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院規章

❶ 書院制改革是什麼意思

書院制改革是在大學里成立「書院」。學院管學習，書院管生活。一般認為，這種書院制借鑒了西方大學住宿學院的做法，也承襲了中國書院的古老傳統。

書院作為實體行政機構，與學院平行，學生們由此便身處於兩個坐標系之中。每名新生可按意願申請書院，學校會按既定機製作出編配。學生申請轉院，書院也會視情況作出考慮。

書院的任務：

1、書院是學生實踐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強礪煉的生活社區，是傳承和弘揚交通大學學生「思想活躍、學習活躍、生活活躍」校園特色文化的重要載體，同時也是開展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通識教育、學業輔導、就業指導、心理健康教育，促進學生全面綜合發展的平台。

2、書院承擔大學生黨建與思想教育、通識教育、學業輔導、學風建設、就業指導、學生事務管理（獎懲助勤貸補）、心理健康教育以及維護校園安全穩定、書院環境與文化建設等職責，側重於基於堅實學業基礎之上的與學生全面發展相一致的思想引領、行為養成、人格塑造和實踐鍛煉。

系統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批判性思維、道德倫理、職業謀劃、人際交往、組織領導和社會環境適應等能力，培養造就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需要的領袖人才。

❷ 歐洲中世紀大學延續至今，而中國書院為何會走向衰落

《禮記》、《學經》說:「古時，師有家，師有齡，師有技，師有國。」當漢武帝「廢黜百家，尊儒學」的時候，中國古代最早的學派——太學誕生了。國學是中國最高的學府，也是唯一一所以儒家思想培養當代官員的官辦機構。

與此同時，中世紀的歐洲國家也建立了自己的大學，著名學者在這里交流思維邏輯，創造出奇妙的火花。

然而，中國書院在適應朝代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弱化。相比之下，歐洲中世紀大學始終屹立在西方精神世界，為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那麼，這兩種不同歷史命運的原因是什麼呢?

書院最初的原型是官辦的皇家學堂。隨著朝代的更迭，許多文人士大夫的地位被削弱，一種不歸屬感使他們痛苦不堪，於是私立書院應運而生。

如歷史上著名的白鹿洞書院、松陽書院等。宋代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學者，主張恢復白鹿洞書院。他就是朱熹。

「十字軍東征是一次輝煌的勝利，」華盛頓美國大學研究中心(American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主任艾哈邁德·艾哈邁德(Ahmed Ahmed)說。這場勝利的意義在於，它將歐洲帶入了一個更加文明和開放的時代。阿拉伯文化的引入和古羅馬文化的復興將成為歐洲中世紀大學最強大的知識和文化基礎。

書院大多是文人自建的，但封建統治階級逐漸意識到書院在社會中的影響，開始參與書院的經營和管理。中國古代書院的建立，分為官辦、私辦和私辦輔辦三種。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形成一個統一的學院管理模式。

由於書院不受政府控制，所以民間習俗比較嚴重。儒學本身就是在道德的基礎上建立學術知識，所以在書院中要探索建立價值觀念與知識的統一，強調社會的安定與和諧。在相互的交流和爭鳴中，產生了許多新的思想，形成了濃厚的學習氛圍。

學術上公開自由的辯論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思想財富，但缺乏統一的管理和引導權並沒有幫助帝國政府。沒有發揮出它真正的價值，這也是它衰落的原因。

在歐洲，中世紀的大學也是開放和包容的。然而，在中世紀的歐洲，從事新事物最普遍被接受的方式之一就是打仗。中世紀的大學也是如此，它們不斷地為自己爭取一席之地。最後，中世紀的大學有四種權力，其中之一是教師和學生有參與政治的權利。

這種權力的建立為中世紀大學的發展提供了便利。最著名的是博洛尼亞大學和巴黎大學，這兩所大學都採用行會組織的形式，大學機構統一管理。

博洛尼亞大學設立了「學生導游會」，由學生組織，制定規章制度，維護學校的利益。同時，它有一系列的權力，如聘請講師和決定教學時間。學生們非常包容和自由。

在巴黎大學，「教員行會」從教員中選出最高管理者，也就是現在的校長，然後逐步制定學校的規章制度，這與目前的學校制度類似。

由此可見，我國的書院沒有得到統一有效的管理，難以充分發揮其價值。在中世紀的歐洲，大學不受封建統治者的限制，建立了自己的行政管理制度，使資源配置合理，權力得以保持，大學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提高。

書院在中國古代是文化精神傳承的象徵，在文明社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封建統治者的獨裁統治註定無法使書院繁榮。反之，學院的發展受到了政府對學院管理的參與的制約。如果說南宋是書院發展的高峰時期，那麼元代無疑是書院衰落的最大推動力。

吳溝曾說:「元代，書院數量增加，但弊端也增加了。」學院的創始人只知道他們是主人的戰利品，卻不知道他們是在教導主人。學院不再是思想交流的避難所，而是權力的附庸。

到了明朝，朱帝的勢力進一步加強和鞏固。政府建立太學、郡學和社會學的目的是什麼?當然，這是為了將學院牢牢掌握在國王手中。與此同時，書院開始分散和凋零，人們只知道官學，沒有書院。當時繁榮的白鹿洞學院最終淪為廢墟。

然而，政府設立學校並不是為了獲取真正的知識，而是為了傳授知識，固化人們的思維方式，這只是為了皇室使用。朱元璋頒布法令:「總有一天，書院院長將是紀律官，所有書院將任命官員。」就這樣，他把學院揣進了口袋，供自己使用。他也稱之為「啟蒙」。

明代統治者對書院的壓制，引起了士大夫的憤怒。明朝末年，統治者的權力逐漸放鬆。明朝的學生聚集在一起講學，批評朝廷的時事，以發泄他們對統治階級的不滿。但是權力的擁有者怎麼能容忍這樣的厚顏無恥呢?在幾次激烈的壓力下，學院最終被推翻。

與中國學院的消亡相比，歐洲中世紀的大學似乎一路高升。隨著工商業的發展，老百姓也越來越多。與此同時，歐洲中世紀大學固有的斗爭精神並沒有消失，而是變得越來越強烈。

這種斗爭不是為了主權的斗爭，而是為了在獲得權力的同時充實自己的學術體系，以便更好地滿足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

在中世紀的大學里，雜亂無章的學術研究已經被系統的學科所取代，每個學科都發展出了自己獨特的教育方法。當時在中世紀，大學里共有法律、醫學、數學、物理、經濟學等十多個學科，迅猛發展的趨勢無人能阻擋。

除了中世紀大學為主權而進行的社會「斗爭」之外，大學內部的學術紛爭也十分普遍。這種辯論性教學在一定程度上類似於中國書院駁斥新思想，但它無疑能培養學生的邏輯能力和探索真知的人文精神，更有利於科學價值觀的形成。

因此，中世紀大學不僅培養了知識分子，還為社會氛圍注入了新的活力，即科學。科學是宗教信仰的對立面，也是推動西方文明發展的強大動力。它在歐洲文明史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與此相反，中國學術界也有過一些「辯論教學」的例子，但只是曇花一現，很快就淹沒在歷史潮流之中。

