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效力性和強制性規定
Ⅰ 什麼是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法律]
《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14條確認，這里所謂的「強制性規定」僅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合同法》第52條規定，無效合同的種類應該包括如下幾種：（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而訂立的損害國家利益的合同 （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合同 （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合同 （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
強制性規定一般以三種情況出現。第一種情況：強制性規定本身直接規定了違法行為的效力。第二種情況：強制性規定本身沒有直接明確規定違法行為的效力，但引致或結合其他法律條文，其他法律條文明確規定了該違法行為效力。第三種情況：強制性規定本身沒有直接明確規定違法行為的效力，也沒有引致到其他具體的法律條文中，更沒有其他法律條文對其效力予以明確規定。
強制性規范進一步區別為效力性規范和管理性規范（或取締性規范）。
所謂效力性規范，指法律及行政法規明確規定違反了這些禁止性規定將導致合同無效或者合同不成立的規范；或者是法律及行政法規雖然沒有明確規定違反這些禁止性規范後將導致合同無效或者不成立，但是違反了這些禁止性規范後如果使合同繼續有效將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規范。
所謂管理性規范或取締性規范，指法律及行政法規沒有明確規定違反此類規范將導致合同無效或者不成立，而且違反此類規范後如果使合同繼續有效也並不損害國家或者社會公共利益，而只是損害當事人的利益的規范。
對於強制性效力性規定的區分方法，王利明教授提出三分法：第一，法律、法規規定違反該規定，將導致合同無效或不成立的，為當然的效力性規定；第二，法律、法規雖然沒有規定：違反其規定，將導致合同無效或不成立。但違反該規定若使合同繼續有效將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這也屬於效力性規定；第三，法律、法規沒有規定：違反其規定，將導致合同無效或不成立，雖然違反該規定，但若使合同繼續有效並不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而只是損害當事人利益的，屬於取締性規定(管理性規定)。
Ⅱ 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和管理性強制規定的區別王澤鑒
伴隨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最高人民法院在數十年來民商事審判的實踐中，越來越明顯地貫徹鼓勵交易、契約自由的合同法精神，傾向於保護合同效力，對認定合同無效的態度日趨謹慎。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四條將「強制性規定」限定在「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范圍內，明確了管理性的強制性規定不影響合同效力。該司法解釋實施後，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成為考量合同效力的關鍵，在理論界和實務界均引發熱烈討論。綜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採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兩個標准，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詳析如下：
【強制性規定分類】
首先，強制性規定包括效力性規定與管理性規定，並非所有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合同均一概無效，應判斷該強制性規定是否構成效力性規定，只有違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合同才當然無效。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首次在全國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的層面上，提出了應當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認定合同效力的觀點。奚曉明院長在該次會議中指出：「強制性規定又包括管理性規范和效力性規范。管理性規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規未明確規定違反此類規范將導致合同無效的規范。此類規范旨在管理和處罰違反規定的行為，但並不否認該行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規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規明確規定違反該類規定將導致合同無效的規范，或者雖未明確規定違反之後將導致合同無效，但若使合同繼續有效將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規范。此類規范不僅旨在處罰違反之行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因此，只有違反了效力性的強制規范的，才應當認定合同無效。」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出台，首次以司法解釋的形式明確了人民法院不得僅以違反管理性強制性規定為由認定合同無效的司法態度。該司法解釋第十四條規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法發〔2009〕40號）第15條亦規定，「違反效力性強制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合同無效；違反管理性強制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具體情形認定其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王闖法官對此作了詳細闡釋。王闖法官提出，我國民法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就效力性強制規定和管理性強制規定之間區分和效力形成的共識：強制性規定區分為效力性強制規定和管理性強制規定，違反效力性強制規定，合同無效；違反管理性強制規定，合同未必無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四條的規定意味著，司法解釋將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作出效力性和管理性之區分，人民法院不得僅以違反管理性強制性規定為由認定合同無效。該區分原則的理論基礎在於：效力性強制規范著重於違反行為之法律行為的價值，以否認其法律效力為目的，違反效力性強制規范的，合同應被認定無效；而管理性強制規范著重於違反行為之事實行為價值，以禁止其行為為目的，違反管理性強制規范的，合同未必無效。強制性規范規制的是合同行為本身即只要該合同行為發生即絕對地損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合同無效；強制性規范規制的是當事人的「市場准入」資格而非某種類型的合同行為，或者規制的是某種合同的履行行為而非某類合同行為，此類合同未必絕對無效。
【如何區分】
其次，如何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觀點認為，二者主要區別在於追求的目的不同：不確認違法行為無效不能達到立法目的的，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僅在防止法律事實上之行為的，屬於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前引奚曉明院長講話與王闖法官意見，也不同程度闡釋了這一觀點。
