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後評估規章體檢
『壹』 法律: 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是否包括備案
是的。
備案是制定行政法規的必經程序。
法律是全國大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人大不接受備案，備案最高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以法律不需要備案，而行政法規是國務院制定的，三十日內要國務院辦公廳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
1、具體制度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進發展、保障善治。
一是完善立法項目徵集和論證制度。規定國務院法制機構應當向社會公開徵集行政法規制定項目建議，國務院部門，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可以向社會公開徵集規章制定項目建議，並應當對立項申請和公開徵集的項目建議進行評估論證。
二是確立公開徵求意見制度。規定起草時應當將行政法規或者規章的草案及其說明等向社會公布徵求意見；審查時可以將送審稿或者修改稿及其說明等向社會公布徵求意見；向社會公布徵求意見的期限一般不少於30日。
三是規定委託第三方起草制度。起草專業性較強的行政法規、規章，可以吸收相關領域的專家參與起草工作，或者委託有關專家、教學科研單位、社會組織起草。
四是確立重大利益調整論證咨詢制度。起草或者審查行政法規、規章，涉及社會公眾普遍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和經濟社會發展遇到的突出矛盾，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對社會公眾有重要影響等重大利益調整事項的，應當進行論證咨詢。
五是建立立法後評估制度。起草部門、法制機構可以組織對行政法規、規章或者其中的有關規定進行立法後評估，並把評估結果作為修改、廢止有關行政法規或者規章的重要參考。
六是重申立法法的有關規定，防止違反上位法。規定沒有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依據，部門規章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范，不得增加本部門的權力或者減少本部門的法定職責。
沒有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依據，地方政府規章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范。
2、程序完善
為更好地適應全面深化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充分發揮行政法規、規章解釋和廢止的重要作用，在總結近年來解釋和廢止行政法規、規章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一方面明確了行政法規解釋的具體情形。
另一方面規定行政法規、規章的廢止程序，適用條例的有關規定；行政法規、規章廢止後，應當及時公布。
3、具體要求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必須把黨的領導貫徹落實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
一是明確要求制定行政法規、規章，應當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
二是規定製定政治方面法律的配套行政法規，應當按照有關規定及時報告黨中央；制定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方面重大體制和重大政策調整的重要行政法規，應當將行政法規草案或者行政法規草案涉及的重大問題按照有關規定及時報告黨中央。
制定政治方面法律的配套規章，應當按照有關規定及時報告黨中央或者同級黨委（黨組）；制定重大經濟社會方面的規章，應當按照有關規定及時報告同級黨委（黨組）。
三是規定國務院年度立法工作計劃應當報黨中央、國務院批准後向社會公布。
『貳』 現在簽訂工作協議前要求體檢，肝炎會被拒簽嗎不是有不準歧視肝炎的法規嗎
從法律和原則上講，他們這樣做是不合法的。
國家已經立法用工單位不得歧視HBV病毒攜帶者，
給你看下這個吧：
省衛生廳：「乙肝」成錄取標准違規
針對目前一些用人單位要求醫院體檢中心對求職人員進行乙肝檢查的現象，省衛生廳衛生監督處一名工作人員表示，體檢內容並不重要，關鍵是用人單位是否將乙肝檢查結果作為錄取依據。
