乘法口算速算法 乘法口算速算法是一种简便的，极易被掌握的乘法心算速算法，是将传统算法改为补整法，例如：49×47可改为50×46+1×3=2303， 98×94可改为 100×92+2×6=9212；移尾法，例如：51×53可改为50×54+1×3=2703， 31×32可改为30×33+1×2=992；补商法，例如：84×24可改为100×20+4×4=2016等等，下面逐个介绍，并注意一个因数乘以50等于将这个因数平分后乘以100。 1、补整法 任意两个因数的积，都可以用其中的一个因数将另一个因数补成“整数”求积，然后再加上这个“整数”分别与这两个因数差的积。例如： 19×19=18×20+1×1=361 27×28=25×30+3×2=756 46×48=44×50+4×2=2208 94×99=93×100+6×1=9306 87×98=85×100+13×2=8526 38×48=36×50+12×2=1824 补整法比较适用于首接近尾之和不小于10的乘法，特别适用于两个因数都略小于20、30、50、100的乘法。 2、移尾法 任意两个因数的积，都可以将其中一个因数的”尾数”移加到另一个因数上求积，然后再加上这两个因数分别与这个“整数”差的积。例如： 14×12=16×10+4×2=168 22×23=25×20+2×3=506 55×51=56×50+5×1=2805 62×54=66×50+12×4=3348 43×37=50×30+13×7=1591 112×103=115×100+12×3=11536 移尾法比较适用于首接近尾之和不大于10的乘法，特别适用于两个因数都略大于10、20、30、50、100的乘法。 3、补商法 令A、B、C、D为待定数字，则任意两个因数的积都可以表示成： AB×CD=(AB+A×D/C)×C0+B×D 补商法特别适用于C能整除A×D的乘法。例如： 23×13=29×10+3×3=299 33×12=39×10+3×2=396 46×11=50×10+6×1=506 28×77=30×70+8×7=2156 82×55=90×50+2×5=4510 81×24=97×20+1×4=1944 76×36=90×30+6×6=2736 当C不能整除A×D时，AB可加A×D/C的整数部分运算，余几就在原结果上再加几十。例如： 84×65=90×60+40+4×5=5460 73×32=77×30+20+3×2=2336 掌握此法后，130以内两个因数的积，基本上都可以用心算快速求出结果。 六、接近100的两个数乘积的心算速算技巧 对于计算任意两个大于90的两位数的乘积及任意两个小于110的三位数的乘积，运用巧妙的算速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准确、快速、达到心算一口清。 1、两个都小于11 0的三位数的乘积 对于任意两个小于11 0的三位数的乘积，其积必定是五位数，且左边三位数总是等于其中一个因数加上另一个因数的“尾数”，右边两位数总是等于两“尾数”的积。例如： 108×109=11772。左边三位数等于108+9=117，右边两位数等于8×9=72，同理： 105×107=11342 104×109=11336 102×103=10506，右边两位数等于2×3=6，因为是两位，所以应写成06，同理： 101×109=11009 103×103=10609 2、任意两个大于90的两位数的乘积 对于任意两个大于90的两位数的乘积，其积必定是四位数，且左边两位数总是等于80加上两个因数的“尾数”，右边两位数总是等于100分别与这两个因数差的积。例如： 91×92=8372，左边两位数等于80+1+2=83，右边两位数等于（100-91）×（100-92）=72，同理： 93×93=8649 94×94=8836 95×96=9120 99×98=9702，右边两位数等于1×2=2，因为是两位，所以应写成02，同理： 99×99=9801 97×97=940950道常见的速算题：1）1.5x1.3x4=7.8
2)2.7+3.1=5.8
3)2.9+3.2=6.1
4）21-4.4-5.6=11
5）17x12=204
6)25x5=125
7)4.8x2.1=14.4
8)2.5x30=75
9)7.8+6.5+2.2=16.5
10)15x0.5=7.5
11)3.5/14=0.25
12)9.3x0.25x4=9.3
13)13+5.2=18.2
14)28+33+23=84
15)10+11+9=30
16)84/30=2.8
17)2.5x12=30
18)12.53-1.35=1.18
19)0.8x2.5=2
20)10-7.3+2.5=5.2
21)1.35x2=2.7
22)0.47+0.34=0.81
23)4.6x5=23
24)5.4/18=0.3
25)2.99+0.65=3.64
26)1.6-0.54=1.06
27)4-0.04=3.06
28)3.5x4=14
29)1/0.125=8
30)6.25x5=31.25
31)61-1.25=59.75
32)4cm= 0.04 m
33)32m= 320 dm
34)153-98=55
35)32.6+19.9=53.5
36)0.5x101-0.5=50
37)40x0.25=10
38)9000/72=125
39)13.6+2.8.6.4=22.8
40)5.4/18=3
41)240x1.5=3
42)240x1.5=360
43)1.25x0.7x8=7
44)80/0.5=40
45)5.2-0.5=4.7
46)0.8x12=9.6
47)1-0.19=0.81
48)0.49+0.22=0.71
49)2.1/30=0.07
50)25/0.5=50
参考资料： http://wenku..com/view/db91037da26925c52cc5bf2a.html

㈣ 关于 英国诺丁汉 凯斯学院的详细资料！！

诺丁汉凯思学院（CASTLE COLLEGE NOTTINGHAM）是英国的公立学院，它是英国国家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 The People’s College Nottingham始建与1846年，Castle College Nottingham建于1949年。学院是英国政府认可的教学机构，而且具有30多年的培养海外学生的历史；学院拥有3500名全日制学生，其中有350名学生来自海外3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学院同诺丁汉大学联合开设了大学预科，学生有更多机会进入诺丁汉大学升造，同时此课程也被其他的英国大学所承认，大学分别为：阿斯顿大学，巴斯大学，地芒福特大学，埃克斯特大学，拉夫堡大学，纽卡斯尔大学，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牛津布鲁克斯大学；除此之外，该学院的学生还可以申请到其他别的大学学习，例如：在2005年，学院的海外学生升入到38所不同大学；UCAS统计的记录，学院是全英国升学率最高的学院之一；学院是英国学院协会(AOC)的成员之一,同时也是英国文化协会英中教育伙伴机构的一员。

