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審計法律責任
⑴ 國家規定的工程取費第三方需要審計嗎
國家規定的工程取費第三方是需要審計的。
⑵ 前兩年第三方審計有沒有法律責任
審計人員法律責任 審計法律責任的含義 審計的法律責任是指審計人員因損害法律上的義務關系所產生的對於相關主體所應承擔的法定強制的不利後果，具體來說，就是指審計人員因違約、過失或欺詐對委託人或第三方造成損害，而應按有關法律法規承擔的法律後果。 審計法律責任的構成要件 並不是注冊會計師對所有行為都要承擔法律責任，只有當一種行為滿足一定的條件或符合一定的標准時會計師才對其承擔責任，這就是審計法律責任的構成要件，一般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主體要求:即違法主體或承擔法律責任的主體，主要指審計人員和機構。就獨立審計而言，法律責任的主體一般有兩類，即注冊會計師和會計師事務所。 2、過錯:即主體承擔法律責任的主觀故意或過失。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法中一般較少區分故意與過失，有時民事責任不以有過錯為前提條件，比如無過錯責任、公平責任的承擔。 3、違法行為:即注冊會計師或事務所從事了違反法律法規的 審計行為。 4、損害事實:即受到損失或傷害的事實，包括對注冊會計師或事務所以外的利害關系人的人身的、財產的、精神的(或三方兼有的)損失和傷害，其中主要是指財產損害。 5、因果關系:即注冊會計師的違法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存在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這是確定對某一特定損害注冊會計師或事務所是否承擔法律責任的關鍵要件，也是區分會計責任與審訂責任的關鍵。
⑶ 去第三方審計公司去核對送審量的時候需要注意什麼
去第三方升級公司去核對送審樣的手需要注意什麼？
⑷ 審計師為什麼應對第三方負責
望
2004-1-2 9:52劉燕【大 中 小】【列印】【我要糾錯】
「摘要」會計師的法律責任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因為每一起針對會計師的訴訟，往往都演化為整個職業的一場危機。在會計職業100餘年的發展過程中，同樣的場景、同樣的訴訟、同樣的爭論不斷重現，卻因法律規則的變化而有不同的結局。這既給對會計師民事責任問題的學術研究帶來了困難，也給研究者提供了一個從歷史角度進行觀察的最好樣本。本文對會計師民事責任領域的研究文獻進行梳理的結果表明，在經過了合同法、侵權法、證券法、專家責任等多種路徑的嘗試後，在公司治理結構的框架下解決會計師民事責任的爭議恐怕是一條必由之路。
「關鍵詞」會計師民事責任；民事責任研究；文獻綜述
會計師的民事責任問題，自20世紀80年代的訴訟爆炸後，在許多國家都成為一個熱點與難點問題。針對會計師事務所提起的訴訟往往成為媒體追逐的話題，它們大多與著名公司的破產或者原告的巨額索賠聯系在一起，其情節之曲折甚至無法以「戲劇化」一言以蔽之。如域外的安然-安達信，本土的銀廣夏-中天，名聲顯赫的會計師事務所轉瞬之間土崩瓦解。不僅如此，「幾乎每一樁針對會計師個人的訴訟，都釀成整個職業的一場危機」。（Marc J.Epstein＆Albert D.Spalding，1993.）
將會計師的民事責任問題視為一個難點問題，可能會引起一些非議。單純從法律制度本身看，會計師的民事責任無非是法律責任之一種，或者再具體一點，屬於專業人士的民事法律責任，因此追究會計師民事責任的法律規則似乎與一般的合同責任或侵權責任規則本質上並無相異之處。特別是，對於我國會計職業而言，有關注冊會計師事務所的民事責任問題在1993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師法》（下文中簡稱《會計師法》）中早有明文規定。因此，會計師就其專業活動中的過失承擔民事責任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法學界以及公眾往往基於一種樸素的認識而簡單地對待這一問題，強調不斷擴大會計師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和法律責任。
會計職業界顯然難以接受這一觀點。注冊會計師特有的執業形式——即對公司財務數據發表意見，其結果直接影響投資決策和股價波動，導致這個職業相對於其他職業來說更容易暴露在法律風險中。（1）因此，一般民事責任規則適用的結果，只是在會計職業中出現了大量的索賠，這一點可以與律師職業形成鮮明的對比，以至於出現這樣的固定模式：只要客戶破產或者遭遇財務困難，會計師就難以擺脫被訴或賠償的命運，至少要經歷一場傷筋動骨的法律爭斗。不僅如此，由於上市公司破產或財務欺詐的案件往往影響到市場中眾多中小投資人的利益，在諸如美國安然公司破產的場景中，更有數以萬計的雇員勞動所得因公司的員工股權計劃而血本無歸。媒體的聚焦之下，芸芸眾生如齏粉般的命運與大公司或大會計師事務所冷酷而強大的力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這樣的氛圍中，法官對會計師法律責任的理性思考往往會在一定程度上讓位於保護投資人利益的熱情和使命感。