中國古代的書院和歐洲中世紀的大學都是學習的場所，但它們的命運卻大不相同，其原因在於社會歷史背景、管理制度和具體發展歷程的不同。

中國的封建統治扼殺了新思想的誕生。科舉制度使書院淪為權力的附庸。然而，中世紀的大學是從公會管理系統和高度自治中發展起來的。但兩者的價值觀、教學方法和內在精神都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借鑒意義，值得後人深思。

❸ 嶽麓書院校規是什麼

中國書院一般都有學規。所謂學規，是書院訂的用以規范生徒學習、生活行為的規矩章法。 嶽麓書院的學規，最早源於朱熹的《書院教條》，到清代乾隆年間，歐陽正煥任書院院長時，提出「整、齊、嚴、肅」四字並撰詩，刻在碑上嵌於書院講堂右壁，流傳至今。這四個大字剛勁有力，令後人景仰不已。 嶽麓書院學規：時常省問父母；朔望恭謁聖賢；氣習各矯偏處；舉止整齊嚴肅；服食宜從儉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齒序；痛戒訐短毀長；損友必須拒絕；不可閑談廢時；日講經書三起；日看綱目數頁；通曉時務物理；參讀古文詩賦；讀書必須過筆；會課按時蚤完；夜讀仍戒晏起；疑誤定要力爭。

❹ 中國古代四大書院的書院各說

中國自宋朝以來就有「四大書院」的說法，但是究竟哪四所書院可以稱得上「四大」，則各有各的見解。
普遍認可為應天書院，嶽麓書院，嵩陽書院，白鹿洞書院。
1、宋末馬端臨《文獻通考》中《學校考》宋朝四大書院說：
應天書院，嶽麓書院，石鼓書院，徂徠書院。
此說法沒有爭議。范成大《驂鸞錄》和清代全祖望均贊同，朱熹《石鼓書院記》：「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天下四大書院的來源最早是宋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卷47，並指出嵩陽後來無聞，後來的歷史學家皆以《文獻通考》為據。
2、北宋六大書院說：
應天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石鼓書院，茅山書院。
（中華民國時期盛朗西、陳登原《中國書院制度》）
3、北宋八大書院說：
應天書院，嶽麓書院，嵩陽書院，白鹿洞書院，石鼓書院，茅山書院，龍門書院，徂徠書院
（南宋詩人范成大推舉，民國陳登原《國史舊聞》）

❺ 中國書院制度始於哪個朝代

唐代
唐末至五代期間，戰亂頻繁，官學衰敗，許多讀書人避居山林，遂模彷彿教禪林講經制度創立書院，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教育組織形式。書院是實施藏書、教學與研究三結合的高等教育機構。書院制度萌芽於唐，完備與宋，廢止於清，前後千餘年的歷史，對中國封建社會教育與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所有被列入過的書院名單： 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 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 河南商丘縣城南的應天府書院（睢陽書院）； 河南嵩山南麓的嵩陽書院； 湖南衡陽的石鼓書院；金山書院，徂徠書院，麗澤書院，象山書院，茅山書院，龍門書院，東林書院。

四大書院
天下四大書院（北宋四大書院，或宋代四大書院）說：
嵩陽書院，應天府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

中國古代的「四大書院」以外最著名的書院應當是湖南衡陽的石鼓書院。

❻ 中世紀大學與中國同時期的書院在組織管理上有何異同

我國書院制度與歐洲中世紀大學之比較
書院是我國封建社會獨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作為中國教育史上與官學平行交叉發展的一種教育制度，它萌芽於唐末，鼎盛於宋元，普及於明清，改制於清末，是集教育、學術、藏書為一體的文化教育機構。它不是官學，但有官學成分，不是私學但又吸收私學長處的新的教育制度，它是官學和私學相結合的產物。自書院出現以後，我國古代教育便發生了一個很大變化，即出現了官學、私學和書院相平行發展的格局，三者成鼎立之勢，直到清朝末年，它們之間具有排斥，但更多的是互相滲透與融合，促進了我國古代文化教育的發展和繁榮。
（一）中國古代書院發展之軌跡
1、書院制度的起源
書院之名始於唐代，分官私兩類，但都不是聚徒講學的教育組織。唐朝「安史之亂」以後，國家由強盛走向衰落，政治腐敗，民生凋敝，文教事業也受到嚴重沖擊，官學廢馳，禮義衰亡。於是一些宿學鴻儒受佛教禪林的啟發，紛紛到一些清靜、優美的名勝之地讀書治學。此後，歸隱山林、論道修身，聚徒講學之風逐漸興起。真正具有聚徒講學性質的書院至五代末期也基本形成，北宋初年才發展成為較完備的書院制度，成為中國傳統教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2、書院制度的確立
到了宋代，國家重歸統一，社會生產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人民生活相對穩定，士心開始向學，由於統治者忙於拓疆守土，無暇顧及興學建校之事，只重科舉對現有人才的選拔和吸收，以滿足立國之初的一時之需。因此在建國近百年的時間里，官學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正是在此背景下，書院才以其強大的生命力獲得較大的發展，並確立了自己作為一種重要的教育組織形式的地位。宋代書院的發展軌跡，大致可分為三大階段：
1）宋初的勃興 宋立國後，暫時無力顧及振興官學，因而對著名私學採取「贖買」政策，始為官私聯營的學校模式出現。宋初的六大著名書院即為代表。
2）中期的消沉 北宋三次興學期間，官學空前興盛；且重在改革的實踐理性成為主流，純學術的研究日漸消沉，因而書院不彰，連著名的六大書院也破敗停辦或改為官學。
3）南宋的大盛 外族的入侵，內部的傾軋和科舉的腐敗，致使南宋的官學形同虛設。更由於朱熹等人對書院卓有成效的復辦和理學的流行，書院又日漸昌熾。
宋代書院普遍訂立了比較完備的條規，這是書院制度化的重要標志，其中朱熹親自擬訂的《白鹿洞書院揭示》，成為書院學規的典範。
3、書院制度的官學化
到了元代，統治者為緩和蒙漢民族的矛盾，籠絡漢族士心，對書院採取保護提倡的政策，同時也逐漸加以控制，使元代書院日益呈官學化趨勢。元政府還對書院的招生、考試、畢業後的出路等方面嚴格控制。元政府採取這些措施，逐漸使書院失去了其自由講學的特質，最後與官學無異。它賴以生存，飲譽於世的學術特色逐漸由淡化到消失，最後淪為科舉的附庸。
4、書院制度的勃興與毀禁
明代書院的發展「經歷了沉寂——勃興——禁毀的曲折道路」。
1）明初的沉寂
明初因政府重視發展官學，提倡科舉取士，使官學興極一時，書院備受冷落，近百年不興。
2）中期的復興
明中葉以後，因官學空疏，科舉腐化，書院教育由此復甦，嘉靖以後，發展到極盛。
3）後期的沉淪
由於書院研究學術特質的復歸，書院講學的政治色彩愈來愈濃，「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統治者深感「搖撼朝廷」。明代後期，當權者先後四次禁毀書院，嚴重地戕害了學術思想的發展。尤其是，「洞學科舉」的創設，使書院、官學、科舉逐漸融為一體。
5、書院特質的消失與改制
清初，統治者為壓制輿論，消除南明的復國情緒，對書院嚴加限制，但禁而不絕，不過這時的書院已經同官學沒有什麼區別，從元代開始的書院官學化傾向，到清代達到極致。清代書院學習的主要內容是八股文制藝，目的是參加科舉考試，獲取功名，完全喪失了書院原有的教學風格與學術研究的性質，其獨立性和自主性已所剩無幾。
鴉片戰爭之後，閉關鎖國百餘年的「天朝大國」的大門終於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所打破。在「師夷制夷」的洋務運動中，洋務學堂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改革舊式書院就成為大勢所趨。在此情形下，清政府終於採納了張之洞、劉坤一的建議，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下詔將各省城書院改為大學堂，各府書院改為中學堂，各州縣書院改為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至此書院制度走完了近千年的曲折歷程之後，最終匯入了近代學校教育的洪流之中。

