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護道德權利
『壹』 我們應如何踐行道德規范，維護合法權益
『仁』是最高的道德准則，「孝」是一切人際關系的基礎中心
「仁」出自人的天性把「仁」作為人類正義的基本准則從，「仁」出發人們就會友愛或獲得幫助，化解矛盾或獲得戰勝艱難困苦的力量，對於統治者要行「仁政」才能天下歸心，才能結束列國紛爭的局面
一，要有是非之心，關心民眾疾苦
二，努力加強道德修養，恢復良知本性
道德規范的主要內容三綱五常
道德規范是天理，即萬物之本原，歷史影響適應了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禁錮了人們的思想，有利於維護封建統治，有利於協調人際關系，穩定社會秩序，塑造中華民族性格
職責，應當為天下萬民興利除害，使天下為主，君為客
方法，分天下之權
理由，集權導致混亂
應當促進近代民主思想反對專制斗爭積極推動新的社會方案
完善思想來實現道德規范
『貳』 法律和道德哪個更能維護社會秩序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二政治書，自己去找啊！不會你上初二吧？記得我上初二的時候，老師也組織了辯論會。挺有意思呢！祝你方能吵贏！但是，不論哪一方勝了，都沒什麼。結果很簡單，道德和法律都重要！！
剛才在網上找了點東西，給你看一下。希望對你辯論有幫助！
十九世紀以來，文明各國社會的變化，日益增多，而解釋或說明社會現象的學說和理論，也自然隨著增多。社會里邊的沖突增多了，而這些學說和理論的沖突，也自然增多。這種情形在三十年來更加復雜。法律是最重要的社會制度，是維持社會安寧秩序的最重要的工具，也自然不能逃出全體社會變化的路線，而法學上關於法律的基本的原理，也隨著討論或爭論起來。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成為法學上主要問題之一。
十九世紀法學上最顯著的問題有三個：法律的性質、法律史的解釋、法律與道德的關系。當時重要的學派也有三個：分析學派、歷史學派、哲學派。歷史和分析兩派，為反對十八世紀法律與道德混一之說，對於法律的性質費了不少的筆墨。而哲學派的學者彼此間，為了法學屬於道德學或法學與道德是否相反各種問題，也費了許多的唇舌。關於法律史的解釋，歷史和哲學兩派的學者為主張道德的解釋和政治的解釋，也有許多的討論，而時代較後的所謂機械的社會學家從人種學和生物學所下的解釋，以及經濟唯物派從經濟方面所下的解釋，都發生了不少的爭論。其實，各派學者關於法律的性質和法律史的解釋，所有的各種爭論，都與法律和道德的關系這個問題所發生的爭論有密切的關系。
最近三十年來歐美的法學家的議論更加激烈。德國的施塔姆勒氏（Stammler）和法國的薩萊伊（Saleilles）及霞爾夢（Charmont）兩氏，特別重視實行法和理想法的區別，而以理想法為判斷實行法公平不公平的現代化的自然法。狄驥氏（Duguit）簡直否認國家為法律的主體，而主張普通所謂權利與有組織的社會任務或服務，實在完全沒有區別。惹內（Gény）和布樓（Bülow）兩氏攻擊法院窒板的運用法律的無用，而以為法官應該注意公共的需要和輿論，而極力主張法官自由解釋法律，自己適用法律。埃利希氏（Ehrlich）說明法院所適用的法律完全不足表明社會上各種的法律關系，而主張法律這種行為的規則根本上只是社會上各小組的分子間常識的關系。美國的龐德氏（Pound）和魏模氏（Wigmore）堅持法學與社會學有成立密切關系的必要。這些世界著名的法學家研究法律的根本原則，不大注意法律的性質而多考求法律的目的或宗旨；而關於法律與道德的關系，也漸拋棄舊日狹隘的見解，而把法律和道德都認為是支配社會的各種力量大問題中的問題。這是說：歐美的法學家，對於法律與道德的關系這個問題，到了現在認識的比較很清楚了。
我們中國向來以「禮教之邦」自居，這是重道德而輕法律的意思。自從中日戰爭中國戰敗以後，漸漸的喪失了從前的那種自信力，而以為泰西的強盛多賴法律，於是漸次崇尚法律，而輕視道德。我們看看：近幾年見諸文字的表示，如「吃人的禮教」，「禮教的壓迫」，「禮教下的犧牲者」等等措辭，都是對禮教的攻擊；而所謂中國「固有的道德」的威權顯然喪失的不少了。同時政府屢次申明「法治」，而法治的基礎究竟是什麼地方呢？近幾年政府所頒布的各種法律和命令，其中所用的含混的字樣，如「正當」、「相當」、「適當」、「合理」、「風化」、「善良風俗」、「酌量」、「情節輕重」等等名詞，究竟以什麼作準則呢？當然不是允許執行法律的人隨便自由，一定要有準則。什麼准則呢？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法律，與道德的關系的問題，都需要法學指示我們制定法律和執行法律的門徑，以期在實際上避免些不必要的犧牲和糾紛。
現在把法律和與道德的關系這個問題，從歷史、哲學、分析三方面，說明求著得到一個明白的觀念。
一、 歷史方面
法律與道德的關系這個問題，從歷史上觀察，我們可以說：法律與道德起初是同源，後來因發達而分途。我們知道，現在的法律在文明社會里邊是支配社會最有力的工具；法律的秩序是最重要的社會秩序。別的支配社會的工具都要受法律的支配。但在古代，支配社會很重要的工具，是宗教、家法、社會習慣；因為那個時代的宗教組織和家族組織是最重要的社會組織。後來，政治組織發達以後，國家的法律就增加了威權，而宗教和道德的習慣的力量自然的就要減少。但是在政治組織不發達的時候——在法律的幼稚時期——宗教、道德、法律，是混而不分的，而法律的力量在這三種之中，比較的最微弱。例如，羅馬法，在最初幼稚的時期，「神法」（fas）和「善良風俗」（boni mores）的力量就大於「市民法」（jus civil）的力量。那個時期的迷信的心理，對鬼神的恐懼，「犧牲」的慘酷，「破門」（excommunication）的苦痛，家法的壓迫，都足以構成神法和善良風俗的有力的制裁；而市民法的執行的機關就沒有這種威力。再例如，歐洲中古時代在未承受羅馬法以前，教會是支配社會最重要的機關，掌管著宗教和道德。凡是交易上所謂善意、誠實、不許詐欺、必須踐言等等事項，都是宗教和道德要人民必作的事項。這些事項，都漸漸的歸到了法律范圍之內，而實際是在宗教和道德上已經實行而共同遵守之後。所以我們可以說：法律和道德起初出於同源，後來因發達而分途。
