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立法指導思想

『壹』 中國法制史的題目 論述題 ：簡述清代的主要立法。 這道題該怎麼回答

供參考：
二、清代的主要立法 一、清代立法思想 清入關前已經歷了由原始社會末期到封建社會初期的幾個發展階段。社會關系的急劇變化，推動了立法的發展。其統治者的法律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是皇太極在吸收漢族法律文化的基礎上，確立的「參漢酌金」的立法思想和立法原則。「參漢」就是引進或借用漢族（明代）法制，「酌金」就是適當記錄整理提煉後金原有的習慣法及舊法令，二者合起來就是要向先進的漢族政權的法制靠擾。 1644年，清人入關之初，面對著前所未有的廣闊疆域及眾多的人口，面對著漢族地區遠比關外原有治區更為發達的文化和復雜的社會生活，其原有法律制度遠不適應新的統治需要。在此情況下，清統治者確立了「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指導思想。「詳譯明律」就是詳細推導演繹或借鑒《大明律》，並以《大明律》為藍本；「參以國制」就是適當參考保留入關前的舊有典章制度。 清代的主要立法 （一）《大清律例》 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廷即設置律例館，負責 修律。三年初，律成，名曰《大清律解集附例》，次年三 月正式頒行。至雍正三年（1725年）制定《大清律集 解》，並於雍正五年頒行。至此清律基本定型。乾隆初 年，進一步對律例逐條進行考訂，乾隆五年（1740年）， 以《大清律例》之名「刊布中外，永遠遵守」。是中國歷史 上最後一部綜合性封建成文法典。 乾隆十一年間（1746年）規定：「條例五年一小修， 十年一大修」，至此，按期修例形成定製。律例合編的法 典體例，使法律的穩定性和靈活性有機的結合起來，更為 有效全面地發揮封建法律的作用。 （二）《大清會典》的制定《大清會典》是清代行政立法的總匯。它始於康熙時期。在康熙朝以後，雍正、乾隆、嘉慶和光緒朝均在前朝會典的基礎上，結合本朝國家機構的發展變化，分別制定出《雍正會典》、《乾隆會典》、《嘉慶會典》和《光緒會典》。這些會典，後人統稱為《大清會典》或「五朝會典」。 《大清會典》循「以官舉職，以職舉政」的思路，詳細記述了有清一代國家機構的設置、職權范圍以及辦事規程。在每一機關之下，開列該機構的建制、官員職數、品秩、職掌、許可權，並考慮其歷史沿革，記載歷年重要事例。因此，《大清會典》不僅是清代的行政法規大全，也是集歷代封建王朝行政立法之大成，成為我國封建時代最為完備的行政法典。（三）適用於少數民族地區的專門法規 清朝是我國封建時代疆域最為遼闊、人口眾多 的多民族的國家。為了加強中央對少數民族地區 的統治和管理，清朝廷有針對性地制定了與當地 經濟文化水平和風俗習慣相適應的單行法規，如 適用於蒙古族、藏族等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的《理 藩院則例》，還有處理西藏事務的重要章程《酌 定西藏善後章程十三條》、《藏內善後章程二十 九條》、《新治藏政策大綱十九條》等；有適用 於青海地區少數民族的《青海善後事宜十三 條》、《青海禁約十二事》、《西寧青海番夷成 例》；以及適用於苗疆地區的各種條例、禁約和 章程等 清律的內容及其特點 一、刑事立法 二、民事經濟立法的發展 三、維護旗人特權和滿族統治 四、維護統一，對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有效 的法律控制 刑事立法清朝的法律制度無論是在基本精神、總體風格上，還是在核心內容、主要制度上，都是唐、宋特別是明朝法律精神、法律制度的直接延續。在鞏固中央集權的專制體制，維護封建皇帝的絕對權威方面，清律即直接承襲了明朝的制度，把維護皇權作為法律的核心。（一）重刑嚴罰「反逆」罪 清律承襲明律的規定，加重對「十惡」重罪特 別是對「謀反」、「謀大逆」等侵犯皇權的犯罪的懲 罰。 並且清代還擴大了謀反、大逆罪的范圍。諸 如「上書奏事犯諱」、「奏疏不當」等，經常被加上 「殊屬喪心病狂」、「妄議朝政」等罪名，按反逆重罪 處罰。（二）沿用「奸黨」罪條 《大清律例》除全部援用《大明律集解附例》 中奸黨罪的條款外，還從加強皇權削弱各旗主勢 力出發，嚴禁內外官交結。（三）以思想言辭定罪，大興「文字 獄」，實行思想文化專治 明末清初，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在思想意識形 態領域出現了啟蒙的民主主義思潮，對封建專制主義統治 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同時，在以漢人為主要成份的知識分 子中，還存在著強烈的反清情緒和民族意識。這些「異端」 思想，對封建專制統治構成了潛在重大威脅。在這樣嚴峻 的客觀形勢下，清統治者採用嚴刑峻法，實行空前絕後的 思想文化專制。歷史上將因著書、作文、吟詩、上疏等在 文字上觸犯了統治階級而招致災禍，被捕入獄，甚至被處 死，戮屍、株連親屬的案件稱為「文字獄」。據不完全統 計，僅在號稱「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發生文字 獄108起。由於在《大清律例》中並無文字獄條款，所以 對於此類案件，往往是按謀反、大逆案處罰，極為酷烈。 大興「文字獄」的結果，使一代文人「戰戰兢兢，無日不在恐 怖之中」。Treason by the Book by Jonathan D. Spence文字獄和雍正 刑罰制度的變化《大清律例》中除了規定傳統的笞、杖、徒、流、 死五刑體系外，還增加了一些新的刑罰處罰方 法。1、遷徙。遷徙是將犯罪人強制遷離原籍一千 里外安置，未得官府許可，永遠不得回原籍。 2、充軍。清朝的充軍制度，直接承襲於明代的體 制。清朝的充軍刑亦分五等：極邊、煙瘴（四千 里）、邊遠（三千里）、近邊（二千五百里）、 附近（二千里）。充軍刑一般在定罪後由兵部發 配。為解決路程遠近的標准問題，乾隆年間專門 制定了《五軍道里表》，並載於《大清律例》之 內，以統一的標准確定充軍地點。 3、發遣。發遣是清朝創設的一種刑罰方法，是指將犯罪人發往邊疆地區給駐防官兵為奴。這是一種比充軍更重的刑罰，多適用於政治性案犯。如在於些文字獄案中，曾經將罪人發遣至新疆伊犁等地。 4、戮屍。戮屍是清朝定例中規定的野蠻刑罰。按照清朝的制度，應處凌遲極刑的人犯，如果在執行凌遲之前就已經死亡，或庚斃獄中，仍應將其戮屍。 5、斬監侯與絞監侯。清朝的死刑，有凌遲、斬、絞數種。對於普通犯罪，多適用斬刑與絞刑。斬、絞刑又分「立決」與「監侯」兩種方式。所謂「立決」，是對於那些性質比較嚴重、案情屬實、適用法律適當、並無疑義的案件，判處斬刑或絞刑，在當年秋分以後執行，稱為「斬立決」或「絞立決」。對於那些尚有疑問或是有矜免情節的案件，則判處「監候」，稱為「斬監候」或「絞監候」。被判處「斬監候」與「絞監候」的案犯，不在當年處決，而是暫時監禁，留待來年秋審或朝審再作判決。 民事經濟立法的發展（一）典權 清朝進一步明確了典的性質。雍正十 三年（1735年）詔諭：「民間活契典業者， 乃一時借貸銀錢，原不在買賣納稅之例」。 認識到典的擔保性質，並且與買賣契約分 開，典契不必經官府加蓋官印，不必繳契 稅，也無須過割賦役。 （二）繼承製度清代的繼承分為身份繼承和財產繼承。身份繼承包括宗祧繼承和封爵繼承。宗是近祖之廟，祧是遠祖之廟。宗祧繼承通常是以嫡長子為法定第一順序繼承人，無嫡長子者立嫡長孫，以下按嫡次子、嫡次孫、庶長子、庶長孫、庶次子、庶次孫、依次繼承。允許獨子兼祧，即一人繼承兩房宗祧。獨子兼祧是清朝的獨創。（三）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法律措施 明末清初，延續了近半個世紀的戰爭，嚴重破 壞了農業生產，出現了田地荒蕪，百姓流離失所的 局面。清初統治者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迅速恢復 和發展農業生產。首先，頒布了許多減免賦役的法 令。其次，鼓勵墾荒。正式確認了農民所墾荒地的 所有權。同時還給予了新墾荒地免徵賦稅的優惠政 策。再次，頒布「更名田」令。「更名田」是官田向民 田轉化的一種表現形式，主要是指在明末農民大起 義爆發後，明代王公勛戚的一部分土地就由農民占 用耕種。