這名工作人員表示，醫院應用人單位的要求，對單位員工進行體檢，其中包括乙肝指標體檢，這不違背法律規定。但用人單位如果依據乙肝指標來決定是否錄用求職者，則不符合國家用人制度的相關規定。所以，用工體檢或者是公務員體檢，檢查乙肝指標並不涉及違規，但是否作為用人依據則與用人單位有關系。
省勞動保障廳：若受歧視可申請仲裁
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信訪處的工作人員介紹說，依據國家勞動保障部、衛生部出台的相關文件，明確了用人單位如果因為乙肝指標拒絕錄用或者辭退，就是屬於就業歧視的行為。
如果勞動者因為攜帶乙肝表面抗原而被解除了勞動合同，他可以依法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勞動爭議仲裁。如果勞動者對仲裁的裁決不服，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如果由於用人單位的歧視行為，對勞動者造成損害的，可以依據有關規定，要求用人單位承擔賠償責任。
摘自http://www.gb120.com/Article/gbxw/200808/1489.htm
但問題是中國不是美國，在美國比如說年齡歧視問題，如果對方問了應聘者年齡而後沒有錄取，應聘者可以起訴招聘單位年齡歧視。但大家都知道在中國完全是另一種情況，招聘單位有一千個甚至一萬個理由拒絕你，而你也無法十分有效地用法律維護自己的權益。
所以，一般情況下，大部分的帶菌者都是採取走偏門的方式吧，不如找人代檢，辦假證，買通醫生（深圳已經有專門做這生意的，不便宜）==
其實這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大問題，但是在很多公司別人並不怎麼太了解的，能混就混過去吧！
『叄』 根據立法法的規定部門規章應報哪裡
第八十四條抄 部門規章應當經部務會議襲或者委員會會議決定。
地方政府規章應當經政府常務會議或者全體會議決定。
第八十五條 部門規章由部門首長簽署命令予以公布。
地方政府規章由省長、自治區主席、市長或者自治州州長簽署命令予以公布。
第八十六條 部門規章簽署公布後，及時在國務院公報或者部門公報和中國政府法制信息網以及在全國范圍內發行的報紙上刊載。
地方政府規章簽署公布後，及時在本級人民政府公報和中國政府法制信息網以及在本行政區域范圍內發行的報紙上刊載。
在國務院公報或者部門公報和地方人民政府公報上刊登的規章文本為標准文本。
『肆』 稅收立法前評估：評估什麼與如何評估
立法前評估對於改進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保障立法實效具有重要意義。隨著我國稅收立法工作的進一步加強，非常有必要將立法前評估引入稅收立法過程之中。然而，在目前已開展的立法前評估工作中卻未見有就特定稅收法律的制定或修改進行立法前評估的實踐，相關的理論研究成果亦尚付闕如。有鑒於此，本文擬在界定稅收立法前評估概念的基礎上，對「評估什麼與如何評估」這兩個稅收立法前評估中的基本問題做些探討。
一、什麼是稅收立法前評估
對於什麼是立法前評估，理論上進行概念定義的較少，更多的是概括性的描述和說明。例如，有學者指出，立法機關在進行立法預測、確定立法規劃以及進行立法論證時對立法的一種預評估，即立法前評估。① 也有學者提出，立法影響評估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及其成員國使用的一個概念，也可用立法前評估、立法可行性研究等概念予以替代，其基本內涵和步驟是：立法機關在立法過程中，藉助成本—效益分析等手段，預先評估法律條款實施後對本地區公民、政府和社會的效用和影響，以評估結果為依據修正立法內容。② 還有學者認為「立法前評估」或「立法前質量評價」是與「立法後評估」或「立法後質量評價」相對應的立法工作，在很多法治發達的國家，或稱之為「影響評估」、「影響性評估報告」。③
而在概念界定方面，有學者認為，所謂立法前評估，是指在啟動立法程序前，對立法項目的立法必要性、可行性和法規中主要制度的科學性、可操作性以及法規實施的預期效果、社會影響等進行分析、評價，使立法機關可以據此做出更為科學合理的立法決策，力求從源頭上排除影響立法質量的不利因素。④ 另有學者則將立法前評估界定為：「立法機關或者其他機構，按照一定的程序、標准和方法，對某項立法所要達到的目標、所要具體規范的內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對社會和公眾的影響等所進行的評估。」⑤ 此外，一些地方出台的立法評估規范性文件對立法前評估也作了明確界定。例如，《陝西省地方立法評估工作規定》第2條：「立法前評估是指對立法選題就其必要性、可行性和成本效益進行調查、論證和評價的活動。」等等。
