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部法治思維的重要性

① 黨員幹部應該具有什麼樣的法治思維

這是在新的歷史時期，對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落實的一項新內容，也是對各級領導幹部領導能力的一項新要求，意義重大。 領導幹部法治思維能力的提出是創新。這個創新，是在總結和發展基礎上的創新。在十五大報告中，提出的是著重提高領導幹部的「法制觀念」。十六大報告中繼續強調了尤其要增強公職人員的「法制觀念」。十七大報告提出了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弘揚法治精神」，形成自覺學法守法用法的「社會氛圍」。到十八報告中，則提出了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的能力，並且針對性地運用於「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四個基本方面。從「法制觀念」到「法治思維」，從「依法辦事能力」到「運用法治思維能力」，其創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方面，由「法制」發展到「法治」，包含了民主、公平正義、權利保護等更加豐富和深刻的內涵，是內涵創新。第二方面，由「觀念」發展到「思維」，從思想理念進入到工作和能力思維，更具有針對性，更具有引領和指導意義，是工作、能力思維創新。第三方面，由一般性的法制觀念和依法辦事能力，發展增加了「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四個方面，是應用領域的創新。 所謂法治思維，就是以法治作為判斷是非和處理事務標準的思維。所謂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就是用法治思維來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要搞清楚法治思維，先要搞清楚法治思維對應的概念是什麼。我認為，法治思維對應的概念有三：非法律的思維、人治思維和法制思維。 首先，法治思維對應的概念有非法律的思維。法治思維的關鍵詞之一是法，是法律思維，而不是非法律的思維。這些非法律的思維，包括經濟的思維、政治的思維、管理的思維、文化的思維、道德的思維，等等。這些思維，當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思維，但是，不是也不應當是唯一的或者排他性的思維。除了上述非法律的思維以外，我們還應當重視法的思維，想問題、做判斷、行措施，還必須增加法的思維，以法為據，以法為尺。 其次，法治思維對應的概念有人治思維。法治，對應的是人治，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對應的是人治國家和人治政府。法治思維直接對應的就是人治思維。從這個意義上講，法治思維包含有更加豐富的內涵，即民主的基礎、控權的核心、人權保護的目的、依法辦事的規則，等等。 另外，法治思維對應的概念有法制思維。法制思維是依法為前提的嚴格依法辦事的思維，而法治思維則有更加全面的內容和深刻的針對性，即法治不僅要「治民」，更要「治官」，規范、約束和監督公權力的運行是法治的核心，當然也是法治思維的核心。 法治思維主要包含了五個方面的思維內容，即合法性思維、權利義務思維、公平正義思維、責任後果思維和治官治權思維等。 第一，合法性思維。領導幹部在行使公權力時，無論是決策，還是執行，或者是解決社會矛盾、糾紛，推動發展、深化改革，都應不斷審視其行為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和要求，包括行為的目的是否合法，行為的許可權是否合法，行為的內容是否合法，行為的手段是否合法，行為的程序是否合法，等等。合法性思維，是規則思維，也是制度思維，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按制度辦事，用制度管事管人管權，就是這種思維的表現。 第二，權利義務思維。法律是規定權利義務的，法律關系就是權利義務關系。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社會主體彼此之間，都是權利義務關系。治理國家、管理社會、行政執法、人與人交往等，都要尊重保護權利，履行義務，承擔法定職責。法治思維，必然包含權利與義務思維的內容。各級領導幹部所作決策和所行措施，大多是針對公民、法人、其他組織的，這些公民、法人、其他組織在法律上是權利義務主體，而不是可以隨意侵犯的客體。對他們權利的尊重、維護和保護，就是法治思維的表現，漠視、蔑視其權利，任意剝奪侵犯其權利，不是法治思維，而是典型的人治思維。另外，領導幹部行使的權力是公權力，公權力的特點就是既是權利也是義務。這就要求各級領導幹部積極履行職責義務，不失職，不辱使命。一些領導幹部在當地經濟發展缺乏資金時，採用發文件強行讓公務員集資的辦法，就是在蔑視和踐踏公務員的法律權利，是典型的沒有法治思維的表現。 第三，公平正義思維。法治體現了公平正義的精神和原則，法治思維自然要反映這種公平正義的內在要求。例如，領導幹部在重大決策時，程序性規則的約束往往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實質上的，公眾參與決策、決策的民主化，才是決策中的實質性約束。讓公眾有序參與決策，決策反映和體現公眾利益和各方意見，這是公平正義在決策領域的體現。那種在決策工作中忽視公眾意見和利益，刻意袒護個別利益群體的做法，就是缺乏公共行政的公平正義思維的表現。在行政執法中，隨意執法、選擇性執法，都不是法治思維，難以取信於民，也難以真正有效和長效。 第四，責任後果思維。法律不僅是行為規則，還有法律後果和法律責任。法治不僅是行為之治，也是後果之治。法治思維也不僅僅是行為規則思維，不僅僅是判斷思維和行為思維，更為重要的還有責任後果思維。因此，行為有後果，行為者要對其行為的後果承擔相應責任，這是法治思維的應有之義。對領導幹部來講，必須對其權力行使和職責履行行為承擔責任後果，違法的行為要及時糾正，侵犯的權利要得到有效救濟保護，造成損害損失的要依法給予賠償，違法犯罪的要予以懲處。正所謂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失職必問責。 第五，治官治權思維。法治以制約和監督公權為核心，法治思維當然是以制約和監督公權為核心內容的思維。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推進權力運行公開化、規范化，完善黨務公開、政務公開、司法公開和各領域辦事公開制度，健全質詢、問責、經濟責任審計、引咎辭職、罷免等制度，加強黨內監督、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些要求，無不體現對公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有著深刻的法治思維內涵。對各級領導幹部而言，治官治權思維，就是權力受制約和受監督的思維。因此，領導幹部尤其是主要領導幹部，必須有嚴格、規范行使權力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模式，必須有接受制約和監督的思維方式，而不是為所欲為，更不是膽大妄為。