（二）中國古代書院制度之評價
1、辦學特質
書院是介於私學與官學之間的一種特殊的教學組織形式，它具有「非官非私」、「既官既私」的特徵。具體而論，其辦學特質可以歸納為：
1）官方的認可、扶助
2）注重藏書、讀書
3）自由講學，研討學術
書院是「三教」鼎立和兼容的產物之一，書院大多選址於名山大川、風景優美之地，與佛、道的影響不無聯系。
2、教學方式
1）講演辯論
中國書院十分重視學術講演，其形式有「升堂講說」、「學術會講」等。書院大師除了闡發自己的學術見解外，還十分重視不同學術觀點的論辯交流。明代後期的顧憲成、高攀龍就特別制訂了書院會講制度、規定：「每年一大會」，「每月一小會」，並訂有「會約」、「會規」，以道義相磋磨，學術相珍重。
2）自修問難
除學術講演外，書院教學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學生自修研究和質疑問難。書院藏書豐富，這為學生自由讀書和獨立鑽研提供了方便。朱熹認為，除集體講演外，書院的老師的職責就是指導學生自修讀書，強調讀書須有疑，有疑而又深思未得者即當請教大師，這就叫做「質疑問難」。朱熹創造的讀書六條（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
3）研究探討
書院以學術探究和理智訓練為根本。無論是大師講演，還是學生自修，都十分明顯地體現了注重學術探討的研究精神。書院作為知識分子求知問學的精神家園，努力將學術研究與教育活動結合起來，他們一方面通過學術研究深化學理探討，促進教學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教學和學術研究培養人才，擴大學派影響。正是這樣交互遞進，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封建社會思想和學術的發展。
4、組織管理
在組織管理上、書院也與普遍學校有所不同：
1）管理機構精簡化
與私學一樣，書院只有一位明確的主持人。其名稱有洞主、山長、堂長、院長等，主持人往往是學派宗師，講學釋難為主要職責，而管理實為兼領。有些規模較大的書院，雖增設副講、管乾等職，但專職人員極為有限，往往由書院學生輪流分任，相較於官學，書院冗員極少，且有吸收學生參與管理的特點，或稱「高足弟子代管制」。
2）管理原則民主化
與普通私學一樣，書院師生均可來去自由，較少專制性的處罰。書院主持人的產生，多為公推，而非官委。有些書院曾明文規定。主持者「不稱職則更易」，還有「按季更易」的條例，不搞終身制。
3）管理方式學規化
由於書院的管理人員少，而師生又朝夕相處，所以制訂一套共同遵守的學規來進行自我約束，自我教育實屬必要。書院的學規大體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內容：一是指出為學的方向；二是為學、修養和待人處事的准則、方法；三是規定犯過的懲治。
最負盛名的學規有：朱熹所訂《白鹿洞書院教條》和呂祖謙所訂《麗澤書院學規》。
(三)書院與官、私學之比較分析
由於書院具有「非官非私」和「既官既私」的特點，因而書院與官學相比，多有不同；與私學相較，也有所別。
1、與官學之比較
與官學相比，書院從以下幾個方面與官學多有不同：
1)從教師來看 官學的教師都是由朝廷任命，屬封建王朝的官吏；書院的教師則由地方聘請推薦，多為德才兼備的學者、士大夫，有的雖是朝廷命官，但作書院教師僅為兼職。
2)從學生來看 官學學生來源多為官宦子弟，等級性強，且需嚴格考試方能入學；書院的學生則來去自由，沒有等級尊卑之別，入學也無須什麼考試。
3)從教育內容來看 官學教授的內容多為朝廷核定的教材，內容較為固定、單一；書院教學內容取決於該書院的特點及山長，主講教師的所長，一般山長或主講教師的講授內容，決定於書院傳授知識及學術的主流，因而教學內容較為靈活、寬泛。
4)從教學組織形式來看 官學的教學比較呆板、單調；書院教學比較靈活、多種多樣。特別是書院的「講會」制度，成為書院的重要教學形式，這也是書院區別於官學的重要標志。
2、與私學之比較
書院自產生之日起，便與私學有天然的聯系，其共通點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其一，它同私學一樣，是由民間集資創辦的，不屬官方之列，具有很強的獨立自主性；其二，同私學一樣，書院是向下層社會開放，面向鄉間的；其三，同私學一樣，書院是以平民子弟為培養和教育對象；其四，與私學一樣，書院主要是一種素質教育，不以科舉仕進為辦學目的。
在這些帶根本性的問題上，書院與私學有著不可分離的內在聯系，從一定意義上說，書院是從私學脫胎而來，但書院又不是一般的私學，這已不是對私學經驗的直接搬用，而是對私學進行了深刻的變革，是一種獨立於官學和私學兩大教育系統之外的另一種新的教育系統。
誠如前述，作為一般的私學，基本上都處於一種自發性的狀態，它還未形成一套長期穩定的完備的教育規則，具體表現為：其一，沒有固定的校舍和教育設施；其二，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其三，沒有專門的圖書藏所，更不具備印刷圖書、講義的條件；其四，沒有相應的教學計劃和規章制度；其五，是一種手工業式的辦學方式，因此不可能像官學那樣進行分班教學；其六，沒有任何形式的考核體系，缺乏強有力的教育管理制度，學校處於一種無組織的鬆散狀態等等。而書院則不同，它站在當時歷史的高度上，對官學和私學進行了全面的審視，並進而對這兩種教育制度進行了綜合與改造，從而形成了一種既非私學又非官學的獨具特色的教育組織形式。
書院與一般私學不大相同的是：
1)書院既有固定的校舍和教學設施，又有專門的圖書藏所，不僅校舍宏偉，而且藏書極為豐富，這是一般私學所難以達到的。
2)書院有固定的教育經費作保障，建立了類似於官學的以學田為中心的教育經費體系。書院獲取學田的渠道有二：一是民間捐獻，二是政府拔賜。這是書院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前提，這也是一般私學所不具備的。
3)書院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管理體系，建立了類似於官學人員編制和崗位。每人根據自己的崗位職責，分別負責學生的授課、考核，生活和書院的經費、祭祀、保衛安全等。特別值得提及的是書院的學生也參與管理，如直接管理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的堂長、管幹、學長、齋長等，都由學生擔任。
除此之外，書院還制定了一系列獨有的頗具特色的教條、學規、學訓等，把得之於管理實踐的一系列經驗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這是書院走上了制度化的重要標志。
