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梅汝傲簡歷

⑴ 電影《東京審判》中的法官梅汝璈，他的下半生怎樣

梅汝璈先生在遠東國際大審判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作為東京審判中惟一的中國法官，梅汝璈是東京法庭審判的核心人物，親身經歷了東京審判的全過程。東京審判中對審判進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的法官會議是秘密進行的，除了蘇聯法官因不通英語而被允許攜帶翻譯人員外，其他人包括新聞記者等均不得參加，因此會議討論的情況只有法官才能知曉。梅汝璈是惟一能夠參加這一會議的中國人，也是惟一能夠代表中國利益和立場說話的法官。

在歷時兩年半、開庭818次的漫長過程中，梅先生始終堅持法律原則，有禮有節，在「法官席位之爭」、「起草判決書」和「堅持死刑處罰」等關鍵時刻，用自己的智慧、勇氣和學識維護了祖國的尊嚴和人民的利益，贏得了世界的贊賞與尊重。返國後，梅汝璈又回到復旦，繼續擔任教授。

1962年，梅汝璈開始撰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書，至1965年被迫中止，該書計劃內容為七章，最終只完成了前四章。1973年，梅汝璈懷著對未能寫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這本巨著的遺憾，在北京與世長辭，終年69歲。遺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書(即本書)，由其後人梅小璈整理後，於1988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並於2005年再版。

⑵ 東京審判問題

該書對東京審判的過程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和總結，其中包含了許多珍貴的史實和故事，附有大量歷史照片。 梅汝璈在書中說：「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東京審判是抗日戰爭的歷史總結，對發動戰爭的首惡元兇進行審判和懲罰，使正義徹底得到伸張。梅先生在東京法庭的很多努力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在十分不利的背景下，使得這些戰犯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十分令人敬佩。 梅汝璈先生在遠東國際大審判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作為東京審判中惟一的中國法官，梅汝璈是東京法庭審判的核心人物，親身經歷了東京審判的全過程。東京審判中對審判進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的法官會議是秘密進行的，除了蘇聯法官因不通英語而被允許攜帶翻譯人員外，其他人包括新聞記者等均不得參加，因此會議討論的情況只有法官才能知曉。梅汝璈是惟一能夠參加這一會議的中國人，也是惟一能夠代表中國利益和立場說話的法官。 在歷時兩年半、開庭818次的漫長過程中，梅先生始終堅持法律原則，有禮有節，在「法官席位之爭」、「起草判決書」和「堅持死刑處罰」等關鍵時刻，用自己的智慧、勇氣和學識維護了祖國的尊嚴和人民的利益，贏得了世界的贊賞與尊重。 1962年，梅汝璈開始撰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書，至1965年被迫中止，該書計劃內容為七章，最終只完成了前四章。1973年，梅汝璈懷著對未能寫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這本巨著的遺憾，在北京與世長辭，終年69歲。遺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書(即本書)，由其後人梅小璈整理後，於1988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並於2005年再版。 該書同時收錄了梅先生於1962年為揭露日本右翼勢力復活軍國主義陰謀而寫的《關於谷壽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一文。

作者簡介:

目錄:

序 序王鐵崖導讀：梅汝璈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何勤華第一章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設立及其管轄權 一、主要戰犯的國際審判：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創舉 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犯國際審判的失敗經驗 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准備工作 四、兩個國際軍事法庭設立的經過 五、國際軍事法庭的管轄權 六、甲級戰犯與國際審判第二章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憲章及組織 一、憲章的內容概述 二、法庭的地址及布置 三、法庭的成員：法官與庭長 四、起訴機關：國際檢察處 五、被告辯護組織：日美辯護律師 六、法庭的行政事務與人事安排第三章 日本主要戰犯的逮捕與起訴 一、盟軍總部對主要戰犯的四次逮捕令 二、國際檢察處對戰犯們的調查工作及起訴准備 三、二十八名被告戰犯的挑選及其簡歷 四、中美英蘇等十一國對日本主要戰犯的起訴書 五、起訴書的特點和缺點第四章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訊程序 一、法庭憲章中關於審訊進程的基本規定 二、作證文件的提出及採納的程序 三、證人出庭作證及受訊的程序 四、不出庭證人的宣誓書及被告的偵訊口供 五、對法庭審訊程序的批評附錄一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附錄二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程序規則附錄三 十一國法官簡介附錄四 關於谷壽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事件後記編輯推薦:

梅汝璈——主持東京審判的惟一中國法官，惟一親身見證日本戰犯審判的全程實錄，1962-1965歷時三年親筆撰寫，稿未完，含冤逝。 展示鮮為人知的審判內幕： ·長我中華志氣的法官坐席風波； ·東條英機自殺丑聞； ·盟軍總部的四次逮捕令； ·二十八名被告戰犯的挑選； ·對日本主要戰犯的起訴書；

⑶ 為什麼稱梅汝璈為中國第一大法官

梅汝璈（1904—1973），字亞軒，1946年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參與了舉世聞名的東京審判， 以理據爭 為國爭光，對第一批28名日本甲級戰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梅汝璈1904年出生在南昌朱橋梅村。1916年至1924年之間在清華學校學習，1924年考取公費赴美留學項目，入讀斯坦福大學，1926年獲得文學士學位，進入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學習，1928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1929年歸國後曾任教多所大學，曾任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部長王世傑的助手；1946年，並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任中國代表法官，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之審判日本對亞太地區引發大規模戰爭和傷害所應負之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案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1973年在北京逝世，終年68歲。