就具體如何識別強制性規定是否構成效力性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應當採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兩個標準的司法意見。在肯定性識別上，應區分以下兩個層次判斷。首先的判斷標準是該強制性規定是否明確規定了違反的後果是合同無效，如是，則該規定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其次，法律、行政法規雖然沒有規定違反將導致合同無效的，但違反該規定如使合同繼續有效將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也應當認定該規定是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在否定性識別上，應從以下兩個方面考慮。第一，從立法目的判斷，如強制性規定的目的是實現管理的需要而設置，並非針對行為內容本身，則可認定不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第二，從調整對象判斷，一般而言，效力性強制性規定針對的都是行為內容，而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很多時候單純限制的是主體的行為資格。
當然，採取上述正反兩個標准判斷效力性強制性規定不能以偏概全，還要結合合同無效的其他因素考慮。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葉陽法官提出，關於效力性規定的實質判定，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量：第一，違反效力性規定的結果是對公共利益造成直接、現實性的損害，如果僅僅是間接的、可能的損害，則一般不屬於效力性規定；第二，違反效力性規定的結果應當是對公共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如果僅為輕微損害則不宜認定為效力性規定；第三，辨識效力性規定還應當綜合把握公共利益與交易安全、信賴利益等利益關系的平衡。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法發〔2009〕40號）以司法解釋的形式進一步明確了識別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標准。該意見第16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綜合法律法規的意旨，權衡相互沖突的權益，諸如權益的種類、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規制的對象等，綜合認定強制性規定的類型。如果強制性規范規制的是合同行為本身即只要該合同行為發生即絕對地損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合同無效。如果強制性規定規制的是當事人的『市場准入』資格而非某種類型的合同行為，或者規制的是某種合同的履行行為而非某類合同行為，人民法院對於此類合同效力的認定，應當慎重把握，必要時應當徵求相關立法部門的意見或者請示上級人民法院。」
【舉例】
如《合同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合同中「造成對方人身傷害的」、「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對方財產損失的」免責條款無效。《海商法》第四十四條前段規定，「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和作為合同憑證的提單或者其他運輸單證中的條款，違反本章規定的，無效」。《保險法》第三十一條第三款規定，「訂立合同時，投保人對被保險人不具有保險利益的，合同無效」。《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三十九條第二款前段規定，「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超出業務范圍管理權利人的權利的，由國務院著作權管理部門責令限期改正，其與使用者訂立的許可使用合同無效」。採用肯定性識別標准，上述法律、行政法規明確規定了違反的後果是合同或合同條款無效，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又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商品房預售人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將預售合同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房產管理部門和土地管理部門登記備案。採用否定性識別標准，該規定的立法目的是為實現管理的需要，並非針對民事行為內容本身。《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六條明確，當事人以商品房預售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辦理登記備案手續為由，請求確認合同無效的，不予支持。
《商業銀行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商業銀行貸款應當遵守資本充足率不得低於百分之八等五項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的規定。採用否定性識別標准，該規定的立法目的是為實現管理的需要，並非針對民事行為內容本身。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信用社違反商業銀行法有關規定所簽借款合同是否有效的答復》（法經[2000]27號函）中明確，《商業銀行法》第三十九條是「關於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方面的規定，它體現中國人民銀行更有效地強化對商業銀行（包括信用社）的審慎監管，商業銀行（包括信用社）應當依據該條規定對自身的資產負債比例進行內部控制，以實現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動性的經營原則。商業銀行（包括信用社）所進行的民事活動如違反該條規定的，人民銀行應按照商業銀行法的規定進行處罰，但不影響其從事民事活動的主體資格，也不影響其所簽訂的借款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在全國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即舉此例，「例如《商業銀行法》第三十九條即屬於管理性的強制規范」。
《國際海運條例》第七條第一款規定，「經營無船承運業務，應當向國務院交通主管部門辦理提單登記，並交納保證金」。採用否定性識別標准，該規定的調整對象是限制主體的行為資格，並非針對行為內容。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未取得無船承運業務經營資格的經營者與托運人訂立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或簽發的提單是否有效的請示的復函》（[2007]民四他字第19號）中明確，根據《國際海運條例》的規定，經營無船承運業務，應當向國務院交通主管部門辦理提單登記，並交納保證金。本案中當事人在未取得無船承運業務經營資格的情況下簽發了未在交通主管部門登記的提單，違反了《國際海運條例》的規定，「受理案件的法院應當向有關交通主管部門發出司法建議，建議交通主管部門予以處罰」。但當事人「收到貨物後應托運人的要求簽發提單的行為，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情形，該提單應認定為有效」。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實踐中，亦有對法律法規有關規定是否構成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判例。這些判例中亦體現了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判斷方法。如（2003）民二終字第14號民事判決，最高人民法院認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關於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不良資產時要按照國務院規定的范圍和額度進行收購，超出確定的范圍和額度要由國務院專項審批的規定，是基於行政管理作出的規定，違反該規定並不必然導致債權轉讓合同的無效」。上述認定的核心觀點為，債權轉讓合同違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基於行政管理作出的規定，不屬於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不能認定合同無效。又如最高院人民法院公報案例（梅州市梅江區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江南信用社訴羅苑玲儲蓄合同糾紛案），人民法院認定「國務院《儲蓄管理條例》第二十二條和第二十三條的規定，是對金融機構管理性規定，不是對儲蓄機構對外簽訂、履行儲蓄存款合同的效力性規定，不影響儲蓄機構在從事民事活動中的行為的效力，不能以儲蓄機構違反該項規定為由，確認涉案儲蓄合同關於存期的約定無效」。上述認定的核心觀點為，針對特定主體的對內管理行為、不涉及公共利益的規定，不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總結】