『貳』 簡述大清民律草案的指導思想

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國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對以後的民法立法有一定影響。草案由沈家本、伍廷芳、俞廉三主持的修訂法律館起草。自1907年正式著手，一方面聘請日本法學家松岡義正等外國法律專家參與起草工作；另一方面則派員赴全國各省進行民事習慣的調查。
《大清民律草案》條文稿共分總則、債權、物權、親屬、繼承五編，1569條。其中，總則、債權、物權三編由松岡正義等人仿照德、日民法典的體例和內容草擬而成，吸收了大量西方資產階級民法的理論、制度和原則。而親屬、繼承兩編則由修訂法律館和禮學館起草，其制度、風格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保留了許多封建法律精神，仍沒有超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格局。
在《大清民律草案》完成後僅兩個月，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的腐敗統治隨即迅速崩潰。因此，這部民律草案並未正式頒布與施行。
《大清民律草案》遵循的立法原則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1)採納各國通行的民法原則.(2)以最新最合理的法律理論為指導。(3)充分考慮中國特定的國情民風，確定最適合中國風俗習慣的法則，並適應社會演進的需要。
制訂民律草案前三編所依據的主要是各國的現有成文法和最新法學理論，後兩編則以中國的傳統禮教與民俗為依據。這對民律草案的內容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民律前三編以「模範列強」為主。民律前三編在起草者松岡義正的影響下，以日、德、瑞士民法典為參照，體例結構取自德國民法典。在總則編中，採取了私有財產所有權不可侵犯、契約自由、過失致人損害應予賠償等資產階級民法的基本原則。在債權編中，規定了債權的標的、效力、讓與、承認、消滅以及各種形式債的意義和有關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等。在物權編中主要規定了對各種形式的財產權的法律保護及財產使用內容等。這些內容主要以西方各國通行的民法理論和原則為依據，對中國舊有習慣未加參酌，因而體現出明顯的資產階級民法的特徵。
民律後兩編「以固守國粹為主」。根據民律草案的起草原則，所有涉及親屬關系以及與親屬關系相關聯的財產關系，均以中國傳統為主。立法者具體提出這兩編主要參照現行法律、經義和道德，雖也採納了一些資產階級的法律規定，但更多的是、注重吸收中國傳統社會歷代相沿的禮教民俗。第四編「親屬」對親屬關系的種類和范圍、家庭制度、婚姻制度、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監護、親屬間的撫養等作了規定。這一編體現了濃厚的家族本位特色，確定了家長在家庭中的特殊作用。第五編「繼承」規定了自然繼承的范圍及順位、遺囑繼承的辦法和效力以及對債權人和受遺人利益的法律保護。這一編同樣體現著濃厚的傳統色彩，家族的傳承觀念遠遠重於個人的物質利害得失。
《大清民律草案》前三編與後兩編的迥異，使整部法典的風格難以統一。從整體上二來說，由於急功近利，法典一味強調對最先進民法理論和立法成果的吸收，故而在許多方面與中國實際嚴重脫節。就法典本身來說，《大清民律草案》雖然不太成熟，但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對以後的民事立法產生了重要影響。

