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本刑法

1. 日本刑法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一，把犯罪分为重罪、轻罪和违警罪。二，明确规定罪刑法定主义。三，现定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四，确立了责任主义。五，犯罪的构成要件规定的相当详细，其法定刑幅度较窄。

2. 日本刑法全文求助

我这个原版，不行版？权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select.cgi?IDX_OPT=1&H_NAME=%8c%59%96%40&H_NAME_YOMI=%82%a0&H_NO_GENGO=H&H_NO_YEAR=&H_NO_TYPE=2&H_NO_NO=&H_FILE_NAME=M40HO045&H_RYAKU=1&H_CTG=1&H_YOMI_GUN=1&H_CTG_GUN=1

3. 日本杀人如何判刑

《日本刑法典》对来杀源人的规定原文：
第百九十九条（杀人）

人を杀した者は，死刑又は无期若しくは五年以上の惩役に処する。

翻译过来就是：
犯杀人罪一般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具体判多少年就要根据犯罪的性质、情节、轻重等确定！

4. 日本刑法全文内容有哪些

二战后的1947年，日本刑法典删除了有关对皇室的犯罪、通敌犯罪以及通奸罪；年的修改侧重于保护个人法益与保障行为人自由，因而与1941年的修改呈相反方向。这也是与战后日本政治、社会背景的变化紧密相联的。1948年至1986年，日本刑法典共修改了7次，但每次修改的内容并不多。
从1987年起，日本立法机关开始频繁修改刑法典，出现了刑事立法活性化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只是废除了有关对尊亲属犯罪加重处罚的规定。但是，80年代末以来的刑事立法主要表现为犯罪化，增设了许多新的犯罪类型；单行刑法、行政刑法增设的犯罪类型则难计其数。大量的犯罪化，主要由来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此外也有刑事政策的原因。犯罪化与刑法保护的早期化密切相关。
早期化的表现是，刑法原本以造成法益侵害的侵害犯、结果犯为基础，未遂犯、危险犯、预备犯只是修正的、例外的犯罪形态。但近年来的刑事立法增加了未遂犯、危险犯、预备罪的处罚规定，逐渐使例外成为常态。刑法保护的早期化，主要是因为在当今社会，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与犯罪的高科技化，使得许多犯罪行为一旦得逞，便会造成不可估量的侵害结果；所以，不能等待造成侵害结果后再处罚，而必须对法益进行提前保护。提前保护似乎成为一种更有效率的保护。

5. 中国人在日本触犯刑法怎么处理

如果行为在日本，日本已经立案侦查，按照日本法律办理；根据《刑法》第七专条属人管辖属，适用我国《刑法》，但是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如果必须追究刑事责任，在日本已经受到刑事处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或减轻处罚。

6. 日本刑法典的介绍

日本现行刑法典于1907年颁布，1908年10月1日起施行。与效仿1810法国刑法典的旧刑法典不同，现行刑法典是以1870年德国刑法典为样板制定的，其最大特色是犯罪类型的概括性与法定刑的宽泛性。

7. 身份犯的日本刑法理论

日本刑法理论界一般认为，凡是在构成要件上需要一定身份的犯罪，就被称作身份犯。这在日本是通说[1]。在意大利刑法理论中，学者们也普遍认为，除规定“任何人”都可以构成犯罪的情况外，法律还常常要求主体具有某种资格，……甚至某种状态。……这种情况就是人们所说的身份犯。而与之相应的“非身份犯”则是指可以由任何人实施的犯罪[2]。德国学者纳古拉则从另一角度限制了身份犯的范围。他认为，身份单纯成为刑罚加重或减轻的事由时，必须严格地将之与身份犯区别开来。因为在身份单纯地成为处罚要件时，它本质上属于普通犯罪[3]。在英美等国家，关于身份犯，根据人们提出的定义来看，最为常见的是：身份犯就是“根据是什么而不是根据做什么来确定的犯罪。”在他们看来，身份犯是指具有一定的人身条件或具有一定的特征的人构成的犯罪，典型的例子就是流浪罪。另有一些刑法学权威似乎对身份犯的理解不同。有一位评论家写道：“至于身份犯，即具有无意识或疾病的情况……”。很清楚，这位评论家显然把身份犯等同于无意识的情况了[4]。在我国台湾刑法学界，有学者根据犯罪行为是否需要特殊身份、关系，有无特别加重、减轻或免除其刑罚，甚至告诉乃论等特殊规定，将犯罪分为身份犯与非身份犯两大体系。前者是指某罪之犯罪主体需具备法律条款所明定之特殊的身份、关系之人，方足以成立该罪者，如强奸、贪污等罪；后者则是指任何人都可实施之犯罪，如强盗、抢夺等一般性之罪[5]。另有学者将犯罪分为一般犯和特别犯：一般犯即普通犯罪，乃指在不法构成要件中，对于行为人之资格或条件，未做任何限制，任何人均属适格之行为人而能违犯之犯罪。刑法规定处罚之犯罪，绝大多数为一般犯；特别犯即身份犯，系指唯有具备特定资格或条件之人，始属适格之行为人，而能违犯之犯罪。例如受贿罪、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等[6]。但也有学者认为身份犯的外延应缩小。例如，韩忠谟先生就主张：“以一定身份作为犯罪构成条件之犯罪谓之身份犯。与之相对者则为常人犯。”[7]以上各种见解的相同点是均认为身份犯是一类犯罪，即由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实施的犯罪，但学者们在行为人的特定身份仅仅影响量刑的犯罪是否属于身份犯的问题上认识迥异。