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作出區分，在實務界與學術界均漸成共識。但亦有不同觀點，認為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並無實義。有學者提出，「效力規范與純粹管理規范的區分是一記『馬後炮』，其實質不過是對強制規范對合同影響之判斷結果的一種描述，並無能力指導法官的預先判斷」，「要真正識別出效力規范與純粹管理規范是離不開實質的利益衡量方法的。如果舍棄了實質的判定，效力規范抑或純粹管理規范的區分幾乎就無法展開。而一旦我們採取了實質的判定標准，效力規范抑或純粹管理規范的區分也就失去了意義」。對此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葉陽法官回應，「這一觀點雖不無道理，但從司法實踐角度，強調將違法作為判定合同無效的標准無疑意義重大。一方面，公共利益本身性質決定了其抽象性和不確定性，難以從實體上界定。如脫離違法的層面而單以利益作為判定合同無效的標准可能導致法官因其個人認知的不同而使得合同無效判決隨意化，造成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的顯著不公。……另一方面，合同無效的本質乃是損害公共利益，而違法則包含了損害公共利益的絕大多數情形。」
綜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見，合同不因違反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而當然無效，只有違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合同，才當然無效。應當採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兩個標准綜合衡量，判斷強制性規定構成效力性規定還是管理性規定。
Ⅲ 效力性強制性規范與管理性強制性規范有什麼不同
如何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請您閱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意見，全文如下：
伴隨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最高人民法院在數十年來民商事審判的實踐中，越來越明顯地貫徹鼓勵交易、契約自由的合同法精神，傾向於保護合同效力，對認定合同無效的態度日趨謹慎。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四條將「強制性規定」限定在「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范圍內，明確了管理性的強制性規定不影響合同效力。該司法解釋實施後，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成為考量合同效力的關鍵，在理論界和實務界均引發熱烈討論。綜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採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兩個標准，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詳析如下：
【強制性規定分類】
首先，強制性規定包括效力性規定與管理性規定，並非所有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合同均一概無效，應判斷該強制性規定是否構成效力性規定，只有違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合同才當然無效。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首次在全國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的層面上，提出了應當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認定合同效力的觀點。奚曉明院長在該次會議中指出：「強制性規定又包括管理性規范和效力性規范。管理性規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規未明確規定違反此類規范將導致合同無效的規范。此類規范旨在管理和處罰違反規定的行為，但並不否認該行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規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規明確規定違反該類規定將導致合同無效的規范，或者雖未明確規定違反之後將導致合同無效，但若使合同繼續有效將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規范。此類規范不僅旨在處罰違反之行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因此，只有違反了效力性的強制規范的，才應當認定合同無效。」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出台，首次以司法解釋的形式明確了人民法院不得僅以違反管理性強制性規定為由認定合同無效的司法態度。該司法解釋第十四條規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法發〔2009〕40號）第15條亦規定，「違反效力性強制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合同無效；違反管理性強制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具體情形認定其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王闖法官對此作了詳細闡釋。王闖法官提出，我國民法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就效力性強制規定和管理性強制規定之間區分和效力形成的共識：強制性規定區分為效力性強制規定和管理性強制規定，違反效力性強制規定，合同無效；違反管理性強制規定，合同未必無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四條的規定意味著，司法解釋將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作出效力性和管理性之區分，人民法院不得僅以違反管理性強制性規定為由認定合同無效。該區分原則的理論基礎在於：效力性強制規范著重於違反行為之法律行為的價值，以否認其法律效力為目的，違反效力性強制規范的，合同應被認定無效；而管理性強制規范著重於違反行為之事實行為價值，以禁止其行為為目的，違反管理性強制規范的，合同未必無效。強制性規范規制的是合同行為本身即只要該合同行為發生即絕對地損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合同無效；強制性規范規制的是當事人的「市場准入」資格而非某種類型的合同行為，或者規制的是某種合同的履行行為而非某類合同行為，此類合同未必絕對無效。
【如何區分】
其次，如何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觀點認為，二者主要區別在於追求的目的不同：不確認違法行為無效不能達到立法目的的，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僅在防止法律事實上之行為的，屬於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前引奚曉明院長講話與王闖法官意見，也不同程度闡釋了這一觀點。