学校特色以及概况

学校简介：诺丁汉凯思学院是英国的公立学院，它是英国国家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 The People’s College Nottingham始建与1846年，Castle College Nottingham建于1949年。学院是英国政府认可的教学机构，而且具有30多年的培养海外学生的历史；学院拥有3500名全日制学生，其中有350名学生来自海外3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学院同诺丁汉大学联合开设了大学预科，学生有更多机会进入诺丁汉大学升造，同时此课程也被其他的英国大学所承认，大学分别为：阿斯顿大学，巴斯大学，地芒福特大学，埃克斯特大学，拉夫堡大学，纽卡斯尔大学，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牛津布鲁克斯大学；除此之外，该学院的学生还可以申请到其他别的大学学习，例如：在2005年，学院的海外学生升入到38所不同大学；UCAS统计的记录，学院是全英国升学率最高的学院之一；学院是英国学院协会(AOC)的成员之一,同时也是英国文化协会英中教育伙伴机构的一员. 学校地理位置：学院在诺丁汉及其周边地区拥有很多校园，国际学生主要学习生活在位于诺丁汉西部的比斯顿（BEEESTON）校区，也有一些在诺丁汉市中心的校区。

英国诺丁汉凯思学院优势专业

1. 诺丁汉大学预科课程 （一年） 【专业方向】商贸学、经济管理与金融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电子商务；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建筑学；心理学 2. 研究生预科课程 （一年） 【课程内容】商务经济、市场营销、商法、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雇佣关系、会计金融、国际金融及市场营销等 3. GCSE课程（相当于中国的初中课程） 4. A-level课程（相当于中国的高中课程）学制：两年 【专业选择】会计、艺术设计、生物、商务、化学、计算机、英语、影视学习、历史、人类生物学、IT、法律、数学、传媒、摄影、物理、心理学、社会学 5. 英语课程

·入学条件有哪些？

高中 (A-Levels) 课程：16岁以上, 有4个A到C的GCSEs成绩或学生在英国的同等学历; 中国学生需要高中2年以上的成绩. IELTS 5.0； 本科预科：申请9月开学的学生，17岁以上，具有优秀的高中毕业成绩；根据选择科目的不同，IELTS 5.0---5.5或同等水平；申请经济管理/金融学/人类科学，IELTS 一定达到5.5。申请1月开学的学生，必须18岁以上，具有优秀的高中毕业成绩；IELTS 5.0。 硕士预科课程：IELTS 5.5， TOEFL score of 500-600 。

·我什么时候开始申请？

每年9月和1月入学

· 我要准备多少资金来留学？

学费:5400英镑/年生活费:

㈤ KRAKOW是什么地方

克拉科夫(波兰南部一城市)

㈥ 电大试卷号商法1846是什么意思

电大

试卷号

商法1846

㈦ 先期违约及其补救。。。主要请问补救。。

一、先期违约的概念、本质及其构成

按通说，先期违约制度源于英国1846年Short V Stove 一案的判例 [1]。此后，即在英美法系得到遵循、发展，并被广泛适用于国际商务交往中。《美国统一商法典》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对先期违约也都作了规定。我国新的统一《合同法》第10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对先期违约制度作了移植。

先期违约（Anticipatory breach of contract or anticipatory repudiation），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合同规定的履约期届满之前，明确地向合同另一方表示他将不按合同规定履行合同债务（即拒绝履行，renounce his liabilities under the contract）或者以自己的行动表明届时他不会或不能履行合同债务（by his own act make it impossible that he should fulfil his liabilities）的行为[2] 。按先期违约当事人表示其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至时他不会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表示方式的不同，可将其分为明示先期违约与默示先期违约两种。在明示先期违约中，先期违约的一方表示其将不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evinces an intention not to go on with the contract ）的方式是肯定的、明确的、显而易见的；而在默示先期违约中，先期违约的一方并不直接向对方表明其违约的意图，但其行为却使对方能“合理地”判定他将不会履行合同义务或不可能去履行合同义务。[3] 在这里，所谓“合理地”判定是指，任何一个具有正常理性的人（a reasonable person）对此行为所做出的判定。

二、先期违约的法律救济

根据先期违约制度，针对先期违约人的先期违约行为，受害人享有如下选择权：

1、 接受对方先期违约，将对方先期违约视为实际违约，并据此解除合同、诉请返还、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以获得补偿；

2、 不接受对方的先期违约（disregard the repudiation），坚持合同原有的法律效力（affirm the contract），坐等合同履行期到来进而提起违约之诉； [9]

先分析第一种选择，即受害人接受对方先期违约，将对方先期违约视为实际违约，并据此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以获得补偿的情况：

先期违约制度的最大特色也即是其优势所在，就是赋予了受害人立即诉请救济的权利，即先诉起诉权。[10] 但是，对于先期违约而言，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到期，当事人还不负有履行合同的义务，因此，这里就引申出一个问题：先期违约人承担先期违约责任的法理依据何在？换句话说，受害人在履行合同义务的规定期限到来之前诉请救济的权利基础又是什么？