綜上所述，書院雖與私學有著天然聯系，但又與私學有別；它既與官學有質的區別，但又吸取了官學中的許多積極成分，與官學有一定聯系，書院正是在廣泛吸取了私學和官學的有益經驗基礎上進行成功的改造之後，才形成的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教育制度，它是中國生活發展緊密古代社會近千年來一種重要而特殊的教育組織形式，它在教育中所起的極其重要的作用，始終是官學和一般私學所不能達到，也是它們所不能取代的。
(四)書院與歐洲中世紀大學之比較
就在東方古國中國書院制度日趨成熟，空前興盛之時，在遙遠的西方世界也出現了一種新的教育機構—近代大學，就其產生的特點來說，歐洲中世紀大學與中國古代書院不無相同之處，但卻與書院有著明顯有別的歷史命運，為此，筆者將從文化的層面對兩者進行比較分析。文化在最普遍意義上是指人類社會區別於自然狀態的全部事物，通常可分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三個層次。就文化與書院和大學的關系而言，兩者主要受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的影響和制約。
1、制度文化
從制度文化層面來說，中國古代與歐洲中世紀相比，在政治體制和宗教勢力兩個方面大有差異。
1)政治體制
中國古代自秦以來建立的中央統治政權，其政治體制始終是高度集權。與中央封建集權保持一致就成為書院延續的必要條件，當書院的自由研究、論辨講學沒有觸犯統治階段利益和動搖其政治秩序時，或者中央政權無力顧及書院的越軌行為時，書院方顯自己本色；一旦書院的自由化程度超越了封建王朝的容忍的上限，等待書院的只能是或被禁毀或者屈從權勢而走上官學化的道路。中世紀的歐洲與中國同一時期的政治狀況不同，當時的歐洲可能更近似於我國春秋戰國諸侯分立的時代，許多民族國家和世俗政權並立，這才使大學的學術自由和辦學的自主成為可能；從歷史上看，歐洲中世紀大學較小受到世俗政權的干涉和干擾，中國書院卻很少有那麼幸運。
2)宗教勢力
中國文化素以非宗教化為榮，由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家演化而來的道教充其量僅是一種准宗教，外來的佛教也沒能發展到與王權抗衡的程度，世俗權威始終居於至高無上的地位。這對書院的存在和發展既有利又有弊。前者表現為書院教學與研究與社會政治聯系，對於消除社會弊端，促進社會進步有益。後者主要表現在由於缺乏宗教文化的天職觀念，使書院難以抗拒世俗的功利誘惑，從而走上學而優則仕的老路，這必然影響到書院學術的范圍、質量和深度。
中世紀的歐洲宗教勢力強大，宗教對大學的影響遠遠大於世俗政權。這種影響也是利弊兼有，使中世紀大學的教學內容帶有濃厚蒙昧色彩，但宗教為論證教義的合理性而主張廣涉博覽各個學科的知識尤其是自然科學的知識，同時也陶冶了人們的敬業鑽研的職業情趣，鍛煉了人們的思維的嚴密性，從而為科學文化的發展積累了深厚的智力資源。
2、觀念文化
從觀念文化的角度看，中西文化差異更為巨大。筆者再從文化取向和學術自主這兩個方面，對書院和大學進行比較分析。
1)文化取向
文化取向問題在中西教學思想上表現得極為明顯，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在西方，主智主義可以說是貫穿西方教學價值觀思想歷史的一條主線，源遠流長，長期居於主導地位。在中國，倫理本位和極端實用主義備受尊崇，自然科學知識長期被正統教育所排斥，單純為政治服務，視學問為晉身之階，求仕成為求學的唯一目的。綜觀中國書院制度將近1000年的歷史中作為封建教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注重人倫綱常之道的教育，把倫理道德當作人類生活決定性因素的價值取向，從而限制了實證科學的發展。儒家主張自省，而不主張向外探索宇宙的奧秘，反映在教育內容上就是教育與自然科學知識分離，教育內容排斥科學知識。中國書院雖然注重相互爭鳴的學術研究，但書院大師們在維護宗法封建社會這個根本問題上則是一致的。雖然它存在了近千年，但只有形式上數量上的變化，而無實質性的變革。中近代的落後與重德輕智的文化傳統不無關系。
中世紀大學的興起，是西歐社會開始走向繁榮昌盛在文化上的初步表現，中國世紀大學不僅為當時各領域的學者提供了活動的舞台，而且成為培育新一代學者的園地，學者們不僅擔負起保存文化，傳遞文化的責任，而且擔負起發展文化、創造文化的天職，雖然他們沒有沖破封建教會的控制，但在時代需要的推動下，他們注重理性思維能力的培養，科技文化知識的傳遞，這是對傳統基督教神學教育獨霸講壇的一大突破，客觀上為促進西方近代科技革命的興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2)學術自主
學術自主意味著學術要從政治懷抱中自由出來，只服從真理的標准，而不受外界的壓力。
中國封建社會政教合一，教育必須受政治權力的擺布，中國古代書院也如此，它始終未形成獨立的教育體制，學術無自主性，由於受到政府的控制和利祿的引誘，喪失了書院淡泊名利，專志於學術研究，志在治學修身而不事科舉的初衷，最後逐漸官學化，成為科舉的附庸。當近代革命在歐洲發生時各國都從科技成果中獲得巨大的利益時，而中國的童生士子卻長年累月地蠕動在應試趕考的黃土路上，在考場上比試如何寫好八股文，如何代聖人立言。正因為書院缺乏學術自主性，在近千年的歷史進程中，時興時衰，時浮時沉，隨著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沒落，書院制度及其優秀傳統又被封建社會所埋沒。
中世紀大學享有較高程度的自治，大學可以拒絕來自外部的各類干預，並為獨立生存和自由研究爭取了一定的「特權」，這對科學研究和學術繁榮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客觀條件。學術自主，使中世紀大學為社會培養了一大批傑出的學者，對西方文化進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大學不僅成為民族的靈魂，而且也是人類文明的一個文化淵源，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由於大學的產生和發展，才使西方文化在歷史的進程中，不斷地積累、冶煉、更新和升華，構築起西方的現代文明的大廈和開放性的知識系統。也正是在這個進程中，西方的大學制度也不斷地完善，因而能夠從容自由地應付新的文化挑戰，歷久而不衰。
由此可見，相同的時間，相同的機構，卻由於不同的文化背景而造成不同的歷史命運，很是值得深思體味的。
古代中西方教育體制之比較