長期以來，作為當事人的會計職業與法律界以及社會公眾之間難以就法律責任的邊界問題達成共識。這必然影響相關法律規則的確立，更不用說法律規則的穩定了。在會計職業最為發達、針對會計師的訴訟也最突出的英美法系國家，過去的四十年間，幾乎每隔10年，判例法關於會計師法律責任的規則就會發生顯著的變化。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射到會計職業100餘年的發展歷程中，就會驚訝的發現，相同的訴訟、相同的場景100年來不斷再現，然而，由於法律規則的搖擺，幾乎沒有人能夠確定地預期每一樁訴訟的結局。
法律規則的不確定性當然給學術研究帶來了困難，但是不斷重演的歷史也給研究者提供了一個最好的觀察樣本。本文試圖對會計師民事責任領域的研究文獻進行梳理，把握中外學者在這一問題上的研究脈絡，以便為日後的研究探索一條可行的進路。
一、國外學者研究綜述
1.合同法的傳統。傳統上，會計師的法律責任問題是在合同法下處理和討論的。這主要是因為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各國司法實踐中處理的會計師法律責任、特別是民事責任的案件，主要發生在會計師與會計師為之提供專業服務的客戶之間。這一司法實踐的進程必然會反映到法學理論的總結上。當然，由於針對專業人士的訴訟普遍稀少，會計師的法律責任在合同法領域進行的研究也是著墨甚寥。檢索這一時期的文獻，只有少數幾篇英文論文。除Hawkins教授（1959）的《會計師的專業過失責任》一文對會計師執業過失的法律責任進行了概括性的描述外，其他論文的主題都是會計師是否應當對合同之外的第三人承擔責任。這些學者大多對以卡多佐法官的Ultramares案判決為代表的傳統規則進行批判，主張在侵權法下來處理會計師法律責任問題。因此，這些研究，與其說是在合同法下的對會計師法律責任問題的研究，不如說是對合同法傳統的一種挑戰。
2.侵權法下的研究。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會計師法律責任問題進入侵權法領域。1968年發生在美國羅得島的RuschFactorsv.Levin案，標志著普通法世界第一次要求會計師對合同關系之外的信息使用人承擔民事責任。在司法實踐突破的同時，也出現了專門以會計師法律責任問題為對象的研究。1966年，加拿大會計師協會出版了第一本關於會計師法律責任的專門著作，即《會計師與過失法》（Dickerson，1966），首次對散布於普通法中的有關會計師法律責任的判例進行了整理、匯總與編纂，並提出：會計師基於執業過失應當對多大范圍內的第三人承擔責任的問題將成為會計職業與公眾之間爭議的焦點。此後近四十年的司法實踐證明了這一預言的准確性。
3.證券法。不論是合同法，還是侵權法，基本上都是傳統民事責任原理的應用，但會計師的職業活動並非一個抽象的民事行為，相反，會計師為公司客戶提供審計以及其他會計服務，是公司法或證券法上的強制性制度安排。20世紀60年代後期英美國家相繼出現的公司財務丑聞，將會計師在公司組織結構以及證券市場中扮演的角色和法律責任凸顯出來。1968年美國紐約州法院對Escott v.BarChris Construction Corp.案作出判決，第一次在證券發行監管的框架下審查會計師的執業過失問題，開辟了依公司法、證券法處理會計師民事責任問題的路徑。70年代中期，美國權益基金、運通公司、大陸售貨公司等一系列大型金融機構和公司的財務欺詐案件，進一步導致會計師在民事責任之外承擔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上述司法實踐的發展刺激了會計師責任問題的研究，人們開始對會計職業的活動方式，特別是會計師在發現公司財務舞弊和欺詐陰謀中的責任，從法律的視角進行審查。學者與政府部門都加入了這一行列。其中，澳大利亞學者Baxt教授（1970）的《現代公司的審計師——19世紀的看家狗》，美國學者Fiflis教授（1975）的《會計師對第三人責任的前沿問題》，美國會計師協會委託的獨立委員會在（1978）發表的題為《審計師的法律責任：報告，結論和建議》的科恩報告，以及美國國會Melcafe委員會（1979）的調研報告——《增強上市公司及其審計師的責任》，在會計職業界和法律界都有很大影響。這些研究第一次揭示了在揭露公司財務舞弊問題上公眾與會計職業界對會計師所扮演的角色的不同認識，提出了公眾與職業界對審計功能的「期望差距」。同時，Fiflis教授的文章還第一次展現了會計執業活動的兩套基本行為准則——指導公司編制以及會計師的一般公認會計准則（GAAP）以及指導會計師具體審核財務報表的一般公認審計准則（GAAS）——在法律上的尷尬地位。
4.侵權法和公司治理結構。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會計師法律責任規則發展的主戰場又轉移到侵權法中。這一時期也正是西方國家侵權法發展的巔峰時期。受產品責任法的發展，特別是無過錯原則的鼓舞，更多的學者加入到主張擴大會計師對第三人法律責任的行列，（2）對旨在保護會計師免遭訴訟風潮的mtramare，規則展開了猛烈的批判，主張以產品責任為基礎構建會計師的專業過失責任。加州上訴法院Wiener法官（1983）的《會計師過失性不實陳述之普通法責任》成為此前一系列研究的總結，也代表了這一時期普通法世界學者對會計師法律責任的基本態度。他們的理論最終被司法實踐所接受，體現在JEBFasterners（3）、Rosenblum（4）等案件中。