8. 中国刑法和日本刑法有什么异同

中国刑法与日本刑法相比，至少在传统上是大不相同的。但是，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体系地进行了重新编纂，分为第一编总则与第二编分则，总则又包括第一章“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第二章“犯罪”、第三章“刑罚”、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在刑法的基本原则方面，还规定了罪刑法定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这些近代刑法的根本原则，这一点又与日本刑法典的体系以及日本刑法学的发展方向存在诸多相通之处。同时，中国刑法还把诸如单位犯罪、犯罪集团、量刑标准等写入了刑法典，日本刑法对此也一直在努力但始终未能实现。中国终于制定出了具有前瞻性的大刑法典。以上这些就是我的直观印象。
尤其是，中国刑法典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从正面肯定了罪刑法定主义，我认为这一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如何把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与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联系起来，也就是如何使有关犯罪成立的第1编第2章“犯罪”体系化，还是一个问题。在日本，对于如何在罪刑法定主义的基础上构建刑法体系，也展开了实质性的辩论，这一点在后面还将谈到。在此想就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第1编第2章第3节“共同犯罪”这一点，就日本学界对于数人参与犯罪这种情况所研究的几个有关罪刑法定主义的问题作些介绍，进而从正犯与共犯的区别这一角度来做些探讨。
正如前面所谈到的一样，在正面确定罪刑法定主义之后，首要的问题就是犯罪论，也就是如何使得犯罪的成立要件体系化的问题。首先，想就这一点谈谈我个人的观点。
例如，中国刑法典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一般认为该规定还有这样一层含义，即“只要不是故意杀人，法官就不得适用杀人罪”，以及法官不得就杀人罪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的其他刑罚，在此层面上，就可以理解为该条也规定了裁判规范，即对法官作了命令•禁止性的规定。把握这一点，进而认为刑法具有作为裁判规范的特性的观点在日本很有影响。
然而，在作为裁判规范发挥效用之前，刑法首先具有行为规范的功能，也就是对于一般国民而言，刑法是规定“不得杀人”的命令•禁止性规范，这也是我在犯罪论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至于犯罪是否成立，首先应该从该行为是否符合刑法的命令•禁止性行为模式，即根据是否符合刑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来认定。我认为，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对其进行是否应予以处罚这一实质性判断之前，首先应该优先考虑的是形式性判断，即该行为是否符合刑法所预先规定的命令•禁止性行为模式，只有在确定该行为是构成要件该当行为之后，才能再作实质性判断。否则，就有可能对即便不是刑法所预先规定的行为，但仍以该行为性质恶劣、应予以处罚为由而认定为犯罪。只要是以罪刑法定主义为原则，就应以构成要件该当性作为犯罪成立的第一性的要件。对于构成要件该当行为，还应再作该行为是真正应予以处罚的有害性违法行为，亦或是刑法上有必要追究责任的有资性行为这种实质性判断。这就是我的犯罪论观点，我把它命名为“形式性犯罪论”。
与此相反，还有一种观点在日本也很有影响，我称其为“实质性犯罪论”。该观点把刑法首先作为裁判规范来把握，认为构成要件作为犯罪成立要件并不一定重要，充其量也仅仅是法官选择值得处罚的行为时的一个标准而已。形式性犯罪论与实质性犯罪论之间的对立在日本一直存在，尤其是近10年，围绕罪刑法定主义的争论益发尖锐，就如同以前的新派与旧派之间的对立一样。具体而言，我与东京都立大学的前田雅英教授就进行了广泛的辩论。我从赴日留学的研究人员处了解到，中国似乎也存在这种对立。
以构成要件为中心的犯罪论，用“三分法”对犯罪的一般成立要件进行了系统化，即将其分为构成要件、违法性以及责任这三个部分。按照其理论，某种行为要构成犯罪，首先必须是该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实施该行为，通常有发生有害结果的危险，构成要件正是把这种性质恶劣的行为予以归类成型。例如，中国刑法典第232条就对“故意杀人的”这种行为，以法条的形式作了明文规定，违法且有责之行为一旦符合构成要件，原则上就应该认定为犯罪。因此，在诉讼程序上，检察官只要对是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这一点作出立证，原则上即已足够。然而，具有第20条的正当防卫与第21条的紧急避险的事由时，则例外地认定其得以阻却违法性，不构成犯罪。还有，对于未满14周岁或有精神障碍的无责任能力人，即便能够认定其存在故意，也作为例外情况，认定其得以阻却责任，不构成犯罪。这种肯定犯罪成立要件的观点就是所谓“三分说”体系。
形式性犯罪论认为，对于判定是否构成犯罪，确定构成要件至关重要。正如前述，构成要件把存在形式多种多样的具有有害性、违法性、有责性的行为予以类型化，并以刑法条文的形式确定了下来。法律条文的内容可以通过解释而加以明确，形式性犯罪论的作法就是避开该行为是否有害而应予以处罚这一点，而首先从构成要件的用语本身去推导其内容。当然，用语本身的含义也并不一定是单一的。例如，对“脑死亡是否意味着人的死亡”这一点，在日本就见解不一。我认为，即便“脑死体”作为人的生命体还存在保存的价值，但也不能因此就认定“脑死体”不是“死体”。总之，对此应该按照社会一般观念或社会常识去判断。
形式性犯罪论还认为，由于刑法在规定构成要件之时，是使用社会一般人的语言而使之条文化的，因此，即便是对于条文的解释，也只能以当时的社会一般观念或社会常识为标准。这也就要求刑事审判人员应该加强自身修养，经常了解、并力图发现何为行为当时以及现在的社会常识、社会一般观念。以上述内容作为本文的基础，下面进入探讨的问题。

