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懟法官王幫

⑴ 什麼是「文字獄」

文字獄

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
從秦代的焚書坑儒，到清代的文字獄，我們的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統治階級為了更好地禁錮人們的思想，除了人為地創造出文字獄這樣的世間悲劇，他們還能做些什麼呢?
而文化的浩劫，卻給我們帶未了無窮的災難和落後。又有誰能說這些不是阻礙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呢?
文字獄，顧名思義，就是因文字的緣故所構成的罪案，在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社會里，專制統治考往往借「疑似影響之詞」，羅列罪狀，濫殺無辜，以達到消除異端，箝制思想，維護專制統治的目的。歷史上，因文字獲罪的案件屢見不鮮，而數量之多，株連之廣，處罰之殘酷，清代為最，文字獄一詞，就出碼盯滾於清代。
清代的文字獄，是在其政權基本穩定以後，隨著統治者對思想文化領域控制的加強而產生的，它始於康熙，發展於雍正，到乾隆時期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乾隆時期，不僅文字獄定罪的范圍超過了康熙、雍正時期，而且案件數量也增至康雍兩朝合計次數的數倍。特別是乾隆查繳禁書期間，各類文字獄層出不窮，數量急增。
清代文字獄之多，有其特殊的歷史因素。李自成推翻明朝，吳三桂引清軍入關，後來清統一中國，可謂漁人得利。清朝統治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從漢族傳統觀念來看，這叫做「乾坤反覆，中原陸沉」，千百年來形成的華夏正統思想，是清朝統治者不能用武力奪得的。漢族知識分子所具有的強烈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識，大量地反映在明末清初時期的各種著述里，遐邇流傳、影響深遠。這對清朝統治者來說，無疑是一種潛在威脅，使他們坐卧不安。雍正帝說過：「從來異姓先後繼統、前朝宗姓臣服於後代者其多、從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稱朱姓，搖惑人心，若此之眾者。」為鞏固清朝的統治地位，清代統治者對漢族反清思想防範惟恐不嚴，打擊惟恐不力，到乾隆時更發展到了病態的猜忌和恐懼，必欲徹底泯滅漢人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氣節而後快。民族矛盾、民族斗爭又同滿州貴族與漢族地主階級非當權派之間的矛盾和斗爭、同農民階級反抗封建壓迫的階級斗爭互相交織，彼此激盪，尤以清初表現最為激烈。從順治到乾隆可統計到的約160起文字獄中，大部分案件或有反清的性質，或以蓄意羅織的反清罪狀而成獄，清楚地表明清代文字獄的特殊歷史背景是民族矛盾、民族斗爭的持續存在。
清朝統治者在對各族上層分子進行籠絡利誘的同時，還努力加強文化思想上的統治。統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學，積極進行思想誘導。為此收羅一些理學家，纂修《性理精義》等書，頒行天下，企圖將理學中的遲余「忠」、「孝」思想加以推廣，以則侍此束縛人們的思想，麻痹人民的鬥志。對不利於他們統治的思想言行，則進行嚴厲鉗制和殘酷鎮壓。對一切文字著述，只要清朝統治者認為觸犯了君權，或者有礙於自己的統治，便被視為「狂吠」、「異端」、「悖逆」，必興起大獄，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連數百人。
1663年(康熙二年)，發生了整個清代文字獄災上一件罕見的大案——庄廷龍明史獄。庄廷龍家是浙江湖州有名的富戶。他本人雙目皆盲，不很通曉史事，但他想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很受鼓舞。也想學左丘明搞一部傳世的史作。於是他出錢購買了明末年間朱國禎寫的一部未完成的《明史》，又招集了當地有志於纂修前明歷史的人才，補寫崇禎朝和南明史事。在敘及南明史事時，仍然信捧南明的正統。不承認清朝的正統地位。書中還提到明末建州女真與明朝關系，這是清朝統治者極為忌諱的事。這部《明史》刊刻後，被一個因貪贓而撤職的知縣吳之榮看到，便買了一本去恐嚇庄廷龍的父親——此時庄廷龍已死——卻被頂了回來，這是因為庄廷龍的父親已買通了官府，有恃無恐。吳之榮一氣之下，告到了北京。清廷自然十分重視，嚴加究辦。庄廷龍依照大逆律被剖棺戮屍，庄氏全族和為此書寫序、校對以及買書、刻字、賣書、印刷的共70餘人被殺，還有幾百人充軍邊疆。
