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我國歷代立法監察

『壹』 求簡答題：簡述宋朝監察制度的特點。

淺析宋朝監察制度
李曉東
[摘要]宋朝的行政監察制度相對完善，並形成了一套從中央到地方嚴密監察網路，其行政監察制度的建立對現在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本文將研究宋朝行政監察制度的內容，分析其建立的原因並提煉出其對當今的借鑒之處
[關鍵字] 宋朝 行政監察
就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而言，宋朝是上承隋唐下啟明清的一個封建朝代，也是中國封建社會從此由繁榮的高峰逐步走向晚期的標志，由於宋朝是結束了數百年的大分裂而建立起來的一個封建專制政權，因此，改革政治，強化政權，是北宋政治史上最為引人注目的現象，這種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反映在行政監督制度上，必然是皇帝對監督制度建設的高度重視。
一、宋朝行政監察制度的主要內容
1.中央的行政監察機構。
宋代的監察機關沿襲唐制，設御史台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大事則廷辯，小事則奏彈」。在官職設置上，御史大夫由於官高因此並不實授，通常只作為加官授予朝臣，用以表彰其功績或勤勉，因而御史中丞便成為了御史台的最高長官，掌判台政。
御史台下分台院、殿院、察院。三院分置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監察御史六人。在分工上，侍御史在元豐改制前例兼知雜事的差任，以御史台副長官的身份，輔佐御史中丞處理台務。元豐改制始命侍御史不兼知雜事的職務，但是仍然保留其御史台副長官的身份，專門掌貳台政。殿中侍御史領導殿院，「掌以儀法，糾百官之失」監察御史則統率察院，「掌分察六曹及百司之事，糾其謬誤，大事奏劾，小事則舉正」，監察御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官職，負責對吏、戶、刑、兵、禮、工的監察。監察御史的任職在唐代由宰相任命或者薦舉，但到宋朝，改為由皇帝親自任命。這顯然是皇帝為了加強對百官的監察，以進一步鞏固皇權 從監察御史可以糾舉宰相的規定，可以佐證這一點。
此外御史台內還設有主簿和檢法各一人，主簿的工作主要是受理公務，啟封文書，監督失責，審核簿書等事宜；檢法則負責檢核法律條款，有時也參與刑事案件的審理 兩者皆是御史台的主要屬吏，照例通常都是由御史台長貳辟舉，僅哲宗時一度變更舊法而到了崇寧初年又恢復原制 南宋時仍然沿用不改，只是偶爾會出現御史台正副長官皆空缺，而改由殿中侍御史奏辟的特殊變通情形。主簿和檢法雖然在行政編制上只是屬吏的身份，但是由於其「往往是正任台官的直接候補者」，因此，也頗為時人所重視的，很多的士大夫都把這兩個職務當成是日後升遷的基石
為了確保御史具有一定的實踐工作經驗，更好地行使監察權，宋朝規定，只有擔任過兩任縣令者，才有資格擔任御史。這在宋以前的歷朝法律中是沒有的宋初，御史可以在沒有一定證據的情況下奏彈百官，奏彈失實也不必承擔任何責任，而且明確規定御史必須每兩個月向皇帝奏事一次，謂之「風聞彈人」。至宋仁宗時設例限制風聞彈人，且奏彈失實的，要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宋初還在唐朝諫官的基礎上，於門下省設立諫院，但其主要職掌不是規諫君主，而是舉發臣下的不法行為和對政府各部門的措施提出「諫正」。諫院和御史台並稱「台諫」隨著御史職權的加強，也兼負起規諫之責，逐漸產生了台諫合一的趨勢。
2.地方的行政監察機構。
宋朝對地方官的監察也是相當重視的。為防止地方勢力擴大，重生藩鎮之禍，宋朝多次削減地方權力如減少地方財政權，收回地
方司法權，集中地方官員的任命權，最後形成了地方的一切權力均由皇帝統管，地方官員一律由朝廷任命的局面。為了牽制州郡行政長官，宋另設「通判」一職通判系州監察官，專門從事監察地方官員及其所屬的部吏。
宋朝對地方政府的監察則採取監司出巡，按察州縣的制度。北宋時，取法巡院之意，置諸路轉運使，致使地方行政區劃發生監察大區路向行政大區的過渡北宋諸路轉運使的職掌。設置與理事特點與唐代巡院的繼承關系十分清楚，因其職在 問民疾苦，察吏臧否，故稱監司。宋代監司並不像唐朝那樣是單一的體制，而是多元監察體制，各路四司互不統屬，官署治所也不同在一地。各司在行政職能上各有偏重，但都有監察職能，互相牽制，互相監察。一些設在邊鎮要塞之處的路則設經略使或安撫使，乃為軍事區，均高居於州縣之上
監司的職能廣泛，但以刺舉為主。刺舉的對象包括地方行政的方方面面，其職能主要包括刺舉貪贓枉法者，察舉不盡職不盡責者，察舉昏庸無能、年老病弱和怠惰政務者，舉劾稅收中的違法行為，按劾殘害百姓者，負責部內官員的考課，薦舉官員，參預並監督地方刑獄案件的審理，參預管理和監督地方財政，向朝，參預地方防災 救災和興修水利等民政管理事務，督促外州縣官勸農民及時耕種，還要負責鎮壓本路的農民起義等 各監司機關兩年內要巡察所轄地方一遍，後改為一年一巡，遇到災荒還要不時奉詔出巡 監司出巡還訂立了種種約法，以免與州縣官勾結或利用出巡之機向百姓肆意勒索。
3. 行政監察立法及行政監察思想
宋朝的行政監督立法因隨鞏固皇權的需要而不斷擴大，其內容主要集中在《慶元條法事類》和《宋大詔令集》，同時還有以地方為重點的監察立法，包括《宋刑統御史台儀制》、《監司互察法》。它集中規定了監察官的職責和被監察者違反處置辦法，也對監察官行使監察權作出了必要的限制
宋朝的行政監察制度反映出了其行政監察的主要思想。其一是「振舉綱紀，糾彈姦邪」，表現在宋朝的監察范圍大而廣，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確立了一系列的原則規范，在全國鋪織了上下縱橫嚴密的監察網，對違法的官員嚴懲不貸；其二是「制衡相權，防範臣下結黨」，從監察御史可以糾舉宰相，對地方官員的嚴厲監察不難看出這一點；其三是「重視納諫，以廣聖聰」，宋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昭示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為諫諍君主者提供了寬松的環境，「言事之臣或得責，大不過落一官，其次居散地而已「。
二、宋朝行政監察制度建立的原因分析
1.宋朝監察制度的建立歷史背景原因
在宋代之前，門閥貴族是主宰中國的重要政治力量，庶族文士只能在皇權和門閥貴族勢力的夾縫間艱難生存，難有作為。唐末五代中原陷入了長久的戰亂之中，軍閥之間的混戰雖然從根本上摧毀了門閥貴族的勢力，但是在紛擾的亂世間，武力決定一切，於是武夫們紛紛擁兵自重，跨州帶郡，窺視神器。而文士們往往成為武夫的附庸，處境頗為尷尬。公元960年宋朝興起之後，宋王朝統治者吸取了五代十國的經驗教訓，對於武人懷有很深的警惕之心，並確立了一系列制度加以防範，其中最根本的一條就是「以文抑武」。在宋代帝王看來，最壞的文臣不過只是貪贓枉法，弄權營私而已，可是最壞的武臣卻可能會奪人天下再想到自己祖先建國時的經歷，讓君主們不寒而慄。在這樣的背景下，宋朝建立了一套以御史台為中心的監察制度，委文人士大夫以重任，並為他們提供了相對寬松的諫言環境。
2. 強化專制皇權的內在需求
國家設置官僚的目的在理論上是為了讓他們為君主服務，為天下蒼生服務，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官員在口口聲聲報答君恩，不負蒼生的宣誓下，卻顯然更願意相互服務，雖然他們之間並非沒有權力上的斗爭和牽扯，但是倘若一旦整體的利益受到侵犯，即使這種侵犯來自君主，也往往遭到官僚集團的集體反對，因此對於君主而言，官僚集團這種自成派系的傾向是其揮之不去的夢魘，倘若官僚集團中恰恰又出現了足以左右輿論，深孚人望的強勢者那情況就會變得更加的糟糕因此，代表最高權力的君主不得不持續長久地從事「反對官僚擴張其私人利益的斗爭」
3. 儒家意識形態的影響
儒家思想戰勝了諸子百家的理論，從漢朝開始，就成為統治全國的指導思想，時代愈是往前發展，統治者對他的依賴程度也愈大。為了統合帝國，維系王朝的需要，歷代君主無不尊崇儒學，以儒學治天下。儒學中有大量的關於「忠」這一概念的闡釋和強調，但是即使是「忠」這一概念也決非意味著對君主的絕對服從，對於士大夫官僚集團而言，「忠」不是一種「僅強加於他們自己的片面義務」。事實上，皇帝在接受臣下的盡忠之時，也負有分清忠臣和姦臣的義務，即所謂「親賢臣，遠小人」，「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同時，儒學通過將忠這一概念的道德化，將諫諍直言等行為定義為「忠」，君主對這一概念必須接受，承認做出如此行為的人是忠臣。在宋代，從皇帝到官僚都諳熟孔孟之道，因此要建立一套制度給與不同層級人都可以「盡忠」，即皇帝可以廣納諫，臣民能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三、宋朝行政監察制度對現在的借鑒意義
第一，從思想上充分認識加強和完善行政監督制度的重要性。
宋朝皇帝十分重視監察制度和監察機構得建設，懂得以權力制約權力之道 行政監察制度的運作之所以能夠長期延續下去，主要是因為權力的相互制衡。以監察權制衡相權，以相權制約監察權，兩者之間的權力最終在皇權手中得到平衡，這樣皇權專製得以延續，從而實現了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在當前得社會形勢下，為保障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得順利進行，必須進一步加強和改善現行的行政監察體制。為此，首先是必須在思想上充分認識加強和完善我國行政監察制度建設的重要性與緊迫性。
第二，保證監察機關的獨立性，確保監察官員獨立行使監察權。
監察機關的相對獨立，是宋代御史在監察運作機制上的一個重要特點。在封建專制制度下，皇帝為了維護皇權，限制官權，防止大臣們犯上作亂、貪贓枉法。 在加強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的同時，不斷調整和完善行政監察體制，使監察機構獨立於行政系統之外，由皇帝親自控制所有監察活動這樣為監察官員獨立行使監察權提供了組織上的保證，避免了行政系統對監察系統的控制，從而使行政監察活動免受行政官員的干涉，有利於行政監察效能的更好發揮。
第三，形成嚴密的監察機構體系要全面發揮監察機構的作用，必須建立起嚴密的監察體系。
借鑒宋朝歷史經驗，監察機構形成了一種以御史台或都察院為主體的多層次 多元化的網路嚴密的全方位監察體制。因此，我國在設置監察機構時，要把中央監察機構與地方監察機構相結合，要把一般監察機構和專門監察機構相結合，要把長設監察機構和臨時監察機構相結合，特別是要發揮出專門監察機構和臨時監察機構的作用同時也要避免因機構設置過多帶來的機構臃腫、行政效率低下的問題。
[參考文獻]
[1]章劍生著:《行政監督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1.
[2]王宏彬著《我國古代行政監察制度的歷史嬗變》黑龍江社會科學,2002.