二、问题之所在

1．区别正犯与共犯的意义
上面谈到了我本人的犯罪论观点，它要求必须是以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为基轴去认定犯罪。无论行为如何有害且性质恶劣，只要其事实不符合构成要件，就不能作为刑法意义上的对象来认定。换言之，只要没有出现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或行为，就不会产生犯罪的问题。在日本，把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称为“实行行为”，把亲自实施实行行为者称为“正犯”。“正犯”这一用语由德国的“行为者性”演变而来，“正犯”是与教唆犯、从犯，也就是与共犯相对应的概念，它被作为刑法条文用语而用在日本刑法典的第60条、第61条、第62条中。
我个人认为，这一点与中国刑法典中的“共同犯罪”有很大不同。在我看来，中国刑法典中的“共同犯罪”主要分为主犯与从犯，只要能确定某种犯罪是在二人以上参与之下所实施，就可认定为是共同犯罪。并且，按照行为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参与者又分为主犯与从犯。主犯对全部犯罪行为承担罪责；而对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从犯，则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所成立之罪的法定刑。
使本无犯意者产生犯意并实施犯罪的，也构成共同犯罪；按照其所起作用，分别作为主犯或者从犯来处罚。中国刑法典第29条第2款规定了独立教唆罪，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中国刑法典在规定对共同犯罪的处罚时，按照行为人在其所参与的共同犯罪中所起的实质性作用，而分别作为主犯或者从犯来处罚，因此，中国刑法中的主犯与从犯可能分别相当于日本刑法中的正犯与从犯。但中国刑法按照“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分为主犯与从犯，并且还规定了独立教唆罪，因此，尽管与日本刑法中的“教唆”名称相同，但其实质内容却是大相径庭。
日本刑法典在第60条规定了相当于中国刑法中的主犯的共同正犯，即“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都是正犯。”，即只要不是“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就不能成立正犯。这是基于“犯罪只是在自己实施构成要件该当行为即实行行为时下才成立”这一观点而形成的。因此，由是否在共同犯罪中起重要作用这一实质性要素所引导出的中国刑法中的“主犯”，在犯罪成立方面并不重要，这是因为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能否认定其共同实施了实行行为。如此，只要不存在正犯即实行行为，就不成立犯罪。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正犯”在日本刑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实行行为比其他任何要件都要重要得多”，甚至认为日本刑法是以此为前提而构建，亦不为过。
上面这种观点也贯穿于教唆犯和从犯。刑法第61条把教唆犯规定为“教唆他人并使之实行犯罪的”，因此，没有“实行行为”则教唆犯不成立；第62条把从犯规定为“帮助正犯者”，因此，从犯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这些立法都是以罪刑法定主义的构成要件观念为基础，对此，毋庸赘述。
今天所要探讨的正犯与共犯的区别问题也与此相关。正如前述，我拜读了中国刑法典中有关“共同犯罪”的规定，但从中未找到正犯与共犯的观念，因而只能认为主犯、从犯的区别就在于各自在共同犯罪所起的作用的不同。换言之，区别主犯、从犯及教唆犯，并不是以是否共同实施了实行行为为标准，而是根据其对于完成共同犯罪所起的实质性作用。这与其说是犯罪成立上的区别，倒不如说仅仅是处罚上的区别而已，想必作如此认识也未尝不可。
日本刑法把共犯分为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从犯），这是从犯罪的成立这一角度出发所作的规定。共同正犯与教唆犯、帮助犯的区别，以及教唆犯与间接正犯的区别，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时至今日，激烈的争论也未停止。究其原因，无外乎是以罪刑法定主义的观点为基础而产生，也就是，只要首先存在实施了实行行为的正犯，才会构成犯罪，对行为人予以处罚也是以实行行为的存在为前提，因此，只有对该实行行为施加了影响才会构成犯罪。
2．学说的展开
下面就迄今为止日本学者如何区别正犯与共犯这一点，扼要地作些介绍。
以前，主观说占据主导地位。主观说认为，以意欲完成自己的犯罪而实施行为的为正犯，以意欲加担他人的犯罪而实施行为的为共犯。其后相继出现了其他学说。客观说认为，对结果施以原因者为正犯，对结果仅仅施以条件者为共犯。限制性正犯概念说认为，以自己之手实施实行行为者为正犯，其他即便是把他人作为工具而利用的，也只是共犯。与限制性正犯概念说相对应，扩张性正犯概念说主张，凡对构成要件的实现施以条件者，均为正犯。行为支配说也很有影响，该学说认为，由于正犯的本质就在于按照自己的意思完成犯罪，因此，利用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而完成了犯罪的，亦为正犯。
3．形式说
形式性犯罪论以构成要件为基轴来构建自己的犯罪论体系，这一点通过上面的讨论已很清楚。按照形式性犯罪论的观点，认为“自己实施符合构成要件行为的，为正犯。”的形式说要更为妥当。所谓自己实施，也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实施，因此，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用自己的手去实施，因此，凡用自己的手去实施者为直接正犯，凡把他人作为工具加以利用而实施者，则为间接正犯。
与此相反，共犯则是自己不亲手实施构成要件该当行为，而是通过教唆正犯、帮助正犯来参与，也就是，通过正犯的实行行为而参与完成犯罪。从此意义上说，要构成作为共犯的教唆犯、帮助犯，就必须存在自己实施实行行为者，即必须有正犯存在。从共犯以正犯的实行行为为前提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说共犯从属于正犯。这一点与中国刑法典第29条第2款规定的独立教唆罪，也就是与处罚教唆的未遂的规定是不一致的。
中国刑法典第27条第1款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第2款还规定了刑罚的必要性减轻，这与日本对帮助犯的处理是相同的。对此，当然可以想见中国刑法中的从犯也是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基于此，我认为中国刑法也有不处罚从犯的未遂这一立法价值取向，各位以为如何呢？如确实如此，把教唆犯从正犯之中独立出来进行处罚，而把从犯隶属于正犯进行处罚的作法，难免不让人感到有欠连贯性。
三、共犯的处罚根据

