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菊花
『壹』 1.張菊花若起訴,應該到那個法院為什麼B商場、C公司的訴訟地位如何法律依據是什麼
這么復雜,先閃了。
『貳』 秋菊打官司李公安起到什麼作用
秋菊打官司李公安起到中間橋梁,緩沖調停的作用。
李公安是正直爽快、熱情誠摯、詼諧風趣的農村公安幹部。在調解秋菊家與村長的糾紛時,他一心想息事寧人,主動替寧肯交罰款也死活不認錯的王善堂買點心給秋菊「賠罪」。
這故事發生在中國西北一個小山村。秋菊的丈夫王慶來為了自家的承包地與村長王善堂發生了爭執,後被村長一怒之下踢中了要害後,王慶來整日躺在床上幹不了活。秋菊便去找村長說理,村長不肯認錯,秋菊便去鄉政府告狀。
經過鄉政府李公安的調解,村長答應賠償秋菊家的經濟損失,但當秋菊來拿錢時,村長把錢扔在地上,受辱的秋菊先後到了縣公安局和市裡告狀,最後向人民法院起訴。
除夕之夜,秋菊難產,村長和村民連夜冒著風雪送秋菊上醫院,使她順利產下一名男嬰。秋菊一家對村長非常感激,也不再提官司的事了。但正當秋菊家慶賀孩子滿月時,市法院發來判決,村長因傷害罪被拘留。望著遠處警車揚起的煙塵,秋菊感到深深的茫然和失落。
『叄』 這些菊花都是什麼品種,叫什麼名字急!急!急!
你的問題太深奧。。。如果你有耐心的話。我明天可能會去成都人民公園的菊花展。但是不一定能看到全部你想知道的品種
『肆』 電影秋菊打官司,秋菊要的『說法』是什麼
他的男人被村長踢了。所以要討個說法。
『伍』 秋菊打官司的故事
《秋菊打官司》
故事發生在中國西北一個小山村。
秋菊的丈夫王慶來為了自家的承包地與村長王善堂發生了爭執,被村長一怒之下踢中了要害,整日躺在床上幹不了活。秋菊是個善良有主見的女人,村長不肯認錯,她便挺著大肚子去鄉政府告狀。經過鄉政府李公安的調解,村長答應賠償秋菊家的經濟損失。當秋菊來拿錢時,村長把錢扔在地上,不甘受辱的秋菊沒有撿錢,而又一次踏上了漫漫的告狀路途。
縣里的裁決與鄉政府一樣,秋菊不服,拖著沉重的身子又來到了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判決也維持了縣鄉的調解與裁決內容。一心只為討一個「說法」的秋菊又來到市裡,這一次她找了律師,決定向人民法院起訴,結果敗訴。於是倔強的秋菊上訴至市中級人民法院……
除夕之夜,秋菊難產,村長和村民們連夜踏雪冒寒送秋菊上醫院。秋菊順利地產下了一個男嬰,秋菊與家人對村長感激萬分,官司也不再提了。可當秋菊家慶賀孩子滿月時,傳來市法院的判決,村長被拘留。望著遠處警車揚起的煙塵,秋菊感到深深的茫然和失落。
『陸』 《秋菊打官司》你看懂了嗎
該片值得探索,給人以啟迪。這部故事簡單平凡的影片之所以吸引人,正是由於秋菊的性格美,她那種尋求一種「說法」的精神,不能不使人感到同情和思考。
本來在重慶采景的攝制組全閑下來。某天,他們從報亭買回一堆文學刊物,從裡面發現了陳源斌的中篇小說《萬家訴訟》。
張藝謀看過後很是喜歡,覺得小說寫了一個生動的故事,而且故事中還包含著很多內容可以供他展開。於是,他趕緊聯系陳源斌簽訂了版權合同,又請來劉恆擔任編劇。
『柒』 <秋菊打官司>與行政法有什麼關聯
《秋菊打官司》的故事情節很簡單,核心的意思就是一個農村婦女向村長要一個說法的故事。影片里偷偷拍攝的農村生活場景,給予影片無比強烈的真實感。影片同時把秋菊的個性表現的淋漓盡致,一種堅強、朴實的人物鮮活的呈現出來。而鞏俐也因為演出秋菊一角獲得威尼斯最佳女演員獎。影片也對農村生活狀態和人物關系以及倫理進行了真實的表現。這種真實因帶有一種"居高臨下"的視角受到影響和質疑。作為一部影片,無論從社會角度還是生活角度,《秋菊打官司》簡單直接的表達了人對自我權益的覺醒。
人們通常所說的打官司是指在人民法院進行訴訟。人民法院和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為了解決某一案件所進行的全部活動也就是所謂打官司的全部內容。其中,起訴、審判和執行是進行訴訟即打官司的三個最基本的階段。
