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紙條例

① 同盟會成立和民報是什麼關系

同盟會與《民報》

1905年7月，孫中山從歐洲到達日本。8月20日同盟會正式成立，宣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推選孫中山為總理，黃興為執行部庶務長。在同盟會成立會上，黃興提議把宋教仁等留日學生創辦的《二十世紀之支那》改為同盟會機關報《民報》，此議得到大家贊同。

《民報》第一期於1905年11月26日出版，原定每月一期，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按月定期出版。最初的編輯人兼發行人是張繼（實際的主要編輯人是胡漢民），主要撰稿者有胡漢民、汪精衛、陳天華、朱執信、宋教仁、馬君武等，編輯部設在東京牛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這兒也成為同盟會本部的公開機關。從1905年7月起的一年半中，孫中山一直留在日本。他除策劃在國內外成立同盟會支部，還指導《民報》的編輯工作，有些重要文章就是他確定題目，口述大意，再組織專人執筆用筆名發表的。直接以他本人名義在《民報》上發表的文章有三篇，即創刊號上的《發刊詞》、《在東京華僑及學生歡迎會上的講話》和《在民報紀元節慶祝大會上的演說辭》。

在《民報》的發刊詞中，孫中山第一次公開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在民報紀元節慶祝大會上的演說辭》則對「三大主義」作了進一步的闡釋。關於民族主義，孫中山說：「有最緊要一層不可不知。民族主義並非是遇著不同民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關於民權主義，孫中山指出：「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照現在這樣的政治論起來，就是漢人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關於民生主義，孫中山認為：「文明越發達，社會問題越著緊」。如歐美國家，物質財富雖然迅速增加，可是享受這種成果的只是少數富豪。「富者極少，貧者極多」，不可避免地要發生社會革命。孫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政治綱領，也是當時中國最先進的思想體系。在正面鼓吹革命主張的同時，《民報》向改良派發起了進攻，與梁啟超主持的《新民叢報》展開激烈的論戰。孫中山後來評價說：「《民報》成立，一方為同盟會之喉舌，以宣傳正義；一方則力辟當時保皇黨勸告開明專制、要求立憲之謬說，使革命主義，如日中天。」

1906年6月，因「蘇報案」在上海服刑的章太炎出獄東渡，加入同盟會。自第七期起，《民報》由章太炎主編。章太炎認為，激發人們的革命感情，應該是革命宣傳鼓動中占第一位的內容，而要成就這感情，有兩件事最重要：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一是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在他看來，孔教、基督教都不可用，最宜提供的是佛教中的主張普渡眾生的華嚴和主張萬法唯心的法相二宗。有了這種信仰，就有了排除生死，勇猛無畏的精神。他又認為，提倡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跡。中國人曉得了這三項，那愛國愛種的心必定不可遏抑。在章太炎主持下，《民報》發表了不少闡揚佛學、提倡國粹的文章，但並沒有在人們心中引起強烈的共鳴，反而使《民報》的戰斗性有所削弱。當時就有人批評說，「佛家之學，非中國所常習」。章太炎對「漢種歷史」的推崇，表現出了明顯的大漢族主義的色彩。

1907年3月，胡漢民、汪精衛隨孫中山離日，《民報》主要撰稿人改為劉師培、黃侃、汪東、陳去病等。同年12月，章太炎因和孫中山的矛盾日益加深而辭職，第19期改由張繼編輯。1908年1月，張繼被日警追捕，逃往法國，自第20期改由陶成章編輯。至第23期，再歸章太炎編輯，湯增璧為副。《民報》的革命宣傳，引起了清朝政府的驚恐。1907年9月，清政府照會日本駐華臨時代辦阿部宋太郎，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民報》等七種刊物。1908年10月，清朝政府命出使美國道經日本的唐紹儀再提此事。日本政府遂於10月19日向章太炎發出命令書，正式下令禁止第24期《民報》發行。章太炎致書日本內務大臣平田東助提出抗議。在日本友人宮崎寅藏等的支持下，黃興、章太炎、宋教仁等延聘律師向日本法庭提出訴訟。11月22日開庭時，東京地方法院門前集中了約兩千名激動的中國留學生，迫使法庭懸牌延期審理。26日第二次開庭，章太炎以雄辯家的氣概駁斥了日方所加的罪名。但法庭還是宣判《民報》違反《新聞紙條例》，科罰金115元。其後黃興等曾擬將《民報》社遷往美國，但因故未果

② 新聞紙標准GB191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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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准編號:GB/T 1910-2006
標准名稱:新聞紙
標准狀態:現行
英文標題:Newsprint
替代情況:替代GB/T 1910-1999
實施日期:2006-10-1
頒布部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 中國國家標准化管理委員會
內容簡介:本標准規定了印刷新聞報刊用紙的技術規范。本標准適用於高速輪轉印刷、平版印刷新聞報刊用紙。