就具體如何識別強制性規定是否構成效力性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應當採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兩個標準的司法意見。在肯定性識別上，應區分以下兩個層次判斷。首先的判斷標準是該強制性規定是否明確規定了違反的後果是合同無效，如是，則該規定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其次，法律、行政法規雖然沒有規定違反將導致合同無效的，但違反該規定如使合同繼續有效將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也應當認定該規定是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在否定性識別上，應從以下兩個方面考慮。第一，從立法目的判斷，如強制性規定的目的是實現管理的需要而設置，並非針對行為內容本身，則可認定不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第二，從調整對象判斷，一般而言，效力性強制性規定針對的都是行為內容，而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很多時候單純限制的是主體的行為資格。
當然，採取上述正反兩個標准判斷效力性強制性規定不能以偏概全，還要結合合同無效的其他因素考慮。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葉陽法官提出，關於效力性規定的實質判定，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量：第一，違反效力性規定的結果是對公共利益造成直接、現實性的損害，如果僅僅是間接的、可能的損害，則一般不屬於效力性規定；第二，違反效力性規定的結果應當是對公共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如果僅為輕微損害則不宜認定為效力性規定；第三，辨識效力性規定還應當綜合把握公共利益與交易安全、信賴利益等利益關系的平衡。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法發〔2009〕40號）以司法解釋的形式進一步明確了識別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標准。該意見第16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綜合法律法規的意旨，權衡相互沖突的權益，諸如權益的種類、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規制的對象等，綜合認定強制性規定的類型。如果強制性規范規制的是合同行為本身即只要該合同行為發生即絕對地損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合同無效。如果強制性規定規制的是當事人的『市場准入』資格而非某種類型的合同行為，或者規制的是某種合同的履行行為而非某類合同行為，人民法院對於此類合同效力的認定，應當慎重把握，必要時應當徵求相關立法部門的意見或者請示上級人民法院。」
【舉例】
如《合同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合同中「造成對方人身傷害的」、「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對方財產損失的」免責條款無效。《海商法》第四十四條前段規定，「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和作為合同憑證的提單或者其他運輸單證中的條款，違反本章規定的，無效」。《保險法》第三十一條第三款規定，「訂立合同時，投保人對被保險人不具有保險利益的，合同無效」。《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三十九條第二款前段規定，「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超出業務范圍管理權利人的權利的，由國務院著作權管理部門責令限期改正，其與使用者訂立的許可使用合同無效」。採用肯定性識別標准，上述法律、行政法規明確規定了違反的後果是合同或合同條款無效，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又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商品房預售人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將預售合同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房產管理部門和土地管理部門登記備案。採用否定性識別標准，該規定的立法目的是為實現管理的需要，並非針對民事行為內容本身。《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六條明確，當事人以商品房預售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辦理登記備案手續為由，請求確認合同無效的，不予支持。
《商業銀行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商業銀行貸款應當遵守資本充足率不得低於百分之八等五項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的規定。採用否定性識別標准，該規定的立法目的是為實現管理的需要，並非針對民事行為內容本身。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信用社違反商業銀行法有關規定所簽借款合同是否有效的答復》（法經[2000]27號函）中明確，《商業銀行法》第三十九條是「關於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方面的規定，它體現中國人民銀行更有效地強化對商業銀行（包括信用社）的審慎監管，商業銀行（包括信用社）應當依據該條規定對自身的資產負債比例進行內部控制，以實現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動性的經營原則。商業銀行（包括信用社）所進行的民事活動如違反該條規定的，人民銀行應按照商業銀行法的規定進行處罰，但不影響其從事民事活動的主體資格，也不影響其所簽訂的借款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在全國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即舉此例，「例如《商業銀行法》第三十九條即屬於管理性的強制規范」。
《國際海運條例》第七條第一款規定，「經營無船承運業務，應當向國務院交通主管部門辦理提單登記，並交納保證金」。採用否定性識別標准，該規定的調整對象是限制主體的行為資格，並非針對行為內容。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未取得無船承運業務經營資格的經營者與托運人訂立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或簽發的提單是否有效的請示的復函》（[2007]民四他字第19號）中明確，根據《國際海運條例》的規定，經營無船承運業務，應當向國務院交通主管部門辦理提單登記，並交納保證金。本案中當事人在未取得無船承運業務經營資格的情況下簽發了未在交通主管部門登記的提單，違反了《國際海運條例》的規定，「受理案件的法院應當向有關交通主管部門發出司法建議，建議交通主管部門予以處罰」。但當事人「收到貨物後應托運人的要求簽發提單的行為，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情形，該提單應認定為有效」。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實踐中，亦有對法律法規有關規定是否構成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判例。這些判例中亦體現了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判斷方法。