上述關於立法前評估的描述和概念界定，分別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和工作實踐闡述了對立法前評估的認知，表明當前人們在什麼是立法前評估這一問題的認識上既有「交集」，也存在分歧。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1.在立法前評估的時間上，雖然都認為立法前評估是於法案交付表決前進行的評估活動，但對於其是僅存在於立法准備階段還是也延續至正式立法階段，有不同認識，有的將立法前評估嚴格限定為立法准備階段的立法評估活動，有的則認為法案交付表決之前的立法評估活動均為立法前評估。2.在立法前評估的對象上，雖然都認為立法前評估指向的是特定的立法項目，但對於其是僅限於某項立法的選題還是也包括該項立法的法律草案，存在不同認識，有的將其限於立法項目的選題，有的認為也包括法律草案。3.在立法前評估的內容上，雖然都將立法項目的必要性、可行性、立法的成本與效益以及立法的預期影響等納入立法前評估的范疇，但在具體內容和強調的重點上有所不同。
由上可見，對於什麼是立法前評估，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還沒有形成一個較為清晰一致的概念。也正是由於概念的模糊和不一致，產生了對立法前評估理解的不一致，並由此進一步導致立法前評估實踐中具體做法極不統一。很顯然，在立法前評估的理論研究和實踐在我國剛剛興起之時，要給出一個各方面都能接受或認同的稅收立法前評估的定義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出於分析和論證的需要，本文仍試圖對稅收立法前評估的概念做一界定：即，所謂稅收立法前評估，是指稅收立法機關或者其委託的機構在稅收法案交付表決前，按照一定的標准、方法和程序，對稅收立法項目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和稅收法律草案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以及稅收立法的成本效益與影響等所進行的評估。這一關於稅收立法前評估的界定概括了稅收立法前評估的諸要素，除了強調稅收立法前評估必須遵循一定的標准、方法和程序外，還突出了評估主體的特定性、評估對象的復合性及評估內容的廣泛性等方面。
二、稅收立法前評估的內容
稅收立法前評估內容的確定對於稅收立法前評估工作的順利開展和評估目標的實現至關重要。這是因為開展稅收立法前評估工作，首先必須解決「評估什麼」的問題，而評估內容的確定是否合理又將影響具體評估指標的設計和評估指標體系的構建，進而影響評估目標的實現。在具體的稅收立法前評估工作中，評估內容的確定主要取決於評估對象的選擇和所欲實現的評估目標。具體而言，針對稅收立法項目選題的評估主要是評估其必要性和可行性，針對稅收法律草案的評估主要是評估法律在草案內容與形式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針對立法預期效果和影響的評估主要是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和影響評估。以下對這三方面的評估內容予以說明。
第一，立法項目的必要性與可行性評估。稅收立法項目的必要性與可行性評估即對制定或修改某件稅收法律的必要性與可行性進行事前評估，其所要解決的是某件稅收法律的制定或修改應否進行的問題。因此，在稅收立法過程的立項階段就應當對立法項目的必要性與可行性開展評估，並根據評估結果作出是否予以立項的立法決策。也就是說，只有具備必要性與可行性的稅收立法項目方能予以立項，並按照立法工作的整體安排開展後續立法活動（如起草法案），否則就應不予立項或暫緩立項，後續的立法活動也沒必要進行。由此可見，立法項目的必要性與可行性評估在稅收立法前評估中主要起著「淘汰」作用，將那些不具備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稅收立法項目排除在立法規劃或立法計劃之外，從源頭上控制立法成本，以達到節約立法資源的目的。
第二，法律草案的合法性與合理性評估。稅收法律草案的合法性與合理性評估即按照一定的標准對稅收法律草案的內容和形式的合法性與合理性進行事前評估，其所要解決的是稅收法律草案在內容和形式上是否合乎特定評價標準的問題。其中，合法性評估主要是評價稅收法律草案在內容和形式上是否符合《憲法》、《立法法》及其他上位法的規定，也包括就特定稅收事項立法機關是否具有相應立法許可權的評價。合理性評估包括實質合理性與形式合理性兩方面的評價。前者主要評價法律草案所確立的具體制度的公平性、科學性、可操作性，後者主要評價法律草案和相關現行法律的協調性及結構和用語上的規范性。法律草案的合法性與合理性評估在稅收立法前評估中主要起著「質檢」作用，即在形成草案後交付表決前，對其質量進行「檢測」，以確保和提高稅收立法的質量。