西方中世紀教育體制結構是多元化的，主要以教會、王權與世俗多元為主要特色。中國中世紀教育體制是一元化結構，以國家官府辦學為主導，私學作為附庸。在課程內容、思想價值、教育成果諸方面，都存在差異，最後西方突破教會的控制，轉向人文主義，大學逐漸成為當時自由思想的根據地，培養出一大批有獨立個性的文化人，促進了歐洲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而中國的教育體制始終徘徊在專制的陰影之下，主要培養了一批御用文人，無法走出傳統的怪圈。中世紀中西方教育體制對社會發展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在比較考察之中，給人耐人尋味的啟示，中國現代化進程需要從中找出許多歷史的教訓。

一、教育結構系統的考察
中世紀初期，基督教幾乎壟斷了當時的教育。6世紀起，基督教教育逐漸超出家庭的范圍而走向學校。主要有兩類：一是修道院附設的學校，二是由教會和政府主辦的學校。789年，查理大帝發布公告，要求各地教會設立學校，刪訂有關書籍，使教區內兒童學習。該公告被稱為「中世紀教育的第一個總綱」。之後，教會在各地辦起各類學校。
7-8世紀，西歐世俗教育逐漸興起，尤其在愛爾蘭和英格蘭較為發達。隨著西歐中世紀城市的興起，發展市民教育的城市學校應運而生。城市學校分二種：一是為上層市民即工商業經營者設立的學校，如文法學校之類，服務於自由市民的生活情趣和讀寫需要。二是為下層市民主要是手工業者子弟而設立的學校，如行會學校之類，以培養技術工人。世俗化的市民教育是中世紀後半期教育的重要方面，它為教育近代化打下了基礎。
文藝復興開始後，市民階級重新發現了古希臘的自然哲學和古羅馬的法律科學為了與教會學校相抗衡，市民階級仿照古希臘的「學園」創辦了許多學院，講授和研習哲學、神學、醫學和法學，這種兼具教學和科研職能的機構後來發展成近代意義上的大學。11世紀後期，第1所大學是義大利的薩勒諾大學，其最初是一所醫科學校。其後義大利的波尼亞大學、法國的巴黎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等著名大學創辦。13世紀，各大城市紛紛創辦大學，教會也或參與創設。
大學最初是作為一種行會組織而被特許的，「大學」這個詞的原義是「融合為一」、「會社」、「協會」，最初的全名為「教師與學生的聯合」，即教師與學生組織的一種社會團體。其最初不過是私人間的一種結合，是一種學術研究的自由團體，後來才漸漸成為正式的教育機關。也是一個為學習服務的聯合體，如書販、信差、葯商、抄寫人，甚至旅店老闆，都可算是大學的成員。他們象其他行會一樣，組織起來保護自己的權益。許多大學成為一個自治的組織，對地方當局和教會都保持相對的獨立性。也有一些大學為教會創設，如巴黎大學由巴黎聖母院的神學院發展而來。其管理模式也可分兩類：波尼亞大學的學生主體模式，由學生組成委員會，選出校長，制定章程，僱傭和監督教師，安排教學計劃。巴黎大學的教師主體模式，由教師組成行會，選出校長，制定章程，安排教學工作。14世紀後，學生與教師的組織開始聯合。
大學獨立自治的特權是通過不屈不撓的斗爭贏來的，歐洲所有古老的大學，沒有哪一所不曾經歷過相關的卓絕斗爭。如巴黎大學處在教會和世俗勢力雙重的夾擊下，其爭取自治的道路艱苦而漫長，甚至付出流血的代價。1231年，教皇格利哥里九世出面調停，這位法學家出身的教皇發布了有大學「獨立憲章」之稱的教諭令《知識之父》，確認了大學的法權自治，肯定了巴黎大學有教學、罷課、結社、授予學位等的自決權。這份由教皇親自授予的獨立憲章，使巴黎大學最終擺脫主教的控制而取得自治團體的法律地位，這一地位也得到國王的認可。此後，有關斗爭還時有發生，而獨立自治的傳統延續至今，巴黎大學成為法國的生命之樹，它吸收著歐洲各國最優秀的教師和最好的學生。
各大學在這幾個世紀中，雖然道路都頗為坎坷，它們既反抗教會，又要反對國王，但最終都擺脫教權與王權的控制，其在中世紀或可看成是與宗教、世俗權力並駕齊驅的文化力量，成為獨立自治、自由思想的根據地，作為西方文藝復興的搖藍，是西方教育現代化的先聲。
綜上所述，西方中世紀教育形成的是多元化結構，其中以教會、王權與世俗多元對立為主要特色。前期以教會辦學為主導，後期以城市世俗辦學為主導。大學在歐洲成為與教會和王權並駕齊驅的三大勢力。關於歐洲中世紀以來的權力格局，人們常以「上帝的事歸上帝，凱撒的事歸凱撒」的名句來描述。其實還可加上一句：「亞里士多德的事歸亞里士多德」。體現出其民間自主教育模式的智慧和力量。

中國於戰國、秦代開始設置博士制度（中央官學體制）。漢代太學的建立，以公元前124年漢武帝置博士弟子員為標志，從數十人增加到成帝時的三千人。隋在中央設國子監，總管國家各級各類官學。唐初大力發展官學體系，國子監下轄六學二館（弘文館、崇文館），並在太醫署下設醫學、禮部的祠部下設崇玄學、秘書外省下設小學。北宋經慶歷興學、熙豐興學、崇寧興學，官學體制進一步完備，太學擴建規模，更增加了武學、畫學等專科教育。明代建立相對獨立的教育行政管理體系，加強了對教育的控制。中央官學系統有兩京國子監、宗學，及武學、陰陽學、醫學等。清代因襲明代的中央官學體制，國子監有六堂二廳，並隸設算學、旗學、俄羅斯學、琉球學。宗人府隸設宗學、覺羅學。內務府隸設景山官學、咸安宮官學、回緬官學。此外，理藩院有唐古忒學，欽天監有天文學，太醫院有醫學，樂都有教坊司。中央官學教育體系已非常龐雜。
地方官府辦學，漢代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王莽執政時，要求按地方行政系統設置學校：郡設「學」，縣、道、邑設「校」，鄉設「庠」，聚設「序」，各配備經師1人。東漢前期地方教育相當昌盛。北魏天安元年（466年）制定出第一個地方郡國學制模式，規定了學校的規模與學官設置，教師與學生的錄用標准等，標志著中國古代地方官學教育制度規范的建立。隋唐地方官學有府學、州學、縣學。宋代設置諸路學官，以加強地方教育管理，經歷次興學運動，形成遍布全國各地的官學網路，其規模與數量超過漢、唐。明、清代地方官學更是遍布各地，重點突出。
春秋戰國時期私學雖一度興旺，但戰國後期法家改革開始取締。秦、漢至明、清，民間私學一般只相對官學起一些輔助性補充作用，以歷代私塾的蒙學教育最為典型。而漢代的私家學術傳授，主要補充當時官府地方教育的薄弱。魏晉南北朝時私學的消長與官學的盛衰對應，乃出於世道的動盪，而非私學真正的發展成長。唐代允許民間基層設立私學，也為補地方官學的不足。私人書院在北宋初期的興起與南宋的恢復，也是地方官學薄弱所致。宋末，書院開始受制於政府而開始官學化，元代官府進一步加強了對書院的控制，一些書院演變為地方官學，官府更新建許多書院，都成為國家科舉考試的附庸。明中葉至清初，私學書院再次勃興，原因是原有的官學體制不能有效地完成培養經世致用人材的任務，存在著自身無法克服的弊病，因而需要藉助私學書院這種形式。至乾嘉時期，其學風轉向訓詁考證方面。同時，我們從書院教育的主體內容、教育思想諸方面，可知道其並不能形成獨立的私學文化教育體系。
所以，中國古代教育完成的是一元化結構，以國家官府辦學為主導，私學書院為輔助的教育體系，為專制政治的強化服務。其特點是，表面上看也存在官學與私學的二元體制，然而實質上，私學始終是官學的附庸，民間辦學沒有產生突破的思想，更沒有與官學對抗的力量，私學並沒有自己的獨立性。從上述特點而言，中國的古代教育完成的是一種封閉式的一元化結構系統，且在千年的運作中沒有質的改變。

