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落後於

⑴ 評價立法質量的好與壞主要看哪兩個方面

評價立法質量的好與壞主要看兩個方面， 一個是形式方面， 或者說形式要件， 指的立專法技術方面屬內容。 比如立法不能落後於現實， 立法的體系要完備， 法律之間要協調配套不抵觸，立法的技術要專業， 立法的方法要科學合理， 等等， 這是從形式方面來說， 一般的理解從形式方面做到比較容易。 第二， 實質性內容， 或者叫實質要件。 立法， 能不能反映出來最廣大人民的意志， 代表最廣大公眾的利益而不是代表某一個階層或某一個群體的利益。 從應然意義上我們想， 我們中國的法律是能夠做得好的， 這是由我們的國情、 我們的國體所決定的。

⑵ 國內現行環保法規為何落後於其他發達國家

全國人大環資委有關立法專家表示，啟動環境保護法修訂工作的條件已經具備，建議將環境保護法的修訂列入下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

近年來，全國人大將環境保護作為立法和監督的一項重點內容，制定修改了多部與環境保護有關的法律，每年都進行與環保有關的執法檢查，對推進各級政府依法行政、保護環境，以及形成全社會的合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目前，通過立法機關和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中國環境保護法律制度日臻完善。附錄：

重要環保法律法規。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1982-08-23）。

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1988-11-08）。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1989-12-26）。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2000-04-29）。

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2002-06-29）。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2002-10-01）。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2002-10-28）。

中華人民共和國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06-28）。

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2004-12-29）。

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2005-02-28）。

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2007-10-30）。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2008-02-29）。

⑶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南朝立法落後原因

南朝統治者的法制指導思想多因襲魏晉時期的主張，因而沒有什麼建樹。北朝統治者系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對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原文化充滿了興趣。他們非常喜歡漢文化，在法制方面多有建樹。同時他們本身開放和豁達的民族文化特點，也為漢文化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所以，南北朝時期「中原律學，衰於南而盛於北」。

北朝統治者積極變法、重視法制、引禮入刑。
建立政權後，積極進行變法，虛心採用和學習漢民族創立的先進的封建經濟體制、政治法律制度和以儒家禮制為主體的漢族傳統文化，非常重視禮對其政權法制建設的指導作用，注重禮與刑的統一。北魏孝文帝提出恤刑、慎刑等法制主張並積極實踐。如其時，統治者認為在執行刑罰時，犯人裸體受刑，有傷風化，違背禮儀，因而下令更改此制。另外根據禮治「惡惡止其身」的原則，統治者修改了一人犯罪，滿門抄斬的「門房之誅」。只要不是謀反罪，由一人承當。北齊統治者設置「重罪十條」對違背禮制的行為進行重罰。

整個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社會大動盪時期，政權由士族集團控制，在立法上標榜儒家思想，維護士族集團的等級特權，儒家禮教與封建法律進一步融合。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統治者都曾進行過大規模法典的編纂，但在很大程度上僅僅作為正統的標志。這一時期的法律形式逐漸趨於完備，在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律學進一步發展。

⑷ 哪些清朝法律使得清朝落後於世界

（一）海禁政策與對外貿易立法

清朝初年，為了阻斷沿海地區與中國台灣抗清勢力的聯系，粗暴地實行了海禁政策，頻繁地頒布了禁海令和遷海令。順治十二年（1655），首次頒布禁海令，規定寸板不得下海，違者以通敵罪論處。康熙二十二年收復台灣後，開始解除海禁，允許出洋貿易，並設立廣東（廣州）、福建（漳州）、浙江（寧波）、江南（雲台山，在今連雲港）四個海關，負責徵收關稅。其中浙江和廣東海關可接待外國商船，其他海關管理國內沿海貿易。當時並無統一的海關法規，稅率也不相同。康熙五十六年，再次頒布禁海令，停止南洋貿易，嚴禁向外國人賣船和出口糧食，並對外國商船嚴加防範。海禁政策嚴重影響了海外貿易，阻礙了沿海地區工商業的正常發展，客觀上也造成了閉關鎖國的惡劣後果。乾隆二十二年（1757）規定，實行「一口通商」，外國商船隻准在廣州港停泊交易，由廣東海關徵收關稅。而在廣州進行的中外貿易，只能由官方指定的「十三行」壟斷代理。它既是外商在華貿易活動的擔保者，也是中國官府與外國商人之間的中介機構。

