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末2法院

『壹』 美國隊長2雪梨最後法庭說的話

雪梨是誰? 請問是說的是娜塔莎么？是的話，對話如下：

議員：為什麼羅傑斯隊長沒來做陳述？
Why haven't we yet heard from Captain Rogers?

娜塔莎：我不知道他還有什麼要說的,因為在波托馬可河裡漂浮的殘骸已經說明了一切
I don't konw what there is left for him to say.I think the wreck in the middle of the Potomac made his point fairly eloquently.

議員：他可以解釋一下在你們毀掉我們的情報機構之後,這個國家接下來要怎麼維護國家安全？
Well,he could explain how this county is expected to maintain it's national security now that he and you have laid waste to our intelligence apparatus.

娜塔莎：九頭蛇賣給你的不是情報而是謊言
HYDRA was selling you lies,not intelligence.

議員：這其中好像有不少是你們自己告訴我們的
Many of which you seemed to have had a personal hand in telling.

議員2：特工 你要知道委員會中有部分委員認為,考慮到你既為這個國家服務過 也背叛過它,你應該被處以監禁,而不是在國會大廈跟我們頂嘴
Agent,you should konw that there are some on this commitee who feel,given your service record,both for this country and against it,that you belong in a penitentiary,Not mouthing off on Capitol Hill.

娜塔莎：你們不會把我關進監獄, 不會把我們中任何一個人關進去 知道為什麼嗎？
You're not going to put me in a prison.You're not going to put any of us in a prison.You know why?

議員2：請你提示一下吧
Do enlighten us.

娜塔莎：因為你們需要我們
Because you need us.

娜塔莎：是的，這個世界是個脆弱的地方。沒錯 這其中是有我們的責任，但我們也是最有能力去保護她的人
Yes, the world is a vulnerable place,and yes,we help make it that way.But we're also the ones best qualified to defend it.

娜塔莎：如果你們要逮捕就逮捕我吧
So,if you want to arrest me, arrest me.

娜塔莎：你們知道我在哪兒
You'll konw where to find me.

還有疑問？

『貳』 美國最高法院，為何有2個「孔子」雕像

因為現在在中國真的在世界的地位已經越來越高的，與此同時，中國有特別多的文化還有歷史人物都已經收到了國際上的認同，所以說孔子的雕像出現在美國最高法院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當然這並不僅僅只是一種認可，要知道在曾經的封建時期，落後的中國有非常多的文化都是不被西方國家接受呢，所以說能有今天這個情況出現，我相信也算是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已經有了質的變化了。

綜上所述，美國最高法院出現孔子的雕像也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因為孔子現在在國際上面的影響力真的是非常大的。

『叄』 美國最高法院到底是法官投票決定判決還是陪審團決定

美國的陪審團制度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31日12:04 南方周末

作者:曦古

陪審團制度，是指由特定人數的有選舉權的公民參與決定嫌犯是否起訴、是否有罪的制度。美國法律規定，每個成年美國公民都有擔任陪審員的義務。但是不滿21歲、不在本土居住、不通曉英語及聽力有缺陷的人、有前科者，沒有資格充當陪審員。

從表面上來看，似乎只要是案發地法院的管區之內，年滿十八歲以上的美國公民，都可以當陪審員，但實際上並非那麼簡單。

首先是與案子有關的人員，包括與原告或被告有關聯的人不得入選。初選陪審團時，法官為了公正，使建立的陪審團能夠真正代表最普遍意義上的人民，他的選擇會從選舉站的投票名單或者電話號碼本上隨機選擇。曾經轟動一時的辛普森一案，陪審團的初選共選出了三百零四名候選人，這是因為初選之後，還有一次嚴格的篩選，主要是剔除一些由於環境和經歷所造成的有心理傾向的候選人，避免可能造成的不公正判斷。

除了法官的審查，陪審員候選人還要接受辯方律師和檢方的審查，他們對陪審員候選人都有否決權。另外，雙方的律師團都只有否決權，任何一名入選的陪審員都必須同時得到雙方的認可。

最終所需要的只是12名陪審員和12名候補陪審員。自始至終，候補陪審員是和正式的陪審員一起參加法庭的審理活動的。每當一名陪審員因故離開，就有一名候補的頂上。一旦候補的全部頂完，再有人必須退出的話，審判就可能由於陪審團的人數不足而宣告失敗，一切都要重新開始。

一般的案子，陪審員通常是可以回家的。但是，如果案子引起轟動，就必須隔離他們。這樣，他們所得到的全部信息，就是法庭上被允許呈堂的證據，在判斷時不會受到新聞界的推測和不合法證據的影響。自從陪審員宣誓就任之後，他們所能知道的信息遠遠少於一般的公眾。他們被允許知道的東西只限於法官判定可以讓他們聽到和看到的東西。陪審員不可以看報紙，不可以看電視新聞，所以那些庭外發生的事情，比如辯護律師舉行的記者招待會，被害者家屬的聲明等等，他們都一無所知。

陪審員在這一段時間里，上食品店買吃的，都有法警跟著，以保證他們不與外界接觸。在整個案子結束並移交給他們決定之前，陪審員不可以互相交流和討論案情。總之，一切都為了使他們不受到各界的情緒和非證據的影響，以維持公正的判決。可以說，在這一段時間里，陪審員的自由度比該案的嫌疑犯還要小。

對美國的陪審團制度，爭議也很多。它在美國的司法制度中看上去是最薄弱的一個環節。陪審員隨機抽樣，來的人五花八門，人種膚色各異，有業無業不論，知識文化不論。在美國，最強大的就是法律隊伍了，為什麼偏偏要找一幫「外行」來做「法官之上的法官」呢？在美國，所有理解贊同這個制度的人，從來不認為它是一個完美的制度，只是找不到一個比它更好的制度罷了。這正像美國人有時候開玩笑的說法：如果你不把陪審團制度和其它國家的制度相比的話，它真是糟透了。美國的第三任總統傑斐遜就認為，陪審團制度在維護民主所起的作用上，比選舉權還要重要。