隨之而來的是80年代中期普通法國家針對會計職業的訴訟爆炸，這是侵權法規則的變化與新一輪公司財務丑聞的爆發共同作用的結果。然而，急劇增長的訴訟以及責任保險市場的迅速萎縮，也凸顯了會計師法律責任規則過於苛峻的一面，暴露出在這一問題上理想主義者的局限。於是，一些學者開始探索合理界定會計師法律責任的邊界，這種努力一直貫穿於整個90年代。不同學者採取了不同的研究進路。芝加哥大學Fiscal教授（1988）用法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指出了擴大會計師法律責任在發揮侵權法的預防功能、提高會計師的注意程度以及減少審計失敗方面的局限性。康乃爾大學法學院John A.Siliciano教授（1988）對將會計師法律責任類比為產品責任的司法邏輯進行批判，指出侵權法改革中的工具主義傾向簡單化地對待傳統規則。
一個當時不太引人注目，但如今看來更具生命力的理論進路——雖然沒有直接對法院處理會計師法律責任問題給予直接的指導——是公司治理結構的思路。它最早由美國前SEc首席會計師Burton（1981）在《獨立審計師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的變化》一文中提出，並由德國學者Ebke（1984）的《另闢蹊徑：公司治理與獨立審計師的法律責任的比較法視角》一文給予了比較全面的闡述。Ebke指出，解決會計師法律責任困境的出路在於優化公司財務報告的整個制度結構和法律環境，這需要立法者、證券市場監管者、公司管理層、會計職業界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公司治理結構的進路非常清晰地體現在此後會計職業的公關活動中，並逐漸被監管者或立法者所接受。1992年英國Caterbury委員會發布的關於公司治理結構的報告，美國2002年《公司財務會計報告改革法案》（以下按國內的翻譯簡稱為《奧克斯利法案》）都能發現它的影子。
5.專家責任的研究框架。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各國侵權法學者開始構築的「專業人士法律責任」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會計師法律責任問題的研究。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英國學者Rupert M.Jackson與John L.Powell（1982）以及A.M.Dugdale與K.M.Stanton（1982）在80年代初分別出版的《專業過失》，他們的著作對普通法關於專業人士法律責任的案例進行了系統的歸納，會計師的法律責任也作為單獨一章位列其中。當然，這一研究進路對會計師法律責任問題主要是描述性的，而非研究性與建設性的。侵權法學者承認，由於會計師執業行為的標准在近30年來隨著會計職業編纂一般公認會計准則和一般公認審計准則的活動而逐漸明晰化，傳統的法律標准，特別是侵權法抽象的「過失」或「合理注意」等概念的作用，以及法官在這個過程中的創造性角色，都已經大大弱化了。
二、我國學者的研究綜述
與普通法系國家不同的是，我國傳統上屬於大陸法系，習慣於用明確的法律條文確定法律責任一般原則。有關會計師民事責任的規定，可以從《民法通則》的基本原則中引申出來，也反映在《會計師法》具體條文中。然而，由於法律條文高度概括、抽象，也由於會計師執業活動作為一種專業服務的特點不為行外人熟知，因此，將法律原則機械適用於追究會計師的民事責任，導致實際運作中出現一些偏差。這不僅引發了會計職業與公眾之間的矛盾，也促使會計界率先展開對會計師法律責任問題的研究。
1.會計界的研究。我國學者對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的研究，最早見於上海財經大學謝榮教授（1994）的專著《市場經濟中的民間審計責任》。此時，我國年輕的會計師剛剛經歷了第一次法律責任的洗禮，原野股份有限公司虛假出資案、長城機電公司非法集資案以及海南中水集團金融詐騙案等三大案件，導致為這些公司出具驗資證明的會計師承擔了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1998）謝榮教授討論的主要是會計職業的核心業務——審計所蘊涵的義務與責任問題（謝文統稱為「審計責任」）。他指出，審計責任既是一個理論問題，又是一個實踐問題。作為一個實踐問題，審計責任包括審計職責與審計的法律責任，它應當以法律規則為依據。但是，對審計責任的界定必須有可靠的理論依據，如審計應當做什麼？應當怎樣做？審計工作的實施應具備哪些條件等？這就涉及到對審計目標、審計假設、審計准則等理論問題的認識。謝文在研究西方審計實務，並對西方國家的法律責任規則進行概括介紹的基礎上，指出審計職責范圍問題是審計責任問題的最關鍵方面，並分別就審計責任與審計目標、審計假設、審計准則、審計程序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提出了建立我國審計目標、審計假設、審計准則和審計程序的一些構想。客觀地說，謝文並非以會計師法律責任為研究對象，而是以責任問題為引子，討論審計本身的一些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但是，它比較全面地揭示了注冊會計師的法律責任問題所特有的「專業性」色彩，從某種意義上說不僅可以納人會計師法律責任研究的范疇，甚至可以說是我國會計界學者對會計師法律責任問題進行的最有理論度的研究。