1．学说的展开
想必已经清楚，中国刑法典中的“共同犯罪”就相当于日本刑法典总则第11章的“共犯”。在以“二人以上参与，其中至少一人实施实行行为而实现了犯罪”作为要件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中国刑法典第29条第2款规定处罚教唆的未遂即规定了独立教唆罪。在日本，为了解释现行法律，共犯独立说也曾影响甚广，该学说就主张对于教唆、帮助等共犯的处罚，应当独立于正犯。
就为何有必要处罚共犯即共犯的处罚根据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当前以“惹起说”影响最广。“惹起说”认为，根据就在于共犯对他人的行为实施了加担行为，进而惹起了法益受侵害这一结果的发生。由于刑法是以防止法益受侵害为目的，因此，把共犯所实施的对他人的法益侵害行为的加担行为本身作为处罚的根据，也就理所当然了。
2．共犯的处罚根据
问题就在于，某些行为对于结果的发生仅仅是施加了原因，对此行为进行处罚是否妥当。例如，教唆杀人的行为，尽管可以成为杀害他人的原因，但仅有教唆行为，还不太可能出现让他人现实死亡的危险。对此，倒不如说应该以让对方实施了刑法所预先规定的杀人的实行行为为必要。也就是，从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出发，只要没有现实地实施构成要件该当行为，就不得处罚幕后人。
我认为，通过正犯的实行行为而产生了法益受侵害的结果，这才是共犯的处罚根据。

四、共犯的本质及其从属性

1．是犯罪的共同还是行为的共同？
在共犯或者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应以何种共同内容为必要这一问题，其结论是不言自明的。日本刑法界曾一度认为应该以共同实现了诸如杀人或盗窃等特定的犯罪为必要，这就是所谓的“犯罪共同说”。但考虑到犯罪的本质部分是实行行为，相较共同实现特定的犯罪，我认为实行行为更为重要。例如一方是杀人罪，另一方是伤害罪，尽管分别是以实现不同的犯罪为目的，但二者的实行行为都是以对他人的身体施以危害行为为内容，二者在这一点上存在重合部分。我认为，在此重合限度之内把二者作为共同正犯处理也未尝不可。我称其为“部分性犯罪共同说”。这也适合于中国刑法典第25条所规定的“共同犯罪”。例如，在主犯以伤害为目的，结果却成立杀人罪的情况下，我认为，就主犯而言，应以伤害罪为限而作为共同犯罪来处罚。
2．共犯独立性说与共犯从属性说
在共同实施不同犯罪的实行行为的情况下，就每个犯罪而言，分别构成共同正犯或者共同犯罪。例如，教唆实施中国刑法典第264条规定的盗窃行为，但被教唆者却实施了第263条规定的抢劫行为，那么，作为共同犯罪成立抢劫罪，而教唆行为则构成盗窃罪的教唆犯。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盗窃罪与抢劫罪是不同的犯罪，但在把他人的财物不法占为己有这一点上，二者的实行行为存在重合。教唆犯因重合行为，也就是从属于盗窃的实行行为而成立。在此情况下，共犯并不从属于正犯的罪名，而是从属于实行行为，这称为共犯的实行从属性。
只要没有现实地实施违反刑法所预先规定的禁止•命令的行为，就不应出现刑法处罚的问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只要没有现实地实施实行行为，就不得对教唆行为与帮助行为本身进行处罚。总之，共犯独立性说并不妥当。

