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法律效力依據

① 國際法律意義

承認分為兩種，事實上的承認和法律上的承認，意義分別如下：
事實上的承認：是正式、穩定、全面的承認，往往通過正式的文書表達，一般不可撤銷，直接導致雙方政治、經濟、文化等全面的關系；
法律上的承認：非正式、臨時、有限的承認，通過國傢具體的行為而非正式文書表達，可撤銷，只導致雙方政治、軍事、外交以外的關系；
獲得法律上的承認後，一國在該國享有完全的主權豁免，建立的關系范圍最廣，包括建立正式外交關系。
2 1、國際貿易是指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的商品和勞務的交換活動。國際貿易是商品和勞務的國際轉移。國際貿易由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兩部分組成。（1）國際貨物貿易要涉及不同國家或地區在政策措施、法律體系方面可能存在的差異和沖突，以及語言文化、社會習俗等方面帶來的差異。（2）國際貨物貿易的交易數量和金額一般較大，運輸距離較遠，履行時間較長，交易雙方承擔的風險大。（3）國際貨物貿易容易受到交易雙方所在國家的政治、經濟變動、雙邊關系及國際局勢變化等條件的影響。（4）國際貨物貿易除了交易雙方外，還需涉及到運輸、保險、銀行、商檢、海關等部門的協作、配合，過程復雜。
了解國際貿易法律，可以事先規避風險，在與他國或其他地區進行貿易的過程中，就算不處於優勢地位，但也不會過於被動。因此，一方面能為企業減少損失，賺取最大利潤，另外一方面可以為國家多賺外匯。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的是德國，德國與不同國家進行貿易，而且貿易也佔了比較大的比例，但是它是唯一一個沒有被反傾銷國家。而不是像中國、日本一樣，老被反傾銷、反補貼，輕則是賠錢，重則是一個行業的毀滅性打擊。
2、國際慣例慣例本身不是法律，對當事人不具有強制性或法律約束力。慣例的採納與適用以當事人的意思自治為基礎（買賣雙方在合同中做出某些與慣例不符的規定，只要合同有效成立，雙方都要遵照合同的規定履行義務，一旦發生爭議，法院和仲裁機構也要維護合同的有效性）。但是如果能充分了解，在實務中也能趨利避害。

