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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准則條例認識

發布時間: 2022-01-10 04:38:29

『壹』 如何正確認識稅務,掌控稅務

財務一般都可以的。

『貳』 稅法中各基本原則如何理解

稅法基本原則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taxation law 一、稅法的基本原則概述 所謂稅法的基本原則,是指一國調整稅收關系的基本規律的抽象和概括,是貫穿稅法的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全過程的具有普遍性指導意義的法律准則。 二、稅收法定原則 稅收法定是稅法至為重要的基本原則,或稱稅法的最高法律原則,它是民主和法治原則等現代憲法原則在稅法上的體現,對保障人權、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益舉足輕重。正因為如此,各國憲法一般也多對其加以規定。我國憲法既未對財政稅收制度作專門的規定,也未對稅收立法權作專門的規定,僅是在公民的基本義務方面規定「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故而稅收法定主義在憲法上未得到明確的肯定。 稅收法定原則的內容,國內學者一般認為由以下三項具體原則組成: 1.課稅要素法定原則。 2.課稅要素明確原則。 3.征稅合法性原則。 三、稅收公平原則 在現代各國的稅收法律關系中,納稅人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稅收負擔在國民之間的分配也必須公平合理。有學者認為,稅收公平原則是近代平等性的政治和憲法原則在稅收法律制度中的具體體現。至於何謂公平,不同歷史時期的學者的認識也是處於不斷發展之中的。 在拋棄絕對公平地按人頭或其他定額標准征稅的主張後,稅收學界對公平原則的理解主要有兩派,一為受益說,一為負擔能力說。 在受益說中,水平公平是指凡自政府得到相同利益者應負擔相同的稅收,垂直公平是指凡自政府所得利益不同者應負擔不同的稅收。 負擔能力說的代表人是穆勒和皮古,他們引入相對犧牲的概念,認為凡具有相同納稅能力者應負擔相同的稅收,不同納稅能力者應負擔不同的稅收。這個觀點被稅法學界和稅收立法者引進稅法的觀念中,並發展成稅法上體現稅收公平原則的量能課稅原則。 所謂稅收負擔能力,是指各納稅人的經濟負擔能力,其基礎有所得、財產和消費三種。 四、稅收效率原則 在一般含義上,稅收效率原則所要求的以最小的費用獲取最大的稅收收入,並利用稅收的經濟調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的發展,或者最大限度地減輕稅收對經濟發展的妨礙。它包括稅收行政效率和稅收經濟效率兩個方面。 稅收的行政效率可以從征稅費用和納稅費用方面來考察。 征稅費用是指稅務部門在征稅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費用。這些費用占所征稅額的比重即為征稅效率。征稅效率的高低和稅務人員本身的工作效率又是密切相關的。而且對不同的稅種,其征稅效率也會存在很大的差異。 納稅費用是納稅人依法辦理納稅事務所發生的費用。相對於征稅費用,納稅費用的計算比較困難,如將納稅申報的時間折算成貨幣,這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又如,由於征稅使納稅人憂慮不安,實際上付出了心理費用。因此,有人把納稅費用稱為稅收隱蔽費用。從數量方面看,穆斯格雷夫認為,納稅費用通常要大於征稅費用。 稅收的經濟效率的主旨在於如何通過優化稅制,盡可能地減少稅收對社會經濟的不良影響,或者最大程度地促進社會經濟良性發展。處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經濟體制背景下的學 者對這個問題有著不同的答案。 五、稅收社會政策原則 稅法的社會政策原則是指稅法是國家用以推行各種社會政策,主要是經濟政策的最重要的基本手段之一,其實質就是稅收的經濟基本職能的法律原則化。 這一原則主要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進入壟斷階段以後才提出並隨即為各國普遍奉行的稅法基本原則。 社會政策原則確立以後,稅法的其他基本原則,特別是稅收公平主義原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約和影響。如何衡量稅收公平,不僅要看各納稅人的負擔能力,還要考慮社會全局和整體利益。社會政策原則的確定及其對稅收公平主義原則的影響,是稅法基本原則在現代以來發生的重大變化之一。