③ 大日本帝國憲法的歷史沿革

隨著日本明治維新的各項改革措施的推行，舊有的國家體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1.慶應3年10月14日（西歷1867年11月9日）、德川慶喜向日本天皇提出歸還統治權，次日得到許可（史稱「大政奉還」）。同年12月9日，幕府制度被廢止，以天皇為核心的近代官僚制度得到了確立。從此，日本的政治體制從君主的象徵性統治演變為以近代化的官僚機構為輔助工具的君主直接統治。這一點，在此後公布的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第10條中被正式確認。
2.明治2年（1869年），隨著版籍奉還的實行，各地諸侯（藩主）將各自土地和人民的統治權全部交還給天皇。從此，國家不再通過各藩，而是直接行使對土地和人民的統治權（包括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明治4年（1871年）完成廢藩置縣）。此後，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第1條和第4條都確認了國家的統治權由天皇統攬。
3.隨著版籍奉還的施行，各藩的封建制度被逐漸推翻。人民不再被束縛在土地上。對此，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第22條明確規定，臣民擁有居住和遷移的自由。
4.明治政府將公卿、諸侯改造為華族，將武士改造為士族。之後，明治4年（1871年），解除了士族的公務，給予其從事農業、工業、商業的自由，同時規定，普通平民也可以擔任公職。明治5年（1872年），日本推行徵兵制度，實行全民皆兵主義，廢除了士族對軍事的壟斷地位。從此，特定武士階級的特權被廢除（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第19條規定了人民從事公職的平等權利，第20條規定了兵役制度）。但是，在設立帝國議會之前的1884年，國家頒布華族令，給予華族一定的身份特權。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第34條也規定了華族列席日本貴族院的特殊權利。 1868年4月6日，天皇頒布了闡述重樹日本國家制度理念的《五條御誓文》。其中第1條就提出了「廣興會議，萬事決於公論」，由此可以看出，明治政府在起初就以建立議會政治為目標。
為了將《五條御誓文》的原則精神付諸實現，日本政府在同年閏4月21日公布了《政體書》。政體書中引進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思想，決定設置由各藩代表（1至3人）組成的立法議事機構，並設置議政官下局。但是，隨著戊辰戰爭即將告終，政府對於輿論的尊重也逐漸變得消極，最終在同年9月廢止了議政官制度。
明治2年（1869年）3月，經過議事體裁調查所的調查，新設由各藩的各一人代表組成的立法議事機構公議所。同年9月，改組為集議院。明治4年（1871年），隨著廢藩置縣的實行，政府對太政官官制進行了改革。太政官由正院、左院、右院組成，集議院被左院取代，從而變成了完全由官方指派的議員組成的立法議事機構。
1874年（明治7年），因前一年的「明治六年政變」（征韓論爭論）的失敗而下野的副島種臣、板垣退助、後藤象二郎、江藤新平等人聯名上書，向左院提交了《民選議院設立建議書》。該文件中指出，日本若要維持國運並實現強國，應設立民選而非官選的立法議事機構，結束官僚的專制統治。以此為發端，批判各地薩長藩閥的政治體制的自由民權運動蓬勃發展，在各地都出現了政治結社的現象。此外還有各地對政府不滿的原武士階層頻頻作亂，日本的社會治安極度惡化。其中有代表性的事件包括：1874年的佐賀之亂、1876年的神風連之亂、1877年的西南戰爭等。
1875年（明治8年）4月14日，天皇頒布《立憲政體詔書》，向國民宣告：
朕…特此設元老院，以開立法之源；設大審院，以固審判之權；另，召集地方官員，以通民情，圖公益，逐步建立國家立憲政體，…
上述詔文向國民宣告日本將設立元老院、大審院、地方官會議，分階段地逐步實行立憲君主制。這其實是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政府要員與木戶孝允、板垣退助等民權派舉行的大阪會議的成果。另外，為了應對地方政治不穩的問題，1878年，政府公布《府縣會規則》，在各府縣設置民選的府縣會（即地方議會），從而產生了日本最早的民選議院。 1874年（明治7年）開始的自由民權運動中，各地紛紛對憲法草案的民間版本（《私擬憲法》）展開了熱烈的探討。但是，政府在起草《》時並沒有參考這些民間方案，因此在憲法中很難找到其影響。為了壓制國民的言論和政治運動，政府於1875年（明治8年）頒布了《讒謗律》、《新聞紙條例》，於1880年（明治13年）頒布了《集會條例》等法令。根據1887年（明治20年）頒布的《保安條例》，民權運動家被迫離開東京，拒不撤離者遭到了政府的拘留。
對於私擬憲法的內容，學術界有眾多研究成果。在政府壓制言論和政治活動的背景下，各地的民擬憲法對於人權的規定都比較重視。關於天皇的地位方面，並沒有太多的差異。由於大多數的自由民權運動家在明治維新中都是尊皇派，因此對於天皇的存在都極其尊崇。例如，千葉卓三郎等人起草的號稱《草根階層的人權憲法》的草案（即《五日市憲法》）中，也同樣規定了天皇對於立法行政司法的統轄權、對軍隊的統帥權以及天皇的神聖不可侵犯等內容，與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並無差異。在二戰後出現的否定天皇神聖地位的意見在當時尚未登場。 1876年9月6日，明治天皇發布《命令元老院議長有棲川宮熾仁親王起草國憲之敕文》。在這篇歷史性文獻中，天皇提出「朕，現據本國國體，廣泛參照海外各國即成法律，以定國憲。因此，現命令你等起創草案。」，要求官員們研究各國憲法，撰寫本國憲法草案。大日本帝國憲法於是元老院據此設立了憲法取調局。1880年（明治13年），元老院將完成的《日本國國憲按》作為草案提交給天皇。此外，時任大藏卿的大隈重信也提出了自己的《憲法意見》。其中，《日本國國憲按》規定了《皇帝發誓遵守國憲》，並給予議會很大許可權，被認為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比利時憲法》（1831年）和《普魯士憲法》（1850年）的影響，結果該法案遭到了岩倉具視、伊藤博文等人的反對，與大隈的意見一樣，未能獲得最終通過。
在明治十四年政變中，以岩倉具視為核心的政治勢力最終罷免了大隈重信，並隨即召開了御前會議，決定開設日本國會。於是，1881年（明治14年）10月12日，天皇頒布《開設日本國會之敕諭》。
該敕諭的要點如下：首先，規定於1890年（明治23年）開設日本國會；第二，規定日本國會的組織和許可權由政府決定（欽定憲法）；第三，禁止對政治體制展開過多的議論；第四，警告圖謀內亂者。隨著這一敕諭的發布，政府重新掌握了政局的主導權。 1882年（明治15年）3月，參議、伊藤博文等人，受命前往歐洲考察德國立憲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發展。伊藤一行從柏林大學的魯多爾夫·馮·格奈斯特、維也納大學的羅倫斯·馮·史坦兩位學者處得到了寶貴的建議：《憲法必須立足於本國的歷史、傳統、文化。如果一個國家需要制定憲法，那麼必須先學習這個國家的歷史。》因此，考察官員們一直認為德國的憲法體制最適合日本（然而，伊藤也沒有像過高評價德國憲法的井上毅一樣，考慮將德國憲法全盤移植）。次年1883年，伊藤一行回國，並命令井上毅著手憲法草案的起草，並設立憲法取調局（次年改稱制度取調局），正式開始了制定憲法、設立日本國會的進程。
1885年（明治18年），隨著太政官制的廢止和內閣制度的創立，伊藤博文被任命為首任內閣總理大臣。井上毅在擔任政府法律顧問的德國人羅斯勒（KarlFriedrichHermannRoesler）和莫塞（AlbertMosse）等人的協助下著手起草憲法，並於1887年（明治20年）5月初步完成了憲法草案初稿。以該草案為基礎，伊藤、井上、伊東巳代治、金子堅太郎等人聚集在位於夏島的（神奈川縣橫須賀市）的伊藤別墅中，進行再次修改，形成了所謂的《夏島草案》。此後，在夏島草案的基礎上再做修改，於1888年4月基本完成了定稿。隨後不久，伊藤設置樞密院，並自任議長，對憲法草案進行了審議。審議過程持續到1889年（明治22年）1月方告終結。
1889年（明治22年）2月11日，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正式向全體國民公布。這部憲法，通過天皇向黑田清隆首相親手遞交的方式發布，即所謂「欽定憲法」。由此，日本成為東亞首個擁有近代憲法的立憲君主制國家。同時制定的法典還有作為皇室家族法的皇室典範、議院法、日本貴族院令、日本眾議院議員選舉法、會計法等重要法令。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在第一屆帝國議會召開當天的1890年（明治23年）11月29日施行。
早在憲法內容公布之前，日本國民早已翹首企盼，各地均張燈結綵，歡呼雀躍。當時的自由民權主義者與各家報社也都高度評價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內容，並熱烈祝賀憲法的頒布。自由民權家高田早苗就給以「遠遠高於期望的憲法」的評價。著名的思想家福澤諭吉也在其主編的《時事新報》上發表評論，對於國亂之際仍能頒布憲法和開設日本國會一事感到驚喜，但同時指出「追溯西方各國實行的日本國會制度本源及沿革，即可發現政府往往與民眾對立，而人民民智漸開，反抗君主壓迫，政府為得民心，不得已而逐漸將政權分立。如今日本卻還缺少這樣的人民。」對於缺乏精神獨立的民眾這一點，福澤提出了自己的憂慮。另一名評論家中江兆民也在與幸德秋水的對話中嘆息道「送到我們手中的這部憲法究竟為何物？是良玉？還是土瓦？大家還未看到其實質，就沉醉於其名稱。國民之愚，竟至於此！」。 1891年（明治24年），正在訪問日本的俄國皇太子尼古拉伊（後來的尼古拉二世），在滋賀縣大津市突然被警衛津田三藏刺傷。史稱「大津事件」。當時的內閣政府惟恐日俄關系因此惡化，因此對司法機關施加壓力，要求適用「大不敬罪」判處被告死刑。但是，擔任大審院長的兒島惟謙指示具體負責審判的法官，要求按照法律規定，以普通人的謀殺未遂罪論處。最終，被告被判無期徒刑。這一案件的處理結果顯示日本已經成為立憲國家和法治國家，並確立了法治主義與司法權的獨立。然而，從另一側面也可以看出當時司法權獨立面對的危機。而且，從大審院長介入案件審判這一點，也可以看出當時法官的獨立還未能得到有效保障。
1930年（昭和5年），日本政府締結《倫敦海軍軍縮條約》。對此，日本在野黨和海軍軍令部以及右翼團體等都譴責政府侵犯了天皇的統帥權，以至發展到內閣總理大臣、濱口雄幸被右翼分子襲擊的惡性事件。史稱「統帥權侵犯問題」。這一事件後，日本的立憲政黨政治也逐漸被弱化。
1935年（昭和10年），擔任日本貴族院議員的陸軍中將菊池武夫，向當時占據憲法學通說地位的天皇機關說發起攻擊，指責其違反了日本國體。作為上述學說的主導學者的原日本貴族院議員美濃部達吉雖然也進行了反駁，但仍不能平息論戰，最終只能辭去日本貴族院議員職務。此後，岡田內閣也懾於右翼、軍部的威脅，發表了國體明徵聲明，並禁止美濃部出版著作。史稱「天皇機關說事件」。據說，當時昭和天皇對其身邊的人曾經提到過「機關說不也沒錯嗎？」。作為近代立憲國家的基本理解的上述學說被推翻一事，也恰恰顯示了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確立的立憲政治已經喪失了其實質精神。 1945年（昭和20年），日本無條件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投降。根據宣言的原則，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HQ/SCAP）的麥克阿瑟將軍向日本政府提出修改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的要求。為此，政府在內閣中設立了憲法問題調查委員會（委員長、松本烝治國務大臣，又稱松本委員會），討論憲法修改的議題。政府根據松本委員會提出的綱要召開內閣會議，最終整理出《憲法修改綱要》（又稱《松本草案》），於1946年2月8日提交給GHQ。在這期間，日本社會上下也紛紛展開對憲法修改的議論，出現了多種版本的憲法修正案。
在政府提出《松本草案》之前，2月1日出版的每日新聞報刊登了所謂的《松本委員會草案》。其實該草案只是松本委員會成員之一的宮澤俊義起草的文件，與松本草案有所不同。為此，政府特別聲明該報紙刊登的內容並不是政府方面承認的草案。盡管如此，GHQ還是認為報紙刊登的草案代表了松本委員會真正的意圖，並認為該草案很難接受，因此自行製作了憲法修正案，並提交給了日本政府。從2月3日到13日期間，GHQ完成了修正案的起草，形成了所謂的《麥克阿瑟草案》。
1946年2月13日，作為對松本草案的答復，GHQ向松本國務大臣和吉田茂首相遞交了《麥克阿瑟草案》。日本政府不得不在《麥克阿瑟草案》的基礎上再次展開研究，並於1946年3月2日完成了《日方草案（3月2日版）》。最終，經過與GHQ的溝通協商，於1946年3月6日發表聲明，對外公開了《憲法修改草案綱要（1946年3月6日版）》。
該綱要在日本國內被廣泛議論，1946年4月10日日本舉行日本眾議院議員總選舉。政府在選舉結束後的1946年4月17日，公布了《憲法修改草案》。1946年4月22日，樞密院開始審議憲法修改草案，並於1946年6月8日通過了草案。1946年6月20日，政府根據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73條的憲法修改程序，向日本眾議院提出了憲法修改案。1946年6月25日，日本眾議院開始審議，在增加了若干修改了，於1946年8月24日通過了草案。接著，1946年8月26日，日本貴族院開始審議，同樣也在增加若干修改的基礎上，於1946年10月6日表決通過。次日，日本眾議院也表決同意了日本貴族院增加的修改內容，從而結束了帝國議會的審議程序。此後，憲法修改案再次經樞密院審議，並於1946年10月29日通過。經天皇批准，1946年11月3日，作為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修改結果的《日本國憲法》正式公布，並於次年的1947年5月3日施行。至此，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退出了日本的政治舞台。

