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有利於君主者均有法律效力

E. 孔子提出「正名」的主張，主張作為君主者應有群主的樣子，要盡其本份。但孔子並沒有提出該如何保證君主

孟子繼承並發展孔子「仁」的思想,從其「性善論」出發,提出了「仁政」、「王道」的政治學說。
孟子對孔子思想的發展提出了以下觀點：
一、人性論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這是孔子對人性的闡述。「孔子這里所說的『性』與『習』，是兩個相互對立的范疇，是他對人性的普遍性的認識，人性即人類所具有的『共』指人固有的也即是所謂「性』。析言之，『性人的自然屬性；『習』是後天的具體行為實踐，也就所謂的人的社會屬性。他認為人類的自然屬性是『相近』，即『基本相同』人類的社會屬性是『相遠』，即『迥然有別』。
孟子在孔子人性理論的基上提出了的「性善論」，「他沿著孔子指出的『性相近』方向，繼承孔子關於『仁』的有關論點，在承認人具有大致相同的自然屬性的基礎上，又進而論證了『善』也是人類的基本屬性之一」.。在孟子看來，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這是人的本質屬性。孟子在孔子人性理論的基上提出了的「性善論」，「他沿著孔子指出的『性相近』方向，繼承孔子關於『仁』的有關論點，在承認人具有大致相同的自然屬性的基礎上，又進而論證了『善』也是人類的基本屬性之一」.。在孟子看來，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這是人的本質屬性。
二、「民本」思想
孔子與孟子都有重民的思想，孔子是周禮的倡導者與維護者，他接受了西周以來的「敬天保民」的思想。「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這是孔子對統治者的告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亦惠而不費乎？」。這都體現了孔子的重民思想。
孟子在繼承古代「民本」思相的基礎上，其觀點比孔子更進了一步。「不僅著重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待愛民，而且論述得也更為深刻。《孟子》一書中，約有將近200處提到『民』。孟子對歷史的和現實的統治經驗進行總結的基礎上，提出了『民貴君輕』的光輝命題，把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孔子的重民，是完全從統治者的角度而言的，他強調在役使人民時要「用民以時」。孟子的宣布則要大膽了許多，「民貴君輕」的思想說明「民心的向背決定統治者的政治基礎，從某種意義讓說，人民比君主更重要，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擁有天下。他要求統治者效法先王」。孟子看來，「天時」、「地利」和「人和」三個要素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三、義利觀
在孔子看來，「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與利是孔子區分君子與小子的標准，孔子重義而輕利。孔子認為義高於利，要重義輕利，但並不排斥利，只是要求以義帥利取之以道。
孟子在孔子所奠定的義利觀的基礎上予以拓展，將之推到了「貴義賤利」的顛峰。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孟子認為，生命價值與道義相比，後者是高於前者的。不單單是個人的利益，個人的生命與義二者不可兼得時，個人的生命都是可以放棄的。當然孟子承認了人的生理慾望，也承認了功名利祿等利益，「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俠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他只是強調以義來決定利益的取捨。
四、理想人格——對「聖人」的看法
「理想人格具有一種典範作用。孔子眼中的理想人格有君子、仁人、賢人、聖人。聖人在孔子看來是人格的極致，人們難以達到，即便堯舜也未完全臻乎於此。至於孔子更是不以聖人自許，甚或是以仁人自許，曾說『若聖與仁，則我安敢？』」。在孔子看來，聖人是其最高理想之人格。
在孟子看來，聖人與凡人有著同樣的善心、善性，凡人只要善於修心養性，同樣可以超凡入聖，所發他大膽宣布：『人皆可以為堯舜」。這顯然具有思想解放的意義。並且也揭開了聖人的神秘面紗。不過，孟子也承認『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聖人與凡人之間存在著差別，聖人是人類中的佼佼者，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傑出人物」。
五、孝道
孔子將「孝」納入了仁的體系，「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在孔子這里孝是仁的根本，孝敬自己的父母和尊敬自己的兄長。孝是仁倫理價值的體現。就像之前我們說到的，孔子的愛是有親疏遠近的，孝也是孔子仁愛的體現。關於孝如何實施，孔子是這樣說的「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孔子首先肯定了奉養父母是孝道，奉養父母便成為了兒女應盡的義務與責任。孔子肯定了『能養』是『孝』的表現。孔子認為經濟上奉養父母要提高到孝道的高度上認識．既使父母無衣食之憂，又使父母真正在精神上有享受之樂」。對父母的孝不能只是停留於物質上的滿足，還要尊敬父母。
孟子對孔子的孝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對此孟子作出了論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與孟子的仁的觀念是緊密相連的，仁愛是一種本能，沒有親疏遠近之分。所以，「孟子認為別人的父母也就是自己的父母，要像尊敬自己的老人一樣尊敬別人的老人。