故事：
梅汝璈（公元1904～1973年），江西省南昌縣人。自幼聰穎好學，12歲便自江西省立模範小學畢業，以優異成績考取北京清華大學留美預備班。1922年畢業後赴美，入斯坦福大學攻讀經濟學，四年後獲碩士學位；旋即進芝加哥大學深造，二年後獲法學博士學位。1929年回國，應聘到山西大學法學院任教授。
他不僅教書，而且育人，在強調「法制」與「法治」重要性的同時，經常以清華人「恥不如人」的精神勉勵學生。他諄諄告誡他的學生：「清華大學和山西大學的建立，都與外國人利用中國的『庚子賠款』有關，其用意是培養崇洋媚外的人。因此我們必須『明恥』，『恥』中國的科學文化不如西方列強國家，『恥』我們的大學現在還不如西方的大學，我們要發奮圖強以雪恥。」
後來，他相繼在天津南開大學、重慶中央政治學校、武漢大學和上海復旦大學任教。他溫文爾雅，戴著副金絲邊眼鏡，儼然是個學者，但思想進步，氣質不凡，作風嚴謹，辦事堅決果敢，民主、法律、民族意識極強，終因其突出的法律水平和法學風格，而成為中國法學界馳名中外的法學專家。
1945年7月，根據波茨坦公告規定，決定設立逺東國際軍事法庭，由中、美、英、蘇、加、法、新、荷、馬、菲、澳等11個國家的法官組成，在日本東京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
中國是受降國之一，國民政府接到駐日盟軍統帥總部的通知後，立即指示外交部和司法部官員在全國范圍內遴選精英，組成具有強大實力的參審班子。其中，參審的法官、檢察官和顧問是三個最重要的人選，由行政院提交選拔名單，最後由蔣介石選定42歲的復旦大學教授梅汝璈為中國法官、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向哲浚為檢察官、44歲的武漢大學法律系教授吳學義擔任顧問。梅、吳倆曾經擔任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王世傑的助手，參與和英、美、蘇三國分別在1943～1945年簽訂《中美平等新約》、《中英平等新約》、《中蘇友好條約》的談判，有豐富的國際外交經驗，通曉英美諸國法律。
1946年5月初，各國法官、檢察官、顧問、律師以及有關人員聚集東京後，正式開庭前，召開預備會議，討論法官座次安排問題。
按照慣例，庭長應居中坐首位，庭長是由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指定的，由澳大利亞德高望重的韋伯法官擔任，他應坐在中間 各國法官沒有爭議。但是，庭長右手的第一把交椅、左手的第二把交椅，該讓誰坐呢？發生了爭執。
美國軍事法官克萊墨爾搶先發言：「庭長右邊往下第一把交椅，應歸我們美利堅合眾國。」英國帕特里克緊接著說：「我們英國法官應當坐庭長左面的第二把交椅。」蘇聯法官柴楊諾夫激動地反詰：「難道我們蘇維埃共和國的法官就不能坐在這個位置上？」……
聽了這些各執一詞、互不退讓的話後，梅汝璈和在座的所有法官都明白，座次表示著該法官所屬國在審判中的地位，為了國家的尊嚴和榮譽，應該當仁不讓。可是，當時的中國雖然號稱「世界四強」之一，國力卻不強，徒有虛名，應該怎麼說呢？他想了想，態度平和地說：「若論個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們代表各自的國家，我還須請示本國政府。」
在座的人都對梅汝璈的話感到驚異。韋伯說：「要是一個座次問題都得請示政府，何時才能討論出結果來？」
梅汝璈那是運用「以退為進」的論辨技巧，先以低調應對，見大家神色驚訝、不知所措時，他立即轉換為攻勢，神情鄭重地正面提出自己的觀點：「另外，我認為法庭座次，應按日本投降時各受降國簽字的順序排列，最為合適。」
大多數法官表示贊同，但仍有一些人反對。英國法官帕特里克說：「那就是說，讓你們中國法官坐法庭的第二把交椅？這怎麼行！」
梅汝璈正言回敬：「怎麼不行！？首先，這個法庭的使命是審判日本戰犯。眾所周知，中國的抗日戰場是東方反法西斯戰爭的主戰場。中國軍民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堅持了長達14年的英勇斗爭，極大地消耗了日本的軍事、經濟實力，不僅粉碎了日本北進蘇聯的企圖，而且阻滯了日本南進攻擊美英盟軍的步伐。請問，這個貢獻如何？該不該排在前面？再者，如果沒有日本的無條件投降，便沒有今日的審判，所以，按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列座次，實屬順理成章。」
梅汝璈說到這里，略一停頓，微微一笑說：「當然，如果各位同仁不贊成這一辦法，那我們不妨找一台體重測量器來，以體重的大小排座，體重者居中，體輕者居旁嘛！」梅汝璈這幾句恢諧之言，使各國法官忍俊不禁，有人甚至拍手叫妙，大家感到輕鬆了許多。
庭長韋伯也笑了笑說：「你的建議很好，但它祗適用於拳擊比賽。」梅汝璈回答說：「若不以受降國簽字順序排列，那還是按體重排列為好。這樣，縱使我被置於末座也心安理得，並可以由此對我的國家有所交待。一旦他們認為我坐在邊上不合適，可以調派一名比我肥胖的來替換我呀！」各國法官又被逗得哈哈大笑。
笑是笑了，但庭長韋伯仍未最後拍板。他怕是不能自己作主。
事情的進展果然並非設想中的那麼順利。
下午舉行法庭開庭預演。庭長韋伯宣布入場順序是：美、英、蘇、中、法、加……。被點到的前幾名法官，一個個立即喜滋滋地依次入隊排列。甬道里的新聞記者們都舉起了手中的相機和攝影機。
「什麼？竟然這樣安排！」梅汝璈怒不可遏地脫下身上的黑色絲質法袍，扔到一邊，拒絕參加「綵排」。他知道，如果預演時不據理力爭，次日開庭的順序就這樣排定了。
記者們均為這一突發情況所震驚。庭長韋伯猝不及防，頓時語塞：「這……」
梅汝璈義正辭嚴地大聲說：「對法庭這種既不按國名字母排序，又不按同盟國接受日本投降簽字順序排序的不公道行為，中國法官提出強烈抗議！」加拿大、紐西蘭、菲律賓等國的法官當即表示支持梅汝璈的抗議。
庭長韋伯走到梅汝璈身邊，低聲勸道：「梅法官，最高統帥要英美居中的意思，無非是因為他們對英美法律程序熟悉一些，這也純粹是為了工作著想，並無歧視中國的意思。」梅汝璈立即回答：「尊敬的庭長先生，我想提醒您的是，這是國際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不出有英美當主角的必要。」
韋伯無奈，祗好把麥克阿瑟搬出來：「這是最高統帥的意思。如果因為你拒絕這個安排，而使中美陷入不愉快的境地，那，那將是非常遺憾的，你的政府也未必會同意你這種行為。」
梅汝璈根本不考慮個人的得失去從，他憑著對正義事業的高度責任感，堅持己見：「為抗擊日本侵略者，我國軍民傷亡逾兩千萬，財產損失逾兩千億美元，擊斃擊傷日軍達一百三十多萬，占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傷亡總數的70﹪。事實充分證明，中國正是打敗日本軍國主義的主力。現在可好，在審判日本戰犯的國際法庭里，她應具有的席位竟被降到曾向日本投降的英國之下，這本身已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我不相信我國政府會同意這個安排。同時，我也懷疑最高統帥會做出如此出格的安排！我上午已提出了建議，同仁中並無很多異議，我請求立即對我的建議進行表決。」
韋伯只好召開緊急磋商會議，對提議進行表決。開庭預演推遲了半個多小時。結果，入場順序和法官座次終於按照日本投降書中受降國的簽字順序（美、中、英、蘇、加……）排定。
梅汝璈因有愛國之心，才有此正義之舉，在十分復雜和困難的情況下，沒有辜負祖國人民的重託，最終贏得了談判的主動權，為祖國爭了口氣。國內新聞媒介立即插發了這一重大新聞，有的報紙還及時刊出套紅「號外」。

參考：梅汝璈網路
http://ke..com/view/176402.htm

⑷ 關於《東京審判》的梅汝璈

東京審判中主要演員所扮演的真實人物部分角色:

梅汝璈 （由香港演員劉松仁飾演）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法官。

42歲。戴眼鏡，稍黑，俊朗。

出生於江西省南昌縣。12歲考取北京清華學校，與向哲浚是師兄弟。1924年留學美國，以最優等生的成績畢業於斯坦福大學，獲文科學士學位。
24歲時獲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離美後廣泛遊歷歐洲各國及蘇聯。回國後在山西大學、南開大學、中央政治學校任教，講授英美法，並先後擔任國民政府立法院委員、立法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在當時的中國司法界名聲赫赫。

知識分子氣質，學識淵博。深愛祖國，堅持維護國家尊嚴，依法嚴懲日本戰犯，愛國之心火熱而處事冷峻自持。說話鏗鏘有力，有理有據，富於民族正義感，時常有冷幽默。

在東京國際大審判的很多關鍵時刻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對戰犯量刑階段堅持嚴懲戰犯，在多數法官主張輕判的情況下，頂住巨大壓力，運用智慧，最終促成了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的最終公正判決。作為中國法官負責了判決書中"日本對華侵略"部分的起草工作。

向哲浚（由香港演員曾江飾演）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

52歲。個子不高，稍胖。

生於湖南寧鄉，1911年考入清華學校，6年後被選送美國留學。耶魯大學畢業後，轉讀喬治o華盛頓大學法科。回國後從事司法教學和法院工作。曾擔任上海第一特區法院首席檢察官，後被任命為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

