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規制

A. 什麼是刑法規制

用刑法來規范、制約行為等

B. 什麼叫做刑法謙抑性

謙抑性，來又稱必要性。指立法機關只源有在該規范確屬必不可少沒有可以代替刑罰的其他適當方法存在的條件下，才能將某種違反法律秩序的行為設定成犯罪行為。

刑法的謙抑性主要發生當出現刑罰無效果、可以他法替代、無效益等情況時才會使用。

(2)刑法規制擴展閱讀

下列情況沒有設置刑事立法的必要：

第一，刑罰無效果。就是說，假如某種行為設定為犯罪行為後，仍然不能達到預防與控制該項犯罪行為的效果，則該項立法無可行性。

其二，可以他法替代。如果某項刑法規范的禁止性內容，可以用民事、商事、經濟或其他行政處分手段來有效控制和防範，則該項刑事立法可謂無必要性。

英國哲學家邊沁有一句名言，稱「溫和的法律能使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會在公民中間得到尊重。」這句話可謂刑法所以要奉行「謙抑性」原則的法哲學依據。故而，那種將群眾的違法行為動輒規定為犯罪的立法法不可取。

其三，無效益。指立法、司法與執法的耗出要大於其所得收益。

C. 刑法規制的對象是什麼

您是說，刑法調整對象嗎？是危害行為所作用的人或物。即受保護的法益。

D. 侵犯兒童權益犯罪的刑法規制是怎樣的

第二百三十七條【強制猥褻、侮辱罪、猥褻兒童罪】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制猥褻他人或者侮辱婦女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聚眾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猥褻兒童的，依照前兩款的規定從重處罰。

第二百四十條【拐賣婦女、兒童罪】拐賣婦女、兒童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

(一)拐賣婦女、兒童集團的首要分子；

(二)拐賣婦女、兒童三人以上的；

(三)姦淫被拐賣的婦女的；

(四)誘騙、強迫被拐賣的婦女賣淫或者將被拐賣的婦女賣給他人迫使其賣淫的；

(五)以出賣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或者麻醉方法綁架婦女、兒童的；

(六)以出賣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

(七)造成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或者其親屬重傷、死亡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

(八)將婦女、兒童賣往境外的。

拐賣婦女、兒童是指以出賣為目的，有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婦女、兒童的行為之一的。

第二百四十一條【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強奸罪；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侮辱罪；拐賣婦女、兒童罪】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強行與其發生性關系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非法剝奪、限制其人身自由或者有傷害、侮辱等犯罪行為的，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定罪處罰。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並有第二款、第三款規定的犯罪行為的，依照數罪並罰的規定處罰。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又出賣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四十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從輕處罰；按照被買婦女的意願，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第二百四十二條【妨害公務罪；聚眾阻礙解救被收買的婦女、兒童罪】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解救被收買的婦女、兒童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聚眾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解救被收買的婦女、兒童的首要分子，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他參與者使用暴力、威脅方法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第二百六十二條【拐騙兒童罪；組織殘疾人、兒童乞討罪；組織未成年人進行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罪】拐騙不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脫離家庭或者監護人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四百一十六條【不解救被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罪；阻礙解救被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罪】對被拐賣、綁架的婦女、兒童負有解救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接到被拐賣、綁架的婦女、兒童及其家屬的解救要求或者接到其他人的舉報，而對被拐賣、綁架的婦女、兒童不進行解救，造成嚴重後果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負有解救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務阻礙解救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E. 犯罪的刑法規制是什麼意思 希望能得到較為清楚的解釋。

所謂的刑法規制，就是指採用刑事處罰的方式，對某一行為認定為犯罪，並定罪處罰。以此達到禁止該行為的目的。

F. 刑法如何規制恐怖活動

刑法第一百二十條：【組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罪、資助恐怖活動罪】組織、領導恐怖活動組織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犯前款罪並實施殺人、爆炸、綁架等犯罪的，依照數罪並罰的規定處罰。
資助恐怖活動組織或者實施恐怖活動的個人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第一百九十一條：【洗錢罪】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詐騙犯罪的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為掩飾、隱瞞其來源和性質，有下列行為之一的，沒收實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洗錢數額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洗錢數額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罰金：
（一）提供資金帳戶的；
（二）協助將財產轉換為現金、金融票據、有價證券的；
（三）通過轉帳或者其他結算方式協助資金轉移的；
（四）協助將資金匯往境外的；
（五）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G. 第五部分主要分析了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相關立法完善。本罪出台後，現行《刑法》對受賄行為的規制完善了許

