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效力的案例法理學
Ⅰ 法理學案例分析
我早在自己的博客上分析了這個案例,現轉過來吧
民法學教材中引用了這則案例,它的觀點是趙某和丁某應該承擔連帶責任,原因是構成共同侵權。
很難想像是這樣一個答案!
共同侵權分兩種,共同加害和共同危險。本案不是共同加害,因為共同加害需要侵權人存在主觀故意。
所以,本案只能以共同危險論。而我覺得共同危險是不是能夠適用於本案,還有待探討。
共同危險的要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共同危險製造人須存在共同的過失。在本案件中,趙某和丁某未曾合謀,哪來共同呢,他們的侵權責任來源於嚴格責任的歸責。
其次,共同侵權只適用於沒有人能舉證證明侵權的結果由其中某一人直接導致(即主體不完全特定)。本案中,老太太的受傷明顯是由豬撞傷,特定的侵權主體確定後,其責任自然也由丁某來承擔。所以,本人認為,教材中的共同侵權的說有失偏頗。
至於最終侵權人趙某,則可以列為訴訟第三人。法院在判決的時候,可以按公平責任來適當劃分償金。但這種償金是趙某和丁某的內部分擔,或者說是丁某對趙某的追償,而不是2人承擔連帶責任。
有人可能要說了,結果都是一樣,何必在乎過程呢。其實不然,對普通人來說,權利被保護了,償金拿到了,就了事了。但對於司法界來說,這卻是個大問題。因為它反映的是法律的正確適用的問題。它關繫到一部法律能不能被正確實施的問題,豈可輕視!!!!!
Ⅱ 一道法理學的案例分析題。求法學高手幫忙解答~~!!謝謝啊!!
告密者困境:法學的政治學
從某種意義上,哈特與富勒的論戰之所以引起法律與道德關系的討論,就在於在「告密者案件」中,法律實證主義所主張的法律與道德分離在現實中陷入了一個困境之中,即「道德上惡的法律所導致的一系列困境」。[77]1944 年,一個德國士兵在奉命出差執行任務期間,回家短暫探親。有一天,他私下裡向他妻子說了一些他對希特勒及納粹黨其他領導人物的不滿。他剛剛離開,他的妻子因為在他長期離家服兵役期間「已投向另一個男子的懷抱」,並想除掉她的丈夫,就把他的言論報告給了當地的納粹黨頭目。結果,他丈夫遭到了軍事特別法庭的審訊,被判處死刑。經過短時期的囚禁後,未被處死,又被送到了前線。納粹政權倒台後,那個妻子因設法使其丈夫遭到囚禁而被送上法庭。她的抗辯理由是:據當時有效的法律,她丈夫對她所說的關於希特勒及納粹黨的言語已構成犯罪。因此,當她告發她丈夫時,她僅僅是使一個罪犯歸案受審。這個案件以及類似的一系列案件,使得二戰後針對戰爭問題的審判在法律與道德問題上陷入了一個困境,如果嚴格堅持實證主義的「法律就是法律」的觀點的話,那麼,類似像告密者這樣的人就不能得到法律的懲罰,但是,如果要懲罰這些人的,我們依據的似乎不是法律,因為他們並沒有違背當時的法律,而是依據法律之外的道德原則。事實上,德國的法院正是這么做的,對這個案件,德國的法院援引了「良知」和「正義」之類的觀念,認為「妻子向德國法院告發丈夫導致丈夫的自由被剝奪,雖然丈夫是被法院以違法的理由被宣判的,但是,這種法律『違背所有正常人的健全良知和正義觀念』。」[78]後來的許多案件都採用了這種推理方式,在有些案件中,法院明確宣布,「完全否認人格價值和尊嚴的法律被能夠被看作是法。」[79]
面對這些判決,人們歡呼雀躍,贊頌這是自然法學說的勝利,標志著實證主義被徹底打翻在地。拉德布魯赫的法哲學觀點從相對主義轉向自然法的觀點實際上迎合了德國法院在解決這些道德困境中的司法理念。但是,在哈特看來,這種以絕對的正義之類的價值的宣布法律的無效,僅僅實現了使做出極不道德行為的婦女受到懲罰的目的,而且是依賴宣布1934年制定的法律無效而實現的。至於這種做法是否明智,哈特明確表示了疑問。在哈特看來,面對這種困境,除了訴諸自然法之外,我們必須面對兩個選擇:「其一是免除對該女子的懲罰,人們可能認為這樣做是件壞事。其二是懲罰該女子,這時,人們必須面對適用溯及既往的法律的事實。」