② 為什麼必須提高黨員幹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

因為提高黨員幹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回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需要。法答治思維是基於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對法治的信念來認識事物、判斷是非、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是一種合法性思維、程序思維、權利思維。依法辦事則是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當前，一些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幹部依法辦事觀念不強、能力不足，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管理經濟社會事務水平不高，有的信奉「搞定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平，無事就是本事，妥協就是和諧」，有的把法治建設喊在嘴上、貼在牆上，搞形式主義、口號化，就是沒有抓在手上；有的特權思想嚴重，官本位觀念根深蒂固，認為法律是管老百姓的，是約束別人的，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現象依然存在。這些問題表明，提升領導幹部的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是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

③ 法治思維的意義

法治思維在不同問題和領域的運用包含了不同的層次。概括而言，法治思維可以分為內四個層次。

一是認容知判斷層次，即運用法治的概念原理對社會生活中的種種問題進行認識並得出初步判斷的層次。人們可以根據法律對社會中的一些行為或現象得出是否合法的判斷，例如飲酒駕車是違法行為。這種層次的法治思維，是普通社會成員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具備的。

二是邏輯推理層次，即運用法治原則、規范對問題進行分析判斷、綜合推理，並得出結論乃至解決辦法的層次。法律職業者的思維多為這一層次。這一層次的思維是以通過法律解決個案為主要特徵。

三是綜合決策層次，即在前述法律性的認知判斷、分析推理的基礎上，還需要結合其他因素，進行綜合性衡量，並作出符合法治要求的決策。對於領導幹部而言，法治思維更多地體現在這一層次上。

四是建構制度層次，即在前面三個層次的思維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抽象，從而能夠通過建構或改革法律制度對更宏觀的問題提出長遠的解決方案。這是最高層次的法治思維，也是高層級的領導幹部所應當具備的。因此，考察法治思維能力的高低，應當按照對象和主體的不同設定不同的標准。

