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問責工作各項規章制度

⑴ 行政法規 規章制度的區別

行政法規是國務院為領導和管理國家各項行政工作，根據憲法和法律，並且按照《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暫行條例》的規定而制定的政治、經濟、教育、科技、文化、外事等各類法規的總稱。
規章制度是企業制定的組織勞動過程和進行勞動管理的規則和制度的總和。也稱為內部勞動規則，是企業內部的「法律」。

⑵ 如何強化行政監督和問責制度

三、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監督，確保權力不被濫用

今年政府工作任務重、頭緒多，要注重推進管理創新，提高辦事效率和工作透明度，加強對權力的制約監督，保證行政權力規范運行和正確行使。尤其要防止利用擴大公共投資的機會為本部門、本單位和個人謀取私利。

第一，堅持科學民主決策。今年政府的公共投資決策事務明顯增加，要求也明顯提高。要堅持科學民主決策，提高決策質量，注重實際效果。對符合條件、手續完備的項目，特別是民生工程、災後重建、生態環境、技術改造和消除「瓶頸」制約的重要項目，要按程序加快核准、批復。同時，要繼續健全科學民主決策各項制度。重大決策必須充分發揚民主、集體研究決定，嚴禁領導幹部個人決定大額度資金使用、重大項目安排，干預工程建設招投標和政府采購的正常程序。凡是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的決策，要經過專家充分論證，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眾切身利益的決策，要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

第二，深入推進政務公開。公開透明是保證權力不被濫用、公共投資不出問題的有效辦法。要深入推進政務公開，凡應該公開、能夠公開的事項都要及時全面公開。要拓展公開渠道，提高公開層次，增加公開內容，創造條件讓人民更好地了解政府、監督政府、批評政府。繼續全面推行公共企事業單位辦事公開制度，方便群眾辦事和實施監督。今年特別要把公開透明原則貫穿於落實擴內需、保增長政策的全過程，項目實施和資金管理使用不準搞暗箱操作，保證每個環節都透明運行，最大限度地減少發生腐敗行為的機會。

第三，推進行政問責制度和績效管理制度。行政問責的根本目的在於強化行政監督、提高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今年要重點抓好三個方面的行政問責：對中央關於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各項政策執行不力的要問責；對公共資金使用不當、投資項目出現失誤的要問責；對發生損害群眾生命財產的重特大安全事故的要問責。要繼續推進行政問責的制度化、規范化，進一步明確問責范圍、問責程序，加大問責力度，增強行政問責的針對性、操作性和時效性，堅決糾正行政不作為和亂作為。要建立政府績效管理制度，引導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形成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正確政績觀。

第四，嚴肅查辦違紀違法案件。查辦案件是反腐敗的最重要、最直接、最有效手段。按照中央的部署，今年要重點查辦發生在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中的腐敗案件。要始終保持嚴厲懲處腐敗分子的高壓態勢，堅決查處利用行政審批權、行政執法權等搞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的腐敗案件。加大查辦商業賄賂案件的力度，既要懲處受賄行為，又要懲處行賄行為；既要查處國（境）外經濟組織在我國內地的商業賄賂行為，也要查處我國企業在境外的商業賄賂行為。對於發現的腐敗案件和腐敗分子，不管涉及什麼單位、什麼人，都要依法嚴懲，絕不姑息，絕不讓腐敗分子逍遙法外。要加強國際合作，加大對逃亡在境外的腐敗分子的追逃緝捕力度，絕不讓他們逍遙境外。