此後，許多會計學者和專業人士從不同角度對注冊會計師的法律責任問題進行了探討，其中毛岩亮的《民間審計責任研究》沿襲謝文的基本進路，對我國民間審計責任理論框架的建設提出了基本設想，李若山的《審計案例——國外審計訴訟案例》，編譯了西方審計實務中的一些重大案件，著重從改進我國的審計實務和會計職業隊伍建設的角度，揭示了這些案件所蘊涵的重要價值。這一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研究進路，對於此後的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問題的研究有很大的影響。
1998年3月，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在京召開了「會計師法律責任研討會」，就驗資業務中虛假驗資報告的界定標准與機構、注冊會計師事務所對第三人的賠償責任及賠償限額等問題廣加討論，在會計職業內外都產生了較大影響。會後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集結會議論文以及邀請法律界與會計職業界學者對典型案例所作的評析，出版了《中國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案例與研究》一書，是迄今為止國內有關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問題研究的最權威的文獻。
2.法學界的研究。法律界對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問題的研究是從注冊會計師的驗資業務入手的。武漢中級法院方廣海法官（1996）在《法學雜志》和《人民司法》上發表的《會計師提供虛假驗資報告的法律責任》，是筆者所檢索到的法律界人士最早討論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的文章。劉燕（1998）的《驗資報告的真實與虛假：會計界與法律界的對立》，第一次對驗資訴訟爆炸（5）中凸顯的會計職業與公眾之間的分歧和期望差距進行了剖析，引發了一些討論。（6）劉正峰（1999）的《會計師虛假驗資證明民事賠償責任研究》提出了驗資業務與審計業務下法律責任應有區別，主張對二者適用不同的法律歸責原則。
從2000年開始，受「瓊民源」、「紅光實業」等上市公司虛假財務報表案件的刺激，法學界開始在「虛假信息披露」問題下考察注冊會計師的民事責任，如陳潔（1999）的《會計師因提供不實信息而致第三人損害的民事責任》等。注冊會計師對上市公司進行的主要是審計業務，因此注冊會計師基本執業方式——審計下的民事責任開始進入法律界的視野，出現了一些從傳統民法理論的視角全面審視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的論文。劉橋（2000）的《注冊會計師民事責任研究》對注冊會計師因審計業務而產生的與客戶的合同關系以及對第三人的侵權責任都進行了初步的分析，宋利國與曾宇熙（1999）的《中國內地與普通法地區會計師法律責任的比較研究》，則以普通法關於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的基本規則作為參照系，對我國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的各個側面進行觀察。
與此同時，一些民法學者在「專家責任」法律框架下也開始涉足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的一些基本問題，如會計師民事責任的性質，侵權責任還是合同責任，會計師的高度注意義務等。（屈介民，1998）（張新寶，1998）這一專家責任的進路不僅成為此後學者研究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的主要路徑，（7）而且對司法實踐部門產生較大的影響。2001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擬訂《關於審理涉及中介機構民事責任案件的若干規定》（草案），就採納了「高度注意義務」等專家責任框架下的概念。
三、對研究文獻的一個簡單總結
歸納起來，注冊會計師民事責任中爭議的焦點問題可以分為三方面，每一個方面在法律人的眼中可能僅僅是一個普通的民事責任構成要件，但它實質上觸及到注冊會計師執業方式的基本特徵和內在屬性。這些問題包括：
