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建設中

❶ 黨委在法治建設中起到什麼作用

好的作抄用沒有看到，但是襲破壞法制的事件卻不少，比如地方政腐強行拆遷，對侵害國民的事件聽之任之，釣魚執法、以創收為目的事情不亦樂乎，其種種行為導致社會風氣發生根本性變化，黨政分家天天講，憲法卻從來都是被擱置高樓。在這種狀況下還談法治建設是不是在講笑話？

❷ 法律意識在法治建設中有什麼意義

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建立的南京臨時政府，是孫中山建政學說從理論到實踐、從設想到行動的發展，是在中國首次實施民主共和憲政的嘗試。

❸ 目前法治建設中還存在哪些問題

中國的法律建立和執行，社會一直認為存在兩種現象：
1，法律不健全專，很多行為沒有屬法律的約束，
2，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
部分政府官員一般只能看到第1種現象，而忽視第2種現象，對此，從上級到下級，從中央到地方政府一直以來以建立和完善法律制度為榮，尤其是地方政府，各種部門規章，紅頭文件滿地飛。很少有人會真正認識到第2種現象的嚴重性。當然對於第2種現象，更有人說要制定執法法來捍衛法律的執行，可是執法法又由誰來捍衛，這樣就不攻自破了，所以這樣說的人都是在瞎扯淡。其實以上只是兩種現象而已，並非中國社會法律問題的根源。那些對著表觀現象下葯的從根本上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有時反而強化了這兩種現象的活躍性。

❹ 如何發揮道德在法治建設中的作用

我國法治建設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法治的道德基礎十分薄弱，公民的道德水平比較低，國家公職人員的道德修養和道德意識較差，這是制約我國法治建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法治建設與道德建設的統一性
法治道德屬於政治道德的范疇，因為法治本質上是國家政治的一種運行方式，法治不可能也不應當超越於政治之上。人類政治活動指的是對於國家和社會的治理過程，而政治的推行方式不止一種。從歷史發展來看，基本的政治手段有自然政治（無為而治）、德治、禮治、刑治和法治等，法治僅是政治手段和政治運行方式之一。政治必須講道德，法治作為政治的一種方式，同樣必須講道德。但這里講政治道德和法治道德，並不是簡單地將道德置於政治和法治之下，使道德成為一種可有可無、可大可小的隨機物，而是內含著這樣一種基本的推論：國家政治和法治必須符合人類的基本道義精神和正義原則，必須在明確的善的道德價值指引下建立正義的法律體系，保持合理和公正的執法與司法過程，從而造就和諧、自由和有序的社會發展局面。也就是說，國家政治和法治只有從其出發點、過程和效果上都符合人類的道德准則，才能真正體現政治和法治的本來目的。 法律與道德、法治與德治本是完全統一的人類行為規范和治國方式，但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利益驅動的影響，人們對德、法關系的認識出現了很大的偏差。法治建設需要不需要道德基礎，道德在法治建設中處於什麼樣的地位，這是世界范圍內法治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在西方現代法學界，對此問題的解答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兩種：一是新實證主義法學派的觀點，認為道德和法律分屬於兩個領域，是兩種相互矛盾和作用各異的社會規范，因而現代法治建設不能夠容納道德，而必須以純粹的法律手段治國，這樣才符合現代平等、民主和唯法是從的法治理念。哈特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二是新自然法學派的觀點，強調法律的正義標准和善惡判斷性，主張法律與道德的內在統一，力求把道德義務和法律義務有機地結合起來。富勒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在我國法學界，除了與上述兩種法學理論相類似的觀點外，還有一種中和性的觀點，就是認為道德與法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既有統一性又有矛盾性，因而主張人們在一般社會事務上應當遵守道德規范，而在法律領域里則應當堅持法律至上，以法為據，從而避免道德對法律的干擾與消解作用。這種觀點看似公允，實質上還是把道德與法律作了二重劃分，使之形成了難以融合的兩張皮，因而它在傾向性上還是接近純粹法治論的觀點的。 我以為，新自然法學派的觀點相對而言是比較正確的觀點，與古希臘的正義法理論和中國法律傳統中的道德法思想具有一致性。但這種觀點仍然力圖統道德於法律之中，忽略了道德的先在性、法理性和引導性。
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在本質上是統一的。要弄清這個問題，必須首先從道德和法律的本質與功能上加以認識。從本質上看，道德是人類正義精神的體現，是宇宙萬物的自然法則（道）及其在人類社會各種事物中的顯現（德），因而它本身就具有先在性、自證性和自為性，從
而也就成為判斷萬事萬物的第一價值標准。相應地，法律則是人類社會生之於道德、依據道德而建立的外在規則，是在道德不能推行的地方對道德規范的一種加強和強制實現。法不具有先在性，而是後起的；法不具有自證性，必須依據可以自證自明的人類規則來確立，這個可以自證自明的規則就是人類道德（反映在具體的社會事物上即稱之為「理」，探討法律的這種根本依據和實質的學說就稱之為「法理學」），非依道德，法就難以解決因何而建立的問題；法也不具有自為性，（孟子說「徒法不足以自行」），它必依賴於人才得以推行，而人推行法律的內在動力就是道德（正義感、利眾心和責任意識）與智慧。由此可見，道德的本質是自具的（本來如此），而法的本質是由道德確立的（依理如此）。離開道德，法將失去判斷社會萬物價值（善惡、是非）的根本依據。這種本質上的統一性，正說明了一個社會的基本規范的一致性，也說明了社會目標和發展方向上的一致性。那種認為道德和法律本質不同的看法，實際上是否定了統一國家中社會規范的一致性，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站不住腳的。