使命感強，敢於承擔責任。帶領中國檢察組負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工作的中國部分。

倪征燠（由英達飾演）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顧問組組長。

40歲。三七分頭，圓圓臉，稍胖。

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畢業後考入美國斯坦福大學法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曾在司法行政部與向哲浚成為同事。他們先後調往上海第一特區法院，向是首席檢察官，倪是法官。抗戰勝利前夕，倪受政府派遣去美國和歐洲考察英美各國的司法制度。一年後歸來，適逢向哲浚點名要他前往東京增援。

1946年深秋到1947年1月間在國內收集證據。在被告個人辯護階段登場盤問和反駁土肥原賢二與坂原征四郎。在此次審判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法律業務純熟，在法庭上鎮定自若，盤詰被告有理有據，講究技巧，展現了中國檢察官的風采。

衛勃（美國演員Daniel Albert Ziskie）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長。

澳大利亞人。身材很高（1米8以上），較胖，59歲。

畢業於天主教會小學及昆士蘭大學。原本是澳大利亞昆士蘭省高等法院院長，到東京履任時剛剛升職，擔任澳大利亞最高法院大法官。

1942年被封為爵士。1943年曾被任命為澳大利亞日軍罪行調查委員會主席。

西方社會的標准執業法官。循規蹈矩，剛正不阿，精力過人，工作勤奮。外表一副英國紳士的風度，骨子裡還保持著澳大利亞人的粗獷性格。

庭下他給人的印象是為人誠摯、從容和氣，少語，但實際上胸有成竹，一旦開口，，往往話語中肯，態度公正，是一個文質彬彬的君子型人物。

在法庭上，衛勃有時發言語調平穩柔和，有時則非常坦白、直率，不免粗暴急躁，因此常常引起一些小的沖突。此外他在法庭上不好獨斷，作決定常與其他法官商量。頗具幽默感。

剛到東京時希望與西方法律界同事緊密合作，但逐漸為中國法官梅如璈的人格魅力所打動，最終在梅的堅持下同意在法庭上將中國法官的座次靠前。曾試圖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追究天皇的罪責，但迫於美方政治壓力最終放棄。

衛勃主持了遠東國際大審判，並為審判定下了基本公正客觀的基調。遠東國際大審判最終基本體現了公正和理性，衛勃功不可沒。

季南(由美國演員John Henry Cox飾演)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兼盟軍總部國際檢察局局長。

美國人。年齡60歲左右。身高在1米8左右。較胖，紅鼻子紅臉，粗眉毛。

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1914年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做職業律師，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加入美國陸軍前往歐洲戰場，戰後出任俄亥俄州立檢察官、美國司法部刑事局局長。辦理刑事案件以干練著稱。與政界交往頗深，曾得原總統羅斯福的信賴，與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私人關系也很深。

性格外向，好交遊。場面上往往談笑風生，周旋自如，慷慨大方，但實際上知道何時避重就輕，必要時可以玩弄一些"詭計"，有些政客作風。

剛到東京便宣布要用自己的工作經驗制服日本戰犯。在法庭上能言善辯，提問尖銳，經驗老到。有時喜好長篇發言，用大文章，引用"名人名言"（羅斯福等），因傲氣自負脾氣有時不免暴躁。

季南強勢推動了國際檢察局對戰犯的審訊和證據搜集工作。因其強悍、雷厲風行和高壓態度而贏得了綽號--"魔鬼檢察官"。

印度法官巴爾

58歲。平頭，較黑。

出生於印度孟加拉省的一個小村莊。三歲喪父，幼年的教育完全依靠慈善施捨，母親替人工作，以維持家庭生活。依靠政府獎學金畢業於加爾各答大學，獲得數學碩士學位。1920年獲得加爾各答大學的法學碩士學位。1924年獲得該校法學博士學位。其間擔任當地律師工會的辯護士。1940年任加爾各達高等法院法官。

從庭審一開始就認為國家犯罪不應該追究個人責任，因此主張全體被告無罪，認為"世人需以寬宏、諒解、慈悲為懷，不應該用正義的名義來實施報復"。

⑸ 梅汝璈的介紹

梅汝璈（1904—1973），字亞軒，江西南昌人。1946年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參與了舉世聞名的東京審判，對第一批28名日本甲級戰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貢獻。梅汝璈1904年出生在南昌青雲譜朱姑橋梅村。1916年至1924年之間在清華學校學習，1924年考取公費赴美留學項目，入讀斯坦福大學，1926年獲得文學士學位，進入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學習，1928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1929年歸國後曾任教多所大學，曾任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部長王世傑的助手；1946年，並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任中國代表法官，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之審判日本對亞太地區引發大規模戰爭和傷害所應負之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案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1973年在北京逝世，終年68歲。

