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立法學說的是誰
⑴ 法律 這一詞語最早是誰提出來的
在古漢語中,「法」和「律」二字是分開使用的,含義也不同,以後發展為同義,更合稱為「法律」。根據東漢許慎著的《說文解字》中記載,法的古體字是 「灋」,「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灋去三點水),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從以上可以看出,在古代法和刑二字是通用的。
據《說文解字》稱,「律,均布也。」清段玉裁所著《說文解字注》雲:「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歸於一,故雲均布也。」意指律是一致遵循的格式、准則。
據我國歷史上最早解釋詞義的書《爾雅.釋詁》篇記載:法,常也;律,常也。由此可見早在秦漢時「法」和「律」二字已同義。在我國歷史上法」「律」二字雖可解為同義,但也有所區別。一般地說,法的范圍大,往往指整個制度;律則指具體准則,尤指刑律。
在我國古代,法一字寫作「灋」,據《說文解字》記載:「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 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意思是說,法就是刑罰,要象水一樣公平,所以法字是三點水旁(從水);因為(古代傳說的一種神獸,可以判斷是非善惡)能夠用角去觸有罪的人,所以法字的另一邊是 和去(從去)。律,《說文解字》中記載:「律,均布也。」所謂均布,就是「范天下之不一而歸於一」,即天下應該一致遵循的格式、准則。因此,法和律最初是分開使用的,含義也有所不同,後來發展為同義詞,合稱為法律。可見,最早法和律是有一定區別的。
到了秦漢,法和律二字已同義,《爾雅》將法和律都解釋為「常也」。《唐律疏義》中記載,戰國李悝收集各國的刑法,編纂了《法經》,「商鞅傳授,改法為律」。在這時,也出現了將法、律合用的「法律」一詞。西漢晁錯說:「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唐律疏義》更明確地指出, 「法亦律也,故謂之律。」雖然自秦漢以來,法和律可解為同義,但其含義仍是有區別的。一般地說,法的范圍較廣,通常指整個制度,比如宋代王安石變法,清代戊戌變法中的法就不僅限於刑法;而律則是指具體的行為規范,尤指刑律。而把法和律連用作為獨立的合成詞,卻是在清末民初時由日本輸入。
到了近現代,隨著西方法學的傳入,漢語中的法律一詞的含義又有所發展,逐漸成為法學的專用術語。在法學理論和現代漢語中,法律既可以指法律的整體,即廣義的法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里的法律包括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等。法律也可以僅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即狹義的法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等等。雖然法律一詞已成為法學專用術語,但是在漢語中,法和律的含義卻不僅限於此。法還可以作方法、方式、法術等解,律還可以用於紀律、規律等。
在英語中,law(法律)一詞與漢語中法律一詞用法相似,具體含義要通過數的變化和上下文聯系理解。在歐洲大陸,廣義和狹義的法律用兩個詞表達,如拉丁文中的jus和 lex等。
⑵ 近代法理學的創始人是誰
創始人:約翰•奧斯汀(John Austin)
標志性著作:《法理學范圍》(版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1832年);《權法理學范圍》(1861年再版)以及《法理學講演錄》(1861)
⑶ 想問一下「法律人」的概念最早是由誰提出的,它提出時的概念是什麼
在古漢語中,「法」和「律」二字是分開使用的,含義也不同,以後發展為同義,更合稱為「法律」.根據東漢許慎著的《說文解字》中記載,法的古體字是 「灋」,「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灋去三點水),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從以上可以看出,在古代法和刑二字是通用的.
據《說文解字》稱,「律,均布也.」清段玉裁所著《說文解字注》雲:「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歸於一,故雲均布也.」意指律是一致遵循的格式、准則.
據我國歷史上最早解釋詞義的書《爾雅.釋詁》篇記載:法,常也;律,常也.由此可見早在秦漢時「法」和「律」二字已同義.在我國歷史上法」「律」二字雖可解為同義,但也有所區別.一般地說,法的范圍大,往往指整個制度;律則指具體准則,尤指刑律.
在我國古代,法一字寫作「灋」,據《說文解字》記載:「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意思是說,法就是刑罰,要象水一樣公平,所以法字是三點水旁(從水);因為(古代傳說的一種神獸,可以判斷是非善惡)能夠用角去觸有罪的人,所以法字的另一邊是 和去(從去).律,《說文解字》中記載:「律,均布也.」所謂均布,就是「范天下之不一而歸於一」,即天下應該一致遵循的格式、准則.因此,法和律最初是分開使用的,含義也有所不同,後來發展為同義詞,合稱為法律.可見,最早法和律是有一定區別的.
到了秦漢,法和律二字已同義,《爾雅》將法和律都解釋為「常也」.《唐律疏義》中記載,戰國李悝收集各國的刑法,編纂了《法經》,「商鞅傳授,改法為律」.在這時,也出現了將法、律合用的「法律」一詞.西漢晁錯說:「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唐律疏義》更明確地指出,「法亦律也,故謂之律.」雖然自秦漢以來,法和律可解為同義,但其含義仍是有區別的.一般地說,法的范圍較廣,通常指整個制度,比如宋代王安石變法,清代戊戌變法中的法就不僅限於刑法;而律則是指具體的行為規范,尤指刑律.而把法和律連用作為獨立的合成詞,卻是在清末民初時由日本輸入.