從功能上來說，道德和法律則是內外互補的共同規范關系。道德和法律共稱為「社會觀范」，其目的都在於使社會秩序化，所以二者在功能上的目標是一致的，不存在什麼沖突和矛盾的問題。二者的區別主要在於規范方式的不同。道德是以人的自覺性為基礎，從人的內在意識上建立善惡是非的人生准則，從而起到指導和約束人的行為的作用。法律則是以人的強制性為基礎，從人的外在行為上明確其善惡是非的走向，從而約束、限制和導向人的行為。在人類歷史上，有很長一段時期是只有道德沒有法律的，那時人們的心靈純朴、道德自覺性強，一切社會問題都通過內在自學和由此形成的外在習俗就基本上解決了。但隨著歷史的發展，人的自我意識加強，利益競爭出現，僅靠道德自覺已無法滿足社會規范的要求，尤其是對於道德自律意識淡薄的人來說，內在的自我約束已很難奏效，這樣就不得不適用外在的強制力（尤其是國家強制力）來迫使其遵循人類的道德要求。可見，法律是以道德補償和保障的功能出現於人類社會的。自從有了法律，人類社會就具有了內外一致的雙重規范機制。但不論哪個社會，這兩重社會規范都力求統一。在一個得到良好治理的社會里，法治總是以人類的道德正義精神為其存在的前提和依據的，而道德也總是以法律規范作為其保障。所謂「禮法結合」、「出禮則入於刑」正是說明了這兩者的互補共治性質。因此，道德和法律是統一的社會規范的共有一致的兩個方面，它們本質上不存在矛盾。二者存在某種看似矛盾的問題，主要是兩種情形造成的：一種是後起的法律背離了道德精神，因而造成了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之間的矛盾（這種情況不能反過來說是道德規范背離了法律規范，因為先在自證的道德無須以法律的認可為其存在的前提，相反，法律應當以道德的認可為其存在的前提）。另一種情形則是由於體現道德、推行法律的主體——人的素質修養不夠，因而造成人為的對道德內涵的誤解和對法律規范的誤解，由此造成了道德與法律的某種矛盾局面。
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共同以理的形式存在，理的最高原則是人類正義精神。德、法兩種規范共同指向的目標是人的心理和行為，表現在社會層面上即是情和事，由情和事而構成一定的關系。所以，德、法兩種社會規范的本質內容是社會關系，表現方式則是情和事。有人認為，法律是無情的，所以法律與情相沖突，不能講情。這種看法仍然是片面的。情和事均是人類社會客觀的存在現象，正由於情（如血緣之親情、性愛之感情以及廣義的人類慈悲心、仁愛心、側隱心和同情心等）和事的交織運行，人類才產生了各種各樣難以理清的復雜的社會關系。道德和法律正是要通過理而對情和事進行合理的調整和梳理，從而建立良性的社會關系。所以道德和法律正是從人心和人的行為兩個方面合理地建構理、情、事的相互關系的社會規范，而德治（以德治國）和法治（依法治國）則是對理、情、事這三個方面的具體把握與建構過程。法治社會雖然以法律作為處理社會關系的主導規范，但同樣不能免除的是法治必須以道德為基礎才能完善有效地確立起來。否則，唯法而治，只能造成舍內而取外、舍本而逐末，忽視人的內在自覺修養而求外在行為的合理化的局面，其結果必然是社會的混亂
無序狀態。因此，現代法治必須在社會層面強調人的道德修養，並以道德為處理一切社會關系和社會矛盾的首要方式；在道德不能消解矛盾的地方，法律才成為主導的裁決手段；公正執法的有力保障之一仍然是人的道德責任感；遵守道德是遵守法律的人格基礎，遵守法律是遵守道德的最低要求。法律和道德並行不悖，共同為治，真正的法治社會才可能建立起來。 二、法治道德的基本要求和在法治建設中的作用