1.第三人責任范圍問題。第三人范圍問題即注冊會計師基於執業過程中的瑕疵，究竟應當對多大范圍內的第三人承擔責任？注冊會計師執業活動的結果是出具審計報告、驗資報告等書面文件。這些文件作為財務信息的載體具有無限復制與傳播的可能性。當注冊會計師因執業過失而出具了有瑕疵的報告，是否需要對所有的信息使用人承擔責任？還是僅僅對為審計服務支付了費用的客戶負責？在司法實踐，這個問題是注冊會計師民事責任規則邏輯框架的起點。近40年來，域外會計師法律責任規則的演變主要體現在這個領域，法學研究文獻也主要集中這個問題上。在國內，習慣於大陸法系思維的學者往往把它簡單地視為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的定性問題。應當說，第三人責任范圍問題並非單純的賠償范圍或侵權責任性質問題，而是直接關繫到如何認識會計職業的社會定位。會計職業發現他們在這個問題上陷入了一個無法解脫的困境：一方面，為了提升職業的地位，需要不斷強調審計以及其他服務對委託人之外的第三人、對整個社會所具有的價值；另一方面，為了減少現在的法律責任風險，又需要強調會計師不對第三人承擔責任。在法庭內外，第三人范圍問題都成為會計師的一個軟肋。
2.注冊會計師執業過失的具體認定。追究注冊會計師的民事責任應當實行何種歸責原則，過錯責任還是無過錯責任？依據什麼標准判斷會計師執業行為中的過錯，是傳統民法理論中的抽象的「過失」概念還是會計職業所制訂的技術規范？在追究法律責任的邏輯範式和操作程序中，這個問題似乎主要是一個事實發現問題。但是，它實質上關乎如何認識會計職業的主要活動形式——審計的作用，直接指向對會計職業所確立的行為規范的法律性質，特別是獨立審計准則的法律地位的理解。
3.注冊會計師的過錯與報表使用人之間損失的因果聯系。注冊會計師的執業活動主要是在資本市場中進行的，有諸多因素影響著報表使用人在資本市場中的決策行為，財務信息、市場的波動、個人的風險偏好等等。法律上應當如何認為會計師執業過失與損失之間的因果關系？與此相聯系，注冊會計師的執業活動，特別是審計，存在著對公司財務會計行為的多方面依賴。在這種關系下，會計師如何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才是公平合理的？
在所有這些爭議背後，又都隱含著同一個政策性問題：應當如何確定會計師法律責任的合理邊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又取決於如何認識公司財務審計這一制度配置的作用。公眾利益與職業利益之間的權衡成為每一個試圖踏入這個領域的研究人員不容迴避的問題。會計職業與公眾之間分歧至少在目前還無法消除。梳理這些分歧對注冊會計師民事責任制度的影響，成為本文探討注冊會計師民事責任問題的一條主線。
四、結語
會計職業與社會公眾以及代表公眾利益的法律界之間的分歧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在資本市場比較活躍的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關會計師法律責任問題上的爭議只是這種分歧的外在表現形式，根源在於對會計職業的基本活動方式——審計功能的不同認識。會計專業人士習慣於稱之為「期望差距」（expectation gap），即公眾期望會計職業扮演的角色與會計職業自己的認知以及專業能力之間存在的差距。盡管「期望差距」這一概念的出現只有20多年的時間，但是它所指涉的現象卻貫穿著會計職業發展的始終，成為會計師職業100多年歷程中一個永恆不變的心結。這就使得會計師的法律責任並非一個會計職業制度建設中的附屬性的或邊緣性的問題，而是直接關繫到整個職業的生存空間。
從歷史源流來看，會計專業人士的執業活動與法律制度的運作之間有內生的、無法割斷的聯系。對會計師法律責任的追究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會計職業在專業技能、職業道德各方面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有關會計師法律責任問題的爭議也已經在很多方面刺激了法律制度的發展。然而，任何法律責任的追究只有公平合理，才可能為當事人心悅誠服地接受，也才能發揮責任制度所特有的行為制導、積極預防、利益平衡、道德評價等作用。（王衛國，2000）會計師法律責任的規則也不例外。如果其最終的結果是導致一個社會所需要的職業的覆滅，無法不讓人質疑這樣的法律規則的合理性。
筆者以為，會計師的法律責任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資本市場風險的公平與合理分配的問題。它必須兼顧會計師執業活動的制度價值與內在局限兩個方面。過去40年間司法實踐在合同相對人、已知第三人以及可預見之第三人等標准之間循環往復的變動表明，僅僅試圖在會計師與公眾之間尋求損失分配的公平合理是不現實的。必須把會計師的法律責任置於公司治理結構的框架下，在公司、會計師、報表使用人三方之間實現一種利益平衡。從這個意義上，2002年以來席捲西方國家的公司財務會計監管模式的改革，在改造會計職業的同時，力圖重新塑造圍繞著公司財務審計所發生的各種利益關系，可能是我們走出會計師法律責任問題困境的一條必由之路。
⑸ 法院委託會計事務所審計,當事人不交資料,造成審計無法進行,責任誰承擔
首先應該與客戶進行初步洽商 ：之後編制審計計劃：考慮審計版風險審計風險=固有權風險×控制風險×檢查風險（二）實施階段一·內控制度測評，研究和評價被審計單位的相關內部控制制度：進行現場工作，了解被審計單位基本情況。第一步、時間和范圍，簽訂審計業務約定書：執行分析性復核程序第三步，確定實質性測試的性質：初步評價重要性水平第四步。二·編制審計計劃，由會計師事務所接受委託：了解被被審計經營和所屬行業的基本情況第二步：三·編制審計工作底稿（三）完成階段(一) 准備階段一·簽訂業務和約書，實質性測試，作出合理安排。二·獲取審計證據。進行符合性測試