五、共同正犯与教唆犯•帮助犯

1．共同正犯是否是共犯
日本刑法典第6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都是正犯”。由于正犯是自己实施实行行为者，所以，共同正犯当然也是正犯。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实行行为的，则都已经是正犯，那么，第60条并不一定再有必要去作所谓“都是正犯”的规定。也就是说，第60条很清楚地包含有这样一个立法趣旨，即尽管本来不能称之为正犯，但仍与“正犯”作相同的处理。因此，在甲乙二人均抱有杀害丙的目的，且各带凶器并摆开了架势的情况下，即便丙只是因甲的一击行为而死亡，二者也都应该对此负杀人罪罪责。虽然乙本来只是共犯，但如果二人以上的行为人结为一体实施行为，则使得结果的实现变得更为容易，也便产生了与正犯同等程度的危险性。在此意义上，其与利用他人的实行行为而完成犯罪的正犯即教唆犯、帮助犯有所不同。共同正犯处于正犯与共犯中间的位置，因而法律作了“都是正犯”这一规定。
2．实行共同正犯与共谋共同正犯
二人以上结为一体，相互利用相互帮助而实现犯罪的，都是共同正犯。如此，则存在即便行为人不在犯罪现场也可以构成正犯的共谋共同正犯。所谓共谋共同正犯，是指二人以上相互谋议实施犯罪，并由其中一部分人实现了谋议所决定的计划，从而认定全体共谋者成立共同正犯的情况。反对共谋共同正犯的观点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但判例很早便肯定了共谋共同正犯的存在，学界现在也基本上不再存在异议。
尽管如此，对于二人以上的行为人在现场结为一体实施行为的情况，以及虽经相互谋议却只有一部分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况，在要件上仍有必要加以区别。对此，我主张应该区分为实行共同正犯与共谋共同正犯，也有判例支持这种观点。在实行共同正犯的情况下，只要行为人对共同实施犯罪这一点有理解即已足够，并无把共谋的事实作为要件的必要；而共谋共同正犯则是基于共谋的事实而产生相互利用相互补充进而实施行为的关系，因此，“共谋的事实”便尤为重要。
对于中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当然也可以认为包含着共谋共同正犯。第26条第1款所规定的犯罪集团与主犯、第2款所规定的犯罪组织以及第3款所规定的首要分子都是日本刑法中所没有的概念。但实际上如果有了这些概念，既可以对各个共谋者的性质及其作用予以细分，更可以对量刑予以定型，因而对于解释日本刑法也是大有裨益的。但要区分犯罪成立意义上的主犯与从犯，实际上却非常困难，因而也就容易使得二者的区别随意化，这也便有违反罪刑法定主义之嫌。
3．共谋共同正犯与教唆犯•帮助犯
由于中国刑法采取的是“凡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参与犯罪，均认定为共同犯罪”这一原则，所以我感觉中国并没有对共同正犯与教唆犯•从犯的区别问题展开特别深入的研究。确实，对于从犯、教唆犯，都是按照它们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加以处罚，这也容易让人认为没有必要进行特别的研究。但第27条又规定可以减免从犯的刑罚，因此，界定作为其要件的“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含义就尤显重要；再者，主犯与从犯的区别既然在量刑上也有体现，因此就很有必要对此确定一个明确的标准。
在日本刑法中，由于教唆犯与帮助犯并不是正犯，所以，情节方面暂且不论，至少对于其行为本身是按照轻于正犯的犯罪来处罚的。与中国刑法一样，日本刑法规定对教唆犯处正犯之法定刑，因而也有观点认为区别教唆犯与正犯并无实质性意义。如上所述，按照通常的理解，教唆犯与帮助犯都是共犯，都是轻于正犯的犯罪，对它们的处罚都具有例外处罚的性质。在教唆犯的情况下，行为人使本无犯意者产生犯意，但仍然要以按照被教唆者自己的意思实施犯罪为必要；与此相对，区别共谋共同正犯与帮助犯则要困难得多。认为应该以犯罪所产生的利益为谁所有这一实质性观念去区别二者的见解，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判例的作法也近似如此。但我认为，仍然应该以是否可以认定存在相互利用、相互帮助这种关系为标准来进行判断。

六、正犯与共犯的区别

1．正犯的形态
至此，以构成要件在刑法体系中最为重要这一点作为前提，并以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为实行行为、自己亲自实施实行行为者为正犯这一点作为基轴，探讨了几个与正犯和共犯相关连的问题，作为以上内容的归纳，再次想就正犯与共犯的区别作些整理。
所谓正犯，是指亲自实施构成要件该当行为，也就是亲自实施实行行为者。在通常情况下，实行行为都是用自己的手，借助工具而实施，这称为直接正犯。毫无疑问，不借助工具而利用他人实现犯罪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这种情况是把他人作为工具来利用，从而完成犯罪。对此，在有“他人介入”这一意义上，可称之为间接正犯。
教唆犯的情况与间接正犯非常相似，在利用他人而完成犯罪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教唆犯的特征体现在使被教唆者产生犯罪意思即故意这一点上，因此，利用者是以被教唆者的犯罪意思或者故意为媒介而得以利用他人的。正因为是以被教唆者的意思为媒介，就不能完全按照行为者的意思来利用。从此意义上看，教唆行为虽然也是危险行为，但其程度并未达到实行行为所具有的可以使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性，因此，对教唆行为予以独立处罚，并无必要。
2．教唆犯与间接正犯的区别
在利用他人完成犯罪的情况下，问题点往往是如何区别教唆犯与间接正犯。间接正犯是利用被利用者，并使其按照利用者的意思去完成犯罪；而教唆犯则是使得他人产生犯意，并利用他人的犯意来完成犯罪。二者的根本性区别就在于，是否以他人的犯罪意思为媒介。因此，即便被利用者有自己本身的犯罪故意，但只要能够认定是按照利用者的意思完成了犯罪，就构成间接正犯。
3．共谋共同正犯与教唆犯、帮助犯
所谓共谋共同正犯，是指二人以上通过共谋，建立一种相互利用相互补充的关系，从而完成犯罪的情况。在共谋者中，当然包括具有主犯格的行为者。但对犯罪的成立而言，是否是二人以上结为一体而实施实行行为则尤显重要。是否是主犯，这在犯罪情节方面是重要的要素，在犯罪的成立方面则并不重要。
即便不在犯罪现场也可以成立共谋共同正犯，如何把它与不用实施实行行为就可成立的教唆犯、从犯加以区别，常常是研究中的难点。我认为，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社会一般观念，看根据社会一般观念，是否能够认定为是二人以上结为一体实施了实行行为。

