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稅收法律責任的體系

A. 稅收法律的稅收法律的原則

1．稅收法定原則
稅收法定原則是稅法最基本的原則，它是稅法三大基本原則中最基本的原則。
稅收法定原則的基本含義可概括為：稅法的各類構成要素都必須由法律予以明確規定；稅法主體及其權利和義務都必須由法律予以確認；沒有法律依據，國家就不能課賦和徵收稅收，國民也不得被要求繳納稅款。這是世界各國稅法普遍遵從的一條最基本的原則。
稅收法定原則包括兩個基本要素：
第一是征稅必須立法；
第二是納稅也必須立法。
所謂征稅必須立法是指國家征稅機關，即稅法中的征稅主體必須依法征稅，如稅法沒有規定的，國家不能隨意進行課稅、征稅。《稅收征管法》第3條規定：「稅收的開征、停徵以及減稅、免稅、退稅、補稅，依照法律的規定執行；法律授權國務院規定的，依照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的規定執行。任何機關、單位和個人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擅自作出稅收開征、停徵以及減稅、免稅、補稅和其他同稅收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決定。」
所謂納稅也必須立法是指納稅人，即稅法中的納稅主體在法律規定的范圍負有納稅義務，法律沒有規定的，納稅人不負擔納稅義務。依法征稅和依法納稅是稅收法定原則的核心，其實質是所有稅收法律行為，不論征稅主體還是納稅主體的行為都必須依據法律規定。強調稅收法定原則是最基本的稅法原則的意義就在於告誡任何稅收法律關系的主體，都必須依法作為和不作為，而其他任何行政規定都不得與此相抵觸。
稅收法定原則是規范和調整稅收法律行為和稅收法律關系的最高准則，它不僅約束稅收立法、稅收執法，同時對所有稅收法律行為及其過程中的各個環節均起到規范和約束的作用，這種作用主要表現在對稅法的解釋、漏洞補充、溯及既往等方面。首先，對稅法解釋的約束作用。約束稅法解釋是指對稅法規范的內容、含義、術語、立法意圖及稅法解釋除要遵守解釋的一般規則外，還要受稅收法定原則的制約。目前大多稅法解釋的主體，是稅務部門等行政機關，行政機關是執法機關，由執法機關作法律解釋是要受到嚴格法定原則約束的，如果允許執法機關對稅法解釋超越法律文本，就會與稅收法定原則相違背。從解釋的法律效力看，不同主體解釋的效力是不同的，行政機關的解釋屬於行政解釋，而行政解釋不能代表立法機關的解釋，只是行政機關對稅法的理解，這種解釋只對行政機關內部發揮效力，不能直接約束納稅人，否則違背了法定原則。只有當行政機關被授權，並且解釋准確無誤的條件下，行政機關的稅法解釋才能代表立法機關，才有對外的法律效力。其次，對稅法漏洞補充的監督作用。稅法漏洞是指稅法無法承載立法意圖，導致某種行為應該規定而沒有規定的情況。一般情況下，納稅人的行為都受法律主義的指導，為保證法律的權威性和可預測性，稅收法定原則要求禁止稅法漏洞補充行為。因為如果允許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隨意進行稅法漏洞補充則無疑等於變相地授予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創製法律的權力，這是稅收法定原則決不允許的。因此，除了制定行政法規的國務院以外，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充其量只能擁有授權條件下的稅法解釋權，而不能擁有稅法漏洞補充權。最後，對稅法溯及既往的限定作用。溯及既往是法律上有關法律時效與適用的概念，屬於程序(技術)法范疇。法律上的不溯及既往原則的內涵是，一項新頒布的稅法在時間上的效力，原則上僅能支配其施行後所發生的稅收法律事實和行為，而不得追及以往的事實與行為。而溯及既往原則與之正好相反。稅法能否溯及既往對納稅人利益影響巨大，一般情況，人們希望不利於納稅人的稅法不能溯及既往，而有利於納稅人的稅法則可以溯及既往。由於稅收法律規范的性質比較復雜，在確認稅法是否溯及既往時應針對不同的法律規范分別對待，不能一概而論。在法律實踐中「實體從舊、程序從新」是確認溯及性的一個原則，但是，我國稅收實體法與程序法的界線不清且相互包涵，比如，《稅收征管法》中的法律責任屬實體法內容，而實體法中的納稅期限、納稅地點又屬程序法的內容。如果程序法中的屬於實體法內容也「從新」處理，則屬於典型的溯及既往，這對納稅人是十分不利的。
稅收法定原則在稅法中適用范圍最廣、影響最大，許多其他具體原則都與其存在一定的淵源關系。因此，稅收法定原則是稅法原則體系中最重要的原則。但是，稅法與其他法律部門單純一體的法律性質有很大的區別，稅法是一個比較龐大的綜合體系，既包括實體法、程序法還包括救濟法；既包括稅收立法，還包括稅收執法和稅收司法等等。因此，稅收法定原則在不同的稅法領域其作用與影響力是不同的，也存在適用范圍的某種限制。
首先，從宏觀角度看，稅收法定主義對稅收立法、稅收執法和稅收司法都有明確的約束力。比如，稅收法定原則要求立法機關對稅法要素(要件)通過立法予以明確規定，授權的立法范圍應有嚴格規定；要求執法機關嚴格遵從稅法規定不能擅自越權和超越程序要求納稅人；要求司法機關依法和事實進行判斷，沒有自由裁量許可權等等。但從更深層次分析，還有稅收法定原則不能適用的范圍。比如，在英美法系國家，法官在司法過程中，除依據制定法外還有判例法。並且根據不斷變化出現的新的案件會有新判例不斷產生。
其次，從稅收法定原則的內容看，更適合我國稅法實踐的是稅收實體法和稅收程序法。稅收實體法和稅收程序法是我國稅法的基礎和主體，在這個領域稅收法定原則被最大范圍、最大限度地運用。而在救濟法，特別是稅收行政復議和稅收行政訴訟等領域，稅收法定原則適用的空間則受到一定的限制，其主要原因在於我國稅法體系的不完善，還沒有制定出台稅收復議與訴訟的獨立法律，在司法實踐中還要大量依據其他部門法律，如刑法、刑事訴訟法等等。
(1)稅收法定原則的內容