固然，陪審團制度是有明顯的弱點，所有的「法治」都會有「人治」的困惑，最初的立法、審理、最終的判定，都有「人」的參與。陪審團制度設計立論認為，如果一切是清清楚楚、一目瞭然的話，一般常人的智力就足以判斷。美國人之所以堅持用陪審團制度，就是因為陪審員是最不受任何人操縱控制的。

陪審員獨立於政府之外，獨立於司法系統之外，獨立於任何政治勢力之外。他們的判斷，就是一般民眾放在法律對陪審團的規定之下都會做出的判斷。他們召之即來揮之即去，法庭為他們保密，使他們沒有心理負擔。他們只要自己不想出頭露面，可以永遠不被周圍的人知道自己的角色。當然，這有一個基本條件，就是這個社會是自由的，普通民眾是不受任何控制的。

『肆』 為什麼美國最高法院有兩處孔子雕像

因為孔子作為儒家思想的代表，在東亞地區有著極大的影響力，同時孔子的思想也啟發了許多西方哲學家例如萊布尼茨，伏爾泰等。

『伍』 美國法庭庭審程序是怎麼安排的

(一)庭前審查：英國和美國的庭前審查實行起訴書一本主義，即控訴機關起訴時只能向法官提交起訴書，不得移送任何證據及案件材料，也不得在起訴書中使用或添附任何可能使法官產生預斷和偏見的材料，法官對案件進行程序性審查。法國和德國則實行卷宗移送主義，即檢察機關公訴的案件，不僅向法院提交起訴書而且需要移送案卷材料和一切證據，法官對案件進行實質性審查。即對事實是否清楚，證據是否充分進行實質性審查。
(二)庭審原則：
從立法上看，我國與西方各國均規定了公開原則，即除涉及國家秘密和個人隱私的案件外，都必須公開開庭審理，並允許新聞媒界予以報道。此外，英、美、法、德各國均規定了直接，言詞原則。直接原則又稱在場原則，是指案件的審理，除法官主持，檢察官、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參與外，被害人、證人、鑒定人應當在場，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審理時不在場就不得進行法庭審理。言詞原則是指法庭審理原則上採取言詞陳述的方式進行，而不能僅僅宣讀書面的證人證言和鑒定結論。我國《刑事訴訟法》中未規定這一原則。另外法國和德國還規定了法庭審判程序應該一次連續性進行完畢的不間斷原則和法庭必須依職權主動調查所有有助於案情的證據的職權調查原則。
(三)庭審開始：
英國和美國一般由經抽簽和要求迴避程序後組成的陪審團與法官組成法庭，法國和德國由首席法官和陪審員組成法庭。我國則由法官和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主持審判或實行法官獨任(簡易程序)。法官宣布開庭後，一般向被告人宣讀起訴書，然後由被告針對起訴書作出答辯。在英國，被告人可選擇作有罪答辯，這種情況下則不再召集陪審團，不經聽證和辯論直接進行裁決，也可作出無罪答辯繼續進行審判；保持沉默，不作答辯或不直接答復問題的，則由陪審團對此予以確定，另外被告人還可以提出其它答辯方式，如對管轄權提出異議的答辯，特赦答辯，「一事不再理」的答辯及不適於答辯和受審(指精神病患者)等答辯方式。在美國，刑事審判程序分為陪審團審裁、法官審判、辯訴交易三種形式。陪審團審裁程序即在法官主持和指導下，陪審團獨立參與法庭審理並作出裁斷。法官在裁斷的基礎上就定罪、量刑獨立進行判決。法官審判程序即由法官負責審判的全過程，陪審團不參與審裁。在這兩種程序下被告人均可選擇作有罪答辯或無罪答辯，作無罪答辯的，庭審繼續進行。
辯訴交易指檢察官為使被告人認罪，以減少控訴罪行，減輕控訴罪名或刑罰為條件，與被告方(一般通過律師)在法庭外進行談判並達成協議，如果法庭接受此項協議，就依據雙方商定的罪名和刑罰判決，該起刑事案件遂可不經過正當法律程序而告終結。這是美國獨有的一種刑事審判程序。在法國，刑事審判有重罪審判程序、輕罪審判程序和違警罪審判程序。凡判處5年以上監禁的犯罪屬重罪，重罪案件由專職法官和陪審團組成的重罪法庭依據上訴法院審查庭的起訴裁定書進行審理。凡依法判處2個月以上5年以下監禁或200法郎以上罰金的犯罪屬輕罪，由犯罪地，被告人住所地式或逮捕地的輕罪法庭管轄，不實行陪審制。判處2個月以下監禁或200法郎以下罰金的犯罪為違警罪，由違警法院受理，也不實行陪審制。在我國，對依法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罰金的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建議或同意適用簡易程序的、告訴才處理的案件、被害人起訴的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可適用簡易程序，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其餘案件則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依法組成合議庭適用普通程序審理。
(四)法庭調查：
英國、美國的法庭調查是在法庭主持下控辯雙方的交叉詢問，因實行直接，言詞的審判原則，證人證言是證據中應用最為普通的一種，絕大多數證人是由當事人提名和提問的，證人一般通過本方與對方當事人的詢問以證明或反證案件事實，詢問證人的程序為：首先詢問起訴方證人，其次詢問被告方證人，各方證人先由本方當事人主詢問，後由對方當事人反詢問，這種交叉詢問一般可以進行兩輪。法國、德國的法庭調查則是由庭長或首席法官依職權訊問被告人，詢問證人和鑒定人，出示物證，宣讀書證等。我國新《刑事訴訟法》規定法庭調查由審判長主持，公訴人宣讀起訴書後，被告人、被害人陳述和訊問被告人，出示、核實各證據，包括詢問證人，鑒定人出示物證、宣讀和核實證言筆錄，鑒定結論、勘驗筆錄和其它可作為證據的文書，引入交叉詢問規則，控、辯雙方可就各項證據質證、辯論。
(五)法庭辯論：
各國均規定控辯雙方可對案件的證據和事實、法律適用等問題提出觀點，發表意見，進行論證和相互辯駁，一般由起訴方首先發言，辯護方反駁，如此反復辯論幾輪。不同的是英國和美國由起訴方作最後陳述，而法國、德國和我國則是被告方享有最後陳述的權利。
(六)評議、判決：
在英國和美國，法庭辯論結束後，有陪審團參與審理的案件一般由法官就適用於所控之罪的法律，各種爭議問題的舉證責任在哪一方，不同問題所要求的證據的可信程度，不可採用的證據，本案涉及的法律等問題作出總結提示後，陪審團退庭進行評決，投票表決並作出有罪或無罪裁斷，再由法官作出如何定罪、量刑的具體判決。表決必須符合法定票數，否則無效。法國和德國由法官和陪審團共同退庭評議，對不同的評議內容規定了不同的通過方法，一般按照罪過問題(是否構成有罪)、刑罰問題(加重，減輕情節等事實)、費用問題的判決進行表決，表決實行分開投票、連續進行的方法，根據表決結果作出判決。我國則由審判長和審判員(包括人民陪審員)退庭合議，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出判決，重大、疑難案件可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