1728年(雍正六年)，湖南士人曾靜、張熙策動手握兵權的四川總督岳鍾琪謀反而引發的呂留良案。成為雍正在位期間第一大案，呂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理學家，浙江石門人。他所寫的許多詩文和日記中，有大量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論。他在評選科舉考試的墨卷時，發揮了儒家「夷夏之防」的思想，闡發民族大義，自然具有反抗清朝民族壓迫的一面，但他不把「夷狄」當人類看待，甚至視同禽獸，也未能擺脫大漢族主義的錯誤立場。在評選時文時，呂留良主張首先要分清是「華」還是「夷」，然後才能講君臣之間的倫理關系。「華夷之分，大過於君臣之倫」。曾靜讀了呂留良評選的時文，由「夷夏之防」推出了清朝入主中原是「夷狄盜竊天位」，並導致了反清的實際行動。呂留良早死，曾靜與弟子張熙，因受其思想影響，列舉了雍正帝九條罪狀，勸岳飛後裔四川總督岳鍾琪反清，結果岳鍾琪密報朝廷，將呂留良的家屬、師徒，以及其他與此有關的人員一律治罪。死者戮屍，活者斬首，受牽連者或殺或流，或發配為奴，輕者也被杖責。清廷並於第二年九月，將呂、嚴、曾、沈所著之書及其言論和歷次所下諭旨勒為《大義覺迷錄》一書，頒行天下。以示警戒。並讓曾靜、張熙親自到東南各省學府宣講，當眾認錯，以消彌東南各省文人的反清情緒。
到乾隆中期，形成了一個文字獄高潮。1750年，出現了轟動一時的偽造孫嘉淦奏稿案。孫嘉淦歷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書及直隸總督、湖廣總督等中央、地方要職，以敢於直言極諫著稱，在社會上有很高的聲望。7月，江西千總盧魯生與守備劉時達合謀，編造了一個指責乾隆帝錯誤的奏稿，假託是孫嘉淦寫的。盧、劉的意圖是藉此聳動人心，製造輿論，以制止乾隆帝的首次南巡。到1751年6月，假奏稿流傳到雲南時被乾隆帝發現，由此順藤摸瓜，輾轉根究，開始了在全國范圍的追查偽稿作者的活動，結果全國18直省，都在暗中流傳，甚至統治階級上層人物也牽涉其中。尤以湖廣、江西最多。到1753年2月，乾隆帝感到再追查下去弊多利少，下令將盧魯生、劉時達處死，停止追查偽稿，草率結案。
乾隆帝接受了偽稿案的教訓，決心大力強化對思想意識的控制。於是在全國雷厲風行開展查辦禁書運動。所查禁書范圍之廣、年代之長，是歷史上少見的。從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到48年在短短的7年中，見於記載的文字獄多達五十幾起。這是清代文字獄，乃至中國古代文字獄的空前高峰。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新昌舉人王錫侯注改《康熙字典》，因對乾隆帝的名字「弘歷」二字沒有分析頌揚，就被定為「大逆」之罪。巡撫海成奏請將王錫侯革去舉人功名，乾隆認為從罰太輕，指責海成包庇罪犯，擬斬監候，布政、按察諸使都被革職。四十三年，東台縣令告發本地舉人徐述夔所作詩句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明朝期振翮，一舉到清都」等句。乾隆帝認為其詩有「興明朝，去清朝」之意，下令戮述夔及其子懷祖之屍，並將其孫解京正法，詩集銷毀，當地藩司陶易等連坐置重典。為徐詩作序的已死禮部尚書沈德潛，也被戮屍。
由於文字獄過於嚴酷，許多文人「以文為戒」，生怕一不小心觸犯忌諱，所以詩不敢作，文不敢寫，即使寫出來，都言不由衷，辭不達意，晦澀難懂。乾隆時御史曹一士曾上疏說「比年以來，小人……往往挾持睚眥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詰詩書，指摘文字。有習見事生風，多方窮鞫，或至波累師生、牽連親故，破家亡命」。這便是當時的恐怖現實。
清代文字獄是封建專制主義空前強化的產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上樹立君主專制和滿洲貴族統治的絕對權威。這種文字獄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社會後果，影響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當歷史進入18世紀，西方各國已經先後掙脫封建制度的鎖鏈，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政治、經濟、科學、技術等都在迅猛發展。而我們，由於特殊的歷史環境和現實的種種原因，仍然頑固地緊閉著與西方交流的大門，而且蠻橫地推行文化專制主義政策，利用文字獄的極端手段，消除異端，禁錮思想，統制言論，維護封建統治。直接地、人為地造成整個社會的落後，拉大了與西方的差距，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最終導致了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地位的形成。