⑹ 梅汝璈的人物生平

梅汝璈（1904—1973）字亞軒 ，江西省南昌市青雲譜區人。 中國法學家及律師，曾代表中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之審判日本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1924年畢業於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後，赴美國留學，先在斯坦福大學文學院學習，後入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專攻法學，以優異成績榮獲法學博士學位，這年他才24歲。
1928年，梅汝璈學成回國，先後在武漢大學、山西大學、中正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當法學教授，並長期擔任國民政府立法院委員之職，對於各項法規的制定與推行，多有勝人一籌的貢獻。
抗日戰爭勝利時，他代理立法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梅先生因為是我國法學界權威，翌年被任命為我國參加「遠東軍事法庭」的首席審判官。
1948年底，南京政府任命梅汝璈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司法部長，並電催他回國履新，他托詞遲遲不到任。
1949年6月，梅汝璈開始了棄暗投明的行程，從日本南去香港；一到港島，即與中共駐港機構取得了聯系，隨之通過新聞界公開了投向光明的心聲。
1949年12月初，他在中共駐港機構的安排下，喬裝打扮乘船北上，安抵新中國的首都北京；第二天，就應邀出席了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成立典禮。
從1950年起，他先後擔任外交部顧問、外交學會常務理事、法學會理事、全國人大代表、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等職。
1957年「反右運動」時，梅汝璈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在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嚴重的批判。據《南京大屠殺在公眾記憶中的消失》，在當時極左意識形態操縱，導致高中歷史課本都不記入南京大屠殺的前提下（如72年編寫的高中用《中國現代史》71頁只寫了「千百萬人民遭到殺害」 ），當時他寫的《關於谷壽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事件》遭到了莫須有的指責，被扣上煽動『民族仇恨』、『鼓吹戰爭報復』，還有人甚至從截然相反的方面指責文章誇耀侵略者的勇猛，為軍國主義張目，跡近『漢奸』、『賣國賊』（） 。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時搜出那件他曾在東京審判時穿過的法袍，如獲至寶，以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動歷史問題的確切證據，並試圖將其燒毀。但梅汝璈對此有理有節地應對抗爭，並進行了巧妙的周旋，從而保存下了這件歷史的珍品。
1973年，梅汝璈在飽受摧殘之後，懷著對親友的眷戀，對未能寫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這本巨著的遺憾，在北京與世長辭，默默地離開了人間，終年68歲。
1973年，這位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叱吒風雲的中國法官、海內外炎黃子孫都應記住的偉大的歷史人物——梅汝璈在北京默默離開人世。
梅汝璈先生，1904年11月7日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區朱姑橋梅村（今南蓮路南昌鐵路南貨場附近）；字亞軒，自幼聰穎好學，少年時代的梅汝璈在江西省立模範小學讀書。
因父親梅曉春家教極嚴，梅汝璈每日必須早早起床到外面拾豬糞牛糞，作為農田的肥料。每日出門拾糞時，他總要帶本英語書，一邊拾糞一邊苦讀，常常到了忘我的境界。
12歲那年，梅汝璈小學畢業，旋即以優異成績考取清華留學預備班（清華大學前身）學習。在此期間，梅汝璈在《清華周刊》發表多篇文章，如第286期的《清華學生之新覺悟》、第295期的《辟妄說》和第308期的《學生政治之危機及吾人今後應取之態度》等，表達出其年輕時代的憂國憂民之心。
1924年清華畢業後，梅汝璈赴美國留學。1926年畢業於美國斯坦福大學，獲得文科學士學位，並被選入懷·白塔·卡帕榮譽學會；1926年夏～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攻讀法律，並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在此期間，梅汝璈曾與冀朝鼎（1903—1963）等同學組織了中山主義研究會，以響應國內發生的北伐革命行動。1929年春，他在游歷了英、法、德、蘇等國後回到中國。
回國以後，考慮到山西大學歷史悠久，而且與清華大學同樣有「庚子賠款」的淵源，有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融會貫通的特點，加上梅汝璈的同學冀朝鼎的父親、時任山西省教育廳廳長的民國時期著名法學家、山西大學法學院的創始人冀貢泉（1882—1967）的邀請，到山西大學法學院出任教授。任教期間，梅汝璈在強調「法治」重要性的同時，還經常以清華人「恥不如人」的精神勉勵學生。他諄諄告誡同學們：「清華大學和山西大學的建立都與外國人利用中國的『庚子賠款』有關，其用意是培養崇外的人。因此我們必須『明恥』，恥中國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國家，恥我們的大學現在還不如西方的大學，我們要奮發圖強以雪恥。」
由於山西的土皇帝閻錫山（1883—1960）「閉關鎖省」，不知「明恥」且「夜郎自大」，因此，四年後即1933年，梅汝璈又應聘到張伯苓（1876—1951）擔任校長的南開大學任教。
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後，南開遷往昆明與北大、清華合並成立「西南聯大」。梅汝璈途經重慶，應當時擔任教育部次長、在中央政治學校兼職的清華校友顧毓琇的邀聘，擔任中央政治學校的法律系教授。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梅汝璈回到上海，出任復旦大學法律系的教授。在此期間，他還在武漢大學法學院擔任教授職務。在以上各校中，梅汝璈主要講授英美法、政治學、民法概論、刑法概論、國際私法等課程。教書之外，他還擔任過當時內政部參事兼行政訴願委員會委員、立法院委員及立法院涉外立法委員會主任委員和外交委員會代理委員長、國防最高委員會專門委員、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譯部主任及《時事類編》半月刊主編等職。
1946年5月至1948年12月，梅汝璈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參與了舉世聞名的東京審判，對第一批28名日本甲級戰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審判結束後，由於美國的操縱，法庭以「罪證不足，免予起訴」為借口，先後分兩批將剩下的42名日本甲級戰犯全部釋放。這樣，1948年12月以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實際上已無事可做，各國法官只得紛紛返國。
雖然在東京審判的兩年半時間里，梅汝璈作為法官享受著豐厚的待遇，但他常常從報上看到國內「內戰」的壞消息，因此，對國民黨政府非常失望。
在這種情況下，當1948年12月國民黨政府明令公布梅汝璈為行政院委員兼司法部長時，他在東京公開聲明拒絕回國赴任。更使他感到怨憤的是，蔣介石反動政府仰賴美國鼻息，非但不向同盟總部提出引渡日本戰犯之要求，反而在1949年1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夕，竟然把在中國創造並推行窮凶極惡的「三光政策」的日本戰犯岡村寧次（1884—1966）宣告無罪釋放了。
1949年6月南京、上海相繼解放後，梅汝璈由東京設法抵達香港，與中共駐港代表、清華校友喬冠華（1913—1983）取得了聯系，秘密由港赴京。到達北京的第三天，梅汝璈便應邀出席了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成立大會，周恩來在會上介紹：「今天參加這個會的，還有剛從香港回來的梅汝璈先生，他為人民辦了件大好事，為國家爭了光，全國人民都應該感謝他。」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梅汝璈的心頭激起層層熱浪……1950年，梅汝璈擔任外交部顧問。1954年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此後，歷任第三、四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以及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政法學會理事等職，為中國的外交事業和法制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1957年「反右運動」時，梅汝璈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
在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嚴重的批判。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時搜出那件他曾在東京審判時穿過的法袍，如獲至寶，以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動歷史問題」的確切證據，並試圖將其燒毀。但梅汝璈對此有理有節地應對抗爭，並進行了巧妙的周旋，從而保存下了這件歷史的珍品。
1973年，梅汝璈與世長辭，終年69歲。
1976年底，他的家人遵照他的遵囑將厚達尺余的東京審判判決書中文原稿和他在東京大審判時穿過的法袍，無償捐獻給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希望能作為歷史的見證警示後人永遠不要忘記過去的那段歲月。
1988年，其子梅小璈在法律出版社出版梅汝璈遺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讓更多的人了解東京審判的歷史原貌。

⑺ ★梅汝璈★歷史上真的有這個人嗎

中國人受害最深、砍四肢，如僅在南京大屠殺中、板垣征四郎，經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指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決定對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進行審判。當時的中國政府接到駐日盟軍統帥總部的通知。
1945年12月、爭座位不是個人的私事，而是關繫到國家地位和榮譽的大事。」在當時的法庭上、土肥原賢二，既有悖於本法庭的宗旨，也違背《波茨坦公告》之精神。」鑒於此！」韋伯庭長被梅汝璈真摯的情感深深打動了，出色地完成了這一註定被載入史冊的國際審判任務。在長達兩年半的審判過程中，梅汝璈由東京設法抵港，與中共駐港代表喬冠華取得聯系、司法人員。經過慎重選擇、法……梅汝璈立即對這一決定表示堅決抗議，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上海的《申報》、《大公報》、《新聞報》紛紛在顯著位置以醒目標題刊登這條重要新聞：「清算血債：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官梅汝璈今飛東京」。此後直到1948年底，中國是受侵略之害最慘的國家。千百萬同胞的血債必須討還。請審判長考慮我們這一最後請求、水溺、火燒，有關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行的部分。
法庭審判進行到後期，圍繞對戰犯的量刑問題，反對處死罪大惡極的戰犯，短期內恐不能返校。所任政治系教授職務，擬請自二月份起准予辭卸。事非得已，復旦政治學會借大禮堂歡送梅教授，回國向政府辭職。因此，有8年浴血抗戰歷史的中國理應排在第二位。」盡管梅汝璈的建議合情合理，但並未被庭長韋伯採納，只是其他法官……」梅汝璈表示，將與其他各國同仁商談。見韋伯不改初衷，冀其回國後仍回復旦。
1946年3月19日，來此懲罰元兇禍首的，由這次歷史性審判而形成的長達90餘萬字的國際刑事判決書中，留下了梅汝璈代表4億多受害中國人民寫下的10多萬字。
1948年11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宣告結束，便來到韋伯庭長的辦公室，是幸。專此敬請。
當時，決定指派42歲的復旦大學教授梅汝璈博士為中國法官，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向哲浚為檢察官，因此他們主張對戰犯從寬處理。
在法庭最後環節的工作———判決書的書寫問題上，梅汝璈再次以其凜然正氣和愛國之心為中國人爭得了榮譽和尊嚴，但梅汝璈因對國民黨政府失望而在東京公開聲明拒絕回國赴任。由於梅汝璈的慷慨陳詞和據理力爭，中國國旗還插在了第一位，梅汝璈和來自其他國家的同行們一起盡心竭力地工作：「審判長先生，我和我的同伴都是受四萬萬五千萬國人的委託，由澳大利亞法官韋伯任庭長，庭長右邊的第一座位屬美國法官、木村兵太郎、中，梅汝璈從復旦大學附近的江灣軍用機場出發，武漢大學法律系教授吳學義任顧問，梅汝璈始終堅持法律原則，有些人所在的國家在二戰中沒有過多地遭受日軍的侵略踐踏，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殘暴罪行缺乏切膚之痛、荷蘭都試圖將座次排在中國前面。對此，既然我的建議在同仁中並無很多異議，我請求立即對我的建議進行表決：
「弟因奉派參加審判遠東戰犯，即將赴日一行：「我認為，法庭座次應按日本投降時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列才最合理、勇氣和學識維護了祖國的尊嚴和人民的利益，11名法官就死刑問題進行表決，結果以6票對5票的微弱優勢，決定對東條英機、松井石根，爭席次、割生殖器等令人發指的暴行，較之德軍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單純用毒氣殺人的辦法殘酷百倍，便指示外交部和司法部遴選派往東京的外交，梅汝璈預見到力主死刑的法官只佔少數；還有的則以人道主義為由，南京、上海相繼解放，這部分理當由中國人來書寫。經其交涉。梅汝璈用充分的證據證實了日軍的暴行，但國力最弱。1月31日。至於其餘座次如何排列，特別是庭長左邊的第一把交椅該屬於誰，法官們各執一詞。同盟國諸國中、復旦大學教授。新中...... 南開遷往昆明與北大。
參考資料，以響應國內發生的北伐革命行動。