根据合同法“合同必须严守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有效成立后，合约双方即相互负有注意、通知、忠实、保护、保密、协助等等附随义务。也即是《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609条第一款所述“不得侵害对方基于合同的期待利益”的义务。[11]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在合同有效成立后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到来前这段时间，是债务人理应为其履行合同义务而做积极准备的阶段，债务人在这一时期负有不危害给付实现的不作为义务以及促成、保护债权实现等附随义务；同时，这一阶段也是债权人期待债务人按期履行义务的阶段，也就是说，债权人在这一阶段享有期待债权实现的期待权，即“期待债权”。所以说，先期违约虽然并没有直接侵害债权人的现实债权，但却侵害了债权人的期待债权；它虽然并没有直接违反合同规定的给付义务本身，但却违反了基于合同法规定的诚信原则的不危害给付实现的不作为义务或忠实、通知、协助、保护等附随义务，这就是先期违约人承担先期违约责任的法理依据，也是受害人享有先诉起诉权的权利基础。而且，实际上，侵害现实债权与侵害期待债权，违反给付义务本身与违反不危害给付实现的义务，并不是互不相干，泾渭分明的，而是相反，它们彼此之间联系得十分紧密。因为，如果侵害期待债权的状况得不到改变，持续到合同规定的履行期届满时便成为侵害完全债权；违反不危害给付实现义务得不到矫正，持续到履行期届满时便成为违反给付义务本身。也就是说，先期违约的行为如若得不到改正，在合同规定的履约期满时便转化为现实违约，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先期违约与现实违约具有质的同一性，所以先期违约适用违约责任的补救方式。 [12]

当然，对受害方来说，接受对方的先期违约也并非没有任何条件或限制。首先，他必须给对方以接受先期违约的通知。对此，《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七十一、七十二条）和英国判例法都有规定。对此通知并不要求特别的形式，书面、口头、行为都可以，只要能清楚地、不含糊地让对方知道自己已接受先期违约、解除合同即可。[13] 其次，接受对方的先期违约要“合理的快”（within a reasonable time）。即如果有时间限制，则其接受先期违约的权利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行使，如果没有规定的期限，则其选择权必须在一合理的时间内行使。[14] 否则，先期违约方可以撤销先期违约（retract his repudiation）[15] ，这样，先期违约行为就象没有发生一样，受害方也就错失良机，丧失了先诉起诉权。第三，受害人一经选择并通知对方，则再也不可改变。 [16]受害方对其选择没有反悔权。第四，对先期违约的接受是完全的和明确的。受害方不能一方面承认对合同中某些条款的先期违约以享有先诉起诉权进行先期索赔偿，而同时又承认合同其它条款的即有效力，以期希望对方予以履行。 [17]最后，行使选择虽然可以用明示方式或是默示方式，但其行为不得与其作出选择的意思表示相互矛盾，使得对方无所适从。

受害方一旦接受先期违约人的先期违约，解除合同并行使先诉起诉权，即采取实际违约的救济方式，则在法律上便负有及时采取必要、合理、有效补救措施以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的特定义务，受害方不能就扩大的损失向先期违约方索赔。

接受先期违约人的先期违约，对受害方来说，至少有以下几大好处：1、可以行使先诉起诉权，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前向对方索赔损失；2、不必再为履行合同作任何准备；3、有权拒绝先期违约方撤销先期违约。 [18]

再看看第二种选择，即不接受对方的先期违约，坚持合同原有效力，等待合同履行期满时追究先期违约方的实际违约责任。如果受害方作此选择，则对方的先期违约行为就象没有发生过一样，合同对双方权利义务的规定一如既往，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如此，则受害方的先诉起诉权丧失，在合同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前不能获得损害赔偿，只能在合同履行期届满后去追究对方实际违约责任。因而，作出这种选择便具有了某种风险，即在合同履行期满前发生了某种意外事件，如不可抗力，使合同得以合法解除，且先期违约者得以以此免责，因而受害方无法获得任何赔偿。此类案例比比皆是，如Avery v Bowden(1855) E&B714；当然，通过拒绝接受先期违约，受害人也因此保有了强制先期违约方履行合同债务的权利，并且也还保持了不经法律诉讼获得合同实际履行的可能性，如先期违约方撤销先期违约，在合同履行期满前全面履行合同义务。

但是，先期违约制度的本来目的便在于寻求经济便利，避免资源浪费。因此，如果事实表明，受害方不接受先期违约人的先期违约而径自履约，对他自己并无“合法利益”（legitimate interest），也就是说，受害方在于已无益的情况下仍然要对方背负追加的责任，应属不合理，要受到法律限制。在合同履行期满后，先期违约方对受害方在无“合法利益”的情况下径自履约而造成的损失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这一原则，在美国著名判例Rockingham County v Luten Bridge Co [35 F 2d 301 (4th Cir 1929)]中得以充分体现。该案中，R县与L修桥公司签订修桥合同，后鉴于大众反对，县政府决议取消建造此桥，而通知原告停止建桥，但此时建筑商已为劳动力和建筑材料支出了1900美元。于是，L公司置此通知于不顾，继续依该合同修完该桥。之后，L公司向县政府要求支付遭拒，从而提起诉讼，请求为其工作偿还1830107美元。一审原告胜诉，被告上诉，上诉法院改变了一审判决。判决中，法官认为：“该县固然无权解除合同，而其向原告所作的通知构成了他这方的违约（作者：为先期违约）；但是，在原告收到违约之通知后，不做任何因此带来的损害的事情便是他的义务。。。。。。他因而没有任何权利继续建造一座毫无用途的桥来增加损害。”因而判决原告所能求偿之金额为被告通知其取消双方间契约时所发生的1900元之费用及原告预期之利益（anticipated profit），经被告通知取消契约时之后，原告继续建造而发生之费用等，原告不得求偿。[19] 这一原则，在我国的先期违约制度中，亦应加以确认。唯其如此，才能避免过犹不及，真正达成设立先期违约制度的初衷。