如果我們要採取後一種方式的話,我們必須充分意識到,在以這種方式實現懲罰的過程中,我們所付出的代價。盡管溯及既往的刑事立法或懲罰是邪惡的,但將其公開適用於案件中,至少體現了坦率的美德。我們必須明白,當懲罰該女子時,我們只是在兩個邪惡中選擇其一:要麼使該女子免受懲罰,要麼放棄法不溯及既往這一大多法律體系都接受的珍貴道德原則。我們從倫理史上學到的唯一的知識是:解決道德難題的辦法便是不要隱藏它。當生活迫使我們在兩害之中取其輕者時,我們必須明確:難題究竟是什麼?不道德的東西在某有限程度上不可能是法律或不可能合法,運用這一原則之弊害在於:它將會掩蓋我們所面對的問題的真正本質,從而鼓勵浪漫的樂觀主義,認為所有為我們所珍視的價值最終將在單一的體系中融洽相處,而另外的價值不會因一種價值考慮被而犧牲或損傷。
對於懲罰那個婦女為例的惡法的法律效力問題,德國法院和哈特採取了不同的手段實現了同樣的目的。那麼哈特為什麼要採取這種解決問題的方式呢?在哈特看來這不僅僅堅持了法律實證主義理論的立場,具有知識上的價值,而且涉及到了一個道德問題,具有道德上的價值。一方面這種方式體現了坦率的美德,這不僅是管理法律中的美德之一,而且是道德中的某種美德。另一方面,是由於採取這種方式展示了一種強有力的「道德批判」,而這種東西在拉德布魯赫那裡被混淆掉了。
由此,我們看到哈特與拉德布魯赫之間的差異,在拉德布魯赫看來,納粹的法律由於在其實質內容是違背最基本的人道的法律的,這樣的法律本來就應該是無效的法律,法院不應該適用這樣的法律,因此,戰後法院依據自然法原則來處理告密者問題意味著正義的伸張,因為在他看來,有一個超越於法律的永恆的道德原則存在。但是,在哈特看來,這種訴諸自然法的主張來處理告密者問題,實際上掩蓋了告密者問題中所隱含的倫理困境:我們必須在兩種惡或者兩種善之間進行選擇,要麼縱容告密者這種不人道的行為,要麼採取違背法律常規原則的溯及繼往的法律(某種「惡法」)來懲罰這種行為。在哈特看來,並不存在一個絕對永恆的道德原則,只有各種道德之間的沖突,而拉氏的主張實際上以一種「鼓勵浪漫的樂觀主義」掩蓋了告密者問題中隱含的這種道德困境,從而「混淆了一個最簡單因而也最有力的道德批評形式」:
我們可以說,這些法律是法律,但是它太邪惡了以致於不能被遵守。這是一個人人都能理解的道德譴責,它直接而明顯地喚起了人們道德關注。相反,如果我們將反對的理由表述為,這些邪惡的東西不是法律。這種主張是許多人無法相信的;如果他們迫不得已而對此事作認真的思考,那麼,在接受這一觀點之前,便會為一大堆的抽象哲學問題所困擾。
換句話說,法律實證主義不是訴諸深奧哲學問題來解決法律與道德的沖突問題,而是以可操作的方式教導人們如何不服從在道德上惡的法律。
如果我們從富勒所提出的法理學為人們的行為提供了怎樣的一種努力方向來考量的話,我們就要追問法律實證主義在政治實踐中的意義是什麼?難道哈特的法律實證主義真的僅僅分析規則、清晰的表述規則,而不關系法律的目的或者價值問題?如果說法律實證主義這種解決法律與道德問題的法律方案要取代古典的哲學方案而獲得正當性的,它必須要解決哲學方案中留下來的問題:法律的目的或者價值是什麼?這意味著哈特不僅要在理論上來捍衛法律實證主義堅持的法律與道德分析,而為要在實踐的政治或者倫理意義上來捍衛這種理論的正當性,而不僅僅是採取鴕鳥政策將這種理論歸之於一個單純的認識而迴避掉這個問題,這可能是作為技術操作的概念法學的態度,而不是作為法哲學的法律實證主義的態度。
因為,盡管法律實證主義自詡為法律的科學,但是,這種「科學」並不象物理學或者數學那樣在書齋里認識真理,成為一種單純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技術,而且是要成為哲學,盡管這種哲學要建立在技術的基礎上,而不想古典哲學那樣建立在沉思的基礎上。因此,實證主義的法哲學必然將自己建立在實踐的基礎之上,不僅要闡述它在理論上的正確性,而且要闡述它在實踐中的正當性,即不僅要闡述法律實證主義的理論立場,而且要闡述法律實證主義的政治立場,也就是哲學立場。