如（2003）民二終字第14號民事判決，最高人民法院認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關於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不良資產時要按照國務院規定的范圍和額度進行收購，超出確定的范圍和額度要由國務院專項審批的規定，是基於行政管理作出的規定，違反該規定並不必然導致債權轉讓合同的無效」。上述認定的核心觀點為，債權轉讓合同違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基於行政管理作出的規定，不屬於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不能認定合同無效。又如最高院人民法院公報案例（梅州市梅江區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江南信用社訴羅苑玲儲蓄合同糾紛案），人民法院認定「國務院《儲蓄管理條例》第二十二條和第二十三條的規定，是對金融機構管理性規定，不是對儲蓄機構對外簽訂、履行儲蓄存款合同的效力性規定，不影響儲蓄機構在從事民事活動中的行為的效力，不能以儲蓄機構違反該項規定為由，確認涉案儲蓄合同關於存期的約定無效」。上述認定的核心觀點為，針對特定主體的對內管理行為、不涉及公共利益的規定，不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總結】
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作出區分，在實務界與學術界均漸成共識。但亦有不同觀點，認為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並無實義。有學者提出，「效力規范與純粹管理規范的區分是一記『馬後炮』，其實質不過是對強制規范對合同影響之判斷結果的一種描述，並無能力指導法官的預先判斷」，「要真正識別出效力規范與純粹管理規范是離不開實質的利益衡量方法的。如果舍棄了實質的判定，效力規范抑或純粹管理規范的區分幾乎就無法展開。而一旦我們採取了實質的判定標准，效力規范抑或純粹管理規范的區分也就失去了意義」。對此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葉陽法官回應，「這一觀點雖不無道理，但從司法實踐角度，強調將違法作為判定合同無效的標准無疑意義重大。一方面，公共利益本身性質決定了其抽象性和不確定性，難以從實體上界定。如脫離違法的層面而單以利益作為判定合同無效的標准可能導致法官因其個人認知的不同而使得合同無效判決隨意化，造成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的顯著不公。……另一方面，合同無效的本質乃是損害公共利益，而違法則包含了損害公共利益的絕大多數情形。」
綜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見，合同不因違反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而當然無效，只有違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合同，才當然無效。應當採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兩個標准綜合衡量，判斷強制性規定構成效力性規定還是管理性規定。
Ⅳ 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這個強制性如何認定
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導致合同無效，我們應該怎樣去認定？要包括內容上違法，也包括形式上違法。還有違法強行性規定，合同效力才無效等等。
對於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而導致合同無效的認定標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必須是違反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才能導致合同無效
《民法通則》第58條規定，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合同無效，但對此處所規定的「法律」並沒有作出嚴格的限制，在司法實踐中也常常對此作了擴大的解釋，即不僅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包括在內，還將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以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各種規范性文件，都作為判斷合同效力的依據。導致許多合同因此而被確認無效，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損失，與法律鼓勵交易的原則是相違背的。因此《合同法》把判斷合同效力的依據限制在法律和行政法規上，從而嚴格限制了無效合同的范圍。最高人民法院《合同法解釋》第4條規定，合同法實施以後，人民法院確認合同無效，應當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為依據，不得以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為依據。因此，此處的「法律」應當是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並頒布的法律；「行政法規」則是指國務院制定並頒布的規章、命令、條例等行政規范。只有違反了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才可能導致合同的無效。
在對待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效力的態度上，即使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合同法解釋》頒布以後，仍然有不同的認識。
第一種觀點認為，不能完全排斥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的適用，雖然有的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夾雜著各部門、各地方的利益，具有一定的地方保護主義或者部門保護主義的色彩，完全以此作為認定合同效力的依據，勢必造成交易中禁令如林的局面。但是，絕大部分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等規范性文件都是依照憲法、法律或行政法規的規定或者精神制定的，這些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制定和適用的目的在於維護社會正常的秩序和交易的穩定安全，實際上起著填補法律漏洞和盲區的作用，當然應當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在處理具體案件時全然不考慮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的規定，簡單地認為違反這些規定的合同並不構成無效，有可能導致社會秩序的無序化和危害社會公共利益。
第二種觀點認為，如果作出強制性規定的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的規定並不與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相抵觸時，可以援引《合同法》第52條第4項的規定，以損害公共利益為由確認合同無效。
第三種觀點則認為，一般情況下，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僅可以作為判斷合同是否無效的參考，法院不得直接援引這些地方性法規或者部門規章作為依據來判斷合同無效，但是考慮到地方性法規和規章能否作為判斷合同無效的參考時，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一）考慮這些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是否有上位法存在，如果這些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是根據地上位法制定的，但上位法規定的比較原則，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是以直位法作了具體的規定，此種情況下，可以依照上位法確認合同的效力，地方性法規或者部門規章可以作為確認合同效力的參考。（二）如果上位法授權地方或者有關部委作出解釋，而地方性法規和規章是根據授權作出解釋和，那麼依照上位法確認合同的效力，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也可以作為確認合同效力的參考。（三）如果地方性法規或者部門規章的制定，旨在保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而違反了地方性法規或者部門規章將損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則可以以損害國家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為由依據合同法的規定確認合同無效。