『貳』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對今天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有何啟示

監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不但在當代，而且在我國古代的政治生活中都發揮著重要的地位。中國歷史上監察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對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制度有著重要影響。中國古代就把它概括為「彰善癉惡，激濁揚清」和「政之理亂」的關鍵。在當代，鄧小平同志也同樣強調了加強黨和國家的監察工作的重要意義，並把它作為我們黨防止和克服官僚主義和脫離群眾等不良作風的重要措施之一。

當然，由於當前我國的監察制度建設與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建設所面臨的歷史階段、經濟條件、根本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和國際條件根本不同，具體情況自然也就有所差別。這些差別事實上就構成了我們傳統的一部分，當我們在進行社會主義監察制度建設的時候，這些傳統將和外來經驗一樣成為我們必須考察和借鑒的內容。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我用較短的時間閱讀了一些相關的書籍，通過閱讀我對我國古代的監察制度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和理解，也產生了一些想法。在本文中，我將把這些認識和想法提出。

一、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歷史沿革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監察制度的國家之一。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了針對政府機構和工作人員的監察活動，後來隨著我國第一個封建王朝秦朝的建立以及封建制度在我國的最終確立，中國逐漸形成了系統的監察制度。中國監察制度數千年的發展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先秦前的萌芽時期、秦朝至清朝的封建制度時期、清末至民國的半殖民半封建制度時期及1949年以後的社會主義制度時期。本文所指的「中國古代」主要是指第二個時期。