④ 中國納稅的標准

1、一般來說，對在中國境內從事應稅勞務，轉讓無形資產和銷售不動產的單位和個人，即從事營業稅經營范圍的，一般只辦理地稅，不用辦理國稅。

主要包括：交通運輸業（水陸空運輸、管道運輸、裝卸搬運等）3%、建築業（建築、安裝、修繕、裝飾、其他工程作業）3%、金融保險業（金融、保險）5%、郵電通訊業（郵政、電信）3%、文化體育業（文化業：表演、播映、游覽場所門票等。

體育業：舉辦比賽、體育活動等）3%服務業（代理、旅店、餐飲、旅遊、倉儲、租賃、廣告還有理發、洗浴、照相、測繪、咨詢等其他服務）稅率為5%娛樂業（歌廳、舞廳、卡拉OK、音樂茶座、檯球高爾夫保齡球場、游藝場等，還包括網吧）稅率一般為20%。

註：個體工商戶只辦理地稅，不用辦理國稅，企業性質的可能還要辦理國稅，因為現在新辦的納稅人企業所得稅要在國稅繳納，因此國稅也要辦理登記。企業所得稅稅率基本為25%、

2、從事生產加工、銷售的行業，既要辦國稅，也要辦地稅。

國稅交增值稅小規模稅率3%，一般納稅人17%、3、地稅還有城建稅（增值稅、營業稅×7%），教育費附加（增值稅、營業稅×3%），地方教育費附加（增值稅、營業稅×1%），

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5%-45%九級超額累進稅率、個體工商戶經營所得5%-35%五級超額累進稅率、勞務報酬所得20%、稿酬所得×70%×20%、特許權使用費所得20%、財產租賃所得20%、財產轉讓所得20%偶然所得20%、利息股息紅利所得20%。

其他所得20%城鎮土地使用稅：大城市0.5-10元/平方米，中等城市0.4-8元/平方米，小城市0.3-6元/平方米，房產稅：自有房產，房產原值*10至30%後的余值，稅率1.2%，租賃房產，租金×12%還有車船稅、資源稅、印花稅及文化事業建設費。

(4)新聞紙條例擴展閱讀：

稅收的作用是稅收職能在一定經濟條件下的外在表現。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稅收職能發揮著不同的

作用。主要形式在現階段，稅收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稅收是國家組織財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和工具， 稅收在保證和實現財政收入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由於稅收具有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因而能保證收入的穩定；同時，稅收的徵收十分廣泛，能從多方籌集財政收入。