④ 為什麼要樹立法治思維

法治是調節社會利益關系的基本方式，是維護社會穩定、保障社會和諧的重內要基石，也是實現人民當家容作主、促進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保障。
樹立法治思維，是營造良好發展環境的迫切要求。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法治環境是最好的發展環境。良好的法治環境已經成為引領、促進和保障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和寶貴的軟實力。長期以來，受地理環境和傳統習慣的影響，重官輕商的思想、輕視民企的思想、重行政輕法治的思想，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思想是行動的先導。要營造法治環境，促進科學發展，首先就要強化法治思維，破解法治意識不強、違法施政、執法不公等突出問題。
樹立法治思維，是營造法治環境的可靠保障。樹立法治思維，就是按照法治的邏輯來觀察、分析和解決社會問題，養成依法履職、依規辦事的習慣。
優化發展環境，樹立法治思維是前提、是保障，也是根本要求。我們要充分認識樹立法治思維的重要性與緊迫性，採取有效措施讓法治思維深入人心，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促進科學發展。

⑤ 如何培養和提升領導幹部的法治思維

十八大將「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寫入黨代會報告，說明了法治在當今社會主義中國的重要性，也說明了法治思維的培養必須作為一項非常急迫的任務來完成。所謂「法治思維」，是指執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礎上，運用法律規范、法律原則、法律精神和法律邏輯對所遇到或所要處理的問題進行分析、綜合、判斷、推理和形成結論、決定的思想認識活動與過程。而領導幹部只有在工作中運用所法治思維處理工作中的問題，才能正確運用自己手中的職權，才能維護政府的威信。所以，領導幹部法治思維的培養在政府依法治國的道路上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那麼如何培養領導幹部的法治思維，具體而言
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1、 加強制度建設，完善立法體制
領導幹部法治思維的培養，需要有完善的法律來引導，而目前我國的法律體制還不是很完善。雖然，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根據時代的需要我國已經頒布了許多不同的法。但是，部門法與部門法之間、規章之間、行政權與司法權依然有許多沖突存在。這讓法律變得復雜，於是學習這些法也會變得復雜。所以，健全完善的法律體系，提高立法質量，使相關法律更加清晰明了，給領導幹部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會更有利於領導幹部來學習法律，從而明確自己的權與責，依法行政，在工作中更好地運用法律思維來做價值判斷。
2、 注重法律培訓，提高領導幹部的法律素質
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2020年依法治國的方略基本實現。而領導幹部自身法律素質的提高是最重要的。當前很多領導幹部法律意識淡薄，濫用職權，以權謀私之風屢禁不止。這些現象都突顯出領導幹部的法律意識和法治思維方式亟待提高。所以，我們必須注重對領導幹部的法律知識培訓。相關部門應當不定期組織對領導幹部進行法律知識培訓，並將領導幹部的法治思維水平納入領導幹部的培訓後的檢測考核體系。完善領導幹部的法律培訓體系，通過專家面授和專家網上教學多種方法來加強領導幹部的法律學習，從法律理論上對領導幹部實行武裝，讓領導幹部將法治思維運用到日常的工作當中，以杜絕工作中的違法行為。
3、 提倡外部監督，尊重外部約束
領導幹部的法治思維培養，除了自身的學習和自身的約束外，還必須有來自於外部的監督。領導幹部既是法律的執行者，同時也是法律的監督對象。能否消除領導幹部自身的特權思想，直接關繫到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處理問題的效果。消除特權思想，領導幹部就要堅持群眾路線，接受來自各方的監督，傾聽群眾的聲音。利用外部力量來約束自己，把領導幹部的行為都納入在法治軌道中，這是提升領導幹部的法治思維重要保障。
依法治國方略的實現，需要當今各級領導幹部共同的努力，共同去培養和提升自身的法治思維。完善的法律體系、系統的法律學習和外部監督是培養和提神領導幹部法治思維不可或缺的途徑。

⑥ 為什麼要強化領導幹部的法治思維

領導幹部的法治能力,就是領導幹部運用法治理論、法治方針、政策策略動員和組織人民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推動科學發展、保障人民權益、維護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增進人民福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本領。強化法治思維、提升領導幹部法治能力是一項系統工程,對於培養和造就一大批法治中國建設的優秀組織者、推動者和實踐者,自覺擔當治國理政、治黨治軍、內政外交的歷史重任,對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意義重大。
作為承擔治國理政大任的各級領導幹部,無論是為國家地方立規畫圓、頒布規章、發布政令,還是制定經濟社會中長期發展規劃、出台政策措施、實施社會治理行動方案,都要樹立善治思維,既為治國理政、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治黨治軍、內政外交提供良法治理體系,又要善於運用行業規章、企業章程、鄉規民約、家訓家教等社會「軟法」動員社會力量、疏導社會心理、調節社會關系、化解社會沖突、處理社會矛盾、保障人民權益、增進社會和諧。