以上所述对于先期违约的法律救济均是针对明示先期违约而言。对于默示先期违约，根据《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609条的规定：“1、买卖合同双方都负有不辜负对方要求自己正常履约的期望的义务。当任何一方有合理理由认为对方不能正常履约时，他可以书面形式要求对方提供正常履约的充分保证，且在他收到这种保证之前，可以暂时中止与他尚未得到约定给付相对应的那部分义务，只要这种中止在商业上合理（mercially reasonable ）。2、在商人之间，所提出的理由是否合理和所提供的保证是否充分，应根据商业标准(mercial standards)来确定。3、接受任何不当的交付和付款并不影响受害方要求对方对未来履约提供充分保证的权利。4、一方收到另一方有正当理由的要求后，如果未能在最长不超过30天的合理时间内(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not exceeding thirty days)按当时情况提供履约的充分保证，即构成毁约。”可知，它赋予了默示先期违约三种救济方式：1、请求对方当事人提供能够全面实际履行合同的充分保证；2、中止履行与他尚未得到约定给付相应的那部分合同义务；3、若默示先期违约方拒绝提供履行合同的充分保证，另一方合同当事人可将默示先期违约视为明示先期违约，选择明示先期违约补救方式进行救济。[20] 这种对默示先期违约的救济方式，与不安抗辩权的行使很是相似，其中差异，因限于篇幅，本文不予赘述。

㈧ 论述历史法学的产生、主要理论观点并结合社会法治实践进行评价

胡果批判了启蒙主义立法者对法发展的僭越，他指出，“将自己的意见提供给统治者的法学家，一般而言，并不比同时代的其他人贤明多少。”〔2〕他们试图将法纳入各种法律之中的努力，完全是荒谬的，法的本质之源是习惯法。从现存的历史和比较观察中，必然导致出将来应发生的事情。而与此相对，自然法并不是追求正确的、合目的的事物的标准。当然，在这一点上，胡果还不是站在民族精神的意识上，而只是站在由孟德斯鸠在继承法国道德论过程中确立起来的经验主义立场上对自然法理论进行了批判。〔3〕系统论述历史法学派之基本观点的是萨维尼。他通过对法的产生、法的本质和法的基础三个问题的阐述，表达了该学派的代表性理论。萨维尼认为，“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长和几乎是盲目地发展，不能通过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来创建。”（4）他指出：“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象艺术和音乐一样，都是他们的文化的自然体现，不能从外部强加给他们”。“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由内部的力量推动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专断意志推动。”〔5〕法律如同语言一样，没有绝对停息的时候， 它同其他的民族意识一样，总是在运动和发展中。“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当这一民族丧失其个性时，法便趋于消逝。”〔6〕萨维尼认为，法的发展呈现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法直接存在于民族的共同意识之中，并表现为习惯法。第二阶段，法表现在法学家的意识中，出现了学术法。此时，法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法学家手中一门特殊的科学。当然，能够促使该阶段法发展的法学家，必须是那种具有敏锐的历史眼光，又有渊博知识的人，而这样的法学家现在在德国还很少，所以，在德国还未具备开展统一立法的条件。第三阶段就是编纂法典。但即使是到了此阶段，也要谨慎立法。对法的本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有意创制的，而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只有“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识”，才是实在法的真正创造者。在《现代罗马法的体系》中，萨维尼指出，法律的存在与民族的存在以及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的早期阶段，法就已经有了其固有的特征，就如同他们的语言、风俗和建筑有自己的特征一样。“在所有每个人中同样地、生气勃勃地活动着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是产生实定法的土壤。因此，对各个人的意识而言，实定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一种同一的法。”〔7〕这种同一的法，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共同意识和信念。因此， 立法者不能修改法律，正如他们不能修改语言和文法一样。立法者的任务只是帮助人们揭示了“民族精神”，帮助发现了“民族意识”中已经存在的东西。最后，萨维尼对法的基础作了阐述。他指出，法的最好来源不是立法，而是习惯，只有在人民中活着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习惯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远远超过立法；只有习惯法最容易达到法律规范的固定性和明确性。它是体现民族意识的最好的法律。
继胡果、萨维尼之后，普赫塔在《习惯法》这部著作中运用费希特（J.G.Fichte，1762～1814）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辩证法的技巧，对从罗马法主义的民族精神转向专家支配的过程进行了分析。他继承并发挥了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现代使命》中提出法的发展三阶段的学说，认为法的进化经历了“朴素的时期”、“多样性时期”（即经验性的判例时期）和多样性与学问性结合的“高层次统一性时期”（即学者性的法律家统治时期）三个阶段。而在这最后一个时期，只有学者性的法律家才能制定法律。普赫塔认为，作为民族的“机关”的这种法律家，在学说和判例中的法形成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在《潘德克顿教科书》中，普赫塔依据的是后期历史法学派提倡的理性法理论的演绎方法，即不是从各种法律、命题以及判例中概括、抽象出概念，而是从概念中演绎出教条式的命题和判例。这种方法虽被后来耶林批评为是“倒置法”，但却为后期历史法学派中“潘德克顿法学”的繁荣奠定了方法论基础。〔8〕随着历史法学派的发展，在该学派的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即尽管大家都强调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法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应是对历史上的法律渊源的发掘和阐述，但在哪一种法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哪一种法最为优越这一点上产生了分歧。因此，便形成了强调罗马法是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渊源的罗马学派（Romanisten）和认为体现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是德国历史上的日耳曼习惯法（德意志法），强调应加强古代日耳曼法的研究的日耳曼学派（Germanistik）。