（二）專賣制度

清朝沿襲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廣泛設立鈔關，加重徵收商稅，推行禁榷專賣制度，對鹽、茶、礬等重要民生商品實行官府壟斷經營。
這兩個算是影響比較大的，除此之外，還大興文字獄，影響了社會資本主義的啟蒙思想的發展。重滿抑漢，很多政策傾向旗人，出現了很多腐敗問題。而且在司法上，使用幕友、胥吏，他們往往勾結作弊，敲詐勒索，貪贓枉法，使法制受到很大破壞， 使清朝司法實踐狀況更為黑暗。

⑸ 關於法律落後的問題

是否需要堅持落後的法律，主要看你對堅持的理解。
所謂堅持如果是指進入法律程序後嚴格按照法律條文來辦事，那麼答案是是，因為這關繫到法律的威權，否則法律將形同虛設。
如果堅持是指無條件積極主動執行所有條文，那麼就是否。因為對於落後的法律積極執行將對社會福利產生重大損失。正是這樣給了法律調整的空間，也是法律進步的動力之一。比如修改法律。

是的案例有那個惡意取款被判刑的。否的案例有聚眾淫亂罪在司法實踐中很少被追究。

⑹ 為什麼我國物業法律法規立法落後於q其他國家

物業管理法律制度涉及業主、業主大會、業主委員會、物業管理企業、房地產開發商、政府相關職能部門等主體之間的多重法律關系，按照學界對部門法的劃分，業主、業主大會、業主委員會與物管企業等平等主體間基於物業管理合同產生的法律關系應當由民法來調整，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對業主、物管企業、房地產開發商等市場主體進行規制產生的法律關系則屬於經濟法的調整范疇。

縱觀各國的物業管理立法，有以義大利和瑞士為代表的民法模式，在民法典中吸收若干規范物業管理中的法律關系的條款，這種模式無法詳盡物業管理的諸項制度，一部分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無法在民法中一一體現，使法律的操作性削弱；也有以德國、日本、法國等國為代表的單行法模式，專門制定建築物區分所有權法，其中設專章或專節對物業管理進行調整，這種模式仍以民法作為基礎，兼顧了其他類型的法律關系。

在我國，現實社會中的物業管理起步較晚，物業管理立法也相對滯後，尚在不斷修改和完善之中。就立法體例而言，新近頒布實施的《物權法》「業主的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一章中對物業管理作了較為原則的規定，但《物權法》從我國的國情出發，也混合了本應由其他部門法調整的內容，如該法第75條第二款規定，「地方政府有關部門應當對設立業主委員會和選舉業主委員會給予指導和協助。」根據《物權法》，國務院對其制訂的行政法規《物業管理條例》進行了修改。

我國至今尚未制訂專門的物業管理法律。總體來講，現有的法律法規確立了物業管理的一系列重要制度，基本上涵蓋了各主體間的法律關系，但仍有一些重要問題未能得以完全解決。筆者認為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物業管理法律制度，必須通過多個部門法的共同作用。

⑺ 中國的金融立法總體是滯後於金融實踐的，那麼美國的金融立法，金融監管機制，也是滯後於金融實踐的嗎

你從網路上查有很多解說的

⑻ 有一句名言：法律從他判定的那一刻起就已經落後了。簡單論述，說明理由。

這句話說的是成文法的確定性所導致的滯後性。
法律的確定性意味著成文法一旦被制定，便不可能朝令夕改，應盡可能避免對之進行不斷的變動，輕易的改變法律，實際上是一種弱化法律的行為，法律如果朝令夕改，失去了確定性，民眾也就失去了指引，守法習性必然削弱，法律的威信也就減弱了。因此、美、法、德等國家的成文法都是沿用上百年甚至更多而未加變化。
另外，法律的制定與修改也需要一個較為長期的過程，需要起草、論證等等繁瑣的程序，立法的周期長，程序繁瑣，時間緩慢，也是成文法滯後性的一個原因。