到了近現代,隨著西方法學的傳入,漢語中的法律一詞的含義又有所發展,逐漸成為法學的專用術語.在法學理論和現代漢語中,法律既可以指法律的整體,即廣義的法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里的法律包括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等.法律也可以僅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即狹義的法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等等.雖然法律一詞已成為法學專用術語,但是在漢語中,法和律的含義卻不僅限於此.法還可以作方法、方式、法術等解,律還可以用於紀律、規律等.
在英語中,law(法律)一詞與漢語中法律一詞用法相似,具體含義要通過數的變化和上下文聯系理解.在歐洲大陸,廣義和狹義的法律用兩個詞表達,如拉丁文中的jus和 lex等.
⑷ 法家的創始人是誰
法家創始人在歷史上的記載並不明確。
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於夏商時期的理官,成熟在戰國時期。春秋、戰國亦稱之為刑名之學。
經過管仲、士匄、子產、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樂毅、劇辛等人予以大力發展,遂成為一個學派。戰國末韓非對他們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集法家之大成。
其范圍涉及法律、經濟、行政、組織、管理的社會科學,涉及社會改革、法學、經濟學、金融、貨幣、國際貿易、行政管理、組織理論及運籌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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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代表人物:
1、管仲
管仲(約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謚敬,春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潁上人(今安徽潁上),周穆王的後代。
是中國古代著名的經濟學家、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被譽為「法家先驅」、「聖人之師」、「華夏文明的保護者」、「華夏第一相「。
齊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98年),管仲開始輔助公子糾。齊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管仲任齊相。管仲在任內大興改革,即管仲改革,富國強兵。齊桓公四十一年(公元前645年),管仲病逝。
2、姬僑
姬僑(?—公元前522年),字子產,又字子美,人們又稱他為公孫僑、鄭子產,他是鄭穆公的孫子,春秋後期鄭國(今河南新鄭)人,與孔子同時,是孔子非常尊敬的人之一。
公元前554年鄭簡公殺子孔後被立為卿,公元前543年到522年執掌鄭國國政,是當時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
3、李悝
李悝(前455——前395年),戰國時政治人物。法家重要代表人物。濮陽人。曾任魏文侯相,主持變法。經濟上推行「盡地力」和「善平糴」的政策,鼓勵農民精耕細作,增強產量。
國家在豐年以平價購買余糧,荒年以平價售出,以平糧價;主張同時播種多種糧食作物,以防災荒。政治上實行法治,廢除維護貴族特權的世卿世祿制度,獎勵有功國家的人。
使魏國成為戰國初期強國之一。他匯集當時各國法律編成《法經》,是我國古代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法典,現已失傳。其「重農」與「法治」結合的思想對商鞅、韓非影響極大。
4、韓非
韓非(約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戰國時期韓國都城新鄭(今河南省鄭州市新鄭市)人,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散文家,韓王之子,荀子學生,李斯同學。
韓非子創立的法家學說,為中國第一個統一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的誕生提供了理論依據,被譽為最得老子思想精髓的兩個人之一(另一人為莊周)。
韓非深愛自己的祖國,但他並不被韓王所重視,而秦王卻為了得到韓非而攻打韓國。韓非入秦後陳書秦王弱秦保韓之策,終不能為秦王所用。韓非因彈劾上卿姚賈,而致姚賈報復,遂入獄。
後李斯入獄毒之。韓非人雖死,但是其法家思想卻被秦王嬴政所重用,奉《韓非子》為秦國治國經要,幫助秦國富國強兵,最終統一六國。
韓非將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集於一身,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將老子的辯證法、樸素唯物主義與法融為一體。
著有《韓非子》,共五十五篇,十萬余字。在先秦諸子散文中獨樹一幟,呈現他極為重視唯物主義與效益主義思想,積極倡導君主專制主義理論,目的是為專制君主提供富國強兵的思想。
⑸ 諸子百家中的法家是由誰創立的「法家」有哪些代表人物
01.韓非子—法家思想集大成者
在諸子百家中為帝王服務思想流派數不勝數,但是法家還是在這么多流派中脫穎而出成為最受歡迎的一大家。在已有的歷史資料中,韓非子是法家的創始人,他融合了法家之中的“法”、“術”和“勢”,將法家這么多年的核心思想集於一身並且發揚光大。韓非子是荀子的學生,也是和莊周一樣的大學問家大思想家,只是可惜一直沒有得到秦王的信任和重用,最後喝下了他的老同學李斯給的毒葯。
毫無疑問商鞅的變法是有很大的可取之處的,不然幾千年後的我們就不會如此鑽研,法家之中還有很多適合社會發展的觀點,希望我們大家沒事可以多研究。
⑹ 法律是誰發明的
法律是民族精神,不是個人發明的。法律起源的民族精神論,認為法的產生是民族精神的體現的一種理論。