『陸』 美國最高法院有幾大法官

美國最高法院有9大法官。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是美國最高審判機構，由總統徵得參議院同意後任命的9名終身法官組成，其判例對全國有拘束力，享有特殊的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權，即有權通過具體案例宣布聯邦或各州的法律是否違憲。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從一個開始不受人重視的小角色躍升為如今一言九鼎的大人物可以說主要得益於以下因素：
1、美國三權分立的憲政框架
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三條對國家的司法權進行了規定。雖然起初三權之中司法權處於較弱的地位，但開國先賢們始終堅持權力之間的制約和平衡，力圖通過三權之間的相互牽制使得各個部門安守本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這種特殊的分權體制內逐漸地樹立了自己的權威。
2、判例傳統
美國承繼了英國普通法的判例法思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大量判例的積淀，不斷刷新原有的憲政原則，在憲政結構各個層面不斷進行價值判斷和選擇，使得美國憲法獲得了長久不衰的生命力，適應了新的社會現實發展的需要。每個判例都折射出美國特定歷史時期的重大主題、基本社會現實和主導的法律理論和法律思想。因此，美國憲法的發展史主要就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史，聯邦最高法院是憲法的現行發言人，在程序所規定的界限和對憲法基本理念加以尊重的基礎上，聯邦最高法院成為進行冷靜再思考的場所。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聯邦最高法院一直在塑造著美國。
3、富有開拓精神的大法官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建立之初，三權之間的界線是模糊的，如憲法的解釋權和司法審查權的歸屬並無定論，聯邦最高法院傑出的大法官們在案件審理中巧妙地將這些權力收入囊中，為聯邦最高法院日後取得舉足輕重的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之後，在廢除種族隔離和保護人權上，以沃倫為首的大法官們也走出了勇敢的一步，表現出了非凡的膽識和胸懷。
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正式頭銜都是用Justice（公正），而非通常用的Judge（法官），可見其地位之崇高，美國人把他們看作是憲法所賦予的廣泛個人自由的監護者和解決全國性重大爭論的仲裁人，大法官都是經過千錘百煉的法律貴族和政治精英，他們總是站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審時度勢，用手中的法之金劍，指引美國憲法的行進方向，美國憲法中即使是最微小的進步與變革都深深地滲透著大法官們的縝密智慧與穿透現實、洞察未來的力量。
4、妥協的精神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立法權與行政權之間，以及國家與民眾之間，適應不同的社會背景，為各個時期社會重大問題的交鋒提供了公開的場合，以公開的方式將社會問題肢解、剖析；以判決的形式對各種利益做出價值判斷，並對利益之間的沖突做出權衡，弱化了社會矛盾，促進了社會的整體進步。