我們認為上述第三種觀點在司法實踐中更有其可取之處，可以按照該原則處理。
二、必須是違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才能確認合同無效
《合同法》與以往的立法有所不同，將違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才規定為無效合同，其目的是為了嚴格區分強行性規范和任意性規范的適用。所謂任意性規范，是指當事人可以通過約定排除其適用的規范，即任意性規范賦予了當事人一定的意思自治，允許當事人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自由作出約定，對任意性規范由當事人通過約定加以排除是合法的，所以只有在違反強行性法規的情況下，才能導致合同無效。
Ⅳ 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規范性強制性規定的法律區別結果分別是什麼
應該是效力性強制規范和管理性或者取締性強制規范。前者指一個法律行為違反了法律強制性規定或者違反了社會公共利益，所以這個行為一定是無效的，比如說賣淫就不能產生合法的效果。而後者則是指一個法律行為雖然違反了法律規定但不一定違反社會公共利益，只是侵害了當事人的利益，比如說黃牛賣車票。前者是絕對無效的，或者在行為作出後可以有效。所以說，買黃牛的車票不違法。
Ⅵ 如何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
您好！如何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請您閱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意見，全文如下：
伴隨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最高人民法院在數十年來民商事審判的實踐中，越來越明顯地貫徹鼓勵交易、契約自由的合同法精神，傾向於保護合同效力，對認定合同無效的態度日趨謹慎。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四條將「強制性規定」限定在「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范圍內，明確了管理性的強制性規定不影響合同效力。該司法解釋實施後，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成為考量合同效力的關鍵，在理論界和實務界均引發熱烈討論。綜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採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兩個標准，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詳析如下：
【強制性規定分類】
首先，強制性規定包括效力性規定與管理性規定，並非所有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合同均一概無效，應判斷該強制性規定是否構成效力性規定，只有違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合同才當然無效。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首次在全國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的層面上，提出了應當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認定合同效力的觀點。奚曉明院長在該次會議中指出：「強制性規定又包括管理性規范和效力性規范。管理性規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規未明確規定違反此類規范將導致合同無效的規范。此類規范旨在管理和處罰違反規定的行為，但並不否認該行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規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規明確規定違反該類規定將導致合同無效的規范，或者雖未明確規定違反之後將導致合同無效，但若使合同繼續有效將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規范。此類規范不僅旨在處罰違反之行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因此，只有違反了效力性的強制規范的，才應當認定合同無效。」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出台，首次以司法解釋的形式明確了人民法院不得僅以違反管理性強制性規定為由認定合同無效的司法態度。該司法解釋第十四條規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法發〔2009〕40號）第15條亦規定，「違反效力性強制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合同無效；違反管理性強制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具體情形認定其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王闖法官對此作了詳細闡釋。王闖法官提出，我國民法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就效力性強制規定和管理性強制規定之間區分和效力形成的共識：強制性規定區分為效力性強制規定和管理性強制規定，違反效力性強制規定，合同無效；違反管理性強制規定，合同未必無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四條的規定意味著，司法解釋將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作出效力性和管理性之區分，人民法院不得僅以違反管理性強制性規定為由認定合同無效。該區分原則的理論基礎在於：效力性強制規范著重於違反行為之法律行為的價值，以否認其法律效力為目的，違反效力性強制規范的，合同應被認定無效；而管理性強制規范著重於違反行為之事實行為價值，以禁止其行為為目的，違反管理性強制規范的，合同未必無效。強制性規范規制的是合同行為本身即只要該合同行為發生即絕對地損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合同無效；強制性規范規制的是當事人的「市場准入」資格而非某種類型的合同行為，或者規制的是某種合同的履行行為而非某類合同行為，此類合同未必絕對無效。
【如何區分】
其次，如何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觀點認為，二者主要區別在於追求的目的不同：不確認違法行為無效不能達到立法目的的，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僅在防止法律事實上之行為的，屬於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前引奚曉明院長講話與王闖法官意見，也不同程度闡釋了這一觀點。