⑻ 梅汝璈是怎樣死的

梅汝璈 其人2006年09月20日 星期三 21:52 梅汝璈(1904～1973)，字亞軒
。出生在江西南昌朱姑橋梅村，自幼聰穎好學，少年時代的梅汝璈在江西省立模範小學讀書。因父親梅曉春家教極嚴，梅汝璈每日必須早早起床到外面拾豬糞牛糞，作為農田的肥料。每日出門拾糞時，他總要帶本英語書，一邊拾糞一邊苦讀，常常到了忘我的境界。

12歲那年，梅汝璈小學畢業，旋即以優異成績考取清華留學預備班（清華大學前身）學習。在此期間，梅汝璈在《清華周刊》發表多篇文章，如第286期的《清華學生之新覺悟》、第295期的《辟妄說》和第308期的《學生政治之危機及吾人今後應取之態度》等，表達出其年輕時代的憂國憂民之心。[1]

1924年清華畢業後，梅汝璈赴美國留學。1926年畢業於美國斯坦福大學，獲得文科學士學位，並被選入懷·白塔·卡帕榮譽學會；1926年夏～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攻讀法律，並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在此期間，梅汝璈曾與冀朝鼎（1903—1963）等同學組織了中山主義研究會，以響應國內發生的北伐革命行動。1929年春，他在游歷了英、法、德、蘇等國後回到中國。[2]

回國以後，考慮到山西大學歷史悠久，而且與清華大學同樣有「庚子賠款」的淵源，有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融會貫通的特點，加上梅汝璈的同學冀朝鼎的父親、時任山西省教育廳廳長的民國時期著名法學家、山西大學法學院的創始人冀貢泉（1882—1967）的邀請，到山西大學法學院出任教授。任教期間，梅汝璈在強調「法治」重要性的同時，還經常以清華人「恥不如人」的精神勉勵學生。他諄諄告誡同學們：「清華大學和山西大學的建立都與外國人利用中國的『庚子賠款』有關，其用意是培養崇外的人。因此我們必須『明恥』，恥中國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國家，恥我們的大學現在還不如西方的大學，我們要奮發圖強以雪恥。」
[3]
由於山西的土皇帝閻錫山（1883—1960）「閉關鎖省」，不知「明恥」且「夜郎自大」，因此，四年後即1933年，梅汝璈又應聘到張伯苓（1876—1951）擔任校長的南開大學任教。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後，南開遷往昆明與北大、清華合並成立「西南聯大」。梅汝璈途經重慶，應當時擔任教育部次長、在中央政治學校兼職的清華校友顧毓琇（1902—
）的邀聘，擔任中央政治學校的法律系教授。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梅汝璈回到上海，出任復旦大學法律系的教授。在此期間，他還在武漢大學法學院擔任教授職務。

在以上各校中，梅汝璈主要講授英美法、政治學、民法概論、刑法概論、國際私法等課程。教書之外，他還擔任過當時內政部參事兼行政訴願委員會委員、立法院委員及立法院涉外立法委員會主任委員和外交委員會代理委員長、國防最高委員會專門委員、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譯部主任及《時事類編》半月刊主編等職。

1946年5月至1948年12月，梅汝璈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參與了舉世聞名的東京審判，對第一批28名日本甲級戰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審判結束後，由於美國的操縱，法庭以「罪證不足，免予起訴」為借口，先後分兩批將剩下的42名日本甲級戰犯全部釋放。這樣，1948年12月以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實際上已無事可做，各國法官只得紛紛返國。

雖然在東京審判的兩年半時間里，梅汝璈作為法官享受著豐厚的待遇，但他常常從報上看到國內「內戰」的壞消息，因此，對國民黨政府非常失望。在這種情況下，當1948年12月國民黨政府明令公布梅汝璈為行政院委員兼司法部長時，他在東京公開聲明拒絕回國赴任。更使他感到怨憤的是，蔣介石反動政府仰賴美國鼻息，非但不向同盟總部提出引渡日本戰犯之要求，反而在1949年1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夕，竟然把在中國創造並推行窮凶極惡的「三光政策」的日本戰犯岡村寧次（1884—1966）宣告無罪釋放了。[4]

1949年6月南京、上海相繼解放後，梅汝璈由東京設法抵達香港，與中共駐港代表、清華校友喬冠華（1913—1983）取得了聯系，秘密由港赴京。到達北京的第三天，梅汝璈便應邀出席了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成立大會，周恩來在會上介紹：「今天參加這個會的，還有剛從香港回來的梅汝璈先生，他為人民辦了件大好事，為國家爭了光，全國人民都應該感謝他。」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梅汝璈的心頭激起層層熱浪……。[5]

1950年，梅汝璈擔任外交部顧問。1954年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此後，歷任第三、四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以及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政法學會理事等職，為中國的外交事業和法制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1957年「反右運動」時，梅汝璈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在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嚴重的批判。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時搜出那件他曾在東京審判時穿過的法袍，如獲至寶，以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動歷史問題的確切證據，並試圖將其燒毀。但梅汝璈對此有理有節地應對抗爭，並進行了巧妙的周旋，從而保存下了這件歷史的珍品。[6]

1973年，梅汝璈在飽受摧殘之後，懷著對親友的眷戀，對「文革」的不滿和厭惡，對未能寫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這本巨著的遺憾，在北京與世長辭，默默地離開了人間，終年69歲。[7]