稅收法定原則主要包括課稅要素法定原則、課稅要素明確原則和合法性原則。課稅要素法定原則是模擬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則而形成的。它的主要內容是任何稅收的課征均由法律加以確定，無法律規定政府無權向法人和自然人征稅。按照通常的理解，這個原則的實質內容是法律與行政立法的關系問題。
它規定了兩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法律保留原則，即有關稅收實體方面的一切一般的和基本的事實和要素，均必須由法律規定，而不得授權行政機關加以決定或由行政機關自行決定。授權行政機關和由其自行決定的事項，僅為具體的和個別的事項。
第二，法律優先原則，即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立法的效力，稅務行政機關違反法律、超越許可權所做的決定一律歸於無效；同時執法機關對於違反該原則的稅收法規、規章等應拒絕予以適用。
課稅要素明確原則是指凡構成課稅要素的稅收的課賦和徵收程序規定的內容，都必須盡量明確，而不能出現歧義，以保證執法機關能夠准確地執行稅法，納稅人可以預測其稅收負擔的原則。
確立課稅要素明確原則的理論意義在於：
第一，防止稅收法律中出現過於一般或意義不明確的條款或概念。如果在稅收法律中出現了上述這樣的條款或概念，對其法律解釋會被濫用，從而導致稅收執法中的權力濫用，進而損害納稅人的利益或損害國家的利益。
第二，為防止稅收執法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權。按課稅要素法定原則，稅收立法權和執法權都是一種法定權力，而行政自由裁量權則是一種「自由」權力，稍有不慎則會滋生濫用行政自由裁量權，而濫用行政自由裁量權所造成的危害，絕不亞於行政違法導致的嚴重後果。因此，在稅收立法中應盡可能地使所有概念和條款意義明確，表達清楚，不設置允許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條款。
但是，在稅法實踐中，上述兩種情況又有其存在的客觀性。這是因為：
一是，由於漢語文字的豐富多義性、稅收立法的現狀以及執法者個人素質等因素的影響，在稅收立法中雖可以盡量做到不制定太過一般的條款，但使用一些意義含混不明的概念則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如「偶然所得」、「有正當的理由」等等。因此，在立法實踐中，一方面，要盡量地少使用類似概念；另一方面，在對此類概念進行法律解釋時，要嚴格按字面解釋方法，不得隨意進行擴大解釋，更不得隨意進行類推。
二是，我國稅收立法嚴重滯後造成稅收執法根據不足而影響效率，這使稅務機關執法中享有一定的行政自由裁量成為必然的事實。但是，對這種行政自由裁量權必須在法律上規定一定的授權范圍、嚴格的條件和具體事項等等。比如《稅收征管法》第27條就稅務機關採取強制執行措施作了明確授權。授權的稅務機關在行使稅收自由裁量權時，就外部而言，應受合法性的限制，即行政自由裁量權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而不是沒有范圍、沒有邊際的裁量；就內部而言，應受到合理的限制，即行政自由裁量權是法律規定授予稅務行政機關為實現稅收目的而進行的合理判斷、選擇行為方向的自由，而不是根據利益選擇行為方式的自由，更不是任意所為。
合法性原則是指稅務機關作為稅收債權人及國家的代表，在課稅要素充分滿足的條件下，以法律所賦予的一切必要手段，必須依法確實有效地履行其職責，使稅收債務按照單行稅法的稅收債務內容，全面、及時、足額地履行其義務的原則。根據這一原則要求，沒有法律依據，稅務機關不僅沒有自行決定減免稅的自由，也沒有不收稅的自由。稅務機關的執法行為完全受制於法律規定，擅自開征或停徵、減免或退補都是違法行為。
依法征稅是權力，也是義務。稅務機關無權選擇納稅人、更不能與納稅人達成任何變更課稅要素或征稅程序的協定；任何規避或違反稅法的行為都是非法的和無效的；稅務機關在行使稅收行政執法權的過程中，在程序上也必須遵從法律規定，不得隨意增加或減少執法環節或程序。
在稅收法律關系中征納主體雙方的這種形式上的不平等關系，不是稅務機關設定的，而是國家以法律形式設定的。同時，國家還會設定一系列特定的法律制度和程序來保障和維護雙方、特別是納稅人的權利與義務。所以，一旦雙方就納稅義務的成立與否、履行方式等發生爭議，最後的裁判權應由法院來行使，而不是稅務機關，更不是其他機關。
綜上所述，稅收法定原則包括課稅要素、課稅要素明確以及合法性3個方面的內容。日本金子宏認為「程序上的保障原則」也是法定原則的主要內容，另外還派生出「禁止溯及立法」和「保護納稅者權利」等內容。
(2)稅收法定原則與中國稅法實踐
我國稅收法制建設起步較晚，正處在亟待完善的創制階段。稅收法定原則引起理論與實務界的重視還不到10年歷史。因此，稅收法定原則給中國的稅法實踐留下了太多的缺憾。
第一，稅收立法與稅收法定原則。
目前，我們已初步建立了一套較為完善的實體稅法體系，但從立法角度看尚存在立法級次低、立法體制混亂、立法許可權界定不清、缺乏規范、隨意性較大，從而影響了稅收法定原則的貫徹與實施。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憲法中未明確反映與規定稅收法定原則。西方國家憲法對稅收法定原則幾乎都有明確的規定，而我國憲法至今仍未明確規定，除了「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一句有關稅法的含義以外，對政府機關的權力、義務、納稅人的權利等等重大的需要在憲法中確認的基本原則問題均未作規定(特別是涉及征稅主體依法征稅的原則性問題也是法定原則的核心問題均未涉及)。