法治方式則是指社會主體以法治思維為先導,以法律規定為依據,遵循和運用法律程序處理和解決國家事務、經濟文化事業、社會事務以及社會組織內部事務、公民個人事務的方式方法。它要求社會主體處理既定事務的目的具有合理性、合規性與合法性；適用的法律法規章程公約具有合憲性、權威性、准確性和效力性；運用的規則程序具有規范性、協調性和可救濟性；效果評價具有預期性、可測度性和引領性。

⑦ 領導幹部需要什麼樣的法治思維

領導幹部法治思維能力的提出是創新。這個創新，是在總結和發展基礎上的專創新。在十五大報告屬中，提出的是著重提高領導幹部的「法制觀念」。十六大報告中繼續強調了尤其要增強公職人員的「法制觀念」。十七大報告提出了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弘揚法治精神」，形成自覺學法守法用法的「社會氛圍」。到十八報告中，則提出了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的能力，並且針對性地運用於「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四個基本方面。從「法制觀念」到「法治思維」，從「依法辦事能力」到「運用法治思維能力」，其創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方面，由「法制」發展到「法治」，包含了民主、公平正義、權利保護等更加豐富和深刻的內涵，是內涵創新。第二方面，由「觀念」發展到「思維」，從思想理念進入到工作和能力思維，更具有針對性，更具有引領和指導意義，是工作、能力思維創新。第三方面，由一般性的法制觀念和依法辦事能力，發展增加了「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四個方面，是應用領域的創新。

