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法稱謂

A. 法律和法規的區別

【法律分析】：「法律」和「法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二者的立法許可權和法律效力各有不同，不可混淆。「法律」，在我國，是專門指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依照立法程序制定，由國家主席簽署公布的規范性文件，其法律效力僅次於憲法，一般均以「法」字配稱，如《刑法》、《民法典》、《公民出入境管理法》等。

「法規」是法律效力相對低於憲法和法律的規范性文件。「法規」主要有如下三種形式，一是由國務院及其所屬政府部門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而制定和頒布的行政法規，也稱行政規章；二是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制定和頒布的地方性法規；三是較大的市(省會、首府)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須報省、自治區人大常委會批准後施行)。「法規」一般用「條例」、「規定」、「規則」、「辦法」稱謂，如《徵兵工作條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勞動管理規定》等。

法律的效力要高於法規。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 第六十五條 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行政法規可以就下列事項作出規定：

（一）為執行法律的規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規的事項；

（二）憲法第八十九條規定的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的事項。

B. 化外人，謂蕃夷之國春秋時期的立法概況及其歷史意義

「化外人」指對中國境內的外國人的法律稱謂，最早見於《唐律》。《唐律疏議·名例版》卷六：「權諸化外人，同類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疏議》曰：「化外人，謂蕃夷之國，別立君長者，各有風俗，製法不同。豈有同類相犯者，須問本國之制，依其俗法斷之。異類相犯者，若高麗與百濟相犯之類，各以國家法律論之。」，即同一國家僑民在中國犯罪，由唐朝司法機關按其本國法律處斷，實行屬人主義原則；不同僑民之間相犯，或者唐朝人與外國人相犯，由唐朝司法機關按照唐律處刑，實行屬地主義原則。阿拉伯人與日本人在長安相犯，依據《唐律》規定，適用屬地主義原則，應以唐律處斷。早在公元六七世紀，唐朝法律（永徽律）便有了歷史上最早的沖突規范，也可以說是沖突規范的萌芽：「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其疏議稱：「化外人，謂蕃夷之國別立君長者，各有風俗、製法不同，須問本國之制，依其俗法斷之。異類相犯者，如高麗之與百濟相犯之類，皆以國家法律論定刑名。」由於當時的法律是刑民不分，這條規定當然可以適用於涉外民事案件，至少就適用於涉外侵權案件。

C. 地方法院制定的規范性文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立法法》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外的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不得作出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據此規定，地方法院制定的規范性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

一、高級人民法院可以制定的規范性文件——審判業務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頒布了《關於規范上下級人民法院審判業務關系的若干意見》，該《意見》首次規范了上下級法院間的審判業務關系。其中第九條規定：「高級人民法院通過審理案件、制定審判業務文件、發布參考性案例、召開審判業務會議、組織法官培訓等形式，對轄區內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的審判業務工作進行指導」。

該《意見》首次對高級人民法院在其管轄的區域內、審判實踐中遇到的一些亟待統一法律適用、相關司法解釋尚未出台時如何指導下級法院工作作了指引，使得高級人民法院制定的規范性文件有了特定的稱謂——審判業務文件；而且根據該條第2款的要求：「高級人民法院制定審判業務文件，應當經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最高人民法院發現高級人民法院制定的審判業務文件與現行法律、司法解釋相抵觸的，應當責令其糾正。」

二、地方法院無權制定具有普遍適用意義的規范性文件

盡管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通過意見的形式明確了高級人民法院可以通過制定審判業務文件的形式來指導下級人民法院的工作，使得該類規范性文件得到了正名，然而，無論是1987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地方各級人民法院不應制定司法解釋性文件的批復》（下稱《批復》），2012年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不得制定司法解釋性質文件的通知》（下稱《通知》），還是2015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下稱《立法法》），當中均對地方法院是否可以制定具有普遍適用意義的規范性文件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1、《批復》規定「具有司法解釋性的文件，地方各級法院均不應制定」。

2、《通知》規定「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一律不得制定在本轄區普遍適用的、涉及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指導意見』、『規定』等司法解釋性質文件，制定的其他規范性文件不得在法律文書中援引」；「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對於制定的帶有司法解釋性質的文件，應當自行清理。凡是與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的規定相抵觸以及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的司法解釋性質文件，應當予以廢止」。

3、《立法法》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外的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不得作出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

據此，高級人民法院制定的審判業務文件應是供審判人員參考、帶有指導性意義的非涉及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規范性文件，而且，這種規范性文件應是非強制性，這也是其與法律、司法解釋等的最大區別，否則，將難以理解《通知》中闡述到的「不得在法律文書中援引」的規定。對於地方法院已經制定並實施多時的規范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有必要督促地方法院進行一場徹底的清理活動，真正履行其監督地方法院審判工作的職責，確保國家法律的統一實施，法律所賦予當事人的訴訟權益能夠落實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