『柒』 美國違憲審查

要說違憲審查，首先就應該提到著名的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概述
詳細：
經過六年的反對英國的獨立戰爭，美國終於在1783年贏得了獨立。但美利堅共和國的正式建立卻是在1787年美國聯邦憲法被各州批准以後。1789年4月，聯邦政府成立，獨立戰爭領導人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被推選為第一任美國總統。 建國後不久美國國內就因利益不同和政見分歧，出現了聯邦黨(federalists)與反聯邦黨(antifederalist)的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 republicans)兩大陣營。大體而言，聯邦黨人主張加強聯邦政府的權力，反對法國大革命，而民主共和黨人則主張維護各州的自主地位，對外同情法國大革命。美國憲法雖然將聯邦許可權明文列舉於憲法，並將未列舉的剩餘權力則歸屬於各州，但是由於美國憲法相當簡練，解釋的彈性很大，因此誰擁有對憲法的解釋權，誰就可以在政治斗爭中處於有利的地位。
18世紀末19世紀初，美國的政黨和選舉政治還不成熟，總統和副總統混在一起選舉，得選舉人票最多的為總統，其次為副總統。於是，聯邦黨人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繼喬治•華盛頓之後成為美國第二任總統，而民主共和黨人托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則成為他的副總統。在其第一屆任期即將期滿的1800年7月，亞當斯任命他的聯邦黨人朋友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 為國務卿，協助他競選連任。
在1800年美國的總統選舉中，亞當斯只得了65張選舉人票，而民主共和黨的候選人傑弗遜和艾倫•伯爾(Aron Burr)，卻各得了73張選舉人票。根據當時的規定，由各州在眾議院以州為單位（一票），投票選擇傑弗遜和伯爾兩人中的一位為總統另一位為副總統。由於聯邦黨人寧可把票投給腐敗無能的政客伯爾，也不願選擇在他們看來支持法國大革命的"危險的激進派"。於是，傑弗遜只得了18個州中8票，未能超過半數。在一個星期內，眾議院一共進行了35次無記名投票，結果都是如此。這時，聯邦黨人的領導人、傑弗遜的政敵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 督促他所能影響的聯邦黨人，讓他們控制的幾各州投了空白票，從而使傑弗遜以微弱多數當選。 因為在漢密爾頓看來，傑弗遜至少是正人君子，而伯爾則是沒有原則性的投機政客。這時已是1801年2月17日，離總統總統就職只剩下了兩周。
在同時舉行的國會選舉中，聯邦黨也遭受重大的失敗。這樣，他們不但失去了總統的寶座，同時也失去了國會的控制權，於是，聯邦黨人就把希望寄託於聯邦司法部門，藉以維持他們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影響。乘著新總統上台和新國會召開之前，國會中的聯邦黨人在1801年2月13日通過了《1801年司法條例》(The Judiciary Act), 增設了5個聯邦地區法院和3個聯邦巡迴法院，由此增加16個聯邦法官的職位。1801年2月27月，國會又通過一項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rganic Act)，授權總統可以任命特區內共42名任期5年的治安法官(Justices of Peace)。這樣一來，亞當斯就可以在新總統上台之前，任命他的聯邦黨人來可擔任這58新增的法官職位。為此，亞當斯忙乎了半個月，直到卸任前一天（1801年3月3日）午夜才結束所有58個法官的任命程序，與此同時，國務卿馬歇爾則在所有"星夜法官"的委任狀(commission)上蓋上國璽。人們因此把這批法官稱為"星夜法官"(midnight judges)。
在此之前的1801年1月20日，亞當斯總統還作出了驚人的舉動，任命國務卿馬歇爾擔任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1月27日，經參議院同意後，馬歇爾於2月4日正式到職赴任。但是，馬歇爾此時並末辭去國務卿的職務，只是不支領國務卿的俸祿，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801年3月3日亞當斯總統任期屆滿為止。因為當時正是新舊總統交接的之際，馬歇爾一面要向新國務卿交接，一面又要以首席大法官的身份主持新總統的宣誓就職儀式，忙得暈頭轉向，竟然來不及把由他親自蓋章的17份委任狀送到所委任的"星夜法官"之手。
新總統傑弗遜對聯邦黨人的這些陰謀詭計深惡痛絕。他在1801年3月4日上任後，得知有17份治安法官的委任狀仍滯留在國務院，便立即指他示他的國務卿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son)扣發這些委任狀，並示意麥迪遜將這些委任狀 "如同辦公室的廢紙、垃圾一樣處理掉" 。接著，民主共和黨人控制的新國會通過新的立法，在1802年3月8日廢除了《司法條例》，進而也就砸了21個聯邦法院"星夜法官"的飯碗。不過，新國會沒有撤銷有關治安法官的《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為了防止被免職的"星夜法官"向最高法院控告新國會的作法，新國會還進一步以重新安排最高法院開庭日期的辦法，暫時關閉了最高法院，改一年兩次開庭為一次開庭，從而使最高法院在1801年12月~1803年2月關閉了長達14個月之久。當最高法院再次開庭時，已經是 1803年2月了。
但這一作法仍不能阻止聯邦黨人利用最高法院對民主共和黨人進行反擊。最高法院剛開庭，未拿到委任狀的治安法官威廉•馬伯里(William Marbury)與另外三個同樣情形的"星夜法官"便跑到最高法院起訴麥迪遜，要最高法院下狀紙（ writ of mandamus）命令麥迪遜交出委任狀，以便走馬上任。他們起訴的根據是《1789年司法條例》(Judiciary Act of 1789)第13條的規定："聯邦最高法院在法律原則和習慣所容許的范圍內，有權向聯邦政府現職官員下達命令，命其履行其法定義務" 。這正是馬歇爾求之不得的機會，他立即受理了此案。這就是著名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
