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移民法官
1. 公認同性戀國家真的是荷蘭嗎
荷蘭通過同性戀婚姻法
荷蘭同性戀者不但可以合法結婚也可以合法離婚。荷蘭參議院通過了使同性戀結婚合法化的法律，參議院還通過立法准許同性戀者婚後收養孩子。
2009年9月，荷蘭議會下院以壓倒多數的優勢通過使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法律。
荷蘭憲法規定任何人都有結婚的權利。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同性戀者也應當享有這種權利。
對這項立法持批評意見的人說，在荷蘭結婚的同性戀者有可能會在其他不承認同性戀合法婚姻的國家遇到麻煩。
但是荷蘭外交部做出保證說不僅會在荷蘭保護同性戀婚姻，在國外也會保護他們的權利。
德國通過法律
承認「同性婚姻」
德國聯邦議院2000年12月2日投票通過新法律，批准同性伴侶向當局登記他們的關系，有關方面把這種安排稱為「同性婚姻」。
按照該法律，同性伴侶可以使用同一個姓氏，也可以在例如家庭保險方面共同分擔責任。該法律將賦予同性關系法律地位，而且也適用於外國人。不過，同性伴侶目前仍然不可以領養小孩。
國政府在法律上對同性戀的態度也是不一樣的，英國的英格蘭、威爾士於1967年就正式把成年人之間自願而謹慎地進行的同性戀視為合法，而蘇格蘭是
1980年才承認的。北歐國家對同性戀較為寬容，挪威於1972年承認其為合法，而瑞典在1944年就已承認了。1982年12月，美國的舊金山通過《同居法案》，承認同性戀家庭為合法，目前美國的50個州已有一半將同性戀合法化，其高等法院的法官對此所持的態度也接近均勢。在俄羅斯，同性戀日前仍被視為非法，但同性戀團體的成員已佔總人口的3%至5%，1989年底，莫斯科出現了
「性少數派協會」，其綱領聲稱：「目的是為具有各種性傾向的人們爭取完全意義上的同權」，「我們不會把自己的愛好強加於任何人，但我們將作為自然所創造的人而存在」。
2. 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1962)
1962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的"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是在美國當代社會中引起廣泛爭議的重大案件,其原因在於該案涉及的"政教分離"原則長期以來在美國社會中存在著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差異.雖然聯邦最高法院在該案中作出的禁止政府涉足公立教育中的宗教活動的判決遭到了美國社會輿論的普遍抨擊,但從深層次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的目的在於將政府侵害公民權利的危險降到最低,以便使所有民眾都能享有平等的宗教自由.因此,聯邦最高法院並未違反民意,恩格爾案先例也在隨後的幾十年中一直為聯邦最高法院所堅持.
校園祈禱與「分離之牆」
——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1962)
自德國思想家韋伯（Max Weber）成名以來，西方思想界普遍認為，基督新教是推動17世紀以來西方現代化和民主政治的最重要動力。北美殖民地早期，在英國飽受迫害的新教派別清教徒（清教徒一般稱puritans，但最早移民北美的是清教徒中的一個獨立派，稱為pilgrims。他們先是從英國移民荷蘭南部的萊登，十年後又移民北美）在遠涉重洋的移民途中訂立了著名的《五月花號公約》，對美國政治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可是，當清教徒定居北美、獲得宗教自由後，卻實施政教合一的高壓統治，無情地迫害其他教派的教徒，其血腥和殘酷程度令人膽戰心寒。
為了使新生的美國免於重蹈歐洲和北美殖民地歷史上政教合一、宗教迫害的覆轍，制憲先賢在1791年批準的憲法第1條修正案中特別規定了政教分離和宗教自由的憲政原則。1802年，美國的國父之一、第三任總統傑弗遜寫下了一句傳頌至今的名言：「我以崇高的敬意注意到，美國人民宣布他們的立法機構『不得制定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活動自由的法律』，因而在政教之間立起了一道分離之牆（a wall of separa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傑弗遜關於「分離之牆」的名言，後來成為政教分離憲政原則的同義詞，它被解釋為：政府部門（包括公立學校）應當在宗教事務中保持中立，不得促進或禁止任何宗教。
1962年的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Engel v.Vitale）就是一樁涉及到「政教分離」這一憲政原則的美國式「大案要案」，具體說來，就是在公立學校中進行宗教活動是否違反了美國憲法的「政教分離」原則。
一、「政教分離」原則明確，「分離之牆」高矮難定
這樁鬧得美國社會沸沸揚揚的案件，起因不過是一條只有區區三十來個字的祈禱文。1951年，出於「教化學生道德」的目的，紐約州教育委員會建議各地方教育委員會，可以要求公立學校的學生在每天上課前誦讀以下祈禱詞：「萬能的上帝，我們承認您是我們的依靠，祈求您賜福於我們、我們的父母、老師和國家。」（almighty God, we acknowledge our dependence upon thee, and we beg thy blessings upon us, our parents, our teachers, and our country.）1958年，拿騷縣教育委員會採納了這一建議，並在全縣公立中小學校中推行。