⑧ 領導幹部必須具備哪些法治思維

一、規則性思維
法治是法律之治、規則之治，因此領導幹部應當樹立規則性思維。
(一)先立規矩後辦事
法是效力最高的規矩，規則性思維首先要求有法可依，即「先立法，後行為」，依照普遍性的法律治理國家、推進改革。有法可依的基本要求有：一是法律體系的主體應當是最高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不能由行政法規等長期「代行」法律職能。《立法法》規定的只能由法律規范的財產徵收、財政、稅收等基本事項必須通過人大立法規范，即使由於立法條件不成熟暫時授權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也應當盡早納入法律范疇。二是法律沒有規范或者規定不明的事項，盡可能通過行政法規或地方性法規予以規范，盡量減少使用層次低的規章，增強法律的剛性和約束力。三是處理好法律和政策的關系，盡可能運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政策去規範本屬法律調整的事項，「政策定調—試點探索—總結推廣—法律固定」的改革模式需要改變。
其次，規則性思維要求凡事要有規矩，「先立規矩後辦事」。強調有法可依，並不是說法治社會的規則只有法律。在沒有法律規定或者法律規定不明確時，也要建章立制，用制度管事、管人，不能依批示、指示辦事，不能動輒特事特辦。
(二)立好規矩再辦事
治國理政，光有規矩是不夠的。規則性思維不僅要求有法可依、先立規矩，更強調法律可依、規則可遵循，也就是說法律和規則要求人們做的必須是其能夠做的，必須讓人們對法律和規則先心「服」後行「從」。而要達此目的，法律和規則就應當滿足好規則的基本品質。好法律的基本品質要求是公開、明確、穩定、可預期、無內在矛盾、可遵循、具有同一性，這些法律的品質性要求也基本適用於非法律的規則。
1.公開。法律應在其影響的范圍內通過各種形式公布，從而對於受其影響之人來說，法律是可得的、易得的。公開是法律和內部規定、潛規則等的重要區別，可使法律融入人們的知識體系，進而可能有更多的人認同法律。2.明確。法治是規則之治而不是原則之治，抽象、原則、概括是立法之大忌，應當盡可能避免。只有明確，方可給立法、執法、守法以明確指引，既便於法律的貫徹執行，同時也可有效約束立法、執法行為。3.穩定。法律穩定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惟有穩定，法律方可約束公權，保證法律不因領導人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意志的改變而改變，有利於人們產生穩定的預期，樹立法律的權威。4.可預期。可預期是法律發揮指引、規范功能的重要基礎，惟有可預期，方能使人們有信心、有恆心，進而大膽交易、促進市場繁榮。5.無內在矛盾。協調統一的法律體系，可給人們以明確指引、清晰預期，從而降低執法成本，減少執法偏差。6.可遵循。民主、科學立法，提高立法質量和法律的可遵循度，是降低守法成本，增強守法意願的關鍵。7.具有同一性。同一性，是指應該在公開、穩定、明確而又一般的規則的指導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惟有具有同一性，方可避免「自己立法、自己解釋、自己執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及濫用自由裁量權，從而最大限度實現法律的目的，畢竟絕大多數法律要通過政府來實施。[1]
二、合法性思維
法治意味著法律至上，憲法至上，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接受、服從法律的統治。因此，領導幹部應當具備合法性思維，無論是立法、還是執行，都應當事先問一下是否合法。
(一)合乎法律文本的具體規定
法律的制定要遵守《立法法》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同時，不同的法律，效力等級也不同，在立法、執法、司法、法律解釋以及規范性文件制定過程中，當法律文本規定不一致時，應根據上位法優於下位法、特別法優於一般法、新法優於舊法的原則確定應當依據或適用的法律，也就是說都要找准、用准法律依據，既要杜絕「黑頭的(法規)不如紅頭的(文件)、紅頭的不如白頭的(領導批示)」現象，也要避免根據個人喜好或利益選擇性適用法律，自覺維護法律的統一與尊嚴。
(二)合乎立法目的、法律原則和法治精神
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和社會實踐的復雜多變，使得法律涵蓋不全或者出現一些概括、模糊規定不可避免。因此，當某一領域沒有法律具體規定時，應根據法律的原則、法治的精神去填補法律漏洞、適用法律，而不能為所欲為胡亂作為。同時，領導幹部在面對法律規定不明確時，也要根據立法目的、法律原則、法治精神解釋、適用法律，恣意解釋、適用法律，「打擦邊球」，遊走於法律的灰色地帶等心態都應當盡力克服和避免。
(三)正確對待「惡法」或者「壞法」
與自然法則、普遍道德、天理人性相背離的惡法是不是法?應不應當得到尊重和執行?更進一步的問題是，領導幹部能不能以法律法規與行業、當地實際不符而作出不同規定或拒絕執行?與明目張膽違法違規不同，以法為「惡法」、不符合實際為由拒不遵守、執行的現象，在我國的實踐中不僅比較常見，而且更容易為人們寬宥，因而值得深入探討。