就具體如何識別強制性規定是否構成效力性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應當採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兩個標準的司法意見。在肯定性識別上，應區分以下兩個層次判斷。首先的判斷標準是該強制性規定是否明確規定了違反的後果是合同無效，如是，則該規定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其次，法律、行政法規雖然沒有規定違反將導致合同無效的，但違反該規定如使合同繼續有效將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也應當認定該規定是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在否定性識別上，應從以下兩個方面考慮。第一，從立法目的判斷，如強制性規定的目的是實現管理的需要而設置，並非針對行為內容本身，則可認定不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第二，從調整對象判斷，一般而言，效力性強制性規定針對的都是行為內容，而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很多時候單純限制的是主體的行為資格。
當然，採取上述正反兩個標准判斷效力性強制性規定不能以偏概全，還要結合合同無效的其他因素考慮。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葉陽法官提出，關於效力性規定的實質判定，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量：第一，違反效力性規定的結果是對公共利益造成直接、現實性的損害，如果僅僅是間接的、可能的損害，則一般不屬於效力性規定；第二，違反效力性規定的結果應當是對公共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如果僅為輕微損害則不宜認定為效力性規定；第三，辨識效力性規定還應當綜合把握公共利益與交易安全、信賴利益等利益關系的平衡。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法發〔2009〕40號）以司法解釋的形式進一步明確了識別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標准。該意見第16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綜合法律法規的意旨，權衡相互沖突的權益，諸如權益的種類、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規制的對象等，綜合認定強制性規定的類型。如果強制性規范規制的是合同行為本身即只要該合同行為發生即絕對地損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合同無效。如果強制性規定規制的是當事人的『市場准入』資格而非某種類型的合同行為，或者規制的是某種合同的履行行為而非某類合同行為，人民法院對於此類合同效力的認定，應當慎重把握，必要時應當徵求相關立法部門的意見或者請示上級人民法院。」
【舉例】
如《合同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合同中「造成對方人身傷害的」、「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對方財產損失的」免責條款無效。《海商法》第四十四條前段規定，「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和作為合同憑證的提單或者其他運輸單證中的條款，違反本章規定的，無效」。《保險法》第三十一條第三款規定，「訂立合同時，投保人對被保險人不具有保險利益的，合同無效」。《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第三十九條第二款前段規定，「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超出業務范圍管理權利人的權利的，由國務院著作權管理部門責令限期改正，其與使用者訂立的許可使用合同無效」。採用肯定性識別標准，上述法律、行政法規明確規定了違反的後果是合同或合同條款無效，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又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商品房預售人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將預售合同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房產管理部門和土地管理部門登記備案。採用否定性識別標准，該規定的立法目的是為實現管理的需要，並非針對民事行為內容本身。《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六條明確，當事人以商品房預售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辦理登記備案手續為由，請求確認合同無效的，不予支持。
《商業銀行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商業銀行貸款應當遵守資本充足率不得低於百分之八等五項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的規定。採用否定性識別標准，該規定的立法目的是為實現管理的需要，並非針對民事行為內容本身。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信用社違反商業銀行法有關規定所簽借款合同是否有效的答復》（法經[2000]27號函）中明確，《商業銀行法》第三十九條是「關於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方面的規定，它體現中國人民銀行更有效地強化對商業銀行（包括信用社）的審慎監管，商業銀行（包括信用社）應當依據該條規定對自身的資產負債比例進行內部控制，以實現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動性的經營原則。商業銀行（包括信用社）所進行的民事活動如違反該條規定的，人民銀行應按照商業銀行法的規定進行處罰，但不影響其從事民事活動的主體資格，也不影響其所簽訂的借款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在全國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即舉此例，「例如《商業銀行法》第三十九條即屬於管理性的強制規范」。
《國際海運條例》第七條第一款規定，「經營無船承運業務，應當向國務院交通主管部門辦理提單登記，並交納保證金」。採用否定性識別標准，該規定的調整對象是限制主體的行為資格，並非針對行為內容。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未取得無船承運業務經營資格的經營者與托運人訂立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或簽發的提單是否有效的請示的復函》（[2007]民四他字第19號）中明確，根據《國際海運條例》的規定，經營無船承運業務，應當向國務院交通主管部門辦理提單登記，並交納保證金。本案中當事人在未取得無船承運業務經營資格的情況下簽發了未在交通主管部門登記的提單，違反了《國際海運條例》的規定，「受理案件的法院應當向有關交通主管部門發出司法建議，建議交通主管部門予以處罰」。但當事人「收到貨物後應托運人的要求簽發提單的行為，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情形，該提單應認定為有效」。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實踐中，亦有對法律法規有關規定是否構成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判例。這些判例中亦體現了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判斷方法。如（2003）民二終字第14號民事判決，最高人民法院認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關於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不良資產時要按照國務院規定的范圍和額度進行收購，超出確定的范圍和額度要由國務院專項審批的規定，是基於行政管理作出的規定，違反該規定並不必然導致債權轉讓合同的無效」。上述認定的核心觀點為，債權轉讓合同違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基於行政管理作出的規定，不屬於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不能認定合同無效。又如最高院人民法院公報案例（梅州市梅江區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江南信用社訴羅苑玲儲蓄合同糾紛案），人民法院認定「國務院《儲蓄管理條例》第二十二條和第二十三條的規定，是對金融機構管理性規定，不是對儲蓄機構對外簽訂、履行儲蓄存款合同的效力性規定，不影響儲蓄機構在從事民事活動中的行為的效力，不能以儲蓄機構違反該項規定為由，確認涉案儲蓄合同關於存期的約定無效」。上述認定的核心觀點為，針對特定主體的對內管理行為、不涉及公共利益的規定，不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總結】