但好心卻未必能夠辦好事，這一祈禱規定引來了一場大麻煩。在該縣新海德公園第9聯合自由校區，以斯台文·恩格爾（Steven Engel）為首的5名學生家長強烈抗議縣教委的這一做法，因為他們並非基督徒，而是分別信奉猶太教、惟一神教和無神論。他們認為，這種校園禱告是政府試圖向所有學生強制灌輸基督教教義，從而極大地侵害了非基督教家庭孩子們的信仰自由權，混淆了他們的思想，破壞了他們的信仰，因此，它不僅危害了學童的身心健康，而且也嚴重違反了《權利法案》所確立的「政教分離」原則，是明目張膽的違憲行為，理應予以取締。1959年，恩格爾等人把縣教育委員會主任瓦伊塔爾（Vitale）告上紐約地方法院，但他們的訴訟請求先後被州初審和上訴法院駁回。恩格爾等人毫不氣餒，又將該案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
讀者們也許會想，那三十來個字的禱告文只不過是句口頭禪，何必認真？況且，學校要求學生禱告也是為了加強學生思想道德教育，有何不可？這么一件芝麻粒大的小事，怎麼就會跟「政教分離」這么嚇人的字眼掛上鉤呢？人家紐約的兩級法院都覺得家長們是小題大做了，恩格爾等人幹嘛這么叫真，還要費時費錢地到聯邦最高法院那裡去討個說法呢？
但大多數美國人可不這么看。在他們眼裡，禱告事小，原則事大。「政教分離」原則可不是高高在上，虛無飄渺的東西，稍不留意它就會叫平頭百姓吃盡苦頭。北美殖民地早期，新英格蘭大部份地區把清教定於一尊，毫不留情地排擠和迫害其他教派及教徒。這些前車之鑒，令美國人時刻警惕政教合一的危害。為此，1791年通過的《權利法案》（即前十條憲法修正案）中，第1條便明文規定國會不得制定任何旨在「確立國教」的法律（通稱establishment clause，政教分離條款），從憲政制度上確立了「政教分離」原則的權威性，它和信教自由條款（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clause）一起構成了捍衛美國人民「宗教自由」權利的兩道不可逾越的閘門。
說白了，「政教分離」原則就是指政府和教會井水不犯河水，誰也不能幹涉誰，否則就有教會干政或政府確立國教之嫌。傑弗遜曾經對該原則做過形象的比喻，發表過高論，他認為，所謂「政教分離」，就是要在國家和宗教之間建立一道「分離之牆」，政府與宗教都不得侵犯對方的「領地」，因為宗教只是「個人與他所信仰的神」之間的事情，一個人是否信仰宗教以及信仰何種宗教與他人全無關系，政府的「合法權力」也只在於約束人的行為而不是人的思想。
不過，如果我們用心回顧一下美國歷史的發展脈絡，審視美國的社會現實，就會十分驚奇地發現，傑弗遜所期望的「分離之牆」並沒有把政治與宗教完全分開。在美國，宗教與公共生活和政府行為摻和在一起的事實在是太普遍了。例如，「我們信賴上帝」一語不僅銘鑄在美國政府發行的硬幣上，而且也赫然懸刻於國會大廈的牆壁。聯邦國會開會的開場白是牧師的禱告，最高法院也要先誦讀「上帝拯救合眾國和這個可尊敬的法院」後才可以開庭，聯邦軍隊中也設有隨軍牧師，即使你去法庭作證，也必須像總統宣誓就職一樣手按《聖經》，發誓你所說的一切句句屬實，否則你是必輸無疑，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在外人看來，這不是公然違背自己的憲政原則、自毀「政教分離」的長城嗎？但美國人卻不這么看。在他們眼裡，政教之間當然要有一道「分離之牆」，但它並不是直插雲宵、密不透風的。美國的宗教傳統實在是太久太濃了，完全徹底地政教分離是不現實的。問題不在於政教之間是否可以依照傳統習慣保持一定的相互交叉，而是在於在這種交叉中，政府是否通過干預或強制的手段刻意推崇某種宗教或教派。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一切都可按部就班，照舊執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政府就沒有對所有的宗教和教派做到「一碗水端平」，難免有確立國教之嫌。這時，傑弗遜的「分離之牆」自然也就派上了用場，政府有責任強制解除此類交叉。
然而，在不同的場合，「分離之牆」會有「高矮」之分、「密疏」之別，因而如何在具體的事件中判斷此牆的「高矮密疏」就不斷成為美國人激烈爭論的話題，其涉及的范圍之廣令人瞠目，大至政治選舉、公共教育，小到社區管理、商賈買賣，「政教分離」原則幾乎無處不在。其中，尤以公立學校中是否應當舉行宗教禱告為最。此種行為事關青少年一代的教育問題，因此，美國人往往會爭得面紅耳赤，常常要鬧到法院。而且，即使是在最高法院做出判決後，美國社會也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判決的贊成和反對方還會在各種場面或媒體上大吵一通，最後甚至還會上升到向國會提交憲法修正案的程度。這個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就是最好的明證。
二、法庭較量，要上帝還是要權利
1961年12月4日，最高法院舉行了訴訟調審會議。圍繞是否應當受理本案，大法官們意見不一。懷特克（Charles E.Whittaker）和斯台沃特（Potter Stewart）兩位保守派大法官極力反對受理，他們認為，縣教委的做法並不違反政教分離原則，因為校園祈禱的目的只是對學生進行道德教化，並無讓有其他信仰的學生接受和信仰基督教之意。連首席大法官沃倫（Earl Warren）也多少有些同情地方教委，盡管他一向被認為是保護公民權利的司法先鋒。但是，在多數大法官的堅持下，最高法院最終接受了本案，並責令訴訟雙方向最高法院提交詳細的訴訟書。
在隨後的4個月里，控辯雙方都使出渾身解數，一方面精心起草訴訟書，另一方面又極力爭取社會各方的支持，結果，幾乎整個美國都捲入了這場是要上帝還是要權利的爭論。美國公民自由同盟、美國道德聯盟、美國猶太人委員會和美國猶太教委員會等社會團體聲援恩格爾等家長，而紐約教委等20個州的有關政府部門則支持拿騷縣教委。一場勢均力敵的司法較量開始了。
1962年4月3日，聯邦最高法院開庭審理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圍繞究竟是應尊崇上帝還是應當顧及學生的宗教自由權利，控辯雙方唇槍舌劍，法庭辯論達到了白熱化程度。
拿騷縣教委的律師認為，雖說學校的課前祈禱可以被視作宗教行為，但它並不是強制性的，不願祈禱的學生完全可以保持沉默，校方也不會為此懲罰他們。