㈨ 求助关于德国民法典的制定方面的英文文资料

英文没找着，不好意思。不过中文的到有一篇，不知道能不能帮你的忙。
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背景和经过
在德国历史上，制定统一民法典的思想产生于1814年。从那时起，至1896年法典公布，德国民法典的制定
历时近一个世纪。其中仅法典纂写就用了22年时间（1874—1896）。本文以美国学者Midhael John的研究成果
[1]为基础，先从政治、经济、 思想意识等方面概括制定法典的历史背景，然后分五个阶段（1814—1848；18
48—1867；1867—1874；1874—1888；1888—1996）叙述法典的制定经过。
一、德国民法典诞生的历史背景
（一）十九世纪德国的经济发展概况
直到19世纪初期，德国才废除农奴制。在1815年左右，德国1500万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城镇人口只占
极少数。德国当时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制造业，更谈不上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
1820年，第一条蒸汽船出现在莱茵河；1836年，第一条铁路建成（6公里长）。1840年，铁路长度增加到5
50公里，蒸汽机车也从1837年的423台增加到1846年的1139台。 如同其他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一样，在
德国，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手工业者大量破产，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出现贫困化。
1870年以后，德国迅速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871年，德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3.9％，1880年和18
90年，农村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58.6％和57.5％，到190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成为45.6％。[2]相应
地，19世纪80年代以后，不动产的价值相对降低， 而流动资产和工业资产的价值相对升高。
19世纪后期，德国对外贸易也发展迅速。1881年德国货物出口总额突破30亿马克，次年货物进口总额也达
到30.98亿马克。到1890年， 德国货物进口总额突破40亿马克，1898年进口总额突破50亿马克，同时出口总额
也渐增长，1900年达到46.11亿马克。[3]
德国19世纪后半期发生的经济转变，被视为近现代史的奇迹之一：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德国经历了英国
用100 多年才完成的事情——将一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落后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高效的工业技术国家。[4]
（二）十九世纪初期和中期的政治形势：德国走向统一
在1806年以前，德国土地上有大大小小300多个的诸侯国， 它们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n
romischen Reiches deutscherNation）的称号下松散地联系在一起。1806年，拿破仑将“帝国”取消，[5]重
新划分了各诸侯国的统治范围。挫败拿破仑后， 德意志各诸侯国于1814年9月—1815年6月召开维也纳会议（W
iener Kongreβ）， 成立了德意志邦联（Deutscher Bund），[6] 再次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通过这一次划
分，普鲁士成为除奥地利外最大、最富、人口最多的国家。
从1818年开始，德意志各国开始协商建立关税同盟，但直到1834年才实现。北德各国都加入关税同盟；奥
地利由于已自成体系，没有加入；依附于奥地利的南方三国巴登、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加
入该同盟。在关税同盟中，由于奥地利的缺席，普鲁士自然成为领导者。
1864年，普鲁士与奥地利联手打退丹麦。普鲁士因此获得通往北海的出海口和周围的大片土地， 并推动
成立了“北德意志联邦”（Norddeutscher Bund），通过宪法，开始筹划统一的立法。
1870年7月，北德联邦与法国的战争爆发。在公众舆论的要求下，德意志南方三国也对法宣战。普法战争以
北德联邦的胜利告终，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Deutscher Reich，史称第二帝国）宣告成立，南方三国
也加入帝国。至此德国的统一完成。北德联邦的宪法经过修改，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宪法。[7] 该宪法为法律的
统一化和法典化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十九世纪德国的思潮和党派
19世纪初期，德国正盛行18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想。与法国不同，德国启蒙思想仅影响到受过良好教育的社
会上层人物。德国的启蒙思想家接受理性思想，同时保持传统的宗教信念；思想中缺乏激进成分，认为社会改
革可以通过国家机构（即政府）来实现，而不须推翻现存统治。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德国的改革不是自下
而上的，而是自上而下的。
在德国人民反对民族分裂，争取民主、自由的过程中，出现民族主义、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民族
主义的主要观点是：拥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人们，有权生活在同一的疆界内，采用同样的价值观，并且由尊重
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同一的统治者领导。德国的情况很特殊，没有英国那样统一的人种和自然的疆界，而且，各
地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差异很大。此外，瑞士虽然和德国有同样的语言和文化，但瑞士不愿归入德国；奥地利
也与德国有同样的语言和文化，但奥地利长期处于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奥地利是“哈布斯堡帝国”、“奥匈
帝国”的同义语，有很大的独立性。德国的民族主义是与浪漫主义交织在一起的，可以说，前者是后者在德国
的产物。浪漫主义化的民族主义认为，每一个民族，都可以通过研究历史，发现自己的历史使命。事实上，德
国人一直在追亿“神圣罗马帝国”的光荣，并把它看作是更远大未来的基础。这一民族主义本身是自相矛盾的