二是稅收立法以行政立法為主，立法結構不合理，許可權不規范。如前所述，科學的立法體系應以立法機關制定的稅收法律為主，稅收行政立法只有在授權的范疇內、指定的項目上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處於次要地位。然而「就現行16個稅種的22項立法等次而言，屬於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頒布的法律有2項，佔9.1%；屬於國務院頒布的行政法規有16項，佔72.7%；屬財政部頒布的行政規章有4項，佔18.2%」這種稅收立法結構與課稅要素法定原則是相悖的。
三是稅收立法許可權缺乏嚴格界限，致使行政權力過於膨脹。我國行政機關實際立法權極為廣泛且缺乏嚴格的界限規定，如稅收實體法除涉外稅法外，各稅種立法全由國務院完成，而且其中暫行條例中的課稅要素又由國務院再授權下放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完成。這種情況，一方面導致低級次的具體規定突破較高級次的法律原則，違反授權主體初衷，也為行政機關恣意行使權力提供了合法的空問與便利；另一方面，授權立法不能保證公民平等地參加稅收決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擴大了執法難度和成本，加大了法律社會化的難度。
第二，稅收執法與稅收法定原則。
稅收實踐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仍然存在，嚴重地侵害了納稅人的合法權益，嚴重地違背了稅收法定原則。主要表現如下：
一是執法的隨意性。由於現行稅法中對課稅要素規定不明確，內容簡單，可操作性差，實施細則及相應規章，特別是解釋性的行政命令龐雜，這勢必擴大稅務機關的自由裁量權，為其隨意解釋、隨意減免提供了便利。比如，自立章法，隨意變更稅收政策，採取有悖稅法的措施與辦法等等。
二是征稅程序的隨意性。受民法法系的影響，我國稅法實踐中重實體法、輕程序法的現象較為普遍。比如，強調完成稅收任務，忽視程序規范，實際上許多涉稅糾紛是由於違反程序法而導致的。
第三，稅收司法與稅收法定原則。
如前所述，稅收法定原則的適用范圍因稅收司法自身的諸多原因而在該領域的作用大打折扣，加之具體稅收司法人員專業素質的差距，使稅收法定原則的實施更受到制約。
綜上所述，我國稅法實踐中普遍忽視稅收法定原則的現象已相當嚴峻。因此，建立合理的稅收立法結構、規范立法許可權；建立執法約束機制、規范執法行為；完善稅務救濟法律建設、建立獨立的稅務司法體系不僅僅是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也是提高依法治國、依法治稅從而提高依法執政能力水平的需要，更是建立現代化法制社會與國家的必然趨勢。
2．稅法公平原則
公平原則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普遍原則，它涵蓋了政治、經濟、外交、法律等幾乎所有的社會層面，而不同的層面有其具體的不同內容。比如公平原則在稅收經濟層面的具體內容主要是稅收負擔在納稅人之間的合理、平等的分配問題；在稅收法律層面的具體內容主要是稅收權利、義務在征納雙方合理、平等的分配問題。由於稅收經濟和稅收法律密不可分的同一關系，使得公平原則在二者之間很難准確地截然分開。
日本學者金子宏認為，稅法公平原則就是「稅負必須依照國民間的承擔稅的能力來進行公平的分配，在各種稅收法律關系中，必須公平對待每一個國民」。顯然，金子宏只注意了公平原則的稅收經濟層面，即稅收負擔，而忽視了公平原則的稅收法律層面，即稅收權利義務的公平分配。
稅法上的公平原則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稅收權利、義務的公平；
二是稅收負擔的公平。
稅收負擔公平是內容，稅收權利義務公平是手段，換言之，只有稅收權利義務的公平，才有稅收負擔的公平。因此，法律層面的公平原則應從稅收權利義務、普遍納稅和量能納稅三個方面來理解。
(1)稅收權利(力)義務對等原則。
稅收法律關系是一種征稅主體與納稅主體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通常情況下人們關注和強調的是征稅主體的權力和納稅主體的義務，其實這是對稅收法律關系，特別是對征納雙方權利(力)義務關系的一種誤解。只有科學、完整的理解稅收法律關系中的權利(力)義務關系，才能理解稅收權利(力)義務的對等原則。應該從權利與義務、權利與權力、權力與責任三個方面來理解這一對等原則。
權利與義務的對等是指納稅主體的權利與義務的對等性。它可以從質和量兩個方面來考察：權利義務對等性的質的內涵是指納稅主體承擔的義務是以其享有的權利為前提的，即沒有權利則沒有義務；權利義務對等性的量的內涵是指納稅主體承擔義務的數量應與其享受的權利多少相一致，即享有多少權利則承擔多少義務。當然這種量的對等性是相對的，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是絕對的。
權力與責任的對等是指征稅主體的權力與責任的對等性。這種對等性表現為征稅主體擁有權力的法定性和對具體執法行為應承擔的相應責任，即一方面征稅主體受法律約束，不能超越和濫用征稅權力；另一方面征稅主體要對自己的具體執法行為負責，包括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
權力與權利的對等是指征稅主體與納稅主體法律上的對等性，即征稅主體與納稅主體雙方地位上的對等。具體表現為執法過程和司法過程中雙方權力與權利運用的充分對等，征稅主體不得歧視、欺壓納稅主體。
(2)普遍納稅原則。
普遍納稅原則是稅法公平基本原則的具體原則，普遍是公平的前提，只有普遍才能平等，才能公平。因此，普遍納稅原則又包括普遍原則和平等原則兩個方面，前者是質的概念，後者是量的概念。
普遍原則是指稅法在對其構成要素及稅收管理管轄權進行設定時，應盡量地使社會大多數成員都成為納稅主體。除因國際慣例以及一定的政策目的而有特殊規定之外(例如對使領館及外交人員、公共及公益性團體事業等的稅收豁免)，任何人均須根據稅法的規定承擔納稅義務並實際履行，不允許有不承擔納稅義務的人。