⑵ 雍正乾隆為什麼要大興文字獄4

為了鞏固滿族人的統治 修四庫全書 也是一樣 毀掉極多的漢族書籍
雍正朝的文字獄
年羹堯案 雍正朝的文字獄始自年羹堯案。年羹堯是漢軍鑲黃旗人，進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帶平叛屢建 雍正
功勛，康熙末年授定西將軍、兼理川陝總督，一意依附當時還是雍親王的胤禛。胤禛繼位後，年羹堯備受寵信，累授川陝總督、太保、撫遠大將軍，爵封一等公。年羹堯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開始居功自傲，胤禛早就想殺一儆百，只是苦於沒有借口。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現「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天文奇觀，臣僚上表稱賀，胤禛特別注意年羹堯的奏表，並找到了「毛病」，一是字體潦草，二是將成語 「朝乾夕惕」寫成了「夕惕朝乾」，此語意為終日勤慎，就是寫倒了意思也不變。雍正可不管這些，認為年羹堯居功藐上，心懷不軌，那些對年羹堯有怨懟的人見皇上帶了頭，便群起而攻之，於是年羹堯被劾成九十二條大罪。胤禛令年羹堯自裁，親族、同黨或斬首或流放或貶謫，凡是與他有一絲牽連的人統統受到處罰。 年羹堯死後七天，汪景祺斬首示眾，即汪景祺西征隨筆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恆任陝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堯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訪，乘機投書干謁年羹堯，做了年羹堯的臨時幕客。汪景祺這次西遊著有《讀書堂西征隨筆》二卷，獻年羹堯收藏。年羹堯得罪抄家，《西征隨筆》被繳進宮中。雍正讀後咬牙切齒地在首頁題字雲：「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大約是隨筆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堯。胤禛因此憤恨，但是又要表現自己孝道，處罪諭旨只稱汪景祺「作詩譏訕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於是汪景祺被定處斬，梟首示眾，其頭骨在北京菜市口梟示了十年。妻子兒女發配黑龍江給披甲人(滿洲軍士)為奴；兄弟叔侄輩流放寧古塔；疏遠親族凡在官的都革職，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於牽累的人多，汪景祺僑居的平湖縣城甚至傳出「屠城」的謠言，居民驚惶逃竄。 與年羹堯有牽連的還有錢名世名教罪人案。錢名世字亮工，江蘇武進人，與年羹堯是鄉試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誼。雍正二年(1724年)，權勢赫赫的年羹堯進京覲見，錢名世贈詩諛頌，有「分陝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鍾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詩句。年羹堯受誅，錢名世當然在劫難聞逃。雍正給他加的罪名是「曲盡諂媚，頌揚奸惡」。但沒有殺他，只是把他革職逐回原籍，卻又御書「名教罪人」四字，命錢名世原籍地方官製成匾額，掛在錢家中堂上。奇恥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錢名世無臉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孫孫都抬不起頭。胤禛還命常州知府、武進知縣每月初一、十五去錢家查看匾額懸掛情形，如未懸掛則呈報巡撫奏明治罪。這還不夠，當錢名世離京時，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學士、九卿以下都作諷刺詩為錢名世「贈行」，結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詔作詩。雍正一一過目後，交付錢名世輯成專集，題為《名教罪人詩》，刊印後頒發全國學校，讓天下士子人人知曉。諷刺詩作得夠味的給予表揚，不夠味的給予處分。正詹事陳萬策詩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堯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誇獎。而翰林侍讀吳孝登則因詩句「謬妄」，被發配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作詩的人當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錢名世「百年遺臭辱簪纓」；有叫謝濟世的，他批判錢名世「自古奸諛終敗露」；但是不久，他們就跟著遭殃，亡國奴做豬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後的弟弟，一等公佟國維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軍統領、理藩院尚書，雍正初年襲爵一等公，授吏部尚書，加太保。隆科多和年羹堯一樣，是雍正的重臣，沒有他二人，很難登位，尤其是隆科多，據說還直接參與了弒君改詔篡位。雍正的江山坐穩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堯已除，隆科多也必須死去。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譜)罪付審，諸王大臣合議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條大罪，得旨永遠圈禁，家產追補贓銀，其二子也受處分。次年，隆科多死於禁所。 而與隆科多案有關的查嗣庭案結束於隆科多治罪前數月。查嗣庭字潤木，號橫浦，浙江海寧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進士，選入翰林，經隆科多保奏授內閣大學士大夫，後又經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禮部左侍郎。