一、受賄罪中的「為他人謀取利益」
我國《刑法》第385 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第388 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託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託人財物或者收受請託人財物的,以受賄論處。」
根據我國《刑法》第385 條、第388 條對受賄罪的規定「, 為他人謀取利益」「、為請託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是構成受賄犯罪的必要要件之一。然而「, 為他人謀取利益」「、為請託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是否應當作為受賄犯罪的必要條件? 它對受賄犯罪的成立是否不可或缺? 對此,我國刑法學理論界有多種不同觀點。
舊客觀要件說認為,所謂為他人謀取利益,是指受賄人為行賄人謀取某種非法的或合法的利益,這是受賄人與行賄人之間的一個交換條件。[1 ]依這種觀點來看,為他人謀取利益是否已經實現,並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如果公務人員收受了財物,實際上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則不構成受賄罪。
新客觀要件說認為,為他人謀取利益只是受賄人的一種許諾,而不要求客觀上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和結果。[ 2 ]依這種觀點,如果行為人收受了財物,且承諾將為請託人謀取利益,受賄犯罪即成立,而不論是否真正實施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以及他人是否獲得利益。
主觀要件說認為,為他人謀取利益,在受賄罪的構成要件中只是行為人主觀上的一種意圖,為他人謀取利益並不能由受賄行為本身實現,而有賴於將這一意圖付諸實施。[ 3 ]
否定說認為,我國刑法把「為他人謀取利益」、「為請託人謀取不正當利益」作為受賄罪的構成要件,於法理有悖;容易造成理論和司法實務的混亂,給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機,且與國際上關於受賄罪的主流規定不相一致。[ 4 ]
筆者認為,以上各家觀點都有其獨到之處,卻未盡全面,略有偏頗。舊客觀要件說,大大縮小了受賄罪的范圍,會導致放縱犯罪。新客觀要件說,不利於制定統一的標准,在司法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主觀要件說,帶有明顯的為處罰而處罰的功利主義色彩。而否定說忽略了行為的定性因素和定量因素。為他人謀取正當利益,是行為人職務所要求的,而行為人因此收受他人財物,就已經侵犯了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已構成受賄罪,而當行為人做職務上規定不應當為的事項,且又收受了他人財物,行為人的行為中則包含了更多的不法內涵,量刑時應作為加重的情節。對我國《刑法》條文做深入分析,不難發現我國《刑法》對受賄罪的規定存在著一定的法律漏洞。在一般受賄犯罪中,國家工作人員無論為他人謀取正當利益還是不正當利益,只要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財物,都構成受賄罪。根據《刑法》第388 條規定的居間受賄的情形,如果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託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請託人財物的,構成受賄罪;而如果國家工作人員為請託人謀取正當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請託人財物的,卻因罪刑法定原則,被排除在受賄犯罪的情形之外。顯然,法律的這種規定為受賄人收受賄賂留出了縫隙,極易導致現實中大量規避法律的犯罪現象發生。因為,既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託人謀取正當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請託人財物不構成受賄罪,而利用自己職務上的行為為他人謀取正當利益卻構成受賄罪,那樣必然會出現大量國家工作人員通過這種居間方式來受賄的現象。應該說,這與受賄罪的立法原意是相違背的,也使得法律的一般預防功能難以發揮應有的功效。