2．稅收是國家調控經濟的重要杠桿之一 國家通過稅種的設置以及在稅目、稅率、加成徵收或減免稅等方面的規定，可以調節社會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促進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維護國家政權。

3.稅收具有維護國家政權的作用 國家政權是稅收產生和存在的必要條件，而國家政權的存在又依賴於稅收的存在。

沒有稅收，國家機器就不可能有效運轉。同時，稅收分配不是按照等價原則和所有權原則分配的，而是憑借政治權利對物質利益進行調節，體現國家支持什麼、限制什麼，從而達到維護和鞏固國家政權的目的。監督經濟活動

4．稅收具有監督經濟活動的作用 國家在徵收稅款過程中，一方面要查明情況，正確計算並徵收稅款；另一方面又能發現納稅人在生產經營過程中，或是在繳納稅款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國家稅務機關對征稅過程中發現的問題，可以採取措施糾正，也可以通知納稅人或政府有關部門及時解決。

⑤ 清政府制定了哪些新聞法規，清末新聞法律制度的特點是什麼

近代報刊的蓬勃發展是清末新聞法規①出台的重要背景。盡管報刊古已有之，但新聞法的誕生卻是近代以後的事情。由於以邸報為代表的古代報刊，主要由朝廷獨家掌控，所載內容無非是詔令章奏、官吏升降，既無時論，也無社會消息。其內容既無涉平常百姓，與國家政治更無針砭，因此，對於這類報刊很少有管制的必要，更不可能出現專門的法律。在清代，對報刊的管理大都援用「大清律例」中禁止「造妖書妖言」的條款。其中規定：「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凡妄布邪言，書寫張貼，煽惑人心，為首者斬立決，為從者，斬監侯」，「各省抄房，在京探聽事件，捏造言語，錄報各處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1](P6)而舶來的近代報刊其主要特徵在於傳播新聞信息和發表時事評論。隨著近代報刊功能的轉變，加之近代新聞事業的迅猛發展，迫使清政府改變了視報紙為洪水猛獸的態度，轉而開始關注和創辦近代報刊，使之為政府所用。
這個時候，清政府一方面開始官辦報紙，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將陳寶琛，黃遵憲所辦的強學會改為官書局，並由總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主事出版《官書局報》、《官書局匯報》。籌備立憲期間，更有不少的大臣官員紛紛提議籌設官報或者上奏談論官報，如御史趙炳麟請令會議政務處籌設官報局；憲政編查館大臣奕劻等奏辦理政治官報酌擬章程；湖南試用道李頤陳言安內攘外非整治報館不可；福建布政使尚其享請於京師及各大通商口岸設立報館；黑龍江巡撫周樹模奏創辦黑龍江官報等[2](P12)。另一方面清政府開始關注新聞法的設立，「報律」一詞首次在政府的官文書中出現了。光緒二十四年(1898)六月，孫家鼐因籌辦《上海時務官報》事奏稱：「本月十六日工部主事康有為轉傳軍機大臣，面奉諭旨，『將籌辦官報事宜與孫家鼐說』。……至報律，由康有為譯采各國律例，交臣送呈御覽，恭候欽定，臣以為康有為所籌，事尚可行，請俯如所請，謹具摺奏明。」[3](P28)六月二十二日(1898年8月9日)，康有為上《請定中國報律折》，明確地提出了設立新聞法的要求，「臣查西國律例中，皆有報律一門，可否由臣將其譯出，凡報單中所載，如何為合例，如何為不合例，酌采外國通行之法，參以中國情形，定為中國報律。……並由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公使領事，凡洋人在租界內開設報館者，皆當遵守此律令。各奸商亦不得借洋人之名，任意雌黃議論，於報務及外交，似不無小補。」[4](P334)針對康有為的奏摺，六月二十九日(1898年8月16日)光緒上諭：「所著論說，總以昌明大意，決去壅弊為要義，不必拘牽忌諱，致多窒礙。泰西律例，專有報律一門，應由康有為詳為譯出，參以中國情形，定為報律，送交孫家鼐呈覽。」 [3](P28)由此，這就成為了中國著手制定新聞法的開始。不過因同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發生戊戌政變，主張變法維新的人士或被捕或流亡，翻譯泰西報律，以應研訂中國報律的計劃自然也就成了水中之月。但根據上述記載，可以看出當時光緒指定康有為定報律的主要目的非為管制新聞，而是欲仿照西方報律，制定近代的新聞法。在之後新聞法規的實質制定過程中也說明了這一點。如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民政部與法部的會奏稱：「報館之設，原以開通風氣，提倡公論為主，其言論所及，動與政治風俗相關，東西各國，主持報務者，大都為政界知名人士，而政府亦復重視報紙，籍以觀眾意之所歸，惟是言論過於自由，則又不能免越檢逾閑之慮，故各國皆有新聞條例之設，用以維持正義，防制訛言，使輿論既有所發抒，而民聽亦無淆惑，意至善也。」「中國報業，萌芽伊始。京外各報，漸次增設，其間議論公平，宗旨純正者，固自不乏，而發行漸多，則不免是非雜出。若不詳定條規，申明約束，深恐啟發民智之樞機，或為籍端牟利惑世誣民者所波累，而正當之報紙，轉不足以取信於士民。」[3](P32)
再次呼籲新聞法規的制定，已經是到了清末新政的前夕，清末新政為開啟近代新聞立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環境，也使新聞法的制定成為了現實。光緒二十六年(1900)，鄭觀應將其名作《盛世危言》修訂為八卷本，第三次印行。他在《日報上》一文中增添了一段有關新聞法制的闡述，並明確提出了報律問題：「中國現無報律，而報館主筆良莠不一，恐如以上所言，當道因噎廢食，則外國報顛倒是非，任意毀謗，華人竟無華報與其爭辯也。故將英國、日本報律譯呈盛杏蓀京卿，奏請選定頒行，准人開設，俾官商各有所遵守。」[5](P347)其後，汪康年在給瞿鴻潟的信中也建議：「近來風氣趨變，宜速定報律。令准民間開設報館，如有不協，皆以報律從事。」「如此則報館多，多則彼此相角而是非以辨析而愈明。」「知照各國各使，無論任何人在我國界內辦報，皆照報辦理。」「欲設日報者可以不必掛洋牌，而忠於國家之論日益多。」 [6](P64)次年，管學大臣張百熙將制定新聞法規的呼聲傳輸到朝廷之上，在其應詔上疏中要求清廷「粗定報律」：不得輕議宮廷；不得立論怪異；不得有意攻訐；不得妄受賄賂。此外，「宜少寬禁制，使得以改革立論，風聞紀事；不然，則恐徒塞銷售之徒，不足問讒慝之口。」[7](P227)光緒三十二年(1906)，在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回國後所呈遞的《奏請以五年為期請行立憲政體折》中，更為明確地提出應迅速制定集會、言論、出版三項法律，「集會、言論、出版三者，諸國所許民間之自由，而民間亦以得自由為幸福。然集會受警察之稽查，報章聽官吏之檢視，實有種種防維之法。非若我國空懸禁令，轉得法外之自由。與其漫無限制，益生厲階，何如勒以章程，咸納軌物。宜採取英、德、日本諸君現行條例，編集會律、言論律、出版律、迅即頒行，以一趨向而定民志。」與此相呼應，報界也發出了要求制定新聞法規的呼聲。1903年10月上海《申報》發表社論，擁護清廷制定報律：「考東西洋各國所出各報，必經官吏核明，始行刊布，其於謗議泄露，亦皆懸為厲禁。中國未有報律，故終無法以處之。必欲整頓各報，非修訂報律不可。」[8]1905年8月12日到23日，香港《有所謂報》發布鄭貫公撰寫的長篇論說《拒約須急設機關日報議》，內雲： 「報律不能不先以定也。立憲之國，固有公同認可之報律，舉凡報社，莫不珍重而恪守之。吾國自來無所謂報律者，只有官場勢力而已。今言報律，將從何起?曰：由吾報社自采其合於文明公理者，定其方針。查報律之大要，最重道德，而道德有公私之分，公德有害，報可聲罪以除之也，無論政界、學界、農工商界、及種種社會，皆可評論也。惟個人私德，無關於世者，不能誣捏妄揭也。記者又監督政界及代民鳴不平之特權，惟不能煽亂以壞治安也，又不能造謠以惑人心也，又不能侈譚猥褻以誨淫也，此其要略大綱也。今辦拒約之報，尤當以最文明之引導，以為一般社會之警鍾。歷觀外強自帝國主義之政術發明，專伺野蠻之暴動，以插其藉端償欲之足，而施其酷腕，強權世界，公理泯然，此不可不慎之又慎也。矧今日不銷美貨以為抵制之舉，實逼於強權而無可如何之策，上下社會，共表同情，公憤所在，激變最易。若報紙而不以文明善法為鼓舞，誠恐暴動一起，則大局不可收拾，而抵制之前途，必陷於恐怖之悲境，揆諸理固不合，對於勢又不宜。故曰：報律不能不先認定也。」[9](P52-53)