從歷史來看，2000多年前蘇格拉底以死捍衛了惡法的尊嚴，二戰結束後的紐倫堡大審判則宣告與人類基本道德和人性完全相悖的法西斯惡法非法，二者只不過分別是幾千年「惡法亦法」和「惡法非法」之爭的典型例子而已。「惡法亦法」所體現的是形式主義法治思維，強調規則的形式價值和普遍平等;「惡法非法」所體現的是實質主義法治思維，更多地強調規則內容和個案公正。
對領導幹部來說，「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法治思維與中國傳統的德治、人治思維更為接近，有時會更有利於眼前問題的解決，因此也更具誘惑力。但這種「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思維傾向恰恰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首先，在現代法治發展演變過程中，形式主義始終是現代法治的核心理念，也是現代法律制度設計和安排的理論基石。[2]哈耶克認為：「甚至可以說，要使法治生效，應當有一個常常毫無例外地適用的規則，這一點比這個規則的內容為何更為重要。……重要的是，規則使我們能夠正確地預測別人的行動，而這就需要它應當適用一切情況——即使在某種特殊情況下，我們覺得它是沒有道理時。」[3]
其次，「惡法亦法」是法治在中國生根發芽的必經階段。我國從來沒有經歷過法律至上、規則至上這樣一個形式法治的階段，我們的國民規則意識非常欠缺，守法還沒有成為慣行，法律還沒有被信仰。實踐中，法律不科學、不合理已經成為一些組織、公民甚至領導幹部不遵守、不執行法律的慣常借口。在這種情況下，強調「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思維，無疑是賦予了執法者、司法者更少限制的自由裁量權，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這樣做的結果無非是另類的人治。因此，只有強調「惡法亦法」，權大於法、情重於法的頑固結構才有可能被觸動，法律至上、規則至上才會成為國民的共識。因此，在當今中國，即使「惡法」、「壞法」，也必須給予足夠的尊重，在沒有依法修改或廢除之前，不能允許任意突破。因為，一旦允許隨意突破一條「惡法」，在潘多拉盒子打開以後，就意味著成千上萬條的「良法」將可能因此而受牽連，從而危及法律的權威和生命。對於一個法治社會而言，個案正義的失衡總是在所難免，法律的偶爾失當和沉默只能說是一種無奈，是人們選擇法治這種社會生活方式必須付出的代價。領導幹部應當力戒因看到法治的這種必要代價而喪失自己對於法治的信心，更不能以此為借口攻擊和否定法治。[4]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不能制定與上位法不一致的下位法，不能直接突破法律或者乾脆否定法律，也不能繞開具體規定直接適用法律原則，或者以法律原則否定具體規定。在執法實踐中，不能以公平執法替代嚴格執法，因為公平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對於嚴格依法辦事確實可能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或者嚴重社會後果的，也應由有權機關通過法律解釋等途徑予以妥當處理。
三、程序性思維
公權力的取得和行使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因此，領導幹部應當樹立程序性思維。
(一)公權力的取得和行使需要程序
公權力需要程序。「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司法要遵守程序法，這已眾所周知。立法也要遵守程序，《立法法》等法律法規規定了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等的制定程序。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分、行政處罰，進行徵收徵用等，也須遵守一定的公開、公正、民主程序，以保障人民權利，提高行政效能，增進人民對政府的信賴。
程序重於實體。實體相對於程序而言更具目的性，但法治強調程序正義甚於實體正義，因為法治的根本任務在於規范約束公權力，不藉助於正當程序，公權力將很難被「關進籠子里」，實質正義也無從得以實現。
(二)程序不應等於「形式、過場」，程序要正當
近年來，在幹部提拔、公務員招錄等方面不斷有負面新聞報道，有關部門和領導的表態往往是「程序上沒有問題」。對此種現象，有人認為「如果程序上沒有問題，就是程序本身存在問題」。因此，不僅要有程序，程序還應正當，否則走程序將淪為「走形式、走過場」。程序的正當性來源於程序的中立、理性、排他、可操作、平等參與、自治、及時終結和公開。