⑼ 我國立法不足

胡說八道，法律法規太多啦。你不知道而已

⑽ 為什麼立法有一定滯後現象

有關立法滯後產生的主要原因
（一）立法理念的偏差
我國立法的被動性首先體現在立法理念的偏差上。馬克思主義立法觀以立法與社會物質基礎相互關系作為我國立法的總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立法觀認為，立法的基礎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立法者不是在製造法，而僅僅是在表述法的觀點等。它強調物質的決定性和立法的客觀性，但是理論和實踐中曲解了它的內涵，在理念上產生了偏差：一方面認為一切立法行為都是因為社會物質生活條件而存在而發展，形成經濟基礎決定法的觀點，片面看待立法，以至於一切與立法有關的行為都圍繞經濟展開，忽視了與社會管理緊密相關的立法，以至於社會生活中悲劇頻發而相關立法卻少之又少；另一方面認為立法就是對社會物質的刻板寫照，否定了立法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對於社會的積極反作用。這就反映在一種具體的指導思想上，即先改革後立法的指導思想――以政策引導改革實踐，積累改革經驗，最後用法律的形式予以確認。從立法工作看，過去著重考慮法律確認改革成果的作用較多，而對法律指導和推動改革的作用認識不足，由此造成：一是立法不適應改革的要求，許多在改革中產生的新事物，得不到立法的及時確認；二是不善於運用法律手段推進改革，仍習慣運用軟約束的政策性文件。產生這種格局的原因是政策靈活多變，在我國建立初期，百廢待興，無法可依的時候，政策的作用不容小覷。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加深，社會飛速發展，政策治標不治本的弊病逐漸凸顯，尤其是不具有國家強制力的特點，亟待法律的引導和監督。「成熟一個，制定一個」的滯後立法觀對於瞬息萬變的社會管理情形已經捉襟見肘。因此這種舊的立法思想已經妨礙了社會管理相關法律的創新與完善，從而使得改革中出現的新矛盾找不到法律途徑來化解，政策思想得不到真正貫徹實施。
（二）立法運用的被動
特定時代的法只能是對特定階段法律關系一般性、普遍性的反映，那麼希望立法事無巨細，涵蓋一切法律關系，在現實社會中是不可能的。而面對社會高速的轉軌，立法永遠都是滯後的，這個論斷毋庸置疑。我國法律體系具有成文法系的特點，注重法律的穩定性，所立之法一經公布確立並且生效實施，就不能朝令夕改，隨意變動。而我國的社會體制正由封閉向多元開放的社會轉型，各種社會關系大量推陳出新，而法律的穩定性面對這樣多變的社會關系所表現出來的軟弱，是任何一個快速轉軌的國家無法避免的尷尬。社會關系迅速發展，由此提出的繁重的立法任務，對我國立法者們來說也壓力不小。
（三）立法預測的輕視
社會變革與立法息息相關，也是立法的強大推動力。黨中央提出加強與創新社會管理，這與我國社會所反映的重要問題和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急迫程度有密切關系。社會問題主要存在於基層社會，當它們能夠引起黨中央領導高度關注的時候，證明其影響范圍較大又急需解決了。其中與立法相關的熱點問題，尤其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立法，亟待我們認真梳理、制定和完善。但是這些熱點民生問題，在現實社會中已經存在多時，並且引發了不小的社會矛盾，直至出現重大悲劇性後果才引起立法者們的思考和關注。以食品安全為例，近年來，毒奶粉、「蘇丹紅」辣醬、石蠟火鍋底料、瘦肉精、毒大米、地溝油……問題食品之多，涉及范圍之廣，造成惡果之重，已到了令人談「食」色變的地步，特別是2008年爆出的「三鹿奶粉事件」，直接推動了當時正在三審中的《食品安全法（草案）》8個方面的修改。按照道理說，該制定中的法案應該將這些社會頻發的重大食品安全問題考慮進去，為什麼卻又在悲劇發生後才進行所謂的調整和修改呢？立法如此滯後於社會需求，筆者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不論是立法學研究還是立法實踐以及立法制度的法律規定中，對立法預測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運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考察和測算立法的發展趨勢和未來狀況，這就是立法預測。