『叄』 漢朝的立法指導思想先後發生了哪些變化對後世有什麼影響

『肆』 清朝的立法指導思想是什麼

孔子的儒家思想和韓非子的法家思想

『伍』 中國傳統立法指導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國法制史中的發展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一套以「天道」觀念和陰陽學說為哲學基礎、以儒家學派的主流思想為理論根據、以農業生產方式和血緣家庭家族為社會土壤、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完整而圓熟的法律傳統和法律體制。法律的儒家化實際上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在制定法律時，以「禮」作為立法根據和指導思想；以「禮」的基本原則作為定罪量刑的基本標准；並且以「禮」來注釋法律。

中國古代法制強調法律、刑罰與道德教化的相互為用。「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這是中國古代社會對道德教化與法律刑罰之間關系的典型概括。儒家的政治學說是以人性性善論為基礎的。孔子曾說：「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所以只要通過適當的禮義教化，則「人皆可為堯舜」、「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就不難實現。法律刑罰的功能是相對有限的，所謂「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能殺人而不能使人廉」，所以「刑罰為盛世所不能廢」，亦「為盛世所不尚」。因此，治理國家應該是「導之以禮，齊之以刑」，應該「德主刑輔」。意思是治理國家、統治民眾應以發揚德政、宣傳教化為主要的手段和根本目的，而不能像法家主張的那樣本末倒置。同時，制定法律、實施刑罰也應反映、適應禮義教化的要求，使法律成為道德仁義、綱常名教的最好載體。所以，儒家不僅主張實行「仁政」，也強調執法要「仁恕」，要審慎，要「恤刑」。過於強調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實踐當然容易導致泛道德主義泛濫，容易使法律淪為政治和道德的附庸和工具，這是其消極的一面。但這種理論注意到從更寬泛的角度，多方面看待和處理社會問題，無疑又有其值得參考借鑒價值。
注重家族倫理，注重維護家庭的和睦和親情。我們的祖先認為，家庭的生命是一脈相承的整體，個人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續，子女的生命又是個人生命的延續。所以我們把家庭親情稱為「骨肉之親」，兄弟關系稱為「手足之情」。在這種情形之下，一遇到與親情倫理有關的問題，考慮的、注重的東西，就和常人大不相同了。傳統法律制度，很自然地被深深地烙上了這種印痕，「依倫理而輕重其刑」的倫理特性也就成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最為鮮明的特徵。在各朝法律特別儒家化以後的法律中，有關處理親屬、家族成員間殺傷、侵犯、奸盜、婚姻、田宅及子孫不孝、違反教令等倫理性條款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而處理這些親屬間糾紛的原則，向來是儒家所宣揚的尊卑、親疏觀念，完全是一套不同於常人的評判標准。這些倫理性規則中，充斥著相當濃厚的尊卑、親疏、名分等色彩，含有明顯的父子、夫妻、尊卑長幼間不平等的成分，但是其中也包含有維護家庭和睦、強調家庭成員間相互扶助，特別子孫對父祖、卑幼對尊長的尊敬、撫養的義務。這些正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重要表現。
注重調解、調處，強調息訟、和息紛爭。「和諧」是中國社會的悠久而珍貴的思想傳統和價值追求，對傳統社會司法訴訟、解決紛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孔子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並直接提出「無訟」的理想，就是主張每個人都應該盡量克制自己的慾望，大家相互忍讓、體諒，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去過自己應該過的生活，就不會發生爭訟；即使有了爭訟，也可以相互妥協，和睦相處。在漫長的傳統社會里，「無訟」被士大夫階層視為一種終極的理想和目標，逐漸設計和形成了一套關於「賤訟」、「息訟」、調解和調處的特殊制度。這些制度的消極面在於過於強調「息訟」而忽視了當事人的權利和利益，但對緩和社會矛盾、降低社會成本、消除濫訟現象、達成社會的整體和諧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禮法合治」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真諦與特色。在戰國時期「禮治」與「法治」開始進行交鋒，交鋒的結果之一是「禮治」東山再起，「法治」隱退，另一方面也是「禮治」與「法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融合。「禮法合治」實質是自然經濟、宗法結構與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政體相溶合的結果，相應地法文化型態也妥協成「混合型」法文化，表現在法律上就是「習慣法」與「成文法」結合的「混合法」樣式。這種樣式從西漢至清末的兩千年間，「伴隨著秦漢封建專制一體化的形成和發展，儒法合流，珠聯璧合，形成中國正統的法觀念，並且逐漸積淀於民族心理之中」，因此禮法交鋒促成了「禮法合一，德刑兼治」，促成了儒家正統法律思想在封建社會的「大一統」地位，並且這種「內外混合」型法文化逐步向法律實踐領域擴張，西漢儒學們發動「以經決獄」將經義凌駕於法律之上，實踐於審判活動之中，吹響了封建法律儒家化的號角，東漢儒臣掀起「以經注律」的熱潮，幾乎把法家制度的律文打上儒家烙印；而後「以經立法」的唐律結出「一準乎禮」的碩果，「禮法合流」即大功告成，「這樣，中華帝國的法律就成了法家和儒家學說的混合物」。禮與法的關系是「禮為本，法為用；禮為主，法為從，禮為先，法為隨；寓禮於法，明法彰禮」；在法律規范上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習慣法與成文法並舉的「混合法」狀態。