，但由于困于内忧外患，如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与保守思想的斗争等问题，民族主义在整个19世纪都强
烈地支配着德国人的思想，并直接作用于民法典的编纂。
民族主义主要影响大城市中受过教育的人口，而在各地，还存在“地方主义”，强调保护其所在地区的利
益。既要强调全国统一的民法原则，又要保护各地的特殊利益；如何协调这二者的关系，是民法典制定过程中
的一个主要争论和难题。
民族主义者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表现为自由主义和政治派别，要求推进国家统一和政治改革。自由主义思
想与德国启蒙思想相联系，深受法国民主、自由观念影响，德意志统治者在19世纪前半期一直通过出版审查、
限制学术自由等方法进行压制。1830年法国革命期间，自由主义者在德国也举行了集会、示威等抗议活动。18
48年，自由主义者领导了革命，并取得领导权。他们着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全德统一的宪法，载明现
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如个人民主权利、经济自由、民选议员以及议会控制国家预算等。他们并不要求推翻君主
制，实行充分的民主，实际上是主张渐进（evolutionary）而非革命（revolutionary）。可见总体上，德国的
自由主义思想是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下，表达德国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社会思想。由于德国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尚不发达，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带有封建性；而由于自由主义思想尚不成熟，尤其是尚不具备执掌国家
政权的能力，对社会问题估计不足，1848年革命并没有改变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
自由主义思想又分为温和的自由主义和激进自由主义思想两个派别。后者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主张通过
限制更少的选举法，宗教与国家政权分离，议会相对于行政机关来说有更多的权力等。后者与19世纪七、八十
年代影响日益扩大的社会主义思想，一直是德国统治者的祸患。民法典起草时，小心谨慎地避免受到这些思想
的影响，但在讨论法典草案时仍然考虑了一些社会主义者对草案的批评意见。
温和的自由主义，或称右翼自由主义，自称为民族自由主义，19世纪后半期以国会为主要阵地，在国家政
治生活中发挥较大影响，对于推动民法典的编纂也起了积极作用。
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是保守主义思想。保守主义者赞成地方主义基于民族主义，热爱农业基于工业，主张
团体责任而反对个人自由。保守主义者还主张以世袭、地位为基础决定政治权力的分配，而反对民选和议会制
。1871年，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在许多方面有所变化，如有一个鼓励经济自由的政府，有一部统一的宪法，根据
该宪法，国会的下议院（Reichstag，又译“德意志帝国国会”）实行普选等。新形势之下， 保守主义者分成
两派，其一是德国保守党派，另一派是自由保守党派。后者积极支持国家工业化和民族统一。保守主义派别的
主要社会基础是地主和农民，以及少部分城市居民。随着德国的工业化，乡村人口的减少，保守主义派别的支
持率显著下降。
二、制定经过
（二）1814—1848
1814 年， 德国洋溢着反法战争激发的爱国热情。 海德堡（Heidelberg ）的法学教授安东·弗里德
里希·尤斯图斯·蒂鲍（AntonFriedrich Justus Thibaut）发表了一篇文章《论统一德意志民法典的必要性》
（ Ueber die Notwendigkeit eines allgemeinen bü-rgerlichen Rechts für Deutschland），呼吁
以“自然正义”、“理性”[8]为指导思想，制定一部清楚、详尽，统一的法典， 以促进工商业和法律的发展
，进而促进国家的统一。该文引起强烈反响，而柏林大学的法学教授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却写了一篇反对文章：《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Von Beruf unserer Zeit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提出， 现在的德国不具备制定法典的能力，不可能产生有价值的法典；分析最近普
鲁士、法国和奥地利的法典（应指1794年的《普鲁士地方普通法典》、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1811年的《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9]）， 都是失败的作品，因为它们的作者尚未具备充分的立法理论；法律与语言、文化
不可分，都是民族内在的情感的反映，民族精神的反映；法律与人民的性格和特质间存在有机的联系，这一点
如同语言。萨维尼关于法律本质和来源的思想影响了德国整整下一代的法学家，而后者如伯恩哈德·冯·温德
沙伊德（Bernhard von Windscheid）等人， 正是德国民法典的起草人。
萨维尼的思想在当时受到保守主义政治家们的欢迎，成为回击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要求改革的最好武器
。萨维尼本人反对法国革命，主张德意志民族有其特有的发展道路。但萨维尼与蒂鲍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是一致
的，都主张以法律来保护安全，维护和平；都认识到德国的巨大地区差异性；意识到官僚专政和自由主义的议
会制两者都具有危险性；都同意法典化在德国不是创造新的法律，法典的编纂应由法学家来进行而不是委派给
政治团体； 主张民事法律的非政治性（ unpolitical nature）；都不同意地方主义，主张国家统一。 两人
的分歧仅在于对上述几方面的强调程度各不相同。
萨维尼在柏林大学讲授罗马法的历史，宣传其哲学思想和法学研究方法；蒂鲍则在海德堡大学讲授罗马法
的渊源，宣传其逻辑的抽象方法。二者各有其追随者，由此形成历史法学派和法典编纂派的论战。两派的分歧
表面上是当前是否适于制定法典，实则是如何制定法典的问题。在德国尚未统一的政治环境下，这一问题又表
现为如何统一地方差异性。蒂鲍倾向于使用罗马法的抽象方法，而萨维尼则提出，抽象对象并非自然存在，而
须从历史寻找。萨维尼不是完全反对使用罗马法的抽象方法，他强调的是不能以罗马法、法国法或其他外国法
代替德国本土的法律。萨维尼的观点最后占了上风，并获得统治者的支持。1842年至1848年，萨维尼本人即任
职普鲁士司法大臣（preuβischer Justizminist-er）。[10]
19世纪40年代以后，萨维尼的观点就占了绝对优势。这时，从历史法学派中又分出罗马法学派和德国法学