根據我國人民法院職責范圍以及案件性質,我們又可以把訴訟劃分為刑事訴訟、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三種。行政訴訟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或法律授權的組織因其職權行為而引發行政爭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為解決這種爭議訴到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對該職權行為進行司法審查,對其是否正當、合法作出判定,以解決行政爭議的一種訴訟活動。人們俗稱為「民告官」,也叫打行政官司。
「官司」一詞是民間從古到今的通俗說法。「官」和「司」舊時本意都指「官方」、「官府」、「官吏」、「掌管」等意思,因而,發生利害沖突的雙方到官府或官員那裡去請求裁決是非,官府或官員根據查明的事實作出裁斷的整個活動,民間就稱之為「官司」。而對於發生利害沖突的雙方來說,他們到官府或長官那裡去告狀,請求裁決是非,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的活動,或者因為被人告到官府或者長官那裡同對方爭論辯白,以維護自己的正當利益的活動,則被稱為打官司。「官司」 和「打官司」這種說法至今在民間仍很普遍,有些地方甚至還把受剝奪自由的刑罰處罰說成是「吃官司」。「官司」或「打官司」用法律術語和語言來表示就叫訴訟。當然這只是指打到司法機關去的那一部分官司,打到其他機關或某個領導那裡去的官司就不能稱之為訴訟。今日所稱打官司或訴訟,在我國是指公安機關(包括國家安全機關,下同)、 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和當事人以及其他有關的人依照法律為解決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問題或解決權利義務糾紛、明確權利義務關系所進行的一切活動。訴訟的構成有這樣一些要素: 一是要有法院參加。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行使審判權。法院以外的機關、組織或個人裁決爭議,都不是訴訟,不具有訴訟的效力。通常情況下,沒有法院的參加就不構成訴訟。有些刑事案件雖然並不到法院,到檢察院那裡訴訟就結束了, 這種情形,並不是完整的訴訟過程,而是具備某種條件時訴訟的提前結束。二是要有控告方和被告方的同時參加。僅有告狀指控的一方,沒有被指控的對象,或者只有被控的一方,沒有指控的一方,法院不可能立案審理,因而也不構成訴訟。 三是要有通過起訴訟需要解決的問題。這在法律上稱之為訴訟請求,即原告起訴時提出的請求。比如,檢察機關起訴時必須向法院提出對被告人定罪判 刑的請求,民事案件中原告也會提出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返還財產或賠償損失等方面的請求。沒有訴訟請求,訴訟無法構成,也毫無實際意義。
『捌』 關於 秋菊打官司 中的一些法律問題,忘得到高人指點
1、起因涉及到土地法:秋菊家要在自己的承包地建辣子樓,村長不同意,他們就認為是村長從中作梗,並跟村長爭吵。這說明他們不慬法,認為自己的土地自己可以隨意使用。按照我們國家的法律,農村個人承包耕地歸集體所有,不可以私自改變用途,如果依照法律的程序和規定,辦理了相關的手續才可以改變土地的用途。
2、派出所調解不合法。村長打了秋菊的丈夫,李公安為化解雙方矛盾,私自買了禮物代村長向秋菊賠禮,這雖然是化解矛盾的一種手段,但在一定程度上來說,這是不合法的。調解是雙方的事情,公安機關作為一個處理糾紛的機關,應該要在充分考慮雙方意見的情況下讓雙方自己做出決定。