⑹ 中國企業出具社會責任報告中，經過審計或第三方鑒證的有哪些公司最好是2010年或2011年的報告。
2011年前10月出具的中國社會責任報告，有55家經過第三方鑒證，並非審計，第三方鑒證可能是律師或其他機構的鑒證，而審計只是以會計報表為對象的鑒證工作。審計與中國社會責任報告沒有關系。
⑺ 引入第三方審計的p2p平台有哪些
一 根據2014年國家復互聯網制金融管理中心調查發現，全國目前有注冊正式的p2p平台1485個
二 沒有所謂安全與可靠。因為，就算目前一些邀請了政府領導去參觀的p企業，出事的時候，政府領導也是一臉茫然，不知所措
三 但是p平台的利息的確不錯，建議樓主到主流大網站，去看排名，然後進行投資
四 有些平台宣傳力度十分誇張，什麼注冊送50元，千萬不要去這種，因為，它越是急著希望你進去投資它，就越證明它很缺投資資金
五 目前全部p2p 都有審計，但是全部都是自己找審計企業，沒有發現願意給社會公眾指定審計機構進駐的
⑻ 工程已經按照合同價做完現在業主找第三方審計說合同單價有問題怎麼辦
工程都做完了才審計合同單價？明顯有賴賬的意思。你拿工程實際造價包括人工費用，管理費用，實際利潤，工程損耗等涉及工程的全部工作做一份工程完成報告，內容詳細點，對應合同單價，以應對負責審計的第三方。
⑼ 第三方審計是根據投標文件還是招標文件
第三復方審計是根據投標制文件還是招標文件的問題很關鍵，在審計時應該按照由下對待：
1，招標文件在先，投標文件在後，他們相當於廣義的合同，如果上述兩者意見統一，那句執行那個都對；
2，如果招標文件與投標文件有不統一，由不同的看法，那就要依據投標文件處理，也就是說投標文件改變招標文件的行為，招標單位認可投標單位的表述而中標，相反投標單位不能中標；
3，投標單位只要中標，說明招標單位完全同意投標單位的各種表述，一切都按照投標書辦事。
⑽ 我國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發展歷程及現有規定
我國現行的注冊會計師民事法律責任①主要由《注冊會計師法》和《證券法》兩部法律規范。《注冊會計師法》涉及到注冊會計師民事責任的主要有兩個條文，即第 21條和第42條。第21條第1款規定：「注冊會計師執行審計業務，必須按照執業准則、規則確定的工作程序出具報告。」第2款規定：「注冊會計師執行審計業務出具報告時，不得有下列行為：（一）明知委託人對重要項目的財務處理與國家有關規定相抵觸，而不予指明；（二）明知委託人的財務會計處理會直接損害報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關系人的利益，而予以隱瞞或者作不實的報告；（三）明知委託人的財務會計處理會導致報告使用人或其他利害關系人產生重大誤解，而不予指明；（四）明知委託人的會計報表的重要事項有不實的內容，而不予指明。」第3款規定：「對委託人有前款所列行為，注冊會計師按照執業准則、規則應當知道的，適用前款規定。」第42條是注冊會計師對委託人與第三人之責任的總括規定。該條規定：「注冊會計師事務所違反本法規定，給委託人、其他利害關系人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該條的「本法規定」主要是指第21條關於注冊會計師具體法定義務的規定。
《證券法》第161條規定：「為證券的發行，上市或者證券交易活動出具審計報告、資產評估報告或者法律意見書等文件的專業機構和個人，必須按照執業規則規定的工作程序出具報告，對其所出具報告內容的真實性、准確性和完整性進行核查和驗證，並就其負有責任的部分承擔連帶責任。」第202條規定：「為證券的發行、上市或者證券交易出具審計報告、資產評估報告或者法律意見書等文件的專業機構，就其所應負責的內容弄虛作假的，沒收非法所得，並處以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並由有關主管部門責令該機構停業，吊銷直接責任人的資格證書。造成損失的，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此外，還有一些司法解釋涉及到了注冊會計師審計責任的界定。具體有：1996 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於會計師事務所出具虛假驗資證明應如何處理的復函》；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關於會計師事務所為企業出具虛假驗資證明應如何承擔責任問題的批復》等。
雖然《注冊會計師法》和《證券法》都對審計師的第三人的法律責任問題做出了規定，但責任的性質屬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並不明確。最高人民法院在有關司法解釋②中將其界定為侵權責任。在侵權責任中，歸責原則先後經歷了結果責任原則、過錯責任原則、過錯推定原則和不問過錯原則等階段。但是由於注冊會計師提供的獨立審計服務是一種專業性、技術性很強的職業活動，如果採納過錯責任原則，要求沒有專業知識的外部第三方證明注冊會計師的審計工作存在過錯，無異於要求第三方再執行一次審計，這一要求從社會成本角度看是很不合理的。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的司法解釋中，要求審計師對其出具的審計報告承擔的是過錯推定責任。過錯推定責任其核心仍然是對過錯的認定，它與過錯責任差異在於舉證責任發生了轉移。對注冊會計師而言，如果注冊會計師能夠證明自己在審計過程中不存在過錯，那麼就可以避免承擔民事侵權責任。