F. 題目:評述中國古代立法指導思想的發展並列出歷朝立法成果

中國歷代立法指導思想和立法活動的演變

陳建華

（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權法思想。

神權法思想是從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發展而來的，人類進入第一個階級社會以後，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階級屬性，成為神權法思想。

夏朝統治者把自己的統治說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對人間進行統治；把他們對奴隸和平民的鎮壓和懲罰說成是「恭行天罰」。從夏朝開始，奴隸主就利用「天命」、「天罰」的神法權思想對奴隸進行欺騙，給他們的統治披上一層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繼承了夏朝的神權法思想，並且較夏朝更進一步，發展為一種典型的神權法思想。

立法活動：

1、禹刑。《左傳》記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總稱，並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啟及其後繼者根據氏族晚期習俗陸續積累的習慣法，具體內容無可詳考。

2、湯刑。《左傳》記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它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包括不成文的習慣法和國王發布的「誓」「誥」「命」等。誓側重於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發布軍事命令或宣布軍事紀律，大體相當於後來的軍法。誥側重於國王或者權臣對大臣、諸侯或者下屬官吏發出的命令、指示或訓誥。命是君主針對具體事情發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

（二）西周的立法指導思想

是明德慎罰與以德配天以及親親與尊尊，具體到刑事立法指導思想就是「義行義殺」和「明德慎罰」。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統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與豐富，有利於政權和社會的穩定發展。

所謂「義行義殺」，就是針對國內不同地區、不同的情勢，選擇最適宜的刑罰手段來對付社會犯罪，反對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刑殺的方法。

所謂「明德慎罰」，就是在對付社會犯罪問題上，要提倡德治，提倡倫理道德的強行灌輸，以期在人們頭腦中構築預防犯罪的精神堤壩，有效地預防可能發生的犯罪。同時在鎮壓時，採取審慎的方針，即區分嚴重犯罪與一般犯罪的界限，對一般犯罪採取寬緩的原則；對嚴重犯罪才施以重刑。

立法活動

1、呂刑。周穆王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呂侯作「呂刑」。後因呂國改稱甫，所以又稱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內容不可考，《尚書•呂刑》有所記載。呂刑論證了敬德於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隸製法制的成熟狀態，是在總結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設經驗基礎上的重大發展，影響深遠。

2、九刑。兩種含義，一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書；一為西周的刑罰，即墨、劓、剕、宮、大辟五刑加上贖、鞭、撲、流等刑罰，合起來稱九刑。

3、周公制禮。將夏、商兩代禮制加以折中損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禮制，制定了通行全國的較為全面、系統化的周禮，即所謂禮典，規范調整西周時期政治、經濟、軍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周禮是西周時期法律規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三）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紛紛建立了封建性的國家，為了鞏固從奴隸主手中奪取的政權，封建地主階級採用法家思想作為他們的立法指導思想。具體內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1．「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意思是說，取消按照血緣關系而規定的法律特權，取消按照爵位的有無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國君之外，不論是誰，只要違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論罪處罰。這樣，開始打破奴隸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壘。

2．「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意思是說，要制定成文法，並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從而否定「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

3．行刑，「重其輕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時，加重對輕罪的刑罰。這樣，輕罪就不致產生，重罪也就無從出現了。

立法活動

1、鄭國「制刑書於鼎」。公元前536年鄭國執政子產鑒於當時社會關系得變化和舊禮制的破壞，率先制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這是打破奴隸主壟斷法律的一種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局面。

2、鄧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鄭國大夫鄧析自行修訂鄭國的法律，書於竹簡之上，稱為「竹刑」。它雖屬私人作品，但是影響很大。鄧析後因「私造刑法」有違「國家法制」，被執政駟歂處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鄭國流傳並為國家所承認，從而成為官方的法律。

3、、晉國鑄刑鼎。公元前513年，晉國趙鞅把前任執政范宣子所編刑書正式鑄於鼎之上，公之於眾。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