幼稚法律的時期是習慣的時期。法律制度進步，到了第二時期，乃是所謂嚴格的法律時期。在這個時期，法律與道德分離的狀況，即行顯著，政治組織漸次有力，法律就與別的支配社會的工具分離。但這個時期的法律的規范，粗具形態而賦有剛性，大部分都是窒板的手續規則。這種的法律，從法律與道德的關系的方面看來，只是一種結晶的習慣，沒有充分的力量可以與道德一同前進，久而久之，道德進步，而法律就丟在後邊了。各國古代的法典都是這種的嚴格的法律的制度，都是對於特別零碎的事實狀態而規定的確切詳細的規則，而沒有便於解釋的普通概括的規則。這一個時期的法律是專靠嚴格的規則和形式，以保證社會秩序的確定，而達維持公共安寧的目的。例如羅馬法，《十二銅表法》本是羅馬崇拜祖先的宗族制度時代的嚴格法律，那裡邊關於繼承規則，到了血統主義盛行的時期，就不能與當時的道德觀念相調合。再例如，英美習慣法舊日的觀念，就沒有方法執行信託人的道德責任。所以法律在嚴格時期的最後的一段，就與社會上的道德觀念很不相合。法院的判斷，只管與法院規則合不合，不管與道德觀念合不合，法學思想，在這嚴格法律時期將終的時候，有的也就受了這種法律狀況的影響，而以為法律與道德的沖突是當然的，是不能避免的。其實，那並不是當然的，不是不能避免的。法律與道德的觀念到了過於隔閡的時候，一定要有方法救濟或矯正這種法律的流弊。這就構成法律發達的第三個時期。這第三個時期是道德觀念由外界侵入法律的時期，也是法律進步的時期。法律發達的要件是吸收和融化外國法律及法律以外的材料。例如，羅馬法律在極盛的時代吸收了不少的希臘的道德哲學。歐洲大陸，在十七、十八兩世紀之中，自然法學派的哲理就是改良法律的重要工具。英國的平衡法所以發達，所以能夠補救了習慣法嚴格的狀況，多靠文藝復興以後那些文學的道德思想，和「平衡法院」大法官的是非曲直的道德觀念。這個時期的法律，把這個人的理性比嚴格的規則，還認為可靠一些。個人認為是道德上的單位，也就認為是法律上的單位；道德的原理也就認為應當是法律的原理。這個時期的法律思想以為法律必須與道德完全相合。這種思想是這一個時期的特徵。所以歷史學派的法學家回頭看看這種歷史的狀況，他們就能夠說：道德就是有潛勢力的法律；起首認為是道德的原則，後來就變為法律規則。自然法學派的法學家就把法律與道德認為混而不分的東西。我們可以說：混合法律道德而為一體，這種的提倡與努力實在是造成現代法律的一個大原因。
自然在這種情形之下，法律發達的結果是：道德上的制度或學說都采入法律而漸漸的法律化了；從前道德上的權利義務都變為法律上的權利義務了。這種情形在十九世紀的末葉，是歐美各國法律很顯著的狀況，有的學者把這個時期叫做法律的成熟期。這個時期又逞露法律與道德相反的狀態。我們看看：十九世紀歐美各國成立了許多的法典，就是法律結晶的現象。法律自是法律，道德自是道德，法律與道德又好像分開了。
那麼，就法律發達的歷史上看來：○一法律在幼稚的時期，宗教、道德、法律是混同的，是不分的；○二在嚴格的法律時期，習慣成為法典，結果道德進步，法律與道德於是分離；○三自然法發達的時期，道德侵入法律，法律與道德於是又有混同的狀態；○四法律的成熟時期，立法盛行，法律與道德又現分離的狀態。
因此，分析學派堅持的主張是：法律與道德是分離的。他們說：道德是立法的事體；法律是司法的事體；立法的議員要管道德；司法的法官只管法律。他們的意思是：立法者制定法律必須採取道德上材料，所以研究立法就必須研究道德問題；法學家的任務只是研究立法機關已經制定的規則；法官的任務只是適用立法機關已經制定的規則。他們極力說明：法律上認為合法的事情可以是不合於道德的事情。他們極力攻擊那合法必須合於道德的話。在法律成熟的時期，他們這種主張是不錯的；因為主張法律道德兩件事是一件事，也是很紛亂的，若把這兩件事分開，倒比較的清楚些。再一方面，像分析學派所主張的立法司法那樣嚴格的界限，實際上也不能成立。法學家和法官，雖應該區別道德與法律，而決不能完全不注意道德和道德學。立法的任務不只是立法機關的任務，司法機關實際上也行使一部分的立法權。立法的任務，無論誰來行使，不能不承認道德原則以為指導。
二、 哲學方面
十九世紀的哲學派的法學家對於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法學與道德學的關系，費了很多的研究。他們所要推求的問題是：法律的目的究竟是道德的呢，還是道德以外的呢？法律與道德所要希望達到的目的是一個東西呢，還是兩個東西呢？例如，竊盜罪，法律只是要禁止他對你故意的侵害行為呢，還是同時要禁止他的貪心呢？或者貪心是宗教道德的事體，而法律完全不管呢？法學家對於這個問題，舊派新派的說法有些不同。
（1） 舊派
我們要知道，法律發達到相當的程度，自然要發生這種哲理的推求。西洋法學，無論在古代或在近代，所研究的自然法就對這個問題幾費苦工。希臘羅馬及近代的哲學家和法律家已經在那裡堅決的主張：法律規則與道德規則是一樣的，是一致的；法律規則如果不是道德規則，就根本上不是規則，就根本不能存在。一個規則，因為是道德規則，所以才是法律規則，這種學理的西洋古代是希臘所謂「正義」哲學的主張——這種哲學不只是關於人生的哲理，並且在當時也構成一種宗教的教義。而在近代，在「宗教革命」以前，是宗教學里邊所主張的法理。總而言之，老派哲學家的意思是以為：實行的法律所以能夠得到效力，全靠它合於道德原則；不然就不能有效力。
這種學說督促著法律必須遵循道德途徑，在歷史上所收的效果，已經不少。但是我們要注意，當社會上有絕對一致的道德觀念的時候，人人對於道德沒有異議，大家都遵從同樣的道德標准。在那種情形之下，若是說，法律道德必須一致，在實際上還可以說得通。但在現代的社會，內部的利害關系非常復雜，道德觀念又非常的分歧，若再說法律道德必須完全一致，實際上就困難了。我們先不用說社會實際上復雜的情形，只就法學而言，每位法學家各把自己的見解都認為是道德的標准，理想的法律，使著大家一律遵守，那怎樣能夠作得通呢？