家長一方的律師則針鋒相對，指出校園祈禱雖貌似自願，但在教師的目光注視下，幼小的學童如果不從，必然會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因此，這種禱告事實上已成為校方的強制行為，「自願」一說根本站不住腳。不僅如此，家長們還強調，祈禱文本身明顯表明，縣教委所推行的祈禱旨在宣揚基督教義，根本不尊重其他人的信仰自由，已經侵害了公民信教的自由權。他們還引經據典，指出追求宗教自由貫穿於美國早期的殖民地經歷和後來爭取獨立的革命中，強調美國今天享有的宗教自由是先輩們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因此，縣教委的做法褻瀆了美國歷史，背叛了宗教自由精神。
縣教委則反駁說，教委的規定決無刻意推崇基督教之意，因為祈禱文的文字是絕大多數宗教都會採用的語句，侵犯公民權利的指控純屬無稽之談。同時，宗教祈禱是美國的文化遺產之一，宗教的印記不僅體現在民眾日常使用的貨幣上，而且也出現在《獨立宣言》和美國國歌中，因此，公立學校舉行宗教祈禱完全是秉承美國的優秀傳統，也為世人所接受。
這一輪較量相當精彩，基本上算是打了個平手，法庭辯論頓時陷入僵局。
見此情形，家長一方立刻將突破口轉向指控縣政府幹預宗教事務：突出祈禱文的內容是縣教委指定的，而且祈禱也是在作為政府雇員的公立教師的指導和監督下進行的，因此，政府實際上介入了宗教事務，從而違反了憲法第1條修正案所確立的「禁止確立國教」的政教分離原則，當屬公然的違憲行為，理應取締。
縣教委反駁說，在犯罪率不斷攀升的情況下，教育主管部門的當務之急是要加強學生的道德教化，此乃公立學校宗教祈禱的本意。政府根本無意涉足宗教事務，全然沒有違反政教分離憲政原則的嫌疑。
這樣，控辯雙方的分歧最終就集中在下面這個總題上：政府採取宗教祈禱的方式對學生進行道德教化是否違反了政教分離原則？盡管拿騷縣教委百般辯解，千方掩飾，卻無法從根本上抹去課前祈禱的濃厚宗教色彩。這樣，在庭審後舉行的大法官會議上，除斯台沃特大法官外，其餘參審的6名大法官一致認定，縣教委的行為已構成了政府對宗教事務的干預，明顯違反了憲法「禁止確立國教」條款。
6月25日，代表最高法院，布萊克（Hugo Black）大法官宣讀了由他執筆撰寫的多數意見。
在判決書中，布萊克大法官首先追溯了美國宗教自由觀念發展的歷史。他指出，早期歐洲移民遠涉重洋拓殖北美，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為了逃避母國官方教會的宗教迫害。雖然在美國獨立前各殖民地也出現過官方教會，但在1786年傑弗遜起草的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案》通過後，美國人開始深刻地認識到「政教合一」的嚴重危害，這就是憲法第1條修正案明確規定「禁止確立國教」和保護公民信仰自由權不受政府幹涉的原因所在。布萊克認為，拿騷縣教委在公立學校中推行的課前祈禱無疑屬於宗教活動范疇，由於「祈願上帝賜福」的祈禱文是由政府機關「指定」的，因此構成了政府對宗教事務的「捲入」，這就「完全違背了禁止確立國教條款」，必須堅決予以取締。
其次，布萊克大法官認為，拿騷縣教委所雲學生祈禱是「自願的」，因而祈禱並未侵犯公民的信仰自由權，也不代表政府支持宗教行為的辯解是站不住腳的。他指出，審查一項政府行為或法律是否違反了「禁止確立國教」條款，並不依賴於政府是否「直接強迫」人民信仰某一宗教或教派，只要政府以其權勢、威望和財力支持了某一宗教或教派，就對其他宗教組織構成了「間接強制力」，並使它們在宗教事務中處於劣勢地位。從這一意義上講，政府的這一行為違反了政府應在宗教事務中保持「中立」的憲法原則和「禁止確立國教」條款，聯邦最高法院必須對此加以堅決制止，否則就會出現宗教或教派間的相互「憎恨、不敬和蔑視」，甚至有可能出現宗教迫害，因為「確立國教與宗教迫害是比肩而立的」。
據此，布萊克在判決書中支持恩格爾等學生家長的上訴請求，要求紐約州法院必須按照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精神重審該案，禁止在公立中小學中繼續推行課前宗教祈禱。
三、法院裁決明確 校園禱告餘波難平
恩格爾案是一樁具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案件，它使美國社會在繼1954年的布朗訴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員會案（Brown v.board of ecation of Topeka）之後又一次受到了強烈的震撼。
盡管在判決中最高法院追述了「政教分離」原則在美國逐步確立的艱難歷程，試圖以此論證禁止各級政府幹預宗教的必要性，但是，由於該判決挑戰的是美國傳統的道德和宗教觀念，觸動的是為絕大多數美國人所認可的對《聖經》和上帝的信仰，因而判決一經公布，反對之聲便驟然而起、不絕於耳。全美最有影響的天主教周刊《亞美利加》抨擊說，這份在周一公布的判決是「黑色星期一判決」，是對上帝徹頭徹尾的不敬。阿拉巴馬的聯邦眾議員喬治·W·安德魯斯認為，最高法院的判決是對美國傳統價值觀念的背叛，這些大法官們在通過布朗案「將黑人塞進了學校」後，「現在又將上帝拋到了九霄雲外」。西弗吉尼亞的聯邦參議員羅伯特·C·伯德則攻擊最高法院是在「摧殘美國人的靈魂」。而另一位國會議員威廉姆斯更是聳人聽聞地認為，最高法院通過審理該案，實際上是在「刻意和謹小慎微地陰謀以唯物主義替代美國人的思想價值觀念」，其目的是要使美國「共產化」。
不僅如此，部份保守派國會議員還試圖通過修改聯邦憲法的方式來推翻最高法院的判決。據統計，在該案判決之後的一年內，共有22名聯邦參議員和53名聯邦眾議員分別向國會提交了類似的憲法修正案，聲稱政府可以在公立學校以及其他公共事務中向有關人員和機構「提供祈禱文」，但這些修正案都沒能獲得國會中三分之二多數議員的支持。雖然60年代初冷戰的加強和黑人民權運動的發展淡化了美國國內政治對校園祈禱問題的關注，但在以後的歷屆國會中，仍有部份議員不間斷地提出旨在推翻恩格爾案判決、以使公立學校祈禱合法化的憲法修正案。雖然無一能夠通過，但卻可以看出，恩格爾案判決對美國社會和民眾心理的強烈沖擊遠不是可以輕易地消弭的。