第三，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與影響評估。稅收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與影響評估即通過成本-效益分析和影響性分析對稅收立法的預期效果和影響進行評估，其所要解決的是某件稅收法律的制定或修改是否有效益及在各領域對不同主體將產生何種影響的問題。其中，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主要考察某件稅收法律實施後所可能產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與立法成本、法律實施成本之間的比率。而立法的影響評估則主要評價稅收立法在經濟、政治、環境、社會等不同領域的影響。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和影響評估雖然是對稅收立法的實施效果和影響進行的一種預評估，但其對於立法機關做出更為科學合理的立法決策，提高稅收立法的實效，及時發現和防控稅收立法可能產生的風險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和影響評估同樣應作為稅收立法前評估的一項重要內容。
三、稅收立法前評估的方法
立法前評估的方法既包括採集評估所需的信息和意見的方法，也包括對獲取的各種信息和意見進行辨別、分類、量化的方法，還包括結合具體評估指標對各項評估內容展開分析與評價的方法。以下主要結合具體評估指標對前述稅收立法前評估的各項內容的分析與評價做些探討。
（一）稅收立法項目的必要性與可行性評估
立法的必要性即存在立法的社會需求，因此，評估稅收立法項目的必要性，應該主要圍繞特定稅收法律的制定或修改能否滿足相應社會需求來設定具體評估指標。就稅收法律的制定而言，首先要明確制定該法能滿足哪些社會需求，然後再看相應的需求是否有必要通過立法來實現。以「房地產稅法」的制定為例，設定評估其必要性的具體指標時就至少應當考慮房地產市場調控、稅制改革、社會分配體制改革等方面的立法需求以及這些立法需求在當前有無必要通過制定「房地產稅法」來實現。對於後者，則主要應看這些立法需求的普遍性與迫切性程度如何及現有相關立法（如果有的話）滿足相應立法需求的狀況如何。就稅收法律的修改而言，其必要性主要體現在原有稅收法律實施的客觀社會情勢發生了較大變化從而影響到其適應性。因此，設定評估修改類稅收立法項目的必要性的具體指標，應當主要圍繞客觀社會情勢的變化程度及其對原有稅收法律適應性的影響程度來進行。以《個人所得稅法》的修改為例，個人收入結構與水平的變化和個人所得稅的征稅范圍、免徵額及稅率的確定聯系密切，故評估其修改必要性的具體指標則應體現這些變數的變化程度及其對《個人所得稅法》的適應性的影響程度。變化程度和影響程度愈高即表明修改的必要性愈強。
立法的可行性既是指立法活動本身的可行性，也指所立之法的可行性。因此，就稅收立法項目的可行性開展評估既要考察稅收立法活動本身的可行性，也要考察所制定或修改的稅收法律的可行性。就立法活動本身的可行性而言，其具體評價指標至少應當涵蓋：立法准備工作是否充分（如前期調研的開展情況）；是否有合適的起草機構和起草人員；後續的立法活動能否順利進行（如能否得到相關部門的支持與配合及出現重大分歧時能否協調各方意見）；法律草案在提案機關內部獲得通過的可能性；法律草案列入立法機關會議議程的可能性與進度。就所制定或修改的稅收法律的可行性而言，因立項階段往往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草案，因此對其可行性的評估主要應當圍繞相應稅收法律制定或修改後其實施在總體上所需要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和相應的機構、人員、技術條件是否具備來進行。落實到具體稅收立法項目的可行性評估，還需要考慮關鍵的配套制度能否如期建立和順利實施。例如「房地產稅法」實施的必備條件之一就是不動產權屬狀況的明晰，因此，建立全國統一的不動產登記制度的可能性及其進度就會影響「房地產稅法」制定的進度並決定著其出台後的實施情況。那麼，在「房地產稅法」的立法項目可行性評估中就應當設定涵蓋這一關鍵因素的相應指標。
（二）稅收法律草案的合法性與合理性評估
稅收法律草案的合法性評估首先要評價其合憲性，即合憲性是首要標准。其次要評價其是否符合《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如果法律草案的最終通過機關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以外的其他國家機關（如國務院、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尤其要注意評價通過機關是否有相應立法許可權（是否符合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及有無專門的立法授權）。此外，在稅收法律草案中涉及行政處罰、行政許可、行政強制等方面的規定時，還要評價相關規定是否符合《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行政強製法》的規定；當制定或修改的稅收法律位階較低時，則還要進行「不與上位法相抵觸」的評價。這些評估內容在稅收法律草案的合法性評估中都應確立相應的具體評估指標予以評估。在具體評估方法上主要是運用規范分析的方法。