在哈特看來,法律實證主義建立在功利主義的政治立場上,「功利主義者堅定地但是站在其功利主義的立場上,代表了在法律和政制方面所有自由主義的原則。從來沒有人像功利主義者那樣以平靜而又健全心智將改革的激情與對法律的尊重結合在一起,而同時又對控制權力的濫用給予了應有的重視,即使權力掌握在改革者的手中也是如此。」我們可以在邊沁的著作中發現上述對法律實證主義進行道德或政治批評家們所主張的政治或者道德觀點,比如法治、自然法、政治自由權、法制原則等等。在這個意義上講,攻擊法律實證主義者的政治或者道德主張是站不住腳的。「邊沁和奧斯丁並不是枯燥無味的分析家,當城市被大火焚燒的關鍵時候依然沉溺於語詞的區分之中;相反,他們是改革應當的急先鋒,這場運動充滿了激情而又取得巨大的成功,它艱苦努力以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和更美好的法律。」[83]
如果說法律實證主義者和它的批評者自然法學在政治立場上是一致的,那麼為什麼他們要區分法律與道德呢?這種區分的意義是什麼呢?哈特看來「邊沁和奧斯丁這兩位思想家堅持這種區分的主要原因就在於讓人們隨時看到道德上惡法的存在所引出的明確的問題,讓人們明白法律命令的權威所具有的獨特特徵。」邊沁將法律治理下的生活訣竅概括為「不折不扣地遵守法律,隨心所欲地審查法律」。但是,邊沁作為法國大革命的觀察者,他意識到僅僅訴諸對惡法的抵抗是不夠的。他認為這正是混淆法律與道德的結果,一方面無政府主義者主張,這不應當是法律,因此我可以不理他;另一方面是無政府主義的反對者,主張這是法律,因此這就是應當做的。這兩種觀點在邊沁看來都來自布萊克斯通的主張:與神法矛盾的法律是無效的。「因此,有兩種只有堅持法律與道德的區分才可以幫助我們安穩渡過的危險:一種危險是在人類的法律應當是什麼的概念中,現存的法律和及其權威被銷解了,另一種危險是現存的法律可以取代道德作為行為的最後標准而逃避了批判。」[85]
在這個意義上,法律實證主義之所以堅持法律與道德的分離,就是為了反對道德或者以道德面目出現的政治意識形態對法律的干擾或者侵蝕。所以,法律實證主義種的法律與道德的分離主題與其說產生於證實主義哲學的方法論,不如說產生於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哈特和凱爾森的理論之中。盡管二者在方法論上有所不同,但是,他們二人都建構了一個無需政治權力推動的、自足的規則或者規范體系,一個獨立的法律科學知識和法律職業實踐的場域,一個「前政治的法律圖景」。用斯密特的話來說,「主權,……這個龐大的法律機器的工程師已經被急劇地推到了一邊,現在,法律機器是自行運作的。」如果是凱爾森的理論是對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擔憂,哈特的理論是對福利主義國家干預的擔憂,這種擔憂和邊沁對法國大革命的擔憂是一致的,國家的權力往往是通過自然法、道德這樣的東西來破壞法律的。由此可見,法律實證主義者並不象批評者所想像的那樣與集權主義制度具有內在的聯系,相反,他們具有巨大的道德和政治熱情,來改革法律,創造美好的世界。如果說這種政治熱情在邊沁那裡直接體現出來的話,那麼在凱爾森那裡是間接地體現出來,而在哈特這里簡直是以隱含的方式流露出來的。
盡管法律實證主義將法律想像為一個沒有工程師的自動運行的機器,多少暗示了現代法律沒有靈魂的技術特徵。這個機器可能沒有靈魂,但是這個機器真的能擺脫主權著這個工程師的幽靈嗎?法律實證主義無法解答這個問題,但是,它至少揭示了這個問題,而不出象拉德布魯赫的自然法的樂觀主義那樣遮蓋了這個問題。因此,法律與道德的區分主題不僅具有知識上邏輯清晰的「美」,而且有政治上誠實的「善」:當我們面對道德上認為屬於「惡」的而在實踐中依然有效的法律的時候,我們必須坦率地承認我們在信守法律與捍衛道德之間面臨的道德困境。