平等原則是指所有納稅人在稅法面前都應受到相同的待遇。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納稅人不應因其身份地位等原因而享有某種(或不享有某種)特別優惠的稅收(關於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權則更不允許)。二是不得實行稅收歧視，納稅人不得因其民族、宗教、膚色、出身、語言等而受到特別不利的稅收待遇甚至稅收歧視待遇。
(3)量能納稅原則。
又稱負擔能力原則，是指在稅收負擔上，按納稅人的實際負擔能力的大小來分擔，條件相同的納稅人負擔同量的稅收；條件不相同的納稅人負擔不同量的稅收。以實際納稅人負擔能力為依據，稅法在設定具體的稅收標准時，為貫徹公平原則，還必須注意兩個重要因素，即稅基和稅率問題。
稅基和稅率是稅收實體法中兩個特定的課稅要素，稅基的寬窄和稅率的高低，對征納主體雙方分配所佔份額影響極大。在設置稅基和稅率時考慮納稅人的稅收負擔能力問題是各國稅法普遍重視的問題，這兩個要素的設計除了考慮納稅人的負擔能力以外還要考慮一定時期國家經濟運行的狀況和宏觀經濟的運行目標與政策。因此，在設計稅基與稅率時，納稅人負擔能力不是唯一的因素。
3．稅法效率原則
效率原則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普遍遵循的原則。不同層面效率的內容不盡相同。比如，在稅收經濟層面，效率原則對征納雙方來說，其主要內容是通過合法途徑在降低征稅成本和納稅成本的同時獲得最大的稅收利益(征納雙方對稅收收益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在稅收法律層面，效率原則對征納雙方來說，其主要內容是通過提高稅收立法、稅收執法和稅收司法的運行效率，在降低征稅成本和納稅成本的同時獲得最大的稅收經濟效益。
經濟層面的效率和法律層面的效率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二者聯系表現在目的上，都是為降低成本(廣義的成本)獲得最大的稅收效益即最大限度地減輕稅收對經濟發展的妨礙；二者的區別表現在手段上，經濟層面的手段主要是運用合法的經濟手段，如合理的稅務籌劃等等。法律層面的手段主要是提高稅收立法、稅收執法和稅收司法的運行時間、運行質量和運行模式等方面。
從稅收與稅法的實踐看，效率原則與公平原則是一對密不可分的矛盾體。研究二者關系及其政策取向的意義遠高於對二者本身的探討。
(1)公平與效率是一對矛盾體
公平原則強調量能負擔，其結果窮人相對少納稅，富人相對多納稅，從而會影響富人的積極性，最終會影響經濟和破壞效率原則；效率原則強調減少干擾，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最終可能拉大貧富差距和破壞公平原則。這是一對不可逆轉的矛盾體，處理好這一矛盾對一國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安定具有重要意義。
(2)處理公平原則與效率原則矛盾的三種選擇
從理論上分析，處理公平與效率矛盾有三種選擇：
一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二是公平優先、兼顧效率；
三是兼顧公平與效率。
第三種選擇魚與熊掌兼得，當然是上上策。但當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法制建設環境相對不完善的條件下，這個選擇無疑是「空想社會主義」，無論從哪個角度分析，我國現階段均不具備兩者兼得的環境與條件。選擇效率優先還是選擇公平優先?這是必須做出的選擇。
縱觀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規律，通常情況下，當生產力水平處於相對較低階段時，為了增加社會財富的絕對總量，需要首先增加國家的綜合國力，提高生產力水平，這時一般的選擇是「效率優先」；當生產力處於發達階段，社會財富相對豐富貧富差距突出，為解決這一矛盾，需要首先調整社會產品在各階層的分配，這時一般的選擇是「公平優先」。
我國現階段遇到了兩難選擇：一方面從總體經濟實力看，我國尚處於發展階段；另一方面目前貧富差距又十分突出(基尼系數已突破0.45)。如果從「以人為本」、建立「和諧社會」的政治背景出發，今後一段時期內，應當選擇公平優先，以緩解社會矛盾。 稅收法律具體原則又稱稅法適用原則，是稅法解釋和稅收征繳等具體稅收部門法律適用過程中應遵從的原則，主要包括以下具體原則。
1．實質課稅原則
實質課稅原則是指對於一項稅法規范是否適用於某一特定情況，除考慮是否符合稅法規定的稅收要素外，還應根據實際情況，尤其要根據是否有利經濟發展來判斷決定是否征稅的原則。實質課稅原則主張從實質上考察納稅人的負擔能力，在此基礎上確認納稅人的稅負。實質課稅原則在很多國家稅法中均有規定，如德國、日本、韓國等等。實質課稅原則是適用於稅收實體法的具體原則。
2．誠信原則
誠信原則要求征納主體雙方在履行各自義務時，要講求誠實、信用，不得違背對方的合理期待和信任，也不得以許諾錯誤為由而反悔，故在英美法系中又稱為「禁止反言原則」和「禁止反悔原則」。該原則包括道德心理、法律規范和客觀事實三個要素。
誠信原則的運用有利保護當事人的信用價值，但該原則的運用應滿足以下條件：
一是稅收行政機關對納稅人提出了構成信賴對象的正式主張；
二是納稅人的信賴值得保護；
三是納稅人已經信賴稅務機關的表示並據此已為某種行為。
誠信原則是適用於稅收程序法的具體原則。
3．禁止類推適用原則
禁止類推適用原則是指當稅法有漏洞時，依據稅收法定原則，不允許以類推適用方法來彌補稅法漏洞的原則。稅法必須保持相對穩定性，不得隨意解釋和任意擴張或類推，立法的漏洞應由立法機關解決，執法機關不得由類推來解決，否則違背了法定主義基本原則。因此，禁止類推適用原則是適用於稅收實體法的具體原則。
4．禁止溯及課稅原則
禁止溯及課稅原則要求新頒布實施的稅收實體法僅對其生效後發生的應稅事實或稅收法律行為產生效力，而不對其生效之前發生的應稅事實或稅收法律行為溯及課稅。這一原則具有保障納稅主體權益的作用。禁止溯及課稅原則是適用於稅收程序法的具體原則。