本文原文
清末籌備立憲期間，新聞法規的制定進入了實質性的階段，從1906年至1911年清政府先後制定了一系列專門適用新聞事業、或與新聞事業有關的、或含有調整和規范新聞事業條款的法律，其中專門適用新聞事業的有《大清印刷物專律》(1906年7月頒布)、《報章應守規則》(1906年10月頒布)、《報館暫行條規》(1907年9月頒布)、《大清報律》(1908年3月頒布)、《欽定報律》(1911年1月頒布)。這些新聞法規是在清政府全面變法修律，吸收西方法律理論，引進西方法律原則，通過移植、重新構建中國新型的法律體系的背景下進行的。當時刑律民律以及商律等主要法案，都是經由沈家本、伍廷芳所主持的法律修訂館，聘請專家進行編纂。晚清的法案主要由各部院、法律修訂館、憲政編查館起草，同時憲政編查館對於草案具有核訂權，是實質意義上的立法機關。從現有掌握的資料來看，起草法案最多的法律修訂館沒有參與新聞法規的制定過程。《大清印刷物專律》由商部、巡警部、學部會定；《報章應守規則》由巡警部擬定；《報館暫行條規》由民政部擬定；《大清報律》由商部擬具草案，巡警部略加修改，由民政部、法部會奏，交憲政編查館議復。從這點看這些新聞法規多屬部訂專章，只有《大清報律》是經過了比較繁復的立法程序，最後交由憲政編查館核訂。這一方面說明了清政府在制定《大清報律》的審慎態度，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除《大清印刷物專律》之外其他幾部新聞法規在制定過程中的倉促。
光緒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初二，光緒帝就《御史王步瀛奏請速訂報律頒行》諭令商部擬具報律草案，妥籌辦理，商部提出草案後，由巡警部酌為修改。當時法律修訂館正式開館(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才半年多，其主要工作重在刪削舊律，內容分為刪除、修改、修並、續纂，清末大規模的修律工作並沒有完全展開。而這個時候光緒就諭令部院制定報律，說明其對報律的認識和重視。
光緒三十二年(1906)六月，清政府頒布了作為中國歷史上關於新聞出版的第一個專門法規——《大清印刷物專律》。由於當時中國的整個立法修律工作都是在岡田朝太郎、松岡義正、岩谷孫藏等一大批日本法學家的協助下依日本法律為藍本完成的。故該專律取法於日本明治二年(1869)先後頒布的出版條例和新聞紙印行條例。該專律雖然包括了對新聞事業的管理，但重點並不在新聞事業。另外，在《大清印刷物專律》頒布的3個月後就頒布了《報章應守規則》，這一點也說明《大清印刷物專律》重在對一般出版物的管理，而對於報業管理則需要單獨的立法。