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作出區分，在實務界與學術界均漸成共識。但亦有不同觀點，認為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並無實義。有學者提出，「效力規范與純粹管理規范的區分是一記『馬後炮』，其實質不過是對強制規范對合同影響之判斷結果的一種描述，並無能力指導法官的預先判斷」，「要真正識別出效力規范與純粹管理規范是離不開實質的利益衡量方法的。如果舍棄了實質的判定，效力規范抑或純粹管理規范的區分幾乎就無法展開。而一旦我們採取了實質的判定標准，效力規范抑或純粹管理規范的區分也就失去了意義」。對此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葉陽法官回應，「這一觀點雖不無道理，但從司法實踐角度，強調將違法作為判定合同無效的標准無疑意義重大。一方面，公共利益本身性質決定了其抽象性和不確定性，難以從實體上界定。如脫離違法的層面而單以利益作為判定合同無效的標准可能導致法官因其個人認知的不同而使得合同無效判決隨意化，造成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的顯著不公。……另一方面，合同無效的本質乃是損害公共利益，而違法則包含了損害公共利益的絕大多數情形。」
綜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見，合同不因違反管理性強制性規定而當然無效，只有違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合同，才當然無效。應當採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兩個標准綜合衡量，判斷強制性規定構成效力性規定還是管理性規定。
謝謝閱讀！
Ⅶ 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有哪些
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合同無效的法定版情形權。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
1、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
2、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
3、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4、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5、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14條確認，這里所謂的「強制性規定」僅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7)法律效力性和強制性規定擴展閱讀
強制性規定一般以三種情況出現。
1、強制性規定本身直接規定了違法行為的效力。
2、強制性規定本身沒有直接明確規定違法行為的效力，但引致或結合其他法律條文，其他法律條文明確規定了該違法行為效力。
3、強制性規定本身沒有直接明確規定違法行為的效力，也沒有引致到其他具體的法律條文中，更沒有其他法律條文對其效力予以明確規定。
Ⅷ 如何理解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專條，合同無效的屬法定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
1、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
2、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
3、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4、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5、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14條確認，這里所謂的「強制性規定」僅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8)法律效力性和強制性規定擴展閱讀
強制性規定一般以三種情況出現。
1、強制性規定本身直接規定了違法行為的效力。
2、強制性規定本身沒有直接明確規定違法行為的效力，但引致或結合其他法律條文，其他法律條文明確規定了該違法行為效力。
3、強制性規定本身沒有直接明確規定違法行為的效力，也沒有引致到其他具體的法律條文中，更沒有其他法律條文對其效力予以明確規定。
Ⅸ 效力性強制規范與取締性強制規范二者的區別
效力性強制規范和取締性強制規范二者的主要區別方法在於：
如果違反該強制性規定繼續履行合同是否會損害國家、集體、第三人利益及社會公共利益。那麼該強制性規定即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法律、法規沒有規定違反其規定，將導致合同無效或不成立，雖然違反該規定，但若使合同繼續有效並不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而只是損害當事人利益的，屬於取締性強制規范。
效力性強制規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規明確規定違反了這些禁止性規定將導致合同無效或者合同不成立的規范；或者是法律及行政法規雖然沒有明確規定違反這些禁止性規范後將導致合同無效或者不成立，但是違反了這些禁止性規范後如果使合同繼續有效將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規范。
取締性強制規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規沒有明確規定違反此類規范將導致合同無效或者不成立，而且違反此類規范後如果使合同繼續有效也並不損害國家或者社會公共利益，而只是損害當事人的利益的規范。
(9)法律效力性和強制性規定擴展閱讀：
取締規范，指行為人違反之將被取締其行為的強行規范。
禁止性規范可再分為效力規范與取締規范。
所謂取締規范，顧名思義指行為人違反之將被取締其行為的強行規范。
違反取締規范並不導致行為的當然無效，需依賴人民法院來裁判認定。
取締性規范，其被違反所發生的法律後果，只是取締違反該規范的行為，對行為人給予制裁，而不影響違反此規范的行為在私法上的效力，亦即該行為並不因違反該規范而無效。
效力性規范，其被違反所發生的法律後果中，不僅取締違反此規范的行為，對行為人給予制裁，而且否定違反此規范的行為在私法上的效力，亦即該行為因違反此規范而無效。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效力性強制規范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取締規范
Ⅹ 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和管理性強制規定的區別是什麼
區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與管理性強制性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的觀點認為，二者主要區別在於追求的目的不同：不確認違法行為無效不能達到立法目的的，屬於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僅在防止法律事實上之行為的，屬於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前引奚曉明院長講話與王闖法官意見，也不同程度闡釋了這一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