該文字獄詳見清初六家卷查慎行傳，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結束，查嗣庭戮屍、梟首，親族或斬或流放，牽連的江西官員統統革職。不僅如此，由於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進而遷怒於浙江士人。查嗣庭下獄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設浙江觀風整俗使，專職監視士人，整頓士風(接著東南各省相繼設立觀風整俗使)。十一月又下詔停止浙江士人鄉試、會試。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擁護，說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吳山蒙恥」，條陳整頓風俗、約束士子的十條建議，雍正批轉浙江巡撫和觀風整俗使議行。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經浙江總督李衛請求，雍正才解除停止鄉會試的詔令，兩年後撤消觀風整俗使。 謝濟世案、陸生楠案 其後又有謝濟世案、陸生楠案，兩案都胎育於李紱、田文鏡互參事件。田文鏡是監生出身，從州縣小吏歷練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撫。他政令嚴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員辦事懦緩，接連劾罷三四員州縣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黃振國，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薦。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隸總督的李紱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鏡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紱忍不住指責田文鏡，說他不該有意蹂躪讀書人。於是田文鏡上密疏參劾李紱因與黃振國等人科舉同年，所以有意袒護，言下之意是說李紱等人私結朋黨。不久，李紱入京覲見，陳述田文鏡貪虐及黃振國等人冤抑情狀。雍正稍加調查，就懷疑李紱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黨。 同年冬，浙江道監察御史謝濟世上疏參劾田文鏡十罪。雍正把奏疏退還，而謝濟世堅持要上疏。雍正一怒之下把謝濟世革職逮捕，大學士、九卿、科道會審擬斬。由於謝濟世所劾與李紱所劾內容完全一致，都為黃振國鳴冤，黃振國是蔡王廷所薦，蔡王廷與李紱關系親密，雍正於是認定這幾個人在搞朋黨，將謝濟世減死發配新疆阿爾泰；蔡王廷降為奉天府尹；李紱降為工部侍郎(不久革職)。陸生楠，舉人出身，以軍功遷授吳縣知縣。引見時雍正見他應對滯訥，「舉動乖張」，便把他扣下來留京學習辦事，後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見時，雍正見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摺又寫有「五經四書中如『惠迪吉』、『從逆凶』，何以異於佛老」等句，覺得是諷刺自己。雍正進而想到他是廣西人，與謝濟世是同鄉，而李紱原先做過廣西巡撫，「平日必有與李紱、謝濟世結為黨援之處」。於是命把陸生楠革職，也發配阿爾泰。 陸生楠在阿爾泰著有《通鑒論》十七篇，竟成陸生楠通鑒論案的禍源。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駐守阿爾泰的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疏劾陸生楠《通鑒論》十七篇，文中「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利，言辭更屬狂悖，顯系排議時政」，《通鑒論》隨本繳進。雍正雍正得奏，於七月初三日諭內閣，對《通鑒論》中的「狂悖」議論逐條加以批駁。批駁完，雍正「提議」將「罪大惡極，情無可逭」的陸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擬陸生楠應治之罪。從官當然遵旨惟謹，這年年底，陸生楠在阿爾泰軍中處死刑。 錫保在疏劾陸生楠的同時，對謝濟世也參了一本，說謝濟世所著《古本大學注》毀謗程朱，書隨本繳上，即謝濟世注大學案。雍正讀過後頌諭內閣，認為謝濟世不僅毀謗程朱，而且對時政「恣意謗訕」，尤切齒於《注》中所去：「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一句，咄咄逼問道：「試問謝濟世：數年以來伊為國家敷陳者何事？為朕躬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除處分謝濟世黨同伐異、誣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然後命朝臣議謝濟世應治之罪。眾臣擬謝濟世與陸生楠一同處死，雍正心血來潮，密諭錫保在殺陸生楠時把謝濟世一同綁赴刑場，最後卻宣布謝濟世免死，不知當時兩人是何感受。 曾靜、呂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陝西西安的一條大街上，川陝總督岳鍾琪正乘轎回署，突然有人攔轎投書。這就是曾靜、呂留良之獄，詳見江東義士卷呂留良傳。案結處置，呂留良、呂葆中父子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呂毅中斬立決；呂留良諸孫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家產悉數沒收。呂留良學生嚴鴻逵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其孫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學生沈在寬斬立決；黃補庵(已死)嫡屬照議治罪；刊印、收藏呂留良著作的車鼎豐等四人判斬監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還有十數人受杖責。