4、《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共有6篇，《盜法》、《賊法》、《囚法》（又稱《網法》）、《捕法》、《雜法》、《具法》。其中，將《盜法》和《賊法》放於法典之首，體現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它是戰國時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戰國時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總結；它的體例和內容為後世封建成文法典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礎。從體例上看，它的六篇為秦漢所直接繼承，成為秦律、漢律的主要篇目，魏晉以後最終形成了以《名例》為統率，以各篇為分則的完善的法典體例。

5、商鞅變法。戰國時期一次最為重要的社會改革。，在變法過程中，將《法經》改編為秦律，史稱「改法為律」。法是指春秋中後期對法律規范的總稱，由夏商西周時期的法律「刑」發展而來。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來，改法為律即突出強調法律規范的普遍性、穩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觀念的又一進步，對秦朝法制統一有重要的意義。此後，中國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為名。

（四）秦朝的法律指導思想仍然採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現為：

1．法令由一統。這一思想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全國實行統一的法律；第二層含義就是最高立法權屬於皇帝。

2．事皆決於法。秦朝專任刑罰，規定了各種法律來規范人們的行為。

3．以刑殺為威。這一思想有三層含義：第一，法網嚴密；第二，嚴刑重罰；第三，濫施刑罰。

立法活動

秦朝法律制度的許多內容直接來源於商鞅變法期間以及商鞅變法以後秦國所確立的制度。秦統一後主要是頒布各種單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動頻繁，但沒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統一法典。

（五）漢朝的法律思想經歷了兩個發展時期，漢初到文景帝時期採用黃老的無為而治作為統治思想，到了漢武帝之後確立了封建正統的儒家法律思想。後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襲封建正統法律思想。

1．漢初至文景時期

漢初至文景時期以黃老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治的指導思想。

漢初，由於秦朝的苛政和連年戰爭，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統治者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養，恢復和發展生產，以鞏固剛剛建立的封建政權。這時，劉邦總結秦亡的教訓，作為借鑒。劉邦手下陸賈根據黃老思想，結合當時的社會情況，提出「道莫大於無為」。當時統治階級從皇帝到丞相無不尊崇黃老思想。文景時期尤為顯著。無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就是「輕徭薄賦」、「約法省刑」。結果，出現了生產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榮景象。

2．漢武帝以後

漢武帝以後是以儒家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輔」。

漢初社會政治經濟經過七十年的恢復和發展，國家積累了大量物質財富。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製得到鞏固，但漢初分封的諸侯王室力量也逐漸強大起來，同中央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土地兼並嚴重，加上匈奴不斷入侵，最高統治者就亟需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尋求新的法制指導思想。漢武帝招賢納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統」思想應對。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首先要統一思想。進而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的儒術，是將儒家思想與陰陽家思想結合起來，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萬物都分為陰和陽，德為陽，刑為陰，德主則刑輔。這也是總結秦朝「轉任刑罰」的教訓，提倡先用德禮進行教化，教化無效再輔以刑罰。這種剛柔並濟的治國之道，是漢武帝行之有效的統治方法。這一思想對後世歷代王朝的立法影響很大，是以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開端。

立法活動

1、「約法三章」與《九章律》。劉邦入咸陽後，宣布廢秦苛法，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漢朝建立後，高祖命蕭何參照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在《法經》的基礎上，增加《戶律》《興律》《廄律》。它是漢朝的基本法律。

2、漢律60 篇。惠帝時，叔孫通為補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儀品之制，編訂《傍章律》18篇；武帝時張湯制定《越宮律》27篇，規范宮廷警衛等事項；趙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賀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漢律的框架基本形成。

（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導思想同當時「安民立策」的總方針政策密切相關，大體可以歸納為三點：

1．德本刑用。唐太宗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積極推行以教化為宗，刑罰為輔的政策。把「德禮」作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罰只是為保障推行「德禮」而設，二者相輔而行。

2．法令簡約。所謂簡約，就是條文簡明，使人易知。

3．寬仁慎刑。所謂寬仁就是提倡用輕刑。所謂慎刑，就是對犯罪者處刑採取慎重的態度。

立法活動

1、《武德律》。為唐高祖武德年間制定頒布，是唐朝立法的開始，以隋朝《開皇律》為基礎，沒有太多變化。

2、《貞觀律》。唐太宗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全面修訂法律，經過11年的時間，完成並正式頒布，共12篇，500條。構築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標志著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