面對這種困境,哈特的法律實證主義至少為人們提供了這樣的努力方向:當法律實證主義主張「法律就是法律」的時候,它所指的法律僅僅在是作為社會現象有待認識的法律,它並沒有說我們只能嚴格遵守法律而沒有別的出路,相反,它堅信對法律進行自由批評這種行動可能。當我們認為一種法律太險惡了以至於不能被遵守的時候,我們具有一種道德義務來捍衛我們的道德並不惜以受到法律懲罰的風險為代價。這種立場並不是象拉氏那樣通過樂觀的浪漫主義掩蓋了這一問題或者說迴避了這一個現代社會所必須面對的問題。當我們依據道德義務或者我們自己對法律的理解對法律進行批評、更正的時候,我們關注的視角就從法律現象轉移到了道德領域,從一個我們有待認識的現象,轉移到一個我們有待決定的行動。這樣的一種立場意味著我們從法律的認識問題轉移到了公民的行動問題。正如德沃金在討論公民不服從的時候,所指出的「當一個人決定按照指自己的判斷行事是否足夠審慎的時候,他必須考慮法院將會怎麼反應。如果他這樣的行事,他可能不得不面臨著坐牢、破產或惡名。但是,最根本是我們將審慎的計算與作為一個好公民他應當如何恰當行事的問題區別開來。」因此,自由主義盡管可能墮入虛無主義,但是,這種自由主義態度恰恰解釋一個人所必須具有的道德擔當,一個現代道德多元困境中人們必須在行動中加以選擇的擔當。當然,在這種選擇中,究竟什麼樣的選擇是正當的,什麼樣的選擇是不正當的,這已經超出了法律的范圍和能力,而進入到倫理、政治和哲學的領域。這意味著哲學或者倫理不再是一個自然法這樣的簡單安排,而必須是每個人面對的困境的選擇,一項必須承擔的倫理實踐。
在多元復雜的現代社會中,法律必須滿足不同信仰的、不同群體、不同利益的共同需求,它必然會壓制某些有價值的道德追求,尤其是這種法律以主權者的面目出現的時候。因此,在法律與道德現代解決方案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如何面對惡法?我們是象拉氏那樣通過主張惡法非法而迴避掉這個問題,還是正視面對惡法所面臨的困難和抉擇所需要的勇氣和智慧?因此,「惡」法是不是法,這僅僅是一個認識問題,一個知識問題,而如何面對惡法則是一個行動問題,一個倫理實踐的問題。當我們說「惡法非法」的時候,這種法律僅僅在理論上或者說僅僅在主張這種理論的人們的內心中不是法律,而不是說它們在實踐中不是法律。難道我們說惡法不是法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免除法律在實踐中的效力?當拉氏主張的法官不應當執行這樣的法律,這不過是一相情願的「天真」,一個多麼天真幼稚的幻想,一個掩耳盜鈴的幻想,以為我們認為不存在的東西就真的不存在了。
拉氏將惡法看作非法而自認為將問題解決的時候,無疑於一種鴕鳥政策,而事實上人們在實踐依然要面對惡法所帶了的痛苦和不幸。法律並不是一個主觀的認識,而是一種物質性的力量,是一個客觀的力量,盡管我們認為它是惡法,盡管我們認為這種法律不具有正當性,不具有效力,但是,這種不僅有效力僅僅是一個應當,一個美妙的現實生活中不存在的幻想。在這個意義上,「惡法非法論」僅僅弱者具有的甚至需要的一種心理上的安慰效果。如果說「惡法非法論」不是一個簡單的認識或理論問題,而是一個行動或者實踐問題,那麼,這種行動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如果我們訴諸我們的道德信念來反對法律的時候,我們如何使自己的反對法律的努力區別與一個罪犯或者暴徒,他們不也正在以道德的名義反對法律嗎?我們如何在革命和暴亂之間區分?我們如何將法國大革命和德國法西斯主義區分開來?一個以人權的名義,一個以作為歷史終結的國家倫理的名義?這正是自然法理論所必須面對的問題,事實上,德國的納粹法律與其說與法律實證主義結盟,不如說與自然法結盟,納粹的法律無論在立法中還是在司法中無時不以道德名義獲得正當性。