派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的分立，主要缘于萨维尼法学观点中的一个矛盾：通过对罗马法的详细研究来发现德
国传统法律。罗马法学派致力于研究古代罗马法，尤其看重《学说汇纂》部分，又被称为“潘德克顿学派”（
《学说汇纂》的德文译名为“潘德克顿”）；德国法学派则努力从德意志接受罗马法以前的日耳曼法中探寻民
族精神，又被称为“日耳曼法学派”。对此分立，萨维尼反复强调，罗马法学派和德国法学派的观点是互相补
充而非互不相容的。后来法典的编纂正证实了萨维尼的说法。
1814—1848年，可以概括为法典思想的产生和理论酝酿时期。
（二）1848—1867
1848年以后，法典编纂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19世纪40年代，德意志许多邦都成功地将其法律法典化。这
引起自由主义者的忧虑。因为各小邦制定法典对统一法律是一个障碍。
40年代中期以后，民族主义运动更加高涨，法典化的思想随之而从其南方各邦的根据地传遍北德各地。
1848年，人们对于法典化的态度出现根本性的转变。1849年，由自由主义者一度掌权起草的宪法——后来
流产——第64条规定了民法典的制定，但对于如何制定未详细规定。1848年革命，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蒂
鲍主张制定一部简单的、大众化的法典，只是一个美丽的梦而已，德国法学的希望在于历史法学派。另一方面
人们还认识到，所有的立法都是个人意志而产生的武断的作品，世代相传的习惯法在一定意义上起点比较高。
自由主义者开始接受萨维尼的观点，同时摒弃了他关于立法的消极观点。这样，历史法学与保守主义思想之间
的联系打破了。
19世纪50年代以后，有必要统一法律，渐成为大多数人的信念。当然，如何达到统一，哪些部分的法律最
适合于统一等问题仍有待解决。保守派反对法典的思想也有变化，如温和的保守主义者，萨维尼的学生莫里茨
·奥古斯特·冯·贝特曼—霍尔维希（M ōritz August vonBethmann—Hollwig）撰文指出： “尽管萨维
尼关于民族精神的观点应当接受，他对立法价值的否定观点却不应接受。”保守主义派别中有人指出，法典化
有助于克服各邦单独立法的危险（这曾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还有人指出，法典化有助于加强邦联的力量，
以反对“革命的”民族主义。在1848年前，邦联以不参与任何可能推动民族主义运动的行动著称，1847年通过
的《统一汇票法》虽未有大的改观，却是一个转变的标志。1848年后，南方三邦都认识到法律改革与加强邦联
之间的密切联系。1851年后，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相继开始说服邦联的部长委员会制定商法典和统一计
量法等。《德国商法典》最后于1861年通过。
1859年11月3日，邦联召集会议， 各邦就建立最高法院和制定刑事、民事法律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普鲁
士对法典化的实际态度是否定的。由于不能公开地反对，普鲁士提出，按照邦联的宪法，邦联无权制定有关法
典。邦联开始讨论普鲁士的反对是否构成多数，终于在1862 年2月，建立了民事程序法制定委员会和债务关系
法制定委员会。普鲁士拒绝参加这些委员会。
但是，在政治纷争以外，到19世纪50年代末，法律统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已达成共识。各种推进法律统一
的组织纷纷出现。最有影响的是1860年成立的德意志律师协会（German lawyers congress）， 其成立宣言称
，该协会的目标就在于“推进民事、刑事和诉讼法律的统一”。
纵观1848—1867年（这一年北德联邦成立）德国社会对于法典态度的变化，可以发现，除了理论上对萨维
尼观点的广泛接受和重新解释，以及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逐渐走向统一等因素，经济的发展也是重要的原因。
事实上，正如柏林法律协会1860年3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 主要的发言人霍尔岑多夫（Holtzendorff）所指出
的，法律统一的共识来自于经济生活的物质利益（the material interests of economic life），远胜于来
自于共同的法律意识：正是由于对“物质利益”的考虑，保守派的政治家们逐渐认识到法律统一与政治实力的
联系。
这一时期对于法典态度的变化，是法典编纂的前提。同时，在这一时期各邦都积极地制定邦法， 使得
德国民法典不再是法典化（codification）的产物，而是“统一”的（unification）结果， 这是德国民法典
制定过程中颇具特色的地方。
（三）1867—1874
1867年北德联邦建立后，普鲁士与南方三邦对法典化态度发生相反的变化。关于宪法根据、理论依据等问
题， 两方进行了数年的争论。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国，南方三邦已失去与普鲁士抗衡和讨价还价的实力，于是
双方进行了妥协。
1866年以前，普鲁士以没有宪法根据为由，反对邦联统一法典；北德联邦成立后，尤其是1871年德意志第
二帝国建立后，普鲁士又极力推进法典化；而这时南方三邦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由于担心普鲁士过于强
大而损害它们的利益，反而对法典化持反对态度，也以宪法为根据，反对法典化。
北德联邦1869年宪法规定，联邦政府的立法权限于债法、刑法、商法、汇票法和诉讼法。1869、1871、18
72、1873年，都有人提议将法院组织法和债法以外的民法部分都包括进去。这就是拉斯克尔—米克尔（Lasker
-Miquel）提议。这一提议最初当然地遭到南方三邦的反对。 南方三邦提出，宪法是各邦订立的合同，任何修
订都须合同各方重新协商而达到所有州的同意。而提议人之一米克尔（Miquel）认为，1871年帝国宪法对联邦
宪法有所修改，已赋与北德联邦在有关州的事务上有完全独立于各州的权力。
在国会中民族自由党占主导地位， 提出“从统一到自由（fromunity to freedom）”的口号，认为法
律统一会极大地增强国力，对于国家和个体自由均有益处。保守主义者则利用萨维尼的理论，强调德国法律发
展中的地方差异性，攻击民族自由党破坏各邦的自由、权利。米克尔反驳说，萨维尼并非反对法典化和法律统
一。萨维尼的学生伯恩哈德·冯·温德沙伊德认为，对于立法的观念应该改变，因为，在历史发展中，面临不
同的因素应该有不同的观念，这正是历史法学的观点。萨维尼的另一位学生贝特曼—霍尔维希（Bethmann-Hol
lwig）提出，萨维尼反对蒂鲍，并不表示他反对法律统一的理想，法典化是不可避免的。公众普遍认为，历史
法学派的创始人在法律起源方面的理论是正确的，但低估了主观因素（subjective factors），即立法者的作
用；萨维尼认为法律来自于人民，但现在，人民（Volk）是被用来指德国人，而不是其他，如巴伐利亚人。正
如莱温·戈尔德施米特（Levin Goldschmi-dt）1872年写道：“在当前形势下， 尤其是为了支持个别州的立
法、反对统一的德国法，而使用萨维尼的语句，将是对它的误用。”重新评价萨维尼思想开始了，萨维尼甚至
被认为是主张制定民族统一法典的先驱。到此为止，他的理论不是被保守派独享或与自由派共享，保守派再也
不能将其作为根据而引用了。