二、強化注冊會計師民事法律責任約束的途徑
規范審計收費行為的關鍵是強化注冊會計師的法律責任約束。強化注冊會計師的法律責任涉及制度設計和制度執行兩個層面的問題，既要從立法角度明確注冊會計師的法定義務和責任，也要從司法角度強化對違法行為的制裁。同時，要完善獨立審計准則的制定，要增強注冊會計師事務所承擔民事責任的經濟能力，使法律責任約束的威懾力真正具有執行的基礎。而為了防止「嚴刑峻法」可能導致的行業萎縮效應，應積極推行注冊會計師職業保險，為事務所提供適當的風險轉移渠道。
（一）完善注冊會計師民事法律責任體系
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雖然已經界定了注冊會計師對第三方應承擔的民事法律責任，相關的司法解釋也開始為公眾向注冊會計師提起訴訟創造條件，並已經有了成功的案例③。但是，在追究注冊會計師對第三方的民事法律責任的過程中，尚有許多問題有待政策法規的支持。
首先，注冊會計師對第三方責任范圍的確定。我國現行的《注冊會計師法》和《證券法》都未對「第三方」的范圍作出界定，也未區分欺詐與過失，這意味著任何一個與虛假審計報告有利害關系的人都有權利向注冊會計師提出索賠的請求。盡管從法規條文的規定來看，我國的注冊會計師的民事責任非常重，但現實情況卻恰好相反。司法機構對證券訴訟一直都持消極態度，並對投資者向注冊會計師提起的索賠訴訟製造了很多的訴訟程序上的障礙，從而使得注冊會計師實際面臨的訴訟威脅很小。
其次，可選擇的訴訟形式。由於證券交易民事糾紛中涉及的利益相關者人數總多，如何提高訴訟效率、簡化訴訟程序就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可以採取的訴訟形式主要有：單獨訴訟、共同訴訟和集團訴訟④。最高法院在《關於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中規定，虛假陳述案件只能採取單獨訴訟或共同訴訟的方式，而不宜以集團訴訟的形式受理。這樣規定的理由是：證券市場一旦發生侵權行為，受侵害的投資人人數眾多，且侵權行為和侵權行為人往往不是單一的，投資人不可能起訴完全相同的被告；同時，目前我國沒有類似美國的中介機構對數以萬計的投資者及其損失進行登記和計算，僅依靠人民法院完成公告、對權利人進行登記以及權利人選擇加入訴訟等工作是不現實的。故對證券市場人數眾多的賠償訴訟採取原告人數確定的共同訴訟，是符合人民法院現有條件和證券市場現實狀況的。有學者提出，創造條件，引入集團訴訟形式，以降低投資者的舉證難度和訴訟成本、增加投資者的訴訟動機，從而更好的保護投資者的利益。
（二）不斷完善獨立審計准則體系
在審計訴訟案件中，注冊會計師有無過錯，往往是極富爭議且難以認定的問題。一般來講，未盡到應有的注意義務即為有過錯，問題在於如何確定注冊會計師應有的注意義務。《證券法》第一百六十一條規定：「為證券的發行、上市或者證券交易活動出具審計報告……的專業機構和人員，必須按照執業規則規定的工作程序出具報告……」。就審計而言，注冊會計師行業公認的業務標准或執業規則是「公認審計准則」，獨立審計准則的完善與否也制約著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的大小。完善的獨立審計准則，既可以通過直接的對審計過程產生影響，提高獨立審計的質量；又可以通過間接的對事後法律責任的追究，提高注冊會計師在執業過程中的謹慎程度。
另外，完善的獨立審計准則也是注冊會計師的保護傘，由於法院處理審計訴訟時一般採取過錯推定以及舉證倒置原則，如果注冊會計師能夠證明自己在審計過程中不存在過錯，那麼就可以避免承擔民事侵權責任。完善的獨立審計准則有利於注冊會計師就審計訴訟提出有力的抗辯，只有完善的獨立審計准則才能起到合理抗辯的作用，才能使注冊會計師承擔適當的法律責任。法官所確認的注冊會計師的注意義務標准與獨立審計准則的要求並不總是完全一致，他們會通過法院判決來主動地推動審計准則的演進。因此，審計職業團體應該積極的完善獨立審計准則，才能做到防患於未然。
（三）提高注冊會計師事務所從事證券業務的執業資格要求
當前，我國注冊會計師事務所普遍以有限責任形式從業。他們往往以 30 萬元人民幣為限承擔經濟責任，從事著百萬元、千萬元乃至上億元資產的獨立審計業務。這顯然是一種權力與責任不匹配的表現，使得法律責任約束成為一種不可置信的空頭威脅。必須提高有證券執業資格的注冊會計師事務所的設立門檻，以確保其有經濟實力承擔民事法律責任。
具體的改進方法有兩種：第一，提高設立有限責任性質的會計師事務所的注冊資本標准，特別是具有資格執行上市公司獨立審計業務的事務所。以注冊資本形式，保證可抵押性資產在事務所總資產中的比重，提高事務所承擔經濟責任的能力。第二，創造適當的條件，積極推行事務所的合夥制改革。合夥制下的會計師事務所是由注冊會計師合夥設立的，合夥人對事務所的債務承擔無限責任。這樣合夥人出於保護自身財產的動機，會更加勤勉的從事獨立審計活動。因此，合夥制是一種強化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保護資本市場投資者利益的有效途徑。
（四）推行注冊會計師職業責任保險，為事務所提供適當的風險轉移機制