不過，如何處理這個案子，對馬歇爾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如果他支持馬伯里，下令麥迪遜發出委任狀，麥迪遜極可能拒絕執行，而法院並沒有任何手段來執行這一判決。如果他不支持馬伯里，這無疑是向世人表明聯邦黨人已向民主共和黨人屈服。在冥思苦想之後，馬歇爾和他的最高法院的夥伴終於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經過一番精心准備，1803年2月24日，馬歇爾宣布了最高法院的判決，馬歇爾後來把它稱為"其法官生涯中最明智的決定"。在代表最高法院宣讀判詞 時，馬歇爾首先提出了三個問題：
第一， 申訴人馬伯里是否有權得到他所要求的委任狀？
第二， 第二，如果他有這個權利而且這一權利受到侵犯時，政府是否應該為他提供補救的辦法？
第三， 第三，如果政府應該為申訴人提供補救的辦法，是否是該由最高法院來下達強制執行令，要麥迪遜將委任狀派發給馬伯里？
馬歇爾明確表示，對第一個問題："本院認為，委任狀一經總統簽署，任命即為作出；一經國務卿加蓋合眾國國璽，委任狀即為完成"。
既然馬伯里先生的委任狀已由總統簽署，並且由國務卿加蓋了國璽，那麼，他就已經被任命了；因為創設該職位的法律賦予該官員任職5年，不受行政機關干預的權利，所以，這項任命是不可撤銷的，而且賦予該官員各項法律上的權利，這些權利受他的國家的法律的保護。"
因此，拒發他的委任狀，在本法院看來，不是法律所授權的行為，而是侵犯了所賦予的法律權利。"
對第二個問題，馬歇爾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他論證說： "每個人受到侵害時，都有權要求法律的保護。政府的一個首要責任就是提供這種保護。合眾國政府被宣稱為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如果它的法律對於侵犯所賦予的法律權利不提供補救，它當然就不值得這個高尚的稱號。" 他甚至上綱上線地說："如果要去除我們國家法律制度的這個恥辱，就必須從本案的特殊性上做起。" "因此，我們有責任查明：在我們的社會是否有人免於法律調查，或者受傷害一方被拒絕給予法律補救。"也就是說，國務卿麥迪遜不得剝奪馬伯里既得的權利，法院有責任幫助馬伯里從麥迪遜那裡獲得委任狀。
話到這里，人們自然會認為馬歇爾會立即對麥迪遜下達執行令，以便讓聯邦黨人皆大歡喜。但出人意料的是，馬歇爾沒有這樣作，而且，他對第三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他看來，雖然聯邦法院有權對行政官員發出執行令，但在馬伯里這一案件中，這並不是聯邦最高法院的責任，因此它無權命令麥迪遜發出委任狀，也就是說，馬伯里告錯了地方。他的論證是這樣的：最高法院是否有權發出執行令取決於它所管轄的范圍。根據美國聯邦憲法第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只有涉及大使、公使、領事等外國使節或州政府為一方當事人的案子時，最高法院才有初審權(original jurisdiction)。而馬伯里即非外國使節也不是州政府的代表，因此最高法院對他的案子並無初審管轄權。同時，在聯邦憲法規定的最高法院的固有許可權方面，也沒有把向行政官員下達執行令包括在內。顯然，馬伯里起訴麥迪遜所依據的《1789年司法條例》第13條與憲法存在沖突。據此，馬歇爾把問題一下子跳到了國會法律的合法性上。在他看來，真正的問題是最高法院究竟是應遵從《司法條例》第13條，還是遵從《聯邦相符》來作出裁定？
這一部分的闡述遂成了這個判決的根本和主體，也成為美國憲政史的華彩篇章。馬歇爾指出，國會通過的《司法條例》在規定最高法院有權向政府官員發出狀紙時，它實際上把聯邦憲法所規定的原始司法權擴大了。如果最高法院執行了《1789年司法條例》，就等於最高法院承認國會可以擴大憲法明確授予它的權力。但事實卻是，國會沒有這個權力。因為憲法是人民制定的，制憲是人民"原始權利"的偉大運用，但這種權利的運用"不能也不應經常地反復" ，所以，憲法一旦制定，其基本原則也就確立起來，這些原則所產生的權威在制憲時就被認為擁有"超越一切的"（supreme）和"恆久的"(permanent)"的性質 。
在給出這個前提後，馬歇爾便提出，顯而易見的問題 "是憲法控制任何與其不符的立法還是立法機構可以通過一項普通法來改變憲法。在這兩個選擇之間沒有中間道路。憲法或者是一項至高無上(superior paramount)的、不能用普通方式改變的法律，或者是與普通立法一樣，當立法機關願意改變它他時就可以被改變。如果是前者，那麼一項與憲法相抵觸的立法便不是法律；如果是後者，那麼成文憲法不過是人們的些荒唐的企圖，用來限制一種本質上不可限制的權力〖指立法權〗" 。
話說到這里，憲法的神聖性已呼之欲出。接著，馬歇爾趁熱打鐵，拋出了他最後的撒手鐧，明確提出如果法律和法律之間，以及立法機關的立法與憲法沖突時，最高法院必須就其中一個的合法性作出裁決，因為"判定什麼是法律斷然屬於司法部門的許可權和職責" 。因此，當憲法和一項普通法同時適用於某個案件，而且兩者存在沖突，只能實行其中一個時，最高法院的決定當然已憲法為准。如果法官不承擔起維護憲法的責任，就有違他盡職盡責的誓詞，這"無異於犯罪"。出於這一責任，他宣布，"與憲法相抵觸的法律無效" ，也就是《司法條例》第13條違憲無效。
雖然馬伯里的官運沒能實現，但聯邦黨人與民主共和黨人在司法領域中的較量可謂大獲全勝。本來，在傑弗遜等民主共和黨人已經明確表示即便最高法院下了執行令，他們也不會執行。並且打算以此為由，來彈劾馬歇爾和他的四位聯邦黨人最高法院法官（當時的最高法院由五位法官組成，清一色聯邦黨人）。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馬歇爾來了一個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在為馬伯里正名爭氣的同時，卻避開了民主共和黨人所設的陷井，直接指向法律和憲法孰重孰輕這一根本問題，最終確立了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權。
雖然1787年的美國憲法和1789年的《司法條例》並沒有對司法審查權有明確的闡述，更沒有提到最高法院可以宣布國會、州議會或行政當局的行為違憲無效。但馬歇爾的判決也非無源之水，空穴來風，而是有一定的根據。在著名的《聯邦黨人文集》第78篇中，美國的憲法之父之一漢密爾頓強調："解釋法律乃是法院的正當和專有的職責。而憲法事實上是，也應被法官看作是根本大法。所有對憲法以及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釋權應屬於法院。如果兩者間出現了不可調和的分歧，自以效力及作用較大之法為准。憲法與法律相較，以憲法為准"。在漢密爾頓看來，立法機關必須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約束，"這類限制須通過法院來執行，因而法院必須有宣布違反憲法明文規定的立法為無效之權" 。（《文集》，392－93）