緊接著，清政府又頒布了《報章應守規則》。該規則只是對報紙所登內容做了原則性的規定，基本是禁止性條文，其主旨在於八個「不得」，僅僅149個字。共9條。[10](P30)關於《報章應守規則》的頒布時間，一般認為是1906年10月16日[11](P406)。但根據1906年10月13日的《申報》的《本館接警部頒發報律九條專電》②來看，頒布時間應該是1906年10月12日。假如是1906年10月16日頒布，那就是說巡警部提前4天就將未頒布的《報章應守規則》交由報館，對於頒布法律這樣十分嚴肅的事情，巡警部絕少可能這樣做，因此10月16號之說不大合理。而如果該規則在10月12日公布，於10月13日登載在報紙上，還是較為合理的。
之後，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八月由民政部擬定的《報館暫行條規》在《報章應守規則》的基礎上做了許多具體性的補充。第三條至第六條概括了《報章應守規則》的八個「不得」，而其餘條款主要是就報紙的開設批准事項，以及發行人、編輯人、印刷人等做出規定，還有就是對違犯條規者的處罰規定。但仍如其第十條所說的那樣，「以上所定系暫行條規，俟報律編成奏准後，應照該律辦理。」[12]
在《大清報律》正式頒行之前，報律尚未制定完成的情形下，即先行頒布了《報章應守規則》、《報館暫行條規》。這都是為了適應當時新聞事業迅猛發展，加強新聞事業管理的需要而做的臨時之舉。從《報章應守規則》、《報館暫行條規》這兩部新聞法規的內容上看也反映了這種臨時性。
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十九日頒布的《令民政部、法部會同妥訂報律之上諭》：「諭軍機大臣報律關系緊要，前據民政部具奏僅系《報館暫行條規》，所有應行編纂之報律，著民政部，法部迅速會同妥訂，奏明辦理，毋再延緩，經憲政編查館嚴定，厘為四十五條，請通敕各省一體遵行。」[13](卷8，P706)十二月，民政部與法部會奏：「查此項報律，先經原設商部擬具草案，由原巡警部酌為修改，共成四十六條。當以事關法律，非詳加討論，不易通行。」會奏還對當時外報占報業中很大比例的實際情況進行了分析和考察，並特別強調報律的制定工作應當咨商外務部。「京外報館，由洋商開設者，十居六七，即華商所辦各報，亦往往有外人主持其間，若編定報律，而不預定施行之法，俾各館一體遵循，誠恐將來辦理分歧，轉多窒礙，迭經咨商外務部，體察情形，妥為核覆。」當然，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政府在外強面前奴顏婢膝的嘴臉。會奏還建議：「各項法律正在修訂之際，尚未悉臻完備，若將此項報律遽為訂定，一時恐難通行，擬應暫從緩議。」同時，還對《報館暫行條規》的頒行做了解釋說明，「報章流弊漸滋，不可不亟為防閑之計，故先將該律草案，摘要刪繁，擬成暫行條規。奏明試辦。」會奏主張對報律的制定工作應當採取慎之再慎的態度，以期達到「務其寬嚴得中，放之皆準，以為推行盡利之地」[3](P32)的目的。
由於光緒帝毋再延緩的訓示以及不少大臣的條陳催促，民政部與法部將擬訂的報律草案由原來的四十六條修改成四十二條，附則三條，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十三日即交憲政編查館進行覆議。兩天之後，憲政編查館便將議核報律之事上奏光緒帝。奏章中首先強調了報紙的地位和作用，「環球各國，莫不注重報紙，凡政府之命令，議院之裁決，往往經報紙之贊成，始得實行無阻。」比較俄羅斯，瑞士，挪威等國運用刑律來鉗制報業發展，中國則主張「符合言論自由之通例」。奏章總體肯定了報律草案，「檢閱原案四十二條，蓋折衷於日本新聞條例，酌加損益，尚屬周密」。但因「逆黨會匪……籍報紙之風行，逞狂言之鼓吹」，奏章認為：草案中對違反第十四條第一款詆毀宮廷、第二款混淆政體、第三款擾害公安的行為，僅以二十日至二年監禁、附加二十元至百元罰款的處罰尤顯輕縱，主張對其情節較重者仍照刑律治罪。從該奏章可以看出，雖然憲政編查館認為報律草案「尚屬周密」，但由於革命黨人籍報紙鼓吹革命，其勢正盛，故主張對原報律加以修正，即行奏請公布實施[10](P35)。光緒三十四年(1908)二月，《大清報律》正式奉旨頒布實施。
當時的報刊對報律制定等相關內容的報道也從另一方面反映了報律的制定情況。1908年2月26日，《東方雜志》第五卷第一號的一段記述「先於光緒三十一年准商部咨送擬報律會商具奏，當經原設巡警部酌為增改，以租界外埠多相關涉，咨送外務部會覆在案。嗣以拿辦中華報館主事彭貽孫等一案，臣部以報律關系重要，未易旦夕告成，而報章流弊漸滋，又不可不亟為防閑之際，是以一面酌定約束報館規則，行令內外城巡警總廳遵照辦理；一面復經請旨飭下修律大臣纂訂報律於三十二年九月八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這說明早在光緒三十一年即1905年時，就已完成了報律(《大清報律》)草案的制定工作，之所以沒有頒布實施，是因為清政府注意到「報律關系重要，未易旦夕告成」，常與租界外埠多相關涉，因此在制定報律時尤為慎重。

《大清報律》頒布實施後，「各報館不遵行，外人所設者尤甚。」[14](P265)宣統元年(1909)九月十七日，《民政部上奏請修正報律條文折》對《大清報律》第七條和第四十二條提出了修改意見。主張實行事後追懲制，以及認為京城報館的違法事宜不應當由巡警廳辦理，因為巡警廳既然是行政機關，對於報館的違法事宜就只有行政檢查權，而沒有審判權，審判權應當歸屬各級審判廳[15](P1039-1040)。民政部的這兩條修改意見，後又由民政部會同法部和修訂法律大臣，交由憲政編查館再行考核，憲政編查館在覆核後，於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具奏，交由資政院議決。後由軍機處再行議覆，憲政編查館在覆核後，「於文義未協之處逐條釐正」[10](P37)，將民政部會奏的四十一條，附條四條，改為律文四十條，附條五條，在經過軍機大臣、資政院就該律第十一條和第十二條展開了一場舌戰之後，於宣統二年(1910)十二月二十九日將修正後的《大清報律》更名為《欽定報律》頒布實施。
通常認為：清末這五部新聞法規的制定頒行是一個前後更替的過程，然通過對報律制定期間的上諭和奏摺，以及當時報刊對報律制定相關內容的報道分析對比，發現清末新聞法規制定的代表之作——《大清報律》雖然頒布時間較晚，是清末頒布的第四部新聞法規，但是其制定時間卻早於第一部新聞法規《大清印刷物件專律》。從商部於1905年提交《大清報律》草案，至1908年《大清報律》頒行，《大清報律》的制定歷時近三年，這主要源於清政府對於制定一部較為成熟實用的新聞法規的審慎態度。而清政府之所以採取這樣一種態度：一是由於當時外人在中國辦報十分普遍，為了避免以後產生過多過分的糾紛爭執，在制定過程中須反復徵求各部門的意見，並參考多國新聞法規；二是由於當時其他各項法律都還處於修訂階段，還未頒行，為了使新聞法規與其它法規不致發生沖突，只好留待其他各項法律制定完備，再行頒布《大清報律》。以《大清報律》為代表的清末新聞法規的制定頒行，它標志著中國近代新聞法律制度在封建統治的末年建成，同時也標志著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初步法制化。

注釋：
①本文使用的「清末新聞法規」的概念是一個泛稱，它主要包括光緒三十二年(1906)《大清印刷物件專律》、光緒三十二年 (1906)《報章應守規則》、光緒三十三年(1907)《報館暫行條規》、光緒三十四年(1908)《大清報律》、宣統二年(1911)《欽定報律》。
②該稿件內容：「北京專電雲警部現頒應禁報律九條：一詆毀宮廷。二妄議朝政。三妨害治安。四敗壞風俗。五內政外交秘密者，不得揭載。六詞訟未經定案，不得妄下斷語，庇護犯人。七發人私隱，毀人名譽。八錯誤失實，即需改正。九欲開報館，須呈報總廳批准再開。按九條中除三四五及八九等條，為報館所理應遵守外，余條均與立憲國言論自由之意大相刺謬，容著論以發明之。」
[參考文獻]
[1]潘賢模，呂光.中國新聞法概論[M].台北：正中書局，1973.
[2]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M].北京：中華書局，1979.
[3]於衡.大清報律之研究[M].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5.
[4]康有為著.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1.
[5]夏東元編.鄭觀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6]汪貽年.汪穰卿先生傳記[A].黃瑚.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7]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新聞研究資料》編輯部.新聞研究資料(總第12輯)[M].北京：展望出版社，1982.
[8]申報[N].1903-10-27.
[9]張之華主編.中國新聞事業史文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10]劉哲民編.近現代出版新聞法規匯編[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
[11]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12]民政部奏擬定報館暫行條規折[J].東方雜志(第5卷第1號)，1908-02-26.
[13]德宗景皇帝實錄[A].清實錄[C].北京：中華書局，1985.
[14]戈公振.中國報學史[M].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
[15]民政部奏請修正報律條文折[A].大清法規大全(二)[C].台北：考正出版社，19

⑥ 公司開發票稅率是多少

一、增值稅

1、銷售或進口貨物除列舉的以外增值稅稅率，第一項規定：「納稅人銷售或者進口貨物，除本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外，稅率為16%。」

2、加工、修理修配勞務增值稅稅率，第四項規定：「納稅人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稅率為17%。