『叄』 稅收原則包括哪些

稅收原則亦稱"稅制原則"。指導一國稅制建立、發展和制定稅收政策的准則或規范。綜合各派思想,一般認為稅收原則應當包括:①稅收財政原則。在保證國家的財政需要的同時,要兼顧納稅人的負擔能力,處理好國家、企業和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②公平稅負原則。以公正、平等為目標,通過稅收調節,實現合理負擔,鼓勵平等競爭。③稅收效率原則。以增進資源有效配置、提高經濟效率為目標, 體現國家產業政策,充分發揮稅收對經濟增長的激勵作用。④稅務行政原則。要求稅法簡明易懂,征管簡便嚴密;節時省費。⑤稅收主權原則。保障國家獨立自主的征稅權力,維護本國的合法權益。

『肆』 香港的稅務條例是怎麼規定的

基本概念正確。報稅和繳稅是兩回事兒,每家公司每年都必須要向香港稅務局內報稅容,至於是否要繳稅,要視乎評稅主任發出的評稅表是否有應繳稅項的利潤 - "Assessable Profit"。核數師報告制度"Audit Report"和稅率16.5%都是針對在香港注冊的有限公司而設立的,如果你是獨資公司,或者是合夥公司(非有限責任公司形式的團體),可不需要CPA(注冊會計師)發出的核數報告,自行向稅務局報稅即可。獨資或合夥公司的利得稅按照標准稅率來計算(也就是15%)。除此之外,獨資或者合夥公司可選擇將公司的利潤匯入個人的綜合稅務評估之中"Personal assessment",這樣一來,可透過個人的林林總總免稅額(個人免稅額、子女免稅額、父母免稅額、等等)抵扣、減少其應繳的稅款。
公司的整體運作不在香港,不一定能成為豁免香港稅務的理由。稅務事務其實是十分復雜的專業,應當咨詢相關的專業人士(會計師、律師等),每年香港稅務局都會變更、修訂香港的稅務准則"Inland Revenue Rules",可向專業人士請教其細節。

『伍』 稅務幹部如何日常工作貫徹准則和條例

您好,建議您到會計人的網上家園和論壇學友們一起討論哦。

『陸』 廉政准則與稅務相關的心得體會

學習《廉潔從政若干准則》心得體會

《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准則(試行)》是黨的建設特別是反腐倡廉建設科學化、規范化的重要標志,是促進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重要舉措,是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的重要保證。為了深入貫徹執行《廉政准則》,在玉溪市地稅系統掀起了學習《廉政准則》的熱潮。通過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其精神實質,自己從思想上得到了升華,收獲很大。下面,我就結合地稅的部門實際談談我個人學習《廉政准則》的幾點體會。

一、正確認識貫徹實施《廉政准則》的重大意義

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改革開放30多年來,經過幾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不懈努力,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順利推進提供了重要保證。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任務之下,一些部門一些行業腐敗現象屢禁不止,一些黨員幹部腐敗行為屢屢發生,特別是一些中高級領導幹部違法違紀犯罪令人觸目驚心,嚴重影響了黨的執政形象、幹部隊伍的形象,嚴重削弱了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嚴重損害了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動搖了黨的群眾基礎。據中紀委公布的數據顯示,2009年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接受信訪舉報131.8萬件(次),初步核實違紀線索14萬件,立案11.5萬件,結案10.2萬件,處分10.7萬人。通過查辦案件,為國家挽回經濟損失44.4億元。

上述這些數字,一方面說明了我們黨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也充分彰顯了我們黨反對腐敗的堅強決心,切實增強了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么多的違紀違法案件和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表明了現有的反腐倡廉制度還不健全,還存在不少漏洞和缺陷。一是一些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還存在制度空白,有些問題存在已久,但解決問題的制度沒有及時建立,跟不上形勢發展需要;二是一些制度缺乏針對性和可操作性,過於原則寬泛,缺少具體實施措施;三是一些制度缺乏系統性和配套性,不能有效發揮作用;四是不少制度沒有得到很好執行,存在著重製定、輕執行現象。

正因為如此,中央在1997年3月頒布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准則(試行)》基礎之上,總結實踐經驗,適應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修訂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准則》,成就了又一部高質量、高層次的黨內反腐倡廉法規。與試行了13年的《廉政准則(試行)》相比較,去掉「試行」二字過後的《廉政准則》,從14條增加到了18條,由「30不準」增加到「52不準」,不僅內容和篇幅大大增加,而且新的《廉政准則》顯得的更細致,涵蓋面更廣,將黨員幹部的工作、生活以及涉及廉政的各個方面幾乎納入規范范疇,以更加完善、規范的要求,適應了新的形勢需要。