所以，十九世紀的歷史學派首先拋棄了這哲學上的問題，而注重歷史的研究。哲學派也覺到從前的方法不妥當，想著找出些比較的確定的道理，於是主張一種基本的觀念，例如，自由、公平、正義等等觀念。他們就說：法律與道德都是從這種基本觀念推論演繹而得來的，以為道德治內，是主觀的科學，法律治外，是客觀的科學。所以，十九世紀之初期的哲學派的法學家把道德與法律的關系看作是治內治外的關系，例如德國的克勞斯氏（Krause）法國的阿郎氏（Ahrens）英國的勞理木氏（Lorimer）都是這樣的見解。時期較晚的黑格爾氏（Hegel）區別道德與法律說，法律是研究自由的「可能」，道德是研究自由的「應當」。這種意思是認為：法律是外部的可能，拘束人類外部的行為；道德是內部的可能，拘束人類的心靈。這種區別法律和道德的說法，直到十九世紀之末，哲學派還在那裡堅持。這是說法律與道德完全是兩件事而並且彼此相反的意思。
（2） 新派
從前這個主義的學說，是根據個人意志的自由，而以個人獨立為大原則，所以重視個人的利益。到了十九世紀之末，個人主義的學說漸見衰微，而社會主義的學說日見興盛。社會主義的學說是以社會人類的互助為基礎，而重視社會的利益。於是滿足人類的慾望這一句話就是為思想界常常稱道的口頭禪。法律制度也就不看作是一個獨立的制度，而認為要與別的社會制度共同合作，以期以最小限度的犧牲而達到滿足人類慾望最大限度的目的。
在這種思潮之下的法學，關於法律與道德的關系這個問題，就主張法律是道德范圍以內的問題。這一派的學說以德國學者方面的貢獻為最多。
耶律芮克氏（Jellinek）開始說明法律屬於道德，他說：法律就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社會發達到了一個相當的時期，法律是社會不能少的一部分道德。法律和道德，雖有區別，而卻以道德包括全部的社會秩序。他的意思還道：法律是限制個人自由的東西，而為大多數個人的自由，又不能不設法律的限制，把法律看作是一種不得已的辦法；所以法律的范圍應當只給它一個最小的限度。
耶林氏（Jhering）也是以法律屬於道德，而說法有些不同。按他的主張，法律的目的是在保護利益，但社會里邊各種利益，其勢不能統通保護，保護那種利益或不保護那種利益，必須加以權衡，而與以選擇。這個權衡與選擇的標准，無論是立法或司法，也無論是學理的研究，必須根據道德的原理。法律應該保護什麼利益？這個問題的解決，必須依據道德；因此，法學就作為適用道德學的一部分了。
施塔姆勒氏（Stammler）主張以法律達公道的目的。法律要想達到公平的目的，至少必須合於社會當時當地的理想，實現當時法地的理想。這些社會的理想是法律以外的東西，是道德的理想。法學必須研究這一部分的道德原理。因為我們要用這種道德的理想衡量法律規則，法律制度，以及法律原理，所以法學，就這一方面而言，是屬於道德學的范圍。
柯勒氏（Kohler）不說法律屬於道德，而謂法律和道德都是支配社會的方法，都是成就文化的力量。他本是相信歷史進化的學者，所以按他的主張，法律和道德都表示進步的文明，而並且增進文明的進步；因此，法學與道德都不能離開人類文化的歷史。
我們就前邊關於法律和道德的關系的各種學說看來，法學與立法學不能判然的劃分，並且都不能與道德學完全分離。
三、 分析方面
分析學派在原則上認為法律與道德完全沒有關系：法律是法官的事，道德是立法者的事，法學也只是研究已經制定的規則，不要管立法的事項。他們相信三權分立的大原則，所以相信法律制度發達到完備的程度，立法司法就可以完全分開；立法者只管制定法律，司法者只管執行法律。他們並且又說：因為現在法律制度還沒有發達到完備的程度，所以法律和道德有三個接觸之點：
第一、 法院立法。分析學派認為現在法官仍須有立法任務，所以必須考慮到道德問題。到了立法、司法真正分立的時候，法官就沒有了立法的任務，也就可以完全不管道德問題了。他們這種說法是以兩種假定作根據。○一他們假定政府三權完全分立是可能的。○二他們假定製定一種完全無缺，概括一切，而無須法院補充的法律制度也是可能的。其實，這兩個假定都是錯誤。三權完全分立早已證明不能推進到邏輯的程度。包羅萬象的理想的法律制度，在人類這種變化無窮的復雜社會里邊，也是作不到的事體。那麼，無論怎樣改良的法典，在實行的時候，總是需要法院臨時的補充。但是我們要知道，法院立法和立法機關的立法是有區別的。立法機關是為將來制定的規則；而法院以判例所立的規則，不只是為將來，並且為斷定已經發生的事實，同時還要顧及司法的習慣，以及社會和當事人各方的利益沖突和融洽。法院立法的自由，比立法機關立法的自由，是范圍較小。但是這兩種立法的范圍雖有不同，而需要道德理想的指示，並無二致，必須如此才能達到社會的目的。
第二，法律的解釋。方才所說的那種法院立法，分析學派的說法，稱為「偽解釋」，他們所說的「真解釋」是指著於判決案件的時候，搜求法律規則的實在的意義；尤其是在文字中沒有圓滿的意義的時候，必須由幾個意義中找出「真義」，找出真正的價值，以為最終的標准。並且要法官法學家在解釋法律的時候，必須假定立法者有求公道的意思，必須假定立法者公平的觀念和自己的公平觀念在實質上是相合的。分析學派這種說法，意在限製法官道德觀念的運用，貫徹機械邏輯的解釋。其實，這種解釋的限制，實際上不是這樣嚴緊，也不能這樣嚴緊。法官援用法律的時候，必須決定：按法律的文意能否得到圓滿的解決？假如認為不能得到圓滿的解決，必須推求幾個釋解的真義，真正的價值。所謂圓滿，當然是指著道德上的圓滿。所謂真義，真正的價值也，當然指著道德上的真義，真正的價值。
第三，法律的適用。分析學派向來把法律規則的適用，認為是機械的手續，而實際上摻雜道德的問題，是法律制度不完備的現象。其實，人類的事務，有的情形，絕對不能以嚴格的規則去支配，必須承認許多道德的要素。有兩種情形最為顯然：一種是法律標準的適用；一種是法官判斷的自由。
司法的任務，有許多的事項，是以法律標准解決。以標准衡量行為，自然要有許多的道德要素。例如所謂善意、惡意、誠實、信用、相當的注意、良善的行為等等，都是法律的標准，都含有公平、正義、合理種種的道德觀念。法院適用這些標準的時候，當然不能使用機械的方法，必須按照各種事項情節的輕重，分別的判定。這些法律標準的適用，在很大的范圍之內，是要依靠法官直覺上是非曲直的觀念而判定，是對行為的特殊狀態所下的道德上的判斷。