1872年，拉斯克尔-米克尔的提议被提交讨论时， 有关法院组织法的内容略去了。这是向自由帝国党作出
的妥协，也是向其他保守派别及南方三邦作出的妥协。自由帝国党是一个小党派，成员都是有影响的人物，所
谓“部长和未来的部长们”。这一妥协有利于打破南方三邦的联盟。
拥护法典化的一方在理论上大获全胜，同时，1871年后普鲁士的实力大为增强，此外，拉斯克尔-米克尔提
议又作了妥协， 南方三邦似乎再也不能固执地反对法典化了。1873年12月，帝国国会[11]终于通过了拉斯克尔
-米克尔提议， 对帝国宪法有关帝国立法权的条款作了修改，统一民法典于是有了宪法依据。
在这一时期，除了讨论如何恰当保护各邦利益的问题之外，如何防止立法过程中引进激进、 自由的改革，
即所谓“现代观点”（modernidea），也是人们考虑的内容。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南方三邦对于婚姻、家庭、
继承等方面的法律统一非常敏感、谨慎。
（四）1874—1888
1873年12月拉斯克尔－米克尔提议通过，从此开始了法典制定的新时期。从1874年开始，到1896年法典通
过，这22年的时间是民法典纂写、修改和定稿一共用去的时间。其中，1874—1888年期间的纂写过程决定了德
国民法典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拉斯克尔－米克尔提议通过时，人们对于如何制定民法典实际上毫无概念。此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很
少。普鲁士虽曾提出过讨论建议，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而只使南方数邦产生双重的害怕：一则怕普鲁士扩
张主义（prussianization）；二则怕“现代观点（modern idea）”。
在1873年12月底，自由主义的国家报（National-Zeitung）发表了一篇匿名的文章，说如果民法典不委托
于一个人起草，将不会成功，因为任何指定的委员会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地方主义的俘虏。文章还称赞了普鲁
士的立法。南方数邦怀疑文章获普鲁士政府授意，十分紧张，开始强烈要求法典起草人中要有他们利益的代表
。
1874年2月，联邦议会指定了一个五人的委员会， 为民法典的起草拟订纲要。该委员会于同年4月19日向国
会提交报告。 报告认为：“只有未来的民法典坚持已获验证的普通法法律制度和德国现存的大陆法法律制度原
则，它才能够反映德国人民的正当愿望，代表所有各州的利益，遵照法学和法律实践的要求。”委员会认为立
法的第一考虑是需求，其次才是法律学逻辑。考虑现实需求时，应当联系现存法律和地方特殊情况。考虑地方
特殊情况，主要是应尊重南方数邦保护地方利益的努力，尤其是在婚姻财产制度方面。委员会甚至考虑采取二
、三种不同的制度。委员会坚持，法典原则上应涵盖民法的所有领域，但也应允许有例外，如商业和矿业法律
应当全国统一，但它们性质特殊，不适于包括在民法典中；另外，带有封建痕迹的法律、如遗产取得、地租、
家庭财产继承等，应留给各州自行规定，此外，委员会认为，有的法律跨越公、私法，不适合规定在民法典中
。
委员会报告有以下主要特征：（1）对法典的具体内容未作规定，不束缚立法者。（2）注重现存法律和尊
重地方利益。 符腾堡代表屈贝尔（kübel）的观点很有代表性：法典化不应是创造新法律，而应以目前法学所
要求的方式，将现存法律组织起来。（3 ）认为法典化的进程主要是形式化和技术化，其任务是解决德国法律
发展中地区多样性与系统化的需要之间的矛盾；认为德国普通法构成委员会工作的基础。
委员会报告受到普遍称道，但是部分内容仍须修改。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利伯（Friedrich Augu
st von Liebe）认为，法典不应满足于编辑，而应当是一件理性化的、系统性的、甚至是艺术性的作品。委员
会报告中贯穿的思想和利伯等人的意见都为德国民法典所吸收。
德国民法典的正式编纂开始于1874年7月。联邦议会任命了11 人的起草委员会。 [ 12] 委员会主席海因里
希·冯·帕佩（Heinrich von Pape）成功地指定了五个主要的编纂者。 他指定编纂者的出发点是：帝国各主
要法律体系应当平衡。他承认，罗马法化的德意志普通法应当成为统一法典的基础；但同时认为，这些普通法
已在各州的立法中不断地受到修正。所以，有必要指定南方三邦符腾堡、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的法律专家。对于
普鲁士，他认为该法律专家不仅应熟知普鲁士法，而且应懂得普鲁士在1866年新获取省份的法律体系。最后他
指定阿尔伯特·葛普哈尔德（Albert Gebhard）作为巴登的代表，以正确地收集和表述法国法。
委员会的工作颇具特色。1881年以前的七年中，委员会成员很少会面，而各自忙于收集德国各地的法律材
料。成员间交流很少，每年仅有一次秋季年会，用以拟订立法原则，解决法学理论冲突。这样，编纂者在纂写
法律时思想非常自由，不易受他人影响。1881年10月，委员会开始讨论。在讨论阶段，温德沙伊德起着主导作
用。人们认为，德国民法典这一委员会作品的极端抽象性和几乎不能被人理解的表达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要
由他负责。
委员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处理体系化与保存各地历史差异性之间的关系。当时流行一种观点，认为
民法的某些部分不适合列入法典，尤其是土地法（又尤其是抵押部分）、家庭法和继承法，因为地区差异性过
大。地区差异性与体系化的矛盾仍来自于萨维尼理论中关于“法律的确定性”的矛盾：人们的法律意识与立法
者关于真正法律来源的认识和选择之间，往往存在差异；在当时德国立法中，这一差异尤甚。如何解决这一矛
盾，使制定的法律具备合理的确定性？当时对此问题的解释是：德国的政治需要，促使人民产生对民法典的需
求；后者又授予立法者编纂法律的权力。由此，人们的法律意识与立法者的编纂是一致的。如帕佩在致俾斯麦
（Otto Fürst von Bismarck）的信中写道：如果民法法典化不仅是一个系统化地编辑现存法律规范的问题，
那么，法律中的许多实质性的变化就不应回避。此外，有必要解决现存法律中的矛盾，在争议的事项上作出决
定，以及填补空缺。最后，新出现的法律需求和法律实践中的新发展也不应忽视。帕佩的这一观点，与温德沙
伊德和普朗克（Planck）是一致的，都倾向于使用高度抽象的“概念法学”（conceptual jurisprudence）的
技巧，通过逻辑抽象的方法，从有限的法律规范中创造出法律的确定性。
概念法学的主要特点有：
1.私法自治 在德国民法典中，私法自治主要包括以下三项原则：第一，所有权绝对原则。19世纪70年代
、80年代开始对此进行限制，但该限制仅作为例外，而不属于原则的一部分内容。第二，遗嘱自由原则。认为
继承法的基础是“人类意志的独立性”，因而遗嘱自由应优先于法定继承。第三，合同自由原则。这一原则有
许多资格要求和限制规定，因为在合同领域，个人自由的滥用对社会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与此相应的还有过
失责任原则——以无过失责任为补充。
2.公私法划分分明 私法自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