二、結合地稅部門實際,貫徹實施《廉政准則》

地稅部門作為重要的執法單位,直接面對廣大納稅人,聯系各行各業,服務千家萬戶,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的好壞,直接關繫到黨和政府的形象。近年來,全市地稅系統始終堅持把促進各級領導幹部廉潔從政作為黨風廉政建設的重要內容,緊密結合地稅工作實際,加強教育,健全制度,強化監督,提高了各級領導幹部的廉潔從政意識。但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當前少數領導幹部的廉潔意識不強,主動防範風險意識還不夠,尤其近兩年地稅系統發生的違紀違法案件發案主體都是縣局局長,系統內在黨風廉政建設方面也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貫徹實施《廉政准則》,有利於強化地稅部門領導幹部廉潔從政的意識,有利於進一步解決地稅部門各級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方面的突出問題,有利於廣大地稅幹部規范運用「兩權」的意識和行為,對於保證地稅部門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形成用制度規范從政行為、按制度辦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機制,進一步提高地稅系統管黨治黨水平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為此,要將《廉政准則》的各項要求貫徹落實到位,我認為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強化教育,構築「防火牆」。地稅部門要自覺把學習宣傳《廉政准則》同黨性黨風黨紀教育結合起來,同幹部管理、機關作風建設結合起來,同業務工作結合起來,切實增強宣傳教育實效。要以宗旨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為基礎,以作風教育和廉政勤政教育為重點,以廉政勤政先進典型為榜樣,以違紀違法案例為反面教材,將反腐倡廉教育貫穿於黨員幹部培養、選拔、管理、使用的全過程。要把《廉政准則》納入各級黨組中心組學習計劃,作為幹部教育培訓的重要內容,通過形式多樣、扎實有效的教育,使黨員領導幹部加深對黨員行為規范和禁止性要求的認識理解,准確掌握《廉政准則》中8個方面「禁止」、52個「不準」的具體規定,明確不能為、不可為的界限范圍,從而樹立起正確的世界觀、權力觀、事業觀,築牢廉潔從政、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真正把學習教育成果轉化為推動廉政建設的強大動力。

(二)完善制度,牢固「高壓線」。《廉政准則》是規范黨員領導幹部從政行為的重要基礎性黨內法規,對於保證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形成用制度規范從政行為、按制度辦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機制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我們要把健全《廉政准則》的配套制度與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落實懲防體系工作規劃有機結合起來,圍繞重點領域、關鍵環節和重要崗位,大力推進制度建設,把制度建設貫穿於教育、監督、預防、懲治等各個環節,為抓好領導幹部廉潔自律工作提供製度保障。

(三)內外共建,縝密「監督網」。《廉政准則》所規定的八個方面的禁止和52條不準在貫徹執行過程中,還必須打造縝密的、多層次的監督網路,必須提高內外人員參與度。一是擴寬監督渠道。對外編制廉政"監督網",充分發揮網路的優越性,強化社會監督,打開權力監督新局面;繼續在各界聘請廉政特邀監察員,加大地稅紀檢監察工作監督力度;發放民主評議調查問卷,向社會公布行風廉政監督舉報電話。多管齊下,把權力運行放置於各方關注下,讓腐敗行為無處遁跡。二是加強重點監督。圍繞領導班子、部門負責人及人、財、物等關鍵崗位和重點環節進行不間斷的檢查,加大預防力度。三是積極探索新監督機制。要積極探索對幹部八小時以外「社交圈」、「生活圈」的監督機制,積極開展自查、互查活動,及時糾正各種道德上的各種偏差,將貪念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解決在萌牙狀態,要及時提醒、督促整改,切實做到關口前移,預防在先。

『柒』 談談對稅務會計的認識

稅務會計的基本職能是對納稅人應納稅款的形成、申報、繳納進行反映和監督。稅務會計要對納稅人的納稅義務及其繳納情況進行記錄、計算、匯總,並編制出納稅申報表;稅務會計要對納稅人納稅義務及其繳納情況,進行控制、檢查,並對違法行為加以糾正和制裁。這種反映和監督,只能在作為納稅人的企業單位里進行,並由納稅人的會計人員去實施。企業稅務會計需要在多種納稅方案中通過事先籌劃,合理安排公司籌資、投資、經營、利潤分配等財務活動,針對采購、生產經營以及內部核算等進行合理決策,利用國家法規積極稅務籌劃,同時通過軟體產品與國家涉稅系統進行信息傳遞與要素延續,對企業經營過程涉及的諸多稅種(增值稅、所得稅、營業稅、消費稅、關稅、出口退稅等)進行業務處理,既可准確核算各種應納稅金進行申報納稅,提高財稅人員工作效率,也可對企業賬務、票證、經營、核算、納稅情況進行評估,更好幫助企業正確執行國家稅務政策,進行整體經營籌劃及納稅風險防範,為企業管理決策獻計獻策,為創利打下堅實基礎。在既保證企業完成利稅義務增加自身「造血」能力,降低稅收負擔,也提高了稅後利潤,實現自身的持續健康發展。