（一）、萌芽時期

這個時期也是奴隸制時期和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型時期，在這個時期行政監察最顯著的特點就在於監察活動的非制度化、非規范化。不管是從監察機構的設置上、監察人員的選拔任用上、監察法規的配備上看還是從具體的運作效果看，監察活動還處於萌芽狀態。這主要是由當時的政治制度所決定的，在當時的奴隸制度下，實行的是分封制，國家是由一些鬆散的諸侯國所組成，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還沒有出現。相對於君主的權力而言，各諸侯享有大量獨立的權力，君主既無力也沒有對其進行監察的能力和必要。甚至，我們都很難說這些諸侯及其所屬的官員是國家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

（二）、封建制度時期

這一時期監察制度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它體現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要求。為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封建國家建立了龐大的國家機構和官僚體制，同時為了保證皇帝對整個國家機構和官僚體制的控制，為了皇帝的意志能貫徹到龐大帝國的方方面面，封建統治者相應的建立了規模同樣龐大的御史機構（監察機構），以監察各級官吏的行為。因此可以說，作為一種系統化、制度化的監察制度的產生與發展是為適應封建國家的行政管理而產生的。

中國的封建監察制度從秦漢時期開始形成，到1840年鴉片戰爭後走向瓦解，又可以分為下列五個時期：

1、 秦漢形成時期。這一時期設立了專門的監察機構，制定了一些監察法規，確立了一些監察官吏任用方面的制度。問題主要有：監察官員分工不明確，監察法規過於簡單。

2、 三國魏晉南北朝衰微時期。這一時期，由於軍閥割據、戰爭不斷，監察官吏的政治地位不斷下降，監察制度的發展受到影響。但也有一些小的發展，只是不太明顯。

3、 隋唐完善時期。這一時期形成了台諫並立制度。完善了御史機構，在御史台下分設台院、殿院和察院，三院各有分工，相互配合，形成了嚴密的御史監察系統。另外，設置了政權和規模都比前朝大的諫官。

4、 宋遼金元保守時期。這個時期封建統治者加強了對監察機構的控制，宋朝台諫合一制度的確立，使監察制度純粹成為維護皇權的工具。

5、 明清進一步發展時期。在這一時期御史台改為都察院，統治者在加強對監察機構控制的同時也進一步發展了監察機構。

（三）、半殖民半封建時期

這一時期，是從1840年至1949年。在這一時期監察制度的特點主要有：變化巨大、類型多樣，不但具有封建監察制度的殘余，而且還具有半殖民半封建性質、資產階級性質和新民主主義性質的監察制度的存在；開始向西方學習，引進了西方國家的一些做法和制度，如清末模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監察制，設立了資政院和咨議局。

（四）、社會主義時期

新中國監察制度的確立和發展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日益深化，我國的行政監察制度必然會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和更快的發展。

二、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特點及給我們的啟示

數千年的監察制度史，說明了監察制度在我國的存在和發展是具有深厚的社會條件和歷史根據的，經過長期的監察制度建設和實踐，也形成了一些與其它國家的監察制度所不同的特點。研究這些特點，不但能讓我們熟習我們的傳統，而且更能從中吸取經驗教訓，以為我國當前的監察制度建設服務。在我看來，我國古代監察制度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各朝各代都十分重視監察機構的設置

秦漢設置御史台（府）行使監察權，後來還設置諫官組織對皇帝的行為也進行監督。唐宋以後，雖然監察機構幾經變更，但統治者重視監察機構的做法一直沒有改變，統治者始終希望通過監察制度來把龐大的統治機器置於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下。在古代中國，由於國家的地域十分廣大、通訊不變、又實行人治政治，各級官員雖然相對於皇帝而言權力不具有獨立性，但相對於下級官員及一般老百姓卻具有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權，貪污、受賄、徇私枉法、濫用職權、欺上瞞下等等行為非常普遍，而且風險很小，統治者的統治常常因此受到損害。設立專門的監察機構對各級官員進行監督管理，並從各方面完善監察制度就成為了各朝各代的共同選擇。這也是我們應當吸取的好的經驗或做法，這是因為：1、我國至今仍然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國家機關，尤其是國家行政機關的權力仍然非常強大，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手中的自由裁量權仍然很大。在這種情況下，對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管理就顯得十分重要了，建立專門的監察機構無疑是最為簡便的方法。2、依據現代法制建設的要求，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主體不但包括專門的監察機構，而且還包括上級行政機關、國家司法機關、國家立法機關、黨組織，甚至廣大人們群眾。在這種情況下，怎樣發揮專門監察機構在監督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方面的獨特作用，並在此基礎上與其它監察方式相互配合就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

（二）、各朝各代的監察機構在整個國家的機構中都居於很崇高的地位

中國的監察機構從建立以後，在國家機構中就始終居於非常重要的地位。秦朝時，中央監察機構長官御史大夫的地位就相當於副丞相。元朝的御史台與最高行政機關中書省、最高軍事機構樞密院並列為三大府。明清時期，中央監察機構都察院與六部地位相當，被稱為「部院並重」。當然，這只是機構設置上的狀況，事實上由於監察機構的監督對象並非一般的老百姓，而是掌握著國家權力的國家機關和官吏，因此，監察機構在現實中的地位完全取決於最高統治者的支持程度。否則，監察機構甚至很難開展一些最一般的工作。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有2個：首先，是工具論的影響，也就是說，監察機構從一形成就被看做是最高統治者進行政治統治的工具。最高統治者往往可以不受監察機構的監督，除非他本人自願接受這一監督，即使是這樣也只具有象徵意義，根本無法實現。其次，是人治因素的影響。傳統中國是個以人治為根本治國方略的國家，雖然在監察制度方面，歷代封建王朝都程度不同地制定、頒布了一些法律規范，但硬性的成文規范常常為法律以外的因素所左右，法律上的規定往往難以落實。這實際上是由封建制度的歷史局限性所決定的，因為，在封建專制制度條件下，法律制度的地位永遠不可能，而且也不允許超越皇權。傳統監察制度的這種缺陷和問題，事實上在我國當前監察制度的建設中也有所體現，如在我國下級監督上級、從屬部門監督主要部門的情況就經常出現。當然，造成的原因又不完全相同，如果說我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形式化從根本上是由封建制度的歷史局限性決定的話，那麼當前我國監察制度所存在的問題就僅是暫時的制度不健全的結果。其中，人治因素的影響是最為直接的原因之一。基於這樣的考慮，問題的解決就只能是在依法治國的總體要求下加快監察制度改革的步伐，以盡快完善我國的監察制度了。因為，只有法律制度的完善才是抑制人治因素干擾的最有效手段。