在中國傳統法文化中，法律以德教為主，道德是社會調整的主要手段，而法律只是次要手段，是道德的輔助手段；刑是工具，而道德教化則是目的；刑罰的適用必須建立在德教的基礎上，而實施刑罰的目的則是實現道德教化的要求。道德幾乎成為法律的化身。道德規范對法律世界的介入非常廣泛，以致於很難截然劃分道德與法律的界限。不僅道德上的要求與法律精神相契合，觸犯法律的行為不道德，有悖道德的行為也是非法的。在德刑關繫上，德教的地位高於刑罰，即所謂「德主刑輔」，所謂「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為之佐肋焉」。傳統法文化主張「為政以德」。「為政以德」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是提倡仁政，反對暴政；二是重視道德教化，主張「以德化民」。德與刑相比，是以德為主，以刑為輔，這就叫做德主刑輔，所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也就是說，刑罰必須以禮樂為依據，否則就不會得當。從使用效果來說，儒家認為，刑罰只能懲罰犯罪之後，而德教卻能「止邪於未形」，防患於未然。從使用順序來說，儒家主張先教後誅，反對不教而誅。這套主張，由儒家所倡導，但在春秋戰國時期尚未被統治者採納。後來，由於秦王朝不施仁義，專任刑罰，導致二世而亡，「德主刑輔」說才逐漸引起封建統治者的重視。經賈誼、董仲舒等人加工、改造，「德主刑輔」被奉為正統，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基本方法，對中國法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德主刑輔」思想的指導下，法律自我發展張力極其衰微，法律成為倫理道德體系和行政命令的附庸。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行政命令之間沒有明確界線，法律缺乏獨立性和自治性，從而喪失了自身作為法律的獨特個性和功能。

『陸』 清朝是什麼指導思想，為什麼只滅了明朝就不

清朝的建國口號就是對明朝的七大恨，所以奮斗目標就是滅亡明朝，佔領明朝的土地，所以在2次打朝鮮時（丙子胡亂），只掠奪了人口都東北，並沒有佔領朝鮮的國土。

七大恨：

（1）明朝無故殺害我努爾哈赤的父、祖；（2）明朝偏袒葉赫、哈達，欺壓建州；（3）明朝違反雙方劃定的范圍，強令努爾哈赤抵償所殺越境人命；（4）明朝派兵保衛葉赫，抗拒建州；（5）葉赫由於得明朝的支持，背棄盟誓，將其「老女」轉嫁蒙古；（6）明當局逼迫我努爾哈赤退出已墾種之柴河、三岔、撫安之地，不許收獲莊稼；（7）明朝遼東當局派遣守備尚伯芝赴建州，作威作福。欺凌實甚，情所難堪，因此七恨之故，是以征之。

『柒』 晚清法律改革的指導思想是什麼

清末變法修律的指導思想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即：
1．西法與中法結合，務期中外通行。「務期中外通行」是晚清修律的宗旨和最基本的指導思想，它通過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等人的論證和修律實踐，得到了具體貫徹。
2．修律與研核法理結合。在沈家本主持修訂法律館期間，力求將修律與研核法理相結合。他提出：「法之修也不可不審，不可不明。而欲法之審、法之明，不可不窮其理」。沈家本充分認識到法理學的昌明與法制建設的關系，並從變法修律的需要出發，探討西方法理學，用以指導改革舊律，創建新章。
如根據西方「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資產階級刑法原則，反對比附斷案。根據西方的法律體系，改變舊律的結構。根據西方三權分立與司法獨立的學說，制訂《法院編製法》等等。
3．修律與促進法制文明結合。清朝法律源於明律，但較之明律尤為嚴酷。沈家本力圖通過修律改變清朝法律落後與野蠻的現狀，促進法制文明。具體表現在：
（1）奏請刪除凌遲、梟首、戮屍、緣坐、刺字等酷刑，並得到清廷的允准。
（2）奏請減少死刑條款，改虛擬死罪為流徒。將虛擬死罪的戲殺、誤殺、擅殺三者改為流徒。
（3）奏請禁止買賣人口和蓄養奴婢。
（4）奏請改良監獄等等。

『捌』 求清朝的法律發展情況和改革~

清末的預備立憲

一、預備立憲的背景和原則

（1）歷史背景。內外交困，試圖挽救清末搖搖欲墜的腐朽統治，是預備立憲時面對的歷史環境。1904年的日俄戰爭是預備立憲的導火索，從1905年開始，清末政府走向預備立憲之路。

（2）原則。清末立憲的原則基本是「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清末政府認為，在民智未開的情況下，只有改革官制、興辦教育、發展經濟、整頓武備等措施實施後，才能把立憲納入政治日程。

二、預備立憲的主要活動

（1）咨議局和資政院的設立。二者都是立憲過程中設立的採集輿論的機構，資政院有一定權力，但人員構成和參與政務方面仍受皇權的干涉。

（2）1908年，清政府頒布「憲法大綱」，確立以君權為核心的欽定製憲綱領，突出皇權，以維護封建專制統治。

（3）《十九信條》的頒布是在武昌起義的背景下進行的，內容雖有一定進步，但已沒有實施的條件。

1．《欽定憲法大綱》

清末預備立憲的重要的步驟之一就是確定憲法原則，作為正式憲法的基礎。1908年8月，清政府頒布《欽定憲法大綱》。《欽定憲法大綱》包括兩部分內容：君上大權，臣民權利義務。「君上大權」確定皇帝擁有廣泛的權力。主要包括：皇帝行使對帝國的最高統治權；皇帝對行政、立法、司法各項權利分別行使最高行政權、召集和解散議會的權力、總攬司法權；皇帝擁有統帥陸海軍的權力和外交權。作為君主立憲政治，它也對皇權作了一定限制，如不得以詔令的形式更改法律，審判官以已頒布的法律為審判依據。為防止議會對行政權及皇權的干預，《欽定憲法大綱》對議會的權力作了各種防範，規定議會不得侵犯君上之權。「臣民權利義務」概括性規定了民眾享有的權力及應承擔的義務。《欽定憲法大綱》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立憲綱領，具有其歷史價值。