⑶ 什麼是行政問責案件

所謂行政問責，是指一級政府對現任該級政府負責人、該級政府所屬各工作部門和下級政府主要負責人在所管轄的部門和工作范圍內由於故意或者過失，不履行或者未正確履行法定職責，以致影響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貽誤行政工作，或者損害行政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給行政機關造成不良影響和後果的行為，進行內部監督和責任追究的制度。
1、中央關於行政問責制度的實踐探索2003年5月12日，《公共衛生突發條例》明確規定了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組織領導、遵循的原則和各項制度和措施，明確了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社會有關組織和公民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及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2003年8月27日通過的《行政許可法》，規定了政府的行政許可行為，也明確規定了違反本法應承擔的法律責任。2004年2月18日，《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有了關於「詢問和質詢」、「罷免或撤換」的規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專門規定了對有失職、瀆職行為的黨員幹部給予相應處分。2004年4月，《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明確提出「權責統一」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則，對決策責任追究、行政執法責任制以及完善行政復議責任追究制度等作了明確的規定。2006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對公務員向上級承擔責任的條件和公務員辭職辭退作了明確規定，並進一步將行政問責法制化和規范化。
2、地方關於行政問責制度的實踐探索2003年下半年，我國天津、重慶、海南、長沙、大連、湘潭、廣州等地方政府也相繼出台了針對不同的問責對象的行政問責規章制度。這些規章既對部門行政首長進行問責，也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法律、法規授權行使行政權力和受行政機關依法委託履行行政管理職能的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過錯進行責任追究。

⑷ 行政問責的制度下存在的問題

1、官員缺乏問責觀念，問責的良好環境尚未形成。受傳統「官本位」思想影響，官僚主義作風不同程度存在於各級領導幹部中，普遍只意識到責任過程中所產生的過失或直接責任，對間接過失或連帶責任卻不以為然。一些官員缺乏「守土有責」意識，認為只要做好面上的工作即可，而沒有意識到由於自己疏於監管，給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帶來損失也是要被追究責任而受到處罰的。如2007年，龍門縣地派鎮芒派村發生瓷土場坍塌事故，導致3人死亡，該縣對地派鎮黨政主要進行責任追究，書記、鎮長均被停職，縣委、縣政府分管領導也被市紀委予以追究責任。只注重工作動機，而不注重工作結果，缺乏道德意識和服務意識。表現在一些領導幹部接受工作任務時態度端正，非常爽快，但工作起來不動腦筋、不想辦法，導致完成時間長，工作質量低，群眾意見大，沒意識到這也屬行政問責的范疇。如龍門縣近三年來，結合「萬眾評公務」結果，先後對12名工作不力的領導幹部實施問責，進行組織處理。2、問責主體不夠全面，紀委「獨唱」不改。各地關於問責主體的規定不統一，大多由黨委、政府即紀檢監察部門實施同體問責，而涉及國家權力機關、民主黨派、新聞媒體和社會公眾等的異體問責相對薄弱。出現問責主體的定位不當或缺位，容易導致問責不實或問責不公。如目前龍門縣的問責主體除了紀檢監察機關外，未有其他問責主體。3、問責范圍過於狹窄，作用十分有限。從當前各地的情況來看，問責的適用范圍普遍較窄，大多局限在重、特大安全責任事故的事後責任追究，而忽視了對決策、用人、工作績效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的追究，使問責制只能在一定范圍內發揮有限的作用，而不能全方位地約束行政權力。如《龍門縣人民政府行政問責制暫行辦法》規定的問責情形只有7類，主要包括效能低下、執行不力、責任意識淡薄、違反法定程序、盲目決策、不嚴格依法執政或治政不嚴、監督不力，以及在商務活動中損害政府形象或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等；而對決策失誤、執行不力、用人不當、監管不嚴、違法行政以及行政不作為等許多方面沒有涉及，問責的作用顯得十分有限。4、問責程序不夠健全，容易使被問責人產生誤解而不服。一是問責機制的啟動程序尚不健全。在什麼情況下啟動官員問責制並沒有一個可以依據的標准，沒有明確的問責啟動程序，可能出現「該問責者未被問責，不該問責者卻被問了責」的現象。二是沒有形成公開透明的問責程序。導致一旦被問責，被問責者不是從自己的過錯行為上找原因，而常常是一昧地怪自己的命運不好，撞到「槍口」上了，未被問責的則心存僥幸。三是沒有對問責程序作出明確的規定。如沒有問責必須經過的提起、受理、調查、決定、執行等環節，沒有問責對象的申辯程序、問責的聽證、復議程序等。程序上的缺失使得承辦機構操作困難，又給人「暗箱」操作的嫌疑，難以取得預期的效果。如龍門縣案件審理室反映，不少問責對象認為執行問責程序過於簡單，申辯機會少，難於做到讓問責對象真正心服口服。