（三）、各朝各代的監察方式多種多樣

從監察主體上看，不但有專門監察機構的監察，而且還有上級行政機構的監察；在監察客體上，既有對財政的監察、對軍事的監察，也有對人事管理的監察、對立法和司法工作的監察；從監察形式上看，有常駐監察官制度（如秦朝的監軍史制度、宋代的監司制度），還有巡迴監察制度（如漢代的刺史制度、唐朝的巡按制度、明朝的巡府制度）。這既說明了我國古代監察制度所達到的成熟程度，也為我國當前的監察制度建設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經驗，對其中某些符合監察規律和我國國情的內容應當大膽地予以吸收採納。以監察形式為例，我國古代的監察制度之所以把監察形式分為常駐監察制度和巡迴監察制度，就在於這樣的制度建構是符合監察規律的，因為這樣既保證了整個封建監察制度的穩定，又較為有效地防止了監察官因為常年工作、生活於某地而可能帶來的徇私枉法問題。因而，很值得我們研究、借鑒。特別對一些技術性、策略性的監察制度的內容，更應當大膽地予以吸收、借鑒，而不應當以其是封建主義性質的監察制度就予以簡單的全盤否定。

（四）、各朝各代對監察官吏的任用都很重視

中國歷代政府在選拔任用監察官吏的時候，不但非常注重監察官吏的工作能力，而且還非常重視監察官吏的「德望」和「品德」，把廉潔奉公列為選拔監察官吏的重要條件。這種對監察官吏更為特殊和嚴格的要求是由監察工作的特殊性所決定的，也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地方。

（五）、各朝各代在監察法規的制定上與監察工作的實踐相比有較大的差距

總體上看，我國古代的監察制度在法律規范的建構方面存在如下不足：第一，監察機構龐大復雜，職權劃分不明確，對最高統治集團缺乏有力的監督；第二，監察法規大多規定的含糊不清，缺乏程序方面的規定，導致監察法規的操作性差、流於形式；第三，監察官員在法律上的具有什麼樣的權力不清楚，致使監察官員的執法風險加大，大大的影響了監察工作的有效進行。總之，我國古代的監察法律制度與監察工作的開展來看是大大的滯後了的，這種狀況的形成既有重禮治、輕法制思想的影響，也有封建制度本身的局限性的影響。監察法規的不健全、不合理，嚴重地影響了監察制度的進一步發展。這一點對我們的啟發尤其重要，特別是在我們正在進行依法治國建設的歷史階段，更是如此。在新的發展形勢下，如何確實貫徹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要求，把我國的行政監察活動納入到法律的規范之下，這將是監察制度能否起得成功的重要保證。

三、對我國當前監察制度建設的幾點建議

基於上述的論述，我認為當前我國的監察制度建設應注意下列問題的解決：

（一）、在綜合運用多種監察機制對國家行政機構及其工作人員進行監督的同時，應特別注意專門監察機構和司法機構對國家行政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前者的優點在於它的高效率，後者的長處在於它的公正性。

（二）、不但應在立法上，而且還應當在現實層面確保監察機構的重要地位。首先，我們應當真正樹立法制思想，盡可能排除人治因素的影響；其次，應當將所有的行政機構和工作人員都納入到監察機構的監察對象中來，不允許有特權部門和個人的存在。

（三）、重視監察人員的選拔和任用。形成一套客觀、合理及科學的選拔與任用制度，把真正合格的人員選拔上來。

（四）、在吸收和借鑒古今中外經驗教訓的前提下，不斷完善和發展我國的監察方式、監察技術和監察制度。

（五）、大力進行監察法律制度的建設。以法律形式明確各監察主體之間的職權劃分；提高監察立法技術，使監察法律法規的內容更加具體明確；在立法中賦予監察機構及其工作人員以一些特殊的權力，使其在履行監察職權的時候能處於相對有利的位置。

總之，當我們進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時候，除了要參考外國的相關法制經驗外，還應當注意對我們自己的法制傳統的研究和借鑒，因為我們現在的任何發展都離不開傳統的影響，甚至，傳統的某些因素本身就是現在的組成部分之一。只有了解了傳統，並且在這一基礎上充分汲取外國的有益經驗，我們才能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取得成功。