在一定程度上，最高法院的判決可謂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但冷靜思考的話就會發現，批評最高法院的人實際上完全曲解了最高法院所持的宗教自由的標准，大多地受制於對《聖經》和上帝的崇拜情結。其實，最高法院的判決並不是要反對人民自由地信仰宗教，恰恰相反，是為了使宗教自由權更具有憲法的保障。它所禁止的只是政府不能逾越政教之間的「分離之牆」，它所擔心的也只是一旦容忍政府幹預宗教事務，宗教迫害就可能接踵而至。因此，維護公民憲法權利的至上性，盡可能減少政府對公民權利的侵犯，才是最高法院在恩格爾案中嚴守政教分離原則的根本宗旨。
從最高法院做出恩格爾案判決至今，盡管大法官的構成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主流司法理念也漸趨保守，但在嚴防政府幹預宗教、保證公立學校遵守「政教分離」原則方面，最高法院的司法裁判是一致的，無意推翻恩格爾案的司法先例。在1963年的school district of Abington township v.Schempp和1968年的埃珀森訴堪薩斯等案件中，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以絕對多數票推翻了賓西法尼亞州和堪薩斯州分別要求在學校中誦讀《聖經》和禁止在學校中講授進化論的法律，他們所據的憲法基礎依然是「禁止確立國教」條款。在1971年的Lemon v.Kurtzman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賓西法尼亞州關於政府直接擔負教會學校教師工資的《非公立中小學教育法》，並提出了判斷政府是否涉嫌違反「政教分離」原則的三項標准，即：法律必須具有「世俗的」立法目的；法律的主要或首要效果必須是「既不促進也不限制」宗教；法律必須防止政府「過分地」捲入宗教事務。在1985年的Wallace v.Jaffree案中，最高法院認定，阿拉巴馬州一項在公立學校規定「靜思時間」並鼓勵學生進行宗教祈禱的法律違憲，因為該項法律的「惟一目的」是要向社會表明政府是支持公立學校宗教祈禱的，這已使政府涉入了宗教事務，違反了「政教分離」原則。在1972年的Lee v.Weisman案中，最高法院再次秉承恩格爾案先例，判決Rhode Island普羅維登市一所中學在畢業典禮上舉行宗教祈禱的行為違憲，因為在畢業典禮這樣一個學生普遍渴望參加的重大儀式中，學校的上述做法實際上已構成政府「強制」學生參加某一特定的宗教祈禱。
「政教分離」作為一項基本的憲政原則，總體上已為美國社會所普遍接受。但是，由於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傳統在美國的根深蒂固，對《聖經》和上帝的信仰早已深深地滲入到了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中，因此，相當一部份甚至是大多數美國人在政府鼓勵或指導某種宗教活動、而這種宗教活動又符合他們的宗教和道德觀念時，往往會不自覺地默認甚至欣然接受政府的行為，並對最高法院裁定政府行為違憲的判決表現出極大的憤怒。
但是，頗為可貴的是，在恩格爾案判決後的40年裡，最高法院一直沒有屈從民眾的壓力，堅持以恩格爾案為司法先例嚴格審查政府在宗教事務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一方面與最高法院在美國政府體制中所具有的獨立地位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因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深知，他們是維護美國憲政體制和諧發展的最後一道屏障，他們的每一項判決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美國政治的順利動作。因此，在面對涉及憲政原則的大案要案時，決不奉行從快從重的原則，也不盲從社會輿論。尤其是在涉及校園禱告的問題上，最高法院大法官們更是注意加強審查政府是否介入宗教活動的力度。在他們看來，中小學生無論是在心智發育還是在道德養成等方面都尚未成熟，如果他們不自學地或被迫地參加了政府確定的某些宗教活動，那麼，這不僅有違「政教分離」憲政原則，侵犯了公民的宗教自由權，而且也極可能影響到學生的思想和獨立人格的形成，後果不堪設想。從這個意義上講，最高法院並未從根本上違反民意，它反對政府捲入宗教的目的，恰恰是為了使民眾有更多的條件和機會自由地選擇和堅持自己的信仰。
如果說民眾要求的主要是公民能夠在現實生活中實現宗教自由的話，那麼，最高法院著重考慮的則是如果容忍政府幹預宗教，公民的宗教自由就會遭遇潛在的威脅。二者的目標一致，只不過關注的角度稍有差異罷了。
3. 鄭成功收復台灣島時，荷蘭殖民者已在島上盤踞了多少年
1624年荷蘭人來到台 灣 島,開始長達38年的統 治。
其實在此之前的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八月，荷將韋麻郎率軍艦兩艘偷 襲 澎湖，伐木作舍，擬長久佔領。明 朝總 兵 施 德 政 令 都 司 沈 有 容 率 兵 面責，荷方理屈，於十一月退出澎湖。
天啟二年(1622)五月，荷蘭艦 隊再次侵佔澎湖。天啟四年（1624年）二月，巡 撫南居益派總 兵俞咨皋、守備王夢熊等收 復澎湖
荷蘭強占澎湖的陰 謀未能得逞，於同年八月轉而侵佔台灣島西南部，先在大員建台灣城（荷人稱熱蘭遮城），後又在赤嵌地區建赤嵌城（荷人稱普羅文查城）等城堡，做為據點
崇禎十五年(1642)，荷軍又打敗於天啟六年侵佔台 灣北部雞籠（基隆）淡水的西班牙人，奪 佔了台灣的西南部和北部。
1661年四月，鄭成功率軍在台灣登 陸，在當地人民的支持下，經過九個多月的戰斗，於翌年二月一日迫使荷蘭侵台長官揆一投 降，將其全部驅 逐
4. 美國監獄是由哪個部門來管理
與世界上許多文明古國相比，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自1776年北美13個殖民地宣布獨立至今，美國才走過200多年的歷程。即使追溯到「五月花號」船在普利茅斯登陸的1620年或者英格蘭移民在詹姆斯敦建立第一個殖民區的1607年，美國的歷史也不過400年。