縱觀世界各國刑法對受賄犯罪的規定,可以發現有兩種立法體例: (1) 無論為他人謀取正當利益還是不正當利益,只要國家工作人員利用了職務的便利,或者利用職務地位促成,且收受了他人財物,就構成受賄罪(俄羅斯、新加坡、巴基斯坦、蒙古、印度等國家採用) 。(2)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的便利或通過職務地位的影響,為他人或請託人謀取正當利益的,作為定性的底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或通過職務地位的影響,為他人或請託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作為加重處罰的情節(德國、日本、韓國、奧地利、丹麥等國家採用) 。其中《德國刑法典》根據受賄罪是否實施違背職責的行為分為不違背職責的受賄罪和違背職責的受賄罪兩個罪名。[ 5 ]國外的立法經驗有值得借鑒之處。筆者認為,「為他人謀取利益」、「為請託人謀取不正當利益」不應作為受賄罪的構成要件。任何從事公務的人員都是人民的公僕,都應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忠於職守、廉潔奉公。任何權錢交易的行為,都是國家公務所禁止的。無論是索取他人財物當作履行職務行為的交換條件,還是收受財物後為請託人實施請託事項,或是履行了職務行為而事後收受他人給付的酬勞,本質上都是把職務或職權當作可買賣的商品,本質上都是對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廉潔性的侵害。從受賄罪的本質來看,受賄罪所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只要受賄人利用職務之便收受或索取不正當利益,就已經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廉潔性。因此,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本身就足以構成受賄罪,是否為他人謀取利益只能成為影響受賄罪危害程度的一個因素,隻影響量刑,不能改變受賄罪的本質。
把「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受賄罪的構成要件之一,在司法實踐中也產生問題。當行為人只實行了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而沒有實施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時,它屬於受賄罪的未遂形態,還是不構成犯罪? 依我國理論界及檢察業務部門的觀點,這種情況不構成犯罪。實際上,這種看法不僅與受賄罪的本質不符,而且實際上也產生放縱受賄犯罪的後果,給行為人規避法律大開方便之門。例如,某些國家工__作人員大量收受他人賄賂,既不實施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也不作出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意思表示,甚至主觀上根本沒有打算為他人謀取利益,但他們的行為同樣嚴重損害了國家工作人員的形象和國家機關的聲譽,損害了公務行為的廉潔性,具有相當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又如,現實中存在的所謂「感情投資」就是典型。行賄人為了將來能得到某種利益,往往採取放長線釣大魚的方式,長期進行拉攏腐蝕,行賄時並無明確的請託事項。送者決非沒有企圖,收者也未作出任何承諾,但雙方心知肚明。而事情暴露後,受賄人會以「饋贈」為名矇混過關,逃避法律的制裁。
我們認為,法律條款的設置,不僅要體現出一定的包容性,這是法律發揮保護、懲治功能的需要,又要體現出其實際的可操作性,這是司法實踐的要求。若法律條文設置的內容不具操作性,那隻能說是一種虛置。為使法律的規定能適應現實的需要,對它進行合理的重構是勢在必然。而對受賄罪條文的重新設置,應該考慮以下幾種情形:
1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職務要求的范圍內為他人謀取正當利益,且事前或事後收受他人財物;
2、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作出根據職務要求不應為的事項,且事前或事後收受他人財物;
3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以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託人謀取正當利益,且事前或事後收受他人財物;
4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以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託人謀取不正當利益,且事前或事後收受他人財物。
引起刑法學界對「為他人謀取利益」在受賄罪構成要件中的地位之爭的根源,在於《刑法》條文本身存在的缺陷所致。如果將受賄犯罪《刑法》條文中「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和「為請託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內容予以刪除,既能解決實踐中那些脫逸於法律懲罰的現象,充分發揮刑法懲治受賄犯罪的功效,解決司法實務中進退維谷的困境,也符合世界各國刑法關於受賄犯罪的立法主流。
二、受賄罪中的「財物」