將道德規范貫穿在法治建設過程中，就是要求社會建立一種道德化的法治，體現一種法治的道德精神，使德、法相融，互相助益。
在法治建設中強調道德並不意味著道德僅僅被看作為法治過程的一種口號，而是要求法治建設必須以人類道德正義精神為指導，執法者和司法者必須具備高度負責的精神和公正執法的能力素質，整個社會體現出正氣流行和和諧有序的風貌。也就是說，道德必須作為一種實體的社會規范融化於法治建設的全過程。具體來說，法治道德應當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立法正義，即立法活動要從人類正義原則出發，充分考慮到人類的道德要求和人道性質，使普遍確立的法律成為亞里士多德所說的「良法」，避免非道德的「惡法之治」。這是法治走向合理化的根本之點。衡量立法正義的根本是一切立法必須以人民利益為重，為保障人民權利、自由和福利而創製法律，貫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為此，要避免法律的特權化、階層化傾向，建立平等的法律制度。
第二，政治與行政廉潔。廉潔既是道德要求，也是法律主張。廉者不貪，潔者不染。廉潔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廉價（小而精乾的政府可以最低限度地耗費社會財富）。官員清廉（清廉不染，即是把權力視作為民服務、為民造福的工具和盡職盡責的手段，經受住權力、金錢、美色的考驗）、政權運作簡單有效（政治與行政行為簡明單純，不擾民，不搞排場，不搞虛誇，而政府權威很高，推行政務的效率很高）。 第三，執法與司法公正。政府的執法行為與司法機關的司法行為以道德為基礎，以法律為准繩，以事實為依據，平等地對待一切法律關系主體，避免權力關系（權權庇護）、親屬關系（家天下和家地方）、金錢關系（利害勾結，賄賂公行）、鄉友關系（近者庇護，遠者欺瞞）等社會關系對法律事務的扭曲和影響。
第四，立法者、執法者和司法者具有高度道德水平。法律由人建立，法治賴人推行，人的道德素質是造就道德政治的根本所在。其中，處於「公共權力邊緣位置」的普通公民的道德素質固然重要，但起根本影響的還是那些處於「公共權力核心位置」的立法者、執法者和司法者的素質。中國歷史上的聖賢之治的思想和科舉取士的制度，古希臘柏拉圖的「賢人政治」的主張，都力圖解決這個根本問題，值得借鑒。
表現在上述諸環節中的人類道德對於法治建設的作用十分巨大，它本質上不再是外在於法治過程的游離物，而是構成法治建設的血肉和靈魂。具體來說，法治道德在我國法治建設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基礎作用，即在法治建設中構成推動法治運行的有力的道德基礎，為創立「依法治國」的良好氛圍提供基本的動力保障。第二，風尚化作用。社會道德具有通過社會輿論迅速傳播、滲透一切的普遍化功能，因而能對社會起到一種風尚化的作用，使社會形成良好的風俗習慣和心理嚮往，同時也就造成了對一切社會成員的強大的心理壓力，從總體上制約法治建設朝良性發展。第三，內在規范化作用。道德要求和道德理想是從人的內在自覺性入手解決社會規范問題的，因而它以人的「自我信任」和「自我修養」為基礎，通過社會成員的自我評價和內心羞愧建立自律機制，實現「道德自律」，由此引導人的外在行為的合理發展。可見，道德規范把人的心理、人格和行業三者有機地統一了起來，對確立法治建設所要求的健康心理、正義人格和公正作為十分有益。第四，外在示範化作用。社會道德雖然不如法律規范那樣具有明確的外在強制性，但它仍然具有外有影響功能。這個功能主要是通過道德高尚、正直、誠實、公正的人們的行為，為社會提供一種可借鑒和學習的「模範體系」，從而引導人們走上道德正義之路。道德修養好的人對於一般的人會形成一
同時是一個法治建設的過程，而法治建設的過程則必須同時是一個道德建設的過程，二者是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在我國現階段，改變道德缺失狀況的任務很繁重，需要從各方面綜合努力才行。這里從幾個主要的方面入手，簡單討論一下道德建設之路：第一，從社會道德建設的角度來看，社會應當把弘揚道德正義精神放在首位，把遵守道德和遵守法律統一起來，引導人們按照道德標准判斷是非，衡量行為，由此養成全社會誠、信、公、正的道德風尚，為法治建設提供良性的社會道德環境。第二，從法律體系本身來看，必須建立道德先在和法律依道德而立的信念，解決法律和道德兩張皮，法律不依道德而立，道德行為得不到法律肯定和支持的悖異現象，使道德和法律真正成為本質相同、目標一致、功能互補的兩大社會規范，為法治建設提供內在的道德動力和依據。第三，從社會成員尤其是公職人員的個體素質入手解決道德缺失問題。社會成員道德信念的建立來自於不斷深入、勇猛精進的個體修養。因而，從教育、學習、政治宣傳等方面入手強調和激勵個體道德修養行為，建立穩固持久、代代相傳的個體道德素質，是建立法治道德的根本所在。黨中央布置和推行的「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的活動，本質上就是要解決為政者的政治道德問題。第四，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大量優秀的道德理論、德法共治理論和個體修養理論，因此，揚棄繼承優秀民族文化傳統，是改變道德缺失狀況，建立法治道德，推行道德政治的重要舉措。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就是道德，它曾在歷史上對我國社會的不斷發展起到過無以替代的作用，至今仍是人類社會良性發展的寶貴財富。我們對待傳統文化必須有足夠的認識和切實的行動，才可能發掘我們建設現代化國家所需要的真正的人文資源和精神動力，也才會找到法治建設的真正基礎。

❺ 中國共產黨在法治建設中的作用有哪幾面

序是社會存在的條件，和諧是社會的價值目標。對於和諧的追求和秩序的安排不同的內文化做出了不同的容設計。法治(而非法制)源於西方，在全球化過程中被世人接受，成為設計社會秩序進而追求社會和諧的最優方式，也因此成為一種普世性的價值。 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後，法治自近代以來再次成為國人普遍關注的問題。如何建設當代中國法治也成為學術界的熱點問題。中國的法治建設需要法治理論的指導，而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法治觀對國家的法治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因此分析和研究中國共產黨法治觀就有著重要的理... 展開 秩序是社會存在的條件，和諧是社會的價值目標。對於和諧的追求和秩序的安排不同的文化做出了不同的設計。法治(而非法制)源於西方，在全球化過程中被世人接受，成為設計社會秩序進而追求社會和諧的最優方式，也因此成為一種普世性的價值。

❻ 簡述法律原則在法治建設中的作用

什麼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按照馬克思主義關於民主法治的基本原理來看，它應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法治國家，以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領導為基本政治特徵，與資本主義的法治國家（法治社會）有本質的區別；它應當是從中國實際出發，具有中國優良傳統和文化特色的法治國家，而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國家或者前蘇聯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模式；它應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法治國家，並隨著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發展而不斷發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建設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應當體現並堅持以下五項原則。