梅汝璈的主要著作有：《現代法學》（上海新月書店1932年）以及《最近法律學》、《法律哲學概論》，用英語撰寫的著作《中國人民走向憲治》、《中國戰時立法》，等等。論文主要有：《訓政與約法》（1930年）、《盎格羅·薩克遜法制之研究》（1931年）、《陪審制》（1931年）、《中國舊制下之法治》（1932年）、《中國與法治》（1932年）、《現代法學的趨勢》（1932年）、《對於刑法修正案初稿之意見》（1933年）、《憲法初稿中「憲法保障」篇之批評》（1933年）、《英國民事訴訟之新秩序》（1933年）、《拿破崙法典及其影響》（1933年）、《刑法修正案初稿》（1934年）、《刑法修正案中八大要點評述》（1935年）、《憲法的施行問題》（1935年）等，[8]以及東京審判結束時發表的《告日本人民書》（1948年12月2
日載於《朝日新聞》），1962年為揭露日本右翼勢力復活軍國主義陰謀而寫的《關於谷壽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文史資料選輯》第22輯，中華書局1962年版）。此外，他於50年代還撰寫了《制定侵略定義的歷史問題》、《世界人民堅決反對美國對日本的和約》、《戰爭罪行的新概念》等論著。遺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書由其親人梅小璈整理後於1988年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⑼ 請介紹一下參加過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如題 謝謝了

梅汝璈（1904年～1973年），字亞軒，江西人，自幼聰穎好學，少年時代的梅汝璈在江西省立模範小學讀書。因父親梅曉春家教極嚴，梅汝璈每日必須早早起床到外面拾豬糞牛糞當農田的肥料。每日出門拾糞時，他總要帶本英語書，一邊拾糞一邊苦讀，常常到了忘我的境界。 12歲那年，梅汝璈小學畢業，旋即以優異成績考取清華留學預備班（清華大學前身）學習。1924年，梅汝璈赴美國留學。1926年畢業於美國斯坦福大學，獲得文科學士學位。1926年夏—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攻讀法律，並獲得法學博士學位。 1929年回國以後，他考慮到山西大學歷史悠久，而且與清華大學同樣有「庚子賠款」的淵源，有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融會貫通的特點，加上梅汝璈的同學冀朝鼎的父親、時任山西省教育廳廳長的民國時期著名法學家、山西大學法學院的創始人冀貢泉的邀請，到山西大學法學院出任教授。任教期間，他主要講授英美法、政治學、民法概論、刑法概論、國際私法等課程。 梅汝璈在強調「法治」重要性的同時，還經常以清華人「恥不如人」的精神勉勵學生。他諄諄告誡同學們：「清華大學和山西大學的建立都與外國人利用中國的『庚子賠款』有關，其用意是培養崇外的人。因此我們必須『明恥』，恥中國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國家，恥我們的大學現在還不如西方的大學，我們要奮發圖強以雪恥。」 4年後即1933年，梅汝璈又應聘到張伯苓擔任校長的南開大學任教。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後，南開遷往昆明與北大、清華合並成立「西南聯大」。梅汝璈途經重慶，應在中央政治學校兼職的清華校友顧毓琇的邀聘，擔任中央政治學校的法律系教授。抗戰勝利後，梅汝璈回到上海，出任復旦大學法律系的教授。 以上出自http://www.daynews.com.cn/mag6/20060907/ca485836.htm

⑽ 想知道中國出席京東大審判的法官梅汝傲的信息

是：梅汝敖，不是驕傲的「傲」。

梅汝璈，1904年生，江西省南昌人。

1926年獲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1928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了。1946年3月，由美、中、英、法、蘇、加、新、荷、印、菲等十國法官參加的設在日本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成立，至 1948年 11月共進行了長達兩年半之久的對日本戰犯的審判。而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國，就是曾任山西大學法學院教授的梅汝敖。

在梅汝璈去世的10年前，他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B]「我不是一個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B]

2003年春，我們意外發現一本關於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日記，日記的主人是全程參與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這本從未公開過的日記描述了半個多世紀前的那場審判，那些鮮為人知的法庭故事和那些台前幕後錯綜復雜的激烈爭斗……

一個中國法官的心路歷程，為我們展開了那段歲月無法湮沒的歷史記憶。

逮捕日本戰犯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隨即，美軍第8軍對日本實施軍事佔領。駐日盟軍總部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要求立刻逮捕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39名甲級戰犯。當30多名美國憲兵包圍東條英機的住所時，屋裡傳出一聲槍聲。不過，由於東條英機是左撇子，他自殺時沒打到心臟。

美軍憲兵立即把東條英機送到醫院搶救，美國士兵還主動獻血。因為作為惡果僅存的世界三大元兇(另兩人為已死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一，他必須活著接受公開審判。

此時，日本統治集團人人自危，最緊張的是日本天皇裕仁。因為國際上認為裕仁負有發動侵略戰爭的責任，必須嚴懲。要不要把裕仁推上歷史的審判台，成了擺在同盟國面前的一道難題。

盟軍佔領日本後，麥克阿瑟將軍與日本天皇裕仁進行了一次秘密會面。雙方對會談始終諱莫如深，30年後的裕仁說：「當時與麥克阿瑟將軍有君子協定，永不透露。」不過出於戰後美國戰略利益的需要，美國政府表示日本可以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也不起訴天皇。裕仁逃過被逮捕的命運。

3個月中，盟軍最高統帥部發出4批逮捕令，逮捕118名前日本軍政領導人為甲級戰犯，關到東京最大監獄巢鴨監獄候審。

遠東軍事法庭

1945年12月16日，蘇、美、英在莫斯科舉行會議，決定組成由美國、中國、英國、蘇聯、法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紐西蘭、荷蘭、印度和菲律賓11個國家參加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根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法庭有權審判犯有以下三種罪行的日本甲級戰犯：破壞和平罪；普通戰爭罪；違反人道罪。美國人約瑟夫·季南被任命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兼盟軍總部國際檢察局局長。

1946年1月28日，盟軍總部公布了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11國法官名單，中國法官梅汝璈位列其中。1946年2月7日，中國檢察官向哲浚向國際檢察局遞交了中國認定的11名戰犯的名單。位列第一的是日本侵華的間諜頭子土肥原賢二；第二是曾任日本關東軍司令的本庄繁，但當時國民政府並不知道他已自殺；第三個是南京大屠殺製造者谷壽夫；板垣征四郎、東條英機、梅津美治郎也在名單內。

然而，由於日本投降後有計劃地銷毀了大量侵略證據，中國檢察官帶來的除戰犯名單外，沒有更多證據。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犯罪，將是整個東京審判中的重頭戲，缺少足夠的證據，後果不堪設想。為此，工作人員多次前往中國過去的敵占區和遭受過侵略迫害的難民中尋找人證與物證。

1946年春，國際檢察局開始撰寫起訴書。經過爭議，1928年1月1日，即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的「皇姑屯事件」發生日，被正式確定為中國對日本戰犯起訴的起始日。

1946年4月29日，季南正式向法庭遞交起訴書。一天後，起訴書被送到28名被告手中，喪鍾即將為倒行逆施者敲響。

法官座次爭執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的前一天，進行了最後一次隆重綵排。綵排中，一場尖銳沖突差點兒毀掉即將開始的東京審判。沖突由法官們的座次安排引發。

法官的席位原本應以受降簽字的先後為序，即美、中、英、蘇……但庭長衛勃卻想讓和他親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中國法官梅汝璈堅持主張按日本投降書簽字次序排座次。

法官們爭執不下，衛勃始終沒有表態。直到開庭前的一天，終於攤牌了。庭長衛勃宣布說：「排列次序是美國、英國、中國、蘇聯、加拿大……衛勃還補充道：「這是經盟軍最高統帥部同意的。」

梅汝璈表示：「我絕不接受這種於法無據、於理不合的安排！中國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戰最久、犧牲最大的國家，在審判日本戰犯的國際法庭里她應有的席位竟會降低到英國之下，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他氣憤地脫下法袍。