1.程序中立性要求程序參與各方不得因程序設計而受到不公正對待或享受特殊優待。「自己不得作自己的法官」所強調的就是程序的中立性，迴避原則即是這一原則的體現。2.程序理性要求程序應具有合理性，以有效防止武斷、恣意、專橫或反復無常。程序理性的核心在於權力應當以一種合理的、可以通過說明、論證以及邏輯上一致的方式而行使。[5] 3.程序排他性是指每一個程序獨立、依法展開後，非經特定程序，不得更改，即排斥與其相同程序的再次重復與沖擊。[6] 4.程序可操作要求程序明確、具體。5.程序平等參與要求接受程序法律後果的各方當事人在相同條件下，從程序主持者獲得相關信息，並有相同的機會向程序主持者陳述自己的看法。[7]「任何裁決都要聽取當事人的陳詞」是平等參與的體現。6.程序自治要求程序的參與基於自願，不得強迫。例如不得強制投票、聽證等。7.程序及時終結要求程序符合效率原則，應有時限，要有終點，不能沒完沒了。8.程序公開要求程序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應當向程序參與人和社會公開。
四、權義性思維
法律通過權利和義務調整社會關系。因此，領導幹部樹立權義性思維。
(一)以權利、義務為線索去審視、調整社會關系
法治社會社會關系的基本框架是由法律通過權利義務建構起來的。依法治國、建設法治政府要求領導幹部首先能夠識別權利義務的基本類型和特點，從而以權利、義務為線索去審視、調整社會關系。以人為本本質上講就應以權利為本，權利的本性是平等，因此要在立法、執法、司法的各個環節平等配置、一體尊重、公平保護公民、法人的權利。尤其要注意的是，對於工作權、文化教育權等社會權，政府有積極作為的義務。因此，領導幹部應從權利、義務兩個緯度分析、認識社會關系，從調整、平衡權利、義務關系的角度去制定法律、推進改革、執法司法。
(二)認真對待權利，切實履行義務
領導幹部要認真對待他人權利。領導幹部在行權履責過程中，幾乎沒有不影響他人權利的立法、決策和執法。一般情況下，他人的權利就是公權力的邊界。因此，要尊重他人的權利。當然，尊重權利並不意味著權利不可限制。但必須注意的是，對權利的限制是有條件的，即限制本身也是有限度的，比如徵收就應當以公共利益為原則，程序正當、公正補償。
領導幹部應切實履行義務。不僅要尊重他人權利，還應當切實履行職責，嚴格市場監管，消除地區封鎖，打破行業壟斷，維護全國市場的統一開放、公平誠信、競爭有序、自由安全。
(三)以權利、義務為基本分析工具，正確對待、妥善處理社會矛盾
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如果從權利義務的角度去分析，就會清晰得多、簡單得多，這也是正確對待矛盾糾紛及其當事人，妥善處理社會矛盾的一種有效方法。比如，面對一起事件、一個矛盾糾紛，領導幹部首先應當思考的是事件或矛盾糾紛的性質、權利義務關系，正常的法律途徑，然後分析一下政府自身的權利、義務，並以此作出決策。既要避免該為的不為、不到位，同時也要防止大包大攬、亂作為。「花錢買平安」、「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等所體現的顯然不是權義性思維。
五、權責性思維
權力是應當履行的職責，與權利具有選擇性、可行使、可放棄、可轉讓相反，權力必須行使、不可放棄、不可轉讓。領導幹部作為權力的行使者和責任的擔當者，理應樹立權責性思維。
(一)有權必有責
首先，制度設計上要做到有權必有責。法律法規在賦予行政機關權力的同時，應當規定相應的責任保障機制，既要避免有權無責，也要防止權責錯位。也就是說，誰享有權力誰就應當負有責任，只規定權力不規定責任固然不好，但權力行使者和責任承擔者不一致也需避免。
其次，實踐中既要保證用權當負責，也要避免無權亂負責。責任不僅應落到紙上，更應落在實踐中。要切實避免只有權力沒有責任;上級享受權力，下級承擔責任;一把手享受權力，二把手、副職或者其他人承擔責任等權責脫離的現象。當然，沒有權力卻亂攬責的現象也應避免。
(二)權責要相當
越是權高位重，責任就應越大。有多大權力就應當承擔多重責任。責任過輕既不能糾正濫用權力行為，也不足以威懾潛在違法行為。但責任也不是越重越好，過重的責任如同過輕的責任一樣不會產生應有的約束力。
從理念上講，全能政府就應當承擔無限責任，而擁有有限權力的政府只能承擔有限責任。因此，從責任的角度看，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過程，也正是政府承擔無限責任向有限責任轉變的過程。
從制度設計講，既要注意權力與責任在類型配置方面的相當，也要注意某一責任類型中責任程度的相當。立法中要實現刑事、民事和行政責任的合理平衡配置，改變重行政責任，輕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的現象。同時，立法中要盡可能規定明確具體的責任，這樣不僅可以使潛在的違法者提前防範、分散法律風險，而且可以有效約束執法者和司法人員，避免執法、司法不公。
從追責實踐看，一要嚴格執法，任何人違法犯罪，都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將法律文本規定的責任不折不扣地落實下去，避免「老實人吃虧」。二要防止不問青紅皂白濫施責任。任何法律責任的承擔都要符合一定的構成要件，不問原因、不問過錯、不問真正的責任者的追責表面看來很嚴格，實際上往往是不妥當的。三要尊重責任追究機制。責任不同，相應的責任追究機制不同，有權追責的機構也不同。對於沒有追責權力的領導，尤其是主要領導來說，要尊重有關部門依法執法，不要動輒過問、插手，更不要接手、大包大攬責任追究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