法律的適用，有的地方，實際上不能以嚴格機械的法律規則定明，必須給法官留出判斷自由的餘地。法律盡管劃定判斷自由的范圍，而根本上法官個人運用他自己道德上的判斷仍不在少處。例如，犯罪的處罰，處罰的減輕或加重，緩刑；再例如，簡易法庭的判決，監護人的選擇，離婚案件子女的保護；諸如此類的事情的處理，法官的判斷一定是多由於他自己是非曲直的情感。攻擊這種情形的議論說，法官這種判斷的自由，實際上構成了法律的專制。十九世紀的學說和法律，雖極力減少法官這種判斷的自由，以期消滅這種法律的專制，而實際上反而證明法律因此而減少了效用。近年來法律上不但對於法官這種判斷的自由不加限制，反有擴充范圍的趨勢。那麼，解決這一問題的妥善的途徑，是應該承認：法官這種判斷的自由，是道德學范圍以內的問題；法官不應該任意判斷，應該受道德學的支配。道德學也是科學，不是沒有原則的。
就分析學派所說的法律與道德幾個接觸之點看來，法律與道德的接觸好像只限於這幾點。其實社會的狀況越復雜，法官運用法律的自由的范圍更有擴充的必要，而法律與道德的接觸，也就隨著增多。凡看輕這一點的學說都不是實行的理論。
前邊所說的是關於法律和道德接觸的幾點。現在要說明十九世紀的分析學派關於法律與道德內容方面的區別，及適用方面的區別之各種主張。
第一、 法律與道德內容方面的區別。
（一）道德注重思想與情感，法律注重行為。法律只管行為，而道德要追問行為的動因。法律也並不是完全不注意思想和情感，不過法律注意思想和情感，只以證明行為的性質為限，只藉此以確定行為對公共的道德和安寧所發生的危險。在普通的社會狀況之下，惡意、詐欺、故意等等，對社會安寧的危險較大；而過失、不小心等等，則對社會安寧的危險較小。所以刑法上就把「犯意」看作犯罪的要素。
但在現代人煙稠密大家聚居的城市社會，許多為害公安的機械的動作，日見增加，許多的事業的活動，也附帶的對社會含有重大的危險性。因此，過失、不小心、怠慢，這些心理的狀態，為害社會的可能，並不減於犯意。所以，將來有的法律上的犯罪行為，就可以不問犯罪的意思。若就這種狀況而言，說法律只管外部的行為，這個說法，也並不差。行為上道德問題，也許漸漸的都歸到道德學范圍之內。
（二）道德是意在改善個人的品性，而法律只在支配個人彼此間的關系。譬如說：不得有貪心，不得有淫心，不得存殺機，不得有惡念；這些都是道德規則，法律就不過問。譬如說：不得偷盜，不得姦淫，不得殺傷，不得詐欺等等，不但是道德規則，並同時也是法律規則。這是普通區別法律治外而道德治內的說法。
但我們知道：這種情形不是因為法律忽視了治內，是因為法律在運用的方法上受了限制。法律實在是利用國家勢力的機械，必須依靠著些切實的東西，才能夠動作。法律因適用或執行上的困難，就不能過問那些無從捉摸的事項。所以，立法者必須知道，因為實際上有這些困難，就不能夠只以法律造成理想的社會。第三世紀的羅馬法學家及十七世紀的歐陸法學家想著用道德原則製成完善的法律制度，藉此造成完全無缺的道德秩序；而十九世紀的法學家則以為凡屬道德問題，法律就不能過問。這兩種見解都是失當的極端的主張。法律能不能支配道德事項，全在乎實際上能不能實行。這完全是一個實際問題。我們承認道德規則不是法律規則。例如，一個人坐在河岸上，看見一個小孩掉在水裡，他不去營救，小孩就淹死了。假如他是很膽小，也不能泅水，又無救人的器具，他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沒有營救的義務，這是很顯然。如果，他是會泅水，身旁擱置著救生圈，又有一條長繩在手，他也坐視不求，這顯然是違背了道德上的義務。但他在這種情形之下，是否有法律上的義務呢？按英美的習慣法，也沒有法律上的義務，但按德國民法和我們的新民法「債編」關於侵權行為的規則，他就有法律上的義務（《民法》，《債編》，第一八四條規定：「故意以悖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這個規定，是採用德國民法的規則）。在這種情形之下，依德國民法的解釋，把他違背道德的故意的不行為看作法律上負責任的原因，也無不可。所以，所謂法律治外道德治內，把法律道德認為彼此相反，實在是有些不妥。法律在實際上可能的范圍內，也可以治內。
第二，法律和道德適用方面的區別。
（一） 道德之適用必須考慮當時的情節；而法律之適用，在原則上含有普遍絕對的性質。道德之適用是因人而異；法律之適用，是依事而定。所以，同樣的行為，這一個人去作，可以認為合於道德，那一個人去作，就可以認為背於道德。法律的適用就不是這樣。同樣的行為，在原則上必須受同樣規則的支配。
（二） 道德之實行，是由於個人自己決定從違；法律之實行，是由於外界的壓迫。所以法律必須提綱挈領，而不能深入精微。法律在可能范圍之內，關於行為的合法不合法，必須有確定的規則，而不留疑意的餘地。法律若有疑義的餘地，那便是法律的弱點。假若把道德規則變為法律規則，法律就為判斷是非的道德而失掉了法律的性質；假若法律的適用，也像道德那樣的因情節而決定，勢必致官吏專斷，而生壓制的惡結果。
分析學派關於道德和法律之適用，所說這種相反之點，究不能說明全部的法律。
有的法律，在適用的時候，必斟酌情節，因人而定，必須使著執行法律的人有判斷的自由。刑法上關於犯罪行為的處分，都依犯罪情節的輕重而定刑罰，所以刑法的適用，並不含有絕對的性質。民法上關於侵權行為的處分，許多的地方是適用法律標准，而給予法官許多運用的餘地，以定侵權行為的責任，也並不是嚴格的機械的適用。若說這一部分的法律，在適用上與道德完全不同，就有些不妥當。
但是有幾部分的法律，的確是同道德的關系很少。在這些場合，法律與道德彼此分離，各不相關。有的法律為確保公共的安寧秩序，必須適用確定的嚴格的規則，其中沒有什麼道德問題。關於財產的法律，關於商業行為的法律，關於警察的法律，關於關稅的法律，許多的規則完全不含有道德的意義，而必須機械的執行。例如，取得財產的所有權的時效的長短；商業票據的方式；關稅稅率的高低；街上行走必須靠左邊或靠右邊的規則，都必須嚴格的適用，完全沒有斟酌的餘地。