在馬歇爾的判決中，不難看出漢密爾頓的理論影子。不過，他雖然堅持最高法院擁有司法審查權，但並沒有明說在聯邦政府的三個部門中最高法院擁有最終和唯一的的憲法解釋權，也沒有強調最高法院的審查權比國會和總統可能擁有的權力更高。這可能是馬歇爾的高明之處。他深知，國會的任何法律最終都會涉及到公民的權利，而只要是權利問題，就有極大可能會演變成為需要由法院來裁決的司法問題，這樣一來，最高法院自然就擁有了事實上的最後憲法解釋權。在當時，馬歇爾的司法審查理論還看不出其深遠的影響，因為直到1857年斯科特案時，最高法院才第二次宣布另一項國會法律違憲。但是，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這是美國憲政歷程上最有影響的一頁，它為美國聯邦司法部門配備了強大的永久性法律工具，建立起一道防止各級政府（立法和行政）侵害公民權利的法律屏障。這大概是馬伯里、麥迪遜，甚至是馬歇爾本人都始料未及的。
盡管如此，馬歇爾的判決本身完全是出於黨派斗爭的需要。大多數學者甚至認為，馬歇爾的判決實際上有個自相矛盾的地方。因為馬歇爾的判決的根據之一是最高法院對此案沒有最初的管轄權，無權受理。這意味著它根本就不應該作出判決，而是把案子打到有管轄權的聯邦地方法院。但他並沒有這樣作，而是一方面根據《司法條例》接受此案，另一方面又以它與憲法相沖突為由宣布它違憲。不過，馬歇爾似乎可以辯解說，他接受此案時，並不知道它無權受理，無權受理只是在受理過程中獲得的新認識的一個結果。
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黨派斗爭需要的這一判決，終於成為美國憲政歷史的一個里程碑，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的嘲諷。不過，人類歷史有太多這樣的例子，自私的動機成就了偉大的事業。
全球三種違憲審查模式比較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羅鋒報道 違憲審查是國家權力過程中的一種基本糾錯機制。如同其它任何一種糾錯機制一樣，是憲法正常運行的必要保障。因此，違憲審查並不神秘。從各國違憲審查制度的發展與運行中不難發現，目前世界各國違憲審查制度主要有三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是以司法機關即法院行使憲法監督權的模式，典型代表是美國。任何普通法院都可以通過受理公民的訴訟來行使違憲審查權。在這種模式下，由於司法是三權分立中的獨立一部分，因此具有獨立審查立法的權力。而這種模式中的許多案例，是與判例法制度相適應的。啟動違憲審查程序的主動權始終掌握在公民手中。他們可以通過個案向任何普通法院提起訴訟，擱置違憲的立法；也可以在議會走廊說服議員修改憲法，推翻違憲的判決結果。最近的幾個案例包括2004年1月26日，美國聯邦地區法官奧黛麗•科林斯判處布希總統的「愛國者法案」有部分內容違反美國憲法的第一和第五修正案。
據介紹，美國最早的違憲審查發生在1796年「希爾頓控訴合眾國」一案中，當時的美國法官佩特森和威爾遜，就行使了判決國會一項法案違憲的權利。到了美國第四任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1801～1835任職)任期內的1803年，最高法院第一次明確宣布它有權對國會通過的法律進行司法審查,並第一次判決一條聯邦法律違憲。從此這種基於普通法院的違憲審查機制就確立下來了。但是這種模式的問題在於司法活動本身也難保證是絕對客觀中立的過程，法官的主觀性往往干擾了他准確體現立憲意圖。
第二種模式是立法機關行使違憲審查權，如英國。違憲審查在英國的歷史比美國還要長，盡管英國是世界上三個沒有成文憲法的國家之一，但是早在君主立憲制度確立之初，《權利請願書》與《權利法案》就明確表示，法律由普通法院與衡平法院獨立適用。英國的憲法性法律《王位繼承法》明確規定，英國法律是英國人民與生俱來的權利，君主及其大臣必須批准與確認。
英國實行「議會至上」的憲政體制，內閣和法院由議會產生並對其負責，議會可以制定、修改和廢止任何法律，包括各種憲法性文件；任何一部法律如果違憲，議會有權修正或廢止。這種監督模式的最大優點在於它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從而保證了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得以更有效地貫徹和執行。但是問題在於立法機關自己審查自己，有的時候就失去了審查的意義。
三是由專門的機關行使違憲審查權，如法國的憲法委員會和德國、俄羅斯、義大利、韓國等國的憲法法院。法國憲法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就是「各組織法在公布前，議會兩院的規章在施行前，都必須提交憲法委員會，憲法委員會應就其是否符合憲法作出裁決」。著名的案例是2002年12月，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二廳以多數反對的結果，否決了德國將於2003年1月生效的《新移民法》，聯邦法院多數法官的意見是，今年3月22日聯邦參議院通過新移民法的程序違法了德國憲法第78條的規定，原因是勃蘭登堡州未能一致投票卻算作了贊同票。這種模式的問題在於專門機關不可避免受到政策影響，政治傾向性強，很難保證客觀公正的監督。
在不同的國家裡，違憲審查的部門不同，但是共同的是違憲審查機構的專業化與獨立性：專門審理政府或立法機關侵犯公民權利的案件，獨立於普通法院、獨立於行政機關，並且都關注過程合法性。從違憲審查的手段上說，現代國家通過兩種方式對法律及法律性文件的合憲性進行審查。一是事先審查，即在法律、法律性文件頒布生效之前所進行的合憲性審查，一旦被確認違憲，該項法律、法律性文件便不得頒布實施；二是事後審查，即頒布實施之後進行的合憲性審查。
而憲法審查之後的執行，更是世界各國法律保障的基礎。著名案例在1957年，當時美國最高法院宣布，「不同種族不同公立學校」(即黑白人必須分校的做法)違反憲法第14條修正案。當時許多人反對高法判決，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兩位領袖。一位是艾森豪威爾總統，一位是阿肯色州州長。但是，當阿肯色州長試圖抵制高法判決時，艾森豪威爾將軍卻命令軍隊進入阿肯色州，強制執行高法判決，保護黑白人同校。