看到梅汝璈已經准備離開，衛勃急忙攔住他，表示和其他人再商議。很快，衛勃回來了，他表示照原來的安排綵排，正式開庭的安排再討論。對此，梅汝璈表示堅決拒絕。當再去商量的衛勃第3次來到梅汝敖面前時，他盯著梅汝璈說：「預演就照受降簽字國次序進行。」

大川裝瘋逃脫

1946年5月3日上午8點42分，押送日本戰犯的車來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門口。在《朝日新聞》記者眼裡，「這群戰犯就像一支匆匆送葬的隊伍。」

衛勃讀完開庭詞，首席檢察官季南開始宣讀起訴書。一個日本記者對開庭第一天曾作過比喻：「每一幕都恰似觀看莎士比亞的名劇！」

在季南宣讀起訴書的時候，法庭突然出事了：坐在被告席最上面的大川周明突然朝他前面的東條英機的禿頭就是一巴掌。表情僵硬的東條苦笑了一下。而這之前，大川周明已打過東條一巴掌了。

大川周明在日本投降後據說受了刺激，開庭前，他的辯護律師曾請求對他做精神鑒定，但被駁回。

當庭長下令把大川周明帶出法庭時，他一邊掙扎一邊高喊：「我要殺死東條！」

第二天，法庭准許大川周明退庭去進行精神鑒定，醫學專家最後認定他患有精神病。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最終宣判後不到兩個月，大川周明被釋放。奇怪的是，他的瘋病居然好了，從此逍遙法外。

據說，他在臨死前向記者透露：「我是裝的。」梅汝璈對他曾這樣評述道：「這是對法律正義的嘲弄。」

審判風波再起

5月6日，當法庭准備進行「認罪傳訊」時，辯護律師團副團長清瀨一郎突然以庭長衛勃調查過日軍在新幾內亞的戰爭行為為由要他迴避。這是日本戰犯辯護團早有預謀的蓄意攻擊，法庭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

衛勃宣布休庭，然後火冒三丈地離開法庭。法官們經過開會裁決，衛勃重新回到庭長座位。清瀨一郎發起的攻擊被暫時挫敗了。

開庭以來，日本觀眾席上每天都座無虛席，法庭旁聽券的黑市價格曾賣到800日元一張，當時日本人的月薪也就500日元。

「認罪傳訊」是指被告必須回答對於起訴書中指控的罪行是否承認有罪。如果承認有罪則直接量刑；否則法庭就開始審判。在法庭上，所有戰犯都聲明自己無罪。

隨後，被告辯護團再次發難。辯護團認為，在1946年以前，國際法中根本沒有破壞和平罪這一說法。並懷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是否有資格和權力對日本戰犯所犯下的破壞和平罪等三大罪行進行審判。

5月17日，辯護方面的觀點和動議被法庭全面否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序幕就此結束。

揭開9·18真相

1946年6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大戲正式登場。

法庭很快就進入了日本侵略中國部分的審理，首先面對的是滿洲階段，這是日本侵略擴張的開始。而對第一個陰謀侵略事件「皇姑屯爆炸案」，被告和辯護團試圖把責任推到中國人身上。

1946年7月5日，一個神秘證人突然出現了，他就是原日本陸軍中將、1942年退出現役的陸軍省兵務局局長田中隆吉。他作證說，張作霖之死，是當時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佐計劃並實施的，進行這場爆炸的是當時從朝鮮來到沈陽的京城工兵第二十連隊的部分官兵，共用了200個方形炸彈。

田中隆吉的證言極具殺傷力。隨後，他就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策劃成立偽滿洲國等繼續作證，並當庭指認了主謀。「九·一八事變」發生真相也隨之揭開。

1931年9月18日，當時擔任日本關東軍參謀的板垣征四郎和作戰參謀石原莞爾、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共同合謀，製造了柳條溝南滿鐵路爆炸案。爆炸發生後，關東軍趁機向中國軍隊發起進攻，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為把東三省從中國剝離出去，他們推出了已被廢黜的清帝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

溥儀出庭作證

8月，國際檢察局亮出一張王牌———偽滿洲國皇帝溥儀。

舉證日本陰謀分裂中國的罪行，再也沒有比溥儀更有力的人選了。溥儀對日本人又怕又恨，他既是中國最後王朝覆滅的見證者，又是日本軍國主義手中玩弄的傀儡。

當季南問溥儀是如何去東北的，溥儀小心地說，是受到了日本人威脅。當溥儀談到與關東軍上校參謀板垣征四郎會面時，他說日本人希望能在滿洲成立新的政權，但新政權要用日本人做官，因此他拒絕了。同時，他指認了坐在被告席上的板垣。當時板垣征四郎氣得臉部抖動不止。

8月19日，溥儀第二次出庭作證，問到當偽滿洲國皇帝是否有個人行動自由時，溥儀十分惱怒：「所謂『自由』一詞，十幾年中與我毫無關系，簡直就是猴戲。」

溥儀控訴日本人殺害他的妻子譚玉齡時，情緒開始失控，使勁用手拍打證人台。在談到天皇裕仁送給他天皇神器寶劍和鏡子時，溥儀再次情緒失控，「當我拿著這些東西回家時，家裡人都哭了。這是我這一代人的恥辱。」

日本戰犯的辯護律師指責這是攻擊日本天皇的祖宗時，溥儀大聲咆哮：「我可是並沒有強迫他們，把我的祖先當他們的祖先！」這句話引起鬨堂大笑。

被告的辯護人陸續對溥儀進行激烈盤問，試圖證明溥儀在說謊。溥儀頂住了辯護律師一輪又一輪的威脅與恐嚇，完成了他的作證。從8月16日起，溥儀連續出庭8天，創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單人作證時間最長的紀錄。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雖然不見刀光劍影、血雨腥風，但唇槍舌劍一樣夾帶著毫不留情的攻擊與抵抗。一旦中國檢察方對日本戰犯的指控被推翻，或者法庭裁決提供的證據不成立，那麼，伸張正義的審判就有可能落空，後果不堪設想。

艱難尋找證據

審判中，一些極其重要的戰犯輕易逃脫了法律的制裁，特別是日軍七三一部隊就被人為地掩蓋了。掩蓋者正是美國，美國軍方以不指控「七三一」部隊負責人石井四郎為條件，要他交出試驗結果。

但日本在中國的大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和侵華急先鋒板垣征四郎是絕對不能放過的。

日本政府為掩蓋罪行，在投降前後銷毀了大量秘密檔案和文件，尋找證據十分困難。中國檢察官倪徵燠等人於是前往被查封的日本陸軍省檔案庫，從字里行間發掘罪行證據，工作強度之大難以形容。

舌戰侵華元兇

9月16日，被控犯有破壞和平罪、參加制定並執行對中國的分裂陰謀和侵略戰爭的土肥原開始個人辯護階段。

在法庭上，土肥原顯得十分緊張。他的第一個證人是他主持奉天特務機關時的新聞課長愛澤成。愛澤成說，土肥原無其他秘密活動。

中國檢察官倪徵燠拿出《奉天特務機關報》等物證，證明土肥原在1935年曾想組織「華北五省自治」事件，愛澤成啞口無言。

另一證人是日本原駐天津總領事桑島主計。1931年秋，土肥原將溥儀裝入箱內，用汽車運到塘沽，又用船載到大連。桑島勸阻未果，向外務大臣拍了電報。但他作證卻說這些都是流言。倪徵燠立刻向法庭出示電報，桑島目瞪口呆。