隨著殖民區生活的安定和人口的增長，人們逐漸認識到，維護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離不開司法機構。詹姆斯敦的移民在1619年按照英國的模式建立了北美第一個法院，審理各種民事糾紛和刑事案件。爾後，其他殖民地也紛紛效仿。這些法院名義上是由英國國王下令設立的，但實際上是由當地居民組建的。法官由殖民地的行政長官兼任或者由當地居民推選。
在早期的刑事審判中，北美殖民地法院普遍採用控告式訴訟制度，即由原告提起訴訟，被告進行辯護，法官審查雙方的證據並做出判決。起訴者可以是受害人或其親友，也可以是警務官和司法行政官等地方官員，但這些官員也是以私人名義把被告人送上法庭的。這種制度與當時英國的「私訴」制度大同小異。
但是沒過多久，殖民地的刑事起訴制度就開始背離英國的「私人起訴主義」，逐漸轉向公訴制度。在這一演變過程中，起訴權首先從被害人擴大到一般民眾，即與案件無關的公民也可以行使起訴權，一些殖民區還開始在重大犯罪案件的起訴前召集當地居民代表對案件進行審查；後來又出現了專門負責刑事起訴的大陪審團和檢察官。
1635年，馬薩諸塞建立了北美殖民地上第一個大陪審團，其目的是為了防止居民或官員濫用起訴權力。1641年，弗吉尼亞也建立了大陪審團。大陪審團的基本職能是對犯罪指控進行調查並決定是否將案件提交審判。1643年，弗吉尼亞殖民地任命了美國歷史上第一位檢察長。作為英國國王在該殖民地的代表，檢察長的主要職責是在法院審判中提供法律咨詢並維護國王的利益。隨後，其他殖民地也相繼設立了檢察長，其中有些檢察長已具有明確的刑事起訴職能。例如，馬里蘭在1666年設立檢察長，其職責就是向大陪審團提交刑事起訴書並以總督顧問的身份出席刑事案件的審判。
雖然英國也有檢察長，但是殖民地檢察制度的發展很快就超越了英國的模式，因為那裡有更為豐富多樣的法律文化傳統的影響。例如，17世紀中期紐約地區（當時叫「新荷蘭」）的居民結構非常復雜，包括荷蘭人、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丹麥人等。由於荷蘭人最先在那裡定居而且已經統治了數十年，所以該地區的法律制度以荷蘭傳統為基礎。年，該地區建立了一個以荷蘭法院為模式的殖民地法院，由1名首席法官、3名法官和1名司法官組成。該司法官的主要職責就是在刑事案件的審判中提起公訴，因此他實際上是北美地區最早的地方檢察官之一。1664年，英國獲得了對紐約殖民地的管轄權之後，其行政長官理查德•尼科爾斯開始修改當地的法律制度。然而，他並沒有全盤否定荷蘭的法律制度，而是逐步修改，使英國的普通法與荷蘭的法律傳統融合在一起。雖然原來設在法院中的司法官被取消了，但是其公訴職能卻由英國傳統的司法行政官繼承下來。
在北美殖民地的縣一級政府中設立檢察官，標志著地方檢察制度的形成。在這一方面，康涅狄格殖民地是先驅者。1662年，康涅狄格率先設立縣檢察官，負責刑事案件的起訴。1704年，康涅狄格又成為北美第一個明確建立公訴制度的殖民地。其法律規定，無論受害人及其親屬是否提出指控，各縣的檢察官都有權代表地方政府和人民對所有刑事案件提出起訴。
這種「康涅狄格模式」很快就被其他殖民地效仿。
由於殖民地的檢察長是英國政府的代表，而縣檢察官是地方任命的官員，所以二者之間不可避免地經常產生職權上的沖突。例如，賓夕法尼亞的費城縣於1686年任命了當地的檢察官，負責刑事案件的起訴。不久後，賓夕法尼亞總督任命的檢察長又給該殖民地的每個縣任命了—名代理檢察長，也負責各縣的刑事起訴工作。縣檢察官和代理檢察長經常在行使公訴權的問題上發生沖突。然而，地方分權和地方自治代表了北美殖民地的發展趨勢，因此在地方與「中央」的公訴權力之爭中，地方逐漸占據上風。一方面，各縣檢察官相繼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一些代理檢察長也以不同方式脫離殖民地檢察長的控制，轉化為地方官員。
美利堅合眾國成立之初，聯邦總統需要一位法律顧問來幫助他處理各種法律事務。1789年，國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一項法案，授權總統任命一名聯邦檢察長。其職權包括：在聯邦最高法院審理的刑事案件中提起公訴；參與聯邦政府可能為一方當事人的民事訴訟；應聯邦總統或各部首長的要求提供有關法律問題的咨詢意見等。
聯邦地區檢察官的設立是由1789年的「司法條例」（the Judiciary Act）規定的。地區檢察官統一由總統任命。他們負責起訴那些應該由聯邦法院管轄的違法犯罪案件，而且他們在自己的司法管轄區內享有幾乎毫無限制的獨立的公訴權。聯邦檢察長雖然被視為聯邦政府的首席法律官員和首席公訴官員，但他與各地區聯邦檢察官之間並沒有隸屬關系。他無權干涉地區檢察官的事務。
實際上，聯邦檢察長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是一個非專職的政府法律顧問。他可以從事自己的私人法律業務，而且直到1853年他才被要求把辦公地點設在聯邦政府內。
至此，最能代表美國司法制度特點的檢察體制已具雛形。
美國司法制度(二)——美國的審判機關
美國共有52個相互獨立的法院系統，包括聯邦法院系統、首都哥倫比亞特區法院系統和50個州法院系統。雖然聯邦最高法院是全美國的最高法院，其決定對美國各級各類法院均有約束力，但是聯邦法院系統並不高於州法院系統，二者之間沒有管轄或隸屬關系。從一定意義上講，美國的法院系統為「雙軌制」，一邊是聯邦法院，一邊是州法院，二者平行，直到聯邦最高法院。
聯邦法院和州法院管轄的案件種類不同。在刑事領域內，聯邦法院審理那些違反聯邦法律的犯罪案件；在民事領域內，聯邦法院審理以合眾國為一方當事人、涉及「聯邦性質問題」、以及發生在不同州的公民之間而且有管轄權爭議的案件。州法院的管轄權比較廣泛。按照美國憲法的規定，凡是法律沒有明確授予聯邦法院的司法管轄權，都屬於州法院。在實踐中，絕大多數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都是由各州法院審理的。在諸如加利福尼亞等大州，州法院一年審理的案件總數可以高達百萬；而所有聯邦法院一年審理的案件總數不過其四分之一。
聯邦和大多數州的法院系統都採用「三級模式」，只有內布拉斯加等幾個州採用兩級模式。所謂「三級模式」，就是說法院建立在三個級別或層次上，包括基層的審判法院、中層的上訴法院和頂層的最高法院。當然，各州所使用的法院名稱並不盡同。例如，在紐約州，基層審判法院叫「最高法院」；中層上訴法院叫「最高法院上訴庭」；實際上的最高法院則叫"上訴法院"。