還有兩種情形，法律與道德彼此沒有關系。○一有的事項，道德上認為不道德，法律雖不表贊同，而亦不加禁止。有許多的行為，實際上法律無從過問；所以有許多的利益，法律也無從保護。例如，一個神經過敏的人，別人向他說一句玩戲話，他心中就覺著很不舒服。這一點精神的損失，法律就不能保護。但我們要知道，現在司法的設備不完備，對於這些事項，固然沒有辦法；假如以後心理學和生理學對於這些事項再有新發明，法律也可以採用科學上的新方法，而對於這些事項與以支配。○二有的事項，當事人雙方在道德上都沒有過錯，而法律為公共的利益，不顧那一個不幸的人吃虧，要確定責任的所在。這完全是法律問題，其中沒有道德問題。例如，
『叄』 道德權利法律之間的關系
權利不僅是由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轉變的一個因子，而且成為維系社會正常運轉的一個紐帶。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權利充斥於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左右著人們的思維方式。他們總是希望享有窮盡所有的權利，理論界亦熱衷於從法律規范中尋找權利推演的可能性，繼而凝煉出某種權利並使之定型化、制度化，將一些道德權利甚至難稱之為權利的「權利」制度化。這種權利「泛道德化」傾向最終會走向了問題的反面——權利庸俗化，是導致「人權似乎什麼都是，又似乎什麼都不是」的原因所在。同時，權利的實現又離不開理性制度的支持。鑒於此，道德權利與法律權利的界線劃分，即，權利的制度化便成為一個值得認真對待的問題。
在對這一問題展開論述前，首先需要對相關的概念作一下解釋和澄清。第一，所謂「權利的制度化」，是指將權利觀念客觀化為一種強制性的社會行為准則，通過建立和完善權利制度，確認已經存在的某些習慣權利或道德權利具有規范約束力，以使這些「權利」得以有效實現的過程。我們將這些經過制度化的權利稱為「制度性權利」。「制度性權利」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理解：在狹義上指的就是法定權利或法律權利；在廣義上除了法定權利外，還包括村規民約、政黨與社會團體的政策、綱領與章程等非法律性的制度確認的權利。本文取其狹義：權利的制度化與立法或者說道德規范法律化密切相關。第二，所謂「制度性權利泛道德化」是指：模糊制度性權利與道德性權利的界域，任意擴張制度性權利的外延，以致將一些條件不夠成熟的道德權利強行制度化的現象。
「人權」在其靜態上包括道德上的權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權利。從發生學的意義上來講，制度權利是道德權利客觀化的產物，是道德權利物化形態。道德權利的存在早於制度性權利，在早期缺乏法律制度有效保護的時代，道德權利只是主體的自我主張，只能憑借主體自我力量予以維護，所以只具主觀性，這是不完善的權利。隨著實踐經驗的積累和理性認識的提升，法律制度逐漸確認各種主觀性的道德權利，於是形成了法律權利。法律權利也因此取得了主觀和客觀的雙重屬性，這才是完整意義上的權利。在一個社會共同體中，某些道德權利的確定性需要主體以外的力量來維系，社會就會產生保障道德權利的法律制度。所以說，法律權利的產生是道德權利保障需要的產物，它使主觀的、不完善的、確定性差的權利變為客觀的、完善的、確定性程度較高的權利。法律制度是保障人權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制度」從哲學意義講，是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質的穩定性的數量和界限，反映了質與量的統一。制度的作用與功能就在於對個人、社會的活動和行為進行規范和約束，以協調社會關系的有序發展。制度對於人權的現實意義毋庸置疑，它給與道德權利以較為穩定和有效的手段，人權離不開制度，它並最終要以制度的形式來保證其實現。
道德權利與法律權利，是按照權利的保障依據所作的一種分類。道德權利是先於或獨立於任何法規或規章而存在的權利，它「訴諸於某種道德直覺或道德理想，諸如基於對人的本性的理解而形成的對人之為人的道德條件的判斷，基於某種道德理想而形成的道義要求等等」。［1］雖然道德權利與法律權利在權利內容、形成條件、保障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但兩者完全可以在同一個社會中同存共生，道德權利以人們期望用法律權利形式得到認可而事實上並未如此的形式出現，對它的尊重由人們的內心自律力來控制，侵犯他人的道德權利帶來的僅僅是「無法與其他人進行正常交往的恐懼」。然而，隨著人們社會化程度的提高，有些道德權利對於維系社會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現，這就需要立法者以主體的權利要求為根據，適時地將它們提升為法律權利，由法律制度來體現道德權利的內在規律，由法律來賦予其強制執行力，這便是權利的制度化要旨所在。但是，我們也要避免將這個問題作極端化處理而任意擴大制度的統攝范圍。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法律所保障的權利也是不同的。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的進步，傳統的道德倫理觀念受到沖擊，同時又會催生一些新的道德權利類型。法律制度的價值目標要動態地與同時代普遍的道德觀念相容，雖然法律的制定和道德的發展變化不可能完全一致，尤其在社會變革時期，法律的制定先於人的道德觀念的變化，或者人的道德觀念的變化超越現行法律制度要求的情形都有可能發生。