2．資政院

在清政府的「仿行憲政」的政權設計中，資政院是作為從預備立憲到正式實施君主立憲制這一階段的過渡性機構。資政院成員的產生由兩種方式，既欽定議員和互選議員。其職權有三項，即立法權、財政議決權、對行政機構的監督權。通過資政院實施自身的職權，形成資政院與軍紀大臣、行政大臣各行其職、相互制約並共同向君主負責，由君主最後裁定的政權體制。其總體性質是一個用以裝潢門面的御用機構。

1．怎樣理解中國近代開始的法律近代化進程

中國法律的近代化和中國社會的近代化的起因是同樣的，都是在外國勢力入侵，民族利益受到嚴重侵害的情況的前提下發生的。從整個過程來看是被動的，為求生存、求發展，在沒有相應的經濟基礎和思想理論准備的狀況下，被迫應對自外部而來的沖擊。中國的統治階層和部分思想先進的知識分子都將法律的近代化看作是把中國帶出危機的法寶，看作是解決中國諸多問題的鑰匙。由於起因就是如此，使得在近代化的進程中，中國近代法律內無動力，外無合適的環境，因而步履蹣跚，進程緩慢，甚至出現反復。

2．清政府仿行憲政的背景與核心。

進入二十世紀後，清政府處於內外交困的處境，在日俄戰爭以日本勝利的刺激下，社會各階層將實施立憲政體作為解救民族危亡的唯一選擇，清政府實施「新政」，將「仿行憲政」作為實施憲政的主要內容。1906年7月，清政府頒布「立憲」上諭，提出西方國家之所以富強，原因在於實行憲法政治，實現君民一體，民眾議政。因此，為走富強之路，中國也應實施憲政。該上諭提出「仿行憲政」基本含義是：（1）憲政的實施，以西方國家憲政制度的實施原則和實施經驗為參照標准；（2）對西方國家的憲政制度不是簡單的移植，而是做出一定程度的變通，因此是「仿行」。其實質在於「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在實施憲政中清政府始終體現了這一原則，即皇帝集權，中央集權是國家政治的重心；部門之間的權利的劃分以法律規定為基本根據，改變以前政府部門職責不清，效率低下的狀況；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政策的提出及實施在一定程度上向社會公開，以期取得民眾的支持與合作。

清末修訂法律的活動

一、修律的提出及指導思想

（1）修律的主要原因還是清末政府希望改革政治，包括對法律的改革以圖挽救其統治。間接原因是在與英國談判《中英續議通商行船條約》中，英方許諾只要中國對法律進行改革，就可以放棄「治外法權」。其後又有一些國家做出了同樣的許諾，清政府內部決心改革傳統法律。

（2）修律的指導思想是要求引進西方法律體系和思想原則，但也要考慮中國自身的傳統文化因素，尤其是封建的綱常名教，作為國之根本，必須為新法律所繼承。這種在立法根本原則上的矛盾，導致在修律過程中幾次發生爭論。

二、清末修律的組織機構主要為修訂法律館。

三、清末的主要修律活動集中在建立西方式的部門法體繫上。在刑事法律方面，《大清現行刑律》、《大清新刑律》引發了禮法之爭。《大清商律草案》、《大清民律草案》在中國近代民商事立法上實現了突破。《刑事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律草案》、《民事訴訟律草案》在訴訟制度上大量引進了西方近代訴訟原則和制度。

四、清末修律的主要特點體現在：它首先是為了維護清朝政府搖搖欲墜的統治的需要而進行的；其次，修律既是當時清政府的需要，也是當時西方列強保護、發展其在華利益的需要而進行的；第三，在內容上，它是中國封建主義傳統和資本主義法律新成果的混合；第四，它改變了中國沿用兩千多年的「諸法合體」的法典編制原則，形成了近代的部門法體系。

1．《大清現行刑律》

它在1910年由清政府頒布，是在《大清律例》的基礎上進行的局部修改，雖然被稱為「刑律」，但仍是一部「諸法合體」的傳統法典。清末修律在刑事法律方面的基本任務是廢除《大清律例》，制定以近代西方法律原則為基礎的新的刑律。當時的立法者認為，從《大清律例》到新的刑律，無論是其形式、內容，還是其觀念、制度，均體現著在基本原則、基本風格的歷史跨越。需要在兩種法典中間插入一個過渡性法典，這就是《大清現行刑律》制訂的原因。它對《大清律例》的更正主要依四項原則：（1）刪除總目，使法典在體例結構上合理化；（2）修改刑種，將已實際實施的新刑種納入法典中，即廢止凌遲、戮屍、梟首、刺字。減少死刑條款，將「虛擬死罪」的監候改為流、徒刑。「緣作」大部被廢止，死刑最高刑為斬立決。「笞」、「杖」改為罰金。流刑改為「工藝」，充軍改為「安置」。（3）纂修章程，各種章程按統一標准刪改，將必要的內容增設入體例。（4）簡化例文。

2．《大清新刑律》

它於1911年頒布，是清末修訂的最重要的一部法律，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專門的刑法典。1906年，修訂法律館聘請日本專家主講刑法，協助制定刑法典。在完成草案後，清政府將其發往各衙門徵求意見，遭到中央、地方許多大臣的反對。1910年，草案教由資政院討論時，爆發了禮法之爭，在加上了《暫行章程》五條後，予以頒布實施。