稅收法律草案的合理性評估首先是實質合理性評估，而實質合理性評估主要有公平性、科學性及可操作性三項評價指標。稅收法律制度的公平性是指稅收法律制度對於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給予了公平合理的安排，例如在規定納稅義務人的納稅義務時要體現稅負公平原則的要求。稅收法律制度的科學性是指稅收法律制度的設置合乎社會關系運行的客觀規律從而有利於立法目的的實現。
稅收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是指稅收法律制度的設計能夠得到具體執行和遵守。稅收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與稅收法律的可行性在內涵上既有交叉又有區別。兩者間的區別主要在於側重點的不同。稅收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側重於稅收法律在制度設計上是否周詳、合理與協調，而稅收法律制度的可行性則側重於其實施所需的條件是否具備。
評價稅收法律草案形式合理性的指標包括協調性和規范性。協調性是指稅收法律草案對於同一事項的規定與同位階的現行有效法律的規定應當協調一致，不應相互矛盾和沖突。在稅收立法前評估中如果發現稅收法律草案與其他同位階的現行有效法律存在不協調的問題，首先要判斷是不是起草者有意以新的規定來取代現行有效法律中原有的不合理規定，否則就需要考慮對稅收法律草案進行修改以消解不協調的問題。規范性是指稅收法律草案在結構和用語上符合立法的規范性要求。其中，結構的規范性評估包括稅收法律草案在整體結構上是否符合一定的邏輯順序，是否層次清晰、前後一致及在法條結構上是否合乎邏輯、要素完整。用語的規范性評估則主要是評價稅收法律草案在立法語言的使用上是否明白、准確、嚴謹。
（三）稅收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與影響評估
稅收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所要評價的是稅收立法的有效性，即稅收立法的預期效果（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和立法活動本身的成本（立法成本）及稅收法律實施成本的比率。因此，該項評估進行的關鍵在於對稅收法律實施所可能產生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立法成本、法律實施成本的准確測算。其中，稅收法律實施所可能產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主要表現為稅收的經濟效應和社會效應。立法成本包括制定或修改某件稅收法律在人、財、物等方面的投入。法律實施成本則既包括稅收的徵收成本，也包括為保證稅收的征納而支出的行政執法成本和司法成本。由於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因素本身的多元性與復雜性，因此，在稅收立法前評估實踐中要准確地測度稅收立法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難度非常大。而稅收立法成本、徵收成本、行政執法成本及司法成本的准確計算也並非易事。故此，重視相關數據的收集、積累和建立科學的稅收效應分析模型對於稅收立法前評估的順利進行就顯得尤為重要。
稅收立法的影響評估所要評價的主要是稅收立法的風險性，即通過對稅收立法的經濟、政治、環境、社會影響的分析來預測稅收立法可能產生的各種風險，並在立法過程中採取相應措施對其進行防控。而稅收立法在經濟、政治、環境、社會等方面的影響首先是通過對不同群體（企業、消費者、政府、社會組織）的行為選擇施加影響來實現的。前者是稅收立法的間接影響，後者是稅收立法的直接影響。因此，稅收立法前評估中的影響性評估，首先要對某項稅收法律制度的確立或改變可能對不同群體行為方式的選擇帶來哪些影響進行評估，然後再就不同群體行為方式的改變對經濟、政治、環境、社會的影響開展評估。例如，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的轉變勢必影響企業、消費者、政府、社會組織的行為選擇並由此對經濟、政治、環境及社會產生諸方面的影響，此種轉變如果要通過修改《增值稅暫行條例》或制定「增值稅法」來實現，那麼在相應的立法前評估中就要對這兩方面的影響進行評估。