『捌』 談談你對稅法基本原則的認識

一、稅法的基本原則概述
所謂稅法的基本原則,是指一國調整稅收關系的基本規律的抽象和概括,是貫穿稅法的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全過程的具有普遍性指導意義的法律准則。
二、稅收法定原則
稅收法定是稅法至為重要的基本原則,或稱稅法的最高法律原則,它是民主和法治原則等現代憲法原則在稅法上的體現,對保障人權、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益舉足輕重。正因為如此,各國憲法一般也多對其加以規定。我國憲法既未對財政稅收制度作專門的規定,也未對稅收立法權作專門的規定,僅是在公民的基本義務方面規定「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故而稅收法定主義在憲法上未得到明確的肯定。
稅收法定原則的內容,國內學者一般認為由以下三項具體原則組成:
1.課稅要素法定原則。
2.課稅要素明確原則。
3.征稅合法性原則。
三、稅收公平原則
在現代各國的稅收法律關系中,納稅人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稅收負擔在國民之間的分配也必須公平合理。有學者認為,稅收公平原則是近代平等性的政治和憲法原則在稅收法律制度中的具體體現。至於何謂公平,不同歷史時期的學者的認識也是處於不斷發展之中的。
在拋棄絕對公平地按人頭或其他定額標准征稅的主張後,稅收學界對公平原則的理解主要有兩派,一為受益說,一為負擔能力說。
在受益說中,水平公平是指凡自政府得到相同利益者應負擔相同的稅收,垂直公平是指凡自政府所得利益不同者應負擔不同的稅收。
負擔能力說的代表人是穆勒和皮古,他們引入相對犧牲的概念,認為凡具有相同納稅能力者應負擔相同的稅收,不同納稅能力者應負擔不同的稅收。這個觀點被稅法學界和稅收立法者引進稅法的觀念中,並發展成稅法上體現稅收公平原則的量能課稅原則。
所謂稅收負擔能力,是指各納稅人的經濟負擔能力,其基礎有所得、財產和消費三種。
四、稅收效率原則
在一般含義上,稅收效率原則所要求的以最小的費用獲取最大的稅收收入,並利用稅收的經濟調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的發展,或者最大限度地減輕稅收對經濟發展的妨礙。它包括稅收行政效率和稅收經濟效率兩個方面。
稅收的行政效率可以從征稅費用和納稅費用方面來考察。
征稅費用是指稅務部門在征稅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費用。這些費用占所征稅額的比重即為征稅效率。征稅效率的高低和稅務人員本身的工作效率又是密切相關的。而且對不同的稅種,其征稅效率也會存在很大的差異。
納稅費用是納稅人依法辦理納稅事務所發生的費用。相對於征稅費用,納稅費用的計算比較困難,如將納稅申報的時間折算成貨幣,這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又如,由於征稅使納稅人憂慮不安,實際上付出了心理費用。因此,有人把納稅費用稱為稅收隱蔽費用。從數量方面看,穆斯格雷夫認為,納稅費用通常要大於征稅費用。
稅收的經濟效率的主旨在於如何通過優化稅制,盡可能地減少稅收對社會經濟的不良影響,或者最大程度地促進社會經濟良性發展。處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經濟體制背景下的學 者對這個問題有著不同的答案。
五、稅收社會政策原則
稅法的社會政策原則是指稅法是國家用以推行各種社會政策,主要是經濟政策的最重要的基本手段之一,其實質就是稅收的經濟基本職能的法律原則化。
這一原則主要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進入壟斷階段以後才提出並隨即為各國普遍奉行的稅法基本原則。
社會政策原則確立以後,稅法的其他基本原則,特別是稅收公平主義原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約和影響。如何衡量稅收公平,不僅要看各納稅人的負擔能力,還要考慮社會全局和整體利益。社會政策原則的確定及其對稅收公平主義原則的影響,是稅法基本原則在現代以來發生的重大變化之一。