一、憲法和法律至上原則

在社會主義中國，國家的一切權力來自人民且屬於人民。這是人民主權原則的要求，也是我們國家民主性質的體現及其合法性的依據。全國各族人民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當家作主，行使主權權力；通過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制定憲法和法律，並通過其他各種方式和途徑，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在社會主義民主基礎上制定的我國憲法和法律，集中體現了人民的利益，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因此，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憲法和法律至上，實際上是人民利益和意志至上，是人民至上。
我國的憲法和法律是由共產黨領導人民制定的。由於黨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無任何自己私利的工人階級政黨，因此黨所代表的利益與人民所要求的利益是同一的，黨的意志與人民的意志是一致的。我國憲法和法律在以國家意志的形式匯集和反映人民意志的同時，也體現和反映了黨的意志。所以，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堅持憲法和法律至上，就是堅持黨的意志與人民意志的統一和至上，就是堅持人民利益高於一切。這是我們黨的性質、宗旨和任務的必然要求，是"三個代表"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的應有之義。
有一種觀點認為，憲法、法律至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這種觀點，表面上是堅持黨的領導，實際上卻在法治領域把憲法、法律權威與黨的權威對立起來，把法律化的黨的方針政策與黨的整個領導對立起來，把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對立起來，最終是把人民與黨對立起來。這種對立的結果，必然是人民利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三敗俱傷。
憲法和法律至上與堅持黨的領導、維護黨的權威是一致的。我國憲法序言明確規定，實行改革開放方針，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中包括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我國憲法和法律是黨的政策的具體化、規范化和法律化。因此，堅持和維護憲法、法律的至高權威和至上地位，實際上是確認黨的領導權威、執政地位及其政策的至上性，是用法治的方式維護黨的權威，堅持黨的領導，推行黨的政策，實現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法治化轉變，從制度上、法治上保證黨章規定的"黨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原則的進一步落實。

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

在我國，全體人民當家作主，主要是採用"代表制"的方式，通過直接或者間接選舉人民代表，由他們在各級人大代為行使國家權力。由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憲法、法律和法規並且依法監督其實施，這是人民行使主權權力的一種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在立法上，人民的所有成員都是平等的，他們依法平等地享有國家和地方的立法權，以保證法律（廣義的概念，包括憲法、基本法律、法規等各種具有法律效力的規范性文件）始終體現人民的意志，但在立法上是不能與敵對階級、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講平等的，所以，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指在法律實施和遵守上的人人平等，在立法上只能講"人民平等"。
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制定的法律，必須得到實施和遵守，這樣才能保證人民的利益和意志、黨的方針和政策的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實施和遵守法律、維護法律權威的一個基本前提，是法律對其實施機關和每一個公民的要求。作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一項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1）公民的法律身份和法律人格平等，任何公民不得因為性別、年齡、民族、種族、膚色、語言、宗教、社會出身、財產狀況、職業、職務等而被區別對待；（2）所有公民平等地享受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平等地承擔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3）公民受法律的平等保護，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4）任何組織和公民個人不得有超越於憲法和法律之外、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權。
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對於反對特權，保障公民權利，實現依法行政，維護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憲法和法律集中反映了黨和人民的意志，代表著國家的尊嚴和權威，維系著社會的穩定和安全，因此保證它們得以平等地執行、適用、應用和遵守，既有利於確立人們對法律的信仰，維護法治的權威，又有利於堅持黨的領導，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從法律上和制度上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
如果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難以實現法律公平和正義的價值；如果允許法外特權的存在，法律權利和權力就會失去保障；如果法律可以恣意妄為的實施，共和國就將沒有規矩和方圓；如果法律不能公正有效的實施，成為一紙空文，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將無從建設。
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應當依法給予諸如犯罪嫌疑人、囚犯甚至觸犯國家刑律的敵對分子以法律上的平等待遇。有人認為這樣做是放棄了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階級性。其實不然。因為我們在立法時的不平等體現了它的階級性，由人民代表組成的立法機關在制定法律時，已經根據黨的政策和實際情況，充分考慮如何處理各種社會關系和對待各種社會主體，並用法律規范分別規定了民事、經濟、行政、社會和刑事等各類法律的不同對象、范圍、方式和結果，因此，在法律實施和遵守的時候，只要我們嚴格依法辦事，依法平等保障一切法律關系主體的合法權利，依法追究一切違法犯罪人的法律責任，就是在堅持法律的階級性和人民意志性。

三、依法行政原則

"徒法不足以自行"。行政權是為了執行法律而設立的，它的主要職能是快捷准確地執行體現為法律的人民意志。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絕大多數（80％以上）的法律是由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執行的，因此法律在現實生活中能否發揮應有作用，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能否依法行政是至關重要的。
我國的行政機關承擔著管理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城鄉建設和社會福利事業，管理財政、民政、公安、安全、民族事務、司法行政、監察、計劃生育等工作，行政管理涉及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社會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行政管理實際上就是用法律規范來調整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公民、公民與公民、公民與法人、民族與民族等各種社會關系。在立法已對各種社會關系有恰當定位並對行政機關的職責有明確要求的情況下，行政機關嚴格依法行政，就不僅可以防止行政權力的腐敗和濫用，而且可以有效實現立法目的，保證社會的秩序與和諧，推動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為了保證行政機關既有權，又有責；既不失職，又不越權，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要求它必須依法行政。一方面，憲法和法律授予行政機關充分而必要的行政權力，以確保其能夠有效履行職責；另一方面，憲法和法律又明確規定行政機關的責任和對行政權力的規制與監督，以防止行政權力被濫用。這就是依法行政原則所蘊涵的授權與控權相統一的精神。
依法行政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中心環節，是指各級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依據法律規定行使行政權力，管理國家行政事務。依法行政原則主要包括以下要求：行政機關只能行使法律授予的與其職能相當的權力，對於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來說，凡是法律未允許的，都是禁止的；行政權的行使，必須以法律為依據，不得與法律相抵觸；沒有法律依據，不得使人民承擔義務或免除特定人應負的義務，不得侵害人民的權利或為特定人設定權利；在法律允許行政機關作出自由裁量的情況下，其決定應當合理，不得超過法律規定的范圍和界限。行政機關有違法或不當行為，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當事人有權申請復議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通過法定程序糾正其違法或不當行為，並對造成的損害予以行政賠償。