⑸ 求行政問責制度的起源及發展

一、中國行政問責制度實施歷程

我國在行政問責制的建設方面比較薄弱，行政問責制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法規，只是散見於一些規定和條例中。改革開放後，為了使問責制真正做到制度化，在各地探索新途徑的同時，中央也在積極加快推進問責制度化的步伐。

(一)中央關於行政問責制度的實踐探索2003年5月12日，《公共衛生突發條例》明確規定了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組織領導、遵循的原則和各項制度和措施，明確了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社會有關組織和公民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及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2003年8月27日通過的《行政許可法》，規定了政府的行政許可行為，也明確規定了違反本法應承擔的法律責任。2004年2月18日，《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有了關於「詢問和質詢」、「罷免或撤換」的規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專門規定了對有失職、瀆職行為的黨員幹部給予相應處分。2004年4月，《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明確提出「權責統一」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則，對決策責任追究、行政執法責任制以及完善行政復議責任追究制度等作了明確的規定。2006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對公務員向上級承擔責任的條件和公務員辭職辭退作了明確規定，並進一步將行政問責法制化和規范化。

(二)地方關於行政問責制度的實踐探索2003年下半年，我國天津、重慶、海南、長沙、大連、湘潭、廣州等地方政府也相繼出台了針對不同的問責對象的行政問責規章制度。這些規章既對部門行政首長進行問責，也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法律、法規授權行使行政權力和受行政機關依法委託履行行政管理職能的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過錯進行責任追究。

二、中國行政問責制度發展軌跡分析

（一）從同體問責為主向異體問責為主發展

從我國行政問責發展歷程來看，我國「非典」事件以前主要實行的是同體問責，是執政黨系統對其黨員幹部的問責，或者行政系統對其行政幹部的問責。這種同體問責有利於發揮對失職、失責行為經常性的監督和問責。但從現代行政問責的一般原理和我國以往公共行政實踐結果等方面顯示，單一的問責主體和啟動機制無法實現多類問責內容的問責效果。「非典」事件觸發了異體問責在行政問責制中的作用，我國行政問責制度逐步開始轉向異體問責。1.人大是最主要的異體問責主體。我國《憲法》第3條、第128條明確規定由人大產生的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要對人大「負責」。當然，各級人大仍然要進一步通過立法落實憲法和法律賦予其的多項剛性監督問責手段的運用，如特定問題調查、質詢、罷免、投不信任票等。2.媒體是最有效的異體問責主體。媒體能及時揭露各種腐敗現象，產生巨大的社會效應，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媒體獨立性與中立性逐漸增強，也越來越廣泛地參與到行政問責過程中來。3.公民是最本源的異體問責主體。1982年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憲法》第4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

（二）由應急型問責機制向長效型問責制度轉變

以前往往是發生了重大安全事故才會對相關領導人進行問責，現在則是對行政決策進行制度性定期審查，行政問責終於成為一項「制度」而存在。目前，我國各級行政機構開始施行問責督查制度，對工作進度和問責情況進行跟蹤督查，並將問責結果存入本人檔案，作為本級組織人事部門一年之內考核、任用幹部的重要依據，改變了過去對問責事件缺乏連續管理的片面做法。

（三）從以行政責任、法律責任為主轉向注重政治責任和道德責任

以前往往只對濫用職權、越權行為問責，而行政不作為因易被忽視而乏人問責，導致一些官員為避免「做多錯多」而犯下「行政責任」、「法律責任」，而對「政治責任」、「道德責任」視而不見。目前，問責范圍從追究「有錯」官員向「不作為」官員深化，在細化有錯責任行為的基礎上，進一步挖掘無為問責的深度，制定承擔行政不作為責任的標准，對各種無為行為進行了科學有效的界定，對行政不作為嚴加打擊，納入問責體系。以往僅僅對行政官員的違法犯罪行為進行問責，對官員的道德問題往往以違反黨規黨紀的形式進行黨內處分，現在則將官員違反道德規范的行為也納入到了行政問責范疇。