B. 涉外稅收的產生與發展

涉外稅收是一個歷史范疇，是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集中反映，是商品的生產和交換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早期的稅收被嚴格地限制在一國的疆界范圍內，以後隨著國家間貿易活動的開展，關稅的開征，而使稅收開始具有涉外的含義。在中國的封建社會初期，就曾出現過關市之賦，其已具有某些涉外的含義，是涉外稅收的雛形。兩宋時期，海外貿易得到發展，由國家在各港口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貿易往來的市舶稅收，到南宋時期，由於貿易額的增加和稅率的提高，市舶稅收大為增加，成為南宋時期重要的財政收入。
清朝末期，清政府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國內政治腐敗，西方列強的入侵和頻繁的戰亂使得清政府入不敷出。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從封建社會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由於戰敗，清政府先後被迫簽訂了《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國喪失了更多的領土和主權，中國的關稅主權也旁落他人。1863年，英國人赫德入主負責全國關稅行政與官員任免事務的總稅務司署，從此以後，中國海關被外國人把持長達46年，中國的關稅長期處於逆差狀態。海關稅率的調整需同外國侵略者秉公議定，清政府無權單獨制訂和修改，這意味著清政府放棄了保護本國民族工業的權力。這樣一來，方便了外國商品的傾銷和資源掠奪，限制了本國工商業的發展，破壞了民族工商業。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1901年，清政府在北京與德、美、法、日、英、意等十一個國家代表簽定了《辛丑條約》，其中規定中國賠償海關銀四億五千萬兩，分39年還清，年息四厘，以海關、常關稅、鹽稅作抵押。《辛丑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屈辱的不平等條約，可謂喪權辱國。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的涉外稅收從無到有，逐漸發展起來，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在這一時期，面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按照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經濟建設，國民經濟的外向度很低，吸引的外資項目相對較少，在這一階段，中國的涉外稅收管理對象和涉外稅收收入也相對較少。
第二階段，從1979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94年稅改之前。在這一時期，中國實行對外改革開放政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進入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時期。特別是進入八十年代以後，由於中國政治穩定、社會安定和資源、市場、勞動力等比較優勢，尤其是國家陸續出台了一系列鼓勵外商投資的稅收優惠政策，外商投資逐年增加，投資領域越來越廣，投資規模越來越大，涉外稅收收入也不斷增加，涉外稅收在整個稅收中的比重逐年提高，中國涉外稅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首先，涉外稅收法律體系逐步建立。除流轉稅、財產行為稅沿用50年代制定的工商統一稅、城市房地產稅、車船使用牌照稅、屠宰稅以外，在所得稅方面，1980年9月全國人大制定了適用於外籍個人的個人所得稅法，1991年4月制定了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從而建立了包括流轉稅、所得稅和財產行為稅在內的較為完備的涉外稅收法律體系。其次，建立了專門的涉外稅收徵收管理機構。涉外稅收工作是國家對外經濟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關繫到國家改革開放的大局和對外的形象與威望。涉外稅收單獨設置機構、實行專門徵收管理，有利於貫徹國家對外開放政策，有利於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有利於維護國家權益。再次，實行了征、管、查一體的征管模式。涉外稅收政策性強，對外影響大，維護涉外稅收政策的嚴肅性和統一性，做到規范執法至關重要。因此，在政策執行、稅收管理、稅務檢查方面都要求一個窗口對外，防止政出多門。同時，在涉外稅收隊伍建設方面也提出了比較高的要求，各地都配備了政治素質高，了解國內外稅收法律、熟悉國際會計規則、懂外語的業務幹部，涉外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大大提高。
這一時期，中國的涉外稅收得到了長足發展。1984年，中國的涉外稅收收入為2.16億元，僅佔全部稅收收入的0.2%。從1984年到稅改前的1993年，中國的涉外稅收收入年均增幅超過70%，涉外稅收佔全部稅收的比重也上升到5.5%。
第三階段，從1994年稅改至今，是中國涉外稅收高速發展時期。表現在：一是涉外稅收法律體系更加完善。除企業所得稅外，其他各稅基本實現了內、外資企業和內、外籍人員的統一；二是對涉外稅收工作的重視程度大大提高。各級政府都把創造良好的涉外稅收環境作為招商引資的重要條件來抓，在人員選配、設施配備、管理手段等方面都給予了高度重視和支持；三是涉外稅收管理隊伍得到進一步加強。特別是1996年國、地稅涉外稅收征管范圍調整後，從事涉外稅收工作的人員大量增加，人員素質大大提高；四是征管手段逐步與國際慣例接軌，審核評稅、稅務審計的推行和實施，提高了涉外稅收的征管質量和控管效果，涉外稅收工作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五是涉外稅收收入和佔全部稅收的比重都有了大幅度提高。2001年，全國涉外稅收收入已達2882.72億元，占當年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為19%。涉外稅收真正成為國家稅收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國家財力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因素。

C. 國際稅法的國際稅法的體系

關於國際稅法體系的含義，目前學界主要有兩種代表性觀點，一種是從規范性文件的體系的角度來界定國際稅法體系，認為，國際稅法體系是由國際稅收協定和其他國際條約中有關稅收的規定、國際稅收慣例以及各國涉外稅法所組成的法律體系。另一種觀點是從部門法的角度來界定國際稅法體系，認為國際稅法的體系，是指對一國現行生效的所有國際稅法規范根據其調整對象之不同而劃分為不同的法律部門而組成的一個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國際稅法的體系是比照國內法的法律體系的劃分而對國際稅法規范進行相應劃分後所組成的一個體系。
在法學研究中應盡量使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保持一致。一般來講，部門法學所使用的概念應與法理學所使用的概念保持一致，各部門法學所使用的具有共性的概念也應盡量保持一致。這樣才能使整個法學成為一個和諧統一的有機整體，也才能降低不同學科進行學術交流的成本。各學科所使用的概念可分為固有概念和借用概念，對於固有概念，可以在符合實踐需要的基礎上保持其固有的含義，而對於借用概念則應盡量與其在借用學科內的固有概念保持一致，只有在為了適應本學科的特殊性需要的基礎上，而不得不對其加以變動的情況下才能對其進行適合於本學科特殊性需要的重新闡釋與界定。國際稅法體系顯然不是國際稅法學的固有概念，而是直接從法理學借用過來的概念，沒有必要對法律體系的含義進行適合於國際稅法學的重新闡釋與界定。因此，國際稅法體系的概念應與法理學中法律體系的概念在內涵和外延上保持一致，即把國際稅法體系理解為國際稅法的部門法體系。
關於國際稅法體系的組成部分，有學者認為，包括四部分：（1）該國所締結或參加的國際稅收協定或其他國際條約中有關稅收的條款；（2）該國所承認並接受的國際稅收慣例：（3）該國的涉外稅法；（4）其他國家與該國有關的涉外稅法。這里所論述的國際稅法體系是國際稅法的規范性文件體系，與國際稅法的淵源差別不大，甚至就是國際稅法的淵源。與本書所界定的國際稅法體系不同。
還有學者認為，根據國際稅法所調整的國際稅收協調關系的種類，可以把國際稅法分為國際稅收分配法和國際稅收協作法。在國際稅收分配法中又可分為避免雙重征稅法和防止偷漏稅法。在國際稅收協作法中又可分為國際稅制協作法和國際稅務爭議協作法。該學者是主張國際稅法不包括涉外稅法的，因此，其所討論的國際稅法體系也不包括涉外稅法。這種以部門法為出發點的劃分方法，為國際稅法體系的研究帶來了一些新意。
眾多國際稅法學者都沒有探討國際稅法的體系，可能有國際稅法基礎理論研究薄弱的原因，但是否還有另外一種原因，即國際稅法本身尚無體系可言？前面已經指出了，這里採用的是廣義國際稅法論的觀點，將所有與國際稅收有關的國際法和國內法都納入這一體系，在這種情況下，國際稅法本身都不是一個部門法意義上的領域，其組成部分又如何能劃分成各個部門法並組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呢？
鑒於此，這里只能從寬泛意義上的部門法角度來對國際稅法的組成部分予以劃分，即根據國際稅法的調整對象及其國際稅法的主要任務與作用來劃分國際稅法的組成部門。在第一層次，國際稅法由調整國際稅收分配關系的狹義國際稅法和調整涉外稅收征納關系的涉外稅法所組成。在第二層次，狹義國際稅法主要由調整國際稅收利益分配關系的國際稅收分配法和調整國際稅務合作關系的國際稅務合作法所組成。涉外稅法則主要由涉外所得稅法和涉外商品稅法所組成。在第三層次，國際稅收分配法主要由消除和避免國際雙重征稅法以及防止國際逃稅和避稅法所組成。我們這里只是初步提出這種國際稅法體系劃分的觀點，至於其科學性和合理性還需要學界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和廣泛的研究和探討。