《大清新刑律》在內容和體力上大量吸收資本階級刑法原則，主要為：實行罪行法定，廢除「比附」；根據近代刑法原則，明確了罪與非罪的界限，對主要刑法原則作了新的規定；確認了近代刑罰制度，將刑罰劃分為主刑與從刑；對刑事責任年齡做了明確規定；規定了訴訟時效及執行時效；刪除「十惡」，廢除了許多不合時宜的罪名。

同時，這部法律也有一定的妥協性因素，如極力維護君主專制制度，鎮壓革命；維護家族主義的封建綱常禮教；維護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

如何理解清末修律中爆發的禮法之爭？

在清末的法治改革中，圍繞者修訂新律的基本原則和某些具體制度，清末統治階級內部發生了一次較大規模的論爭，即「禮法之爭」。論爭活動以《《大清新刑律》有關「子孫違反教令」、「無夫奸」等條文的刪除問題上展開。論爭的雙方，一方是以張之洞、勞乃宣為首的「國粹派」，因其主張在修律中維持中國傳統的禮教，又被稱為「禮教派」；另一方則是以沈家本、楊度為代表的「法理派」。伴隨著《大清刑律草案》的完成，立即遭到禮教派的反對，他們認為《草案》簡單仿效西方國家法律，拋棄中國傳統法律的基本原則，不符中國國情。法理派認為，中國傳統法律中有許多不文明的制度，在法律和道德的關系、刑事制裁與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方面有許多不合理的制度。這些都對收回領事裁判權產生了不利影響。禮教派則認為，法律的修訂事關國家與社會的穩定，不能因小失大。一國法律不能照搬另外一國的法律，領事裁判權能否收回，關鍵在於國家實力的強弱，同時法律制度不能只為了便利外國人而侵害中國的法律秩序。

兩派的「禮法之爭」，是中國法律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發生的論爭。論爭的焦點在於確立新的法律體系是如何對待固有法律文化。禮教派拘泥於傳統，過多強調民俗、習慣的作用；法理派則代表著法律變革的正確方向，但輕信列強關於變革法律就放棄領事裁判權的承諾，對法律制度的轉型中所包含的復雜性估計不足。法律的變革落腳點在於社會的變革，超出社會現實而制定的法律不能作為融會於現實社會的規范體系，因而難以發生實際作用。

清末司法制度的變化

一、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主要標志。伴隨著中國社會在近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變化，近代的司法制度也呈現這一特點，其標志是領事裁判權的形成和會審公廨的設立。

二、司法機構的調整與訴訟審判制度的改革。（1）清末的官制改革帶來了近代司法機構上的變化，主要是：刑部該為法部，掌管司法行政事務；大理寺該為大理院，為全國的最高審判機構；實行審檢合署。（2）審判制度上引進西方近代訴訟審判原則和具體制度，體現為：實施四級三審終審制；在訴訟制度上規定了刑事案件公訴制度、公訴附帶私訴制度、民事案件自訴和代理制、證據制度、律師制度；審判制度上採用辯論制、迴避制及一系列西方審判程序原則；實施法官和檢察官考試任用制度；建立新的監獄體制。

1．領事裁判權

領事裁判權制度是指一國通過其駐外領事對於在駐在國的本國國民行使司法管轄權，並依據其本國法律加以審判的制度。近代中國，西方國家在中國確立領事裁判權成為中國司法主權遭受侵凌的主要表現之一。具體內容是：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國家的公民，如在中國成為訴訟案件的被告人時，由其本國領事依據其本國法律進行審判，不受中國司法機構管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確定了領事裁判權制度在中國的發端。中美《望廈條約》是這一制度明確化、擴大化。相繼有19個國家在中國取得領事裁判權。主要內容有：（1）中國人與有約外國人之間的案件，依「被告主義原則」實施司法管轄，由被告所屬國家駐華領事審理；（2）有約外國人與無約外國人之間的案件，若前者為被告，由其本國領事實施司法管轄；若後者為被告，則由中國的司法機構實施司法管轄；（3）同一有約國國民之間的案件，由該國領事實施司法管轄；（4）不同有約國國民之間的案件，以被告主義為原則，由被告所屬國的領事實施管轄。

2．會審公廨

中國的司法主權受到列強侵凌的另一表現形式是會審公廨的建立。1868年清政府與英美等國領事簽訂《上海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設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按照協議，會審公廨是中國司法機構在租界內的分支，遵循以下原則實施司法管轄：（1）會審公廨為清政府上海道派出的司法機構，公廨官員由上海道任免，經費由上海道劃撥；（2）會審公廨對各國租界內中國人之間、及以中國人為被告的案件實施司法管轄，並依據中國法律進行審判；（3）為外國人及外國在華機構服務的中國人如果涉訟，仍由會審公廨管轄，但在審判時，由外國領事派員觀審；（4）案件涉及外國人，如為有約外國人，則由中國官員與外國領事會審；如為無約外國人，則由外國領事會審或派出的官員陪審。

『玖』 題目:評述中國古代立法指導思想的發展並列出歷朝立法成果

中國歷代立法指導思想和立法活動的演變

陳建華

（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權法思想。

神權法思想是從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發展而來的，人類進入第一個階級社會以後，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階級屬性，成為神權法思想。

夏朝統治者把自己的統治說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對人間進行統治；把他們對奴隸和平民的鎮壓和懲罰說成是「恭行天罰」。從夏朝開始，奴隸主就利用「天命」、「天罰」的神法權思想對奴隸進行欺騙，給他們的統治披上一層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繼承了夏朝的神權法思想，並且較夏朝更進一步，發展為一種典型的神權法思想。

立法活動：

1、禹刑。《左傳》記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總稱，並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啟及其後繼者根據氏族晚期習俗陸續積累的習慣法，具體內容無可詳考。

2、湯刑。《左傳》記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它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包括不成文的習慣法和國王發布的「誓」「誥」「命」等。誓側重於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發布軍事命令或宣布軍事紀律，大體相當於後來的軍法。誥側重於國王或者權臣對大臣、諸侯或者下屬官吏發出的命令、指示或訓誥。命是君主針對具體事情發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