「三級模式」並不等於「三審終審制」。實際上，聯邦和大多數州採用的是「兩審終審制」，即訴訟當事人一審敗訴後只有權提起一次上訴。從理論上講，當事人在一審之後可能還有兩次甚至三次上訴審的機會。但是，請求上訴法院再審是當事人的權利，請求最高法院再審就不是當事人的權利，而是最高法院的權力了。「權利」與「權力」，雖僅一字之差，但意義相去甚遠。在前一種情況下，法院必須受理當事人的上訴；在後一種情況下，法院沒有受理的義務，只有當法院認為必要時才受理。當事人若想獲得後一種上訴審，必須得到法院的「上訴許可令」（Leave to Appeal）或者「調卷令」（Writ of Certiorari）。
當然，也有一些州的法律明確規定了「三審終審制」，或者規定在某些種類的案件中採用「三審終審制」。例如，在紐約州，絕大多數案件的當事人都有兩次上訴的權利；在加利福尼亞州，法律規定凡是被告人被判死刑的案件都適用「三審終審制」。另外，某些在州法院系統敗訴的當事人還可以得到聯邦最高法院的「四審」。當然，究竟什麼案件可以得到這種特別的關照，法律上一般不做明確規定，決定權掌握在聯邦最高法院那9名大法官的手中。
無論是聯邦法院還是州法院，無論是普通法院還是特別法院，都可以根據基本職能不同而分為兩種：一種是審判法院（Trial Courts），一種是上訴法院（Appellate Courts）。一般來說，美國的審判法院和上訴法院之間的職責分工是明確和嚴格的。審判法院只負責一審；上訴法院只負責上訴審。但是聯邦最高法院和某些州的最高法院例外，它們既審理上訴審案件，也審理少數一審案件。
美國的審判法院一般都採用法官「獨審制」，即只有一名法官主持審判並做出判決。上訴審法院則採用「合議制」，即由幾名法官共同審理案件並做出判決。合議庭的組成人數各不相同。一般來說，中級上訴法院的合議庭由3名法官組成；最高法院的合議庭則由5名、7名或9名法官組成。此外，根據案件的種類和當事人的意願，審判法院的審判可以有兩種形式：法官審（Bench Trial）和陪審團審（Jury Trial）。
在此值得專門介紹的是合眾國最高法院（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即聯邦最高法院。它是美國惟一由聯邦憲法直接設立的法院。該法院位於首都華盛頓。其職能包括審理聯邦上訴法院的上訴案件，審理各州最高法院的上訴案件（如果涉及聯邦法律問題的話），以及審理憲法規定其可以直接審理的一審案件。一審案件的數量很少，不足其審理案件總數的十分之一。一審案件往往涉及兩個或多個州之間的糾紛，而且多與地界有關，如因河流改道而引起的土地歸屬權糾紛；也有些案件屬於兩個或多個州對某億萬富翁的財產征稅權糾紛。
最高法院受理上訴案件的途徑有二：其一是上訴權；其二是調卷令。當事人有權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的案件非常少。按照法律規定，只有當聯邦地區法院的判決是由3名法官組成的特別合議庭做出的時候，當事人才有權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如前所述，審判法院一般都採用獨審制，但是在兩種情況下可以組成合議庭。一種情況是重新劃分立法區；一種情況是國會希望快速解決某個憲法爭議問題。在1990年的「合眾國訴伊奇曼」一案中，為了迅速解答國會禁止非法焚燒美國國旗的法律是否違憲的問題，聯邦地區法院就採用了合議庭審判。這種合議庭由兩名聯邦地區法院法官和一名聯邦上訴法院法官組成。
調卷令是最高法院受理上訴案件的主要途徑。要獲得最高法院的調卷令，訴訟當事人首先要提出申請，然後由大法官們投票決定是否受理。最高法院每年收到的調卷令申請在6000件左右，但是其受理的案件一般不超過200件。最高法院認為其主要職責不是糾正下級法院的錯誤判決，而是在更廣泛的意義上維護聯邦法制。因此，其發布調卷令的案件中往往涉及不同法院對聯邦法律的不同解釋，例如，兩個聯邦上訴法院對某一法律的解釋有沖突；聯邦上訴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對某一法律的解釋有沖突；或者聯邦上訴法院對某一法律的解釋與聯邦最高法院以前的判決有不一致之處等。
自成立以來，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數並不是固定不變的，最少時為5人，最多時為10人，目前由9名大法官組成，其中一人為首席大法官。最高法院審理案件時由9名大法官共同組成合議庭。包括首席大法官在內的9名大法官的主要職責就是審判，他們並不承擔中國法院院長們所熟悉的行政管理職能。
美國司法制度(三)——美國的檢察機關
美國的檢察體制具有「三級雙軌、相互獨立」的特點。所謂「三級」，是指美國的檢察機關建立在聯邦、州和市鎮這三個政府「級別」上。所謂「雙軌」，是指美國的檢察職能分別由聯邦檢察系統和地方檢察系統行使，二者平行，互不幹擾。美國的檢察機關無論「級別」高低和規模大小，都是相互獨立的。
美國的聯邦檢察系統由聯邦司法部中具有檢察職能的部門和聯邦地區檢察官辦事處組成，其職能主要是調查、起訴違反聯邦法律的行為，並在聯邦做為當事人的民事案件中代表聯邦政府參與訴訟。聯邦檢察系統的首腦是聯邦檢察長，同時也是聯邦的司法部長。雖然他是聯邦政府的首席檢察官，但他只在極少數案件中代表聯邦政府參與訴訟，而且僅限於聯邦最高法院和聯邦上訴法院審理的案件。其主要職責是制定聯邦政府的檢察政策並領導司法部的工作。實際上，司法部中的大多數部門都與檢察工作無關，只有幾個處具有檢察職能，其中最主要的是刑事處。美國共有95個聯邦司法管轄區，每區設一個聯邦檢察官辦事處，由一名聯邦檢察官和若干名助理檢察官組成。他們是聯邦檢察工作的主要力量。在一般案件中，他們自行決定偵查和起訴，但要遵守聯邦檢察長制定的方針政策。在某些特別案件中，如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和重大的政府官員腐敗案件，他們往往會尋求司法部刑事處的支持和幫助，而且要得到聯邦檢察長或主管刑事處工作的助理檢察長的批准才提起公訴。