② 法律效力上有國際法優於國內法之說么

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系是國際法學界探討頗多的一個理論問題。國際法和國內法的關系問題在理論方面主要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國際法和國內法是一個法律體系還是兩個不同的法律體系？二是國際法優於國內法還是國內法優於國際法，還是國際法和國內法是互相獨立而不發生一個優於另一個的兩個法律體系？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理論上的不同學說。 一、一元論持有一元論的學者認為法律體系本質上只有一個，國際法與國內法就其本質來說是相同的。國際法與國內法是一個總的法律體系派生的兩個方面，它們同屬於一個法律結構中互有聯系的兩部分。由於不同的學者對國際法與國內法的優先適用問題存在分歧，該學說又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1、國內法優先說一元論的國內法優先說是由德國學者倡導的。耶利內克、考夫曼和文策爾是主要的代表人物。這種學說認為，國際法與國內法雖然同屬於一個法律體系，但國內法的效力高於國際法。只有依靠國內法，國際法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國際法是國內法的一部分，被稱為「對外公法」 [1]這個理論曾經為十九世紀末的一些德國公法學家所倡導，但是由於這個理論存在一些局限性，提倡這種理論的國際法學者並不多。按照這種理論，由於國際法的效力來自國內法，因此，每個國家可以通過其國際法來排除國內法的適用，取消國際法的效力，這樣一來，在整個國際社會，國際法不被遵守將成為一種普遍現象。2、國際法優先說一元論的國際法優先說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凱爾森、孔茲等學者。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國際法學界中興起的另一種理論。該理論同樣注重國際法與國內法屬於一個法律體系，但同國內法優先說不同的是，該理論認為：在法律的效力等級上，國際法的效率高於國內法，國內法的效力來自國際法。該理論的倡導者，奧地利學者凱爾森曾指出：「一個業已確立的國際法規范和一個國內法規范之間的沖突是較高和較低的規則之間的沖突。」[2]持國際法優先說的學者認為國際法與國內法所組成的統一的法律規范體系是一個金字塔式的規范體系。其中，國際法處於金字塔的頂端，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國內法的法律效力則位於國際法之下。這一學說主要存在兩個缺陷。第一，這一學說要求在任何條件下「條約必須遵守」，這就否定了國內法在國內的作用，從而否定了國家制定國內法律的主權，這顯然與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之一國家主權原則相違背。第二，他們認為，國際法的主體無論形式上如何，其實質都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從而從根本上否定了國際法是國家之間的法律，否認了國際法與國內法之間的區別。二、二元論二元論的觀點與一元論的觀點有著質的差別。二元論的主要提倡者是現代實在法學派的學者特里佩爾和安其洛蒂，主張二元論的學者認為國際法與國內法是兩種不同的法律體系。第一，它們的淵源存在不同。國際法的淵源主要是國際條約、國際慣例，而國內法的主要淵源是國內法。第二，它們的調整對象不同。國際法主要調整國家之間的關系，而國內法主要調整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第三，強制力不同。國際法主要依靠各個國家的自覺遵守，而國內法有國家機關保證實施，因此，國際法的強制力低於國內法。第四，效力依據不同。國際法的效力依據為國家之間的約定，而國內法的效力來源於國家權力機關。因此，二元論的提倡者認為，國際法於國內法是兩個完全獨立的法律體系，適用於不同的場所。國內法所調整的屬於國家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而國際法則調整平等的國家之間的關系。所以，國際法是對等的法律而國內法是從屬關系的法律。[3]與一元論相比，二元論得到更多的國際法學家的支持。但是，國際法與國內法雖然存在很多的不同，兩者在法律規范性質，實施過程中的相互配合等方面還是存在同一性的。因此，二元論也有缺陷，它過分的強調了國際法與國內法的不同而忽視了兩者之間的聯系，甚至將兩者完全對立起來，這顯然不利於國際法的發展。三、我國多數學者的主張我國學者目前對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系主要持折中觀點。多數人既不同意一元論的觀點也不同意二元論的觀點，而是主張從實際出發，客觀的看待兩者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同意二元論提出的國際法與國內法在調整對象、法律淵源、制定主體等方面存在的區別；另一方面，又不將國際法與國內法完全對立起來，而是認為兩者之間存在著統一性，即在對立中把握統一。國際法與國內法的統一性主要體現在：1、國家是國內法的制定者，同時又是制定國際法的參加者。國內法是國家意志的體現，而國際法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國家的意志，兩者並不矛盾。2、兩者相互轉化。一方面，國際法所公認的一些原則、規則可以因各主權國家的認可而成為國際條約、國際慣例；另一方面，國際法的原則、規則、制度需要國家的正式立法程序而成為國內法。3、兩者相互配合。隨著國際交往的密切，有些國內法的實施需要各國間的合作，國際法中通常規定了配合各國國內法實施的措施，同時，國際法中的原則、規則也只有通過各國國內法的接受才能在各國得以實施。由此可見，國際法與國內法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兩者不是絕對對立的。我國學者在處理國際法與國內法之間的關系時主張既要看到兩者之間的區別，反對一元論將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系混為一談，又要看到兩者之間的聯系，反對二元論將國際法與國內法絕對對立。對國家主權要辯證的認識，既要堅持國家主權神聖不可侵犯，反對國際法高於國內法，從而借國際法干預國家的內政，又要堅持國家主權的相對性，反對任何國家以國家主權為由違反自己承諾范圍內的國際法的相關規定，從而使國際法處於混亂狀態。

③ 將使用哪國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一般合同都會明確規定,如有任何爭議，必須採用哪個國家的法律...
感謝樓下老師指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第六章債權:第四十一條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合同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履行義務最能體現該合同特徵的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與該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法律。>>

④ 國際條約在中國的法律地位

國際條約與協定的內容與國內法具有一樣的約束力，所以是我國法的淵源。

國際條約指我國與外國締結、參加、簽訂、加入、承認的雙邊、多邊的條約、協定和其他具有條約性質的文件（國際條約的名稱，除條約外還有公約、協議、協定、議定書、憲章、盟約、換文和聯合宣言等）。

