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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犯罪阶层

发布时间: 2022-01-13 09:41:10

1. 犯罪三阶层说

三阶层说:

随着近年深入的研究最终采取了德国日本刑法的观点,采用犯罪构成三阶层学说:即犯罪构成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违法性是阐述客观要件以及排除客观上犯罪构成事由的,有责性是阐述主观要件以及排除主观方面犯罪构成事由的。并在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全面采用。

在07年的《刑法学》第三版里,犯罪构成该当性大部分划入违法性,也就是客观要件,小部分划入了有责性(主观要件)。所以,到09年为止,张明楷的观点一直是:犯罪构成是两要件:违法性和有责性。(即主客观要件)

(1)刑法犯罪阶层扩展阅读:

犯罪构成作为认定具体犯罪的标准和规格,无论对司法实践还是刑法理论,都具有重大意义。

1、犯罪构成是定罪量刑的法律标准

作为法律概念,犯罪构成就是确定某种行为是否犯罪的规格和标准,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负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首先,它是具体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行为只有具备了犯罪构成,才能构成犯罪。

其次,犯罪构成也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法律标准。各种不同犯罪的独特的特点,反映在每一个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中。因此,认真研究每一罪的具体构成要件,是准确定性、区分此罪与彼罪的关键。

2、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负刑事责任的根据

一个人之所以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刑事责任,其基本的依据就是行为人的行为具备犯罪构成。行为是否具备犯罪构成,决定了刑事责任的有无;具备什么样的犯罪构成,决定了刑事责任的程度。

因此,是否追究某人的刑事责任,首先要查明某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行为只有符合了犯罪构成,才能认定为犯罪,进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3、犯罪构成所我国刑法理论的基础和核心

犯罪构成理论在刑法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我国刑法理论的基础和核心,贯穿在整个刑法学体系中。刑法中的许多理论问题,都与犯罪构成的基本理论息息相关。研究刑法理论,其关键就是掌握犯罪构成的理论。

2. 刑事犯罪的四个阶段

1.犯罪意向的形成阶段;2.犯罪的预备阶段;3.犯罪行为实施阶段;4.犯罪后的应变阶段。

3. 我国刑法理论体系中两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包含那些内容

我国刑法理论体系中两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包含以下内容:

客观违法,主观有责。

客观违法要件:行为主体、危害行为、行为对象、危害结果、因果关系。

客观阻却事由: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被害人承诺。

1、犯罪构成要件,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

2、犯罪主体是,指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

3、犯罪主观方面,指犯罪主体对自己行为及其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

4、 犯罪客观方面,指刑法所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侵害的客观外在事实特征。是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要件。

5、犯罪客体,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

(3)刑法犯罪阶层扩展阅读:

我国刑法理论体系中违法阻却事由与犯罪构成体系

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一方面认为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就成立犯罪,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唯一依据。

另一方面又在犯罪构成之外甚至在罪数之后研究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同时认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是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实质上是没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但是,传统的犯罪构成体系有自相矛盾之嫌: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唯一依据,但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也不一定构成犯罪;犯罪构成是说明社会危害性的,但符合犯罪构成也可能没有社会危害性。

从现实上看,传统的犯罪论体系是在肯定了行为符合了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之后,考虑排除犯罪的事由,因而不能尽早地排除犯罪的成立。

这有损犯罪构成的保障机能,既不利于限制司法权力,也不利于保障行为人的自由。例如,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正当防卫的行为人几乎100%先拘留、逮捕。这种做法或许与四要件体系有关。

形式上坚持四要件体系,但对四要件内容做出新解释的黎宏教授指出:“在我国,犯罪构成是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的统一,行为符合犯罪构成。

就意味着该行为不仅在形式上符合某具体犯罪的轮廓或者框架,而且在实质上也具有成立该犯罪所必要的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

“我国的犯罪构成是成立犯罪的积极要件与消极要件的统一。”

“从理论上讲,在说行为符合具体犯罪的犯罪构成的时候,实际上也意味着该行为不可能是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排除犯罪的事由。

换言之,在得出这种结论之前,已经进行了该行为不是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行为的判断,否则就不可能做出这样的结论来。”

在黎宏教授看来,四要件是犯罪构成的积极要件;不属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则是犯罪构成的消极要件。

既然如此,就应当在犯罪构成中研究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而不能在犯罪构成之外研究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

但正如黎宏教授所言:“现实情况是,各种刑法教科书都是在讲述了犯罪构成理论之后,再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作为排除犯罪性事由加以说明和论述的。

这种编排体系,容易让人形成这样的印象:即正当防卫等在形式上似乎符合某种犯罪构成,但因其在实质上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对国家和人民有益。

所以,在形式上说明其符合犯罪构成之后,又从实质上对其加以否定。

但是,这样理解是错误的。实际上,我国刑法学的通说明确指出:‘我国刑法中的排除犯罪性事由并不符合或者具备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只是在客观方面与某些犯罪相类似’。”