❼ 我國古代四大書院分別是

中國四大書院
●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書院，位於江西廬山五老峰南麓的後屏山之陽。書院傍山而建，一簇樓閣庭園盡在參天古木的掩映之中。白鹿洞最初是唐代貞元時，李渤、李涉兄弟隱居讀書的地方。

據傳李渤在此隱居時，曾養一白鹿自娛，因此人們稱李渤為「白鹿先生」，又因此地四山回合，由山麓小路進去也有數里之遙，真有點入洞之感，所以稱為白鹿洞。南唐升元年間，白鹿洞正式辟為書館，稱白鹿洞學館，亦稱「廬山國學」，由李善道為洞主，掌教授，置田聚徒，成為講學和藏書之所。「四方之士受業而歸，出為用世，名績彰顯者甚眾。」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賜九經。宋仁宗皇佑五年，孫琛在故址建學館十間，稱「白鹿洞之書堂」，與當時的嶽麓、應天府、嵩陽並為「四大書院」。

白鹿洞書院雖為宋初所建，但不久即廢。直到著名理學家朱熹重修書院之後，白鹿洞書院才揚名國內。南宋淳熙六年，朱熹知南康軍。朱烹到任時，白鹿洞書院已經毀於兵燹，棟宇消落，林園荒蕪，觸目皆是塵封書海，網結門廊。經過朱熹的一再請求，宋孝宗終於同意重建白鹿洞書院。修葺後的白鹿洞書院，以聖禮殿為中心，組成一個錯落有致、相得益彰的龐大建築群。書院共有殿宇書堂三百六十餘間，其中包括御書閣、明倫堂、宗儒詞、先賢祠、忠節祠等。聖禮殿是用於學生拜謁孔子的殿堂，門上方兩塊匾額寫有「學達性天」、「萬世師表」的字樣。在文會堂有朱熹親書「鹿豕與游，物我相忘之地；峰泉交映，知仁獨得之天」的對聯。朱熹不僅重修了白鹿洞書院，而且還建立了嚴格的書院規章制度。

《白鹿洞書院教條》不但體現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經典為基礎的教育思想，而且成為南宋以後中國封建社會七百年書院辦學的樣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之一。

朱熹在白鹿洞書院還廣邀國內著名學者前來講學，學術空氣相當活躍。宋淳熙二年，朱烹與陸九淵二人由於學術觀點不同，曾在地處江西鉛山縣境內的鵝湖發生過激烈的論辯。但是朱熹並不因此而持有門戶之見，邀請陸九淵前來白鹿洞書院講學。陸九淵講的是《論語》中「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深受白鹿洞書院師生們的歡迎，有些學生甚至被陸九淵精湛、透闢的說講感動得落淚。為此，朱烹特意把陸九淵所講內容刻石立於院門。這不僅首開書院「講會」制度的先河，為不同學派同在一個書院講學樹立了範例，在中國儒學史上也一直被傳為佳話。自朱熹之後，白鹿洞書院「一時文風士習之盛濟濟焉，彬彬焉」它與嶽麓書院一樣，成為宋代傳習理學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書院被毀於戰火，一直到明代的正統元年才修復，以後又有所擴修。

●嶽麓書院

嶽麓書院是我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其前身可追溯到唐末五代（約958年）智睿等二僧辦學。北宋開寶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辦學的基礎上，正式創立嶽麓書院。嗣後，歷經宋、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緒二十九年（1903）改為湖南高等學堂，爾後相繼改為湖南高等師范學校、湖南工業專門學校，1926年正式定名為湖南大學至今，歷經千年，弦歌不絕，故世稱「千年學府」。

嶽麓書院自創立伊始，即以其辦學和傳播學術文化而聞名於世。北宋真宗皇帝召見山長周式，頒書賜額，書院之名始聞於天下，有「瀟湘洙泗」之譽。南宋張式主教，朱熹兩度講學。明代中後期，明世宗御賜「敬一箴」，王陽明心學和東林學派在此傳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愛國主義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學，清代，康熙和乾隆分別御賜「學達性天」和「道南正脈」額。

嶽麓書院佔地面積21000平方米，現存建築大部分為明清遺物，主體建築有頭門、二門、講堂、半學齋、教學齋、百泉軒、御書樓、湘水校經堂、文廟等，分為講學、藏書、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連接，合為整體，完整地展現了中國古代建築氣勢恢宏的壯闊景象。

除建築文物外，嶽麓書院還以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聞名於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書「嶽麓書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學達性天」、「道南正脈」、清刻朱熹「忠孝廉潔碑」、歐陽正煥「整齊嚴肅碑」、王文清「嶽麓書院學規碑」等等。

●嵩陽書院

嵩陽書院在嵩山南麓、登封縣城北約三公里處。創建於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時，時稱嵩陽寺，至唐代改為嵩陽觀，為道士修行之所，嵩陽書院在歷史上曾為佛教、道教場所，後來為儒家獨占。到五代時周代改建為太室書院。嵩陽書院在北宋時最盛，院中有學生幾百人，宋廷在此置有校官，並賜九經子史。宋代理學的「洛學」創世人程顥、程頤兄弟都曾在嵩陽書院講學，各地學者紛紛慕名而來。此後，嵩陽書院繼續以理學授徒，成為宋代理學的發源地之一。明末書院毀於兵燹，清代康熙時重建。嵩陽書院經歷代多次增建修補，規模逐漸形成，布局日趨嚴整。書院的建制，古樸雅緻，大方不俗。嵩陽書院與河南睢陽書院（又名應天書院）、湖南嶽麓書院、江西白麓洞書院並稱我國四大書院，在國內也舉足輕重。

嵩陽書院東西山嶺環抱，逍遙谷溪水緩緩南流，嵩岳寺溪水汩汩西來，兩道清澈的溪水，在嵩陽書院前面匯合成雙溪河，然後蜿蜒東南入潁。書院南面是開闊的沃田。站在嵩陽書院門口四望，可仰望嵩岳諸峰，可俯瞰登封城全景。環境十分幽美，不愧為讀書勝地。書院內建築布局保持著清代前的風格，現存殿堂廊房五百餘間，共有五進院落組成。首為先師祠，供奉與書院有關的先師先賢，其後為講堂，講堂後為道統祠，最後是藏書樓。兩側配房原為「程朱祠」、書舍、學齋等。院內廊房牆壁上鑲嵌有歷代文人、墨客題字留言，其內容書法各具特色，西偏院有清代嵩陽書院教學考場部分建築。嵩陽書院歷朝並置有學田，以充書院費用。