四、司法獨立公正原則

由社會關系的沖突和矛盾所引發的糾紛，是任何現代社會難以避免的。法治對此的功能在於，預防和減少糾紛的發生，並在糾紛發生以後給予公正的、高效率和低成本的解決。司法權就是國家用於解決糾紛的制度設計，是一種以追求公正為價值取向的公共權力。
司法機關行使司法權，其直接目的在於使出現的糾紛得以調處，失控的權力得以駕馭，侵害的權利得以救濟，紊亂的秩序得以恢復；其根本目的在於維護人民的利益、黨的領導和法律秩序，保證國家長治久安。
司法機關行使司法權，就像體育比賽中裁判對競技雙方作出裁決一樣：法官（裁判）站在中立的立場，對糾紛涉及的事實進行調查，進而依據既定的規則（法律）作出公正裁斷。
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立與公正是司法的主要特徵。其中，公正是司法的核心，是司法實現其社會調節器和穩定器功能的價值追求。公正司法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應有的治國理念。司法公正，對於當事人來說，意味著一個人得到了他應當得到的結果；對於社會來說，意味著社會的穩定和秩序；對於國家來說，意味著由公道和正義所維系的民心。為了保證司法公正，國家就要賦予司法機關相對獨立的地位，以防止一切非法的干涉和干預。但無論如何，司法獨立必須有利於維護並實現司法公正，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司法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什麼方式獲得獨立的底線。如果由於人員素質、法治環境、物質條件等因素，司法獨立過多而有損於司法公正，或者由於司法缺乏應有的獨立及其保障，而毀及司法公正，都需要從體制予以重新審視和調整。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司法獨立與司法公正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
司法獨立並不是排斥黨的領導，而恰恰是以適應司法專業特點的方式來維護和堅持黨的領導。這是因為，我們的憲法和法律是黨領導人民制定的，我們的司法機關是依據憲法和法律設置並在黨的領導和人大監督下進行活動的，因此，司法機關以獨立的方式保證司法公正實現的程度越高，其維護黨的領導和人民利益的作用就越大。相反，如果各方面的"婆婆"都對司法機關的辦案活動發指示、批條子，隨意干預，使司法機關和辦案人員不能獨立地、公正地依法作出裁判，則勢必損害黨的威信和領導。

五、人權保障原則

共產黨領導建設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最終目的之一是為了通過解放全人類而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以人民、人民利益和人民主權為合理性、合法性存在的前提，而憲法和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行政和司法獨立公正等，都是從這個前提衍生出來的。相對於人民這個主體和人民利益而言，從一定意義上講，上述四項原則都可以視為手段、過程和方法，都是為了實現人――人民的主體價值及其根本利益。在社會主義國家，人權主要是人民主體價值和人民利益的法律化，是人民主權的具體化。因此，尊重和保障人權，必然成為共產黨執政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之奮斗的一個崇高目標。
人權是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的旗幟。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起，就始終把實現和保障人權作為己任。黨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實現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就是從根本上維護了人民主權，保障了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和當家作主的其他權利。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民主，實行法治，堅持憲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行政和司法獨立公正等，也都是為了保障和充分實現各項人權。
人權是人作為人，基於人的自然和社會屬性所應當享有的權利。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人權既包括公民個人的權利，也包括婦女、兒童、老人、殘疾人、消費者等群體的權利，還包括民族和國家的權利；人權的內容既包括生存權、生命權、人格權、自由權等公民權利，也包括參政權、選舉權、被選舉權、監督權、罷免權等政治權利；既包括經濟、社會權利，也包括文化、發展權利。我國從實際出發，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為人權的實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政治、文化和制度保障，體現了人權保障的平等性、普遍性和廣泛性。隨著我國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不斷發展，隨著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事業的不斷推進，我們將不斷實現更加充分的人權。

法律原則的作用
在法制實踐中，法律原則具有非常重要的和不可代替的作用。
從法律制定的角度看，法律原則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重要作用。
1．法律原則直接決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質、內容和價值取向。法律原則是法律精神最集中的體現，因而構成了整個法律制度的理論基礎。
2．法律原則是法律制度內部協調統一的重要保障。
3．法律原則對法制改革具有導向作用。
從法律實施上看，法律原則也具有重要作用。這種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指導著法律解釋和法律推理。
2．補充法律漏洞，強化法律的調控能力。
3．限定自由裁量權的合理范圍。

❼ 什麼是實施法律法規的重要主體,在法治建設中有著重要的示範作用

行政機關是實施法律法規的重要主體,在法治建設中有著重要的示範作用。
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行第四次集體學習。書記指出：「行政機關是實施法律法規的重要主體，要帶頭嚴格執法，維護公共利益、人民權益和社會秩序。執法者必須忠實於法律。」

❽ 中國在建設法治國家中的進程有哪些舉措

法治中國建設是當前及未來的重要課題。無論是官方文件還是學術論著，都對這個主題進行了反反復復的論述。從相互聯系的認識論出發，筆者認為，要理性地推動法治中國建設，還需要認真地處理多個方面的關系。通過比較與提煉，可以發現，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的關系、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國家法律與黨內法規的關系以及傳統資源與外來資源的關系，是法治中國建設應當重點考慮的基本關系。處理好這五大關系有助於法治中國建設更加順利地展開，亦有助於對法治中國建設形成更加全面的、更加立體的認知。