『伍』 從立法和司法的角度來看，房地產評估有哪些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當前房地產評估已成為現代服務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然而，不少從業者正在為房地產評估行業競爭無序、公信力減弱的現狀擔憂。從立法和司法的角度來看，房地產評估有以下問題：
1.低價不正當競爭、扣滋生商業賄賂
目前我國已有近4500家房地產評估機構，從業人員達25萬人，有3．55萬餘人已取得了房地產估價師執業資格，房地產評估機構活躍在房地產轉讓、抵押貸款、房屋拆遷補償、房地產損害賠償以及稅收、司法鑒定、公司上市、企業改制、資產重組、資產處置等各種業務之中。
目前房地產評估行業最突出的問題就是低價不正當競爭，為了招攬業務一味迎合委託人高估或者低估，從評估結果上，看誰更能迎合委託方的意思，估出委託方最期望的結果，收費上則是競相壓價。為了招攬客戶，評估機構通常給出高達40％，甚至50％-60％的回扣。
一味迎合委託方的低廉收費與高昂回扣，直接導致的惡果之一就是房地產估價報告質量的下降。房地產評估過程中的重要環節現場勘察，現在普遍得不到重視；有的現場勘察流於形式，既不調查同類物業，也沒有勘察記錄，走馬觀花拍兩張照片了事。有的評估機構甚至根本不安排估價師到現場勘察，僅憑借房地產證明復印件的內容，再從網上找些資料補充，一份估價報告就出籠了。
評估行業無序競爭的另一個惡果就是成為滋生商業賄賂的溫床。一些金融機構、法院、政府相關機構或大型企業等往往會主動選定一些評估機構作為長期的合作夥伴。評估機構為了獲得穩定的業務來源，則千方百計地「俘獲」這些大客戶的「芳心」。這種在業內被稱為「圈地」的行為，不僅損害著評估行業自身的健康發展，也讓相關機構的商業賄賂難斷其源。
2.評估師資格、機構管理不正規
我國的估價師職業資格考試主要由建設部、國土資源部和財政部三部門負責，分別進行房地產估價、土地估價和資產評估的考試，但通過後都統稱為估價師，並且沒有進一步的等級劃分。目前我國4500家房地產評估機構大多集中在各大省市的大城市，其中華東六省的評估機構就佔到了全國的1／3。按照《房地產估價機構管理辦法》，這些機構被劃分為一級、二級、三級和暫定三級等幾個級別。評定級別的依據主要包括注冊資金、評估人員數量、從業年限和業務量等指標。但對於評估人員的技術水平有關法律法規尚未明確相應要求，評估從業人員的准入門檻相對較低。
我國應盡快吸取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變機構管理為人員管理，加大對估價從業人員的行為約束，進而規范評估機構的經營行為。「可以借鑒我國香港、台灣等地的經驗，把估價師劃分成一般、高級、資深等不同等級，並且對不同等級的估價師作出不同要求和限制。」
3.評估的相關立法缺失
我國已初步建立起房地產評估制度。《城市房地產管理法》明確規定「國家實行房地產價格評估制度」、「國家實行房地產價格評估人員資格認證制度」。根據這一法定製度，又相繼出台了《房地產估價機構管理辦法》、《注冊房地產估價師管理辦法》等規章和規范性文件。但這些顯然還不能滿足市場規范的需求。不少評估機構認為，盡管《城市房地產管理法》中明確了房地產評估制度的法定地位，但關於評估的專門法律一直處於空白狀態，散落在各項規章或規范性文件的有關規定，還不能對評估規范、規程以及執業道德標准等提供系統、權威的法律依據，在執行中難免被一些機構或個人鑽了空子。
不僅如此，發展中的法律環境也給房地產評估不斷提出新問題，其中尤以《物權法》的正式實施為甚。《物權法》明確了房地產登記、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以在地上、地表或地下分別設立，住宅用地期滿自動續期等規定，使人們對不動產權利的認識發生了深刻變化。
《物權法》給房地產評估帶來的新問題至少有三個方面：地下空間使用權的評估；採光、通風等相鄰權的評估；土地使用權續期補地價的評估。這些都是目前房地產評估業務中極少單獨遇到的問題，更談不上標准和規范。
評估行業呼籲多年的評估法應盡快列入議事日程。評估行業發展了十幾年，至今沒有專門的法律約束，評估中的違法違規行為難以得到有效懲罰，同時評估機構和估價人員的權益也難以得到保障，評估行業亟待法律約束之下的可持續發展。
『陸』 如何開展立法後評估
科學、客觀、具有可操作性的評估標准，是評估工作的有力保證，回直接決定著評估的方向答和評估結論是否科學、符合實際。下面著重從法規實施情況的績效評估和法規文本質量量化評估兩個方面進行探索。
一是對法規執行情況進行績效評估。通過專題調研、問卷調查等方式，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對法規實施前後總體情況進行對比和陳述。
二是對法規的文本質量採取量化打分的辦法進行評估。
『柒』 立法評價實際上就是立法後評估，這二者沒有什麼區別.周旺生
此言差矣，立法評價，評估是要審議通過的，立法後只能釋法，解釋，實行，操作，不存在評價，評估！
『捌』 中國政府的監管有什麼么問題該如何解決