3、農業產品 13% 包括植物類、動物類。

4、糧食、食用植物油 13% 糧食包括稻穀；大米；大豆；小麥；雜糧；鮮山芋、山芋干、山芋粉；經過加工的的麵粉（各種花式麵粉除外）。

澱粉不屬於農產品的范圍，應按照17%徵收增值稅。食用植物油包括從植物中加工提取的食用油脂及以其為原料生產的混合油。

5、其他貨物 13% 包括自來水、暖氣、冷氣、熱水、煤氣、石油液化氣，天然氣、沼氣、居民用煤炭製品圖書、報紙、雜志飼料、化肥、農葯、農機、農膜國務院規定的其他貨物。

6、出口銷售貨物0 原油，柴油、援外出口貨物、天然牛黃、麝香、銅及銅基合金、白金、糖、新聞紙等國家規定不予退稅。

二、契稅

契稅稅率為3%-5%。契稅的適用稅率，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在前款規定的幅度內按照本地區的實際情況確定，並報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備案。

三、土地增值稅

土地增值稅實行的是四級超率累進稅率，即以納稅對象數額的相對率為累進依據，按超累方式計算應納稅額的稅率。

採用超率累進稅率，需要確定幾項因素：

一是納稅對象數額的相對率，土地增值稅的增值額與扣除項目金額的比即為相對率。

二是把納稅對象的相對率從低到高劃分為若干個級次。

土地增值稅按增值額與扣除項目金額的比率從低到高劃分為四個級次，即：增值額未超過扣除項目金額50%的部分；增值額超過扣除項目金額50%、未超過100%的部分；

增值額超過扣除項目金額100%、未超過200%的部分；增值額超過扣除項目金額200%的部分。

三是按各級次分別規定不同的稅率。土地增值稅的稅率是30%，40%、50%、60%。

土地增值稅實行四級超率累進稅率：

按照土地增值稅稅率表，增值額超過扣除項目金額50%的部分，稅率為30%。

增值額超過扣除項目金額50%、未超過扣除項目金額100%的部分，土地增值稅稅率為40%。

增值額超過扣除項目金額100%、未超過扣除項目金額200%的部分，土地增值稅稅率為50%。

按照土地增值稅稅率表，增值額超過扣除項目金額200%的部分，稅率為60%。

(6)新聞紙條例擴展閱讀：

開發票中免稅的情況：

再如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規定稅率為零的投資項目僅指免掉投資項目本身應納稅額，其外購各種商品和勞務，實際上都是含稅的，並不退還其已納增值稅稅額。

真正體現零稅率理論上定義的，是增值稅對出口產品實行零稅率，即納稅人出口產品不僅可以不納本環節增值額的應納稅額，而且可以退還以前各環節增值額的已納稅款。

增值稅的免稅規定，只是免除納稅人本環節增值額的應納稅額，納稅人購進的貨物和勞務中仍然是含稅的。

對出口產品實行零稅率，目的在於獎勵出口，使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以完全不含稅的價格參與競爭。

免稅率亦稱「稅率為零」。

指對某種課稅對象和某個特定環節上的課稅對象，以零表示的稅率。從理論上說，零稅率與免稅是不同的。

免稅是指對某種課稅對象和某種納稅人，免除其本身負擔的應納稅額，而外購的貨物或勞務仍然是含稅的。

稅率為零不僅納稅人本環節課稅對象不納稅，而且以前各環節轉移過來的稅款亦須退還，才能實現稅率為零。但在實際工作中，稅率為零的含義在不同稅種上的使用，並不嚴格。

如所得稅往往對應納稅所得額的免稅金額部分以零稅率表示，當然所得稅並無轉移稅額的問題。

⑦ 自由民權運動的明治十四年政變與成立政黨

面對民權運動的高漲，政府以頒布讒謗律，新聞紙條例(1875年)及集會條令等法令進行言論彈壓來加以對抗．參議大隈重信雖然在政府內倡導開設國會，但在1881年發生了明治十四年政變，大隈因伊藤博文的緣故而被罷免．另一方面，隨著政府認識到開設國會的必要性，為了避開對政府的批評，政府借明治天皇頒下「國會開設敕諭」，承諾在10年後開設國會．自此，開設國會的時間表得以具體落實；但實際上，政府以為10年後該運動便會冷卻下來。
其後，國會期成同盟在第三次大會出決議成立自由黨，而因政變下野的大隈在翌年自行創立立憲改進黨並就任該黨總理。
自明治十四年政變，在政府內以大隈為首同情自由民權運動的激進派被趕走，政府得以成功鞏固以伊藤為中心的體制，結果，准備了對該運動進行較為強硬彈壓的環境。

⑧ 晚清報業巨子

晚清報業巨子——史量才
史量才(1880～1934)報業民族資本家。原名家修。江蘇江寧人。青年時曾考入松江府婁縣縣學為附生，不久放棄科舉之途，1901年進入浙江杭州蠶學館，畢業後投身教育界，辛亥革命前後結識陳其美等革命黨人，在上海海關清理處和松江鹽務局擔任公職，但很快便轉而投身於新聞事業。1908年擔任《時報》主筆。1912年與他人合資購入《申報》，該報在史量才的苦心經營下成為國內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1927年買進《時事新報》，1929年又收買《新聞報》大部股份，遂成上海新聞界領袖和最大的報業資本家。九一八事變後，史量才政治態度日趨鮮明，使《申報》成為抗日進步力量的喉舌。此間在他主持下還創辦《申報月刊》，出版《申報年鑒》、《申報叢書》等，為社會作出了貢獻。由於史量才力砭時弊，為當局所不容，1934年11月13日被國民黨軍統特務暗殺。