『叄』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當代啟示

不可否認，我國目前的檢察機關性質繼承了許多傳統的東西，但我國真正意義上的檢察機關是引入西方國家的法律制度的結果。古今中外對國家工作人員的基本要求，盡管不同國家、不同政體，在目的與手段上可能存在著差異，但在保持官員廉潔性、對官員實行監督這一點上，卻是共同的。古代御使監察制度和現今檢察制度職能上的相似性，使得在檢察改革中借鑒古代御使監察制度的某些合理內核，無疑是必要的。
中國古代御史監察都是依附於皇權,官員在行使職權時有充分的身份保障。君主專制下,監察制度的基本出發點是維護以皇權為核心的封建統治,監察官不過是皇帝的耳目,只對皇帝負責。因此監察制度作用的大小又以皇帝的開明與昏聵為轉移。一般說來,在皇帝賢明、重視法治的情況下,監察作用往往能得到較好的發揮,對抑制官吏的貪贓枉法、澄清吏治、行使調節職能、保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都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對於現今中國檢察官的監督權力，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受到很大的限制，很多職能不能發揮，如：紀律檢察委員會行使著某些「檢察」特權，這與法律格格不入；再如，中國一向流行的做法是「黨管幹部」，試想一下，當一個人的帽子都被別人抓在手上時，這個人還能監督他嗎？不可能的。對此，我們有必要借鑒我國古代監察的身份保障來完善當今檢察事業的監督權。
首先可探索實行檢察官終身制，檢察官一經任用，一般不得違反檢察官個人的意願將其罷免、轉職、停職、減薪或調換工作，只有依照法定條件，才能予以彈劾，撤職，調離或令其提前退休，而在職務上受到不利變動，從而能夠保持公正獨立的地位，並依法處理案件。其次是保障檢察官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賦予檢察官與其特殊責任相適應的某些特權，增強檢察官的社會威望，增強社會對檢察官執法的認同感 。 歷代統治者都非常注重監察官的遴選，即要求監察官有剛正不阿的品質，又要求監察官有豐富的為官經驗和優異的治績，還要求監察官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再者對監察官的考核實行「憑實績黜陟「，即根據實績對監察官進行考核，並採取了一些定量化的方法，這樣就可促使監察官盡職盡責、積極上進，減少察與不察一個樣的虛監現象。
現今檢察機關人員整體素質偏低，不能很好地適應檢察工作的發展，很有必要參酌這一制度，建立一套檢察官職業准入和選任制度。在檢察官的選任方面，除了借鑒古代監察官選任的條件外，還要求被選任的檢察官具有堅定的社會主義立場和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同時，在選任的過程中要加強上級檢察機關的決定權，弱化行政機關的決定權。在考核、升降方面，要嚴格以其實績為根據，採取定性和定量相結合，定期考核和不定期考核相結合的方式，全面、充分地掌握檢察人員的實績，進而決定其獎懲、升降。同樣，在這一方面要加強上級檢察機關的決定權，弱化行政機關的決定權。
雖然 2001年6月30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2次會議對檢察官法進行修改，提高了檢察官任職條件中的學歷條件，規定從2002年開始，我國檢察官任職的學歷條件必須達到本科畢業以上。但這一規定還是極大忽視了檢察職業的特殊性要求，建議國家立法機關再次修改檢察官法，將檢察官任職的學歷條件進一步提高到法律專業本科畢業。規范檢察官選任程序，統一檢察官選任標准。改變檢察官的選任的行政化，按照檢察工作規律要求，從傳統行政模式向新型司法模式轉變。建立從律師或法學教師中選任檢察官的制度。逐步實行上級檢察院的檢察官主要從下級檢察院檢察官中擇優選任，形成檢察官自下而上有序流動的機制。 清代學者顧炎武指出:「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小大相制,內外相維之意也。」（4）監察官是治官之官,更需要潔身自好、操履篤實。必須憑實跡黜陟,嚴格考核監察官吏。御史、諫官的設置多採用「以小馭大」、「秩卑權重」、互相制約的原則。御史、諫官有相對獨立行使職權的權力。
現今的檢察機構上下級之間的業務領導比較薄弱，沒有形成全國統一的、上命下從的縱向指揮有力、橫向協作緊密的一體化工作機制。中國封建社會歷朝歷代都制定了不同類型的監察法規,如漢代的《刺史六條》、宋代的《監司互監法》、元代的《憲台格例》、明代的《憲綱條例》、清代的《欽定台規》等。監察法的制定有助於御史正確地行使職權,同時也對監察官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約束作用，因此有必要加強上級檢察院對下級檢察院督察、同級檢察院之間相互監督的機制，逐步建成全國各級檢察機關之間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協調、互相監督的工作機制。在各級檢察院內部完善索檢委會工作新機制，強化檢委會的監督制約作用，設立案件督察部門，建立辦案質量督察機制，加強各相關內設機構之間的訴訟程序的監督。

『肆』 我國歷代兼監察立法有哪些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

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為監察政府官員，維護統治秩序，保證國家機器正常運轉而設立的制度。監督法律、法令的實施，維護國家法律、法令的統一，參與並監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機關對重大案件的審理活動，是中國古代監察機構及監官的主要職責。

沿革中國古代監察制度起源甚早。戰國時，職掌文獻史籍的御史就已有明顯的監察職能。秦代開始形成制度，之後便成為歷代的一項重要政治制度。經過長期的發展，這一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備。秦漢時期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建立起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度，並創建了監察制度。

中央設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貳丞相,御史府為其官署，掌握天下文書和監察。在地方上,皇帝派御史常駐郡縣,稱「監御史」，負責監察郡內各項工作。

(4)關於我國歷代立法監察擴展閱讀：

應用：

中國法學會研究部副主任彭伶對這種填補理論空白的嘗試給予了肯定。她說,「監察法學研究會是新成立的研究會,學科新、人員新、制度新,這是挑戰,也是優勢。一張白紙最好畫出美麗的圖畫」。

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會長卞建林認為,浙江學者在開展監察法學研究方面擁有一定的優勢。浙江省作為監察體制改革試點省市之一,先行先試,勇於創新,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為全面推進監察體制改革提供了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也為監察法學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實踐基礎。

會議主辦方不僅對「監察法學」的學科發展前景充滿信心,還對《監察法學》課程進入大學課堂持樂觀態度。據封利強介紹,在他任職的浙江工商大學,《監察法學》已經被作為選修課列入法學專業本科生培養方案。