通過比較美國、歐盟和經合組織監管體制，我們看到，任何一種監管體制的設計、監管制度的安排，都是由一國政治、經濟、文化和歷史傳統決定的，都適應各國國情。我們研究、分析和比較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在監管改革上的一些共識，參考和借鑒他們成功經驗的一些原則、程序和方法，有著重要的意義。中國正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監管的實踐和經驗積累比較少，市場化的監管工具和監管方法運用還欠缺。因此，不時發生監管重復、監管漏洞、監管過度等產生的問題。這既有轉型經濟特殊的體制性機制性問題，也有中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而監管能力不足的問題。國務院已經開始研究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和立法後評估制度，跟蹤有關法規、規章的實施效果。國務院法制辦組織了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培訓班，邀請歐盟和美國專家介紹歐盟和美國的立法對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影響以及立法成本與效益分析制度，組織有關部門開展立法後評估制度研究，並選擇社會關注程度高的幾部行政法規，對其實施效果進行了評估，擬在此基礎上總結實踐經驗，逐步使之制度化。
第一，在條件成熟時，修改《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和《規章制定程序條例》中的有關條款，建立提議、制定、事後評估行政法規和規章的監管影響分析制度。這一點對提高行政法規和規章的客觀性、公正性、透明度、信息量、公眾參與性，改進行政法規和規章的質量，提高監管的效率，是極為重要的。《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國務院令2001年第321號）第十六條規定，「起草部門將行政法規送審稿報送國務院審查時，應當一並報送行政法規送審稿的說明材料。行政法規送審稿的說明應當對立法的必要性，確立的主要制度，各方面對送審稿主要問題的不同意見，徵求有關機關、組織和公民意見的情況等作出說明。有關材料主要包括國內外的有關立法資料、調研報告、考察報告等。」《規章制定程序條例》（國務院令2001年第322號）第十七條規定，「規章送審稿的說明應當對制定規章的必要性、規定的主要措施、有關方面的意見情況等作出說明。有關材料主要包括匯總的意見、聽證會筆錄、調研報告、國內外有關立法資料等。」上述無論是行政法規制定規定，還是規章制定規定，同送審稿一並報送的只是說明，說明中都沒有規定製定行政法規和規章的影響分析，沒有成本效益、成本有效性分析和評估。建議在國務院現在進行試點的基礎上，如果條件和時機成熟，修改這兩個規定，增補有關對社會、經濟和環境影響分析、定量分析的規定，提高立法質量。監管需要支付成本，更要產生效益，增進公共福利。因此，監管產生的效益能夠證明為其支付成本的正當性，這既是制定行政法規和規章的必要前提，也是行政法規和規章生效後評估監管績效的衡量標准，更是監管制度安排的重要原則。我們現在無論是監管機構（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電監會）、還是有監管權力的部委（環保局、建設部、商務部、勞動社會保障部等），可能都沒有監管成本、監管效益這樣的評估體系和核算指標。政府部門、專家學者、新聞媒體在評論政府職能轉型和建設服務型政府時，多用「大政府、小政府」、「政府不到位、政府越位、政府錯位」等較為模糊的定性概念，較少從監管的程序、工具、方法上進行分析。建立提議、制定、事後評估行政法規和規章的監管影響分析制度，就能夠對要監管的問題有深入的調查、透徹的把握、深刻的分析，促使評估行政法規和規章時，能夠對經濟、社會、環境的影響進行客觀的評估，提高監管的質量，擴大社會福利。 第二，建立法律對經濟、社會和環境影響分析的原則和程序。我國在立法、修法和廢法的議程中, 缺少法律對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影響分析的背景文件，也就沒有客觀的定性、定量基礎上的法律條款的判斷標准。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審議過程中,審議時很難達成一致, 或者審議通過而變成一部原則性、授權性的法律。如審議《企業破產法》時, 2004年6月和10月分別進行一審和二審,委員們對勞動債權和銀行擔保債權的清償順序爭議較大。但選擇勞動債權或銀行擔保債權孰為優先償還的清償順序，並沒有客觀深入地評估勞動債權和銀行擔保債權的具體數據，也沒有評估對經濟、社會的影響，直到2006年8月提交三審。再如2005年10月通過的《證券法》,在分業經營與綜合經營的金融體制選擇時，並沒有深入論證如果選擇了綜合經營的體制，如何建立金融業綜合經營之間風險隔離的防火牆，如何建立金融業綜合經營體制下的協調機制。