3、有法必依,這是整個影片的主要情節,秋菊的丈夫與村長王善堂發生了爭執,被村長踢中要害。秋菊懷著身孕去向村長、鄉政府、縣公安局和市裡討個說法,但是都敗訴了,秋菊不服,最後決定向人民法院起訴。最終,因涉嫌傷害罪,村長被警車帶走了。
『玖』 秋菊打官司中涉及幾個官司各個官司什麼性質為什麼
前幾年有一部電影,情節大致是這樣的,村民萬某和村長因鎖事發生爭吵,村長朝萬某的身上踢了幾腳,萬某受傷,治療了一段時間仍不見好,萬某的妻子秋菊同村長商量沒有結果,就告到了鄉上,鄉里的李公安出面調停,讓村長付給萬某200元錢。村長不服氣,在點錢給秋菊的時候,仍說著氣話。秋菊不願接受,又告到了縣上。縣公安局讓她寫個狀子遞上,秋菊花錢請人寫了狀子,公安局收下了,數日後送達了處理意見,給秋菊的通知是由村長轉交的。縣上的處理意見同鄉里的處理意見大體相同,村長仍沒有給秋菊一個說法。秋菊還是不服,又告到了市裡。市公安局復議維持縣公安局的處理意見。秋菊還是沒有得到自己要求的一個說法。於是請教律師,律師說還可以提起行政訴訟。秋菊就同吳律師簽訂了委託代理合同,開庭的時候,才知道與她對薄公堂的,不是村長,而是市公安局的嚴局長,秋菊雖不同意,審判還是進行了。一審判決,維持市公安局的復議決定。吳律師對秋菊說,官司輸了,還可以上訴。秋菊委託他繼續做自已代理人。二審法院接受上訴後,經審查,認為本案已超出一般民事糾紛的范圍。因為拍片結果證明萬某肋骨斷了兩根,已構成輕傷害。於是在秋菊的小孩過滿月那天,全村人都圍在一起喝酒,村長被一輛警車帶走了,呼嘯的警笛聲中,秋菊滿臉的迷惑不解。
『拾』 秋菊打官司中涉及幾個官司
電影《秋菊打官司》一直是一個法律人熱議的話題。在電影中,秋菊的丈夫因糾紛被村長踢傷,協商不成,秋菊便先後到縣公安局和市公安局告狀,但是都敗訴了,秋菊不服,最後決定向人民法院起訴。除夕之夜,秋菊難產。村長和村民連夜踏雪冒寒送秋菊上醫院。秋菊順利地產下了一個男嬰,秋菊與家人對村長感激萬分,官司也不再提了。可當秋菊家慶賀孩子滿月時,傳來市法院的判決,村長被拘留。
關於秋菊打官司的故事,法律界已有很多有益的解讀,引申出很多法律、社會方面的啟示。有人可以從中解讀出「為權利而斗爭」的意味,也有人從中解讀出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對法律的不同理解。但是一些民眾對於秋菊為什麼打官司不能理解。有人認為秋菊小題大作,過度強調自身的權利,幹了一件自討苦吃的事。雖然打贏了官司,但埋下了怨恨,其實是得不償失的。蘇力教授在其「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爺的悲劇」(Qiuju』s Puzzle and Grandpa Shangang』s Tragedy)一文中提出,秋菊歷經千辛萬苦所追求的,不過是一個「說法」而已。在村長幫秋菊度過「難產關」之後,秋菊和村長之間的矛盾已經化解。但村長最後被派出所抓走並按照法律方式加以處置,不符合秋菊的本意。所以,在這個案件中,秋菊討說法的做法,導致法律扭曲了原有的鄉村習俗,並沒有真正實現社會的秩序。蘇力教授的觀點雖然不無道理,但我對這一故事持不同的看法。
誠然,法律誕生於特定的民族文化傳統,但一個國家的習慣並非都是合理的,法律也不能完全迎合陳規陋習。盡管現存的大量社會習俗具有很多的合理性,反映了人們的生活經驗,但畢竟傳統的習慣未必能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未必與現代生活方式相吻合。例如,在解放初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當時的習俗和傳統,但政府在當時率然採取了與此相反的政策,主張婚姻自由。實踐證明,一些陋俗是可以通過法制建設加以改變的,且此種改變能夠增進人民的普遍福利。這種具有時代氣息的作法,改變了千百萬婦女的命運。應當看到,大量的鄉村習俗今天仍然得到人們的認可與遵守,也成為人們自覺遵守的道德規則,其中很多規則已經上升為法律規則,但不能因此認為所有鄉村習俗都不能進行任何的改變,對一些體現封建思想意識的、違反現代法律精神的陳規陋習,法律不能予以承認。例如,個別地方的習慣不允許寡婦改嫁、允許買賣婚姻、對宗族械鬥者予以獎勵、對違反族規者實行肉體懲罰甚至加以殺害等,都是法律應當予以糾正的。社會在發展,傳統習俗也要與時俱進。今天的法制建設在面臨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原有的習俗即使流傳已久,但其也要符合現有的法律和道德觀念,而不能要求法律和道德必須符合所有的習俗。