七、结 语

以上走马观花似地探讨了正犯与共犯的区别问题。作为上述内容的结论，我认为，中国的“共同犯罪”的概念就相当于日本的“共犯”。对于相当于主犯的正犯，以及从犯、教唆犯，中日二国刑法均分别作了规定，从中也可以找出它们的共通之处，因而，二国间开展共同研究也完全可行。但二者之间同时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是不争的事实。
产生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中并没有实行行为即“正犯”这一概念。我个人认为，为了更能在共犯理论中体现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很有必要引入正犯的概念，不知诸位以为如何。

该文是大谷实教授于2002年6月10日至13日访问武汉大学时，在法学院所作演讲的内容，本文在发表时做了适当的删改。
日本国学校法人同志社总长、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
【作者介绍】武汉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与参考文献
在此作者对两国规定的比较认识有误，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我国理论上认为“起次要作用的”从犯，实施的是实行行为，只是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是次要的，所以，也包括在日本刑法规定“正犯”的概念之中，并不完全等同于其刑法规定实施帮助行为（非实行行为）“从犯”的概念（编者注）。

9. 日本刑法中的贿赂罪

（一）单纯受贿罪
所谓单纯受贿罪，包含受贿罪和受托受贿罪，为日本刑法197条1项所规定，即“公务员或仲裁人就其职务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处5年以下惩役。其中，接受请托的，处7年以下惩役。”犯罪主体是公务员或仲裁人。公务员包括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的职员以及依照法令从事公务的议员、委员和其他职员。所称职员，是指国家或公共团体的事务管理人员，不包括单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仲裁员是指依法行使仲裁职权的人，不包括其他在仲裁进行前后起斡旋作用的人。所谓收受，是指愿意接受并取得贿赂。贿赂为财物时，表现为对财物的占有；贿赂为利益时，表现为实际上已能享受这一利益。收受时间在行使职务以前还是以后，不影响受贿的性质。所谓要求，只要一方提出即可，提出要求的时间为既遂成立之时，即使没有答应要求，本罪亦成立。所谓约定，是指双方就收受贿赂的意思已达成一致。约定一经达成，即使后来一方提出解除约定的意思表示，亦不影响本罪成立。由于本罪是故意犯，主观上的贿赂性认识是必要条件，因而如果确信是“正当的要求而非贿赂”而加以收受，本罪不能成立。但是，如依普通人的理解肯定存在贿赂性认识的，则成立本罪。
还有必要讨论的问题是当公务员利用职务，通过恐吓、欺诈手段取得财物和贿赂之时，该如何定罪？因日本刑法中关于恐吓罪和欺诈罪的规定，易与本条混淆。从判例和一些著述来看，对于取得贿赂一方的定罪和对于提供贿赂一方的处理各有两种见解。首先，对于通过恐吓、欺诈方式取得财物的公务员，曾有判例认为这种情况下的恐吓、欺诈是违背对方意愿的行为，应当以恐吓罪或欺诈罪论处，但理论界有不同看法，多认为这是受贿罪与恐吓罪或欺诈罪观念上的竞合，也就是我国许多学者所理解的异种罪的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断。对于提供“贿赂”的一方，大冢仁等学者认为，由于恐吓欺诈与强盗（抢劫）罪不同，交出财物等利益的一方仍是基于本人意愿交出财物，仍可构成行贿。但多数认为恐吓的“被害者”不具有作为行贿罪处罚的必要性。
197条后段是受托受贿罪的规定，即在接受请托实施单纯受贿罪的场合，加重其刑。所谓请托，是指提出就其职务实施一定行为的请求，这里的“实施一定行为”，可以有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即使是关于实施正当职务的请求，本罪亦成立。请托并不要求必须在接受贿赂之前明示，在接受贿赂行为中能明确领会所请求事项的也是请托。所谓接受请先，是对请求的事项作出承诺。
（二）事前受贿罪
事前受贿罪是日本刑法中很有特色的一个罪名。刑法197条II项的规定：“将成为公务员或仲裁人的人，就其应担任的职务接受清托，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而后又担任了公务员或仲裁人的，处5年以下惩役。”根据本规定，只有在行为人成为公务员或仲裁人的情况下才能处罚。这是日本刑法犯（或者称行政犯）中，处罚条件与犯罪构成条件不一致的一个典型。1993年，日本也曾有过议员候选人受贿，担任议员后被判处刑罚的案例。
对行为人判处刑罚的条件，日本刑法理论的通说主张犯罪构成符合性、可罚的刑事违法性、责任等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才能处以刑罚。涉及事前受贿罪其违法性和责任问题在学理上有以下认识：学理解释认为，是否成为公务员或仲裁人，不是行为人直接左右得了的事，因而该事实与行为人的违法性评价无关，但是，行为后的外部情况的变化必将导致法益侵害性和危险性程度的变化，行为人成为公务员或仲裁人的场合，其行为妨碍公众对公共职务信赖这一危害程度加重，使行为具备了可罚的违法性。同样道理，与事前受贿罪相对应的行贿罪，也是以受贿一方就任公务员或仲裁人为必要条件。因为如果受贿者没有就任为公务员或仲裁人，行贿行为同样没达到妨碍国民对公正性信赖的危害程度，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关于责任问题，日本的通说认为，预见可能性是构成责任的前提，因此，如果行为人对于他以后将成为公务员或仲裁员，因而其行为将妨碍公众对公共职务信赖的可能性不能预见，则责任不能成立，不能以本罪定罪处刑。
（三）第三者供贿罪
第三者供贿罪为刑法197条之2所规定，即“公务员或仲裁人就其职务接受请托，让人将贿赂交付第三者，或者要求或约定如此交付的，处5年以下惩役。”本罪的主体依然是公务员或仲裁人，但他们不是自己获取贿赂，而是让第三者收受贿赂，为了防止这种行为逃避制裁，1947年修改刑法时特作此规定。这里的“接受请托”，意指本罪须以就其职务对某种请求给予承诺为必要要件。让人交付第三者的利益，必须存在与公务员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性。所谓第三者，是指该公务员或仲裁人以外的人，也包括本罪的教唆犯或帮助犯。