但是，狡猾的土肥原一直不為自己辯護，檢察方就沒有機會提出具有針對性的證據。

智斗侵華先鋒

接下來中國檢察官面對的，是揚言要和中國檢察方面大戰三百回合的日本陸軍上將板垣征

四郎。1931年，板垣參與策劃和實施了「九·一八」事變。1938年，板垣極力主張擴大侵華戰爭。

1947年10月9日是極其精彩的一天。板垣提出了長達48頁的書面證詞，想說明「滿洲國」根據「民意」成立；七七事變後，他始終主張從中國撤軍。倪徵燠根據日本御前會議文件、內閣會議文件、密電、動員令等重要材料盤問反駁，面對大量鐵的事實，板垣無話可說。

倪徵燠沒忘記土肥原。他問板垣：當年扶植溥儀稱帝、勾結關東軍、陰謀華北自治、煽動內蒙古獨立、唆使漢奸成立偽政權的，是不是就是土肥原？板垣不得不點頭。

由倪徵燠擔綱的反詰盤問持續了10天，他的高超智慧、沉穩氣度和辯論技巧征服了所有人，日本戰犯的辯護防線被徹底摧毀。

最後，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征四郎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南京屠殺真相

在審判中，最沉重、也是最震撼人們心靈的一幕發生在對「南京大屠殺」審理的時刻。

1946年9月，為弄清南京大屠殺的真相，法庭設立了一個獨立的單元進行法庭調查。

第一個出庭作證的，是當時在南京大學醫院工作的美籍醫生羅伯特·威爾遜。他目擊了南京大屠殺，從12月13日開始，在六七個星期里日軍一直在屠殺中國人。

3個死裡逃生的南京居民尚德義、伍長德、陳福寶也出庭作證。難民尚德義在下關與其他1000人被機關槍掃射，死裡逃生。商人伍長德作證，日軍用4挺重機槍向手無寸鐵的2000名難民掃射，他倖免一死，但接著又被日軍刺刀亂捅、煤油焚燒，伍長德滾入護城河，僥幸逃脫。難民陳福寶被抓，日本兵讓他們摔跤，輸了的就被刺刀捅死。

倖存者的證詞給所有在場者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更為難得的是，法庭得到一份十分珍貴的影像資料。這段105分鍾的歷史膠片記錄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事實，令世界震驚。拍攝者是美國牧師約翰·馬基。對影像內容，日本記者連用三個「慘」形容：「那一刻，令人戰栗不已。」

此外，還有一個特別的作證文件，就是納粹德國駐南京大使館發給德國外交部的一封秘密電報。電報說：「犯罪的是整個的日本皇軍。它是一副正在開動的野獸機器。」

慘劇震驚世界

法庭內外的人們簡直無法理解，為什麼日軍會如此沒有人性？

研究者認為，在1937年的淞滬戰役和南京保衛戰中，中國軍民的頑強抵抗讓日本軍隊感到吃驚。1937年12月7日，松井石根下達命令：「發揚日本武威，懾服中國」，鼓勵部下變成失去人性的惡魔。

南京陷落的第4天，松井石根進入屍陳遍地、到處是縱火痕跡的南京城。而在審訊中，松井石根的辯護律師為他開脫，試圖證明被告是一個熱愛和平的「好人」。其辯護律師甚至要求把結論性的言詞從庭審筆錄中刪去。季南起身大聲駁斥：「這個事件就是被稱之為現代戰爭史上獨一無二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為什麼要刪去！」

松井石根極力為自己開脫，說他派了憲兵維持秩序，而事實證明，僅有17人的憲兵隊也加入了暴行的行列。後來，松井石根在巢鴨監獄曾向僧人花山信勝懺悔：「南京事件，可恥之極。」

法庭最終對南京大屠殺做了如下認定：「在日軍佔領南京的最初六個星期內，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20萬以上。」這是一個十分保守的數字，實際在南京遭日軍屠殺的中國軍民為30多萬人。

1947年4月26日，最先攻入南京製造屠殺慘案的第6師團指揮官谷壽夫在南京執行槍決。1948年1月28日，中國軍事法庭對在南京各屠殺中國100餘名平民的向井敏明、野田岩判處死刑。1948年11月，松井石根被判有罪。

二戰罪魁東條

隨著太平洋階段審理開始，日本軍國主義頭子、戰爭元兇東條英機被推向前台。由於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死，東條英機成為這次大戰中僅存的最高責任者，也是惟一能說明挑起戰爭真相的人。

1947年12月26日，法庭開始審理東條英機。日俄戰爭爆發後，東條隨日軍第15師團侵入中國東北，1928年任陸軍省整備局動員課課長。他和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等人參加日軍秘密法西斯組織「一夕會」。

26日，東條的辯護人清瀨一郎作開頭陳述，他完全否定大東亞戰爭的侵略性質，氣焰十分囂張。接著，東條開始朗讀長達220頁的口供書，為自己和日本軍國主義辯護。

1947年的最後一天，首席檢察官季南反駁盤問開始了。

季南把重點引向日本和美國在開戰前的談判上。日本人為和美國人周旋，制定了兩套談判方案：甲案和乙案。《甲案》主要內容是：日軍有條件地從中國華南地區撤軍，但至少25年內不會從中國華北、內蒙古以及海南島撤軍；日本堅持履行三國同盟條約。《乙案》作為替代方案，只允諾不在西南太平洋地區實行武力擴張。

11月7日，日本大使向美國遞交甲案。14日，美國國務卿赫爾正式拒絕甲案。6天後，日本遞交乙案，同樣遭美國拒絕。但為取得偷襲的最佳效果，談判仍舊繼續進行。

東條袒護裕仁

在法庭上，東條英機極力想擺脫他下令發動太平洋戰爭的責任，但他11月5日發出的電報等鐵證證明東條正是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罪魁禍首。

東條英機的辯護律師布列尼克認為，日本對珍珠港的攻擊「並非偷襲」。對此檢察官進行反擊：日本向美國遞交最後通牒電報是在日軍偷襲珍珠港一個小時20分鍾以後。而且，偷襲後日本才播發了天皇裕仁的宣戰詔書。

人們疑惑的是，東條有這么大的力量發動戰爭嗎？他背後的支持者是誰？1月7日，衛勃親自訊問東條。他問道：是誰最後就開戰問題向天皇進言的？除了你還有誰？東條說出兩個人，但均是死無對證。然而，衛勃訊問東條的第二天，便正式宣布法庭對日本天皇裕仁不起訴。至於上一晚發生了什麼，迄今仍是個謎。

東條英機一直不惜一切代價掩護天皇，這也是戰後日本政府一開始就確定的最高辯護方針。

1948年1月7日，法庭最終認定，被告東條是戰爭主謀之一。

嚴懲戰爭罪犯

1948年11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布判決。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的開頭這樣寫著：侵略是人類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戰爭罪行的總和和根源。

判決書一共宣讀了7天……

而此前各國法官之間的爭論也達到高潮。庭長衛勃主張把所有被告流放到荒島上；美國法官同意死刑，但注意力盯在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戰犯身上；印度法官主張全體被告無罪……中國法官梅汝璈則堅決要求嚴懲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人。

經過斗爭，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6票比5票的微弱優勢判處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7名被告絞刑，另有16人被判處無期徒刑，1名被判處20年徒刑，1名被判處7年徒刑。

然而，風波再起。7名被告的律師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要求釋放被告。12月6日，美國最高法院決定接受上訴。消息傳出，世界輿論為之大嘩，反對之聲鋪天蓋地。面對國際壓力，1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否決了日本戰犯的上訴申請。

喪鍾在1948年聖誕前夕，終於為戰犯鳴響，7名戰犯被處決。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進行中，南京、上海、馬尼拉等地也設立軍事法庭，審判日本乙級、丙級戰犯，受審戰犯共5416人，其中937名戰犯被處以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