法律制度的建設應當具有前瞻性,應當引導人們向現代化的、具有時代氣息的方向發展。為此,我們要區分哪些習俗是合理的,哪些習俗是不合理的。回到「秋菊打官司」電影中來,我們需要討論的是,「討說法」是我們應當提倡的,還是限制的。眾所周知,法律規則不同於道德習俗,法律是經過深思熟慮形成的社會規范,其與道德規范相比,蘊含了更科學的增進人們整體福利的智慧。如果法律得到嚴格的執行,法律所體現的此種集體智慧才能夠獲得實現。法律制度設計時,討論者所關注的對象不能僅限於實際發生的個案,而應當關注特定規則對潛在行為人的行為誘導功能,即該規則對人們產生的整體效果。在秋菊打官司一案中,法律對故意傷害他人人身者給予行政或者刑事處罰,有助於預防潛在的危害行為,預防其他村長的危害行為。如果每個人在自己權利遭受侵害之後都採取忍氣吞聲、息事寧人的辦法,不積極主張自己的權利,那麼違法行為也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違法者也不能受到應有的制裁。相反,只有當權利人積極地主張自己的權利,才能夠讓那些潛在的損害行為人意識到損害他人的行為的後果,進而更好地發揮法律的預防作用。
「討說法」其實體現的是現代法治所提倡的「為權利而斗爭」的理念。耶林早在1872年就撰寫了《為權利而斗爭》一文,被西方社會普遍接受和廣為贊賞。其在文中指出,「法律的目的是和平,但達到目的的手段則為斗爭」。個人堅決主張自己的權利,是法律能夠發揮效力的基礎。主張權利就是捍衛法律,也是捍衛個人的人格尊嚴。耶林曾經舉例說,英國人願意為了一便士而付出十倍以上的金錢在法庭與人對簿公堂,這種斗爭精神,在國內有助於民主政治的實現,在國際上有助於提高和維護國家的聲望。在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中,對於猶太商人夏洛克要求安東尼奧在不能按期還款時,按約定割掉安東尼奧一磅肉的主張,耶林盡管在道德層面持否定態度,但在法律層面,他認為這也是一種「為權利而斗爭」的體現。這種觀念在西方社會已經根深蒂固,不受中國語境下的「親情」、「人情」等因素的左右。即便在朋友之間發生權利沖突而走上法庭,法庭在裁判後各方往往可以做到自願接受,並可繼續往來,朋友相待。敗訴者並不認為這是一種莫大的「恥辱」。在中國,情形則有所不同。如儒家經典倡導「和為貴」的無訟思想,深刻影響人們的觀念。在儒家看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因此傳統文化不主張對簿公堂,即使「有理」,也往往不訴諸法庭,因為可能即使贏了官司,也傷了和氣。俗話說「一場官司十年仇」、「餓死不做賊,冤死不告狀」就反映這種認識。應當看到,法律的解決方案過分注重形式與程序,常常成本過高,另外也不能「治本」,終極地化解人們之間的矛盾。另外,堅持所有糾紛都通過法律這一正式渠道加以解決,在我國人口眾多、城市規模巨大的背景下,也不具有現實的可行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應充分肯定傳統文化中有益的一面,充分發揮傳統的、多元的糾紛解決機制的作用,制定綜合的糾紛解決方案。但是如果公民在權利受到侵害後都採取息事寧人、忍讓、妥協以及和稀泥等方法解決,未必能夠達到社會和諧的目的。在「秋菊打官司」電影中,如果村長踢人的行為不受到應有的懲罰,不僅不利於遏制故意傷人的違法行為,甚至會助長此類行為,更不可能給其他人一種警示,相反,可能給同村人提供一種不正確的指引,即踢人可以通過花錢解決,可能助長其他人從事類似行為,則村子的和諧根本無法實現。即便秋菊和村長之間和諧相處,並不完全等同於一村的村民都能夠和諧,一旦規矩被破壞,其實是沒有和諧可言的。