一、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的關系

這並不是一個虛假的關系，而是一個真實的關系。應當看到，法治中國建設既是法治建設，但同時也是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那麼，法治建設與國家建設的關系是什麼？站在法學、法律、法治的專業立場上，容易過分凸顯法治的價值與意義。法治建設當然極其重要，中國憲法規定了要依法治國、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治建設可以說是法學理論的生命線，是法律人的核心追求；但是，如果從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的角度來看，法治建設就只是國家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是國家建設的一個維度。那麼，應該怎麼看待法治建設與國家建設的關系呢？

國家建設需要從各個方面展開。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一個世界體系中的國家，首先要有強大的軍事。在中國古代，在「華夏—蠻夷」的格局中，軍事是否強大雖然也很重要，但並不是一個特別關鍵的問題。譬如，趙宋王朝的軍事就比較弱，以朱熹為代表的思想文化照樣很發達，社會生活也比較繁榮，《清明上河圖》就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繁榮的寫照。傳統中國王朝的滅亡大多不是由於外國軍事力量的入侵，而是人民的造反。但是，在現代的國際格局中，軍事實力對於國家建設的意義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軍事實力決定了一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真實地位。一個國家所擁有話語權的多少、在全球資源分配中能夠占據的份額，從根本上取決於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因此，國家建設首先是軍事建設。軍事建設當然需要法律與法治，因為軍事建設也需要規則，需要在規則之下有序展開。但是，軍事建設與法治建設的關系是：法治建設應當服務於軍事建設。無論是軍事領域的法治建設，還是軍事法律對於軍事行為的治理，都應當服務於強軍這一目標。傳統中國盛行的「兵刑同義」，關於「兵刑同義」，《國語·魯語·上》的說法是：「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撲，以威民也。」在當代中國當然不足為訓，但軍事法治建設以強軍作為目標卻是沒有任何疑問的。

國家建設的第二個支撐點是經濟建設。即使是軍事建設，也離不開經濟實力的支撐。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就難以為繼。因此，強大的經濟實力是國家建設的另一個核心內容。在現代世界體系中，強大的經濟既包括生產、也包括交易。至於經濟建設與法治建設的關系，多年來，法學理論界已有很多的論證，主導性的觀點是「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1］。盡管這樣的說法不夠細致，但法治說到底是服務於經濟建設的。在經濟與法治之間，經濟建設是目的，法治是手段。法治服務於經濟的基本方式就是提供規則並讓規則得到有效的執行，讓生產和交易持續地、有序地展開。

對於軍事與經濟作為國家建設的重心，早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有所認知。法家學派對「耕戰」的獎勵，就是對於軍事與經濟的獎勵。法家學派重視法律的價值，強調「以法治國」［2］，法家「法治」的具體指向就是「耕戰」，就是要為國家的軍事與經濟服務。當然，那個時代的軍事與經濟都相對簡單，無論是軍事能力的提升，還是經濟實力的增長，主要都依賴於人力的投入。但是，即使是這樣，通過「法治」獎勵「耕戰」的秦國依然在列國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戰國時代的第一強國。

今日的世界體系已經不同於兩千年前的列國體系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是：國家建設除了軍事與經濟，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那就是科技。在冷兵器時代，軍事實力跟科技沒有太大的關系，但在當代，軍事實力主要依靠科技實力來支撐、來體現。有沒有戰略性武器、信息能力的高低，對於軍事實力具有根本性的決定作用。同樣，經濟建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科技建設問題。科學技術為什麼是第一生產力？原因就在於：經濟的競爭已經轉化為科技的競爭，無論是生產還是交易，科技含量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最近幾百年來，為什麼西方領先於中國，就是因為西方率先發生了工業革命、科學革命，在現代科技方面已經走在了中國的前面。因此，國家建設的第三個核心任務就是科技建設。就科技與法治的關系來看，科學技術的發展同樣需要法治、法律的保障。

如果把軍事、經濟、科技看作國家建設的物質層面，那麼，國家建設還有一個精神性的層面，即主要體現在文化教育領域，或者說是精神文明領域。從歷史經驗來看，秦王朝的短暫潰敗就體現在文化建設的落後上。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建設不能不重視文化教育事業。當今世界，一流的國家無不有一流的文化教育。高水平的大學與研究機構是文化強國的集中體現。而且文化建設還是塑造優秀國民的根本渠道，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會有什麼樣的國家，國家建設依賴於國民，國民的塑造則取決於文化教育。所以，百年大計，樹人為本。從文化教育與法律、法治的關系來看，同樣是法律、法治服務於文化教育。

在軍事、經濟、科技、文化之外，國家建設當然還包括其他方面的內容，但是，這四個方面是國家建設的核心。法治與國家的軍事、經濟、科技、文化建設的關系主要是，前者服務於後者，前者是後者的手段、工具。這就是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的關系。那麼，相對於國家建設來說，法治建設有沒有獨立的價值與意義呢？當然也有。譬如，法治可以成為一種文化財富、精神財富，成為文化、精神的一個因子，但是歸根結底，法治建設是為國家建設服務的，這是主線，是無法扭轉的。

二、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

2014年春天，有一個從挪威奧斯陸大學歸國的法學同行問我：你承認自由、民主、人權的普適性嗎？我說我當然承認。自由、民主、人權，抽象地說，它們都是好東西。這些東西都像善良、德性、友誼等好東西一樣，是人人都需要的。但是，自由是什麼呢？讓小孩子在街頭便溺是自由嗎？把私家車停在城市道路的兩側是自由嗎？在小區廣場上放著喇叭跳健身舞是人權嗎？對今日泰國的民主又該如何評估呢？問題就在這里。抽象地說，自由、民主、人權都是積極的。但是，只要一落到實處，問題就出來了。「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這句話是18世紀法國政治家羅蘭夫人於1793年臨刑之前留下的名言。這句充滿悖論的名言指出了在自由的理想與自由的實踐之間還存在著巨大的鴻溝。