『玖』 運用稅收相關知識談談你對我國貫徹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認識

「落實稅收法定原則」論壇綜述
2014年1月10日,由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北京大學稅收法治建設研究基地主辦,北京大學財經法研究中心承辦的「落實稅收法定原則」論壇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凱原樓307會議室成功召開。

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法案室張永志副主任,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李三江司長、靳萬軍副司長、張學瑞副巡視員,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李萬甫所長等政府官員,北京大學法學院張守文院長、北京大學法學院沈巋副院長,北京大學法學院劉劍文教授、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法案室原主任俞光遠教授、中央財經大學稅收教育研究所賈紹華所長、《中國稅務報》劉佐總編輯、華東政法大學陳少英教授、武漢大學熊偉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朱大旗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施正文教授等學者,北京市、四川省、河南省、湖北省、陝西省等地的稅務系統工作人員,普華永道、華稅、天馳、國楓凱文等會計師事務所或律所合夥人,共計60餘位專家參與了本次論壇。《法制日報》、《法制晚報》、《中國稅務報》等多家媒體對論壇進行了報道。

論壇開幕式由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張學瑞副巡視員主持,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李三江司長、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劉劍文會長先後致辭。李三江司長對論壇提出三點倡導:第一,鼓勵暢所欲言;第二,理論聯系實踐;第三,具有問題意識。劉劍文會長強調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關鍵在於:第一,樹立法治思維。所謂稅收立法「成熟一個、出台一個」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取的,可能會延緩稅收法定的改革進程。第二,擺正立法與改革的關系。稅收立法不僅能夠確認已有的改革成果,而且能夠推動和引導稅收改革,它是民主決策、科學決策的平台,也是化解中國當前諸多社會矛盾的平台。

一、稅收法定原則的基石性地位及其理解

與會專家就稅收法定原則的准確理解達成了相當的一致意見,以期釐清當前存在的一些誤解。

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法案室原主任俞光遠教授認為:《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稅收法定原則」,這對促進依法治國、依法理財具有歷史性價值。第一,必須盡快健全、完備稅法體系,提高稅法的系統性、科學性、協調性和開放性。第二,將稅收法定原則及基本稅收管理體制、保護納稅人合法權益等內容寫入《憲法》。第三,在《稅收徵收管理法》中專設一章「納稅人權利保護」。第四,發揮立法機關在稅收立法中的主導作用,將現存的諸多稅收行政條例上升為法律。第五,將財稅法設置為一個獨立的立法系統。

武漢大學法學院熊偉教授指出:第一,重視稅收法定原則中「課稅要素明確」的要求。若課稅要素不明確,實際上構成了一把「雙刃劍」,不僅不利於納稅人依法納稅,也不利於稅務機關依法征稅。第二,處理好各個層級的立法文件的「度」。即明確稅收實施條例、稅收實施細則各自能夠規定什麼,確定稅法解釋的具體方法和限度。第三,立足於稅收法定原則的大背景,反思反避稅問題。稅務機關應當適當轉變執法思維,在征稅問題上保持一定的容忍度,嚴格地依據法律征稅。第四,促進稅收執法的公開透明,以倒逼稅務機關提高其執法的公正度、能力和水平。

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陳少英教授認為:稅收法定原則最深刻的內涵在於限制政府征稅權、保護納稅人財產權。在具體操作層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須編排稅收立法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作為一個以商品稅為主的國家,我國在商品稅方面的立法卻非常欠缺,故在「營改增」改革中,應大力推動增值稅立法,並通過「價稅分離」,增強納稅人意識,從而在實現增值稅的經濟功能的同時實現其政治功能。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朱大旗教授提出:第一,稅收法定原則的涵義是經過人大代表的同意以及納稅人的立法參與,控制國家征稅權;並藉助稅收法律的安定性、規范性、可預測性,保障納稅人的財產權、生存權、發展權、生產經營自主權、人生規劃自由權等。第二,加快稅收立法的步伐。要改變立法機關力量薄弱的現狀,應當優化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知識、年齡結構,增強立法人員的立法能力。第三,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不以在形式上制定稅收法律為已足,還應保證稅收法律在內容上對基本課稅要素等進行具體、明確、完備的規定,改善立法質量。第四,建立對稅收規范性文件的司法審查和對稅收法律的違憲審查機制,在「形式法治」的基礎上實現「實質法治」。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施正文教授認為:一方面,應充分認識稅收法定原則的崇高地位。它是稅法領域最高原則,並對一個國家的法治、人權保障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另一方面,應正確理解稅收法定原則的基本內涵。稅收法定原則之「法」既包括對稅收實體要素和基本的稅收程序要素的規定,又要求稅務機關嚴格地實施和執行稅法。在立法上,關注稅法的可實施性,改變過去立法「宜粗不宜細」的做法;在執法上,轉變按照計劃或任務征稅的思路,以稅收法律作為征稅的唯一依據;在司法上,發揮稅收救濟的功能,改革稅收司法制度。