美國的地方檢察系統以州檢察機關為主，由州檢察長和州檢察官領導的機構組成。州檢察長名義上是一州的首席檢察官，但他們多不承擔公訴職能，也很少干涉各檢察官辦事處的具體事務。在大多數州中，州檢察長與州檢察官之間都保持著一種顧問指導性關系。州檢察官的司法管轄區一般以縣為單位。他們是各州刑事案件的主要公訴人，通常也被視為所在縣區的執法行政長官。一般來說，各地警察機關在刑事案件的調查中都會接受檢察官的指導乃至指揮。
市鎮檢察機關是獨立於州檢察系統的地方檢察機關，但並非美國的所有市鎮都有自己的檢察機關。在有些州，市鎮沒有檢察官員，全部檢察工作都屬於州檢察官的職權。在那些有自己檢察機關的市鎮，檢察官員無權起訴違反聯邦或州法律的行為，只能調查和起訴那些違反市鎮法令的行為。這些違法行為稱被為「微罪」，多與賭博、酗酒、交通、公共衛生等有關。不過，市鎮法令中有關「微罪」的規定與州法律中有關「輕罪」的規定相重復的情況屢見不鮮。
多樣性是美國檢察機關的基本特徵。這有三個方面的原因：其一，檢察機關的職權范圍不同，或者說其負責的案件種類不同，所以其職能部門的設置有所不同。例如，聯邦檢察機關和州檢察機關負責調查和起訴的分別是違反聯邦法律的犯罪和違反州法律的犯罪，因此其設置職能部門時必然要以其負責的案件種類為依據。其二，檢察機關的規模大小不同，或者說其工作人員的數量多少不同。例如，伊利諾斯州庫克縣（含芝加哥市）檢察官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多達900人；而內布拉斯加州斑納縣檢察官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僅1人。芝加哥市檢察官手下有230名「助檢」；而與之相鄰的埃文斯頓市檢察官手下只有3名「助檢，而且該檢察官本人還同時兼任另外兩個城市的檢察官。其三，檢察機關的專業分工不同，或者說其人員的專門化程度不同。毫無疑問，小型檢察機關內很難有正式的專門化分工，因此這種分工主要在大中型檢察機關中。專門化分工有兩種基本模式：一種是以縱向分工或程序分工為主；一種是以橫向分工或案件分工為主。縱向分工猶如工廠里生產「流水線」上的分工。檢察人員根據工作程序上的階段劃分，分別負責收案、預審聽證、大陪審團調查、法庭審判、上訴等階段的檢察工作。橫向分工是根據案件種類進行的分工。而這種分工可有不同層次：首先，一般檢察官辦事處負責的刑事案件可分為重罪和輕罪兩大類；其次，重罪和輕罪都可以分為侵犯人身罪和侵犯財產罪；再次，侵犯人身罪和侵犯財產罪又可以具體劃分為殺人罪、強奸罪、搶劫罪、盜竊罪、詐騙罪等，而且每一種犯罪仍可以進一步劃分。目前，美國的大中型檢察機關多採用縱向分工與橫向分工相結合的模式，但具體情況又有所不同。檢察機關的多樣性有利於充分發揮各種檢察人員的專業能力和積極性，可以使不同檢察機關的內部結構更好地適應機關的任務性質和工作量，防止出現人浮於事和工作分配不均的現象。但是，檢察機關的多樣性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整個檢察系統的協調發展。在這種體制下，人們很難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整個系統的運作標准，也很難提高整個系統的效率水平。由於檢察機關在社會的執法活動中起重要作用，所以美國檢察系統的這種不平衡發展也對社會產生了消極的影響。近年來，美國一些學者在不斷呼籲改變檢察系統的不統一現狀，一些地區也做出了改革的努力。然而，分散制仍然是美國地方檢察系統的基本特徵。
美國司法制度(四)——美國的警察機關
美國的50多萬名警察分屬近兩萬個相互獨立的警察機關，平均每個警察機關的警員不足30人。然而，一些大的警察機關人員上萬，所以，實際上美國有很多警察機關的人員不足10人，其中最小者只有警察局長1人，真是名副其實的「光桿司令」。然而，這些警察機關無論大小，都是相互獨立的，在轄區內享有獨立執法權。美國的警察機關分別隸屬於聯邦、州、縣、市鎮四級政府。
美國聯邦負有警察職能的機關多稱為執法機關。主要的執法機關分別隸屬於司法、財政、內政和國防四個部。其中，司法部下屬的有6個，即聯邦調查局、毒品管理局、移民歸化署、監獄管理局、聯邦法院管理局和聯邦法警局；財政部下屬的有5個，即煙酒火器管理局、國內稅收署、聯邦保密署、聯邦海關署和總督察署；內政部下屬的有5個，即印弟安人事務局執法處、國家公園管理局森林警務處、魚類和野生動物管理局、國家公園警察局和總督察署；國防部下屬的有8個，即總督察署、國防調查署、陸軍部犯罪調查局、陸軍部情報及保安局、陸軍部軍事警察總隊、海軍部調查局、空軍部保安警察處和特別調查處。此外還有聯邦郵政總局的郵政稽查署等等。
美國各州法律制度的傳統和現狀並不相同，因此其警察機關的體制也不一樣。從名稱上來看，有的叫州警察局，有的叫州公路巡警隊，有的叫州執法局，有的叫州公安局。這種名稱上的不統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國分散型警察體制的特點。
美國的州警察機關主要有三種模式。第一種是巡警模式，或稱巡警型警察機關。這種州警察機關的主要職責是實施州交通法規、調查和預防交通事故、糾正和處罰交通違章行為、保障公路安全。加利福尼亞州的公路巡警隊就是這種模式的代表。第二種是執法模式，或稱執法型警察機關。這種州警察機關負有完全的執法職責，包括犯罪偵查、維護治安、實施法令、公路巡邏等。伊利諾斯州警察局是這種模式的代表。第三種是兩元模式，或稱巡警－執法模式。這種州警察機關分為兩個獨立的實體，一個負責公路巡邏，一個負責一般執法工作。例如，佛羅里達州的公路巡警隊負責州公路的巡邏和發生在州公路上的輕微刑事案件的偵查；而佛羅里達州執法局則負責一般性執法工作，包括發生在州公路上的嚴重刑事案件的偵查。
除上述三種類型的州警察機關外，美國各州還有一些較小的州警察機關和負責某個領域的專門執法機關。前者如州立公園警察局和州立大學警察局；後者如州毒品管理局。從理論上說，州執法機關有權在全州范圍內執行警務。但是在實踐中，州警察機關一般都避免介入市鎮警察局的管轄范圍，而把執法力量集中於沒有建立自治警察局的地區和州屬公路上。當然，由於州警察機關往往具有經驗豐富的偵查人員和先進的儀器設備，所以它們經常向州內較小的警察機關提供疑難案件偵查、法庭科學鑒定、信息情報檢索和各種專業培訓等方面的服務。