而曾靜供詞及懺悔錄，集成《大義覺迷錄》一書，刊後頒發全國所有學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認真觀覽曉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祿帶領曾靜到江浙一帶等地宣講，命兵部尚書史貽直帶領張熙到陝西各地宣講。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兒子翻案，雍正曾聲明「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繼位，尚未改元就公開翻案，命將曾靜、張熙解到京師，於十二月把二人凌遲處死，並列《大義覺迷錄》為禁書。(准確的來說,曾靜、呂留良案涉及到謀叛未遂,不符合「明清時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羅織罪名清除異己而設置的刑獄。」的定義,並非典型的文字獄案件.) 屈大均案 《大義覺迷錄》在廣東巡講時，廣東巡撫傅泰從張熙供稱欽仰廣東「屈溫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學者屈大均號翁山，猜想「溫山」是「翁山」之訛。於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詩外》諸書，果然發現其中「多有悖逆之詞，隱藏抑鬱不平之氣」。這樣，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發。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來縣教諭)自動到廣州投案，繳出父親的詩文著作和雕板。案情上報，刑部擬屈大均戮屍梟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僅將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詩文禁毀。這就是屈大均案，詳見嶺南三大家卷屈大均傳。 裘璉戲筆之禍 然後又有裘璉戲筆之禍。裘璉是浙江慈溪人，少時曾戲作《擬張良招四皓書》，內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賢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語句，當時頗為傳誦。康熙末年，七十歲的裘璉中進士，後來致仕歸鄉。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歲的裘璉突然被捕，原來有人告發他那篇代張良寫的招賢信是替廢太子胤礽出謀劃策。次年六月，裘璉卒於京師獄中。少年戲筆，老年得禍，真所謂「人生識字憂患始」。 「清風不識字」案 翰林院庶吉士徐駿，是康熙朝刑部尚書徐乾學的兒子，也是顧炎武的甥孫。雍正八年(1730年)，徐駿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錯寫成「狴」字，雍正見了，馬上把徐駿革職。後來再派人一查，在徐駿的詩集里找出了如下詩句「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於是雍正認為這是存心誹謗，照大不敬律斬立決。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詔征舉士人，想學康熙重開博學鴻詞科，誰知響應廖廖，只得作罷。人才凋零，文治廢弛，一至於此，文字獄的消極影響於此可崢。 「維民所止」案 雍正年間，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試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題 「維民所止」，源出《詩經·商頌·玄鳥》。原文是「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大意是說，國家廣闊土地，都是百姓所棲息、居住的，有愛民之意。這個題目完全合乎儒家的規范，沒有什麼問題。但是，當時盛行文字獄，雍正聽說後，覺得「 維止」兩字是「雍正」兩字去了頭，這豈不是要殺自己的頭嗎？ 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將查嗣庭全家逮捕嚴辦。查嗣庭受到殘酷折磨，含冤死於獄中，這還不算，連屍身都不得安寧，受到戮屍之辱。嗣庭的兒子也慘死獄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準參加舉人與進士的考試。查慎行也受到牽連，奉旨帶領全家進京投獄。他在途中寫下這樣的句子：「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兩同年。」後來得以放歸故鄉，不久即謝世。當年的考生排名靠前的也遭到了迫害 關於査嗣庭科考案，《清稗類抄·獄訟類》 雲：「或曰：查所出題為「維民所止」。忌者謂「維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之首也。上聞，世宗以其怨望毀謗，謂為大不敬。」此說常為史家所徵引。據法式善《清秘述聞》載，當年江西鄉試三題為「君子不以言舉人」一節、「日省月試一句」、「山徑之溪間」一節，並無「維民所止」題。査嗣庭曾著「維止錄」，其中記事有於雍正不利者，如首頁雲：「康熙六十年某月日，天大雷電以風，予適乞假在寓，忽聞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維止錄》是査嗣庭獲罪的原因，疑後人因此附會為試題。
清乾隆時的文字獄
到了所謂的「聖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時，文字獄則達到頂峰，共發生一百三十餘案。其中四十七 乾隆