D. 什麼是稅收法律體系它的具體內容包括哪些

稅法體系由個稅、企業所得稅和稅收征管法三大法律組成，其他稅收法規則由國務院、國稅總局等制定。呈現出稅收法律少而法規多的情形。因此目前和今後的任務應是加大權力機關立法的速度和力度。

E. 國際稅法

一、國際稅法的地位
國際稅法的地位，是指國際稅法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以及國際稅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重要性如何。國際稅法的地位是一個關涉到國際稅法的獨立性以及重要性的重要范疇，它與國際稅法的概念、調整對象、體系、淵源等基本范疇都有密切的聯系。

目前學界尚沒有學者專門論述這一問題，大多都是在論述其他問題的過程中對此問題一帶而過，應當說，深入研究這一問題不僅對於國際稅法基礎理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就是對於國際經濟法甚至整個法學關於法律地位問題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國際稅法的獨立性

關於國際稅法的獨立性，總體來看，學界持廣義國際稅法論的學者的觀點是傾向於國際稅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1] 但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近來已經有學者指出了這一問題。

該學者認為，廣義國際稅法論在論證國際稅法是一個獨立的部門法時有兩個難題需要解決，一個是國際稅法與國內稅法的協調問題，一個是涉外稅法自身的范圍問題。廣義國際稅法論在強調涉外稅法是國際稅法的組成部分時，並不否認涉外稅法屬於國內稅法的組成部分，這樣，廣義國際稅法論就必須回答部門法交叉劃分的合理性問題。分類是科學研究的一種十分重要的研究方法，可以說，沒有分類就沒有近代科學的發展與繁榮，而部門法的劃分就是對法律體系的一種具有重大理論價值的分類。科學的分類要求各分類結果之間不能任意交叉，而應該有比較明確和清晰的界限，當然，在各類結果之間的模糊地帶總是難以避免的，但對這些模糊地帶仍可以將其單獨劃分出來單獨研究，而不是說這些模糊地帶可以任意地歸入相臨的分類結果之中。把涉外稅法視為國際稅法和國內稅法的共同組成部分就必須論證這種劃分方法的科學性與合理性，而且必須論證國際稅法與國內稅法之間的關系問題。而對這些問題，廣義國際稅法論基本上沒有給出論證，因此，廣義國際稅法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就大打折扣了。

另外，關於涉外稅法的地位問題也需要廣義國際稅法論給出論證。涉外稅法是否是一個相對獨立的體系，其范圍是否確定等問題，都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就我國的立法實踐來看，單純的涉外稅法只有很有限的一部分，而大部分稅法、特別是稅收征管法是內外統一適用的；對於那些沒有專門涉外稅法的國家，所有的稅法均是內外統一適用的。這樣，涉外稅法與非涉外稅法實際上是無法區分的，因此，涉外稅法本身就是一個范圍很不確定的概念，也不是一個相對獨立的體系。對於這一點已有國際稅法學者指出：「正如涉外稅法不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一樣，它也不是一個獨立的稅類體系；而是出於理論研究的需要並考慮到其在實踐中的重要意義，才將各個稅類法中的有關稅種法集合在一起，組成涉外稅法體系。」[2] 把這樣一個范圍很不確定，只是為了研究的便利才集合在一起的一個法律規范的集合體納入國際稅法的范圍，國際稅法的范圍怎能確定？國際稅法怎能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3]

我們認為該學者的批評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前面我們論述國際稅法概念的過程中實際上也已經暗含了我們的觀點，即我們把國際稅法界定為最廣義的國際稅法並不是從傳統部門法的角度出發的，也不是把國際稅法視為一個純而又純的部門法，而是從有利於國際稅法發展的角度，把國際稅法作為一個綜合性的法律領域來研究。因此，我們認為，廣義國際稅法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起碼不是一個法學界一般意義上的獨立的法律部門，它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法律領域。

當然，這並不表明國際稅法不能或不應該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如有些學者堅持的「新國際稅法論」就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我們只是認為，就目前學界所普遍承認的廣義國際稅法論而言，不將其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更能自圓其說。但不能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並不代表國際稅法不能成為獨立的法律領域，因為二者的劃分標準是不同的。把國際稅法作為獨立的法律領域而不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更有利於國際稅法的發展與完善。

（二）國際稅法的重要性

國際稅法的重要性問題實際上是國際稅法作用的另一種表達，對此，前文已有論述，這里不再贅述。我們認為國際稅法在國際經濟發展過程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法律領域，國際稅法的具體制度是影響國際經濟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鼓勵國際經濟發展的措施中，稅收措施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措施。可以預見，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的進一步發展，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逐漸深化，國際稅法在國際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會越來越大。

二、國際稅法的體系

關於國際稅法體系的含義，目前學界主要有兩種代表性觀點，一種是從規范性文件的體系的角度來界定國際稅法體系，認為，國際稅法體系是由國際稅收協定和其他國際條約中有關稅收的規定、國際稅收慣例以及各國涉外稅法所組成的法律體系。[4] 另一種觀點是從部門法的角度來界定國際稅法體系，認為國際稅法的體系，是指對一國現行生效的所有國際稅法規范根據其調整對象之不同而劃分為不同的法律部門而組成的一個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國際稅法的體系是比照國內法的法律體系的劃分而對國際稅法規范進行相應劃分後所組成的一個體系。[5]
我們認為，在法學研究中應盡量使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保持一致。一般來講，部門法學所使用的概念應與法理學所使用的概念保持一致，各部門法學所使用的具有共性的概念也應盡量保持一致。這樣才能使整個法學成為一個和諧統一的有機整體，也才能降低不同學科進行學術交流的成本。各學科所使用的概念可分為固有概念和借用概念，對於固有概念，可以在符合實踐需要的基礎上保持其固有的含義，而對於借用概念則應盡量與其在借用學科內的固有概念保持一致，只有在為了適應本學科的特殊性需要的基礎上，而不得不對其加以變動的情況下才能對其進行適合於本學科特殊性需要的重新闡釋與界定。國際稅法體系顯然不是國際稅法學的固有概念，而是直接從法理學借用過來的概念，沒有必要對法律體系的含義進行適合於國際稅法學的重新闡釋與界定。因此，國際稅法體系的概念應與法理學中法律體系的概念在內涵和外延上保持一致，即把國際稅法體系理解為國際稅法的部門法體系。