根據我國《刑法》第385 條的規定,受賄罪的犯罪對象僅限於「財物」。如何理解「財物」呢? 根據字面意義「, 財物」即金錢和有經濟價值的物品。現實生活中,許多受賄行為確實是以國家工作人員出賣公共權力以索取或者非法收受金錢和有經濟價值的物品的形式進行的。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實踐中出現了大量的不直接以金錢和有經濟價值的物品為內容的賄賂行為。如國家工作人員在履行職務行為的過程中,要求或者接受行賄人為其本人或者第三人設定的債權、股權、免除債務或利息、免費勞務、裝修住房、出國留學、出境旅遊、免費提供住房和交通通訊工具使用權、調動工作、招工轉干、提拔職務、吃喝娛樂,甚至提供性服務等等。從嚴格意義上講,上述利益不能直接等同於刑法意義的「財物」,國家工作人員在履行職務行為的過程中出賣公共權力謀取這些私利的行為,並不符合目前《刑法》規定的受賄罪的犯罪構成。由於對「財物」的理解,缺乏相關法律條文及法律解釋的權威性指導,致使實踐中相當一部分以公權謀取私利的犯罪行為沒有被納入刑法處罰的范圍,受賄罪刑事法律出現了漏洞。
根據這一狀況,我國刑法學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不斷有人提出,不能拘泥於「財物」二字的字面意義,不能把賄賂的含義固定化、絕對化,應當根據賄賂犯罪的新特點,適時地修改受賄罪的犯罪構成,將賄賂的范圍從「財物」擴展至「財產性利益」,即指財物或者其他能夠用貨幣計算的財產性利益。更有學者進一步提出,還應當把諸如出國留學、調動工作、招工轉干、提拔職務、吃喝娛樂,甚至性服務等非財產性利益也納入賄賂的范圍。即賄賂包括一切能夠滿足受賄人需要或慾望的有形無形利益在內。[6 ]對於非財產性利益是否應納入賄賂的范圍,也有學者有不同意見,認為非財產性利益不屬於財物。[ 7 ]將非財產性利益解釋為受賄罪的對象,過於擴大受賄罪的處罰范圍,實踐中也很難操作,因而是不可取的。[ 8 ]
國外大多數的立法例和司法判例已經將賄賂的范圍擴展至包括財物、財產性利益和非財產性利益。有的國家將受賄的對象概括性地規定為「賄賂」(日本、韓國等國家採用) 、「利益」(德國、巴西等國家採用) 、「賄賂或者其他不正當利益」(我國台灣地區採用) 。這種概括式的立法例,將「賄賂」、「利益」或者「不正當利益」的具體內容交由法官在判例中加以具體解釋。加拿大刑法將受賄罪的對象規定為「金錢、兌價物品、職位、處所或僱傭」,蘇俄刑法規定為「任何方式的賄賂」。我國現行刑法典仍將「財物」規定為__受賄罪的對象,顯然落後於當今世界反貪污賄賂的立法和司法進程,更不利於我們正在大力開展的反腐倡廉工作。
筆者認為,刑法應當擴大受賄犯罪中賄賂的范圍,將財產性利益和非財產性利益即一切不正當利益都納入賄賂的范圍,以便嚴厲打擊賄賂犯罪。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人們生活富足,已經不再滿足於低層次的物質生活上的需要,逐漸注重對精神生活的追求。對財物以外的財產性利益和非財產性利益的追求在人們的慾望結構中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因此,賄賂行為不再簡單地遵循以財物為對象的簡單交易形式,而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徵。國家工作人員在履行職務行為的過程中,以各種規避法律規定的形式進行公權與私利的骯臟交易,同樣嚴重腐蝕了國家工作人員隊伍,侵害了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其危害性決不亞於赤裸裸的權錢交易。國家刑事立法應當及時適應這一客觀變化,反映現實生活中打擊新的賄賂形式的客觀需要。
財產性利益或者非財產性利益是金錢財物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債權、股權、免除債務或利息、免費勞務、裝修住房、出境旅遊、免費提供住房和交通通訊工具使用權等財產性利益,都是以行賄人直接給付金錢財物為基礎的,是行賄人的金錢財物通過某種載體表現出來的利益形式。而且財產性利益往往可以直接以金錢計算其價值。即便是出國留學、調動工作、招工轉干、提拔職務、吃喝娛樂,甚至性服務等非財產性利益,有的也可以間接地以金錢衡量其價值。如果行賄人不給付金錢財物,非財產性利益也就無從產生。非財產性利益與財產性利益,在本質上並無差別,都是金錢財物的不同表現形式,在一定條件下甚至可以相互轉化。
受賄罪的實質在於受賄人以其職務行為與行賄人的賄賂進行非法交易,受賄人借出賣公共權力為個人謀取私利,行賄人以非法利益購買公共權力為其謀取利益。不論非法交易的對象是以財物的形式出現,還是以財產性利益或非財產性利益的形式出現,不影響對受賄實質的認定。凡能滿足受賄人心理、生理、物質、精神及其他各方面需要的有形或無形的東西,都可以成為受賄罪的犯罪對象。將國家工作人員出賣公共權力謀取財產性利益和非財產性利益的行為規定為受賄罪,完全符合受賄罪的犯罪本質和犯罪形式。
當然,如果將非財產性利益納入賄賂的范圍,就會隨之產生一個問題,那如何認定的數額問題。由於非財產性利益特別是性交易不能直接以財物數額進行計量,會給司法操作帶來難題。筆者認為,應該改變以往在處理受賄案件中片面強調受賄數額的做法,從受賄犯罪的犯罪本質出發,無論受賄的對象是財物、財產性利益,還是非財產性利益,綜合考慮受賄人所得私利、受賄行為的手段、情節、社會影響、對公務行為廉潔性的侵害程度,進行定罪量刑。
綜上所述,為了改變我國當前各種形式的公權與私利的非法交易蔓延泛濫的現狀,必須及時改進受賄犯罪刑事立法,堵住受賄犯罪分子謀取個人私利而逃避刑事法律追究的法律漏洞。把賄賂的范圍擴展至包括財物、財產性利益、非財產性利益在內的一切足以滿足受賄人的物質或精神需要的利益,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