（四）從權力問責逐步轉向制度問責

「非典」事件以前，我國權力問責的案例並不少見。當時主要是針對各種安全事故進行問責，「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作用不大，「療效」不顯。「非典」事件以後，兩名正省部級主要領導辭職，《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的出台，標志著制度問責的開始。中國幹部人事制度的整體改革，也出現了制度化信號。實施制度問責，是從政治責任、領導責任、管理責任、直接責任、間接責任等，一層層問下去。制度問責提高了行政官員的政治責任心；澄清了吏治，做到了制度反腐；化解了幹部隊伍的能上不能下問題。

⑹ 行政問責的七種形式

行政問責的七種形式如下：

1、取消當年評優、評先資格；

2、誡勉；

3、通報批評；

4、責令在市政府常務會議上作出書面檢查；

5、通過市級主要新聞媒體向社會公開道歉；

6、停職反省；

7、勸其辭職。

拓展資料

行政問責情形

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出台的《 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規定的問責情形包括：

一是決策嚴重失誤，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

二是因工作失職，致使本地區、本部門、本系統或者本單位發生特別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較短時間內連續發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

三是政府職能部門管理、監督不力，在其職責范圍內發生特別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較短時間內連續發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

四是在行政活動中濫用職權，強令、授意實施違法行政行為，或者不作為，引發群體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五是對群體性、突發性事件處置失當，導致事態惡化，造成惡劣影響的；

六是違反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有關規定，導致用人失察、失誤，造成惡劣影響的；

七是其他給國家利益、人民生命財產、公共財產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等失職行為的。

⑺ 《國務院工作規則》明確提出國務院各部門要推行行政問責制度和績效管理制度，並明確問責范圍、規范問責程

⑻ 行政問責制的基本內容

違反議事規則，個人或者少數人對重大事項作出決定，或者改變集體作出的決定的；回無依據實施影響公民、答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義務的行政行為的；違反規定的步驟、順序、方式、形式等規定程序實施行政行為的；超過法定時限或者合理時限履行職責的。
工作作風懈怠、工作態度惡劣；對於明顯相同情況的相對人不同對待，歧視特定相對人，或者為實現行政管理目標採取的行政方法、手段明顯失當等濫用自由裁量權履行行政職責等情形，確定為「不當履行行政職責」，也將進行行政問責。

⑼ 行政問責的實施歷程

我國在行政問責制的建設方面比較薄弱，行政問責制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法規，只是散見於一些規定和條例中。改革開放後，為了使問責制真正做到制度化，在各地探索新途徑的同時，中央也在積極加快推進問責制度化的步伐。
1、中央關於行政問責制度的實踐探索2003年5月12日，《公共衛生突發條例》明確規定了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組織領導、遵循的原則和各項制度和措施，明確了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社會有關組織和公民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及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2003年8月27日通過的《行政許可法》，規定了政府的行政許可行為，也明確規定了違反本法應承擔的法律責任。2004年2月18日，《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有了關於「詢問和質詢」、「罷免或撤換」的規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專門規定了對有失職、瀆職行為的黨員幹部給予相應處分。2004年4月，《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明確提出「權責統一」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則，對決策責任追究、行政執法責任制以及完善行政復議責任追究制度等作了明確的規定。2006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對公務員向上級承擔責任的條件和公務員辭職辭退作了明確規定，並進一步將行政問責法制化和規范化。
2、地方關於行政問責制度的實踐探索2003年下半年，我國天津、重慶、海南、長沙、大連、湘潭、廣州等地方政府也相繼出台了針對不同的問責對象的行政問責規章制度。這些規章既對部門行政首長進行問責，也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法律、法規授權行使行政權力和受行政機關依法委託履行行政管理職能的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過錯進行責任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