『捌』 （美國最高法院）厄爾.沃倫和沃倫法院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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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倫生於加利福尼亞州的洛杉磯，父親是挪威移民，母親是瑞典移民。他在伯克利加州大學獲得了本科學位（1912年）和法學學位（1914年）。從法學院畢業之後，沃倫在私人律師事務所工作了5年。

1942年，沃倫以共和黨的身份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並在1946年和1950年連任兩屆。在擔任州長時，他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扣留在美日本人和日裔，在經濟方面工作出色，為二戰後直到1960年代中期的近20年繁榮打下了基礎，並為加州建設了聲望卓著的公立大學系統，為兩代加州人提供了質高價廉的高等教育。沃倫在1948年曾作為副總統候選人和托馬斯·杜威搭檔參加美國總統大選，但以微弱之差敗給了杜魯門。

1953年，艾森豪威爾總統提名沃倫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令很多人意外的是，沃倫比預料的更加傾向於自由派，以至於艾森豪威爾總統認為提名沃倫乃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愚蠢的錯誤」。在沃倫擔任首席大法官期間，美國最高法院做出了一系列裡程碑式的判決，包括1954年的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裁定公立學校種族隔離違憲）、1962年到1964年期間的「一人一票」各案（極大改變了很多州農村地區的投票權重）、Hernandez 訴德克薩斯州案（裁定墨西哥裔美國人有權參加陪審團）、1966年的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要求警方羈押當事人必須告知其擁有某些權利，包括請律師的權利，常被稱為米蘭達警告。

肯尼迪遇刺案發生後，沃倫擔任調查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又被稱為沃倫委員會。在調查之後，該委員會得出結論說（沃倫報告），行刺純屬個人所為。

1969年，沃倫從最高法院退休。

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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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伯特·奧爾森 加利福尼亞州州長
1943年-1953年 繼任：
古德溫·奈特
前任：
弗雷德·M·文森 美國首席大法官
1953年-1969年 繼任：
沃倫·E·伯格

美國憲法以及修正案(中文簡體...此公上任之初便在最高法院院務會議上表示,沃倫法院做出的一些司法判決應予推翻,其中首當其沖的就是1966年的米蘭達案

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Miranda v. Arizona，384 U.S. 467(1966)） 1963年3月初的一天，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一名白人姑娘被一個帶有西班牙語系口音的年輕人綁架並強奸。通過一段時間的調查，警察發現了一名嫌疑人，此人名叫厄尼斯多?米蘭達。 米蘭達出生於一個墨西哥移民家庭，父親是一個油漆工。他自幼就不喜歡上學，屬於「經常在街頭混的男孩」，而且多次被送進少年管教機構。九年級的時候，他終於輟學，後來當過兵，干過雜活。他的工作記錄也不太好，他曾經因為在工作時間擅離職守而被解僱。另外，他還曾因為盜竊汽車而被判刑，在聯邦監獄關了一年。本案發生的時候，米蘭達23歲。

1963年3月13日，警察逮捕米蘭達後將其帶到警察局，受害人指認了米蘭達。然後，警察將米蘭達帶到審訊室，由兩名警察進行訊問。警察沒有告知米蘭達依法享有的權利。在兩個多小時的審訊時間內，兩名警察使用一切「合法」的手段迫使米蘭達供認自己的罪行，包括「一人唱紅臉一人唱白臉」的審訊策略，並最終獲得了有米蘭達簽名的書面供詞。在那份供詞的上方有一段事先統一列印好的文字：「本口供是我自願作出的，沒有威脅也沒有豁免的承諾，我完全知曉我的法律權利，明白我所做的任何陳述都可能用來反對我。」陪審團採納了該口供並做出了有罪判決。米蘭達對判決不服，在政府為其指定的律師的幫助下一直上訴到最高法院。1966年初，最高法院決定受理該案，並於6月13日以5：4的表決結果作出推翻原判的裁決，裁決中說道：「（a）……(d)在沒有其他有效措施下，以下保障憲法第五修正案的程序必須遵守：在進行任何訊問之前，必須清楚的告知被羈押人：1、你有權保持沉默，你所講的一切都可在法庭上用作對你不利的證據；2、你有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訊問時有權要求律師在場；3、如果你沒有錢委託律師，我們將為你指定一名律師。 (e)在訊問之前或在訊問過程中，犯罪嫌疑人表示想要保持沉默，訊問必須停止；如果他表示想要見律師，訊問必須停止，直到律師到來。(f)在律師不在場的情況下進行的訊問並且取得了供述，那麼要由政府來證明被告明知且理智地、明智地放棄了律師權。(g) 在被羈押訊問期間，犯罪嫌疑人回答了一些問題，但沒放棄他的特權，他還可以在後來的訊問中主張保持沉默。(h)給予警告並且放棄權利，是被告人作出的有罪供述或無罪辯解具有可采性的先決條件。……」。聞名世界的米蘭達規則就這樣誕生了。

該判決是由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起草的，米蘭達判例也是沃倫大法官做出的最受爭議的判決之一。也有很多人把米蘭達規則的產生歸咎於這位具有司法改革風格的人物身上。但是，其實米蘭達規則的產生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在18世紀中葉，普通法特別關注被告人自主決定是否作出供述的權利，布萊克斯通告誡道，依照叛國罪律條，『匆忙作出，缺少保障的供述……不應當採納為證據。』」 「然而，到1836年，政策又傾向於採納供述。」 那時採取的做法是，不論是在什麼情況下，只要被控告人做了對自己不利的供述，「一旦有效證實，無需任何補強便可足以判處其有罪」。 到20世紀早期，可能由於犯罪率的攀升及文化混亂，司法部門更傾向於打擊犯罪。當時刑訊逼供現象嚴重，而法院則放之任之。1936年布朗訴密西西比州