立法預測的主要任務是探尋現階段和今後一定時期內應當通過立法途徑加以解決的社會關系，同時對該社會關系進行立法預期達到的社會效果、可能產生怎樣的社會影響進行研究評估。它的存在主要保證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從而有利於立法者作出科學適時的制定、修改、廢除和完善法律法規的決策。因此，立法預測是立法准備階段的關鍵環節。隨著社會管理活動的發展，一些重大社會矛盾應成為立法活動的重點，由於這些問題在社會管理中本來就很難解決，通過立法對這些事項進行利益博弈，自然也會給立法工作帶來極大挑戰，因此需要深入調查研究和科學論證，通過嚴謹的立法准備工作，才能充分認識和把握社會矛盾的發展變化，保證立法質量，使制定出的法律、法規盡可能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然而在立法實踐中，我國立法預測非常落後，缺乏對其理論、方法、技術、條件的研究，沒有立法預測的專門機構和專業人才；在立法實踐中，很少有人涉獵立法預測問題，因此法案起草者在立法技術、社會科學研究技術、立法理論和方法論上缺乏適當的訓練。正是由於對立法預測的忽視，導致立法者不能深入社會了解社會一線問題，形成了兩種負面的立法態度和方法：（1）盲目的、隨意性的態度和方法，想到什麼法就立什麼法，喜歡立什麼法就立什麼法；（2）消極的、被動的態度和方法，哪方面出了問題就立哪方面的法，哪方面需要應付就立哪方面的法。綜上所述，一些法律的出台缺乏主動性、科學性，而令社會管理活動無法同步進行，甚至就算頒布了卻因缺乏現實性而無法執行，坐等社會矛盾的激烈爆發，以悲劇收場。可見，滯後立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已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這與我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施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和要求不相適應。
（四）信息溝通機制的缺失
立法是國家重大的政治活動，用來調整社會關系、緩解社會矛盾的有效手段之一，在這一活動的過程中，立法行為不會也不應該是完全獨立的，而是通過充分調研論證的基礎上，把各種利益訴求融入立法中。然而，就是因為兩者互動不夠，造成立法者盲目、被動。從一方面來看，立法的行為過程本應該就是需要公民積極參與的民主立法，在廣泛收集民意的基礎上，進行科學的立法預測。但是在立法實踐過程中，由於經常遇到一些復雜艱深的專業問題，所以法律草案起草者大多是專門的學者和專家，從法案到法的過程幾乎是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狀態下進行，立法的公開渠道不夠暢通，公眾參與的可能性較小，過多的依賴於「精英」立法，導致各種利益群體少有途徑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無法在相互交流基礎上進行利益博弈最大化。
近年來，我國立法學界已經認識到「公民參與」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公民參與立法的呼聲一波高過一波，為了能更全面地反映不同群體、不同階層民意對立法的願望和要求，立法不論在制度上和還是實踐中都有所考慮，並開通了多種渠道吸引公民參與，直接體現民主立法，但是發展相當緩慢，成效不明顯。這些都表明了立法機關和民眾之間並沒有建立一種長期、有效和直接的互動機制，這種良性循環的缺失，直接導致立法沒有以一定的科學方式和手段對民主內容進行必要的集中，也沒有從廣泛的、宏觀的、甚至是零散的和盲目的話語中提煉出能夠真正反映絕大多數人民的意願，立法與民眾意願出現鴻溝，自然容易形成立法滯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