案的案犯被處以死刑，這意味著生者凌遲、死者戮屍、男性親族十五歲以上者連坐立斬。而由牽強附會、望文生義、捕風捉影造出的文字獄，如脫韁野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瘋子胡亂塗抹也被定為「逆案」，凌遲處死，荒唐到極點。 乾隆帝剛即位時，為籠絡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將懸掛在菜市口梟示的汪景祺頭骨取下「制竿掩埋」，接著又降旨赦免了被發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親屬。為避免再發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獄，乾隆帝暫時聽從山東道御史曹一士「請寬妖言禁誣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議：今後凡告發旁人詩文書札等悖逆譏刺的，如審無實跡，一律照誣告反坐；如果承審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獄的，以「故入人罪」論。雖然此時文人早被康熙、雍正兩朝抽去脊樑，但仍然高興萬分，紛紛上表稱頌乾隆「上下無隱情」、「為政以寬緩」，並大施感情代理權編造民謠：「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以對比雍正時的歌謠「雍正錢，窮半年」。 然而樂極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獄又死灰復燃，起於「偽孫嘉淦奏稿」案。孫嘉淦歷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書及直隸總督、湖廣總督等中央、地方要職，以敢於直言極諫著稱，聲望很高。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後，民間出現了一個假託是孫嘉淦寫的奏稿，稿中的內容「五不解，十大過」，直指乾隆帝，並把當時的朝中大臣幾乎全部進行揭露斥責。全國十八省皆爭相傳抄偽稿，次年六月，偽稿流傳到雲南時被當局發現，由此順藤摸瓜，輾轉根究，在全國追查偽稿作者。 山西巡撫阿思哈上奏，說流寓山西介休縣的直隸民人王肇基呈獻詩聯，毀謗聖賢；狂妄悖逆。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為偽奏稿案的「黨羽」。後來，阿思哈查明王肇基進獻詩聯是為取悅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與偽稿無關。接著，又有人揭發山東巡撫准泰在追究偽奏稿一事時有失職和拖延，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職拿問，調河南巡撫鄂容安接替其職。以上兩件事，在乾隆帝看來，前者說明偽稿流傳甚廣，肯定其黨羽不少；後者說明地方官員在辦理此案時，存在故意推諉、拖延的情況。於是八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命軍機大臣傳諭各督撫，所有誣捏撰寫、分散傳播之犯為首惡渠魁：傳抄之犯中，凡藉以煽惑眾心，為之注釋，及仿效詞句，私自記載者，均當從重辦理。又向各督撫提出警告，倘若姑息養奸；苟且了事，不實心查辦者，均按對准泰的處置辦理。 皇帝督促之下，各省督撫全力緝查、不敢怠慢。九到十二月之間，各省先後查出偽稿有加註批語的情況：浙江郭縣知縣、巡檢、千總曾傳閱偽稿；甘肅也查出抄傳偽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內的土官家也有傳抄的。一時間各省查出偽稿傳抄的奏報象雪片一樣，飛送京師。乾隆帝嘆道：「此等逆惡之詞，蔓延各省，甚竟傳人土司內，其流傳之廣，一至於此！」到該年年底，各省已查拿不少人犯，其中以湖廣、江西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獲了二百八十餘人。在這種情況下，秘密查訪已經不可能了，從乾隆十七年以後，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緝訪轉向全國性的公開嚴查。然而查來查去，涉嫌者及傳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責，就是將責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嚴刑逼供下則認罪，松刑又復呼冤，使案情紛繁復雜，年終整個案情仍很混亂，一直沒有結果。 偽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帝遷怒於督撫官員，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圖勸諫。十二月十九日，御史書成奏稱：偽稿一案株連波累，懇請將現在人犯概行寬釋。卻遭到乾隆帝斥責，遂被革職。之後，又有鄉居在籍侍郎陳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辦偽稿，同樣遭到乾隆帝痛責。到此無人再敢勸阻。此時乾隆帝認為既已延及數省，遲至經年，斷無驟然中止之理，但要繼續查下去也很困難。就在這進退兩難之際，江西巡撫鄂容安查獲傳抄偽稿的長淮千總盧魯生，經軍機大臣審訊，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備劉時達、劉守樸父子。於是將盧魯生、劉時達父子押到北京，責成軍機處進行審訊。在乾隆帝看來，偽稿一案似乎有了頭緒，如不出意外，偽稿必定為盧魯生及劉氏父子所捏造。但是又有劉守朴的幕友孔則明供出，封寄偽稿給劉時達系其代為經手，其偽稿乃得自蘇州。這樣一來，案情橫生枝節，又陷入追不到源頭的困境。 一年來，全國上下大張旗鼓追查偽稿，不知花費了多少人力財力，也不知牽連了多少人，乾隆帝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繼續追查，就將盧、劉二犯作為替罪羊。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軍機大臣向乾隆帝奏報：經審訊孔則明代書寄稿家信，全屬子虛。盧魯生經反復「開導」，也承認了與劉時達共同捏造偽稿的「實情」。這些復審及奏報，實際上皆乾隆帝授意。當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偽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盧魯生押赴市曹凌遲處死，同時宣諭中外，偽稿所有傳抄各犯俱加恩寬免；對於傳抄偽稿的官員，則照例治罪。