关于本罪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一是第三者是否认识贿赂性质的问题，这里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指如果第三者对该利益的贿赂的性质没有认识，本罪照样成立，但第三者不构成贿赂罪。第二种情况是指，如果第三者对该利益属于贿赂的性质明知，则可能构成本罪的教唆犯或帮助犯，以共同犯罪论处。二是关于本罪的实行行为，多数学者理解它应该是让人交付或要求、约定交付的行为。
（四）枉法受贿罪
枉法受贿罪被规定在刑法197条之3之1项规定之中，即“公务员或仲裁人犯前2条之罪，因而为不正行为或不为当为行为的，处 1年以上有期徒刑。” Ⅱ项规定：“公务员或仲裁人就其所为不正行为或不为当为行为，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或者要求或约定交付贿赂于第三者，与前项同。”本罪亦称加重受贿罪。I项为公务员或仲裁人犯单纯受贿罪、受托受贿罪、事前受贿罪及第三者供贿罪，且以作为的形式实施不正行为，或以不作为形式不履行当为义务，构成枉法状态，故处以比单纯受贿罪更重的刑罚。Ⅱ项的职务履行状态同样枉法，故处罚同前项。枉法受贿罪（加重受贿罪）的主体也包括事前受贿罪中“将成为公务员或仲裁人”的人，其实施违背职务行为的时点，以正式成为公务员或仲裁人的时候开始。
关于本罪的作为与不作为两种行为形式，在日本已有不少判例。“为不正行为”的有：1914年，大理院确认主持投标的公务员向特定投标人透露其他投标人的投标价格的行为构成本罪；1959年，东京高等法院判定，税务署一办事员指使纳税人提出减额不当的所得税申报表，并予以受理后呈报上级，构成本罪。“不为当为行为”的有：1954年，最高法院判定，一警察署长不将有犯罪嫌疑的案件向检察厅移送，构成本罪；一巡警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要求不履行扣押物证的义务，亦构成本罪。日本立法上并未赋予判例以法律上的效力，但判例对下级法院具有实际指导意义，并对后来判决具有深远影响。这些判例说明了日本司法界的相关观点。
（五）事后受贿罪
事后受贿罪是日本刑法为严密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的一个重要体现。这在197条之3之Ⅲ项中有规定，即“曾任公务员或仲裁人的人，就其任职时接受请托所为不正行为或不为当为行为而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的，处5年以下惩役。”本条是对凭借任职时的违背职务行为而在退职后受贿的情况所作的规定。
这里需研究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本罪的主体是否包括改任职务、但未失去公务员或仲裁人身份的人？二是就贿赂所作的要求、约定是否可在原担任公务员或仲裁人的时候进行？对于第一问题，刑法学家大冢仁持肯定态度，认为改任以后即不是原来的公务员和仲裁人，尽管仍有抽象的职务权限，但职务的具体内容已经变更，与条文含义相符，即成立事后受贿罪；但前田雅英等人认为在主体仍担任公务员或仲裁人，只是更改了具体职务的场合，只能构成单纯受贿罪。笔者接受后一种意见，因为既称“曾任公务员或仲裁人的人”，就意味着公务员和仲裁人的职务已成过去，现在的时点必须不再担任公务员或仲裁人，方构成本罪，许多判例也是这么解释的，而改任职务并未失去公务员或仲裁人身份的不符合事后受贿罪的主体要件。
对于第二问题，多数意见作否定的回答。因为担任公务员或仲裁人期间要求、约定，并在离任后取得贿赂的行为，在其作出要求、约定行为时，即已构成单纯受贿罪，其后取得贿赂的行为，应为构成单纯受贿罪的客观方面行为所吸收，而不属于事后受贿罪。
（六）斡旋受贿罪
这是1958年在刑法197条之4中新设的规定，即“公务员接受请托，斡旋或已经促成别的公务员为不正行为或不为当为行为，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作为报酬的，处5年以下惩役。”由于公务员除了利用自己职务收受贿赂之外，还将出现利用其地位对别的公务员施加影响的行为，这种行为同样损害公众对公务活动公正性的信赖，故增设此条。但本罪的构成要件是相当严格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必须是公务员接受请托。理论上认为，如果从可罚性的角度考察，斡旋受贿的主体即使不是公务员，有些人也能凭借其事实上的影响力促使他人的职权行使陷于枉法状态，但立法上仅将本罪主体限于公务员，且不包括仲裁人，可见，本罪在公众对公务活动公正性的信赖之外，还将公务员的廉洁性作为保护法益。另有学说主张，实施斡旋行为的时候，利用公务员的地位是本罪的必要条件，但是，尽管公务员以私人身份进行斡旋的不构成本罪，但并不要求必须积极利用公务员的地位进行斡旋，才能构成本罪。
第二，必须是斡旋或已经促成别的公务员为不正行为或不为当为行为。但是，上级官员在本职范围内，指挥有服从义务的下级官员为不正行为或不为当为行为，则不属本罪。斡旋行为的违法性是十分明显的。
第三，还须具备收受、要求、约定贿赂的行为。作为行为对象的贿赂，不是职务的对价，而是斡旋行为的对价，它包括就将来的斡旋行为而约定、要求、收受的贿赂。
（七）行贿罪
刑法198条规定了行贿罪，即“交付、要求接受或约定197条至197条之4所规定的贿赂的，处3年以下惩役或25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这是对单纯受贿罪、受托受贿罪、事前受贿罪、第三者供贿罪、枉法受贿罪、事后受贿罪、斡旋受贿罪的另一方行为的处罚规定。它与受贿罪不同的是，受贿罪的主体是纯正身份犯，而本罪的主体不受任何限制，不是身份犯。行贿的方式各种各样，但交付、要求接受或约定的行为必须针对公务员、仲裁人的职务进行。事前受贿、第三者供贿、枉法受贿、事后受贿、斡旋受贿等罪所对应的行贿罪，还必须有请托这一必要条件。
贿赂的交付是指使对方实际收受贿赂的行为，如果对方不予收受，则属要求接受。交付与收受是必要的共同犯罪，属对向犯。所谓要求接受，是指提出对方接受本人提供利益请求的意向表明行为，其成立犯罪的条件则与对方收受的意向无关，可以一厢情愿。根据判例，向公务员的配偶作此意向表明行为的，也构成本罪。所谓约定，是指就贿赂的交付与受贿人达成合意。其与受贿也是必要的共同犯罪。
对于被胁迫向公务员交付贿赂的行为是否构成行贿罪？1964年日本最高法院的判例认为，由于行为人此时仍属根据自己自由意志而决定行为，因而仍然具备可罚性。但通说认为，就公务员来说，是把职务行为作为利益的对价，在胁迫基础上取得贿赂，既侵害国家法益，又侵害了国民的私人法益，系敲诈勒索罪与受贿罪的观念的竞合，实质上为一罪；就交付贿赂的人来说，同时也是勒索行为的“被害人”，一则造成国民对公务信赖损害的原因力较小，二则责任非难程度较低，因而缺乏作为行贿罪处罚的必要性。