對資本市場投資者來說，注冊會計師承擔的民事賠償責任使審計服務具有了提供保險服務的功能，一旦因虛假財務會計信息遭受投資損失，投資者就有機會從注冊會計師處獲得經濟補償。但是由於法院認定的注冊會計師應負有的注意義務與獨立審計准則的要求並不總是完全一致，注冊會計師對自身無過錯或無過失的證明可能存在舉證困難等問題的阻擾，有時候注冊會計師不得不承擔預期外的風險賠償責任。如何分散轉移事務所面臨的風險？在西方發達國家很普遍的責任保險卻能夠實現風險的分散和轉移。責任保險是指以被保險人對第三方依法應付的賠償責任為保險標的的保險⑤，如果沒有責任保險，事務所可能因為畏懼法律賠償風險而拒絕為高風險客戶提供審計服務或退出高風險審計領域，由此遭受損失的將不僅僅是注冊會計師，從長遠來看公司股東和投資者的利益也將為此受損。但我國目前會計師事務所投保注冊會計師職業責任保險的比例低於 30％。例如在北京的 236 家會計師事務所中，僅有 70 家左右購買了職業責任保險，還不足 30％⑥。因此，有必要創造條件，推廣注冊會計師責任保險，為注冊會計師事務所提供一個可靠的風險分擔和轉移機制。
三、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過重的負面影響
從社會整體角度看，是否注冊會計師的法律責任越重越好呢？當然不是。因為過重的法律責任會導致審計收費的增高、審計服務量的減少，以及社會成本的提高。而美國的歷史經驗則為我們的理論分析提供了實踐證據。
美國司法界擴張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范圍的第一個目的在於，發揮法律責任的約束功能，促使注冊會計師提高注意程度，減少虛假信息的出現。厄爾馬斯規則認為，審計報告主要是為其客戶的利益而准備的，投資者和債權人只是偶爾、附帶地受益。但是，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和商業環境的變化，資本市場的運作越來越依賴會計信息，到了六七十年代，沒有人再堅持注冊會計師只對其客戶負責，而是要求注冊會計師對股東、債權人、政府機構、潛在投資者和廣大公眾承擔責任，而且注冊會計師職業界也認可了這一責任。
擴張注冊會計師法律責任范圍的第二個目的在於，實現有效的風險損失分擔，因為注冊會計師可以通過購買責任保險、提高收費等方式向社會分攤責任成本。支持厄爾馬斯規則的最有力的理由是，將注冊會計師曝露在對公眾的不確定責任中，會危及注冊會計師職業的生存。《1933年證券法》、《1934年證券交易法》更為嚴格的規定了注冊會計師對第三者的民事責任後，當時美國注冊會計師職業界領袖George O.May就曾提出抗辯：「我不能相信這項法律是公正的，或者長期有效。它精心設計了一個證券購買者從其他非交易關系人那裡獲得投資損失補償的可能，而這種可能也許只是因為在他決定購買股票時，存在著一些當時他並不知道的文件或根本沒有看過的報表，且報表中恰巧存在錯漏。而我們對此將承擔的損失賠償則是無法估計的。」但是在1968年的臘斯克·伐科特斯訴萊維因（Rush Factors Ins v. Levin）案中，法官對厄爾馬斯規則及限制注冊會計師責任的傾向提出了質疑：「為什麼要無辜的信賴方被迫承擔起證明會計師瀆職的沉重的舉證責任？他們可以把責任保險的成本轉移給客戶，由其客戶最終將成本轉移給全體公眾消費者。最後，運用可預見性規則難道不能提高會計界的謹慎和技術水平嗎？」
在這種商業環境背景和思維模式下，基於上述目的擴張注冊會計師對第三方責任的意見很快就得到很多人士的支持。但是，注冊會計師第三方責任范圍擴張後，卻帶來了許多新的社會問題。第一，大量出現的審計訴訟案件和不斷攀升的審計索賠數額，並沒有能夠減少審計過程中出現的過失行為，虛假或有錯誤的財務信息依然在資本市場泛濫，審計失敗時常發生。第二，注冊會計師並不是採取積極措施以提高審計質量來應對訴訟危機，而是採取消極的防禦性策略，以減少甚至撤出高風險服務領域、大幅提高審計收費來應對審計訴訟。第三，在保險市場上，注冊會計師責任保險的保費越來越高，在美國甚至一度出現了「保險危機」⑦，許多會計師事務所竟然無法以可負擔得起的價格購買到責任保險。據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的一份調查報告8顯示，美國「六大」以外的會計事務所面臨的索賠額在 1987 年到 1991 年間增長了2/3，責任保險費自 1985 年到 1991 年增長了300%，而且保險單所規定的免賠額也大幅提高了，1985 年責任保險免賠額平均為 4．2萬美元，而 1991 年的責任保險免賠額平均為 24 萬美元，幾乎是 1985 年的六倍。在如此沉重的保費負擔下，有 40%的事務所被迫選擇在不購買責任保險的情況下執業。第四，在損失賠償方面，也出現了嚴重的搭便車現象和濫訴的局面，法院里向注冊會計師索賠的案件堆積如山，許多法官終日忙碌也無法應付，消耗了大量的司法資源，並嚴重影響了法院的工作效率。
正是基於以上原因，自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特別是在90年代，普通法國家的立法和司法機構都出現了態度的轉變，注冊會計師對第三方的法律責任范圍呈收縮的勢態。也說明只有適當的法律責任約束才能夠提高社會的整體效用，讓注冊會計師承擔過輕的法律責任或過重的法律責任都是不恰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