但是，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在價值目標上應當相容，並且這種道德規范在大多數人身上能夠得到實現，如果現行法律制度嚴重滯後於道德觀念的變化，或者現行法律的制定極度超越當時社會的道德觀念，那麼，這些制度性權利的外延是存在缺陷的。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當中，權利在總量上也應當保持相對穩定平衡，道德權利和法定權利在數量上也是此消彼長的。兩者在界限上應當清晰，在數量上應當保持適度的協調，以實現二者間良性互動的理想狀態：如果道德權利所佔的比例過大，就會將人權與空乏的人道混同，侵犯權利不會導致法律後果，制度的價值難以體現，被侵害的權利難於得到矯正；反之，如果將過多的道德權利制度化，法定權利所佔的比例過大，就會導致制度性權利的泛道德化。古代的「以禮入法」甚至以道德取代了法，執行這種「法律」必然以德治為之,這對於現代的社會則是絕對不可取的。所以，如果法定權利與道德權利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就會發生兩者之間相互侵犯而兩敗俱傷的情形：要麼法定權利在社會生活中實現不了；要麼道德權利難以得到實際保障。二、道德權利的存在形態
「無道德便無社會生活」，道德權利軟化將會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然而，一個國家的道德權利制度化的程度並不取決於立法者的主觀意圖與願望，它受到該國客觀存在的法律體系、道德倫理、國民素質、風俗習慣等諸多因素的制約。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存在的利益關系是復雜和多種多樣的，而法律所關注和調節的只是某些通過立法選擇而確立的比較重大的利益關系。也就是說，並非所有的利益關系都需要藉助法律的手段予以調節，當一種道德權利的重要性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其權利主體如果不享有就會受到實質性的傷害，以致如果不加以法律保護就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的緊張以及社會秩序的紊亂，同時，當權利主體享有此項法律權利的時候又不會造成不同法律權利間關系沖突，整個法律權利體系混亂的時候，就有必要將這種道德權利制度化為法律權利了。否則，法律制度自身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就會受到質疑。反之，如果這種道德權利的重要性還遠未發展到如此程度便硬要將其制度化，就會打破當前的平衡狀態導致制度性權利的泛道德化。也就是說，並非所有的權利都需要被確認為法律權利而由法律加以保護，法律規范不可能也無必要窮盡一切權利規定。根據康德的觀點，一項行為准則只有當每個人永遠在邏輯上是可能的和每個人總是不服從它是不可能的時候，才可以被接受為普遍法則，如果某種行為歸屬於一項可加以普遍化的行為准則，那麼就有義務去從事它；如果它歸屬於一項無法加以普遍化的行為准則，那麼就有義務不去服從它。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在其《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一書中認為，社會中存在著兩類不同的道德規范：第一類道德規范是保障社會有序化運行所必要的，它們對於有效地履行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必須應付的任務來講，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避免殺人和傷害就屬於這類道德規范的基本要求；第二類道德規范包括那些大大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的緊密聯系的原則，但是這些原則對人們提出的要求遠遠超過了那種被認為是維持社會生活的必要條件所必需的要求。仁慈、博愛和大公無私等就屬於這一類道德規范。［2］那些被視為是社會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規范原則，在一切社會中都被賦予了強制實現的性質。這些道德權利的約束力增強，是通過將它們轉化為法律權利而實現的，曾經作為道德權利的生命權、人身安全權等被制度化為法律權利。而對第二類的道德規范所確立的「請求無私捐助權」等，法律只能做出鼓勵性規定甚至不作明確的規定，以激勵的方式引導人們在社會生活與個人生活中揚善抑惡，而不能將其提升到法律權利來強制保障，因為它們對於維護社會有序性不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由於它們在一定范圍內限制甚至否定了人們的自由選擇權和財產自主權，如果將這些道德權利轉化為法律權利，以外在強制的手段迫使人們行善，結果可能是取消善行。任何一個社會共同體中的道德都具有多樣性、多層次性的特徵，在橫向上包括社會共同體成員遵循的共同道德、個別共同體成員遵循的特殊道德；在縱向上又有層次高低之分。其中，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規范旨在維護社會正常生活秩序而要求全體社會成員所必須共同遵守的最簡單、最起碼的道德要求，如果缺乏這種道德規范，社會就有崩潰的危險。這些最簡單、最起碼的道德要求又被稱作為「簡單的道德和正義的准則」，它構成道德權利制度化的邏輯起點，法律權利只能與最低限度的道德規范所保障的道德權利相鄰接並處於其下。無論是在國際領域還是在國家內部，人權的制度化保護只能從最低限度的道德規范做起。因為只有這種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規范才能夠作為一種受到廣泛認同的標准，從而具有普適性。所以說，人權的制度化是一個從共同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權利做起，標准又逐步提高的過程。 三、結語