行政協定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政府相互之間簽訂的有關政治、經濟、貿易、法律、文件和軍事等方面內容的協議。國際條約和行政協定的區別在於：前者以國家名義簽訂，後者以政府名義簽訂。

註：我們國家和政府一旦與外國或外國政府簽訂了條約或協定，所簽訂的條約和協定對國內的機關、組織和公民同樣具有法律約束力。

(4)國際法律效力依據擴展閱讀：

法律淵源分類：

1、歷史淵源。即指引起特定法律規范產生的過去的行為、事件和法律。換句話說，法律的歷史淵源是指特定法律規范與歷史上出現過的行為、事件有什麼聯系,或從歷史上某種法律中汲取了什麼內容或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2、理論淵源。即指特定法律規范（包括法律原則）的理論源泉。這些理論提出並論證了某種社會行為或法律原則的合理性，並得到掌握政權的階級的普遍認同，成為特定法律規范（包括法律原則）的理論基礎。

3、本質淵源。即從本質上說法律來源於什麼。

⑤ 什麼是法律效力

法律效力即法律約束力，指人們應當按照法律規定的那樣行為，必須服從。
法律效力專可以分為規范性屬法律文件和非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也叫狹義的法律效力，指法律的生效范圍或適用范圍，即法律對什麼人、什麼事、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間有約束力。本章所講的法律效力，即狹義的法律效力。非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指判決書、裁定書、逮捕證、許可證的法律效力。

⑥ 國內法律是否有高於國際條約的法律效力。

對於國際條來約與國內法相比較的自效力，我國在這一問題上亦無原則性法律規定。但一些專門的法律、法規作出了「國際條約與國內法發生沖突時，國際條約效力高於國內法」的規定。如1986年《民法通則》第142條的規定表明，國際條約的效力高於國內民事法律的效力。其實，自1982年以來，就連續有些法律作出類似規定，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法律。如1982年《商標法》、1984年《專利法》、1985年《繼承法》、1992年《海商法》等。1982年的《民事訴訟法（試行）》 第189條首先作出了與上述《民法通則》第142條相同的規定，而1991年《民事訴訟法》重復了這樣的規定。從這些規定看來，我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在國內是有直接的效力。同時，國際條約的規定若與國內法律不同時應優先適用。但是，由於這些規定僅限於個別法律，還不能說是已經在中國法律體系中完全確立了規則。不過，上述法律作出這樣的規定的事實充分說明了我國立法政策的明顯傾向，從而有「國際條約優於國內法」成為一項具有普遍性規則的可能。

⑦ 國內法律是否有高於國際條約的法律效力

對於國際條約與國內法相比較的效力，我國在這一問題上亦無原則性法律規定。但一些專門回的法律答、法規作出了「國際條約與國內法發生沖突時，國際條約效力高於國內法」的規定。

如1986年《民法通則》第142條的規定表明，國際條約的效力高於國內民事法律的效力。其實，自1982年以來，就連續有些法律作出類似規定，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法律。

⑧ 論述國際商事慣例的法律效力。謝謝了。

國際商事慣例法律效力的表現形式
國際商事慣例取得什麼樣的法律效力取決於國內法和國際條約的具體規定，各國國內法和國際條約的規定可歸納為三種情況： ⒈契約性效力 一般說來，有關國內法和國際條約都賦予國際商事慣例以契約上的效力。所謂契約上的效力，是指國際商事慣例只有在當事人同意適用時才對當事人產生約束力，即國際商事慣例的拘束力源於當事人適用該慣例的合意。它是相對於具有強制拘束力的法律而言的。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9條就賦予國際商事慣例以契約上的效力，而不是強制性拘束力。這種契約上的法律效力往往是通過國內法和國際條約對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承認而間接賦予的。 ⒉強制性效力
如果一個國家通過立法賦予國際商事慣例以普遍約束力，該國際商事慣例就有強制性效力。《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在西班牙和伊拉克已取得國內法的效力。還有些國內法和國際條約雖未將特定國際商事慣例全盤移植，但也對其效力作了強制性規定。 在上述情況下，國際商事慣例的法律效力直接源於法律的規定，不再需要藉助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也就是說，不管當事人是否協議選擇，已取得了等同於國內法效力的特定國際商事慣例都必須適用，其效力是強制性的。 ⒊替補性效力
有些國家的國內法確定了國際商事慣例的替補性效力，即在有關國內法和國家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對有關事項未作相應規定時，適用特定國際商事慣例填補其空缺。