（Brown v. Mississippi,297 U.S. 278,56 S.Ct. 461,80 L.Ed. 682）一案中，犯罪嫌疑人被採取吊打的方式取得的證言被密西西比州法院作為定罪的依據。到20世紀40年代，警察強制訊問的情況又發生了一些變化。警察在訊問中，逐漸從折磨、威脅轉向用更潛在壓力的方式給犯罪嫌疑人施加壓力，使犯罪嫌疑人在強迫氛圍中作出不利於自己的供述。因此，聯邦最高法院表現出要制定一項對供述任意性更明確的檢驗標准。除此之外，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種族問題十分嚴重，並且「最高法院肯定知道大部分關於供述案件的上訴涉及的是黑人被告」 ，「似乎聯邦最高法院將限制訊問作為其種族平等工作議程的一部分」 。「將潛在強迫拿來做更加有洞察力的檢驗標准，應當會對貧窮的、教育程度不高的被告人更有利，因此有助於減輕影響到刑事司法制度的社會及經濟不平等」。 20世紀50年代及60年代早期，聯邦最高法院做出了一系列有利於被告人的裁定，因此使很多法官對那些受到不公正訊問的被告抱有更多的同情態度。同時，「美國刑事司法體系總是製造出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有問題的結果。」 因此，最高法院認為他們應該制定一些規則來規范刑事司法活動。1964年在艾斯考波多訴伊利諾斯州(Escobedo v. Illinois 378 US 478 (1964))案件的裁決中，聯邦最高法院第一次明確說明了絕對的保持沉默的權利，並且強調是否給予並且是正確的給予了告知，強調被告是否已經放棄了沉默權。

但是，實踐表明，該判例「其裁定意見模稜兩可，混亂又受限制的裁定」， 也就是該判例並沒有發生太大的作用。因此，「如果聯邦最高法院想真正對典型的被告人提供保護，它需要更弦易張，做出更大的動作。當然，這劑良方就是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判例」。 因此，1966年誕生的米蘭達規則，不能說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及當時社會現實的結果。

『玖』 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的數量是幾位

根據聯邦法規，法院通常由一位首席大法官和八位大法官組成。

法官均是由美國總統提名，並且需在美國參議院投票通過後方可任命。一旦獲參議院確認任命，法官享有終身任期，他們就無需再服從其原先的政黨、總統、參議院的意志來審判。法官保留他們的職位直到去世、辭職、退休或彈劾（不過至今未出現法官被罷免的情況）。

每位法官都有一票投票權，一票之差（五比四），判決透露了法官的政治思想信仰及背後的哲學或政治類比。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美國最高法院大樓辦公。

(9)美末2法院擴展閱讀：

提名和確認

美國《憲法》規定，美國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任命最高法院法官。」雖然大法官的判定最終可能與總統的期望相違背，大多數提名總統候選人都會宣揚其意識形態觀點。美國《憲法》未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任職資格作任何規定，總統可提名任何人擔任這一職務，但須經參議院批准。

近代，參議院批準的過程引起了新聞界和宣傳組的高度重視，游說參議員批准或拒絕提名候選人取決於其檔案是否符合黨派觀點。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就提名是否應以正、負或中立報告提交參議院全體議員提出聽證和投票。委員會親自面試候選人是較新的做法。

在1925年，哈倫·菲斯克·斯通是第一位提名候選人委員會的聽證會上出現的提名候選人。斯通試圖消除關於他與華爾街關聯的擔憂，而近代的質疑做法在1955年出現始於約翰·馬歇爾·哈蘭二世。

一旦委員會將提名法案提交全院會議並附審查報告，參議院全體議員將進行審查。反對相對來說是不常見的；參議院已明確地反對了十二名最高法院的提名人，最近一次的反對提名是在1987年的羅伯特·博克。

盡管參議院的明文規定並不一定認可在司法委員會中投反對票來阻止提名，但在2017年之前，一旦參議院全體議員的辯論開始，阻撓議事的議員將可能阻撓提名。

林登·約翰遜總統提名擔任大法官的亞伯拉罕·亞伯·方特斯於1968年接任厄爾·沃倫為首席大法官，這是阻撓最高法院提名的第一個成功案例。這包括了共和黨和民主黨參議員所關注的方特斯的倫理觀。唐納德·特朗普總統提名尼爾·戈薩奇填補安東寧·斯卡利亞的空缺席位，這是第二個經阻撓成功提名的案例。

然而，與福塔斯的阻撓者不同，只有民主黨參議員投票反對戈薩奇的提名，因為他們對戈薩奇保守的司法哲學表示懷疑。此前共和黨多數派曾反對接受奧巴馬總統提名的梅域·加蘭填補空缺。這導致共和黨多數派取消規定以消除對最高法院提名的阻撓。

並非每個最高法院的被提名人都可獲得參議院投票。總統可以在任命投票發生之前撤回提名，撤回通常是因為參議院明確反對提名人；最近撤回提名的是在2006年的哈里特·米爾斯。參議院也可能無法按提名行事，屆時將在會議結束時終止。

例如，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在1954年11月第一次提名約翰·馬歇爾·哈蘭二世時，沒有參議員採取行動；艾森豪威爾總統在1955年1月重新提名哈蘭，參議院在2個月後批准了其提名。

最近，如前所述，參議院未對在2016年3月提名梅域·加蘭的提名有任何動作；該提名於2017年1月份到期，而該空缺後來由特朗普總統任命的尼爾·戈薩奇填補。

一旦參議院確認大法官提名，總統必須在新法官任職前簽署一份帶有司法部印章的委任狀。大法官的資歷是基於任命日期而不是確認或宣誓日期。

1981年以前，大法官的審批程序通常很快。從杜魯門到尼克松政府，大法官的任命通常在一個月內得到批准。

然而，從里根政府到現在，這個過程需要更長的時間。一些人認為這是因為國會認為法官比過去更具政治色彩的作用。根據國會研究機構統計，自1975年以來提名至參議院投票的平均天數為67天（2.2個月），而其中值為71天（或2.3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