本文的看法是,即便将犯罪客体与犯罪客观方面作为表明违法的构成要件来把握,也不应当在犯罪构成之外处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

这是因为,既然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只是在客观方面与某些犯罪类似,因而需要说明其不构成犯罪或者不符合犯罪客观要件。

那么,就应当在客观要件中(或之后)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作为消极的构成要件论述,而不应在犯罪构成之后、更不应在罪数之后论述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

所以,在此问题上,究竟是读者的理解错误,还是编者的编排错误,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

至少,黎宏教授主张的四要件体系给人的感觉是“客观违法(含客体与客观要件)——责任(含主体与主观要件)——无客观违法(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

但这种体系分割了违法性的判断,并不理想。况且,传统的教科书关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形式上(似乎)符合犯罪构成的说法,相当普遍。

坚持四要件体系,并对四要件内容进行了部分修正的冯亚东教授认为;“将所有问题(即正当化事由问题——引者注)直接并入犯罪成立体系,对司法运用来说并非一种最优安排。

构造科学、简明、清楚、实用的刑法解说体系,应该是在犯罪论的大框架下严格区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只需阐明成立犯罪的基本条件的‘犯罪成立体系’(犯罪构成)问题。

二是在此基础上的‘与犯罪成立相关的特殊形态’问题;‘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应该作为一种特殊形态在犯罪成立体系之外,另行以专章形式设定不同的主客观标准专门讨论。”

然而,这一观点值得推敲:其一,成立犯罪的标准与否定犯罪的标准相同(正反面),恐怕不能在犯罪成立体系之外对排除犯罪性的行为设立不同的主客观标准。

按照法益侵害说的观点,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之所以阻却违法,是法益衡量的结果。

行为人实施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造成他人损失时,虽然侵害了他人法益,却保护了更为优越或者同等法益。

一旦对成立犯罪与否定犯罪采用不同的标准,认定犯罪就没有标准了;

而且,因为标准不同,会出现一个行为按照犯罪成立标准构成犯罪、按照排除犯罪的标准不成立犯罪的局面。其二,不能因为违法阻却事由较多,就在犯罪构成之外设专章研究。

即使设专章研究,也应当在违法构成要件之后设专章研究,而不能在责任构成要件之后,设专章研究违法阻却事由。

其三,一个案件一般不可能有多种违法阻却事由,所以,讨论了表明违法性的要件之后,讨论阻却违法事由,并没有为司法添加任何负担。

相反,如前所述,在考察了行为是否符合作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后,接着考察行为是否具备违法阻却事由。

如果具备则不再进行有责性的判断的做法,不仅节约了司法资源,而且不致产生理论上的矛盾与司法上的错案。

既然如此,对司法运用来说,一种最优安排就是:在讨论了违法构成要件后,就必须讨论违法阻却事由。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违法阻却事由与犯罪构成体系

4. 犯罪的阶级本质在于什么

犯罪的本质属性:犯罪的阶级性

对犯罪本质的揭示并将其确认为阶级性,被视为社会主义刑法区别于其他形态社会刑法的根本所在,正是这一点,赋予了社会主义刑法犯罪观的独立品性。所以,对之进行论证并加以强调,构成了刑法理论界一项首要任务。犯罪阶级性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马克思关于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这一命题,而将其上升为犯罪的本质属性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及特殊要求是分不开的,这从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恩格斯关于“犯罪是蔑视社会秩序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这一命题的长久忽视得以说明。强调犯罪的阶级性,并不是为了说明犯罪的历史性(犯罪是阶级社会的特有现象),也不是为了寻求犯罪的根源(犯罪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是为了对历史更替时期的大量行为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提供合法性依据。而这是对这一点缺乏认识,使得以前的论者提出了“消灭犯罪”这一近于梦呓般的目标。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国刑法史上对作为犯罪论的基本命题犯罪的阶级性也曾提出了质疑。其一,普通刑事犯罪(自然犯)有无阶级性的问题,其二,两类矛盾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阶级性坚持论者对自己的观点略作修正,提出犯罪是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表面上看,似乎是对阶级性否定论者的一种妥协,实际上是对社会性的提升,将其一并纳入到阶级性的诠释体系,故并没有真正对阶级性观点构成威胁。对于第二个问题。该问题的提出源于1957年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在该文甫一发表后,刑法学界一些论者即将之引入了刑法学领域,将犯罪纳入到两类矛盾的分析框架中,对犯罪究属敌我矛盾还是人民矛盾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就当时而言,该问题其本身对于刑法的发展演变并无多大意义,其价值在于为二十年后对刑法的反思准备了一个话题。文革之后,不少的论者提出将两类矛盾问题逐出刑法学的研究视野,尽管该观点并未取得过优势地位8,但其将刑法中的两类矛盾问题宣布为伪问题,呼吁政治与法律分治,还法律一个自在的空间,对于我国刑法科学在思想观念上的解冻,及刑法科学摆脱意识形态的箝制而独立发展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5. 刑法的犯罪构成是三阶层好还是四要素好