⑨ 1889年大日本帝國主義憲法是原生性憲法嗎

大日本帝國憲法》，是日本基於近代立憲主義而制定的首部憲法，頒布於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2月11日，並於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11月29日施行。很多情況下，該部憲法也被稱作《明治憲法》或《帝國憲法》。與現行有效的《日本國憲法》相對應，也經常被稱作「舊憲法」。這部憲法在伊藤博文的外國調查之後，通過天皇向黑田清隆首相親手遞交的方式發布，即所謂「欽定憲法」。該憲法標志著日本開始有限的憲政統治。
國體變更
隨著日本明治維新的各項改革措施的推行，舊有的國家體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1. 慶應三年十月十四日（西歷1867年11月9日），德川慶喜向日本天皇提出歸還統治權，次日得到許可（史稱「大政奉還」）。同年12月9日，幕府制度被廢止，以天皇為核心的近代官僚制度得到了確立。從此，日本的政治體制從君主的象徵性統治演變為以近代化的官僚機構為輔助工具的君主直接統治。這一點，在此後公布的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第10條中被正式確認。
2. 明治二年（1869年），隨著版籍奉還的實行，各地諸侯（藩主）將各自土地和人民的統治權全部交還給天皇。從此，國家不再通過各藩，而是直接行使對土地和人民的統治權（包括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明治四年（1871年）完成廢藩置縣）。此後，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第1條和第4條都確認了國家的統治權由天皇統攬。
3. 隨著版籍奉還的施行，各藩的封建制度被逐漸推翻。人民不再被束縛在土地上。對此，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第22條明確規定，臣民擁有居住和遷移的自由。
4. 明治政府將公卿、諸侯改造為華族，將武士改造為士族。之後，明治四年（1871年），解除了士族的公務，給予其從事農業、工業、商業的自由，同時規定，普通平民也可以擔任公職。明治五年（1872年），日本推行徵兵制度，實行全民皆兵主義，廢除了士族對軍事的壟斷地位。從此，特定武士階級的特權被廢除（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第19條規定了人民從事公職的平等權利，第20條規定了兵役制度）。但是，在設立帝國議會之前的1884年，國家頒布華族令，給予華族一定的身份特權。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第34條也規定了華族列席日本貴族院的特殊權利。
明治時期的改革
1868年4月6日，天皇頒布了闡述重樹日本國家制度理念的《五條御誓文》。其中第1條就提出了「廣興會議，萬事決於公論」，由此可以看出，明治政府在起初就以建立議會政治為目標。
立憲政體詔書（國立公文書館收藏）
為了將《五條御誓文》的原則精神付諸實現，日本政府在同年閏4月21日公布了《政體書》。政體書中引進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思想，決定設置由各藩代表（1至3人）組成的立法議事機構，並設置議政官下局。但是，隨著戊辰戰爭即將告終，政府對於輿論的尊重也逐漸變得消極，最終在同年9月廢止了議政官制度。
明治二年（1869年）3月，經過議事體裁調查所的調查，新設由各藩的各一人代表組成的立法議事機構公議所。同年9月，改組為集議院。明治四年（1871年），隨著廢藩置縣的實行，政府對太政官官制進行了改革。太政官由正院、左院、右院組成，集議院被左院取代，從而變成了完全由官方指派的議員組成的立法議事機構。
1874年（明治七年），因前一年的「明治六年政變」（征韓論爭論）的失敗而下野的副島種臣、板垣退助、後藤象二郎、江藤新平等人聯名上書，向左院提交了《民選議院設立建議書》。該文件中指出，日本若要維持國運並實現強國，應設立民選而非官選的立法議事機構，結束官僚的專制統治。以此為發端，批判各地薩長藩閥的政治體制的自由民權運動蓬勃發展，在各地都出現了政治結社的現象。此外還有各地對政府不滿的原武士階層頻頻作亂，日本的社會治安極度惡化。其中有代表性的事件包括：1874年的佐賀之亂、1876年的神風連之亂、1877年的西南戰爭等。
1875年（明治八年）4月14日，天皇頒布《立憲政體詔書》，向國民宣告：
朕……特此設元老院，以開立法之源；設大審院，以固審判之權；另，召集地方官員，以通民情，圖公益，逐步建立國家立憲政體，……
上述詔文向國民宣告日本將設立元老院、大審院、地方官會議，分階段地逐步實行立憲君主制。這其實是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政府要員與木戶孝允、板垣退助等民權派舉行的大阪會議的成果。另外，為了應對地方政治不穩的問題，1878年，政府公布《府縣會規則》，在各府縣設置民選的府縣會（即地方議會），從而產生了日本最早的民選議院。
自由民權運動
1874年（明治七年）開始的自由民權運動中，各地紛紛對憲法草案的民間版本（《私擬憲法》）展開了熱烈的探討。但是，政府在起草《明治憲法》時並沒有參考這些民間方案，因此在憲法中很難找到其影響。為了壓制國民的言論和政治運動，政府於1875年（明治八年）頒布了《讒謗律》、《新聞紙條例》，於1880年（明治十三年）頒布了《集會條例》等法令。根據1887年（明治二十年）頒布的《保安條例》，民權運動家被迫離開東京，拒不撤離者遭到了政府的拘留。
對於私擬憲法的內容，學術界有眾多研究成果。在政府壓制言論和政治活動的背景下，各地的民擬憲法對於人權的規定都比較重視。關於天皇的地位方面，並沒有太多的差異。由於大多數的自由民權運動家在明治維新中都是尊皇派，因此對於天皇的存在都極其尊崇。例如，千葉卓三郎等人起草的號稱《草根階層的人權憲法》的草案（即《五日市憲法》）中，也同樣規定了天皇對於立法行政司法的統轄權、對軍隊的統帥權以及天皇的神聖不可侵犯等內容，與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並無差異。在二戰後出現的否定天皇神聖地位的意見在當時尚未登場。

⑩ 請問今年暑假期間新聞所爆出的孕婦因羊水栓塞搶救無效死亡家屬鬧醫院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昨天，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果斷出擊，在松崗醫院拘捕了一百多名借醫療糾紛之名的頑固鬧事人員。區公安分局有關負責人表示，公安機關將嚴格依照有關法律的規定，依法處理煽動和參與鬧事的人員，維護社會大局的穩定。 現場： 事主糾集上百老鄉沖擊醫院 7月22日，一名重慶戶籍孕婦在松崗醫院婦產科待產,在分娩過程中因並發「急性羊水栓塞」，經積極搶救無效後孕婦和嬰兒不幸死亡。事發後，死者家屬不接受醫生解釋，不採取合法手段解決糾紛。7月23日至25日，死者家屬糾集幾十名老鄉，連續三天聚眾圍堵松崗醫院，並在醫院正門燒紙錢、燃放鞭炮，嚴重擾亂了醫院的正常秩序，造成惡劣影響。 昨日上午，死者家屬更是糾集了一百多名老鄉圍堵醫院，在醫院大門懸掛白底黑字的橫幅，擺放死者遺像拜祭，燃放鞭炮，並在醫院大院的樹上張貼白紙標語。上午11時許，當死者家屬提出要醫院方面給予100萬元「賠償費用」等「私了」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後，死者家屬隨即鼓動聚集在醫院周圍的一百多名老鄉，堵塞了醫院的大門，並一度沖擊醫院，企圖從太平間中把死者的屍體搬到醫院大堂擺放、拜祭，製造更大的事端。 公安： 拘捕百餘鬧事者 事發後，南海公安分局啟動處理突發事件的應急機制，迅速調集警力，趕到現場維護秩序。行政執法等部門也派出人員到現場參與處置工作。但鬧事者不聽勸解，企圖強行沖進醫院，還謾罵現場執法人員。 在勸解無效的情況下，為維護醫院的正常秩序，民警立即依法採取行動，果斷出擊，對不聽勸阻的鬧事者實施了拘捕，當場抓獲了一百多名頑固鬧事人員並帶離現場進行審訊，醫院的秩序迅速得到了恢復。 衛生局： 嚴肅調查孕婦分娩死亡事件 據介紹，對於此類醫療糾紛，可以按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相關規定申請醫療事故鑒定。根據鑒定結果，如構成醫療事故且院方有責任，則院方要承擔責任並依法賠償；如鑒定結論認為不屬於醫療事故，則院方不需承擔責任。如當事人不服，可再向上一級鑒定部門申請重新鑒定，也可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 南海區衛生局有關負責人表示，將對該名孕婦意外死亡事件開展嚴肅認真的調查，如果發現醫院方面存在醫療責任，一定會本著公平公正的原則依法作出處理。同時，針對時有發生的「醫鬧」事件，有關部門呼籲當事人採取合法手段解決糾紛，不能幹擾醫院的正常醫療秩序，對於違法行為將堅決打擊、絕不手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