法治也是這樣。有沒有普適性的法治？當然是有的。法律規則的治理就是一種普適性的法治。有法律，並按照法律治理國家、治理社會、治理政府，就是法治的普適形態。而且還可以進一步指出，作為法治之依據的法律應當是普遍的、公開的、明確的、穩定的。這些要求都具有普適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存在普適法治，應當確認、接受這樣的普適法治。

但是，我們用這種普適法治提供的標准來衡量我們的現實生活就會很麻煩。譬如，已經被廢棄的勞動教養條例，按照這部出自國務院的行政法規來進行勞動教養，從形式上看，完全符合「法律之治」的要求，而且這部行政法規也是普遍的、公開的、明確的，在50多年的時間里也是穩定的。按照普適法治的要求，勞動教養條例及其實踐沒有任何問題。然而，時至今日，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普遍都認為這部行政法規不能繼續適用，應當予以終止。再放眼看看當代中國成千上萬部法律、法規、規章，哪一部法律、法規、規章與普適法治的要求構成了明顯的沖突呢？幾乎沒有。我們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就處於這些法律、法規、規章的治理之下。但為什麼還有很多人認為我們的法治水平並不高、甚至較低？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普適的法治標准跟自由、人權一樣，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是一個「大詞」。這個「大詞」是有意義的，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我們對法治的認知僅僅止步於這樣一個「大詞」，其實是無濟於事的。誰都知道法治很好，應當實行法治，但怎麼實行呢？這就是具體的法治。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應當著眼於具體法治建設，法治中國建設應當著眼於具體法治的研究。

所謂具體法治及其建設就是通過具體問題的解決來推動法治建設。一切應從時間、地點、條件出發來討論法治，語境化地討論具體的法治。譬如，法院管理體制的改革、勞動教養制度的廢存、審判委員會制度的去留等，就屬於具體法治問題。公眾普遍關心的房價太高、就醫太難之類的問題，如果從法律、法治的角度來觀察，就是現實性極強的具體法治問題。從實踐的層面來看，法治建設只能針對具體問題，建設具體法治不是去建設一個抽象的法治，亦不可能建設一個普適的法治。

從理論上看，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就相當於自然法與實在法的關系，甚至是傳統中國所謂的天理與王法的關系。應當追求普適法治，它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樣，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普適法治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樣，只能為我們勾畫出一個大致的方向。普適法治就像一面旗幟一樣，必須把它懸掛在那裡，但革命的成功不能僅僅依靠那一面旗幟。作為一個「大詞」的普適法治也是這樣。我們必須要有這樣一個總體方向，但同時也要清楚：實踐中的法治只能是具體法治，只能是以有效解決具體問題為追求的具體法治，只能是把事情辦好、辦妥、辦成的具體法治。這樣的具體法治才是法治研究應當聚焦的對象。

對於當下的法治研究來說，不必在普適法治的概念與理念上過多地糾纏。應當把研究的重心放置於具體的法治問題上，套用胡適所說的「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的名言［3］，我們也可以說，少談些普適法治，多研究、解決些具體法治。在實踐中，嚴格地說只有具體的法治，而沒有普適的法治。

經典作家馬克思出身於法律專業，在他的眾多著述中討論了大量的法律、法治問題。但是，馬克思幾乎沒有專門論述過法治的概念，尤其沒有對普適的法治進行討論。馬克思對法治問題的論述都是具體的法治問題。譬如，關於書報檢查制度的討論、關於普魯士林木盜竊法的討論，還有恩格斯關於英國憲法的討論等等［4］。應當學習經典作家關於具體法治的研究路徑，更好地推進當代中國的具體法治建設。

三、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

在法治中國建設中，還存在著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二元劃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形式法治以程序正義的名義得到了廣泛的學術認同。譬如，有學者認為，公正的程序是促進現代化的社會變革的基本杠桿之一，法律程序的價值與特徵主要體現在：對恣意的限制、理性選擇的保證、「作繭自縛」的效應和反思性整合［5］。這種對法律程序的強調體現了形式法治的精神實質。按照這樣的學術觀點，法治主要是一個程序性的問題。

在形式法治理論之外，還有實質法治理論。有學者研究後發現，形式法治理論存在著不同的版本，其中比較薄弱的觀點主要強調以法而治，即法律是政府的工具；而相對濃厚的形式法治觀點主要強調形式合法性，強調法律規則應當是普遍的、面向未來的、明晰的、確定的；更加濃厚的形式法治觀點強調民主與合法性，要求由合意來決定法律的內容等等。與形式法治理論相對應的實質法治理論同樣存在著不同的版本：比較薄弱的實質法治理論主要強調個人權利，特別是個人的財產權、隱私權、個人自治；相對濃厚的實質法治理論強調尊嚴或正義；更加濃厚的實質法治理論強調社會福利，包括實質平等、福利以及共同體的發展等等［6］。