關於國際稅法體系的組成部分，有學者認為，包括四部分：（1）該國所締結或參加的國際稅收協定或其他國際條約中有關稅收的條款；（2）該國所承認並接受的國際稅收慣例：（3）該國的涉外稅法；（4）其他國家與該國有關的涉外稅法。[6] 我們認為，這里所論述的國際稅法體系是國際稅法的規范性文件體系，與國際稅法的淵源差別不大，甚至就是國際稅法的淵源。與本書所界定的國際稅法體系不同。

還有學者認為，根據國際稅法所調整的國際稅收協調關系的種類，可以把國際稅法分為國際稅收分配法和國際稅收協作法。在國際稅收分配法中又可分為避免雙重征稅法和防止偷漏稅法。在國際稅收協作法中又可分為國際稅制協作法和國際稅務爭議協作法。[7] 該學者是主張國際稅法不包括涉外稅法的，因此，其所討論的國際稅法體系也不包括涉外稅法。這種以部門法為出發點的劃分方法，為國際稅法體系的研究帶來了一些新意。

眾多國際稅法學者都沒有探討國際稅法的體系，可能有國際稅法基礎理論研究薄弱的原因，但是否還有另外一種原因，即國際稅法本身尚無體系可言？前面我們也已經指出了，本書所採用的是廣義國際稅法論的觀點，將所有與國際稅收有關的國際法和國內法都納入這一體系，在這種情況下，國際稅法本身都不是一個部門法意義上的領域，其組成部分又如何能劃分成各個部門法並組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呢？

鑒於此，我們這里只能從寬泛意義上的部門法角度來對國際稅法的組成部分予以劃分，即根據國際稅法的調整對象及其國際稅法的主要任務與作用來劃分國際稅法的組成部門。在第一層次，國際稅法由調整國際稅收分配關系的狹義國際稅法和調整涉外稅收征納關系的涉外稅法所組成。在第二層次，狹義國際稅法主要由調整國際稅收利益分配關系的國際稅收分配法和調整國際稅務合作關系的國際稅務合作法所組成。涉外稅法則主要由涉外所得稅法和涉外商品稅法所組成。在第三層次，國際稅收分配法主要由消除和避免國際雙重征稅法以及防止國際逃稅和避稅法所組成。我們這里只是初步提出這種國際稅法體系劃分的觀點，至於其科學性和合理性還需要學界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和廣泛的研究和探討。

「注釋」

[1]參見高爾森主編：《國際稅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劉劍文主編：《國際稅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

[2]劉劍文主編：《國際稅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頁。

[3]參見翟繼光：《新國際稅法論論綱-兼論廣義國際稅法論的缺陷》，載《法商研究》2002年專號。

[4]參見劉劍文主編：《國際稅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

[5]參見翟繼光：《新國際稅法論論綱-兼論廣義國際稅法論的缺陷》，載《法商研究》2002年專號。

[6]參見劉劍文主編：《國際稅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

[7]參見翟繼光：《新國際稅法論論綱-兼論廣義國際稅法論的缺陷》，載《法商研究》2002年專號。

F. 我國稅收法律體系中各法律法規的級次是怎樣的

目前，中國有權制定稅收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國家機關主要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國務院、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海關總署、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等。
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和有關規范性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八條規定，稅收基本制度，只能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稅收法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范圍內普遍適用，具有僅次於憲法的法律效力。目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稅收實體法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以下簡稱《個人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下簡稱《企業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車船稅法》（以下簡稱《車船稅法》）；稅收程序法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以下簡稱《稅收征管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作出的規范性決議、決定以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法律解釋，同其制定的法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比如，1993年1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審議通過的《關於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適用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等稅收暫行條例的決定》。
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和有關規范性文件我國現行稅法絕大部分都是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和規范性文件。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類型：一是稅收的基本制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九條規定，稅收基本制度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有權授權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比如，現行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車輛購置稅、土地增值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佔用稅、契稅、資源稅、船舶噸稅、印花稅、城市維護建設稅、煙葉稅、關稅等諸多稅種，都是國務院制定的稅收條例。二是法律實施條例或實施細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個人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車船稅法》、《稅收征管法》，由國務院制定相應的實施條例或實施細則。
三是稅收的非基本制度。國務院根據實際工作需要制定的規范性文件，包括國務院或者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通知、決定等。比如2006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建設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部門《關於調整住房供應結構穩定住房價格意見的通知》（國辦發〔2006〕37號）中有關房地產交易營業稅政策的規定。四是對稅收行政法規具體規定所做的解釋。比如2004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維護建設稅暫行條例〉第五條解釋的復函》（國辦函〔2004〕23號）。五是國務院所屬部門發布的，經國務院批準的規范性文件，視同國務院文件。比如2006年3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經國務院批准發布的《關於調整和完善消費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06〕33號）。
三、國務院財稅主管部門制定的規章及規范性文件國務院財稅主管部門，主要是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海關總署和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國務院財稅主管部門可以根據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在本部門許可權范圍內發布有關稅收事項的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包括命令、通知、公告等文件形式。具體為，一是根據行政法規的授權，制定行政法規實施細則。二是在稅收法律或者行政法規具體適用過程中，為進一步明確界限或者補充內容而作出的具體規定。三是在部門許可權范圍內發布有關稅收政策和稅收征管的規章及規范性文件。四、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和有關規范性文件，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規章和有關規范性文件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和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以及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及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行政法規制定規章。根據中國現行立法體制，稅收立法權，無論中央稅、中央地方共享稅還是地方稅，立法權都集中在中央，地方只能根據法律、行政法規的授權制定地方性稅收法規、規章或者規范性文件，對某些稅制要素進行調整。比如，《城鎮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規定，稅額標准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在規定幅度內確定。再如，《民族區域自治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在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機關（省級人民代表大會和省級人民政府）在國家統一審批減免稅項目之外，對屬於地方財政收入的某些需要從稅收上加以照顧和鼓勵的，可以實行減稅或者免稅，自治州、自治縣決定減稅或者免稅，須報省或者自治區人民政府批准。五、省以下稅務機關制定的規范性文件這是指省或者省以下稅務機關在其許可權范圍內制定的適用於其管轄區域內的具體稅收規定。通常是有關稅收征管的規定，在特定區域內生效。這些規范性文件的制定依據，是稅收法律、行政法規、規章及上級稅務機關的規范性文件。六、中國政府與外國政府（地區）簽訂的稅收協定稅收協定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權國家，為了協調相互之間在處理跨國納稅人征稅事務和其他涉稅事項，依據國際關系准則，簽訂的協議或條約。稅收協定屬於國際法中「條約法」的范疇，是劃分國際稅收管轄權的重要法律依據，對當事國具有同國內法效力相當的法律約束力。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對外談簽稅收協定至2010年底，已對外談簽了96個稅收協定，其中94個已經生效執行，與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也簽署了稅收安排。這些協定和安排在避免雙重征稅、吸引外資、促進「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以及維護國家稅收權益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稅收征管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外國締結的有關稅收的條約、協定同本法有不同規定的，依照條約、協定的規定辦理。目前，中央人民政府不在特別行政區征稅，特別行政區實行獨立稅收制度，參照原在香港、澳門實行的稅收政策，自行立法規定稅種、稅率、稅收寬免和其他稅務事項。立法會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其制定的稅收法律在特別行政區內具有僅次於基本法的法律效力。特別行政區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但備案不影響生效。