⑨ 釣魚島是中國領土的國際法依據是什麼

(1.重慶工商大學法學院,重慶400067; 2.西南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重慶400031)摘要:中日兩國關於釣魚島領土的爭端由來已久,是近幾十年來乃至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中日兩國關系中最為敏感和棘手的問題之一。有關釣魚島的爭端主要涉及島嶼主權歸屬和東海海洋權益兩個方面。從國際法的角度看,日本方面所宣稱的擁有釣魚島群島主權及相關東海海洋權益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從國際法的角度來論證我國對釣魚島及其相關海洋權益擁有的權利,從法律和理據上更具有說服力和正當性,在此基礎上採取的對策將更加有效和有針對性。關鍵詞:釣魚島;領土爭端;國際法中圖分類號: DF931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23933( 2010) 120002一,釣魚島群島是日本政府在明治十八年(即1885年)以後,通過多次實地調查,在確認該島是無人島也沒有清國統治所及後,在明治二十八年(即1895年)的內閣會議上決定於島上建設標樁,正式將其編入日本版圖的;第二,在歷史與地理上,釣魚島群島始終是構成日本南西諸島嶼的一部分,而不是包含在基於1895年生效的馬關條約!第2條得自於中國清朝割讓的台灣及澎湖列島之內。第三,基於上述第二條的理由,釣魚島群島不在日本根據舊金山和約!必須放棄的領土之內。而是根據該和約的規定,作為南西諸島的一部分,置於美國的行政管理之下。此外, 1971年的日美歸還沖繩協定!也把該群島包括在歸還區域之內。在東海海洋權益方面,日本提出:第一,關於大陸架的定義和范圍,日本方面堅持大陸架為200海里,由此可以把釣魚島群島全部竊據∃;第二,關於沖繩海槽在大陸架劃界中的地位,日本認為中日兩國共大陸架,沖繩海槽僅是大陸架連續的偶然凹陷,日本的200海里大陸架主張不受沖繩海槽的影響,在中日兩國的東海大陸架劃界中應該忽略沖繩海槽的法律效力。第三,關於大陸架劃界的原則,日本方面提出所謂∀中間線原則#,堅持沖繩海槽因素應不予考慮,認為中間線才是合適的界線;第四,關於島嶼海洋權益的%關鍵問題在於釣魚島群島可否享有200海里的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日本方面堅持認為這些島嶼應該擁有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其意圖非常明顯,就是力圖將釣魚島及其周圍海域劃為己有 望採納