二、我國稅收立法現狀的剖析和反思

與會專家基於國家治理的整體視角,解讀了稅收法定原則在我國實踐中的演繹情況。

中央財經大學稅收教育研究所賈紹華所長認為:《決定》中「國家治理」的提法彰顯了政府運作方式上的重大轉型,關繫到國家的「常治」和「久安」。 「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頂層設計主要包含三個指導思想,即稅種的法定、課稅要素的法定、徵收管理程序和技術的法定。只有滿足上述要求,才能奠定政府征稅行為的正當性,提高政府的治稅能力,發揮稅收作為一種國家治理途徑的作用。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周序中教授將《決定》中對稅收法定原則的明確承認視作「起始之元年」,是我國二十多年來稅制改革的一個階段性成果。在當前的改革深水區、矛盾激化期,財稅法治建設突顯了「法律」的價值,能夠合理地劃分私主體和公主體的財產界限,關乎人民的基本權利和利益。欲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就一定要樹立稅法權威,在稅法的表現形式、實行和運用上多下功夫,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稅法的籠子中。

普華永道合夥人梅杞成結合自身實務經驗,把中國稅法實踐中的問題總結為五個特徵:一是很多領域本應當有法,卻沒有法。二是很多領域有法,卻不公平。三是很多領域有法,但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的理解不一致,各地執行的差別非常大。四是很多領域有法,卻不依法執行。五是很多領域納稅人有權利,卻不敢行使這些權利,導致納稅人權利得不到很好的保護。

揚州稅務幹部進修學院李登喜教授認為:稅收法治之治實際上是一種「共治」,故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不能僅停留在立法層面。一方面應當構建科學的稅法解釋體系、健全稅法解釋方法,在與納稅人權利息息相關的規則解釋上,對行政機關的解釋權進行適當限制,防止稅收執法裁量權的錯用和亂用。另一方面,應當建立標准化案例稅法,也即稅法領域的案例指導制度,通過稅法的實踐探索來引導稅法的理論研究。

北京大學法學院張守文教授指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是財稅法學界和實務界已形成的共識,也是一個永恆的研究主題。從《立法法》第8條到1985年稅收授權立法決定、稅制改革試點模式,都與稅收法定原則存在著緊密的關聯。縱觀我國改革開放的歷程,1984年《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93年《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都未在財稅改革上多作著墨,因此,此番《決定》中對「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完善稅收立法」等諸多財稅問題的明確表述,無疑具有深遠意義。

三、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頂層設計與可行路徑

與會專家從稅收立法、執法、守法、執法、監督、遵從等多個角度,對稅收法定原則的宏觀及微觀路徑提出了一系列建議。

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法案室張永志副主任認為:站在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高度,「治理」的典型特徵是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和合作,稅收法治也正是置於這個大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稅收法定原則意味著,一是樹立法定理念,充分挖掘稅收法定原則蘊含著的民主、法治和人權的精神。二是完善法律制度,通過法律制度的設計來確認和體現稅收法定原則。三是落實立法規劃,改進立法程序,保證稅法的科學性、系統性和適應性。