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貞觀律》為藍本，制定頒布《永徽律》，共12篇，500條。後長孫無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對律文進行逐字逐句的解釋，與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於律後合編一起，稱為「永徽律疏」。它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但對主要原則和制度從歷史上尋根溯源，說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依據。《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後被稱為《唐律疏議》，它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具社會影響的代表性法典，集中體現了唐朝法律空前發達的盛況。

（七）宋代立法指導思想

宋王朝統治時期社會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部曲轉化為佃農，擺脫地主的私屬地位，躋身為國家編戶。宋初統治者為適應這一變化，總結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強」導致變亂的教訓，確立中央集權的基本國策，加強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和統治。

宋代統治者針對國內階級矛盾激化，農民起義不斷，確立了重懲「賊盜」的法制指導思想。主張採用重法，使用酷刑嚴厲鎮壓「賊盜」犯罪，所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就說明了這一點。

立法活動

1、《宋刑統》的制定。在內容上沿襲《唐律疏議》，但在各篇下分214們，並且律後附有唐中期以後到宋初到敕、令、格、式。

2、編敕活動。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編敕》後，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編敕。

3、編例活動。宋代也很重視編纂條例和斷例工作，以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形勢。神宗變法期間首頒《熙寧法寺斷例》，南宋時期高宗頒布《紹興刑名斷例》等。北宋哲宗首頒「權宜指揮」，至南宋中期指揮已達數萬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趨重要。

（八）元代立法指導思想

一是「參照唐宋之制」，「附會漢法」；二是沿用本民族習慣法。

立法活動

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為元代立國後第一部成文法典匯編。

2、《風憲宏綱》與《元典章》。分別制定與元仁宗時期與元英宗時期。

3、《大元通制》。以《風憲宏綱》為基礎，修訂了元代較為完備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狀況。

（九）明朝處於我國封建社會的後期，為了維持政治、經濟不遭受嚴重的破壞，君主專制統治更加強化，並發展到極端化的程序。這一時期的立法指導思想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確立的，對整個明朝的立法活動都有深刻的影響。

1．重典治亂世。具體體現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兩方面。朱元璋認為，國家的穩定，首先取決於封建國家能否實行對於各級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試圖通過重典治吏，來達到更好的治民、治國，強化中央集權。

2．禮刑並用。朱元璋也從歷史中意識到，一味強調鎮壓，僅靠嚴刑峻法，雖可以取得一時之效，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主張禮法並用，將禮的預防犯罪的職能同法的鎮壓的職能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堅持嚴刑酷法，又強調德禮教化，儒法結合，禮刑並用。

3．加強法制宣傳。朱元璋將立法與法制宣傳結合起來，要求老百姓知曉法律是如何規定的，用實際案例來教育老百姓。

立法活動

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初年開始編修，洪武30年完成並頒布於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條，一改傳統的刑律體系，更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僅本朝終世奉守不變，歷代也無敢輕改。

2、《明大誥》。朱元璋在修訂《大明律》的同時，為防止「法外遺奸」，親自督導編制了《大誥》四編。主要內容是為懲治臣民各種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發布的訓詞誡令，是明朝具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匯編，充分體現了「重典治世」的思想。

3、《問刑條例》。條例是明律以外的單行法規，一般簡稱「例」。通常來自於司法審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機關根據該案例擬定條文，經皇帝批准頒布，成為可以普遍適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間，刑部刪訂《問刑條例》，使之成為正式法律，還將律例合編，例為附註，稱《大明律集解附例》，影響了清朝。

（十）清初「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思想。

清朝統治者從關外時期起，就重視借鑒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極時，已從實踐中認識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參漢酌金」的立法原則。「參漢」，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則是有條件地援用女真族的習慣法。在這一原則指導下，開始將明律為代表的漢族封建法律意識與原則吸收到有關的法律、法令中。在漢官的建議下，清代法制建設將「詳譯明律，參以國制」作為基本的立法指導思想。

立法活動

1、《大清律例》。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較為完整、嚴密的定型大法，它與《大明律》的體系結構基本相同。

2、則例。則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為條例、則例、事例、成例等。則例指清朝針對中央各部門的職責、辦事規程而制定的基本規則，是規范各部院政務活動、保障其正常運轉的行政規則。可以視為清政府的行政法規，自康熙朝開始制定，分為一般則例和特別則例。

G. 閱讀材料，完成下列各題。材料一　「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