（二）西周的立法指導思想

是明德慎罰與以德配天以及親親與尊尊，具體到刑事立法指導思想就是「義行義殺」和「明德慎罰」。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統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與豐富，有利於政權和社會的穩定發展。

所謂「義行義殺」，就是針對國內不同地區、不同的情勢，選擇最適宜的刑罰手段來對付社會犯罪，反對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刑殺的方法。

所謂「明德慎罰」，就是在對付社會犯罪問題上，要提倡德治，提倡倫理道德的強行灌輸，以期在人們頭腦中構築預防犯罪的精神堤壩，有效地預防可能發生的犯罪。同時在鎮壓時，採取審慎的方針，即區分嚴重犯罪與一般犯罪的界限，對一般犯罪採取寬緩的原則；對嚴重犯罪才施以重刑。

立法活動

1、呂刑。周穆王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呂侯作「呂刑」。後因呂國改稱甫，所以又稱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內容不可考，《尚書•呂刑》有所記載。呂刑論證了敬德於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隸製法制的成熟狀態，是在總結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設經驗基礎上的重大發展，影響深遠。

2、九刑。兩種含義，一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書；一為西周的刑罰，即墨、劓、剕、宮、大辟五刑加上贖、鞭、撲、流等刑罰，合起來稱九刑。

3、周公制禮。將夏、商兩代禮制加以折中損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禮制，制定了通行全國的較為全面、系統化的周禮，即所謂禮典，規范調整西周時期政治、經濟、軍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周禮是西周時期法律規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三）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紛紛建立了封建性的國家，為了鞏固從奴隸主手中奪取的政權，封建地主階級採用法家思想作為他們的立法指導思想。具體內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1．「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意思是說，取消按照血緣關系而規定的法律特權，取消按照爵位的有無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國君之外，不論是誰，只要違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論罪處罰。這樣，開始打破奴隸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壘。

2．「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意思是說，要制定成文法，並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從而否定「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

3．行刑，「重其輕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時，加重對輕罪的刑罰。這樣，輕罪就不致產生，重罪也就無從出現了。

立法活動

1、鄭國「制刑書於鼎」。公元前536年鄭國執政子產鑒於當時社會關系得變化和舊禮制的破壞，率先制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這是打破奴隸主壟斷法律的一種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局面。

2、鄧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鄭國大夫鄧析自行修訂鄭國的法律，書於竹簡之上，稱為「竹刑」。它雖屬私人作品，但是影響很大。鄧析後因「私造刑法」有違「國家法制」，被執政駟歂處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鄭國流傳並為國家所承認，從而成為官方的法律。

3、、晉國鑄刑鼎。公元前513年，晉國趙鞅把前任執政范宣子所編刑書正式鑄於鼎之上，公之於眾。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

4、《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共有6篇，《盜法》、《賊法》、《囚法》（又稱《網法》）、《捕法》、《雜法》、《具法》。其中，將《盜法》和《賊法》放於法典之首，體現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它是戰國時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戰國時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總結；它的體例和內容為後世封建成文法典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礎。從體例上看，它的六篇為秦漢所直接繼承，成為秦律、漢律的主要篇目，魏晉以後最終形成了以《名例》為統率，以各篇為分則的完善的法典體例。

5、商鞅變法。戰國時期一次最為重要的社會改革。，在變法過程中，將《法經》改編為秦律，史稱「改法為律」。法是指春秋中後期對法律規范的總稱，由夏商西周時期的法律「刑」發展而來。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來，改法為律即突出強調法律規范的普遍性、穩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觀念的又一進步，對秦朝法制統一有重要的意義。此後，中國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為名。

（四）秦朝的法律指導思想仍然採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現為：

1．法令由一統。這一思想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全國實行統一的法律；第二層含義就是最高立法權屬於皇帝。

2．事皆決於法。秦朝專任刑罰，規定了各種法律來規范人們的行為。

3．以刑殺為威。這一思想有三層含義：第一，法網嚴密；第二，嚴刑重罰；第三，濫施刑罰。

立法活動

秦朝法律制度的許多內容直接來源於商鞅變法期間以及商鞅變法以後秦國所確立的制度。秦統一後主要是頒布各種單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動頻繁，但沒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統一法典。

（五）漢朝的法律思想經歷了兩個發展時期，漢初到文景帝時期採用黃老的無為而治作為統治思想，到了漢武帝之後確立了封建正統的儒家法律思想。後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襲封建正統法律思想。

1．漢初至文景時期

漢初至文景時期以黃老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治的指導思想。

漢初，由於秦朝的苛政和連年戰爭，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統治者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養，恢復和發展生產，以鞏固剛剛建立的封建政權。這時，劉邦總結秦亡的教訓，作為借鑒。劉邦手下陸賈根據黃老思想，結合當時的社會情況，提出「道莫大於無為」。當時統治階級從皇帝到丞相無不尊崇黃老思想。文景時期尤為顯著。無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就是「輕徭薄賦」、「約法省刑」。結果，出現了生產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榮景象。

2．漢武帝以後

漢武帝以後是以儒家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輔」。

漢初社會政治經濟經過七十年的恢復和發展，國家積累了大量物質財富。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製得到鞏固，但漢初分封的諸侯王室力量也逐漸強大起來，同中央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土地兼並嚴重，加上匈奴不斷入侵，最高統治者就亟需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尋求新的法制指導思想。漢武帝招賢納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統」思想應對。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首先要統一思想。進而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的儒術，是將儒家思想與陰陽家思想結合起來，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萬物都分為陰和陽，德為陽，刑為陰，德主則刑輔。這也是總結秦朝「轉任刑罰」的教訓，提倡先用德禮進行教化，教化無效再輔以刑罰。這種剛柔並濟的治國之道，是漢武帝行之有效的統治方法。這一思想對後世歷代王朝的立法影響很大，是以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開端。