如果這樣的二元劃分可以成立，那麼，該如何處理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呢？筆者認為，法治建設的這兩個方面都不可偏廢。如果沒有形式法治，實質法治就沒有外衣，就處於裸露狀態；但如果沒有實質法治，形式法治就像是一件外衣，卻沒有身軀。這就是說，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都是必不可少的。就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而言，形式法治是一個初級目標，較之於形式法治，實質法治才是高級目標。因為形式法治的形式性，其總是容易做到的。有一種觀點認為，「重實體，輕程序」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長期以來，我們都『重實體，輕程序』，而西方則有程序優先的傳統。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受中國漫長的封建法制影響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長期的農耕文化的影響。」［7］這樣的觀念盡管很流行，但卻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傳統中國的「程序法」已經很發達了。傳統中國的禮儀已經發展到堪稱煩瑣的程度，這些禮儀本質上就是程序法。喪禮、婚禮、祭祀之禮，以及其他種種禮儀，以現代的規則分類標准來看，都是程序性的法律規范。當然，現代意義上的訴訟程序（尤其是刑事訴訟程序）在傳統中國確實不夠細密，但這種狀況與傳統中國對審判的固有觀念是聯系在一起的。「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孔子的意思是，司法、審判都是不得已的惡，是道德教化不成功的產物。換言之，訴訟最好不要發生，即使不可避免，也不宜濃墨重彩去渲染。因此，傳統中國由於固有的法律觀念，沒有發展出細密的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成熟的程序法。從某個角度來看，傳統中國的程序法是相當成熟的。

遷延至當代，經過幾十年的法治建設，當代中國的程序性法律已經比較發達了。訴訟程序法自不必說，行政程序法、監督程序法已經到了疊床架屋的程度了［8］。但是，公眾還是在抱怨法治不健全，有學者甚至認為，法治呈現出倒退的趨勢［9］。問題出在哪裡？就在於：僅僅強調形式法治，並不能滿足社會需要。法治說到底還是要滿足社會公眾的實質性的需要。因此，在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之間，在形式法治的基礎上，實質法治是一個更值得追求的高級目標。

實質法治的內容到底是什麼？有學者認為，「法治的永恆主題」是自由權利［10］。對此，本文持有不同的看法。自由權利雖然很重要，但法治與權利自由沒有直接的關系，因為法治的核心指向就是法律的統治。在法律規則的統治下，人類能夠收獲的只能是法律秩序。法律秩序與個體的自由權利雖有某些聯系，但絕不能完全等同；人們在法律規則之下行事，固然享有一定的自由權利，但沒有法律人們同樣可以享有另一種自由權利。譬如，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既沒有統一的、全國性的中央政府，也沒有統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這種遠離「法律統治」的狀況恰恰為很多人提供了自由行動的巨大空間。可見，在「有法律的自由」與「沒有法律的自由」之間，到底孰高孰低，還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否則，一生尋求自由的莊子為什麼要強調「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莊子·胠篋》）？

❾ 公民在法治建設中的責任

要真正建立起法治社會，公民的參與對社會法律信仰的建立和公民法治意識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法治是依據法律的治理，其包含著人民主權的價值理念。一個社會法治水平的高低有賴於廣大公民對法的信仰和介入其中的程度。因此，在推進法治建設中，公民無疑是一個起決定作用的重要主體。

⒈公民參與法治建設是公民的憲法權利。

我國《憲法》第2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法治建設作為一項國家事務、社會事務，廣大人民群眾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參與管理某些國家事務、社會事務和法制建設事業。對公民而言，參與法治建設更多的蘊涵著一種責任和擔當。

⒉公民參與可以促進全社會法治意識的提高。

良好的公民法治意識是法制建設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法律的真正活力不在於被知曉，而在於被使用。可以說，法治現代化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公民參與的態度發揮著公民法治意識內源性基礎的作用。

⒊公民參與可以保證法律的有效實施。

如果沒有法治觀念和法律信仰的培養，很容易導致公民產生消極的法律意識。相當多的違法行為，比如違反交通規則、違反市場秩序等之所以屢見不鮮，並不是行為人不懂法，不知道這些行為的違法性，而是因為他們沒有端正自己的法治意識，沒有真正地樹立起對法律的信仰。法律信仰是指人們對法律發自內心的信任、信服乃至敬畏，並自覺將其作為行為規范的法律情感。公民參與有利於法律制度得到公民的認知、認同和信仰，從而在內心真正樹立起法的權威，只有讓公民充分參與立法，法律才能切實反映不同社會階層的需要。

⒋公民參與可以推動國家法律的建立與完善。

從世界范圍來看，公民參與國家法律的制定和完善，已是相當普遍的國家立法方式。近幾年，我國在保證公民參與國家立法活動上也做出了切實的努力，我國《立法法》第5條規定:「立法應當體現人民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

目前，我國公民參與立法的形式多種多樣，主要有:公開徵集立法項目建議或法律法規草案稿、立法調研、書面徵求意見、座談會、公布法律草案徵求意見、論證會、列席和旁聽以及立法聽證等8種形式。

當前，受封建等級思想影響，我國公民仍缺乏獨立的主體意識。並未完全擺脫對國家和政府的依附意識，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在社會公共活動中具有獨立、平等、自由的主體地位。公民缺乏獨立的主體意識，一方面表現為對公權力的盲目崇拜，把自身的利益和訴求寄託在國家機關和「清官」身上，而不是依法對其行為進行監督和投訴；另一方面，缺乏應有的參與意識和歷史使命感，對法律制定中應有的權益不敢或不願去主動爭取，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助長了人治型和專制型政治文化的頑固不化。

法治建設是一個國家政治文明的重要環節，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已成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公民參與法治建設已是必然的選擇，關鍵就是把公民有有序參與納入到良性互動的軌道中。公民參與應該成為國家法治建設的重要因素，這不僅是公民憲法權利的體現，更是一個社會走向法治的必然途徑。建設社會法治國家已成為實現「中國夢」的一個組成部分，需要我們創造條件，從培養文化意識、塑造法律信仰、構建體制機制入手，切實保障公民參與法治建設的機會和權利，只有這樣，法治國家的願景才能早一天實現。