另外對審理不力的官員如江西巡撫鄂昌、按察使丁廷讓、南昌知府戚振鷺等革職拿問，交刑部治罪。兩江總督尹繼善、閩浙總督喀爾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嚴議。至此，歷時一年七個月，蔓延京師、山東、山西、江西、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貴州、廣東、廣西以及邊遠土司等地區的、轟動全國的清查偽孫嘉淦奏稿案倉促了結。 偽稿遍及全國，正說明此議深得人心，皇帝該「聞過即改」才是。然而乾隆帝絲毫不想到自己確有過錯，反而感覺到敵對暗潮在全國湧起，因此將原因定為「皆因以往實行的寬大之政」，是「請寬妖言」、「禁挾仇誣告詩文」等政策縱容了「誹謗」。乾隆帝決定改變「婦人之仁」的「寬緩方針」，決定繼承列祖列宗的嚴猛苛政，降旨道：「此等奸徒，傳播流言，儔張為幻，關系風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為整飭。」從此文字獄波瀾壯闊，直到以修四庫全書為名義，從而查辦禁書、徹底摧毀中華民族精神的千古創舉。 王錫侯《字貫》案 清乾年間（1763-1795），新昌縣（今宜豐）棠浦鎮沐溪村有個舉人叫王錫侯，自幼聰明過人，年輕時，為追求功名，曾將自己鎖在王氏祠堂的一間小房裡，日夜攻讀。一天三餐茶飯，都由家人從地檻下的洞千里送進去。他學問淵博，懂訓詁，善詩文，會觀天，通氣象，一生寫下了十多部書。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他認為《康熙字典》收字太多，"學者查此遣彼，舉一漏十，每每苦於終篇，掩卷而仍茫然"，而且字與字之間沒有聯系，"字猶散錢"，他便想出"以義貫字"的方法，把音或義相同的字，匯萃一處，編寫出了一部名《字貫》的新書。全書分天文、地理、人事、物類四大類，共四十卷。由於《字貫》通俗易懂，便於查找，如以"風"為目，後則列風貌、暴風、大風、小風、熱風、和風、低風、風聲之類，因而在它未正式脫稿時，就得到不少人的贊賞。在友人的贊助下，《字貫》很快就出版了。 乾隆四十二年，也就是《字貫》出版後的第三年，王錫候的仇家王瀧南僅據《字貫》自序中說《康熙》字典，"然而穿貫之難也"一句，上書江西巡撫海成，指控王錫候詆毀冊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貫》實為狂妄不法，要求革去舉人，以便審擬。海成接到王瀧南的狀紙後，立即奏朝廷。乾隆皇帝看了海成的奏摺，首先認為是妄行著書立說，便批交大學士去處理。後來乾隆翻閱了《字貫》發現在凡例中將孔子、康熙、乾隆的名諱開列，認為"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即應照大逆問擬，以申國法而快人心"。其實王錫候是告訴讀者對君王或尊長的名字，如何避免直接寫出或說出來，也就是如何避諱以防犯上，而作一說明的。結果在《字貫》凡例中反而自己忘記避諱。當他一發現，馬上改刻了凡例，不再開列廟諱御名。 當乾隆皇帝開口要重懲王錫候時，海成立即率官員兵丁馳奔棠浦沐溪將王家數十口一並拘捕，裝進檻車，解押上就，對王家藏書，逐一翻閱，指出書中"悖逆狂妄之處"連並奏摺，上呈乾隆。十二月，王錫候一門在京盡皆斬首，"被誅時情狀甚慘"（《鹽乘》），凡為王錫候產詩文寫過序、唱過贊歌的一律予以制裁。對在辦理《字貫》案件時，"漫不經心"或"不能檢出悖逆重情"的官員都給予處分。乾隆認為，江西巡撫海成只將王錫候"僅革去舉人審似，實大錯謬"，判以斬刑。事後，將繳到王錫候七十九本著作，十七件手稿，已印好的二百六十一部《字貫》，各種書版二千一百七十四版，以及《明詩別裁》、《古學指南》九種五十二本藏書全部銷毀，造成中國歷史上一樁特大的文字冤案，王錫候也成了封建專制的犧牲品。 徐述夔《一柱樓詩集》案 江蘇東台的舉人徐述夔去世後，其子為紀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樓詩集》。集中有詩句「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拋半邊」被指用「壺兒」喻「胡兒」，被暗指滿清。還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後來乾隆帝稱「用朝夕之朝為朝代之朝，不用上清都、到清都，而用去清都」，因此是「顯有興明滅清之意」。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仇家蔡嘉樹檢舉詩中辱罵清廷，於是釀成大案，牽連的人很多，只要是涉及到一柱樓詩者，均一個不漏地查過去。乾隆帝指示：「徐述夔身系舉人，卻喪心病狂，所作《一柱樓詩》內系懷勝國，暗肆底譏，謬妄悖逆，實為罪大惡極！雖其人已死，仍當剖棺戮屍，以伸國法。」故徐述夔及其子已死也開棺梟首示眾，兩個孫子雖攜書自首，仍以收藏逆詩罪處斬。他的兩個族人徐首發和徐成濯，名字連起來是「首發成濯」，根據《孟子》「牛山之木，若波濯濯，草木凋零也」，因此認為這兩人的名字連起來是首「發」成濯，是嘲笑清剃發之制，以大逆罪處死。連乾隆帝的寵臣沈德潛因為給徐述夔寫過傳記，又兼寫過《詠黑牡丹》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盡管沈德潛已死去多年，也被「革其職，奪其名，撲其碑，毀其祠，碎其屍」。徐家慘遭滅門不說，當地其他徐姓族人也被翻箱倒櫃抄家，有些徐姓人逼迫無奈隱姓改名，把自己的祖宗牌位藏在馬桶里以躲追究。就這樣，迷惑人們十五年的乾隆時期「言論寬松」的煙霧一下子煙消雲散了，代之而來的是乾隆朝長達三十一年的兩次 「文字獄高峰」（即「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一年的」第一次「文字獄高峰」和「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的」第二次「文 字獄高峰」），「高己卑人，雄才易事」的乾隆，不僅有了在位六十三年的奇跡，更有創造有清一代乃至中國封建專制 史上文禁最嚴，文網最密的「文字獄高峰」之輝煌政績，遠遠勝過了順治、康熙和雍正；其將「文字獄」對象由上層官 紳擴展到粗通文墨的下層平民（連精神病患者也不放過）的招術，其開創「闈中墨牘必經詞臣造訂，禮臣校閱，方許刊 行」的「言論檢查」制度。