立法活動

1、「約法三章」與《九章律》。劉邦入咸陽後，宣布廢秦苛法，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漢朝建立後，高祖命蕭何參照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在《法經》的基礎上，增加《戶律》《興律》《廄律》。它是漢朝的基本法律。

2、漢律60 篇。惠帝時，叔孫通為補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儀品之制，編訂《傍章律》18篇；武帝時張湯制定《越宮律》27篇，規范宮廷警衛等事項；趙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賀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漢律的框架基本形成。

（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導思想同當時「安民立策」的總方針政策密切相關，大體可以歸納為三點：

1．德本刑用。唐太宗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積極推行以教化為宗，刑罰為輔的政策。把「德禮」作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罰只是為保障推行「德禮」而設，二者相輔而行。

2．法令簡約。所謂簡約，就是條文簡明，使人易知。

3．寬仁慎刑。所謂寬仁就是提倡用輕刑。所謂慎刑，就是對犯罪者處刑採取慎重的態度。

立法活動

1、《武德律》。為唐高祖武德年間制定頒布，是唐朝立法的開始，以隋朝《開皇律》為基礎，沒有太多變化。

2、《貞觀律》。唐太宗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全面修訂法律，經過11年的時間，完成並正式頒布，共12篇，500條。構築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標志著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

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貞觀律》為藍本，制定頒布《永徽律》，共12篇，500條。後長孫無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對律文進行逐字逐句的解釋，與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於律後合編一起，稱為「永徽律疏」。它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但對主要原則和制度從歷史上尋根溯源，說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依據。《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後被稱為《唐律疏議》，它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具社會影響的代表性法典，集中體現了唐朝法律空前發達的盛況。

（七）宋代立法指導思想

宋王朝統治時期社會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部曲轉化為佃農，擺脫地主的私屬地位，躋身為國家編戶。宋初統治者為適應這一變化，總結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強」導致變亂的教訓，確立中央集權的基本國策，加強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和統治。

宋代統治者針對國內階級矛盾激化，農民起義不斷，確立了重懲「賊盜」的法制指導思想。主張採用重法，使用酷刑嚴厲鎮壓「賊盜」犯罪，所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就說明了這一點。

立法活動

1、《宋刑統》的制定。在內容上沿襲《唐律疏議》，但在各篇下分214們，並且律後附有唐中期以後到宋初到敕、令、格、式。

2、編敕活動。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編敕》後，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編敕。

3、編例活動。宋代也很重視編纂條例和斷例工作，以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形勢。神宗變法期間首頒《熙寧法寺斷例》，南宋時期高宗頒布《紹興刑名斷例》等。北宋哲宗首頒「權宜指揮」，至南宋中期指揮已達數萬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趨重要。

（八）元代立法指導思想

一是「參照唐宋之制」，「附會漢法」；二是沿用本民族習慣法。

立法活動

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為元代立國後第一部成文法典匯編。

2、《風憲宏綱》與《元典章》。分別制定與元仁宗時期與元英宗時期。

3、《大元通制》。以《風憲宏綱》為基礎，修訂了元代較為完備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狀況。

（九）明朝處於我國封建社會的後期，為了維持政治、經濟不遭受嚴重的破壞，君主專制統治更加強化，並發展到極端化的程序。這一時期的立法指導思想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確立的，對整個明朝的立法活動都有深刻的影響。

1．重典治亂世。具體體現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兩方面。朱元璋認為，國家的穩定，首先取決於封建國家能否實行對於各級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試圖通過重典治吏，來達到更好的治民、治國，強化中央集權。

2．禮刑並用。朱元璋也從歷史中意識到，一味強調鎮壓，僅靠嚴刑峻法，雖可以取得一時之效，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主張禮法並用，將禮的預防犯罪的職能同法的鎮壓的職能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堅持嚴刑酷法，又強調德禮教化，儒法結合，禮刑並用。

3．加強法制宣傳。朱元璋將立法與法制宣傳結合起來，要求老百姓知曉法律是如何規定的，用實際案例來教育老百姓。

立法活動

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初年開始編修，洪武30年完成並頒布於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條，一改傳統的刑律體系，更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僅本朝終世奉守不變，歷代也無敢輕改。

2、《明大誥》。朱元璋在修訂《大明律》的同時，為防止「法外遺奸」，親自督導編制了《大誥》四編。主要內容是為懲治臣民各種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發布的訓詞誡令，是明朝具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匯編，充分體現了「重典治世」的思想。

3、《問刑條例》。條例是明律以外的單行法規，一般簡稱「例」。通常來自於司法審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機關根據該案例擬定條文，經皇帝批准頒布，成為可以普遍適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間，刑部刪訂《問刑條例》，使之成為正式法律，還將律例合編，例為附註，稱《大明律集解附例》，影響了清朝。

（十）清初「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思想。

清朝統治者從關外時期起，就重視借鑒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極時，已從實踐中認識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參漢酌金」的立法原則。「參漢」，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則是有條件地援用女真族的習慣法。在這一原則指導下，開始將明律為代表的漢族封建法律意識與原則吸收到有關的法律、法令中。在漢官的建議下，清代法制建設將「詳譯明律，參以國制」作為基本的立法指導思想。

立法活動

1、《大清律例》。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較為完整、嚴密的定型大法，它與《大明律》的體系結構基本相同。

2、則例。則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為條例、則例、事例、成例等。則例指清朝針對中央各部門的職責、辦事規程而制定的基本規則，是規范各部院政務活動、保障其正常運轉的行政規則。可以視為清政府的行政法規，自康熙朝開始制定，分為一般則例和特別則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