相比之下,哈特的態度無疑是一種更為真實或者說現實的態度,如何現實生活中反對惡法,而不是僅僅在思想的境界中反對惡;如何把惡法作為法律而加以認真地對待,把它看作是由待於改進的法律,而不是認為惡法不是法律而公然地踐踏法律。正因為如此,法律實證主義號召的是一種誠實的公民的態度來認真對待法律,而不出一種機會主義的游戲態度來破壞法律。正是這種不同的立場,使得我們將對公民對法律的合法抵抗與罪犯對法律的公開破壞區分開來。不是以惡的德性來對抗惡的法律,而是以一個好公民的美德支撐著我們如何面對一個不義的法律,甚至如何面對一個腐敗的城邦。這也正是哲學家蘇格拉底尊重城邦的法律而自願被處死的倫理意涵,也正是耶穌基督成全律法而不是破壞律法的倫理意涵。
Ⅲ 法理學案例分析題
法律關系就是來運用法源律來調整社會關系形成的權利義務關系。
法律關系的內容包括主體、客體、標的三個要素。
法律關系的主體是指有一定資格、能力來行使法律權利,承擔法律義務的自然人、組織。
法律關系的內容是指法律權利、法律義務。
法律關系的客體是指法律權利、法律義務所指向的對象,具體表現為一定的社會關系。
本案中,甲方和乙方是房屋租賃合同法律關系的主體,房屋租賃關系是客體,出租房屋、支付房租是雙方各自主要的權利/義務。
就中介而言,甲和房屋中介公司成立居間服務合同關系。甲、該公司是法律關系的主體,該公司提供居間信息服務,甲支付報酬,雙方分別行使權利、承擔義務,居間服務合同關系是客體。
Ⅳ 關於法理學的案例分析兩道題,急求答案
1、以蔣某為被告,起訴案由是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是屬人身損害賠償案件內。《最高人民法容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因生命、健康、身體遭受侵害,賠償權利人起訴請求賠償義務人賠償財產損失和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
本條所稱"賠償權利人",是指因侵權行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損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擔扶養義務的被扶養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親屬。
本條所稱"賠償義務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權行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
2、以交通管理部門為被告,那是行政訴訟。但是這種糾紛,首先如果接到交管部門的責任認定書,不服,可在接到責任認定書後3日內,想處理本事故的上級交管部門提起復核申請。
Ⅳ 法理學論文,關於法律的效力。求大神說幾個可行的思路。謝謝
1、先解釋法律效力的內涵與外延
關於什麼是法律效力,還存在諸多不同的看法。通常有廣義和狹義兩種理解。從廣義上說,是泛指法律約束力和法律強制性。不論是規范性法律文件,還是非規范性法律文件,對人們的行為都發生法律上的約束和強製作用。它們之間的區別在於:規范性文件對人們的行為產生普遍的約束作用,非規范性法律文件,如判決書、調解書、逮捕書、公證書等都不具有這種普遍約束力,只具有具體的或特定的法律效力。狹義的法律效力是指法律的生效范圍,即法律對什麼人、在什麼地方和在什麼時間適用的效力。」盡管這種解說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說明法律效力問題,但明顯地是一種關於法律效力的發散式說明,缺乏邏輯上的嚴整性。並且該狹義的法律效力概念事實上所講的是法律效力的范圍,而不是法律效力這個概念本身。
2、法律效力是內含於法律規范中的對法律調整對象產生作用的能力。
其一,法律效力內含於法律規范之中。
其二、法律效力乃是法律規范對法律調整對象產生作用的能力。
法律規范由內部向外部(法律調整對象)的輻射力(包括規范力、調整力和強制力等等)。法律制定的目的,不在於法律本身,在於實現社會交往主體之間有序、自由與和諧的生活。這一目的的實現,只有法律發生效力時才可取得。因此,法律效力是法律從靜態的規則走向動態的實踐,從明晰的文本走向復雜的社會之力量源泉所在。