監察法學研究會未來還將積極推動高等院校法學專業培養方案的完善,力爭將《監察法學》增列為高等院校法學專業核心課程。

『伍』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局限性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歷時二千多年，在古代國家的政治運行中，對於國家權力、政府權力、官僚權力的監察和約束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作用是有限的，有其明顯的歷史局限。可以說，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主要特點始終與其歷史局限形成二元對立，單線垂直的歷史局限是監察制度的性質；位高權重的歷史局限是古代國家政治制度結構；監察活動法律化的歷史局限是傳統的人治。 中國古代監察官員通稱為「御史」，這個御史的「御」字，即代表了古代國家最高統治者皇帝（君主）個人擁有和佔有之意。史實也是如此。御史一職早在戰國時期出現，其職事主要是掌管國王身邊之事務，以後才逐漸地演變為監察官員。《周禮·春官》載：戰國時御史總計172人，其最初之職為掌管圖書法令，隨國王左右的書記和秘書之官。後來，國王經常通過御史了解各方面與全國各地方的情況，以後國王又依靠御史監督中央與地方官員。這樣，御史便漸次成為君主的耳目之官。古代監察御史的起源便決定了古代監察制度的性質，是皇帝（君主）的耳目和工具。
此外，中國傳統政治制度自秦代始，就確立了中央集權主義的專制主義國家。在這樣的帝國中，皇帝主要依靠官僚對國家進行統治和治理。但是，在皇帝的眼裡，官僚僅是一種統治工具。貴族是靠不住的，官僚也同樣靠不住。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列文森在其《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認為：中國的歷史變遷存在著兩種變化，一是中國傳統社會內部的變化，二是傳統與近代之間的變化。中國傳統社會並非死水一潭，它充滿著種種緊張和沖突，其中如君主與官僚制度之間的緊張與沖突。（註：（美）列文森著《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代譯序」第8頁。）列文森認為：君主需要的是私人的官僚代理人，而官僚曾是秦漢和後來唐朝的君主反封建制的一種工具，現在它直接與王權相對立。在幫助王權清除了所有對手之後，官僚自己則成了惟一能與王權相抗衡的力量。中國皇帝既不能一開始就剝奪官僚那可怕的結合，威望和行為功能，也不能在此之後用超出官僚之外的贊賞——授予官僚以真正的貴族頭銜——來吸引官僚。顯然，中國歷代皇帝在與官僚的緊張與沖突中，充分發展和利用了監察制度。在解釋這種監察制度的性質時，《管子·九守》認為：君主設立專職監察的目的是：「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荀子·君道》也認為君主設立監察御史之用心在於：「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元人葉子奇《草木子》一書所載，元世祖忽必烈有一個說法：管行政的中書省是我的左手，管軍事的樞密院是我的右手，管監察的御史官是我用來醫治這兩手的。非常形象地道明了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性質。
既然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是皇帝的耳目，皇權的工具，同時也是制約官僚的一種制度，那麼這樣的監察制度就必然導致一個直接的歷史局限：誰來監察皇帝？雖然中國古代的監察體系是單線垂直的，是獨立的，但是其權力的源頭卻在皇帝，其獨立也是相對於官僚系統，絕不可能獨立於皇帝之外。例如，中國古代監察制度中風行的彈劾之制，唯有最高統治者皇帝例外，此與當代法治國家相比，成明顯反差。這種歷史局限所導致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高居於監察制度之上的皇帝，只能依賴於個人理性與能力來約束自己。然而人的理性與能力是有限的，皇帝也是如此。這樣，非但不能保證皇帝本人不犯錯誤，也不能保證皇帝始終如一地維護監察制度的正常運行。此外，從比較監察制度的角度來看，這樣一個歷史局限造成一個事實，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是為了強化皇權，而不是代表公民意志，不是保護和伸張公民權利，更不是制約和監督君權的制度機制。以12世紀後期到15世紀英國議會的產生、發展及議會制度的確立過程為例，英國議會首要的職能就是依法審判和監察國王及王族，1194年2月大會議對理查德一世的弟弟，法定的王位繼承人的審判就是如此（註：程漢大著《英國政治制度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76頁。），1215年6月15日國王簽署通過的《大憲章》，宣告了國王應受監督和國民有權合法反抗政府的原則（註：程漢大著《英國政治制度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80頁。）。14世紀英國議會取得了批評，監督國王的政治權力，甚至有權廢黜國王，如1327年1月20日廢黜愛德華二世，1399年8月廢黜理查德二世（註：程漢大著《英國政治制度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108頁。）。比較之下，中國古代的監督制度的歷史局限，使之從未產生或出現，也根本不可能產生或出現監察，廢黜皇帝的制度功能。 李慎之先生最近撰文《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註：《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4期。）認為：「根據我近年的觀察與研究，中國的文化傳統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專制主義』」。徐復觀先生認為，中國古代國家政體是「皇帝一人專制集權政體」。金耀基先生認為：兩千年中，中國所行的是君主制（註：金耀基著《從傳統到現代》，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19頁。）。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強大和發達，其原因是由中國古代國家政治制度的結構特徵決定的。其特徵從秦漢以後主要表現為「家天下」的皇帝制度，中央集權和官僚制度，是一個一元集權的結構，在權力的最高層次上是一個至高無上的皇權統治。因此，為了鞏固和強化皇權，皇帝一方面必須依靠官僚集團進行統治和治理，一方面必須強化監察制度，對官僚集團進行全方位的嚴密監察。同時，由於中國古代官僚不像現代行政文官，具有嚴格的分工特性，是一個包攬政治、行政、立法、司法等特權的集團，為了對這樣一個特權集團進行有效地監督，強化古代的御史監察制度，以監察權力獨立於和高踞於官僚權力之上，就顯得十分必要。然而，單極的、一元化的集權政治制度特徵，產生了一個至高無上的皇權（君權），因而無法形成建立在最高權力分立的基礎上的、兼有縱向和橫向、乃至雙向間的多元權力監督結構。這樣，權力制衡、法治乃至法律至上的情況是出不來的，權力的相互制約和民主監督也就無法從中產生。因此，中國傳統國家政治制度的結構，既是造成古代監察制度強大和發達的主要原因，也是導致古代監察制度歷史局限的又一陷阱。這種傳統國家政治制度的特徵，導致皇權的至高無上，國家最高權力不受制約。從而使輔助皇帝治理國家的政府也具有了相應的無限權力。這樣一種表現為縱向制約和監督的權力結構，由於缺乏每一個層級的橫向權力制衡、制約與監督，縱向的制約和監督往往是軟弱的，有時甚至是無效的。中國古代官場中盛行的「欺上瞞下」、「官官相護」、地方保護主義都是此種權力結構的反映。