⑩ 國際商事慣例的法律效力

國際商事慣例取得法律效力的途徑
國際商事慣例不是國家立法，也不是國際條約，不具有當然的法律效力，要取得法律效力必須經過國家的認可。國家認可國際商事慣例的法律效力一般有間接和直接兩種途徑。
⒈間接途徑
這種途徑是指國際商事慣例通過當事人的協議選擇而間接取得法律拘束力，它是國際商事慣例取得法律效力的最主要途徑。在國際合同領域，「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已為世界各國普遍承認。這樣，特定國際商事慣例就因法院地國或仲裁地國承認當事人的選擇而被間接地賦予法律效力。這一途徑已為一些國際條約所規定。
⒉直接途徑
直接途徑不以當事人協議為條件而是直接通過國內立法或國際條約賦予國際商事慣例以法律約束力。
⑴國內立法的規定。《日本商法典》第1條規定：「關於商事，本法無規定者，適用商習慣法，無商習慣法，適用民法。」《瑞士民法典》第1條規定：「本法無相應規定時，法官應依據慣例。」中國《民法通則》第142條第3款以及《海商法》第268條都規定，中國法律和中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例。此外，美國《統一商法典》明確規定採用國際貿易中普遍承認的原則和慣例。特別是，西班牙和伊拉克已將《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全盤移植到其國內法中，賦予其國內法上的普遍約束力。
⑵國際條約的規定。1964年《國際貨物買賣統一法》第9條第2款撇開當事人的協議，直接認可慣例的約束力：「當事人還須受一般人在同樣情況下認為應適用於契約的慣例的約束。」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8條第3款規定：「在確定一方當事人的意旨或一個通情達理的人應有的理解時，應適當地考慮到……當事人之間確立的任何習慣作法、慣例和當事人其後的任何行為」，從而直接認可了國際商事慣例的效力。
（二）國際商事慣例法律效力的表現形式
國際商事慣例取得什麼樣的法律效力取決於國內法和國際條約的具體規定，各國國內法和國際條約的規定可歸納為三種情況：
⒈契約性效力
一般說來，有關國內法和國際條約都賦予國際商事慣例以契約上的效力。所謂契約上的效力，是指國際商事慣例只有在當事人同意適用時才對當事人產生約束力，即國際商事慣例的拘束力源於當事人適用該慣例的合意。它是相對於具有強制拘束力的法律而言的。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9條就賦予國際商事慣例以契約上的效力，而不是強制性拘束力。這種契約上的法律效力往往是通過國內法和國際條約對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承認而間接賦予的。
⒉強制性效力
如果一個國家通過立法賦予國際商事慣例以普遍約束力，該國際商事慣例就有強制性效力。《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在西班牙和伊拉克已取得國內法的效力。還有些國內法和國際條約雖未將特定國際商事慣例全盤移植，但也對其效力作了強制性規定。在上述情況下，國際商事慣例的法律效力直接源於法律的規定，不再需要藉助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也就是說，不管當事人是否協議選擇，已取得了等同於國內法效力的特定國際商事慣例都必須適用，其效力是強制性的。
⒊替補性效力
有些國家的國內法確定了國際商事慣例的替補性效力，即在有關國內法和國家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對有關事項未作相應規定時，適用特定國際商事慣例填補其空缺。
（三）對國際商事慣例效力的限制
在實踐中，國際商事慣例的效力受到多方面的限制，這種限制實際上與作為國際商事慣例存在基礎的意思自治原則有很大的聯系，因為該原則本身就受到種種限制。
⒈適用范圍的限制
一方面，意思自治原則本身的適用范圍受到限制，它只能適用於特定的領域；另一方面，國際商事慣例也只存在於國際貨物買賣、運輸、保險、支付、結算等領域。所以，國際商事慣例的效力首先被限定於特定的適用范圍。
⒉國內強行法的限制
當事人的選擇只能在特定國家的任意法范圍內進行，同時，國際商事慣例一般只具有契約上的效力，因此，國際商事慣例不能與有關國家的強行法相抵觸。盡管國際商業交易的當事人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協議其合同的內容並使之受國際商事慣例的支配，但是，他們不能完全排除國內法的基本原則對其合同關系的控製作用，因為不同國家的法律為確保標准合同和一般交易條件對貿易限制的公正與合理，而對它們的適用和效力有不同的嚴格要求。所以，國際貿易當事人應使他們的合同關系受國內法的控制，以使這種合同合法有效。比如，以毒品、武器為標的的合同在許多國家的國內法上是無效的。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4條規定，本公約除非另有明文規定，與任何慣例的合法性無關。據此，如果一個包含特定國際商事慣例的合同條件依可適用的國內法無效，則該慣例也是無效的。
⒊公共秩序的限制
有的學者認為，這種限制主要表現在下列兩種情況：如果當事人的合同關系受制於一外國法律，則這種國際商事慣例不得與該國法律的強制規定及其所規定的公共秩序相抵觸；如果當事人的合同關系受一般法律原則的支配，則該國際商事慣例的效力以不違反這種一般法律原則中的強制性原則和公共秩序原則為前提條件。
中國《民法通則》第150條和《海商法》第276條也規定，在依中國沖突法指定應適用「國際慣例」時，如其適用違背中國社會公共利益，可予以排除。從而，國際商事慣例在中國的適用必須以不違背中國的公共秩序為先決條件，否則，將不予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