第一,法律的內部效力。它是指在國家體系內部不同板塊和不同層級之間法律的效力關系問題。一國的法律體系,既有橫向的板塊構造,其中公法、私法和社會法,以及內國法和國際法等之間事實上只能是板塊的構造。那麼,它們之間是否有效力關系?一國的法律,不論有多少板塊構成,其效力在總體上應是互補的。不同板塊之間的法律之間,發揮著構織法律秩序的整合效力。這就決定了在不同板塊的法律之間,具有明顯的制約、交涉和整合效力。顯然,它們之間的效力是通過橫向的、相互作用的機理而形成的。可見,在不同板塊之間的法律間所要解決的效力問題,乃是其間的效力合作問題。
至於在不同層級的法律之間,照樣存在著效力關系問題。這就是所謂法律的效力層級問題。在上、下不同的層級之間,低層級的法律要服從高層級的法律。但在同一級別的法律中,為了維護一個國家的整體秩序、安定和完整,必須在同一級別的法律之間保持效力合作。否則法律就不再是國家統一秩序的建構者,反倒是破壞者。這更需要高層級法律對低層級法律的有效制約。
我國盡管是單一制國家,在大陸完全按照單一制國家的法律層級效力准則在立法。但隨著一國兩制原則的施行,對於特別行政區我們實行了類似聯邦制國家之不同層級間法律效力的模式。這使得我國不同層級之間的法律效力關系體現出明顯的立體型和多樣性的特徵。
第二,法律的外部效力。它是指法律對其調整對象的作用能力。外部效力強調的是其實踐意義的效力。法律被公認為是有別於純粹理性的實踐理性,因此,法律制定的意義不在於僅僅追求邏輯形式上的圓滿(當然,這很重要),而在於法律制定後能否以規則來對社會實踐或者主體交往行為發揮實際效力。
首先,法律的空間效力。它所指的是法律在什麼空間范圍內有效的問題。可以將空間效力分為域內效力和域外效力兩個方面。
其次,法律的時間效力。它是指法律能夠對其調整對象產生效力的期間范圍。所涉及的具體問題有:法律的生效問題、法律的失效問題和法律的溯及力問題。
關於前者,一般存在兩種情形,其一是法律頒布即生效;其二是在該法律或其他法律中專門規定某一法律的生效日期。究竟選擇何種模式?乃由立法者所決定。
關於中者,大致存在三種情況:其一是法律明定的時間效力期限屆滿;其二是因相關的新法律制定而使與新法律沖突的原先的舊法律自然失效;其三是法律調整的對象不復存在。
關於後者,即新生效的法律對既往所發生的社會事件和主體行為有無追溯力的問題。如有,則為有溯及力;如無,則為無溯及力。大體說來,各國法例中不外乎如下幾種規定。即從舊原則,按此,則新法律無追溯力;從新原則,按此,則新法律完全有追溯力;從輕原則、從新兼從輕原則以及從舊兼從輕原則,按此,則新法律在符合法定條件時有部分溯及力。
3、、法律的合法性效力--實質合理性追求
法律效力的邏輯前提是什麼?或者說法律為什麼對人們有效力?有人說,那是因為法律有國家強制力作後盾。無疑,某種強制力量的存在是法律能夠發揮效力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完全歸諸於某種權力強制力量,顯然,只能使法律被動地發生效力。雖然我們知道,不間斷的強制也會形成某種自覺和「文化」,然而,這種以犧牲主體自治和自由為前提的「文化」,不去生產它也不值得遺憾。
詳細論述自己來……
4、法律的邏輯技術效力--形式合理性追求
法律既然是一種規范表達方式,就在客觀上存在著如何表達這樣一個技術問題。法律規范要合乎形式邏輯之規定。法律規范要符合語法之規定。法律規范要符合修辭之規定。當然,要使得法律具備更大的效力,就需要程序自身必須正當。當然,法律效力的邏輯技術因素還包括了其外在的保障機制-即法律的強制性。
5、法律效力與司法
盡管法律效力是預先存在於法律規范中的,一般說來,司法活動只是根據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所進行的一種法律適用活動。法律效力與司法之間究竟是何種關系?