美國共有大約3000個縣級執法機關。這些執法機關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縣司法局模式；一種是縣警察局模式。前者是美國傳統的縣級執法機關模式，縣司法行政官是縣的執法長官，負責本縣的警務。目前美國的絕大多數縣都採用這種模式。後者是一種較新的縣級執法機關模式，縣警察局長是縣的執法長官，負責本縣的警務。目前美國僅在一些縣市合一的地方採用這種模式，如佛羅里達州的傑克遜韋爾縣。這種縣警察局的體制與一般市鎮警察局的體制相同。
根據執法權力的大小，縣司法局模式又可分為兩種：其一，縣司法行政官的職權僅限於管理監獄和維持法庭秩序，即僅有獄警和法警的職能；其二，縣司法行政官的職權包括犯罪偵查、維護治安和交通管理，即負有全部執法職能。在第二種情況下，縣司法行政官手下多建有專門的警察局，有些地方的司法行政官就兼任警察局長。
市鎮警察是美國警察的最主要力量，其人數約佔美國警察總數的四分之三。美國的城市一般都建有自己獨立的警察機關，或稱「自治警察機關」。不過，這些市鎮警察機關的規模相差甚遠。例如，庫克縣境內有121個市鎮警察局，共有警員1.6萬多人。其中，芝加哥市警察局有警員近1.3萬人；此外還有5個警察局的人數在百人以上；而絕大多數警察局的人數只有幾十人或幾個人。
近年來，一些美國學者呼籲加強執法機關之間的合作和提高執法活動的統一性，甚至建議合並警察機關。他們指出，「零散型」警察體制不利於犯罪偵查工作。一方面，那些「微型」警察機關根本無力開展有效的偵查破案工作；另一方面，這種警力「割據」狀態也是犯罪偵查工作的障礙。特別是在對付跨地區犯罪的問題上，偵查工作缺乏統一指揮，有時甚至還存在警察機關之間的「消極競爭」。他們提出用「都市警察」、「城鎮警察」和「鄉村警察」這三個有機聯系的系統來代替現行地方警察體制的設想。然而，這種合並警察機關的建議受到許多美國人的反對，特別是地方政府和地方警察局的反對。他們認為，合並警察機關的做法違反了美國傳統的「自治警察」和「當地居民有權選擇警務方式」的原則；不利於根據各地的特點開展警務工作，而且會損害地方政府和當地居民的利益。總之，分散制是美國社會的傳統，是美國現行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徵，因此要改變它是十分困難的。
美國司法制度(五)——受人尊敬的美國法官
美國共有大約700名聯邦法官，2.7萬多名州法官。聯邦法官由總統任命，但須得到聯邦參議院的批准。另外，總統在提出聯邦法官候選人名單時一般都會徵求美國律師協會的意見，盡管這並不是法律規定的必經程序。最高法院、上訴法院和地區法院的聯邦法官是終身制，專門法院的聯邦法官是任期制。州法官一般都由當地居民直接選舉產生。這種作法很符合19世紀以前美國那種以小城鎮為主的社會生活方式。但是隨著城市的擴大和人口流動的增加，公眾對選舉法官漸漸失去了興趣，而且對法官候選人往往所知甚少。於是，法官普選失去了實際意義，選舉結果很容易被政黨領袖控制。各州的法官都是任期制而不是終身制。州審判法院法官的任期為4年、6年或8年；州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法官的任期為6年、8年或10年。
終身制並不等於一定要服務至生命的最後一刻，法官可以因健康狀況而退休，也可以因其他理由而辭職，但這些都必須是法官自己主動提出的。聯邦法官被免職的惟一途徑是彈劾。美國憲法規定，彈劾包括法官在內的聯邦政府官員的理由是其犯有「叛國罪、受賄罪、或其他嚴重犯罪和輕罪」。彈劾聯邦法官，首先要由聯邦眾議院投票通過彈劾指控，然後由聯邦參議院進行審判。審判由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由全體參議員聽證並投票表決。如參議院判定有罪，該法官即被罷免；如參議院判定無罪，則該法官繼續任職。彈劾是一種非常嚴厲的處分措施，所以很少使用。自美國建國以來，一共只有9名聯邦法官受到彈劾，而且其中只有4人最後被參議院判定有罪。各州地方法官的彈劾方法和程序與彈劾聯邦法官基本一樣。
19世紀以前，美國的法官一般都不是律師協會的成員，甚至從來沒有接受過正規的法律培訓。那時主持法院審判活動的人多為不懂法律的「外行法官」。今天，美國法官的情況已大為改變。除少數審理輕微犯罪案件的基層法院外，其他法院的法官都必須具備律師資格。實際上，美國法官一般都有多年的律師實踐經驗。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的法官屬於「律師法官」。
由於美國的法學院屬於「本科後」教育，學生畢業後還要從事一定年限的律師實務，包括檢察官和公共辯護律師等政府工作，最後才能坐到法官席上，所以美國法官的年齡一般都在40歲以上。偏愛成年法官是美國的傳統，也體現了美國人的司法理念。做一名合格的法官，不僅需要系統的法律知識，而且需要豐富的訴訟經驗和處理復雜問題的能力。另外，豐富的人生經驗和閱歷也是公正恰當地行使司法權力的重要保障，成熟的人才能做出「成熟」的判決，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往往難當此重任。
美國法官屬於「政治色彩較濃」的人物。從他們的個人生涯來看，他們或者有經過競選擔任行政長官或立法機關成員的資歷，或者有擔任政黨領袖或組織者等積極參與和組織競選活動的經歷。特別是那些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官，他們「從政」的時間往往要長於其從事法律工作的時間。誠然，他們一旦當上了法官，就不能再參與政黨的政治活動了，這是司法獨立原則的基本要求。但是，他們在被任命或當選之前的政治態度，顯然還會影響其主持司法工作的理念。於是，在法院的社會功能等基本問題上，有些法官可能是「自由派」的，強調法院在維護社會正義和保護人權問題上的積極作用；另一些法官可能是「保守派」的，堅持法院不應過多地介入或干涉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的活動。
雖然法官不能在審判活動中公開宣稱自己支持共和黨或者民主黨，但是法官的政治傾向是公開的，至少是半公開的，因為法官在一些重大社會問題上的觀點總會以一定形式在其判決意見中表現出來，而法官的判決意見是公開的。正因為如此，許多有經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