G. 中國涉外稅收優惠制度的主要內容包括哪些方面

2008年新企業所得稅法的實施，統一了內外企業所得稅法。
中國涉外稅法始建於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980年和1981年分別頒布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這兩部稅法在維護國家主權及利益的基礎上，體現了稅負從輕、優惠從寬、手續從簡的特點。1984年，國務院發布了《關於經濟特區和沿海14個港口城市減征、免徵企業所得稅和工商統一稅的暫行規定》，1986年又發布了《關於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基本確立了我國對外資稅收優惠法律制度的框架和格局。1991年4月，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在合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和外國企業所得稅的基礎上通過並公布了外商投資企業與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對涉外企業實現了稅率、稅收優惠和稅收管轄權的統一適用。流轉稅方面，我國在整個20 世紀80年代對涉外商品銷售和勞務繼續沿用工商統一稅，財產稅方面則沿用房地產稅和車船使用牌照稅。1994年，我國實行新的工商稅制改革，在流轉稅法方面停徵工商統一稅，對內外資企業統一適用徵收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此外，稅法還明確，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與內資企業一樣，統一適用資源稅、土地增值稅、印花稅、契稅、屠宰稅等稅種。由於內外資企業在流轉稅、財產稅等方面基本統一，而所得稅卻依然內外有別，因此外資稅收優惠法律制度主要定位在所得稅的減、免、緩等措施上。
從總體上講，中國的涉外稅收優惠政策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它誕生於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當時的背景是，市場化取向的改革正在全國范圍內推開。對外開放，作為一項發展經濟的基本國策，也正在成為越來越多的人的共識。為了大規模地吸引外資，加快利用外資的步伐，在當時的國際大環境下，我們選擇了一條「以優惠促開放」的道路。表現在稅收制度上，就是給予外商投資一系列的稅收優惠待遇，使得外商投資企業的稅負全面和明顯地低於本國企業的稅負。並且，圍繞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沿海經濟開放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保稅區等的建設，逐步設計、形成了「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沿海經濟開放區――其它特定地區――內地一般地區」的多層次的涉外稅收優惠格局。全面的涉外稅收優惠政策的實施以及多層次的涉外稅收優惠格局的確立，為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推動作用。

H. 稅收法律體系的核心是（ ）

稅收法律體系的核心是稅收法律關系的內容。

稅法體系指的是全部現行的稅收法律規范分類組合成為稅收法律子系統而形成的一國稅收法律內在和諧統一的有機整體。任何國家的稅收法律規范，都是建立在相應的生產關系基礎之上，都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因此，它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可以構成和諧統一的整體。

不同社會歷史形態的國家有不同的稅法體系; 同一社會歷史形態國家的稅法體系本質相同，但可以有不同的稅法體系形式。

(8)涉外稅收法律責任的體系擴展閱讀：

完備的稅法體系應具備以下要求：

1、稅法的指導思想、原則和基本概念是統一的；

2、不同稅收法律規范之間應存在縱向的效力從屬關系，及層次較低的稅收法律規范應不違背層次較高的法律規范或是層次較高的法律規范的具體化；

3、同一層次的不同稅收法律規范之間應有橫向協作關系，即應相互聯系、相互配合、協調一致。

完備的稅法體系應具備以下特徵：

一是完整性。要求每個稅種都具有相應的稅法規范予以規制；

二是內在的協調一致性。既要求保證稅法的指導思想、原則、概念、術語的統一性，還要求下位階稅法規范符合上位階稅法規范，並且同一層次的稅法規范間也應當保持協調、一致，不能相互矛盾；

三是權威性。要求層次較高的稅法規范在整個稅法體系中佔有較大的比重；

四是科學合理性。要求具有較強的現實操作性，體系內部緊密銜接，具有較強的嚴密性。

I. 涉外稅收

外國企業是我國的非居民納稅人，只就其來源於我國境內的所得徵收所得稅。由支付方代扣代繳。所得稅是按照10%稅率繳納預提所得稅。計算所得稅時不扣除任何費用。
預提所得稅是對在一國境內未設立機構、場所的外國企業所取得的來源於該國的股息、利息、租金、特許權使用費和其他所得或雖設立機構、場所，但上述所得與其機構、場所沒有實際聯系的所得的征稅辦法的統稱。預提所得稅並非是獨立於外資企業所得稅之外的另一稅種，而只是為適應上述跨國所得的特點，所採取的一種源泉徵收方法。當這類所得在我國境內發生時，即以這類所得的取得者為納稅義務人，以支付所得的單位為扣繳義務人，從每次支付的款項中代扣代繳應納稅額。
預提所得稅以納稅人取得的收入全額為計稅依據，除國家另有規定外，不予減除任何成本和費用，但與我國簽訂有雙邊稅收協定國家的外國企業，適用協定規定的限制性稅率。
預提所得稅的計算公式為：
應扣繳稅額=支付單位所支付的金額×預提所得稅稅率
【例】某外國公司在中國境內未設立機構、場所，2001年將一項商標使用權提供給中國某企業使用，獲特許權使用費200萬元。另外，該公司還從中國境內的內資企業取得利息所得30萬元。計算該公司應納的預提所得稅稅額。
 適用稅率：營業稅稅率5％，預提所得稅稅率10％。
 應繳納營業稅=200× 5％=10(萬元)
 應繳納預提所得稅＝（200-10+30）×10%＝22(萬元)

J. 我國的稅收法律體系中包括哪些稅種

共有18個稅種，包括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資源稅、城鎮土地使用稅、房產稅、城市維護建設稅、耕地佔用稅、土地增值稅、車輛購置稅、車船稅、印花稅、契稅、煙葉稅、關稅、船舶噸稅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八條規定，稅收基本制度，只能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稅收法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范圍內普遍適用，具有僅次於憲法的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