第一,司法是法律效力的實現機制。也是人們糾紛的最後救濟機制。
第二,司法是法律效力的創生機制。英美判例法模式中
第三,司法是法律效力的補救機制。法律的解釋機制
Ⅵ 求法學高手幫忙解答~~!!!一題法理學的案例分析,拜託拜託~!!
(建議你傾向富勒教授觀點,二戰戰犯都是通過自然法判得刑)
我更傾向於富勒教授的觀點。法不溯及既往:1、法是一種社會行為規范,具有引導作用,為人們提供一個既定的行為模式,引導人們依法實施自己的行為。而在新法頒布之前,人們並不知道這一法律,新法也就不能為人們起到引導作用了,也就是說,只能按照人們當時已知的法律來調整自己的行為。2、法還具有預測作用,人們能通過現行的法律來預測行為的法律後果,但是,新頒布的法並不為人們所知道,自然也就起不到預測的作用了。因此,當然不能使用可以溯及既往的法。但是,由於為了完成對非正義行為的懲罰,就必須有一種法能夠實行,所以選擇自然法。
第二個問題其實就是分離命題,分離命題是法實證主義與非實證主義即自然法交鋒的主戰場。從許多國家的法律及其發展來看,作為一個歷史事實,法律與道德可謂是相互影響:第一,許多法律規則的內容反映了道德規則或原則,比如刑法中關於不許盜竊、民法中關於誠實信用、公序良俗的規定都反映了一定的道德要求;第二,「經由明確的法律規定道德原則也許在諸多不同的方面被引入一個法律體系並形成其規則的一部分,或者法院也許在法律上負有根據其認為正義的或最合適的標准來裁判的義務。」比如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作為一個道德原則就構成了對最高立法機關的憲法性法律限制的內容。第三,在英美及其他一些國家的法律體系裡,法律效力的最終判准明顯吸收了諸多正義原則或實質的道德價值。
Ⅶ 跪求法理學案例分析答案 題目如下 十萬火急 求哥哥姐姐們幫幫忙
根據你的表述,回答如下:
一、馬某的行為構成盜竊。盜竊是指以非專法佔有為目的,竊取他人數額較屬大的公私財物或者多次竊取公私財物的行為。
二、超市偷一罰十的店堂告示無效。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盜竊應由公安機關管理,超市是無權對盜竊的人進行處罰的,更無權設立只有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才能設立的行政罰款標准。
三、馬某實施了具體的盜竊行為,超市沒有抓錯,因此,名譽權沒有受到損害,但其男保安搜查女顧客的作法也是不妥當的,因此,應該給馬某道歉。
Ⅷ 法理學的案例都有哪些
在審判案件中,我們將法律為哪一類,比如適用國內法還是國際法、公法還是私法都要回用到法理答學。
在法的效力上,是從舊從輕還是從新等也需要用到法理學。
在確定法的主體和責任構成的時候我們還需要用到法理學。
總之,法理學貫穿在整個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中,法理學和各部門法是緊密聯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