問題在於,如果秋菊提起民事訴訟討個說法,法院是否應當給予說法?不少人認為,法院不一定要對此種案件給一個說法,最好通過調解實現案結事了,息事寧人。這種看法確實符合中國「和為貴」的傳統,畢竟秋菊和村長還要長期生活在同一個村子裡。只要訴爭個案中做到了案結事了,社會就和諧了。這種看法在很多情況下是沒錯的。但並非所有情形都如此。因為在有些情況下,案結並不等於事了。如果雙方自願調解,法院應當尊重當事人的意見,進行調解。當事人沒有調解意願,不分清是非地進行調解,很可能縱容一方當事人繼續從事該行為。也就是說,一時的和諧並不等於長期的和諧。更何況,當事人之間的和諧並不等於一個共同體內部甚至一個社會的和諧。因為,調解活動所關注的主要是實際發生的個案。對個案的強制調解,並不能為潛在的沖突參與者提供明確的行為後果,不利於充分引導人們遵紀守法、尊重他人的權利,構建人與人之間和睦相處的關系,從本源上降低社會的沖突,實現更高程度的社會和諧。
「討說法」本質上是在維護法律規則的嚴肅性和有效性,而規則正是維持和諧的根本保障,和諧實際上就是秩序的有序狀態,而要維護這種和睦相處的秩序,前提就是大家都遵紀守法。古人說,「無規矩不成方圓」, 管子說:「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雖聖人所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管子·法法》),這實際上解釋的就是依規矩行事對於維護社會和諧的重要性,規矩一旦被破壞,就會鼓勵惡行,必然導致秩序混亂、弱肉強食。在現代社會,法律都已經設計成具體的行為規則,只要人們按照法律規則的要求去行為,就能夠安居樂業、鄰里和睦相處,即便出現爭議糾紛,都能夠按照法定的程序解決糾紛,這樣才能夠真正維持社會的和諧。韓非子曾經有一句名言,稱為「法不兩適」(《韓非子·問辯》),其包含的一層意思是,法律不可能同時滿足兩方當事人的訴求。實際上,法律規則要求明辨是非,必須在爭議雙方之間有所取捨。當然,這種取捨並不一定是非此即彼,也可以是折衷和妥協。規矩的作出,實際上就已經作出一種利益取捨。所以,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秋菊打官司正是在捍衛法律的尊嚴,這是我們在新時期構建社會和諧秩序過程中應當鼓勵的行為。
任何一個法治社會,公民的權利都不是被寫進「法律」文本就能當然獲得實現的,權利的實現無一不需要有意識地去爭取。秋菊在協商不成的情況下,最終走向了公權力救濟的途徑,而不是完全忍讓,這種做法還是值得肯定的。分清是非不僅對具體案件的公正解決有重要意義,也是有助於正義觀念的體現。結合我國當前的現實,我們應當強調的是,解決糾紛的目的,最終是要通過明辨是非來貫徹和實現正義,以實現長久而穩定的和諧,而不在於短期的「息事寧人」或暫時性的「和諧」。從秋菊的行為中可以解讀出民眾權利意識的蘇醒和自覺,解讀出我國法治觀念正在逐漸普及。當然,並非所有的糾紛都需要通過法院裁判來解決,為權利而斗爭的方式有多種,通過法院裁判雖然有可能達到定分止爭的目的,但是法院裁判程序嚴格、時間較長、成本較高,不一定是最有效的糾紛解決方式。在這種背景下,任何糾紛都交由法院解決,也未必是解決糾紛的最佳途徑。我們應當在情理法融合的視野下,因地因事制宜,妥善尋找糾紛解決的最合理途徑。同時,我們也提倡在發生爭議後友好協商,通過自願和解、調解解決糾紛,在分清是非的基礎上,我們也應當鼓勵溝通、協商和寬容。俗話說「退一步海闊天空」,必要的寬容、包涵仍需提倡。特別是,法律不可能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解決所有的生活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