來自各地稅務部門的實務人員闡述了自己對稅收法定原則的看法。河南省國家稅務局常新友副處長認為,應提高稅收立法的協調性和統一性,處理好法律與法律之間的關系,處理好改革與立法、經濟與法治之間的關系。北京市地方稅務局施宏處長反思了我國稅收法定實踐,在立法層面,人大沒有盡到稅收立法授權之後的監督職責,納稅人參與稅收法律制定的程度不足;在執法層面,稅務機關的自由裁量權存在一定的失控;在司法層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均未啟動稅法領域的司法解釋,稅收案例的數量較少。四川省地方稅務局李青處長指出,稅務機關不能將完成征稅指標作為唯一的工作導向,而必須依法徵收。如果不實行稅收法定,就會使稅務執法的隨意性非常大,既導致收了不該收的稅、損害了納稅人的利益,也導致該收的稅沒有收、損害了國家的利益。陝西省國家稅務局張岳文副處長認為,我國稅收領域的現狀是法律理想難以與現實相銜接,引發法律的「脫節」。一方面需要考慮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結合,使稅收法律制度更加接中國本土的地氣;另一方面需要促進立法、執法、司法層面的相互跟進。

來自律師事務所的專家交流了自己辦理稅務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案件的實務經驗,重點提出了關於稅法解釋的一些體會。天馳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王家本認為,稅法應當對課稅要素進行相對明確、詳細的規定,增加法律中的嚴格性規則,不宜給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和稅法解釋權留有過大的餘地。華稅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劉天永同樣認為,根據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行政解釋不能適用擴大解釋的方法,才能保證稅法的權威性、促進稅法的確定性。國楓凱文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李榮法指出,行政機關的稅法解釋有存在的必要性,但應當確立「禁止擴大」以及「尊重本意」等兩項解釋原則。建議將「稅收徵收管理法」分為納稅服務、涉稅建設、涉稅處罰三大部分,轉變「輕服務、重管理」的態度,推動稅務機關與納稅人間的相互信賴,強化違反稅法的責任和處罰力度。

四、稅收法定原則與稅收法治的前景展望

稅法學者和實務工作者圍繞著稅收法定入憲、稅收授權立法、稅法的本土化思路等深層次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展望了我國稅收法治可以依循的前進方略。

《中國稅務報》劉佐總編輯提出:稅收法定原則並非資產階級所固有,而是一種在世界范圍內都被普遍遵循和認可的基本原則,是現代國家保護人權的必由之路,故我國有必要將稅收法定原則上升到《憲法》的高度。同時,面對復雜的國情現實,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應當區分輕重緩急,兼具短期、中期和長期的規劃。

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張學瑞副巡視員認為:從《決定》的布局安排看,稅收法定原則被定位為民主建設中的大事情,它牽涉到人民主權、政治體制改革,關繫到擴大民主和加強法治。稅收立法應當回應現實需要、回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回應老百姓的願望,還應當確立階段性的任務,結合我國的國情、社情和稅情,制定具體的時間表。

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傅紅偉處長指出:稅收法定原則是一項國際規則,也已經在我國全社會上下形成共識,下一步的重點就在於如何讓稅收法定原則落到具體工作當中。稅收法定原則的中國路徑被視為一個系統性工程,需要全國人大、國務院、稅務機關等多個機關相互合作,共同作出努力。

湖南省稅務幹部學校何小王教授針對我國諸多稅收規范性文件突破、超越許可權的現象,提出稅收規范性文件的授權依據應當具體化,並引入外部的授權立法監督機制,形成全社會的監督體系。另外,既然旨在保護人身權的刑法中明確了「禁止類推適用」原則,那麼,旨在保護財產權的稅法也可以考慮確立相近的原則,禁止稅法領域的類推和比照適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丁一副教授介紹了德國有關稅收授權立法的學理和實踐,闡釋了其對於我國處理稅收授權立法現象的啟發,提出在稅收授權立法問題上,需要將立法機關的強大、行政機關的謙抑、司法機關的補足這三者密切結合。我們不能單純地肯定或否定授權立法,稅收授權立法應當有所為而有所不為,一個必須堅持的底線是,重要的課稅要素應當嚴格地由狹義法律進行規定。

五、閉幕總結

閉幕式上,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靳萬軍副司長肯定了本次論壇的成果,指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具有長期性、持續性和不斷改進性,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需要我們從意識與理念、體制建設與機制創新等維度著手,將稅收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多個環節協同並舉,以共同實現稅收法治的目標。

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劉劍文會長重申,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固然應考慮中國國情,但這項原則的價值是不容置疑的。回到《決定》的本意上來,「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中的「法」只能指狹義的法律。稅收法定原則的主旨在於保護納稅人權利、限制公權力,落實路徑是在5-10年的時間里,將所有的稅收行政法規都上升為稅收法律,且應為「良法善治」。唯有如此,中國的法治建設才能進步,民富國強的治國目標才能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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