由於論證的不充分，最後通過的《證券法》仍然堅持了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金融體制，但為了適應金融業發展的新情況新問題，為發展綜合經營預留了空間，授權性條款約40多處, 削弱了法律本身的威嚴和強制性。因此，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體制, 提高立法的質量, 加強法律的量化性條款和可操作性, 關鍵是要對法律建議時的制度環境和經濟環境有深刻的分析和論證，把握法律出台的條件和時機。條件和時機，客觀地講，就是經濟社會環境，就是這個環境中生活著的政府、企業、個人和其他組織，他們對法律的認知、接受和遵守程度，決定了法律的成敗。從這個意義上說, 提交立法草案的同時, 能夠一並提供一個該法對經濟、社會和環境影響分析的背景報告, 並且使之程序化和制度化,有助於提高我國的立法質量，建設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 第三，建立政府評估監管的成本—效益分析的原則和程序。一件法律法規的實施，它會影響到不同級別的政府、不同規模的企業、不同崗位的就業和不同收入水平的個人。因此，要具體而詳細地分析法律法規對經濟產生哪些影響，包括就業、物價、經濟增長、財政、環境和生態。要界定成本、效益的概念和范圍，如果通過成本—效益分析，法律法規並不產生社會凈效益，說明政府沒有監管的必要。成本—效益分析的原則，將政府法律法規建立在科學量化分析的基礎上，符合政府市場監管職能。另一方面，政府部門每年對已經生效的法律法規進行評估。法律法規是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依據，它既有規范標准又有操作程序。部門對生效的法律法規進行評估，評估包括分析執行行政法規和規章產生的成本和取得的效益；分析行政法規和規章的哪些條款變成了經濟發展的障礙；分析行政法規和規章同法律相抵觸或者行政法規和規章之間矛盾等問題。政府部門的制訂、執行、評估、修正和廢止法律、行政法規和規章，應該成為立法工作的一個統一整體。如果缺少了評估法律、行政法規和規章這一必要的程序，就無法知道政府部門是如何依法行政的；也無法清楚法律、行政法規和規章對經濟起到了促進作用還是阻礙了經濟發展。
中國正在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艱巨性、復雜性和長期性，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市場經濟體制國家沒有經歷過的。國務院法制辦今年已經開始了監管影響分析和評估方面的試點工作，這需要一個實踐過程，需要一定經驗積累，需要培養專業人才。同時，我們應該梳理我們的法律、行政法規和規章，保持法律、行政法規和規章之間的一致性、協調性和前瞻性。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把握法律法規的立項、制定、修改、廢止的條件和時機，加強論證、分析和評估，使每一件法律法規，切實發揮保障中國穩定和發展的制度功能。 【參考文獻】 Hahn, Robert W. and Litan, Robert E. 「Counting Regulatory Benefits and Costs: Lessons for the U.S. and Europ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8, No.2 (2005): 473-508. 「美國12866號行政命令：監管的計劃和審查」，席濤譯，載《當代金融家》2006年第10期。 Nicholas Bagley and Richard L. Revesz. 「Centralized Oversight of the Regulatory State.」Columbia Law Review, Vol.106, No.6 (2006): 1329. 《OECD監管質量與績效指引原則》，席濤譯，載《當代金融家》2007年第3期。 Shleifer, Andrei. 「Understanding Regulation.」 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 Vol. 11, No. 4 (2005): 439–451. 席濤：「美國政府管製成本與收益分析的制度演變——從總統行政命令到國會立法」，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3年第1期。 ——：「歐盟監管：體制、方法、影響分析」，載《國際經濟評論》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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