10. 日本刑法典的目录

第一编总则
第一章通则
第二章刑罚
第三章期间计算
第四章缓刑
第五章假释
第六章刑罚的时效和刑罚的消灭
第七章犯罪的不成立和刑罚的减免
第八章未遂罪
第九章并合罪
第十章累犯
第十一章共犯
第十二章酌量减轻
第十三章加重减轻的方法
第二编罪
第一章删除
第二章内乱罪
第三章外患罪
第四章有关国交的犯罪
第五章妨害执行公务罪
第六章脱逃罪
第七章藏匿犯人和隐灭证据罪
第八章骚乱罪
第九章放火和失火罪
第十章有关决水和水利的犯罪
第十一章妨害交通罪
第十二章侵犯居住罪
第十三章侵犯秘密罪
第十四章鸦片烟罪
第十五章有关饮用水的犯罪
第十六章伪造货币罪
第十七章伪造文书罪
第十八章伪造有价证券罪
第十八章之二有关支付用磁卡电磁记录的犯罪
第十九章伪造印章罪
第二十章伪证罪
第二十一章诬告罪
第二十二章猥亵、奸淫和重婚罪
第二十三章赌博和彩票罪
第二十四章有关礼拜场所和坟墓的犯罪
第二十五章渎职罪
第二十六章杀人罪
第二十七章伤害罪
第二十八章过失伤害罪
第二十九章堕胎罪
第三十章遗弃罪
第三十一章逮捕和监禁罪
第三十二章胁迫罪
第三十三章略取和诱拐罪
第三十四章对名誉的犯罪
第三十五章对信用和业务的犯罪
第三十六章盗窃和强盗罪
第三十七章诈骗和恐吓罪
第三十八章侵占罪
第三十九章赃物罪
第四十章毁弃和隐匿罪
附录：日本改正刑法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