⑶ 《底線》：劇中的葉芯是情商低還是真的軸

這種人在現實中是真軸，個人覺得有點太天真了，根本在劇中就是很離譜。

和劇中老油條們比起來，葉芯的情商真的是低得有點離譜了。就拿方遠張羅她和周亦安去給宋法官過生日這件事來講，她給人家准備的生日禮物是一本書，而且是《裁判是怎樣寫成的》，額，不得不說者螞，這小葉想法還真挺特別的，人家宋法官就是覺得自己判錯了，所以心情不好，方遠是為了讓大家過去讓他暫且不想這件事，能夠過一個稍微愉快點的生日。

就如有的觀眾說的那樣，她似乎隨時都是站在道德制高點來對所有人執行。在她那裡，似乎只有冰冷的法首慎埋律條款，而沒有含有溫度的人性。所有的事情都是習慣性的社會、更多人，顯得自己很有格局和高大。但現實生活卻是，只有當自己過好眼前的生活，過好了自己之後，才能夠去想到更多的人。

當然個人覺得葉芯還有一點就是大家常說的：站著說話不腰疼，你自己當然不用付出什麼，所以後果都是當事人自己承擔。

⑷ 底線主要演員都是誰

《底線》是劉國彤執導，靳東、成毅、蔡文靜領銜主演，王秀竹、王莎莎、王放、吳恙等主演的法治案情劇 。該劇於2022年9月19日在湖南衛視播出，並在芒果TV、愛奇藝同步播出 。

該劇講述了新時代法治人在司法道路上不斷開拓，詮釋人民法官使命擔當的故事

星城區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方遠，與榕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長宋羽霏同為星城區人民法院副院長張偉民的徒弟，師徒三人將青春與熱血都奉獻給了中國的司法事業。

而今，方遠的徒弟兼法助周亦安也剛剛成為員額法官，曾經的師徒團，現分散到不同的審判崗位，繼續發光發熱。最高法研究室的年輕女幹部葉芯突然空降，讓星城法院有了更多變化。這三代法院人，在一宗宗案件中，發揚著法院傳幫帶的優良傳統，他們始終堅守著司法、道德、人性的底線。

⑸ 掃黑風暴：難以置信的反派出現，讓賀芸沒辦法成為好人，這個反派是誰

那個人就是裴偉，這說明，裴偉和賀芸，是一條船上的人。

裴偉和賀芸，一條繩上的螞蚱

賀芸和裴偉，配合默契。在張桐生被抓的過程中，裴偉在裡面動了手腳。他先說人數少了，別忙動手，被何勇懟了。他又說可以一個人抓住張桐生。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讓人懷疑，他是打入我們內部的人。

兩個人的關系，就說明市裡有一張關系網，這是一張大網，且錯綜復雜。要不然，也不會讓何勇來查。這裡面的關系，肯定會隨著案件的推進而逐漸明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