刑事法律中的犯罪,必须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构成,这些条件就是所谓的要件。过去刑法理论和法律条文都是持四要件说,即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主体即行为的实施者,就是谁干的,分一般主体,特殊主体等。客体即行为侵犯的对象,例如强奸罪的客体只能是女性。主观方面指行为主体主观上的动机。客观方面是指具体的行为和造成的结果,有行为犯(只要实施了某种行为就构成,如持有毒品)和结果犯(产生了一定的后果才构成,例如交通肇事)之分。其中主观方面即犯罪的动机,是区分主观恶性大小以及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此罪和彼罪的重要依据。例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过失杀人,意外事件,都可以造成致人死亡的结果,但罪名和处罚是大不相同的。很显然,主体、客体;主观、客观的四要件说是符合辩证法的,或者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物。
因为三要件理论还比较新,所了解的人不是很多。所谓三要件,大约是“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也有说是“犯罪主体、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二者结合起来,就是主体的符合性,行为的违法性,结果的有责性。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四要件和三要件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很大,四要件理论认为构成犯罪的行为,按三要件理论则可能认为无罪。如果仔细看一下,就不难发现,三要件中没有主观方面,强调的是结果而不是动机。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白糖杀人案:某人(主体)错把白糖当成毒药下在(客观方面)别人(客体)饮水中企图谋杀(主观方面),结果没有得逞(客观方面)。按照四要件论,这是故意杀人未遂。而根据三要件说,则不构成犯罪。因为没有犯罪的结果。
四要件是一切行为的构成要素。而三要件中第二项却是犯罪行为,或是行为的违法性。既然是行为,那么必然就包括有主体、客体、主观、客观四个要素。所以要分析三要件的第二项,必然要绕回到四要件上来,这不是很滑稽的事吗?

6. 刑法三阶层是什么意思

刑法三阶层即犯罪构成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

随着近年深入的研究最终采取了德国日本刑法的观点,采用犯罪构成三阶层学说:即犯罪构成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违法性是阐述客观要件以及排除客观上犯罪构成事由的,有责性是阐述主观要件以及排除主观方面犯罪构成事由的。并在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全面采用。

详细解读

(1)犯罪构成该当性。

犯罪构成该当性也称构成要件符合性,是指构成要件的实现,即所发生的事实与刑法条文规定的内容要相一致。具体来说该当性中包括了行为主体、危害行为、犯罪对象、危害结果、因果关系几个要素。

(2)违法性。

违法性要求犯罪行为不仅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而且实质上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行为,即必须是违法的行为。违法性的判断标准在于是否有违法阻却事由。违法阻却事由是排除具有该当性的行为的违法性的事由。违法性阻却事由一般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法令行为、被害人承诺等。

(3)有责性。

有责性指能够就满足该当性和违法性条件的行为对行为人进行非难和谴责。是否具有有责性应该从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犯罪故意或者过失等方面考察。此外,有责性还有两种阻却事由,一是违法性认识,二是缺乏期待可能性。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犯罪构成要件

7. 刑事犯罪的种类有哪些,主要包括什么

刑事处罚是指违反刑法,应当受到的刑法制裁,简称刑罚。版根据我国《权刑法》的规定,刑事处罚包括主刑和附加刑两部分。主刑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此外还有适用于犯罪的外国人的驱逐出境。

8. 在刑法中,怎么用三阶层理论分析犯罪构成(论述题)

I.构成要件符合性

  1. 客观构成要件a.行为:社会行为论b.结果c.因果关系:条件回说d.客观归答责

2.主观构成要件a.故意b.特别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盗窃罪中的不法所有目的等以及其他特殊的主观不法要素)

II.违法性在存在违法阻却事由的时候阻却违法III.责任(规范责任论)

1.责任能力2.作为责任形式的故意3.特殊的责任要素4.违法性认识可能性5.欠缺责任阻却事由

9. 求犯罪构成三阶层理论的例子

张明楷先生说的:
15周岁的A女被“正式”录用为国有银行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其工作职责之一,是每天下午5点左右,以步行方式将30万左右的人民币从某储蓄所送到某银行分理处。某日在送款时,A遇到了4位同乡(均达到刑事法定年龄)。A提议, 4位同乡假装痛打A一顿,将30万人民币“抢走”,然后5人分赃。4位同乡接受提议,事后,A向单位谎称30万元被抢。我国现行的犯罪论体系与共犯理论,将责任年龄与责任能力作为构成要件和共同犯罪成立条件,A因为没有达到责任年龄,不可能与4位同乡构成共犯。于是对4位同乡的定罪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如果采用德国、日本那样的犯罪论体系,将自然人本身及其身份作为构成要件要素,使构成要件成为违法类型,将责任年龄、责任能力作为责任要素,那么,就可以肯定A与4位同乡的行为构成贪污罪的共犯(A为实行犯),只不过由于A没有达到责任年龄而不承担责任,但其他4位同乡依然成立贪污罪的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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