行文至此，我們必然要追問：中國當下人權的制度化保護從何做起？考慮到法律體系、道德倫理、經濟狀況、風俗習慣及意識形態等實際狀況，更重要的是考量法律權利如何在現實中得以更好的實現。筆者認為，我國目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規范應該確定為「不損人利己」、「不假公肥私」、「不損害環境」，這三種基本的道德規范是全體公民在社會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必須遵守的最基本的行為准則，以為它們對於維護社會有序性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這三種道德規范分別從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與集體社會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三個方面維系著人際關系的和諧、社會生活的安寧和自然資源與環境的可持續性，如果這一層次的道德淪喪，不但要引起整個社會道德體系崩潰，而且會導致普遍的社會混亂。因此，這一層次的道德規范應該成為我國目前權利制度化的依據和邏輯起點。在當前的此種情況下，將「捨己救人」、「大公無私」或者「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英雄主義的、較高層次的道德規范法律化的條件尚不成熟。當然，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人的社會化程度及道德水平逐步提高，這些道德權利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現，不排除將來將它們轉化為法律權利的可能性。例如：在劇烈的社會變革過程中，弱勢群體問題的日漸成為關繫到社會能否穩定、發展能否持續的重大問題，將社會弱勢群體的權利保障從一般民政救助提升為人權層面的法律保護已經成為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現實性命題，［3］隨著社會變遷速度的加快，現在的強勢群體將來淪為弱勢群體的可能性亦在增大。如果一個社會共同體想要持續存在下去，它就不能忽視弱勢群體的權益保障。所以，「弱勢群體福利權」當在某些適當的限制范圍內從普通的道德權利領域轉入到強制性法律權利的范圍。
『肆』 公民應該怎樣維護權利,履行義務
參考答案
一、選擇題（本題共25小題，每小題2分，共50分。）
題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答案
D
A
B
A
C
A
B
D
B
C
A
A
D
題號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答案
A
D
B
C
B
D
B
C
B
A
B
A
二、非選擇題（共5題，其中26題12分，27題8分，28題10分，29題10分，30題10分，共50分）
26. 答案（1）權利：受教育權、榮譽權、勞動權、被選舉權（3分）。
義務：受教育的義務、依法服兵役的義務、勞動的義務、依法納稅的義務、贍養父母的義務（3分）。
（2）維護權利包括三方面：依法享有權利，依法行使權利，尊重他人的權利；（3分）
履行義務應做到：法律鼓勵的積極去做；法律要求的必須去做；法律禁止的堅決不做。（3分）
27. 答案（1）生命健康權的重要性（2分）（2）我國憲法、刑法、民法通則和治安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都對公民的生命健康權加以保護。（2分）（3）一、「積極行使生命健康權」。 （2分）注重自身生命安全和健康，使自己處於安全的環境，免受他人侵害，這不僅是每個公民的權利，也是我們對自己的關愛和責任。二、「關愛他人的生命與健康」。（2分）我們負有不得侵害他人生命健康權的道德和法定義務，應主動關愛他人的生命與健康。傷害他人就是傷害自己，尊重他人就是保護自己。（言之有理可酌情給分）
28．答：圖1：隱私權2分圖2：生命健康權 2分圖3：人身自由權2分圖4： 姓名權2分 圖5：隱私權2分。
29.答案 ：法定繼承2分注重情義，互諒互讓的精神2分確定遺產，10萬元，一輛運輸車2分確定繼承人：兒子、女兒、老母親2分分配：老母親多分點，兒子女兒平分2分。
30. 答案（1）對於經營者來說，顧客就是「上帝」，消費者決定著商品及其經營者能否被認可。（2分）（2）假冒偽劣產品欺騙消費者；（1分）欺行霸市，強買強賣；（1分）視消費者的人身權利和人格尊嚴；（1分）在服務領域，經營者侵害消費者權益的情況日趨嚴重（1分）（3）經營者應當誠信經營，不欺詐消費者，態度和藹，尊重消費者的人權，商品出現問題，及時幫助消費者解決，做好服務工作。（2分）消費者也應當尊重經營者的勞動，自覺履行自己的義務，維護市場秩序，共同創造一個良好的購物環境。2分（言之有理可酌情給分）
『伍』 急！！！道德權利和道德義務的關系！
權利與義務的內涵權利與義務是一對緊密相連的概念。提到權利。就會令人想到義務。權利的內涵十分廣泛而模糊。很難給它下一個確切的定義。在《辭海》中，它被界定如下：「法律用語。與『義務』相對。指公民依法享有的權力和利益。」在這個定義中可以看出權利已被限定在法律規范的范疇內。美國法學家龐德認為：「影響他人的行為之能力即可稱之為權利。倘使某人雖有一種能力足以影響他人的行為，因關系某項利益之故。使之必為或必不為一事。然是持道德為後盾者，可稱之為道德權利。惟一經法律承認或創造之後，而法院又隨時可用國家權力加以強制執行者。如此能力可稱為法律的權利」。其觀點就是權利有道德權利和法律權利之分。其實權利可以體現在社會習慣、道德、宗教、法律等諸多方面，包含著習慣權利、道德權利、宗教權利、法的權利等大量內容.