黃敏蘭在撰文探討古代政治權力與官吏腐敗的關系時認為：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具有政治能力的社會集團只有一個，這就是官僚集團。官僚集團依靠強權，掌握了社會中一切重要的部門，沒有其他的政治力量能夠從制度上加以制約，而且事實上也根本不存在其他的政治集團。因此，如果官僚集團中個別成員腐敗，那麼從其集團的內部還可以處治。如果整個集團普遍腐敗，則社會上就沒有什麼外部力量可以控制了。所以雖然官僚完全能夠自己從法律上制定合法行為與非法行為的標准，在許多朝代之初也幾乎都能嚴刑竣法，懲治腐敗，但隨後法制便愈漸鬆弛，而後終於廢棄。他認為造成這種後果的根源是：中國古代的權力結構產生了腐敗的必然性，並從三個方面加以概括：一是皇權專制制度對腐敗的影響；二是權臣專權對腐敗的影響；三是普遍的專權造成普遍的腐敗。（註：《北京社會科學》第1995年第2期。）結果，在這樣一種國家政治制度結構所導致的權力結構內，監察可謂監不勝監，察不勝察，面對制度性權力結構的缺陷所造成的腐敗，監察最終是無可奈何的！
再從比較政治制度的方面來看，中世紀英國的政治制度，早在公元10世紀前後，就已經逐步形成一個較為合理的權力結構。簡而言之，在這一時期，英國人創立了雙重分權的政治結構的形式，奠定了英國有限君主制（議會制君主立憲制）傳統的基礎。一方面是中央政府與半自治地方政府之間的縱向分權（有限的單一制），另一方面是各級政府組織內部，即國王與賢人會議、郡長與郡區會議、百戶長與百戶區會議之間的橫向分權，由此構成一種縱橫交錯的雙重權力制約機制：這種政治體制特徵所形成的權力結構，有利於防止過度中央集權化和個人化，有利於抑制王權（君權）的無限彭脹。因此，在中世紀向近代過渡時期，當歐洲各國普遍建立絕對君主制度時，英國王權雖然有所加強，但始終沒有達到絕對君主制的程度，依舊保持著有限君主制的政治權力結構。（註：《英國政治制度史》，第34頁。）此外，在歐美等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正如亨廷頓所言：現代化會滋生腐敗。在美、英、德、法等國家的現代化歷史上，隨著政府權力的增強，以及官僚自主性傾向的擴張，也曾出現過大量腐敗現象。但是，由於歐洲傳統政治制度的權力制衡結構的演進，使歐美等現代化的國家權力、政府權力、官僚權力均受到制約。因此，在歐美等國的現代化進程中並不存在中國古代國家中那種制度性的腐敗。 中國古代監察御史在監察過程中較為重視監察活動的法律化，然而，這種「法律化」並不意味著法治化。中國古代自秦漢以來監察御史所奉行的「察吏六條」，實際上是古代的治官之法，是與古代的「官制」、「官法」同屬於一個法律體系的，這與現代的行政法也不能等同。更不能與現代的法律相提並論。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傳統國家一貫倡導人治政治，這種人治政治也不是人們一般理解上的不講法制，不制訂法律，而是指法律只是君主手中的工具。
中國傳統的人治政治導致人治的權力運作方式，而人治權力運作方式的制度框架，就是所謂的「金字塔」。最高權力主體只有一個，最高權力所有者只有一人。而且在制度上，法律上，這一個與這一人的權力是不受制約的，不受法律控制的。《管子·叢法》曰：「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治於法者，民也」。此是典型的人治論點，君主是法律之源，而官員必須奉行君主所制定的法律，即「治官之法」，一般民眾則成了法律懲治的對象。在這樣一種人治權力的政治制度模式中間，必然造成權力與法律之間緊張。法律、制度賦予了權力運作的人治方式，反過來，人治權力運作方式又造成了表面上發達的法律制度的「不完整性」、「不充分性」和「有限性」。政治制度的主要要素是制度、法律及其權力，其中制度與法律構成了權力的運作方式。可以肯定認為，中國進入中央集權之後，在君主專制主義的政治制度之中，權力的運作方式是人治。最高權力沒有控制，不受制約，則制度與法律就處在了被權力所控制的狀態，此恰恰與現代國家政治制度中，制度與法律處在控制和制約權力的位置上的狀況正好相反。在中國古代這樣一種最高層的制度、法律與權力的關系，就形成了一種自上而下的、單極的或曰單向度的權力與制度、法律的關系，權力在三要素之中是主動的，任意的，而制度與法律則是被動的。制度與法律在歷史上的起源與變遷，可以認為主要是一種個人反復交往、多次博弈的結果。在國家、社會、市場、集體中需要一個共同的框架和規則，一個全體認同的正義的操作系統。因此，制度與法律也是國家、社會、市場和集體的行為准則，應當居於權力之上，應當有主動性，應當控制權力的任意性。雖然權力具有公共性，但是權力並非一定體現公共性。權力往往握在某些階層、某些集團，某些個人之手，因此，權力相對具有一種個人的傾向，如果權力擴大到不被限制，不能控制、不受制約，則權力將變得十分危險。所以，權力應當是居於制度、法律之下，權力應當是相對被動和受控制的。遺憾的是，中國傳統的人治政治，造成權力無限、為所欲為的後果。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方面政治制度與法制十分發達，一方面卻是貪污腐敗盛行的矛盾現象的總根源，王亞南先生甚至認為，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貪污史。
這是為什麼？為什麼會產生這種奇特的歷史現象？牟宗三先生在其《中國哲學十九講》中認為：法家理論尊君的結果使得元首的地位無限制，由無限制進而成為無限的。後世的皇帝都是無限體，這是絕對化而非充分客觀化。人間政治組織中任何一個存在若無按照政治法則而來的限制，則這存在就無客觀性。客觀之所以為客觀，即在於服從一政治法則，則為此法則所限制。由此，士或官僚雖有客觀地位，但其政治客觀性未能充分地客觀化。關鍵在於皇帝是無限體，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則士與官僚的客觀地位與政治的客觀性皆不得保障。牟宗三先生這里的「客觀化」，就是指制度與法律的規則對於權力的限制。皇帝是一個無限體，是因為最高權力高居於制度、法律之上，這樣一來勢必影響到從上到下的「客觀性」，使本來由制度、法律所規定的具有客觀性的士或官僚、也變得不充分起來，使本來充分的、發達的、豐富的制度、法律所規定的官僚權力、職責、義務等，變得時明時暗，或有或無，有法不依，有章不循，長官意志，權大於法等等則成為政治活動的普遍現象。