除了書院有悠久的歷史，嵩陽書院的旅遊景觀還有有西漢的「將軍柏」和唐朝的「大唐碑」。相傳在兩千多年前，漢武帝劉徹來游嵩山，走到嵩山南麓的嵩陽寺，剛一進門，只見一棵古老的柏樹，身材奇偉，枝葉茂密，酷如頂天立地的偉丈夫，武帝尚武，多年征戰渴求良將，仰望許久，贊嘆有加，當即褒封柏樹為「大將軍」。殊不料嵩陽寺乃藏龍卧虎之地，穿過二進院見到的柏樹比「大將軍」還要大，武帝見了既驚訝，又躊躇，但想到自己貴為天子，不容改口，就將錯就錯地把二院的柏樹封為「二將軍」。「大將軍」高興的大笑，笑彎了腰，成了彎腰樹。「二將軍」心生悶氣，肚子氣炸，變成了空心樹。「三將軍」為此十分惱怒，它突起一枝直插天際，怒發沖冠，一副與人爭斗的樣子。可惜它在明末被火焚毀。傳說歸傳說，「將軍柏」卻實實在在是人間稀少的參天大樹：「大將軍」柏徑周6米，「二將軍」柏周徑15米，十二個人挽手剛剛能抱住樹干。二柏高達數十米，蒼勁矯健，直聳雲天。從漢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受封，歷經千載滄桑而依然生機勃勃，誠不愧偉岸英武了。院外偏西有唐天寶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的「大唐嵩陽觀紀聖德感應之頌」碑，俗稱「大唐碑」，碑高8米，是嵩山地區最大的石碑，它記述的是道士孫太沖為唐明皇李隆基煉「九轉金丹」的故事，事屬荒誕不經，但碑卻立得光前隆後：由號稱「口蜜腹劍」的唐代宰相李林甫撰文，當時的書法名家徐浩書寫。徐浩的隸書端正工整，筆法俊逸遒勁。歲月流逝，千載易過，煉丹的荒唐事已成笑料，而「大唐嵩陽觀紀聖德感應之頌」卻因為是唐隸佳品引來一代又一代的欣賞觀摩者，這也是立碑之人始料未及的趣事。

●應天府書院

應天府書院亦稱睢陽書院，位於商丘縣城南。始建於後晉，北宋時得到光大。

最初為戚同文講學之地。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曹誠就其地築學舍150間，聚書1500餘卷，廣招學生。使應天府書院揚名的另一位人物就是那個吟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范仲淹在此求學時就屬於有遠大抱負的人，雖然貧窮得只能長期就鹹菜喝粥（劃粥割齏這個故事就是講范仲淹的），但連歲苦讀，春夏秋冬都是凌晨即聞雞起舞，然後苦讀詩書，直到夜半才和衣而眠。由於應天府書院是免費的，這也是范仲淹選擇這個書院的最大原因，所以書院里應該有許多如范仲淹一樣的苦學之士。從這樣一個側面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應天府書院的學風是非常刻苦和嚴謹的。

范仲淹還是一個身體力行的教師，每當給諸生命題作賦，他必定先作一篇，以掌握試題難度和著筆重點，使諸生迅速提高寫作水平。這種做法，與今日許多教授講課時洋洋灑灑，真正到社會上應用時卻不靈光的現象相比，確實大相徑庭，真是值得後人借鑒。應天府書院的原址在現在的商丘故城，完整的書院已不在，只能看看殘存的一些建築。

❽ 古代的書院都有哪些職位和部門，彼此之間是怎樣運作的

書院是中國古代特有的教育形式，書院最早由私人創辦和經營為主，將圖書的收藏、校對、教學和研究綜合為一體，是相對於官方學校之外的民間組織。同時書院的存在彌補了官辦學校在學術文化研究方面的不足，書院還不拘泥於形式，具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和靈活多變的辦學形式。所以書院教育傳統和書院教育的豐富內涵，是中國教育的寶貴歷史財富。

那麼古代書院都有那些職位和部門呢？這就與不同時代書院承擔的不同職能息息相關了。

唐代書院就相當於現在的“政府機關直屬機構”

書院最早出現在唐代，當時的書院主要是朝廷藏書和校對書本的機構，並兼具選拔人才的義務，並不是教學的場所，例如唐代的麗正書院與集賢殿書院。

有了經費之後，書院還通過制定日常行政管理條規“學規”，來進行書院的管理和運行。以《白鹿洞規約》為例，每個書院在具體運行過程中，都會有非常細的規范，包括怎麼吃飯，怎麼繳費，每個月聚幾次等等，否則群體生活難以進行。

第三點就是書院畢竟不是官學，注重學生的自我管理，以山長為核心統攬全局，從品學兼優的學生中選拔出若干齋長輔助山長進行管理，齋舍中選出司糾進行齋舍管理，所以大量的學生職事會參與進行書院的管理。

因此古代的書院在運行方面，有足夠的經費，嚴格的規章制度、少量的輔助管理人員和大量的學生職事，就可以流暢的完成書院的運行。

所以古代書院也沒有專門的各個部門，也並不需要這種部門來完成對書院的運行。

❾ 簡述中國書院的發展歷程幫忙

公元907年唐朝覆滅，中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分裂時期，官學遭受破壞、庠序失教，開始出現一批私人創辦書院。「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中國古人講求詩禮傳家，無論哪朝哪代，都把讀書看作一等一的大事，於是在千百年的歷史流轉中，承載著文明和思想火花的「四大書院」也應運而生。

書院的興起受到了禪宗叢林的影響。首先，從功能上看，書院和寺院性質相似，均是以教育生徒為特徵，以傳道授「業」為目的，是具有自發性的教育組織。叢林為禪宗佛教徒潛心求道之所，而書院在理學家的精心經營下，也成為傳承儒家「道統」的場所。

其次，書院的產生與晚唐五代士子讀書寺院之風具有直接關系。士子在幽靜偏遠之寺院靜心讀書已經形成傳統，這對書院選址很有啟發，宋代書院便多建於風景秀麗之名山。

再次，許多書院是在寺院的舊址上擴建或新建的，如宋初嶽麓山寺廟林立，僧人智漩等「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風化陵夷，習俗暴惡，思見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類」，嶽麓書院便肇始於此。因此之故，書院建築也多仿自叢林。

1998年初，據說國家郵政局准備發行「四大書院」郵票時，曾事先到石鼓書院實地考察，但因只見山石、不見書院，之後改選河南登封嵩陽書院。

1998年4月29日，國家郵政局在商丘市睢陽區舉辦了「四大書院」郵票首發儀式，郵票所選書院為應天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

朝廷賜額

五代後晉時（936年），宋州虞城縣（今河南商丘）通儒楊愨在歸德軍將軍趙直扶助下在宋州宋城縣創辦睢陽學舍，聚眾講學。楊愨去世後，他的學生兼妹夫戚同文繼承師業，繼續辦學。戚同文病逝後，學校曾一度關閉。

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應天府宋城縣（今河南商丘）富豪曹誠，在戚同文舊學之地出資三百萬金，造舍150間，聚書1500餘卷，廣招學生，並於次年聘戚同文之孫戚舜賓為主院，以曹誠為助教，重新建立了書院。

「博延眾生，講習甚盛」，願以學舍入官，真宗皇帝大為嘉嘆，「面可其奏」，下詔表彰，端明殿學士盛度「文其記」，前參知政事陳堯佐「題其榜」，賜名「應天府書院」，應天書院改為府學，官府撥學田十頃，充作學校經費。