權利與義務是道德內涵中的一對重要范疇，當前我們的實踐中存在忽視道德權利的傾向，存在著道德權利與義務不一致的現象，這既有歷史的遺留原因，也有當前認識上的誤區，我們必須積極探索建構有效地社會運行機制來消除德福不一致的社會現象
人生不僅有道德權利，而且也有道德義務。道德權利與道德義務是倫理學中兩個重要的范疇。它們各自又有其特殊的規定性，二者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在精神文明與道德建設中應該正確對待和處理道德權利和道德義務的關系
道德權利是指道德主體依據道德所應享有的能使其利益得到維護的地位、自由和要求。較之於法律權利，道德權利具有作用范圍大、救濟手段軟、與義務不完全對等的特性。道德權利表現為道德行為選擇的自由權、道德主體的被尊重權、道德行為公正評價權、請求報答權等。研究道德權利，是對傳統倫理學的重大補充，不僅有助於提高人們對道德權利的認識，推進新時期的道德建設，而且能適應法治建設的需要，推動法治建設的進程。
道德權利和道德義務是倫理學中的一對重要范疇。它們之間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但由於各種原因，在理論上和實踐中，許多人割裂道德權利與道德義務的聯系，只承認道德義務，而忽視、誤解甚至否認道德權利的存在。在這些原因中，有錯誤觀念的影響，但也和道德權利與道德義務關系的復雜性、曲折性、受動性、不確定性和非強制性等特殊性密切相關。
夠你參考了吧
『陸』 權利的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
一般說來，正如法律規則通常表示道德規則那樣，法定權利通常可以看作道德權利在法律上的體現。例如，一個人對自己的生命、身體、貞操應該享有不被專橫侵犯的權利首先是一種道德原則，然後才由法律規定，以便藉助國家的強制力來支持和保護。法律規則、法定權利通過國家意志來表現，但其背後的主要是道德原則、道德權利，而不能看作主要是統治者的任意安排。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道德觀念不同，法律規則和權利配置也不同。
不過，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之間的許多差別也值得注意。一個人可能享有做某事的法定權利，但做某事是不道德的；反之，一個人可能享有某種道德權利，但該權利卻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因此，有些權利是道德的，而非法定的；有些權利是法定的，而非道德的；有些權利則既是道德的，又是法定的。法定權利由於是由國家法律規定的，因而也可以通過立法來改變或取消，道德權利則不僅不可能為國家權力和立法所取消，而且還是確證或批判國家權力和法定權利的根據。盡管一個處於不利境況中的人或者訴訟中的人所關心的、所需要的是法定權利，而不是寬泛的道德權利，但法定權利並不像某些現代法律理論甚至道德理論所希望的那樣能夠自證其身，它必須得到道德原理的支持。尤其明顯的是，法官在遇到疑難案件時常常要求助於道德原理或道德權利概念。
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的區別還體現在效力上。「甲對乙享有一項法定權利」，這意味著乙對甲負有一項可以依靠法庭來履行的義務，甲對乙享有一項由實在法所確認的要求權。所以，某人享有法定權利就是享有對特定的法律個人（legal person）提出要求並由法律保障實施的權利。「甲對乙享有一項道德權利」，雖然也意味著乙對甲負有某種義務，但這種義務不是必然具有法律效力的義務。如，在道德上甲有權要求乙講真話，乙對甲負有講真話的義務，但除了法律規定的特殊場合（如訂立契約）之外，甲無權藉助國家強制力迫使乙講真話。
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的劃分與法的應然與實然的區分是相適應的。深入研究兩者的關系，對於理解法律的原則和規則、立法者和法官的角色和任務，以及人權等問題，都有重要意義。
人權與公民權利的關系與道德權利與法定權利的關系同理。人權是人之作為人所享有的權利。「人之作為人」是一個道德判斷，不是一個法律判斷，因此，人權在本質上是道德權利。也就是說，人權並不依賴國家的法律而存在。即便法律剝奪公民權利，也不可能剝奪人權。因為每個人之享有人權是憑據人之作為人的道德資格，而不是憑據公民資格。沒有公民資格的人（如無國籍的人）不享有公民權利但享有人權。公民是一個法律概念，公民權利與人權的根本區別在於，公民權利是依賴主權國家的法律而存在的。當然，在迄今為止的世界政治里，絕大多數人在身份上都是歸屬於某一國家的公民，國家主權仍然是國際法的重要原則，因此，人權在一個國家裡得到尊重和實施應主要通過對公民權利的保護。
公民權利按根據的不同，又可分為法律權利和憲法權利。法律權利是由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設定的權利，可由立法機關根據一般法律程序創設、制和廢止。憲法權利乃是由制憲會議制定的憲法所創設的權利，是限制和制約國家立法機關的權利。立法機關不得侵犯此種權利。憲法權利是公民提起違憲審查的根據，是有限政府的保障，體現了公民和國家的對峙。
應有權利、法有權利和實有權利，是按照權利的存在形態所作的劃分。這一劃分的意義在於揭示理想的、道德的權利對於實在法權利的指導和限定作用，尤其是揭示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對權利的實際享有構成了權利的一種獨立存在形態。
基本權利與派生權利、憲法性權利與非憲法性權利，是按照權利的種屬關系和效力層次所作的劃分。這一劃分，對於規設權利體系，規制立法機關的許可權，以及在處理立法和司法過程中不同權利發生沖突時決定哪一種權利應占據優勢，都有著重要意義。
個人權利與群體權利、私人權利與公共權利或社會權利是按照權利主體所作的劃分，公法權利與私法權利、人身權利與財產權利、公民和政治權利與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以及實體權利與程序權利，則是按照權利的具體內容所作的劃分，這些劃分的意義主要在於立法和教育。
根據權利與義務之間的紛繁復雜的關系，還可以作更多的分類。分類的價值，不在於敘述事實，而在於分類所支持的理論預設。權利的定義和分類都只是相對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它們只具有語詞上的意義。究竟如何解釋權利和義務，權利從何而來，如何能夠享有權利，有哪些權利，哪些義務，權利與權利、義務與義務發生沖突後如何解決，不同的權利理論有著不盡相同的回答。
『柒』 患者道德權利的基本內容包括哪些
患者道德權利的基本內容包括：
生命健康權
平等的醫療權
知情同意權和知情選擇權
隱私保護權
被尊重的權利
免除社會責任權利
訴訟和賠償權
監督維護自己的醫療權利實現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