美國著名漢學家孔飛力認為：中國傳統的官僚君主制中存在著常規權力與非常規權力的長期互動，皇帝總對不起作用的規章條例表現得極不耐煩。他的因應之道是，一方面對日常運作的官僚機器上緊螺絲，另一方面則將自己的非常規權力注入到這一機器的運作中去，以此加強君主非常規權力對官僚常規權力的控制。（註：（美）孔力飛著《叫魂》，上海三聯出版社，第251頁。）其結果，君主的非常規權力必然迫使官僚的常規權力遭到壓抑和破壞，也必須迫使監察活動的法律化變得極不穩定，這種不穩定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監察取決於皇帝本人的聖明與昏庸。也就是說在中國歷代歷朝的皇帝中，有明君，也有昏君，更有暴君。因此，對於監察官員或諫官，不同素質的皇帝就會有不同的態度。例如：明君唐太宗具有納諫與兼聽則明的雅量，遂使魏徵成名；獨斷的皇帝喜歡奉承、面諛，不喜歡逆耳忠言，隋煬帝即以判死罪的辦法對付進諫之官；唐憲宗則因韓愈進言反對迎佛骨一事，一怒之下將其貶放潮州；海瑞在明世宗時上諫，稱地方政府「吏貪官橫」而被打入死牢。其二，皇帝自身難保時，監察亦要遭殃。在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中，監察本來就是皇帝的工具，所以當皇帝的統治被削弱的時候，監察御史自然要遭遇滅頂之災。例如，漢代著名官僚李膺在任司隸校尉時激烈攻擊宦官擅權，結果在兩次黨錮之禍中，追隨李膺的監察御史等官僚多數慘遭殺害。唐開元年間玄宗重用李林甫、楊國忠，結果諫路被這些權臣堵死，李林甫曾威脅說：「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唐僖宗時，一諫官因上言皇帝「專務游戲」而被賜死。明代天順年間曹吉祥、石亨等橫行不法，三道御史聯名彈劾，結果全被罷官流放。其三，監察御史借皇帝之威為所欲為：最典型者如漢代杜周，此人對中國人治政治的門道極為精通，深知最高統治者皇帝的意志就是國家法律的出處。因此在辦案中一切以上意為准，時人批評他：「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杜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漢武帝初繼帝位時需除舊臣，杜周心領神會，大開殺威，濫捕無辜，每年抓到長安的二千石以上高官就達百人，先後殃及六、七萬人，因此得到漢武帝重用，被任用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武則天時，有一靠告密起家的御史，不識一字，武則天問：「你不識字如何任文官？」此人回答：「獬豸獸也不識字，不是也能識別忠奸嗎？」 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是一種縱向權力監督模式，它有三個特點：
第一、對權力的監督是一種單向度的上下級隸屬關系，即只能是上位權力對下位權力實行監督，同級別的權力主體之間的監督關系一般不很明顯，更不存在普通民眾對政府官員的監督。在中國古代專制政體里，皇帝是一個巨大的權力之源，處在權力金字塔的頂端，可以監督任何部門和官員。除了皇帝之外，所有朝廷命官都由其「上級機關」加以監督，所以古代中國發展出了世所罕見的御史監察制度。秦漢時，御史的地位仍具有附屬性，御史大夫雖與丞相及太尉並稱「三公」，但實際職權是「掌監察，輔助丞相來監察一切政治設施。它是副丞相，依照漢代習慣，須做了御史大夫，才得升任為丞相。」後來御史機構漸漸獨立，監察權慢慢脫離相權。中央發展了御史台、都察院、以及廠衛等特務機構，地方有巡按御史、督撫、按察司等，龐大的御史監察體系得以建立。至此，除了皇帝以外，從中央到地方所有官員都有其對應的「上級」監察官。
第二、這種監督方式是一種整全的監督，即上位權力對下位權力進行全方位的監督，甚至在特定情況下，完全取代下位權力的運作。監督者和被監督者之間不存在明確的職能分工，只有權力行使范圍的大小。兩者的職權是同一性質的，都是一種沒有分化的整全權能，只不過有上下高低之分。因此在進行監督的時候，上位權力能夠代行下位權力。中國幾千年的古代歷史，國家政權始終不存在明確的職能劃分，立法權和司法權從來就沒有獨立，國家政權表現出明顯的整體性和行政性。實現權力監督的手段不是通過職能劃分，而是通過權力的縱向分配，採取「以上制下」的方式，上位權力起初只是局部的監督矯正，漸漸地就全面取代了原來的權力，形成新的權力級別和機構。這一特點在地方行政區域的形成和中央政權機構的演變中，都有鮮明的體現。「以上制下，全面監督」可謂縱向權力監督模式的本質。
第三、在這種權力監督機制下，垂直縱向的權力層級呈現不斷增多的趨勢。因為權力沒有分化，不能實現相互制衡的功能，但權力又不能過度集中，因此只有在縱向上設立眾多不同級別的權力機構，使每一個級別的權力逐級縮小，達到以上御下的目的。下級權力需要上級權力來監督，後者又需要更高級別的監督，如此上推級別不斷增加。中國古代的行政級別繁多復雜，與這種權力監督模式有直接的關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行政區劃只有秦朝的郡縣，此後所謂的行政區域都是由御史巡察區演變而來。這一演變過程已在本文第一部分有詳細的闡述，更可以用如下簡圖直觀地加以描述：
從上圖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每一級新的行政區的形成，都由相應的中央巡察官作為媒介，新的行政區直接或間接來自原有的監察區。中央權力由監察權向行政權轉化，又產生新的監察權，再轉化為新的行政權，如此循環不已。可以想像，假如沒有辛亥之變打斷這一循環，巡撫總督之後一定會有新的地方官形成。實際上，清代在巡撫總督之上已經有了新的監察官，就是清廷經常派出的欽差大臣、經略大臣、參贊大臣之類。即使辛亥革命之後，仍殘留這種循環的痕跡，各省的督軍，不也是中央政府派駐地方進行統治的代表嗎？在新中國的歷史上，建國初期曾先後設立過「東北、華北、西北、華東、華南、西南六大行政區，並設大區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會。當時，大區是我國的地方最高一級行政區劃，其下轄省、市和行署區等。」由此可見，這種傳統的影響不是一朝一夕能消除的。
就中國古代的權力監督制度言，還有一項鮮明的特徵，此即迴避制。迴避原則可以說是我國傳統官制的一大特色，歷唐宋明清愈益完善，尤其以明清兩代為盛。「明清兩代厲行迴避制、流官制，全國除土司地區和規定必須由孔姓掌權的曲阜縣外，其餘所有縣官都必須由外省人擔任，（本省外縣的也不行，甚至即便是跨省為官，任職地距離本人原籍在500里內也在禁列，有的朝代不僅迴避原籍，還要迴避寄居地、居止處、自家和妻家田產所在地）而且任期很短。」迴避制切斷了地方官員與地方勢力相互結合的途徑，便於中央對地方政權的控制。在這種體制下，朝廷政令可以一竿子插到底，地方上盤根錯節的關系網可以削弱到最小限度。
因而，縱向權力監督模式的優點是具有較高的權威和效率，在集權模式下，權力的行使暢通無阻，單向的「行政效率」是很高的。但這種權力監督模式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要不斷地設立更高級別的監督者，以對「監督者」進行監督，又從另一方面降低了整個權力系統的運行效率。更為嚴重的是，由於是單向的監督，下位權力不能監督上位權力，所以為了防止上位權力的異化，就必須設立更高位的權力對其進行監督。如此向上延伸，導致監督層級不斷增加。最終必須確立一個具有最高權威、無需任何監督的「終極權力」，否則權力監督將會無窮循環，形成一個「無底洞」。但是，如何保證「終極權力」的正當性，防止終極權力的異化，是縱向權力監督模式無法解決的難題。
在縱向監督模式下，各級官員唯上是從、欺上瞞下、行賄受賄等吏治腐敗現象都是體制性弊端，「監督監督者」的問題始終很難解決。一些具體制度也大多是利弊摻半。比如迴避制，我們知道，西方國家的迴避制主要適用於司法審判領域，其他政府部門則要求具有本地區居民資格者，才能成為該地區的政府官員，其選舉法一般規定候選人必須具有相應的「籍貫」和居住年限，以便於選民更好地了解候選人，監督當選官員。中國古代的迴避制，其「技術上」的優點是明顯的，但它並不具有目的正當性。迴避制的根源在於地方官員不由地方產生，而是中央派駐地方的「代表」，為了防止和減少「中央代表」與地方勢力結合對抗中央，所以必須實行迴避制。在迴避制、流官制下，地方官員往往只對上級負責而罔顧民情，更容易滋生「短期行為」、搜刮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