❿ 中國書院制度的產生發展影響

中國古代書院 zhongguo gudai shuyuan
中國古代書院
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和學術研究機構。一般為著名學者私人創建或主持的高等學府。從唐中葉至清末，它對中國古代教育、學術的發展和人才的培養，都產生過重要的影響。
書院的名稱始於唐代,最初是官方修書校書和藏書的場所，如麗正修書院(後改名為集賢殿書院)建於唐玄宗開元十一年 (723)，書院主管人員的職責是「掌刊輯古今之經籍,以辨明邦國之大典,而備顧問應對」,兼作皇帝的侍讀，「以質史籍疑義」。此外，唐代有些私人讀書講學之所，也稱為書院，如：皇書院，在江西吉水縣，唐通判劉慶霖建以講學；松州書院，在福建漳州府，唐陳與士民講學處；義門書院，在江西德安縣，唐義門陳袞即居左建立,聚書千卷,以資學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學;梧桐書院,在江西奉新縣, 唐羅靜、羅簡講學之處。
書院盛於宋初。唐末五代時期，由於連年戰亂，官學廢弛，教育事業多賴私人講學維持，宋初的統治者仍在忙於軍事征討，無暇顧及興學設教，於是私人講學的書院遂得以進一步發展，形成影響極大、特點突出的教育組織。宋呂祖謙在《白鹿洞書院記》中說：「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宋初最著名的書院,除公認的白鹿洞嶽麓睢陽（應天府）、嵩陽之外，還有茅山、石鼓等。這些書院一般是由私人隱居讀書發展為置田建屋，聚書收徒，從事講學活動；設置地點多在山林僻靜處，後世認為這是受了佛教禪林精舍的影響。
[嶽麓書院——宋代四大書院之一]
北宋時期書院曾一度衰落，這是由於統治者為了更直接地控制教育，一方面大力興辦官學，一方面推重科舉。讀書士子就學門路增多，而且非經科舉，難得入仕之途,因而不願長守山林,對書院失去了興趣，以至「書院至崇寧末乃盡廢」。然而北宋的官學很快變成科舉的附庸,日漸腐敗,因此,南宋時期興辦書院之風再起南宋書院發達同理學的盛行有密切關系。書院成為研究和傳播理學的重要基地。朱熹對南宋書院的復興起了重要的作用，並對後世書院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他在淳熙六年(1179)守南康軍時,在廬山發現白鹿洞書院故址,申請興復，於次年告成。朱熹為書院確定了條規，對書院的宗旨，為學之序以及修身、處事、接物之要作了系統而詳細的規定，名曰《白鹿洞書院學規》，後世書院大都仿此辦理，對中國封建社會教育事業的發展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白鹿洞書院——宋代四大書院之一]
元朝的書院，據稱「幾遍天下」，但受官方控制甚嚴，缺乏論辯爭鳴的氣氛。書院雖多，卻無書院講學的特點,幾乎與官學無大區別,這是書院官學化的開端。延至明初,依然如此。直到正德(1506～1521) 嘉靖(1522～1566)之際,書院講學論辯之風才又興盛起來。王守仁、湛若水和他們的弟子對明朝書院發展有重要的影響。王守仁講學，「流風所被，傾動朝野，於是紳之士，遺佚之老，聯講會，立書院，相望於遠近」。湛若水是著名學者陳獻章（白沙）的學生，他所到之處必建書院講學授徒40多年。這時的書院把學術研究和講學活動更緊密地結合起來，而且不同學派各標其宗旨，各講其主張，往往超出書院講壇的范圍，發展成為規模相當大的地區性的學術活動，形成獨具特色的書院「講會」制度。
東林書院是明末影響最大特點最為突出的書院據《無錫金匱縣志》載：「東林書院亦名龜山書院，在城東南隅,宋楊文靖(時)講學於此,後即其地為書院」「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及弟允成始構成之。憲成歿，高攀龍、葉茂才相繼主其事，榜其門曰東林書院」，「當憲成、攀龍講學時，……遠近名賢，同聲相應，天下學者，咸以東林為歸」。可知東林書院名聲之大。東林書院的重要特點是積極參與當時的政治活動，致力於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為此，它的名聲大振；但它也由此而遭到統治者的禁毀《明史·顧憲成傳》說: 「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明末曾四毀書院：第一次是嘉靖十六年(1537)御史游居敬上疏,指斥湛若水「倡其邪學，廣收無賴，私創書院」。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1538)吏部尚書許贊以「官學不修，別起書院，耗財擾民」為借口,「申毀天下書院」第三次是萬曆七年(1579)張居正為了整頓吏治、整頓教育,遂以書院多無實學,且「科斂民財」為理由，封閉全國書院。第四次就是天啟五年(1625)魏忠賢「拆毀天下書院，首及東林」。四毀書院的根本原因都是封建統治者加強思想控制的一項政治措施。
[東林書院——明代影響最大的書院]
清初統治者鑒於明末書院「群聚黨徒」、「搖撼朝廷」的教訓，極力對書院採取抑制政策。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才允許在政府嚴密控制下創建書院。清朝書院數量甚大，但除少數仍保留著書院講學的傳統外，多數同官學無大差別。清朝末年，隨著封建制度的日漸瓦解，書院也江河日下雖有人採取多種變應措施力加挽救,終於收效甚微光緒二十七年(1901)諭令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
書院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近千年，唐宋期間以私人創辦、私人講學為主，元明時官方加強了控制，到了清代完全官學化，這是書院發展的總趨勢。書院在其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份珍貴遺產，值得認真加以總結。
第一,書院的組織機構比較精幹,一般只設山長（或稱洞主、主洞）總理其事，規模較大的書院增設副山長、助教、講書等協助山長工作。書院的主持人多數是書院的主講，脫離講學的管理人員很少。
第二,書院是教學機關,同時又是學術研究機構 書院的主持人或講學者多為當時的著名學者，甚至是某一學派的代表人物。每個書院往往就是某一學派教學和研究的中心或基地。教學活動和學術研究緊密結合、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第三，書院允許不同學派共同講學，重視學術的交流和論辯。特別是南宋以後書院盛行「講會」制度，成為書院的重要教學形式,不僅師生共同參加學術爭辯,而且常與地方上的學術活動緊密結合，使書院成為一個地區的教育和學術活動的中心。
第四，書院講學實行「門戶開放」，一個學者可以在幾個書院講學，聽講者也不限於本院生徒，常有慕名師而遠道前來者，書院熱情接待，並提供各種方便。
第五，書院比較重視生徒自學，提倡獨立研討，課程也較靈活，允許各人有所側重，發揮專長。一般都以自修、讀書為主，輔以教師指導，質疑問難。成績考核多重平時表現，不僅視其學業，尤重人品與氣節的修養。
第六，書院內師生關系比較融洽，師生感情相當深厚。主講書院的名師學識淵博，品德過人，並且獻身教席，熱心育人，深受學生愛戴。學生是慕名師而來，能夠虛心求教，立志成人，尊重教師。因此，中國教育史上尊師愛生的優良傳統在書院教學中體現得十分突出。
第七，書院的經費多以自籌為主，有較大的自主權，常常組織師生共同管理或監督各項開支。經費重點用於教學和學術活動,其他雜項費用所佔比重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