出現於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德國。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國的古斯塔夫·胡果(1764一1844)、卡爾·薩維尼(1779——1861)、喬治·弗里德里希·普赫塔(1798—1846年)。他們認為,法不是外面或某些人從上面強加於社會的,而是由社會內部蘊藏的「民族精神」中生長出來的。
(6)創立法學說的是誰擴展閱讀
法是統治階級的階級意志的體現。法是通過自己所掌握的國家政權,把自己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即不是統治階級中個人意志的體現,也不應是統治階級個別或部分(階級、階層)意志的體現。
法律的作用就是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社會群眾的人身安全與利益。法的指引功能為人們提供某種行為模式,指引人們可以這樣行為、必須這樣行為或不得這樣行為,從而對行為者本人的行為產生影響。
⑺ 提出中心法學的科學家是誰
中心法則(英語:genetic central dogma),又譯成分子生物學的中心教條(英語:The central dogma of molecular biology),首先由弗朗西斯·版克里克於1958年提出。權
分子生物學的中心法則旨在詳細說明連串信息的逐字傳送。它指出遺傳信息不能由蛋白質轉移到蛋白質或核酸之中。
希望幫到你。
⑻ 法家的真正創始人是誰
法家,中國春秋戰國時代一個以法治為核心的思想學派。這個學派否定了世襲貴族天然傳承的等級制度,認為「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史記•商君列傳》)他們在政治實踐中,獎勵耕戰,毀棄詩書,徹底與傳統文化決裂,主張以法治國。
這種流派主要盛行於戰國時的韓、魏、趙三國,而早期的法家學派人物亦來自這三國,如商鞅來自魏國、申不害來自韓國、慎到來自趙國等。法家中有三個學派:慎到重「勢」、申不害重「術」,商鞅重「法」,這些學派思想由韓國人韓非子集以大成,構成法家思想的終極核心。
法家這種學說乃一種純功利主義的思想體系,內容核心主要是針對君主如何加強統治。在戰國時代那種「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的殊死競爭的情況下,法家這種思想在斗爭中確是相當實用,如秦統一六國就是明證,而儒家那種固守傳統的溫和政治主張就未免顯得有些「愚遠而闊於事情」了(《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西漢後期,法家思想被「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儒家所吸收,並開始以儒法並用「儒表法里」的理論治理國家,獨立的法家學派逐漸被排斥掉。
有人認為法家代表了新興地主階級意識形態。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誇大法律的作用,強調用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麼道德的標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比如戰爭,如果立下戰功就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這樣來激勵士兵與將領奮勇作戰。這也許是秦國軍隊戰鬥力強大的原因之一,滅六國統一中國,法家的作用應該肯定,盡管它有一些不足。
⑼ 法與經濟學創立者
Law and Economics(法與經濟學)是用經濟學的方法和理論,而且主要是運用價格理論(或稱微觀經濟學),以及運用福利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及其他有關實證和規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結構、過程、效果、效率及未來發展的學科。它是法學和經濟學科際整合的邊緣學科:一方面,它以人類社會的法律現象為研究對象,故成為法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或法理學的一大流派;另一方面,由於它以經濟理論和方法為其指導思想和研究方法、工具,故又是經濟學的分支學科。
Law and Economics也被譯成法律經濟學(economics of law),「在改革與發展的現階段,中國社會面臨的,越來越多地是法『與』經濟學的問題,而非簡單的『法律經濟學』的問題。從1978年至今,中國的市場經濟已經發展了20多年,很多經濟學家都注意到,我們的關注重點應該從過去20年單純以效率為主,適當地轉移到兼顧社會公正與效率方面來。……所需要的是本來意義上的法律與經濟學,而不是西方學術傳統當下存在著的『法律經濟學』」——汪丁丁
法與經濟學的復興無疑是與40年代早期芝加哥大學著名經濟學家亨利·西蒙斯(Henry C.Simons)的啟蒙工作及其後艾倫·迪雷克托(Aaron Director)的努力分不開的。而其發展的真正起步標志是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法與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的創辦,它為這一領域嶄新工作的公之於世作出了卓越貢獻。可以這么說,它的創辦(1958)是法律經濟學運動的里程碑。納德·H·科斯(Ronald H Coase)在這本刊物上發表了著名的《社會成本問題》。
法與經濟學發展到今天,已使經濟學理論和方法幾乎應用到了法律和法學的每一個領域:侵權法、契約法、財產法、產品責任法、犯罪及刑法、環境保護法、家庭婚姻法、憲法、公司法、商法、反托拉斯法、金融法、稅法、知識產權法、國際貿易法,以及法理學、立法學、法律史學、法律實施理論、懲罰理論、民事、刑事、行政訴訟程序理論、原始法理論等,以至於我們已沒有理由懷疑其存在的意義。有關它在未來發展的前途,也許任何外界的評述都是一種推測,甚至是一種不恰當的設想。我們的任務是拭目以待並竭盡全力為它的興盛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