H. 刑法規制傳銷行為是單軌制還是雙軌制

《刑法修正案(七)》第四條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犯罪作了專門規定，並將其增補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為了正確適用這一法條，急需對本罪司法認定中的幾個問題進行探討。

一、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傳銷」之界定

《刑法修正案(七)》和《禁止傳銷條例》都對「傳銷」進行了界定。兩相比較，可以發現《刑法修正案(七)》和《禁止傳銷條例》對傳銷的規定是有差別的。一方面，《刑法修正案(七)》中的「傳銷」僅指拉人頭、收取入門費型傳銷，而《禁止傳銷條例》中的「傳銷」除了拉人頭、收取入門費型傳銷外，還包括團隊計酬型傳銷。且《刑法修正案(七)》中的「傳銷」要求同時具備收取入門費和拉人頭這兩個條件，而《禁止傳銷條例》中的「傳銷」只要具備收取入門費、拉人頭、團隊計酬這三種類型之一即可。可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的「傳銷」在具體內容上不包括團隊計酬型傳銷，並且在認定條件上要嚴格於《禁止傳銷條例》。

為什麼《刑法修正案(七)》沒有將團隊計酬型傳銷作為規制對象?筆者認為，這里涉及到三種傳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問題。實際上，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國外，拉人頭、收取入門費型傳銷的社會危害性要大於團隊計酬型傳銷的社會危害性，世界上多數國家和地區都是明文禁止拉人頭、收取入門費型傳銷的。而團隊計酬即多層次直銷，自取代單層次直銷以來，成為了全球直銷市場的主流。目前，直銷行業中90%以上的公司都是採用多層次直銷這一營銷模式。而且，多數開放直銷業的國家和地區一般既允許從事單層次直銷，也允許從事多層次直銷。由於這種經營模式具有組織上的封閉性、交易上的隱蔽性以及人員的分散性等特點，監管難度很大，加上市場規則不完善，群眾消費心理不成熟，誠信制度沒有建立起來，所以多層次直銷在實踐當中出現了「金字塔詐騙」、「老鼠會」等很多問題，甚至影響社會穩定。因此，為了維護公共利益，防止利用多層次直銷進行詐騙活動，我國《直銷管理條例》對直銷業規定了一系列嚴格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包括只允許單層次直銷。可見，《刑法修正案(七)》將拉人頭、收取入門費型傳銷列為重點打擊對象，而不包括團隊計酬型傳銷，正是基於社會危害性的考量，體現了刑事立法的謙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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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法規制傳銷行為是單軌制還是雙軌制

在《刑法修正案(七)》出台之前，在司法實踐中對傳銷行為的定性是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情節嚴重的傳銷或者變相傳銷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以下簡稱《批復》)為依據的。毫無疑問，《刑法修正案(七)》的效力高於《批復》的效力。問題是，《刑法修正案(七)》出台以後，如果《批復》失效，就意味著只能根據《刑法修正案(七)》對拉人頭、收取入門費型傳銷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定罪處罰，而《刑法修正案(七)》未涉及的團隊計酬型傳銷，就不再受刑法規制，而只是一種一般違法行為。對這種僅採取《刑法修正案(七)》規制傳銷行為的方法，筆者稱之為單軌制。但是，如果《批復》繼續有效，就意味著對《刑法修正案(七)》所不及的團隊計酬型傳銷仍然可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對這種兼采《刑法修正案(七)》和《批復》規制傳銷行為的方法，筆者稱之為雙軌制。

I. 刑法如何規制暴恐犯罪

組織、領導恐怖制活動組織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沒收財產；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可以並處罰金。

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J. 刑法規制的范圍應如何設定

刑法的適用范圍，又叫刑法的效力范圍，它指的是一個國家的刑法在什麼范圍、在什麼時間它專是有效的。刑法屬的效力范圍可以分為刑法的空間效力和刑法的時間效力兩個問題。
1.刑法的空間效力，是指刑法對地和人的效力，它是解決一個國家的刑事管轄權的范圍問題。刑法的空間效力在理論上一般認為具有以下四個原則。
第一是刑法的屬地管轄原則， 第二個原則是屬人管轄原則。 第三個原則是保護管轄原則。 第四個原則是普遍管轄原則，這是對國際犯罪懲治的管轄原則。
2時間效力
在刑法的時間效力問題當中，主要掌握的是刑法的溯及力的問題，即刑法生效以後，對於其生效以前未經審判或者尚未確定的行為是否具有溯及既往效力的問題。如果適用，就是有溯及力；如果不適用就是沒有溯及力。我國刑法是堅持從舊兼從輕的原則。從舊就是按照行為時的法律規定處罰。從輕有兩種情況，一是舊法規定為犯罪而新法不認為是犯罪，從新法也就是不認定為犯罪；二是舊法新法都認為是犯罪，但新法處罰較輕則從處罰輕的法律規定即從新法。當然現在理論上還有一個中間法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